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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世纪以来，中国画的创新几乎成为了艺术家进行创作的首要追求。在艺术商品化和以破坏为新异的现代思潮中，坚持自我还是取媚市场和趋骛时髦是艺术家最难以自守的一道难关。国画大师沈耀初在漂泊台岛40余年的境遇下，寄情于画，不为时人时事所扰，用线条和色彩建构起自己的艺术世界。本文通过对沈耀初冶艺历程和人生轨迹进行交叉分析，尝试对其艺术思想进行深入理解。
【关键词】 文人画；沈耀初；艺术；思想；人生
[中图分类号]J22 [文献标识码]A
沈耀初（1907-1990），本名沈仲裕，字旭吾，耀初是学名。清光绪33年生于福建省诏安县城南仕渡村（现为仕江村），故自号“士渡人”（70岁后改“士渡叟”）。1948年东渡台湾，因两岸风云剧变滞留台湾四十余年。教书育人之余醉心画事，1974年获台湾画学会最高奖项——金爵奖，20世纪80年代末被台湾文建会推选为“台湾十大前辈美术家”。
20世纪90年代我国大陆地区掀起了实验艺术，但并没有完整地建立起属于中国本土艺术的自我个性和观念。被称为“继吴昌硕后又一盏大写意明灯”的沈耀初，面对漂泊台岛40余年的境遇，寄情于画事，终有所成。其晚年叶落归根并建立美术馆珍藏其一生力作，向世人展示了立足于中国本土艺术的基础上，运用中国画的传统笔墨而进行的中国式的水墨艺术实验的成果，这为后人在中国画创新上提供了很好的示范。
一、与书画的不解之缘
有人说沈耀初与书画结下不解之缘并最终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是得遇名师指导，这一观点笔者不敢苟同。恩师的言传身教以及品性固然对沈耀初的影响颇深，但对于书画的热爱却是在遇上沈镜湖老先生之前便客观存在的，因此笔者认为沈耀初所处的环境才是重点。
福建省诏安县，位于福建省最南端，背山面海、水陆交通便利，地处闽粤交通要冲，与广东省饶平县接壤，素有“福建南大门”之称。诏安历来文风昌盛，书画活动可以追溯到唐朝。唐开元年间，著名书法家钟绍京被贬任怀恩县尉，开诏安书画活动之先河。自明朝以来，名家辈出，有沈起津、刘国玺、沈瑶池、谢琯樵、汪志周、胡倬章、许钓龙、吴天章、马兆麟、沈镜湖、谢锡璋等一众名家。清末（19世纪中后期）形成“诏安画派”，其流韵曾风靡全省。时至今日，茶余饭后谈书论画依然是诏安群众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诏安于1993年被文化部群文司授予“书画艺术之乡”的称号，足可见诏安的文风之盛。沈耀初的家乡位于诏安城南的仕渡村，背靠南山，村前西溪流淌，仿佛是5000年来中华耕读文化经典情境的缩影。由此看来，家乡的文风昌炽、青山绿水当是引导沈耀初走上书画之路的启蒙导师。
沈耀初8岁时，父亲和大哥远渡南洋谋生，沈耀初进入本村的私塾读书，开始研习古文。沈耀初醉心于作画，有一次竟因涂鸦而忘记了上课的时间，塾师在祠堂一角找到了他，本应受到责罚。而这塾师是个开明之士，晓得他的天性，竟“以画代罚”，拿出自己的折扇令其作画。恰巧，这把折扇被族中的老画家沈镜湖瞧见，见他有绘画上的天赋，执意收其为徒。沈镜湖其人，一生甘守平淡寂寞，钻研绘画，特爱黄慎、沈瑶池、华喦、任伯年等人之绘画。有了名师的指点，10岁的沈耀初开始了自己的习画生涯，開始懂得如何运用笔墨，从此脱离孩童胡涂乱抹的阶段。
从私塾毕业后，得到了父亲和大哥从南洋寄回来的钱，沈耀初得以继续学业，初中的三年，他的画艺大进，且成绩优异，并坚定了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艺术的决心。初中毕业后，沈耀初决心报考艺术院校以期获得更为系统的美术教育。他本想报考京、沪等地的艺术院校，奈何每学期三百“袁大头”的学费不是家庭能够负担的，无奈之下报考了汕头艺术师范学校。入学后，由于不满当时老套、刻板的教学，先后辗转于厦门美专和漳州龙溪职业中学艺术科，最后在漳州龙溪职业中学艺术科肄业，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青年时期，我的正规美术教育，说起来是受得相当辛苦。”[1]5在失望之余，他考入汕头时中专科学校文科，系统学习中国古典文学，这也为他以后创作文人画奠定了坚实的文学功底。
晚年回忆起幼年时涂涂画画的情景，沈耀初说“真是一种快乐的，孩童无穷活力的十足宣泄呀。”[1]5沈耀初对家乡的描述亦可佐证笔者之前所提出的观点，他说：“对那些花鸟虫鱼、山水人物，真有说不出的欣羡与喜好。”[2]1 “这样的生活环境，当然对我发生了浓郁的濡染之效，耳目所及，尽是可以入画的烟雨江帆、山水鱼虫以及无数令人欣羡激赏的古今名家传世之杰作。”[1]5“故乡彼时之于我的种种，真是一种无上的幸福啊！没有那云山雾水的灵秀景致和意气英发的风流人物，就无以蕴育出我毅然挺立一生的大地——那融汇着色彩和线条的绘事大地啊！”[1]5
二、初窥大写意花鸟画门径
沈耀初是何时走上文人画的道路？又是如何走上文人画道路的？这是所有的沈耀初研究者都无法避开的问题。笔者以为，沈耀初走上文人画道路始于大写意花鸟画的创作。其时诏安画坛的风气以清秀劲拔为主，故而沈耀初开始大写意花鸟画的创作应是始于对以吴昌硕为代表的“海派”诸家的研习。
1930年在汕头市中专科学校文科毕业后，沈耀初先后在诏安和云霄的几个小学任教。教学之余，依然坚持作画。1931年首次参加全县美展，便使邑中艺苑大为震惊。他将自己研习吴昌硕诸家的收获融入到画作中，用巨幅宣纸、以如椽之笔泼墨绘成巨幅花鸟山水作品参展，这些作品的风格大异于当时诏安的画风，因而备受赞赏和鼓励，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好的开始。文人画有别于院体画、禅画等画体，其所讲求的是笔墨情趣，以及文学、书法的修养和对画面意境的营造，作画的主旨是借画以抒怀。沈耀初晚年时回忆了自己首次参加全县美展时的情景，当时对自己的作品颇为自得，他认为“当时竟有一股摆脱传统力求创新的雄心勇气，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气势和生命活力。”[2]2由此可见，这一时期（1949年以前）的沈耀初对于大写意花鸟画尚处于初窥门径的阶段，更遑论走上文人画的道路。但随着功力的加深，他感于当时“大笔恣意挥洒，粗犷霸悍有余，却缺乏古朴浑厚的意味”[2]2。 在抗战期间，沈耀初积极参加抗日宣传活动，以画笔作为武器，鼓吹民族御侮意识。1941年沈耀初同沈汉桢、沈锡纯（人称“燕石三友”）一同创办了“燕石画社”，一起创作漫画配合抗日宣传。
1948年，在亲友的鼓励支持下，沈耀初筹备到厦门办一场画展。同时，他与二哥中标了仕渡村南山山坡上的一块土地，准备一起经营农场以改善家庭的生计。当时台湾的农具较为先进且便宜，家人商议后决定让沈耀初在厦门举办画展后到台湾采购农具。年底，“沈耀初画展”在厦门如期举行，鹭岛报刊称其“笔如大椽，有八大之风”。但由于其为人不谙世故、不善交际，被一些人讥为“只可自娱，不可见世”。
三、寄情于画事，终有所成
结束了在厦门的画展，沈耀初搭上了东渡的客船，前往台湾，岂料这一去便是四十年。期间居无定所、老病缠身、频繁变换工作，所遭遇的种种，更加加深其内心的漂泊感。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他寄情于画事，终有所成。
（一）冷淡生涯——走上文人画道路的催化剂
在1949—1958年的这段时间中，沈耀初的生活过得可谓是十分的困顿和无奈，我们从其这段时间的作品上常题“冷淡生涯”四字便可窥见一二。
初到台湾的沈耀初，受到了同乡亲友的款待，在亲友的帮助与策划下，于1949年初在台中省立图书馆举办了“沈耀初书画艺术展”。但这次的展览并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这令沈耀备倍感失望。究其原因，台湾虽已光复5年，但由于日本在台湾的文化渗透甚深，盛行于台湾艺坛的依然是日本的书道和胶彩画，而中国画则被称为“南画”，无人问津。
1949年台海剧变，大陆的民众一窝蜂地涌向台岛，大陆的船只来到台湾却不肯回返，沈耀初无奈之下只好先寄居亲友家中再做打算。在此期间，台湾媒体连篇累牍地报道大陆地区民不聊生、饿殍遍野的景象，这使得沈耀初的内心更为煎熬与焦虑。本拟先谋一份教职，但谋生所需的学历和教历证明在邮寄的过程中遗失，这对当时的沈耀初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没有学历和教历证明，难以谋得一份教职，又不堪蛰居亲友家中忍受旁人的闲言碎语，沈耀初生出遁入空门之心，奈何寺院的善门难开。偶然邂逅时任台中县府员的同乡沈奠国，沈奠国久慕沈耀初画名，听闻了沈耀初的艰难处境后举荐他到集集初中任美术教员。有了同乡的举荐，他终于谋得一份差事，解决了燃眉之急。但由于学历与教历证明的遗失，并不能担任正式教员，在几年间先后辗转于几所学校任教，所取得的工资也甚是微薄，香烟和茶叶这两样“奢侈”的享受只能拣最便宜的买，作画所用的许多颜料则自己动手制作。
沈耀初在滞留台湾的困顿环境中仍坚持作画。他晚年著《学画自述》时在开头便说“不管生活在如何颠沛困苦之中，那几根秃笔和一方破砚，始终敝帚自珍，随身携带”[2]1，“只有我这个狂人呆子，固执所好，乐此不疲”[2]1。支持他坚持作画的因素，对绘画的喜爱必是其一，但并非第一因素。笔者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精神层面的因素，即他将绘画作为一种精神寄托，以画抒情并以此重现关于家乡的记忆。其所绘的都是生活中的寻常景致与事物，所塑造的艺术形象与平民百姓心目中的美更为接近，质朴且真挚。他自己也说，“我喜欢捕捉生活中的寻常景致与事物”。闽南与台湾两地风俗、语言和物产等方面都十分相近，沈耀初所捕捉的寻常景致、事物都是存在于他关于家乡的记忆中的。在台岛漂泊的无数个日夜中，他通过画笔重现脑海中存留的关于家乡景象的记忆，建构起自己的艺术世界。
如作于1953年除夕之夜的《破巢雏鸡图》，题跋上写道：“故国悲沦落，旧巢风雨侵。大难求净土，破屋话酸辛。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对汝长叹息，飘泊两关情。癸巳除夜见邻舍敝筐一具，中有无母饥刍三两哀啼其间，景殊萧索怆凉。缅怀桑梓老弱妇孺，其流离道途，辗转沟壑者，厥状当较此刍更惨，爰作《破巢雏鸡图》以资志慨云耳。”作于1971年的《老妇上市图》，题跋上写道：“白发佝背，粗布袍袄，莫道年高体健，只缘生计，菜篮走一遭，但愿市上物价稳，淡饭粗菜亦陶陶。辛亥大寒戏写雾峰街头所见。”
在沈耀初众多的作品中，有一系列以“大雁”为主题的作品尤为引人瞩目，这一系列作品的时间线索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一直延续到80年代末期，贯穿了他在台岛生活的所有时间。我们可以通过作品中大雁的形象以及画面的意境来完整地体验沈耀初在不同时期的心境，这大致有三个阶段。從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初到台岛形单影只的孤独形象，到70年代彷徨无助的漂泊形象，再到80年代翘首以盼的思归形象。这其中的情绪层层递进，离乡愈久愈加思念家乡。最终，沈耀初以简括的抽象形态来造型，简略了大雁身体的部分，着重突出了大雁的长颈与翅膀。对大雁如此造型沈耀初当属画史上的首例，也是“以形写情”、“以形言情”的示例。大雁的长颈体现沈耀初翘首以盼欲返乡的愁绪，而大雁的翅膀则表达了振翅高飞急归家的情感。如作于1971年的《落日归雁》，题跋上写道：“天晚归飞急，舍山落日迟。辛亥岁阑思家倍切，爰作此遣怀云耳，耀初记”；作于1985年的《晚霞归雁图》，题跋上写道：“目送飞鸿去，旅次客心惊。羡渠腾健翼，愧我仍令丁。画中有真意，身外薄浮名。士渡关塞远，何日作归耕”；作于1988年的《雁南飞》，题跋上写道：“岁晚江湖同是客，莫辞伴我向南飞。”在沈耀初画作的题跋中，亦常见“客”字，如“客雾锋”“客新店”“客万丁园”“客五峰”等，可以看出他始终认为自己只是暂时居留在台湾的客人，这印证了“思归”占据了沈耀初内心情感的主旋律。
在当时所处的情境中，文人画的寄情作用是他最好的精神抚慰剂，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何他会走上文人画创作的道路。据此，沈耀初开始文人画创作当是在台岛所受的种种境遇之后，在台岛的经历也当是沈耀初走上文人画道路的催化剂。观其作品，便可感其当时内心的情感活动。
（二）师法吾心——艺术风格走向成熟
沈耀初于1958年参加了台湾教员资格鉴定考核并获得证书，从此才得以在“国中”任职正式教员，生活稍微得到了改善。奈何久治不愈的胃病使其备受折磨，1965年的一场大病终于使得沈耀初决定提前办理退休，并于1966年在台中雾峰农校退休。领取了五万元台币的退休金，在朋友的帮助下隐居于云林县南投雾锋山区中一个废弃的工寮，取名“万丁园”，自此与花鸟虫鱼、笔墨纸砚为伴。 沈耀初曾概括过自己的创作阶段，从“临摹古人到临摹自然”，之后是“师法吾心”。观沈耀初的作品，他深研青藤、八大山人、扬州八怪、吴昌硕、齐白石诸家之作，后来立基于吴、齐笔意，吸收各家精华，终于融会诸家神韵，登上了大写意花鸟画的巅峰，如作于1956年的《紫藤》、1957年的《梅》《兰竹》、1965年的《老圃秋容》等作品即可很好地反映出来。因此，沈耀初进入“师法吾心”的创作阶段应是20世纪60年代末期，这也正是他迁居雾峰之后。沈金耀（2007）认为，“师法吾心”不是一个创作的阶段，而应当是一种状态。笔者认为，“师法吾心”是一种境界，即随心创作的境界，这从沈耀初晚年的作品《桃都天鸡》《虎》《浴牛》《柳塘游鸭》等都可看出。据此而论，沈耀初的艺术风格走向成熟的时期应当是20世纪70年代。
沈耀初谈自己的冶艺心得时说：“四、五十年地独自摸索，糊里糊涂地淌水弄墨，无形中也走出自己的路来。所以，我想‘求诸己’最后才能‘走出自己’。”[1]6而如何“走出自己”？笔者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从沈耀初晚年所著画论中寻找。
沈耀初将传统比作“血统”，看作是“源头活水”、是“根本”，而“后人应该依恃传统的力量在向前推进，成就新的一代面目，才算是尽了本分”[3]3，同时又提出“中国画可以变，但必须永远是中国画，不能变成东洋画或西洋画，或者不中不西之画。中国画的特色，在其笔墨，所以中国的毛笔，中国的墨彩，决不可失”[3]3。因此笔者认为，“走出自己”的创作道路所依恃的是中国画的传统，即到传统中去寻找走向现代的道路，沈金耀称之为“获得传统的力量”[4]。因而只有明白历代绘画的嬗变，才能找到突破传统的道路，在保留传统中国画的美学根性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关于如何选择突破传统的道路上，沈耀初主张“就本性所近，自寻出路，自辟蹊径”[3]4。
文人画是文人藉由绘画以抒心中之情，可以说是一种心灵的修炼。当画家将作画作为一种挣钱糊口的手段或买名炫世的工具时，将决不可能作出文人画。而沈耀初则认为作画“但求心安理得，亦足以自娱、自慰和自遣”[2]1。这与文人画所要求的性情上的自由自在、生活上的无拘无束不谋而合。而且沈耀初认为：“中国画自文人画兴，路数加宽，韵味加深，主要是其笔墨展现书卷气，可以减却火气、霸气。”[3]4沈耀初所提到的“展现书卷气”“减却霸气、火气”亦是对心灵的修炼。于是，文人画就成为了沈耀初的不二选择。
在关于创新的问题上，沈耀初反对墨守成规、一成不变地进行绘画创作、做“今之古人”，从他“成就新的一代面目”的话语中我们就可以看出他抱有突破藩篱的雄心。沈耀初在进行书法创作时常写“有容乃大”四字，他说“我向不存门户之见，常能欣赏各家之长，凡有创新之作，无不钦佩赞叹……其一，决不能固守自己一隅，以为去此一步便无山，一味否定他人，那是无肚量；其二，决不认为众人至处才是山，一味趋时媚俗，那是无志气；其三，亦不认为人迹未至不是山，一味墨守成法，那是无胆识”[3]4。在支持求新、求变的基础上，沈耀初认为这并非一蹴而就，而应该是一种“渐变”，他在《学画自述》中谈到：“欲出古人，达到新的创意，真是谈何容易？我从不主张盲目地求变，而是顺诸学养、意识，逐渐求变，以达致自然表露自家风貌。”[2]2
关于表露自家风貌，沈耀初有自己的考量，他认为：“为承载五千年历史，为体现千万里河山所孕育的中国艺术精神，一切笔墨展现，总是宁大勿小，宁拙勿巧，宁重勿轻，宁厚勿薄，宁迟勿速为宜。”[3]4在此基础上，经过不断地笔耕摸索，最终逐渐形成了“重、大、拙、厚、迟”的风格。
20世纪以来，中国画的创新几乎成为了艺术家进行创作的首要追求。刘曦林认为，在艺术商品化和以破坏为新异的现代思潮中，坚持自我还是取媚市场和趋骛时髦是艺术家最难以自守的一道难关。[5]沈耀初漂泊台岛时寄情于画，用线条和色彩重现脑海中家乡的记忆，建构起自己的艺术世界，可以说文人画的寄情作用于沈耀初来说是精神和心灵的抚慰剂。但在文人画的创作过程中，又使沈耀初的精神和心灵得到修炼，使其能够耐得住寂寞，在创作时不为时人、时事所扰。亦如其所秉持的“顺诸学养、意识，逐渐求变，以达致自然表露自家风貌”[2]2，就是内心修炼的最好论证。
1973年，台湾书画评鉴家学会常务理事兼评鉴主任委员的台湾著名画家、艺评家姚梦谷再三邀请沈耀初前往“国立”历史博物馆展出。同年8月“沈耀初国画艺术展”顺利举办。这一展出，震动台岛。次年，沈耀初获台湾画学会最高荣誉——“金爵奖”，1987年与张大千、黄君璧等共同被台湾文建会推选为“台湾十大前辈美术家”。沈耀初先后在美、欧、澳、南美、东南亚40多个国家和地区举办个展或联展，代表台湾资深美术家抵巴西、日本、韓国等地交流展出，作品被海内外诸多博物馆、展览馆和个人长期陈列珍藏，美国西雅图机场也曾邀其为新落成的候机楼作画。
四、叶落喜归根
沈耀初在台岛享有盛名，但心中依然挂念着家乡。1982年在时隔34年之后终于踏上了故乡的土地。1987年，两岸关系出现缓和，台湾居民返回大陆探亲成为可能。沈耀初于次年再次回乡探亲。1989年6月中旬在台湾进行的一次常规的体检中，意外发现已到了肺癌晚期。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沈耀初抓紧一切时间筹措回乡定居事宜，终于1990年回到了家乡。遗憾的是，沈耀初于同年10月24日于家乡病逝，葬于故乡仕渡村南山之上。1991年，遵照沈耀初的遗愿，“沈耀初美术馆”在家乡诏安县城落成剪彩并免费向社会开放，展示其一生的心血。沈耀初早年的学生、时任上海美术家协会主席沈柔坚为美术馆题了匾额，沈耀初生前好友、诏籍台湾著名诗人许崇明为美术馆撰写了一幅楹联——“归艺林一代宗师法墨纵横存大笔，开华夏几层馆阁丹青怀抱寄千秋”。如今，美术馆已成为诏安县的文化交流中心、对台文化交流的窗口，更是“中国书画名家馆联会”二十四家成员馆之一。
沈耀初的回乡与美术馆的建立与开放，无疑向世人展示了立足于中国本土艺术的基础上，运用中国画的传统笔墨而进行的中国式的水墨艺术实验的成果，为后人在中国画创新上提供了很好的示范。
参考文献：
[1]沈耀初.活在自然的律动中[G]//卢炘.沈耀初研究文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
[2]沈耀初.学画自述[G]//卢炘.沈耀初研究文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
[3]沈耀初.我的艺术创作观[G]//卢炘.沈耀初研究文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
[4]沈金耀.古老的现代画家——论沈耀初的绘画生涯及其艺术观[J].闽台文化研究，2007（3）.
[5]刘曦林.艺术的痴情苦人──沈耀初艺术读后[J].美术研究，2001（2）.
【关键词】 文人画；沈耀初；艺术；思想；人生
[中图分类号]J22 [文献标识码]A
沈耀初（1907-1990），本名沈仲裕，字旭吾，耀初是学名。清光绪33年生于福建省诏安县城南仕渡村（现为仕江村），故自号“士渡人”（70岁后改“士渡叟”）。1948年东渡台湾，因两岸风云剧变滞留台湾四十余年。教书育人之余醉心画事，1974年获台湾画学会最高奖项——金爵奖，20世纪80年代末被台湾文建会推选为“台湾十大前辈美术家”。
20世纪90年代我国大陆地区掀起了实验艺术，但并没有完整地建立起属于中国本土艺术的自我个性和观念。被称为“继吴昌硕后又一盏大写意明灯”的沈耀初，面对漂泊台岛40余年的境遇，寄情于画事，终有所成。其晚年叶落归根并建立美术馆珍藏其一生力作，向世人展示了立足于中国本土艺术的基础上，运用中国画的传统笔墨而进行的中国式的水墨艺术实验的成果，这为后人在中国画创新上提供了很好的示范。
一、与书画的不解之缘
有人说沈耀初与书画结下不解之缘并最终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是得遇名师指导，这一观点笔者不敢苟同。恩师的言传身教以及品性固然对沈耀初的影响颇深，但对于书画的热爱却是在遇上沈镜湖老先生之前便客观存在的，因此笔者认为沈耀初所处的环境才是重点。
福建省诏安县，位于福建省最南端，背山面海、水陆交通便利，地处闽粤交通要冲，与广东省饶平县接壤，素有“福建南大门”之称。诏安历来文风昌盛，书画活动可以追溯到唐朝。唐开元年间，著名书法家钟绍京被贬任怀恩县尉，开诏安书画活动之先河。自明朝以来，名家辈出，有沈起津、刘国玺、沈瑶池、谢琯樵、汪志周、胡倬章、许钓龙、吴天章、马兆麟、沈镜湖、谢锡璋等一众名家。清末（19世纪中后期）形成“诏安画派”，其流韵曾风靡全省。时至今日，茶余饭后谈书论画依然是诏安群众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诏安于1993年被文化部群文司授予“书画艺术之乡”的称号，足可见诏安的文风之盛。沈耀初的家乡位于诏安城南的仕渡村，背靠南山，村前西溪流淌，仿佛是5000年来中华耕读文化经典情境的缩影。由此看来，家乡的文风昌炽、青山绿水当是引导沈耀初走上书画之路的启蒙导师。
沈耀初8岁时，父亲和大哥远渡南洋谋生，沈耀初进入本村的私塾读书，开始研习古文。沈耀初醉心于作画，有一次竟因涂鸦而忘记了上课的时间，塾师在祠堂一角找到了他，本应受到责罚。而这塾师是个开明之士，晓得他的天性，竟“以画代罚”，拿出自己的折扇令其作画。恰巧，这把折扇被族中的老画家沈镜湖瞧见，见他有绘画上的天赋，执意收其为徒。沈镜湖其人，一生甘守平淡寂寞，钻研绘画，特爱黄慎、沈瑶池、华喦、任伯年等人之绘画。有了名师的指点，10岁的沈耀初开始了自己的习画生涯，開始懂得如何运用笔墨，从此脱离孩童胡涂乱抹的阶段。
从私塾毕业后，得到了父亲和大哥从南洋寄回来的钱，沈耀初得以继续学业，初中的三年，他的画艺大进，且成绩优异，并坚定了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艺术的决心。初中毕业后，沈耀初决心报考艺术院校以期获得更为系统的美术教育。他本想报考京、沪等地的艺术院校，奈何每学期三百“袁大头”的学费不是家庭能够负担的，无奈之下报考了汕头艺术师范学校。入学后，由于不满当时老套、刻板的教学，先后辗转于厦门美专和漳州龙溪职业中学艺术科，最后在漳州龙溪职业中学艺术科肄业，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青年时期，我的正规美术教育，说起来是受得相当辛苦。”[1]5在失望之余，他考入汕头时中专科学校文科，系统学习中国古典文学，这也为他以后创作文人画奠定了坚实的文学功底。
晚年回忆起幼年时涂涂画画的情景，沈耀初说“真是一种快乐的，孩童无穷活力的十足宣泄呀。”[1]5沈耀初对家乡的描述亦可佐证笔者之前所提出的观点，他说：“对那些花鸟虫鱼、山水人物，真有说不出的欣羡与喜好。”[2]1 “这样的生活环境，当然对我发生了浓郁的濡染之效，耳目所及，尽是可以入画的烟雨江帆、山水鱼虫以及无数令人欣羡激赏的古今名家传世之杰作。”[1]5“故乡彼时之于我的种种，真是一种无上的幸福啊！没有那云山雾水的灵秀景致和意气英发的风流人物，就无以蕴育出我毅然挺立一生的大地——那融汇着色彩和线条的绘事大地啊！”[1]5
二、初窥大写意花鸟画门径
沈耀初是何时走上文人画的道路？又是如何走上文人画道路的？这是所有的沈耀初研究者都无法避开的问题。笔者以为，沈耀初走上文人画道路始于大写意花鸟画的创作。其时诏安画坛的风气以清秀劲拔为主，故而沈耀初开始大写意花鸟画的创作应是始于对以吴昌硕为代表的“海派”诸家的研习。
1930年在汕头市中专科学校文科毕业后，沈耀初先后在诏安和云霄的几个小学任教。教学之余，依然坚持作画。1931年首次参加全县美展，便使邑中艺苑大为震惊。他将自己研习吴昌硕诸家的收获融入到画作中，用巨幅宣纸、以如椽之笔泼墨绘成巨幅花鸟山水作品参展，这些作品的风格大异于当时诏安的画风，因而备受赞赏和鼓励，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好的开始。文人画有别于院体画、禅画等画体，其所讲求的是笔墨情趣，以及文学、书法的修养和对画面意境的营造，作画的主旨是借画以抒怀。沈耀初晚年时回忆了自己首次参加全县美展时的情景，当时对自己的作品颇为自得，他认为“当时竟有一股摆脱传统力求创新的雄心勇气，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气势和生命活力。”[2]2由此可见，这一时期（1949年以前）的沈耀初对于大写意花鸟画尚处于初窥门径的阶段，更遑论走上文人画的道路。但随着功力的加深，他感于当时“大笔恣意挥洒，粗犷霸悍有余，却缺乏古朴浑厚的意味”[2]2。 在抗战期间，沈耀初积极参加抗日宣传活动，以画笔作为武器，鼓吹民族御侮意识。1941年沈耀初同沈汉桢、沈锡纯（人称“燕石三友”）一同创办了“燕石画社”，一起创作漫画配合抗日宣传。
1948年，在亲友的鼓励支持下，沈耀初筹备到厦门办一场画展。同时，他与二哥中标了仕渡村南山山坡上的一块土地，准备一起经营农场以改善家庭的生计。当时台湾的农具较为先进且便宜，家人商议后决定让沈耀初在厦门举办画展后到台湾采购农具。年底，“沈耀初画展”在厦门如期举行，鹭岛报刊称其“笔如大椽，有八大之风”。但由于其为人不谙世故、不善交际，被一些人讥为“只可自娱，不可见世”。
三、寄情于画事，终有所成
结束了在厦门的画展，沈耀初搭上了东渡的客船，前往台湾，岂料这一去便是四十年。期间居无定所、老病缠身、频繁变换工作，所遭遇的种种，更加加深其内心的漂泊感。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他寄情于画事，终有所成。
（一）冷淡生涯——走上文人画道路的催化剂
在1949—1958年的这段时间中，沈耀初的生活过得可谓是十分的困顿和无奈，我们从其这段时间的作品上常题“冷淡生涯”四字便可窥见一二。
初到台湾的沈耀初，受到了同乡亲友的款待，在亲友的帮助与策划下，于1949年初在台中省立图书馆举办了“沈耀初书画艺术展”。但这次的展览并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这令沈耀备倍感失望。究其原因，台湾虽已光复5年，但由于日本在台湾的文化渗透甚深，盛行于台湾艺坛的依然是日本的书道和胶彩画，而中国画则被称为“南画”，无人问津。
1949年台海剧变，大陆的民众一窝蜂地涌向台岛，大陆的船只来到台湾却不肯回返，沈耀初无奈之下只好先寄居亲友家中再做打算。在此期间，台湾媒体连篇累牍地报道大陆地区民不聊生、饿殍遍野的景象，这使得沈耀初的内心更为煎熬与焦虑。本拟先谋一份教职，但谋生所需的学历和教历证明在邮寄的过程中遗失，这对当时的沈耀初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没有学历和教历证明，难以谋得一份教职，又不堪蛰居亲友家中忍受旁人的闲言碎语，沈耀初生出遁入空门之心，奈何寺院的善门难开。偶然邂逅时任台中县府员的同乡沈奠国，沈奠国久慕沈耀初画名，听闻了沈耀初的艰难处境后举荐他到集集初中任美术教员。有了同乡的举荐，他终于谋得一份差事，解决了燃眉之急。但由于学历与教历证明的遗失，并不能担任正式教员，在几年间先后辗转于几所学校任教，所取得的工资也甚是微薄，香烟和茶叶这两样“奢侈”的享受只能拣最便宜的买，作画所用的许多颜料则自己动手制作。
沈耀初在滞留台湾的困顿环境中仍坚持作画。他晚年著《学画自述》时在开头便说“不管生活在如何颠沛困苦之中，那几根秃笔和一方破砚，始终敝帚自珍，随身携带”[2]1，“只有我这个狂人呆子，固执所好，乐此不疲”[2]1。支持他坚持作画的因素，对绘画的喜爱必是其一，但并非第一因素。笔者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精神层面的因素，即他将绘画作为一种精神寄托，以画抒情并以此重现关于家乡的记忆。其所绘的都是生活中的寻常景致与事物，所塑造的艺术形象与平民百姓心目中的美更为接近，质朴且真挚。他自己也说，“我喜欢捕捉生活中的寻常景致与事物”。闽南与台湾两地风俗、语言和物产等方面都十分相近，沈耀初所捕捉的寻常景致、事物都是存在于他关于家乡的记忆中的。在台岛漂泊的无数个日夜中，他通过画笔重现脑海中存留的关于家乡景象的记忆，建构起自己的艺术世界。
如作于1953年除夕之夜的《破巢雏鸡图》，题跋上写道：“故国悲沦落，旧巢风雨侵。大难求净土，破屋话酸辛。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对汝长叹息，飘泊两关情。癸巳除夜见邻舍敝筐一具，中有无母饥刍三两哀啼其间，景殊萧索怆凉。缅怀桑梓老弱妇孺，其流离道途，辗转沟壑者，厥状当较此刍更惨，爰作《破巢雏鸡图》以资志慨云耳。”作于1971年的《老妇上市图》，题跋上写道：“白发佝背，粗布袍袄，莫道年高体健，只缘生计，菜篮走一遭，但愿市上物价稳，淡饭粗菜亦陶陶。辛亥大寒戏写雾峰街头所见。”
在沈耀初众多的作品中，有一系列以“大雁”为主题的作品尤为引人瞩目，这一系列作品的时间线索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一直延续到80年代末期，贯穿了他在台岛生活的所有时间。我们可以通过作品中大雁的形象以及画面的意境来完整地体验沈耀初在不同时期的心境，这大致有三个阶段。從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初到台岛形单影只的孤独形象，到70年代彷徨无助的漂泊形象，再到80年代翘首以盼的思归形象。这其中的情绪层层递进，离乡愈久愈加思念家乡。最终，沈耀初以简括的抽象形态来造型，简略了大雁身体的部分，着重突出了大雁的长颈与翅膀。对大雁如此造型沈耀初当属画史上的首例，也是“以形写情”、“以形言情”的示例。大雁的长颈体现沈耀初翘首以盼欲返乡的愁绪，而大雁的翅膀则表达了振翅高飞急归家的情感。如作于1971年的《落日归雁》，题跋上写道：“天晚归飞急，舍山落日迟。辛亥岁阑思家倍切，爰作此遣怀云耳，耀初记”；作于1985年的《晚霞归雁图》，题跋上写道：“目送飞鸿去，旅次客心惊。羡渠腾健翼，愧我仍令丁。画中有真意，身外薄浮名。士渡关塞远，何日作归耕”；作于1988年的《雁南飞》，题跋上写道：“岁晚江湖同是客，莫辞伴我向南飞。”在沈耀初画作的题跋中，亦常见“客”字，如“客雾锋”“客新店”“客万丁园”“客五峰”等，可以看出他始终认为自己只是暂时居留在台湾的客人，这印证了“思归”占据了沈耀初内心情感的主旋律。
在当时所处的情境中，文人画的寄情作用是他最好的精神抚慰剂，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何他会走上文人画创作的道路。据此，沈耀初开始文人画创作当是在台岛所受的种种境遇之后，在台岛的经历也当是沈耀初走上文人画道路的催化剂。观其作品，便可感其当时内心的情感活动。
（二）师法吾心——艺术风格走向成熟
沈耀初于1958年参加了台湾教员资格鉴定考核并获得证书，从此才得以在“国中”任职正式教员，生活稍微得到了改善。奈何久治不愈的胃病使其备受折磨，1965年的一场大病终于使得沈耀初决定提前办理退休，并于1966年在台中雾峰农校退休。领取了五万元台币的退休金，在朋友的帮助下隐居于云林县南投雾锋山区中一个废弃的工寮，取名“万丁园”，自此与花鸟虫鱼、笔墨纸砚为伴。 沈耀初曾概括过自己的创作阶段，从“临摹古人到临摹自然”，之后是“师法吾心”。观沈耀初的作品，他深研青藤、八大山人、扬州八怪、吴昌硕、齐白石诸家之作，后来立基于吴、齐笔意，吸收各家精华，终于融会诸家神韵，登上了大写意花鸟画的巅峰，如作于1956年的《紫藤》、1957年的《梅》《兰竹》、1965年的《老圃秋容》等作品即可很好地反映出来。因此，沈耀初进入“师法吾心”的创作阶段应是20世纪60年代末期，这也正是他迁居雾峰之后。沈金耀（2007）认为，“师法吾心”不是一个创作的阶段，而应当是一种状态。笔者认为，“师法吾心”是一种境界，即随心创作的境界，这从沈耀初晚年的作品《桃都天鸡》《虎》《浴牛》《柳塘游鸭》等都可看出。据此而论，沈耀初的艺术风格走向成熟的时期应当是20世纪70年代。
沈耀初谈自己的冶艺心得时说：“四、五十年地独自摸索，糊里糊涂地淌水弄墨，无形中也走出自己的路来。所以，我想‘求诸己’最后才能‘走出自己’。”[1]6而如何“走出自己”？笔者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从沈耀初晚年所著画论中寻找。
沈耀初将传统比作“血统”，看作是“源头活水”、是“根本”，而“后人应该依恃传统的力量在向前推进，成就新的一代面目，才算是尽了本分”[3]3，同时又提出“中国画可以变，但必须永远是中国画，不能变成东洋画或西洋画，或者不中不西之画。中国画的特色，在其笔墨，所以中国的毛笔，中国的墨彩，决不可失”[3]3。因此笔者认为，“走出自己”的创作道路所依恃的是中国画的传统，即到传统中去寻找走向现代的道路，沈金耀称之为“获得传统的力量”[4]。因而只有明白历代绘画的嬗变，才能找到突破传统的道路，在保留传统中国画的美学根性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关于如何选择突破传统的道路上，沈耀初主张“就本性所近，自寻出路，自辟蹊径”[3]4。
文人画是文人藉由绘画以抒心中之情，可以说是一种心灵的修炼。当画家将作画作为一种挣钱糊口的手段或买名炫世的工具时，将决不可能作出文人画。而沈耀初则认为作画“但求心安理得，亦足以自娱、自慰和自遣”[2]1。这与文人画所要求的性情上的自由自在、生活上的无拘无束不谋而合。而且沈耀初认为：“中国画自文人画兴，路数加宽，韵味加深，主要是其笔墨展现书卷气，可以减却火气、霸气。”[3]4沈耀初所提到的“展现书卷气”“减却霸气、火气”亦是对心灵的修炼。于是，文人画就成为了沈耀初的不二选择。
在关于创新的问题上，沈耀初反对墨守成规、一成不变地进行绘画创作、做“今之古人”，从他“成就新的一代面目”的话语中我们就可以看出他抱有突破藩篱的雄心。沈耀初在进行书法创作时常写“有容乃大”四字，他说“我向不存门户之见，常能欣赏各家之长，凡有创新之作，无不钦佩赞叹……其一，决不能固守自己一隅，以为去此一步便无山，一味否定他人，那是无肚量；其二，决不认为众人至处才是山，一味趋时媚俗，那是无志气；其三，亦不认为人迹未至不是山，一味墨守成法，那是无胆识”[3]4。在支持求新、求变的基础上，沈耀初认为这并非一蹴而就，而应该是一种“渐变”，他在《学画自述》中谈到：“欲出古人，达到新的创意，真是谈何容易？我从不主张盲目地求变，而是顺诸学养、意识，逐渐求变，以达致自然表露自家风貌。”[2]2
关于表露自家风貌，沈耀初有自己的考量，他认为：“为承载五千年历史，为体现千万里河山所孕育的中国艺术精神，一切笔墨展现，总是宁大勿小，宁拙勿巧，宁重勿轻，宁厚勿薄，宁迟勿速为宜。”[3]4在此基础上，经过不断地笔耕摸索，最终逐渐形成了“重、大、拙、厚、迟”的风格。
20世纪以来，中国画的创新几乎成为了艺术家进行创作的首要追求。刘曦林认为，在艺术商品化和以破坏为新异的现代思潮中，坚持自我还是取媚市场和趋骛时髦是艺术家最难以自守的一道难关。[5]沈耀初漂泊台岛时寄情于画，用线条和色彩重现脑海中家乡的记忆，建构起自己的艺术世界，可以说文人画的寄情作用于沈耀初来说是精神和心灵的抚慰剂。但在文人画的创作过程中，又使沈耀初的精神和心灵得到修炼，使其能够耐得住寂寞，在创作时不为时人、时事所扰。亦如其所秉持的“顺诸学养、意识，逐渐求变，以达致自然表露自家风貌”[2]2，就是内心修炼的最好论证。
1973年，台湾书画评鉴家学会常务理事兼评鉴主任委员的台湾著名画家、艺评家姚梦谷再三邀请沈耀初前往“国立”历史博物馆展出。同年8月“沈耀初国画艺术展”顺利举办。这一展出，震动台岛。次年，沈耀初获台湾画学会最高荣誉——“金爵奖”，1987年与张大千、黄君璧等共同被台湾文建会推选为“台湾十大前辈美术家”。沈耀初先后在美、欧、澳、南美、东南亚40多个国家和地区举办个展或联展，代表台湾资深美术家抵巴西、日本、韓国等地交流展出，作品被海内外诸多博物馆、展览馆和个人长期陈列珍藏，美国西雅图机场也曾邀其为新落成的候机楼作画。
四、叶落喜归根
沈耀初在台岛享有盛名，但心中依然挂念着家乡。1982年在时隔34年之后终于踏上了故乡的土地。1987年，两岸关系出现缓和，台湾居民返回大陆探亲成为可能。沈耀初于次年再次回乡探亲。1989年6月中旬在台湾进行的一次常规的体检中，意外发现已到了肺癌晚期。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沈耀初抓紧一切时间筹措回乡定居事宜，终于1990年回到了家乡。遗憾的是，沈耀初于同年10月24日于家乡病逝，葬于故乡仕渡村南山之上。1991年，遵照沈耀初的遗愿，“沈耀初美术馆”在家乡诏安县城落成剪彩并免费向社会开放，展示其一生的心血。沈耀初早年的学生、时任上海美术家协会主席沈柔坚为美术馆题了匾额，沈耀初生前好友、诏籍台湾著名诗人许崇明为美术馆撰写了一幅楹联——“归艺林一代宗师法墨纵横存大笔，开华夏几层馆阁丹青怀抱寄千秋”。如今，美术馆已成为诏安县的文化交流中心、对台文化交流的窗口，更是“中国书画名家馆联会”二十四家成员馆之一。
沈耀初的回乡与美术馆的建立与开放，无疑向世人展示了立足于中国本土艺术的基础上，运用中国画的传统笔墨而进行的中国式的水墨艺术实验的成果，为后人在中国画创新上提供了很好的示范。
参考文献：
[1]沈耀初.活在自然的律动中[G]//卢炘.沈耀初研究文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
[2]沈耀初.学画自述[G]//卢炘.沈耀初研究文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
[3]沈耀初.我的艺术创作观[G]//卢炘.沈耀初研究文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
[4]沈金耀.古老的现代画家——论沈耀初的绘画生涯及其艺术观[J].闽台文化研究，2007（3）.
[5]刘曦林.艺术的痴情苦人──沈耀初艺术读后[J].美术研究，20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