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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0年4月,本刊第四期发表了中国驻波兰原大使刘彦顺的《记忆中的哥穆尔卡》一文,本文是其姊妹篇。包括作者在内,熟知波兰问题的同志大多认为,在波兰人民共和国不足半个世纪的历史中,哥穆尔卡和雅鲁泽尔斯基是两位虽然颇受争议,但留下了深深的历史足迹,让人难以忘怀的领导人。
雅鲁泽尔斯基是波兰人民共和国(1944—1989)最后一任领导人,也是一位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在任期间,他做的两件大事留在波兰的历史记忆中。这就是:为了“拯救国家”,他宣布实施“战时状态”,即军管;为了“民族和解”,他坚持举行“圆桌会议”,和平让权。因工作关系,我同雅鲁泽尔斯基有过近距离的接触,他给我留下了颇深的印象。
集三权于一身
20世纪80年代,波兰经济和社会矛盾日趋激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危机时期。1980年7月1日,某些肉食品变相涨价,这一颗小小的“火星”燃起了一场铺天盖地的“大火”。最初,在一些工厂发生了小规模的罢工。当局企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把罢工事件当做个案,谁罢工就给谁增加工资或补贴,安抚了事。这种手段似乎有效,但不计后果。当时我和同事们套用“学而优则仕”这个词句,戏称这是“罢而优则给”。果真不出所料,一些“未哭的孩子”看到“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也就一个跟着一个大喊大叫起来,罢工潮此起彼伏,蔓延到全国各大工厂。
8月中旬,格但斯克造船厂工人加入罢工的行列,时年37岁的瓦文萨崭露头角,当选为厂际罢工委员会主席,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罢工委员会提出21条要求,除经济要求外,还有政治要求,其中最重要的是成立独立自治的自由工会。在强大的罢工声浪中,蜇伏多年的知识界中的政治反对派苏醒了,他们纷纷来到格但斯克,成为瓦文萨的谋士。持不同政见者同罢工工人的这种结合,改变了波兰政治舞台的景观,形成了波党和“团结工会”两大势力的对立与斗争,波兰天主教会貌似中立,实则偏袒“团结工会”。
8月底,政府委员会同厂际罢工委员会达成协议。在“八月协议”的鼓舞下,独立自治“团结工会”运动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9月17日成立了“团结工会”全波协议会,瓦文萨任主席。会员人数发展到1000万人。波党党员也参加了“团结工会”,出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波党领导人自叹:“谁也说不清楚,到底是‘团结工会’中有党员,还是党内有‘团结工会’。”
动荡不安的局势迫使波党于8月24日至9月6日,两周内接连召开三次中央全会,中央第一书记盖莱克的地位发生动摇,准备承担一切责任并辞职。党内出现了同情工潮的自由派、反对工潮的强硬派以及在两者之间摇摆的温和派。温和派的领头人是卡尼亚,他在国防部长雅鲁泽尔斯基的支持下,占了上风。全会决定撤换政府总理,批准“八月协议”,选举卡尼亚出任中央第一书记,在动荡中波党改朝换代。不久之后,卡尼亚又在雅鲁泽尔斯基的支持下推动党的九大制定出“协商、和解和社会主义革新”路线。
1981年2月11日,为了进一步控制局势,波党政治局决定推荐雅鲁泽尔斯基出任政府总理(兼任国防部长)。雅鲁泽尔斯基就任总理后,一方面表示将“进行广泛的社会对话”,一方面明确地指出,“一个国家不容有两个政权并存”,“人民政权有足够的力量阻挡反革命的去路”。他要求“团结工会”停止罢工,“安定90天”,给他“三个月勤奋工作时间”。但他的良好愿望在冷酷的事实面前碰壁了。
1981年9月,“团结工会”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瓦文萨任“团结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并通过行动纲领和给东欧劳动者的信,提出建立世界观和社会、政治多元化的“自治共和国”的目标,号召东欧各国工人行动起来,配合波兰“团结工会”行动。“团结工会”完成了由罢工工人组织向政治反对派组织的过渡。“团结工会”同当局的矛盾则演变为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
波兰政局险象环生。波党把维持政权的希望寄托在雅鲁泽尔斯基的身上。10月17日,波党举行九届四中全会,卡尼亚辞去中央第一书记职务,移交党权给雅鲁泽尔斯基。集党政军三权于一身的雅鲁泽尔斯基分析形势时指出,国家正面临“全面崩溃的危险”,党和政府“从来不寻求对抗,一向都在避免对抗。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退却的可能性已经用尽了”。
尽管如此,雅鲁泽尔斯基还没有放弃。11月4日,他同“团结工会”主席瓦文萨和首席大主教举行三方会见,商讨成立国民和解委员会的可能性,以寻求摆脱危机的办法。但他这一次的努力又碰壁了。他不无痛苦地说,他向对方“伸出和解的手”,可对方的回应却是“紧握的拳头”。
实施战时状态
1981年12月13日,“和解”和“对话”突然中断,雅鲁泽尔斯基以救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向全国发表广播电视讲话,宣布实施战时状态,即军管。
雅鲁泽尔斯基认为,这是他一生中作出的最困难和最痛苦的抉择,为了拯救国家免于崩溃,他走了“最后的一条路”。军管前夕,他在总参谋部的会议上动员说,迄今为止当局的努力和主教团的斡旋均无济于事,“团结工会”中的激进派占了上风,在华约中波兰成为不可信任的伙伴,兄弟间自相残杀的危险和外来干涉的危险就在面前。怎么办?“已经走到了关键时刻。实施战时状态将不可避免。我们要用语言和行动来证明:为了拯救国家,这是较小的坏事。我们的最终目的,现在和将来都是和解。因此,用自己的力量来解决问题,是非常重要的。要尽一切努力,不流一滴血。”
12月12日深夜,雅鲁泽尔斯基把这个“较小的坏事”——战时状态付诸实践。他成立救国军事委员会,调动军队和警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聚集在格但斯克参加全国委员会会议的“团结工会”相关人员一一拘捕,包括瓦文萨在内。在迷茫夜色中幸免者只三五人。与此同时,国务委员会举行特别会议,批准救国军事委员会关于战时状态的决定,在波兰全境实行军管,拘捕数以千计的工会和政治活动家,停止各社会团体的活动,军事接管工矿企业,禁止罢工游行,实行宵禁。
救国军事委员会指挥近百万人的武装力量,计划周密,行动迅速,数日内就控制了局势,挫败了“团结工会”的夺权攻势,掌握了重建社会和经济秩序的主动权。从军事角度看,救国军事委员会的行动成功了。朝野两大势力夺权和反夺权斗争的第一个回合落下了帷幕。
但从政治角度看,战时状态的负面影响却远运超出了雅鲁泽尔斯基和救国军事委员会的预料。
反对者指责说:救国军事委员会的成立缺少法律依据,没发生战争即宣布战时状态是“军事政变”,是“执政者对人民宣战”。雅鲁泽尔斯基自己也承认,“称为‘战时状态’,这极其不幸,它对评价12月13日以后发生的一切,是有影响的”。“对一个执政36年的政党来说,要用武力来捍卫政权,这是一件丢丑的事情”。
召开圆桌会议和平让权
1983年7月,战时状态结束。雅鲁泽尔斯基讲过一句名言:“田必先犁而后才有丰收”。他期盼经过军管耕耘过的波兰大地会奉献出丰硕的果实。人们不知道,在雅鲁泽尔斯基的心目中丰收的含意是什么,如果是指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和政权巩固的话,那只能是他的良好的愿望而已。1988年,波党推行的第二阶段经济改革方案在全民公决中未获通过,随之出台的价格改革又遭到社会的反对。“团结工会”乘机掀起春秋两次声势浩大的罢工浪潮。军管后持续多年的相对平静和稳定局面结束了。朝野两大势力重新展开夺权和反夺权的斗争。
面临新的困境和抉择,怎么办?有过军管经验的雅鲁泽尔斯基在党内自由派的支持下,拒绝了党内强硬派的主张,排除了再次军管的可能性。1988年6月,他正式提出召开圆桌会议的主张,试图通过圆桌会议扩大民族和解面,同反对派和教会在一起达成“历史性的大妥协”,寻找社会主义在波兰的理想形式及其实施途径和手段。他认为,解决波兰最棘手的问题“既不能通过罢工的武器,也不能通过高压的手段”,“相互争斗的兄弟,理应并肩站在一起”,“民族和解是解决波兰问题的唯一办法”。
为了举行有“团结工会”参加的圆桌会议,波党从1988年6月到1989年1月,在半年之内,接连召开四次中央全会,统一思想,制定方案。在中央全会上党内观点分歧很大,争辩激烈,雅鲁泽尔斯基呼吁“妥协”与“和解”。有人指责雅鲁泽尔斯基又实行军管,又倡议圆桌会议,“既有今日,何必当初”?雅鲁泽尔斯基情绪激动地自我辩护说,“如果1981年12月13日不实施战时状态,如果这些年不搞革新,那么在今天就不会有意义深远的求实的对话。在危急的情况下通过采取非常手段(战时状态)来拯救国家和今天通过谋求和解(圆桌会议)来巩固国家,两者不仅不矛盾,而且是有利于波兰安定和发展的、彼此和谐与合乎逻辑的思想和行动。”他强调,“和解,不应理解为谁输谁赢,和解是一个机会,对于波兰来说,是一个大好的机会,大家都要珍惜这个机会”。
在十中全会上,对立的意见难以调和,全会难于收场。雅鲁泽尔斯基以退求进,声明要辞去党(第一书记)政(国务委员会主席)领导职务,总理拉科夫斯基、内务部长基什查克、国防部长西维茨基立即跟进,也声明辞职。中央委员会不得不临时增加议程,举行信任投票。秘密投票的结果是雅鲁泽尔斯基重新获得信任。一场突然爆发的党内领导危机使激烈争辩冷却下来。波党领导事先准备好的决议,包括“团结工会”合法化,勉强得以通过,为召开有反对派和“团结工会”参加的圆桌会议打开了大门。
1989年2月6日,圆桌会议拉开了帷幕。经过两个月的讨价还价,圆桌会议于4月5日结束。会议通过三个文件,主要内容是:实行工会多元化,“团结工会”将获得合法地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实行议会民主,允许反对派进入议会,改一院制为两院制,增设参议院,并由总统制取代国务委员会制;进行经济改革,建立新的经济秩序。
以雅鲁泽尔斯基为首的执政当局,对圆桌会议的召开及其结果给予极高的评价,称赞为“历史性的大妥协”,“将共同谱写人民波兰的新篇章”。他们沉溺于成功的喜悦中,认为他们坚持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框架,坚持了宪法原则,已把“团结工会”纳入社会主义制度的轨道。圆桌会议给“团结工会”这匹野马套上了一个笼头。“团结工会”已成为“建设性的反对派”,“制度内部的反对派”。为表示诚意,波党将放弃对权力的垄断,允许“团结工会”参与众议院部分席位和参议院全部席位的自由选举。
根据圆桌会议达成的协议,1989年6月举行议会大选。经过6月4日和18日两轮投票,结果是“团结工会”大胜:在众议院,赢得了选举法规定的允许它参与自由竞选的全部席位,占35%,同波党取得的席位旗鼓相当;在参议院,赢得了99席,占99%,形成一家独揽的局面。
这次议会大选,是波兰朝野两大势力决定命运的大较量。在投票箱前,波党败下阵来,这是雅鲁泽尔斯基始料不及的。受到选举胜利鼓舞的“团结工会”,得陇望蜀,抛开圆桌会议原已达成的默契,围绕总统和总理人选问题打响了争夺政权的决战。几经周折,在众参两院组成的国民大会上,雅鲁泽尔斯基仅以一票之多勉强当选总统。雅鲁泽尔斯基要求建立一个由波党领导的有反对派参加的“大联合政府”,遭到“团结工会”的拒绝,也遭到原执政联盟中友党的抵制。“团结工会”提出“你们的总统,我们的总理”的要求,矢志夺取总理大权。波党的友党一一倒戈,站在“团结工会”一边。波党在议会中沦为少数,孤立无援。“无可奈何花落去”,雅鲁泽尔斯基不得不提名“团结工会”主席瓦文萨的首席顾问马佐维耶茨基出任新总理。
1989年9月12日,马佐维耶茨基组成“广泛联合政府”。在这个政府中,波党失去了领导地位,沦为徒有虚名的小伙伴。马佐维耶茨基政府的诞生,成为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执政党向反对派和平让权的第一例,标志着东欧剧变的开始。
从波党十中全会到圆桌会议、议会大选,总统选举和“团结工会”执政,在短短不过10个月的过程中,波党精心设计的政治体制的改革,一次又一次地被残酷的现实作了彻底而无情的修改。圆桌会议的倡导者做梦也未想到,“团结工会”这匹刚刚套上笼头的野马,竟然在选举运动中挣脱了缰绳,把波党设计的美丽蓝图,践踏得粉碎。波党的主观愿望破灭了,党内上上下下一片混乱。党领导责怪和抱怨党员群众“涣散”和“懒惰”,党员群众批评党中央政策失误,说“圆桌会议给波党编织了一个送葬的花圈”。1990年1月,执政40余年的波兰统一工人党停止活动,退出了舞台。
战时状态和圆桌会议已同雅鲁泽尔斯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这两者一个硬似钢铁,一个软如羽绒,它们究竟是雅鲁泽尔斯基的功?还是雅鲁泽尔斯基的过?迄今仍是波兰争论不休的问题。看来,千秋功过只能任后人评说了。
我与雅鲁泽尔斯基的几次接触
早在50年前,也就是1958年,我同雅鲁泽尔斯基就有过“一面之识”。那是在波兰西部城市什切青解放周年的日子,我陪同中国驻格但斯克总领事,应邀出席庆祝大会和酒会,在酒会上第一次见到雅鲁泽尔斯基将军。留下的印象是,他年轻英俊,一张娃娃脸,腰杆笔挺,说话很有礼貌。
当时雅鲁泽尔斯基是波军中最年轻的将军之一,是哥穆尔卡新领导当政后提拔上来的人,在酒会上颇引人注目,格但斯克省外事处处长有意地介绍我们与他相识和交谈。雅鲁泽尔斯基彬彬有礼,语气诚恳,对中国革命和建设说了些友好的话,称赞中国伟大,中国是波兰的朋友。这些话,在20世纪50年代中波两国关系友好时期,虽然可以常常听到,但一位年轻的将军讲得如此热情和诚挚,却成为我们常常回忆的话题。
第二次见到雅鲁泽尔斯基是1972年夏,陪同中国驻波大使刘述卿上任拜会的时候。此时的中波两国关系,由于中苏论战的影响,与50年代大不相同,早已疏远和冷淡。但中国理解波兰的处境,认为中波之间不存在根本的利害矛盾,意识形态的分歧不应影响国家关系的发展,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维护和发展双边关系做些工作。有人曾把这种状态概括为“冷而正常”。此时的雅鲁泽尔斯基也早已不是从前的雅鲁泽尔斯基了。他在党内和军内的地位不断增强,由少将晋升为中将、上将,由国防部副部长晋升为总参谋长、国防部长,由中央委员晋升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当刘大使提出拜会雅鲁泽尔斯基国防部长的倡议时,出乎我们一些同志的预料,波方很快就表示同意,并做出安排。
雅鲁泽尔斯基表现出波兰人特有的好客精神,接待非常热情。看得出雅鲁泽尔斯基颇为重视同刘述卿大使的谈话,他谈分歧也谈友谊,并希望中国理解波兰的处境。我发现他每一段谈话都似乎遵循一个思维公式:友谊—分歧—友谊,从两国友好关系出发,克服存在的分歧,达到发展友好关系的目的。我感到双方的谈话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心平气和,求同存异。这次拜会,刘述卿大使同雅鲁泽尔斯基交谈两个多小时,名义上是礼节性拜会,实际上是一次重要的高级别的观点沟通,对增进双方的理解十分有利。
第三次见到雅鲁泽尔斯基是1986年,在他访华前夕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的时候。此时的波兰历史已经翻过了“团结工会”兴起时的社会动乱和实施军事管制的一页。雅鲁泽尔斯基已经辞去国防部长、部长会议主席等政府职务,只担任波党中央第一书记和国务委员会主席。但大家知道,他同历届中央第一书记不同,他作为波兰军队中的唯一一位大将仍握有实际的军权,他高踞在波兰政坛的顶峰。军管后的雅鲁泽尔斯基雄心不已,试图引导风雨飘摇的波兰摆脱政治和经济危机,摆脱国际处境的孤立。此时中苏关系出现缓和的兆头,中国同波兰等东欧国家的关系由冷转热,正在走向正常化。中国对波兰等东欧国家采取了“三尊重”方针,即尊重他们根据本国国情制定的内外政策,尊重他们在历史上形成的同苏联的特殊关系,尊重他们同中国发展关系的设想和做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当民主德国最高领导人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总书记昂纳克准备正式访华的时候,雅鲁泽尔斯基借访朝和访蒙之机,提出顺路访华的要求。人们感到,雅鲁泽尔斯基选择这样的时机访华,显然是有意在改善双方关系特别在恢复两党之间的党际关系问题上争取走在昂纳克的前面。中方表示由于时间仓促,难于安排正式访问。波方的反应是,只要抢先在前,即使不能安排正式访问,安排工作性访问也同意接受。就这样,中波之间就雅鲁泽尔斯基访华一事达成共识:雅鲁泽尔斯基在中国国庆节前夕9月28日至30日对华进行工作访问。
根据国内的要求,驻波大使馆加班加点起草波兰情况报告和有关接待与会谈方案的建议。我们感到高兴的是,大使馆的建议得到国内的重视,数日后人民日报记者即来到华沙。
雅鲁泽尔斯基接受我国记者采访是前所未有的事。双方都颇为重视。我作为主管新闻的政务参赞同记者一道前往部长会议大楼,任务是向雅鲁泽尔斯基介绍记者。我和记者在波方礼宾官员的陪同下前往雅鲁泽尔斯基的驻地。雅鲁泽尔斯基是党中央第一书记,但他办公的地方却不在党中央大楼,而在部长会议大楼。随着礼宾官员的引导,我们走进一间简朴而明亮的墙壁上悬挂两幅油画的会客室。稍候片刻,雅鲁泽尔斯基就出现在我们面前,同我们握手寒暄。我印象中他那永不衰老的娃娃脸和挺拔的腰身依然如昔,但头发已经脱落,领下多了些许褶皱。他同我们在一起合影,然后请我们坐在一张大圆桌周围,开始了他同记者的谈话。
雅鲁泽尔斯基事先已经知道记者提出的问题,入座后他就直奔主题,一口气谈了很长时间。他阐述波兰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和波党的政策,深入浅出;他回顾近年来中波两国关系的发展,语气诚恳。他强调说,我们波兰人牢记着中国同志在波兰历次困难时期所给予的同情和支持,牢记着近几年来中国同志友好地满足了波兰在经济方面的某些需要。他希望通过《人民日报》转达他对中国人民的问候和敬意。
离开雅鲁泽尔斯基的驻地,我们回味他的谈话,回顾中波两国关系中的重要事件,觉得他讲得很实在。中波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存在传统友谊,每当波兰发生政治经济危机时,中国都伸出同情和支援之手。1956年波兰十月事件时,毛泽东支持哥穆尔卡反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成为历史佳话。1970年波兰十二月事件时,中国同意波方提出的“以船换肉”的要求,帮助波兰缓解市场供应紧张,缓和社会不满情绪。1980年8月,波兰“团结工会”运动兴起,波兰国内形势险象环生,周边环境恶化,中国当即表示:波兰发生的事情是波兰内部事务,中国主张波兰问题由波兰人民自己解决,反对外国干涉波兰内部事务。随后,中国还雪中送炭,向波兰提供了长期无息猪肉贷款和低息商品贷款,尽管当时中国国内市场供应并不宽松。1981年12月,波兰实施“战时状态”,波兰国际处境极其险恶,西方进行制裁,东方虎视眈眈。值此之时,中国声明:波兰事务应由波兰人民自己解决,坚决反对外来干涉,希望波兰问题在符合波兰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基础上和平解决。中国主持正义,中国的声音和行动,表达了中国人民对处境困难的波兰人民的同情和支持。雅鲁泽尔斯基深知内情,他谈及这些事时引用了一句成语:“这是患难知真交啊!”
1986年9月底,在中国国庆节前夕,雅鲁泽尔斯基成功地访问了中国。虽说是工作访问,实质上与正式访问相差无几,除了没安排正式欢迎仪式和没鸣礼炮外,他受到最高规格的礼遇,邓小平、李先念、胡耀邦等都出面与他会见或会谈。这次访问,成为30年来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的首次访华,其重要的历史意义是恢复了中波两党和两国最高领导人之间的接触,恢复了中断多年的党际关系,使长期曲折起伏的中波关系实现了全面的正常化。雅鲁泽尔斯基此次访华,走在民主德国昂纳克(1986年10月)、保加利亚日夫科夫(1987年5月)、匈牙利卡达尔(1987年10月)和捷克斯洛伐克胡萨克(1988年9月)等人的前面,表现出他特有的军人作风,真是“出其不意,兵贵神速”。
1992年我出任中国驻波兰大使,此时的雅鲁泽尔斯基虽然是退休的总统,但并未隐退,他常常出席欧美西方国家和俄罗斯驻波兰大使举行的国庆招待会。在这些社交场合,我同他也时有见面寒喧和简短交谈的机会。我邀请他出席我们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他欣然接受。谈话时他常常回忆起他1986年对中国访问时的情景,说他在中国受到热情友好的接待,见到了邓小平。他称赞邓小平英明和伟大,说邓小平领导制定的政策符合中国国情,走的道路是正确的。他还请我转达他对邓小平的敬意和祝福。有时我们也谈及波兰剧变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他坦然地说,波兰在20世纪80年代初实施战时状态,从军事角度讲,是一个胜利,但从政治角度看,则是一次失败。波兰统一工人党不得不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他还认为,战时状态结束后波党对局势的评估太肤浅了,盲目乐观,高枕无忧,是自己让雷鸣般的掌声欺骗了,是自己被热烈支持的赞美声蒙蔽了。这是波党沉痛的经验教训。他的话虽然不多,但我觉得颇有分量,是痛定思痛,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波党之所以失去政权,不是因为对手如何强大可怕,而是因为被自己的胜利冲昏头脑,陷入主观唯心主义、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泥潭,自毁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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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鲁泽尔斯基是波兰人民共和国(1944—1989)最后一任领导人,也是一位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在任期间,他做的两件大事留在波兰的历史记忆中。这就是:为了“拯救国家”,他宣布实施“战时状态”,即军管;为了“民族和解”,他坚持举行“圆桌会议”,和平让权。因工作关系,我同雅鲁泽尔斯基有过近距离的接触,他给我留下了颇深的印象。
集三权于一身
20世纪80年代,波兰经济和社会矛盾日趋激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危机时期。1980年7月1日,某些肉食品变相涨价,这一颗小小的“火星”燃起了一场铺天盖地的“大火”。最初,在一些工厂发生了小规模的罢工。当局企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把罢工事件当做个案,谁罢工就给谁增加工资或补贴,安抚了事。这种手段似乎有效,但不计后果。当时我和同事们套用“学而优则仕”这个词句,戏称这是“罢而优则给”。果真不出所料,一些“未哭的孩子”看到“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也就一个跟着一个大喊大叫起来,罢工潮此起彼伏,蔓延到全国各大工厂。
8月中旬,格但斯克造船厂工人加入罢工的行列,时年37岁的瓦文萨崭露头角,当选为厂际罢工委员会主席,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罢工委员会提出21条要求,除经济要求外,还有政治要求,其中最重要的是成立独立自治的自由工会。在强大的罢工声浪中,蜇伏多年的知识界中的政治反对派苏醒了,他们纷纷来到格但斯克,成为瓦文萨的谋士。持不同政见者同罢工工人的这种结合,改变了波兰政治舞台的景观,形成了波党和“团结工会”两大势力的对立与斗争,波兰天主教会貌似中立,实则偏袒“团结工会”。
8月底,政府委员会同厂际罢工委员会达成协议。在“八月协议”的鼓舞下,独立自治“团结工会”运动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9月17日成立了“团结工会”全波协议会,瓦文萨任主席。会员人数发展到1000万人。波党党员也参加了“团结工会”,出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波党领导人自叹:“谁也说不清楚,到底是‘团结工会’中有党员,还是党内有‘团结工会’。”
动荡不安的局势迫使波党于8月24日至9月6日,两周内接连召开三次中央全会,中央第一书记盖莱克的地位发生动摇,准备承担一切责任并辞职。党内出现了同情工潮的自由派、反对工潮的强硬派以及在两者之间摇摆的温和派。温和派的领头人是卡尼亚,他在国防部长雅鲁泽尔斯基的支持下,占了上风。全会决定撤换政府总理,批准“八月协议”,选举卡尼亚出任中央第一书记,在动荡中波党改朝换代。不久之后,卡尼亚又在雅鲁泽尔斯基的支持下推动党的九大制定出“协商、和解和社会主义革新”路线。
1981年2月11日,为了进一步控制局势,波党政治局决定推荐雅鲁泽尔斯基出任政府总理(兼任国防部长)。雅鲁泽尔斯基就任总理后,一方面表示将“进行广泛的社会对话”,一方面明确地指出,“一个国家不容有两个政权并存”,“人民政权有足够的力量阻挡反革命的去路”。他要求“团结工会”停止罢工,“安定90天”,给他“三个月勤奋工作时间”。但他的良好愿望在冷酷的事实面前碰壁了。
1981年9月,“团结工会”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瓦文萨任“团结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并通过行动纲领和给东欧劳动者的信,提出建立世界观和社会、政治多元化的“自治共和国”的目标,号召东欧各国工人行动起来,配合波兰“团结工会”行动。“团结工会”完成了由罢工工人组织向政治反对派组织的过渡。“团结工会”同当局的矛盾则演变为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
波兰政局险象环生。波党把维持政权的希望寄托在雅鲁泽尔斯基的身上。10月17日,波党举行九届四中全会,卡尼亚辞去中央第一书记职务,移交党权给雅鲁泽尔斯基。集党政军三权于一身的雅鲁泽尔斯基分析形势时指出,国家正面临“全面崩溃的危险”,党和政府“从来不寻求对抗,一向都在避免对抗。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退却的可能性已经用尽了”。
尽管如此,雅鲁泽尔斯基还没有放弃。11月4日,他同“团结工会”主席瓦文萨和首席大主教举行三方会见,商讨成立国民和解委员会的可能性,以寻求摆脱危机的办法。但他这一次的努力又碰壁了。他不无痛苦地说,他向对方“伸出和解的手”,可对方的回应却是“紧握的拳头”。
实施战时状态
1981年12月13日,“和解”和“对话”突然中断,雅鲁泽尔斯基以救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向全国发表广播电视讲话,宣布实施战时状态,即军管。
雅鲁泽尔斯基认为,这是他一生中作出的最困难和最痛苦的抉择,为了拯救国家免于崩溃,他走了“最后的一条路”。军管前夕,他在总参谋部的会议上动员说,迄今为止当局的努力和主教团的斡旋均无济于事,“团结工会”中的激进派占了上风,在华约中波兰成为不可信任的伙伴,兄弟间自相残杀的危险和外来干涉的危险就在面前。怎么办?“已经走到了关键时刻。实施战时状态将不可避免。我们要用语言和行动来证明:为了拯救国家,这是较小的坏事。我们的最终目的,现在和将来都是和解。因此,用自己的力量来解决问题,是非常重要的。要尽一切努力,不流一滴血。”
12月12日深夜,雅鲁泽尔斯基把这个“较小的坏事”——战时状态付诸实践。他成立救国军事委员会,调动军队和警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聚集在格但斯克参加全国委员会会议的“团结工会”相关人员一一拘捕,包括瓦文萨在内。在迷茫夜色中幸免者只三五人。与此同时,国务委员会举行特别会议,批准救国军事委员会关于战时状态的决定,在波兰全境实行军管,拘捕数以千计的工会和政治活动家,停止各社会团体的活动,军事接管工矿企业,禁止罢工游行,实行宵禁。
救国军事委员会指挥近百万人的武装力量,计划周密,行动迅速,数日内就控制了局势,挫败了“团结工会”的夺权攻势,掌握了重建社会和经济秩序的主动权。从军事角度看,救国军事委员会的行动成功了。朝野两大势力夺权和反夺权斗争的第一个回合落下了帷幕。
但从政治角度看,战时状态的负面影响却远运超出了雅鲁泽尔斯基和救国军事委员会的预料。
反对者指责说:救国军事委员会的成立缺少法律依据,没发生战争即宣布战时状态是“军事政变”,是“执政者对人民宣战”。雅鲁泽尔斯基自己也承认,“称为‘战时状态’,这极其不幸,它对评价12月13日以后发生的一切,是有影响的”。“对一个执政36年的政党来说,要用武力来捍卫政权,这是一件丢丑的事情”。
召开圆桌会议和平让权
1983年7月,战时状态结束。雅鲁泽尔斯基讲过一句名言:“田必先犁而后才有丰收”。他期盼经过军管耕耘过的波兰大地会奉献出丰硕的果实。人们不知道,在雅鲁泽尔斯基的心目中丰收的含意是什么,如果是指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和政权巩固的话,那只能是他的良好的愿望而已。1988年,波党推行的第二阶段经济改革方案在全民公决中未获通过,随之出台的价格改革又遭到社会的反对。“团结工会”乘机掀起春秋两次声势浩大的罢工浪潮。军管后持续多年的相对平静和稳定局面结束了。朝野两大势力重新展开夺权和反夺权的斗争。
面临新的困境和抉择,怎么办?有过军管经验的雅鲁泽尔斯基在党内自由派的支持下,拒绝了党内强硬派的主张,排除了再次军管的可能性。1988年6月,他正式提出召开圆桌会议的主张,试图通过圆桌会议扩大民族和解面,同反对派和教会在一起达成“历史性的大妥协”,寻找社会主义在波兰的理想形式及其实施途径和手段。他认为,解决波兰最棘手的问题“既不能通过罢工的武器,也不能通过高压的手段”,“相互争斗的兄弟,理应并肩站在一起”,“民族和解是解决波兰问题的唯一办法”。
为了举行有“团结工会”参加的圆桌会议,波党从1988年6月到1989年1月,在半年之内,接连召开四次中央全会,统一思想,制定方案。在中央全会上党内观点分歧很大,争辩激烈,雅鲁泽尔斯基呼吁“妥协”与“和解”。有人指责雅鲁泽尔斯基又实行军管,又倡议圆桌会议,“既有今日,何必当初”?雅鲁泽尔斯基情绪激动地自我辩护说,“如果1981年12月13日不实施战时状态,如果这些年不搞革新,那么在今天就不会有意义深远的求实的对话。在危急的情况下通过采取非常手段(战时状态)来拯救国家和今天通过谋求和解(圆桌会议)来巩固国家,两者不仅不矛盾,而且是有利于波兰安定和发展的、彼此和谐与合乎逻辑的思想和行动。”他强调,“和解,不应理解为谁输谁赢,和解是一个机会,对于波兰来说,是一个大好的机会,大家都要珍惜这个机会”。
在十中全会上,对立的意见难以调和,全会难于收场。雅鲁泽尔斯基以退求进,声明要辞去党(第一书记)政(国务委员会主席)领导职务,总理拉科夫斯基、内务部长基什查克、国防部长西维茨基立即跟进,也声明辞职。中央委员会不得不临时增加议程,举行信任投票。秘密投票的结果是雅鲁泽尔斯基重新获得信任。一场突然爆发的党内领导危机使激烈争辩冷却下来。波党领导事先准备好的决议,包括“团结工会”合法化,勉强得以通过,为召开有反对派和“团结工会”参加的圆桌会议打开了大门。
1989年2月6日,圆桌会议拉开了帷幕。经过两个月的讨价还价,圆桌会议于4月5日结束。会议通过三个文件,主要内容是:实行工会多元化,“团结工会”将获得合法地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实行议会民主,允许反对派进入议会,改一院制为两院制,增设参议院,并由总统制取代国务委员会制;进行经济改革,建立新的经济秩序。
以雅鲁泽尔斯基为首的执政当局,对圆桌会议的召开及其结果给予极高的评价,称赞为“历史性的大妥协”,“将共同谱写人民波兰的新篇章”。他们沉溺于成功的喜悦中,认为他们坚持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框架,坚持了宪法原则,已把“团结工会”纳入社会主义制度的轨道。圆桌会议给“团结工会”这匹野马套上了一个笼头。“团结工会”已成为“建设性的反对派”,“制度内部的反对派”。为表示诚意,波党将放弃对权力的垄断,允许“团结工会”参与众议院部分席位和参议院全部席位的自由选举。
根据圆桌会议达成的协议,1989年6月举行议会大选。经过6月4日和18日两轮投票,结果是“团结工会”大胜:在众议院,赢得了选举法规定的允许它参与自由竞选的全部席位,占35%,同波党取得的席位旗鼓相当;在参议院,赢得了99席,占99%,形成一家独揽的局面。
这次议会大选,是波兰朝野两大势力决定命运的大较量。在投票箱前,波党败下阵来,这是雅鲁泽尔斯基始料不及的。受到选举胜利鼓舞的“团结工会”,得陇望蜀,抛开圆桌会议原已达成的默契,围绕总统和总理人选问题打响了争夺政权的决战。几经周折,在众参两院组成的国民大会上,雅鲁泽尔斯基仅以一票之多勉强当选总统。雅鲁泽尔斯基要求建立一个由波党领导的有反对派参加的“大联合政府”,遭到“团结工会”的拒绝,也遭到原执政联盟中友党的抵制。“团结工会”提出“你们的总统,我们的总理”的要求,矢志夺取总理大权。波党的友党一一倒戈,站在“团结工会”一边。波党在议会中沦为少数,孤立无援。“无可奈何花落去”,雅鲁泽尔斯基不得不提名“团结工会”主席瓦文萨的首席顾问马佐维耶茨基出任新总理。
1989年9月12日,马佐维耶茨基组成“广泛联合政府”。在这个政府中,波党失去了领导地位,沦为徒有虚名的小伙伴。马佐维耶茨基政府的诞生,成为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执政党向反对派和平让权的第一例,标志着东欧剧变的开始。
从波党十中全会到圆桌会议、议会大选,总统选举和“团结工会”执政,在短短不过10个月的过程中,波党精心设计的政治体制的改革,一次又一次地被残酷的现实作了彻底而无情的修改。圆桌会议的倡导者做梦也未想到,“团结工会”这匹刚刚套上笼头的野马,竟然在选举运动中挣脱了缰绳,把波党设计的美丽蓝图,践踏得粉碎。波党的主观愿望破灭了,党内上上下下一片混乱。党领导责怪和抱怨党员群众“涣散”和“懒惰”,党员群众批评党中央政策失误,说“圆桌会议给波党编织了一个送葬的花圈”。1990年1月,执政40余年的波兰统一工人党停止活动,退出了舞台。
战时状态和圆桌会议已同雅鲁泽尔斯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这两者一个硬似钢铁,一个软如羽绒,它们究竟是雅鲁泽尔斯基的功?还是雅鲁泽尔斯基的过?迄今仍是波兰争论不休的问题。看来,千秋功过只能任后人评说了。
我与雅鲁泽尔斯基的几次接触
早在50年前,也就是1958年,我同雅鲁泽尔斯基就有过“一面之识”。那是在波兰西部城市什切青解放周年的日子,我陪同中国驻格但斯克总领事,应邀出席庆祝大会和酒会,在酒会上第一次见到雅鲁泽尔斯基将军。留下的印象是,他年轻英俊,一张娃娃脸,腰杆笔挺,说话很有礼貌。
当时雅鲁泽尔斯基是波军中最年轻的将军之一,是哥穆尔卡新领导当政后提拔上来的人,在酒会上颇引人注目,格但斯克省外事处处长有意地介绍我们与他相识和交谈。雅鲁泽尔斯基彬彬有礼,语气诚恳,对中国革命和建设说了些友好的话,称赞中国伟大,中国是波兰的朋友。这些话,在20世纪50年代中波两国关系友好时期,虽然可以常常听到,但一位年轻的将军讲得如此热情和诚挚,却成为我们常常回忆的话题。
第二次见到雅鲁泽尔斯基是1972年夏,陪同中国驻波大使刘述卿上任拜会的时候。此时的中波两国关系,由于中苏论战的影响,与50年代大不相同,早已疏远和冷淡。但中国理解波兰的处境,认为中波之间不存在根本的利害矛盾,意识形态的分歧不应影响国家关系的发展,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维护和发展双边关系做些工作。有人曾把这种状态概括为“冷而正常”。此时的雅鲁泽尔斯基也早已不是从前的雅鲁泽尔斯基了。他在党内和军内的地位不断增强,由少将晋升为中将、上将,由国防部副部长晋升为总参谋长、国防部长,由中央委员晋升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当刘大使提出拜会雅鲁泽尔斯基国防部长的倡议时,出乎我们一些同志的预料,波方很快就表示同意,并做出安排。
雅鲁泽尔斯基表现出波兰人特有的好客精神,接待非常热情。看得出雅鲁泽尔斯基颇为重视同刘述卿大使的谈话,他谈分歧也谈友谊,并希望中国理解波兰的处境。我发现他每一段谈话都似乎遵循一个思维公式:友谊—分歧—友谊,从两国友好关系出发,克服存在的分歧,达到发展友好关系的目的。我感到双方的谈话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心平气和,求同存异。这次拜会,刘述卿大使同雅鲁泽尔斯基交谈两个多小时,名义上是礼节性拜会,实际上是一次重要的高级别的观点沟通,对增进双方的理解十分有利。
第三次见到雅鲁泽尔斯基是1986年,在他访华前夕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的时候。此时的波兰历史已经翻过了“团结工会”兴起时的社会动乱和实施军事管制的一页。雅鲁泽尔斯基已经辞去国防部长、部长会议主席等政府职务,只担任波党中央第一书记和国务委员会主席。但大家知道,他同历届中央第一书记不同,他作为波兰军队中的唯一一位大将仍握有实际的军权,他高踞在波兰政坛的顶峰。军管后的雅鲁泽尔斯基雄心不已,试图引导风雨飘摇的波兰摆脱政治和经济危机,摆脱国际处境的孤立。此时中苏关系出现缓和的兆头,中国同波兰等东欧国家的关系由冷转热,正在走向正常化。中国对波兰等东欧国家采取了“三尊重”方针,即尊重他们根据本国国情制定的内外政策,尊重他们在历史上形成的同苏联的特殊关系,尊重他们同中国发展关系的设想和做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当民主德国最高领导人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总书记昂纳克准备正式访华的时候,雅鲁泽尔斯基借访朝和访蒙之机,提出顺路访华的要求。人们感到,雅鲁泽尔斯基选择这样的时机访华,显然是有意在改善双方关系特别在恢复两党之间的党际关系问题上争取走在昂纳克的前面。中方表示由于时间仓促,难于安排正式访问。波方的反应是,只要抢先在前,即使不能安排正式访问,安排工作性访问也同意接受。就这样,中波之间就雅鲁泽尔斯基访华一事达成共识:雅鲁泽尔斯基在中国国庆节前夕9月28日至30日对华进行工作访问。
根据国内的要求,驻波大使馆加班加点起草波兰情况报告和有关接待与会谈方案的建议。我们感到高兴的是,大使馆的建议得到国内的重视,数日后人民日报记者即来到华沙。
雅鲁泽尔斯基接受我国记者采访是前所未有的事。双方都颇为重视。我作为主管新闻的政务参赞同记者一道前往部长会议大楼,任务是向雅鲁泽尔斯基介绍记者。我和记者在波方礼宾官员的陪同下前往雅鲁泽尔斯基的驻地。雅鲁泽尔斯基是党中央第一书记,但他办公的地方却不在党中央大楼,而在部长会议大楼。随着礼宾官员的引导,我们走进一间简朴而明亮的墙壁上悬挂两幅油画的会客室。稍候片刻,雅鲁泽尔斯基就出现在我们面前,同我们握手寒暄。我印象中他那永不衰老的娃娃脸和挺拔的腰身依然如昔,但头发已经脱落,领下多了些许褶皱。他同我们在一起合影,然后请我们坐在一张大圆桌周围,开始了他同记者的谈话。
雅鲁泽尔斯基事先已经知道记者提出的问题,入座后他就直奔主题,一口气谈了很长时间。他阐述波兰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和波党的政策,深入浅出;他回顾近年来中波两国关系的发展,语气诚恳。他强调说,我们波兰人牢记着中国同志在波兰历次困难时期所给予的同情和支持,牢记着近几年来中国同志友好地满足了波兰在经济方面的某些需要。他希望通过《人民日报》转达他对中国人民的问候和敬意。
离开雅鲁泽尔斯基的驻地,我们回味他的谈话,回顾中波两国关系中的重要事件,觉得他讲得很实在。中波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存在传统友谊,每当波兰发生政治经济危机时,中国都伸出同情和支援之手。1956年波兰十月事件时,毛泽东支持哥穆尔卡反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成为历史佳话。1970年波兰十二月事件时,中国同意波方提出的“以船换肉”的要求,帮助波兰缓解市场供应紧张,缓和社会不满情绪。1980年8月,波兰“团结工会”运动兴起,波兰国内形势险象环生,周边环境恶化,中国当即表示:波兰发生的事情是波兰内部事务,中国主张波兰问题由波兰人民自己解决,反对外国干涉波兰内部事务。随后,中国还雪中送炭,向波兰提供了长期无息猪肉贷款和低息商品贷款,尽管当时中国国内市场供应并不宽松。1981年12月,波兰实施“战时状态”,波兰国际处境极其险恶,西方进行制裁,东方虎视眈眈。值此之时,中国声明:波兰事务应由波兰人民自己解决,坚决反对外来干涉,希望波兰问题在符合波兰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基础上和平解决。中国主持正义,中国的声音和行动,表达了中国人民对处境困难的波兰人民的同情和支持。雅鲁泽尔斯基深知内情,他谈及这些事时引用了一句成语:“这是患难知真交啊!”
1986年9月底,在中国国庆节前夕,雅鲁泽尔斯基成功地访问了中国。虽说是工作访问,实质上与正式访问相差无几,除了没安排正式欢迎仪式和没鸣礼炮外,他受到最高规格的礼遇,邓小平、李先念、胡耀邦等都出面与他会见或会谈。这次访问,成为30年来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的首次访华,其重要的历史意义是恢复了中波两党和两国最高领导人之间的接触,恢复了中断多年的党际关系,使长期曲折起伏的中波关系实现了全面的正常化。雅鲁泽尔斯基此次访华,走在民主德国昂纳克(1986年10月)、保加利亚日夫科夫(1987年5月)、匈牙利卡达尔(1987年10月)和捷克斯洛伐克胡萨克(1988年9月)等人的前面,表现出他特有的军人作风,真是“出其不意,兵贵神速”。
1992年我出任中国驻波兰大使,此时的雅鲁泽尔斯基虽然是退休的总统,但并未隐退,他常常出席欧美西方国家和俄罗斯驻波兰大使举行的国庆招待会。在这些社交场合,我同他也时有见面寒喧和简短交谈的机会。我邀请他出席我们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他欣然接受。谈话时他常常回忆起他1986年对中国访问时的情景,说他在中国受到热情友好的接待,见到了邓小平。他称赞邓小平英明和伟大,说邓小平领导制定的政策符合中国国情,走的道路是正确的。他还请我转达他对邓小平的敬意和祝福。有时我们也谈及波兰剧变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他坦然地说,波兰在20世纪80年代初实施战时状态,从军事角度讲,是一个胜利,但从政治角度看,则是一次失败。波兰统一工人党不得不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他还认为,战时状态结束后波党对局势的评估太肤浅了,盲目乐观,高枕无忧,是自己让雷鸣般的掌声欺骗了,是自己被热烈支持的赞美声蒙蔽了。这是波党沉痛的经验教训。他的话虽然不多,但我觉得颇有分量,是痛定思痛,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波党之所以失去政权,不是因为对手如何强大可怕,而是因为被自己的胜利冲昏头脑,陷入主观唯心主义、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泥潭,自毁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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