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闯关东》不仅成功塑造了山东大汉的形象，难能可贵的是，女性独立意识被充分挖掘出来，以谭鲜儿这一角色最为突出。鲜儿，是整部电视剧的灵魂人物，从头至尾贯穿整个电视剧，以多舛的命运演绎了山东人的隐忍与坚强，展示了清末到九一八事变前长时间跨度里中国普通女人的命运与女性自我意识的潜滋暗长。鲜儿这一形象成功打造了影视史上独特的新女性，其形象本身所蕴含的女性意识，为《闯关东》这部男人戏增添了妩媚的气息。
　　[关键词]　女性文本　独立意识　个体生存
　　
　　《闯关东》这部投资近3000万的史诗电视剧，以宏大的场面活化了当时中华民族特定历史背景下被迫进行的民族大迁移的场景。以主人公朱开山复杂、坎坷的一生为线索，中间穿插了夫妻、父子、兄弟等悲欢离台的故事，土匪、官兵、土豪、乡霸、流氓、流民、善人、妓女、瘾君子、矿工等各色人物悉数登场，曲折惊险的情节，荡气回肠的感情，成功地再现了山东人慷慨大义、感恩图报的行为。于《闯关东》而言，不仅成功塑造了山东大汉的形象，而且女性形象也令人印象深刻，难能可贵的是，女性独立意识被充分挖掘出来，以谭鲜儿这一角色最为突出。鲜儿，是整部电视剧的灵魂人物，从头至尾贯穿整个电视剧，以多舛的命运演绎了山东人的隐忍与坚强，展示了清末到九一八事变前长时间跨度里中国普通女人的命运与女性自我意识的潜滋暗长。鲜儿这一形象成功打造了影视史上独特的新女性，其形象本身所蕴含的女性意识，为《闯关东》这部男人戏增添了妩媚的气息。
　　英国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家劳拉·穆尔维在《观影快感与叙事性电影》中指出：“主流商业电影的影象与叙事的基本构成原则是男人看／女人被看；是建立在男人／女人、看／被看、主动／被动、主体／客体的一系列二项对立式间的叙述与影象序列。”男性主人公、英雄的行动与历险一直是这类商业影视的表现的主体对象，而女性在其中是异己的物象、审美观看或欲望观看的客体女性的生存常常是一种镜式的生存，女人找不到真正的自己，以男性，夫权／父权社会的秩序原则反观自己，此时女人是被表述的。鲜儿敢于在男性社会里主动选择自己的命运，传递着女性自我觉醒的呐喊，为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而决绝地存在着，较为成功地演绎了中国普通女性的成长历史。
　　鲜儿，一个用勇敢诠释爱与恨的女人的形象。作为女性。尝试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关东地区女人最不可能担当的“角色”：乞丐、戏子、伐木、防排的工人、土匪，也尝试了那个年代中国家庭最不能容忍的“角色”：童养媳、土匪头子、二儿子婚外情人。鲜儿这一形象彻底颠覆了传统女性主义创作着意表达深受男权压制的女性孤独和焦虑。在男权社会中，女性无论在现实生活还是历史书写中，很难留下自己的真实声音和独立姿态。只有当女性作为主角站在生活的“场”上时，才得以展现自身主体价值。同样。只有“当妇女作为作家进入创作表现过程时”，她们才能“进入一个用特殊方法铭刻妇女神话的历史。”[1]传统女性主义影视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塑造往往烙印着男性注视的痕迹。“女性银幕形象通常与男性三种注视有关：首先，拍下情境的摄影机的注视(即镜头内景物的事件)，这通常是由男性主导拍摄的，与技术无关的是男性的／偷窥的注视。其次，是剧情叙事中男性的注视，使女人变成他们凝视下的客体。最后，是男性观众的注视，这个注视模仿着上述两项注视，其结果是在男性幻想中，女性本身停留在表面上，而且男人在剧本的上下文内容中维持了他自己的角色和满足。”[2]就是这样一个柔弱的女性，与命运进行决绝的抗争，充分体验女性的自我生存，用暴力的方式反抗男权文化，拒绝男性社会的规范，用真正的失语对抗男性中心话语。
　　鲜儿命运多舛，少女的她，生命里只有传文一个人。当传文全家闯关东时，她为爱离家出走追随传文。后为救传文，委身嫁给粮做童养媳。但敢爱敢恨的鲜儿最终没有向命运低头，得知传文已走，便决绝地逃离粮家，途中遇到戏班，为了生存加入到戏班行列，改艺名为秋雁。在男性统治的社会，女性卑微的命运被男性残忍践踏在脚下。为救师傅，鲜儿被有钱人糟蹋。自尊自强的她，觉得她自己的身体已经不配做传文的妻子了，放弃了心上人，独自放逐到山场，巧遇传武。但当传武要守护鲜儿一辈子时，谨守传统道德的鲜儿还是选择了离开。在王爷女儿那文格格那里平静地度过八年后，正逢辛亥革命，她与那文共同逃生，阴差阳错，那文却嫁给了传文。这时。鲜儿的心彻底死了。默默爱着鲜儿的传武将其挟持走后。共度了一度幸福时光，可遭遇乱战两人又被冲散，鲜儿以为传武已死，踏上了新的漂泊之旅，遇上镇三江后才真正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可以说，在落草为寇之前的鲜儿是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女性，具备传统女性文本所塑造的女性形象的特点，正如玛丽·女·窦恩在《女人的电影：占有与求爱》中指出：在一般的电影类型中，会设计一个女性观众，而这个观众的设计是为了去参与本质上是被虐待狂式的幻想，“女性身体就是性，是为男性观众提供色欲的对象”重复的被虐式剧情则有效地使女性观众虚弱，男性观众从银幕上的男性英雄身上得到的是他更完美的镜中自己，含带着主宰及操控的意味相对来说，女性观众得到的只是无力的如牺牲品般的形体，离理想愈来愈远地加强了自身的无价值感。鲜儿的经历是传统女性在男权社会所遭受的命运显现，是一种天然的磨练，鲜儿的悲惨命运无不让人为其扼腕叹息，黯然伤神。
　　驰骋在草莽之间的鲜儿，从此真正改变了女性的被压迫被摧残的命运。彰显了女性自主性的觉醒，当然，这一过程必然对象征秩序下的男性社会性别结构产生撞击“它们挑战并质疑着父权社会中女性的身体被客体化，以及在各种领域中女性通常成为权力冲突下的牺牲品等种种现象”她们不约而同地“脱离男人，而不是与男人敌对地建构自己”[3](P192)鲜儿与镇三江结为义兄妹，劫富济贫，以一个独立的个体而存在。是站在平等的地位上与男性进行对话。更重要的是，鲜儿挑战了象征秩序中女性被符码化的现实，以影视文本中的女性语言为武器，打破性别差异的传统概念，并通过文本瓦解和重建性别身份，鲜儿她与众男儿奋勇杀敌，出生入死，毫不畏惧，在抗日战场上显现着个体存在的价值，努力实现着将女性自身从象征秩序中解放出来，进而重新设计自我，赋予自身意义这一目标。女性主题的叙述和表达从男性主体中剥离的过程是痛苦而漫长的，充满了矛盾和反复，但女性的全新意义，正是在这样不断的反思!
　　《闯关东》通过关东路上女人的历时性命运创设性缺席女性真正拥有话语权的“场”，传递着女性自我的觉醒。鲜儿曲折命运，显现了普通女性的成长经历，这一历程是在撕裂与疼痛中进行的，其间有疑虑、惶惑，但最终会走出一片广阔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