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年6月24日，戴鹏海先生的女儿岚岚、登登，从大洋彼岸发出父亲病逝于美国纽约的讣告。闻讯后，在极其沉重、惋惜的情绪中，与鹏海兄二十多年相识、相知的往事，不由自主地浮现脑际，断断续续……
　　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思想大潮在中国社会各层面汹涌澎湃。与文学界、历史界和美术界等相较，音乐理论界的声浪似乎不够强烈，触动“禁区”的行动往往滞后。经居其宏先生“上音”校友身份的牵线联络，鹏海经常以通信、寄书等形式，热情地将上海思想文化界的理论动态（包括王元化先生的一些著作、讲稿和谈话等），介绍给“音研所”一干中年同行。一来二往，我和鹏海便逐渐熟识起来。此后，由于出差或收集研究资料，鹏海隔三差五会从上海来到北京，小住左家庄。这样的日子，志同道合的三五好友相聚，天南海北，神聊海议，话题总绕不开近代中国音乐事象和当下音乐创作与音乐生活现状。跃动的思维就在这种不经意的交流中撞击出“回顾与反思”的火花。精神聚会之外，鹏海不规则的早餐，则多半由我这个“驻所”主人顺带解决。因当年生活条件所限（有时甚至只有一碗清水面加半截红薯），鹏海并不嫌弃，我俩就在上班前办公楼清净的走道上用餐，吃得津津有味，乐在其中。
　　1987年11月，为完成中共中央书记处布置的《当代中国音乐》一书编写任务，中国音协在江苏江阴召集研讨会。与会者为历届音协领导、有名望的老音乐家及这部书的主要撰稿人，鹏海亦受邀到会。会议开始时气氛热烈，老音乐家们纷纷发言，大都从不同角度肯定1949年以来，中国音乐走过的光辉道路和正确方向。但当涉及到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敏感问题和当代音乐发展态势时，研讨的口径却非一致，从事实辩伪到观点陈述，与会者的发言存在明显差异。由于不少“老领导”就是其中一些重要事件的当事人，“官方史书”的定位，事关对自己的“历史评价”，于是格外认真，会议气氛也逐渐显得紧张起来。此时的“老戴”坐在一个不显眼的位置，神情凝重，不同意见争论时，他一言未发，表现出难得的冷静。直到会议临近尾声，在主持人点名的引发下，他才打破沉默，做了一次发言。我记得他的发言较长，语气平和，摆了许多事实，讲了一通道理，中心意思是应把握事物发展规律，总结历史经验，发言中已透出“重写音乐史”的思考。这次会议，让我看到了鹏海先生性格的另一面。
　　约上世纪90年代初，在严冬时节的一个午后，几位北京朋友和鹏海一道去三里河拜访李焕之先生。当天北京上空浓云滚动，寒冷异常，天气预报将有降雪。大伙商议在焕之家不要呆得过久，因为鹏海已订好晚间航班要返回上海，需留出赶飞机的时间。但到了焕之家，鹏海的话匣子一打开便收不住，全然不察觉屋外的天气变化。我再三提醒和催促，大家才告辞焕之。哪知出得门来，顿见大雪纷飞，天空昏暗，大片大片的雪花直往脖子里灌。我们一行人在风雪中艰难跋涉，努力向公交线路靠近。不一会功夫，白雪便覆盖街道，正值下班高峰，人流和车流在飞雪中混夹，道路交通急剧堵塞。此刻离航班起飞还有四个多小时，鹏海兄心急如焚，决定改乘地铁出城。我们护着他向最近的地铁站转移，不料地铁口堆满了换乘和避雪的人群，根本无法插进。我们夹在人堆里，进也进不去，出又出不来，真叫动弹不得。时间一点点过去，赶往机场的一切努力皆无可能，只能等人群逐渐松动后再作计议……这一年，鹏海兄已年过六旬，生活中这样的路途劳顿远不只一次。
　　历历往事，不胜追记。
　　鹏海除给亲人、友人、同事、学生留下永难忘却的记忆外，他毕生的艺术业绩已融在祖国的音乐事业中。
　　其一，他是一位具有强烈使命感和实干精神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家。
　　从“大跃进”时期的学生年代起，鹏海就已进入中国现代音乐史研究领域。从最初点滴资料的积累，到个人研究专著的出版、研究风格的展现及“一家之言”的形成，是他学术生涯的重心。半个多世纪来，他编著了贺绿汀、丁善德、陆华柏的年谱长编，主编或参编了萧友梅、赵元任、黄自、丁善德、邓尔敬等人的作品全集或选集，完成了《刘天华传》的写作初稿，此外还涉及陈洪、陈田鹤、张曙等人的专题研究。他以多种形式为有重大历史影响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家立传，这既是史学建设的一项基础工作，也是中国音乐史承载的重要内容。他的系列研究成果像一串珍珠，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著作中闪现光彩。也正是在这些“个案”研究的积累和突破中，一步步践行他“重写音乐史”的主张。
　　其二，他是一位怀有社会责任感、言辞犀利的音乐批评家。
　　鹏海在民国时期生活了20年（1929—1949），有对社会底层民生疾苦和与非正义权势抗争的亲身体验和经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见证祖国繁荣发展及经历土改、反右、拔白旗、文化大革命等大大小小的各种政治运动，逐步形成他讴歌光明、鄙弃邪恶、伸张正义的人生价值观。体现在他的专业领域，自然会对身边所见、所听、所感的事项发表自己的意见。于是，他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研究、当代音乐创作、社会音乐生活、音乐表演艺术、音乐学研究者的学风、音乐出版物和音乐评奖等方面，留下了许多有价值的批评文字。这些长短不一的评论文章，大都观点鲜明，用语直率。其中遇到不少有争议的话题，如重写音乐史、王洛宾音乐作品知识产权转卖、《乌苏里船歌》署名等。面对这些问题，鹏海多能以超越个人恩怨的立场，以自己的专业知识和说真话的良知，去评判是非曲直，明知有可能“引火烧身”，陷入争议的漩涡，也不避讳。
　　其三，他是一位甘当铺路石的音乐戏剧实践家和艺术导师。
　　音乐戏剧活动在鹏海的艺术人生中占有重要位置。解放初期他在湖北投身音乐戏剧工作，从感性上积累了戏剧表演的实践经验，同时熟悉和了解文艺团体艺术生产的一般流程，为日后他在更大舞台上进行歌剧、音乐剧的创作、研究和表演实践打下了基础。自1960年始，他在上海歌剧院工作了23个年头。此时的他，已完成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学业，正值艺术创造力旺盛期。在这块负有盛名的歌剧园地里，他和同事们先后推出了《赤胆忠心》《嘉陵怒涛》《椰林怒火》等一大批歌剧、歌舞剧作品。尽管1983年起他的工作关系转到“上音”，回学院主要从事音乐理论研究，但他和音乐戏剧的关系不仅未断，反倒因活动领域的开阔使他对歌剧及音乐剧的介入更为深广。借用一句朋友间开玩笑的话来形容——“哪里有歌剧，哪里就有戴老板”（朋友和晚辈对鹏海的戏称）。虽然这是一句夸张的顺口溜，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近三十年对音乐戏剧的痴迷和投入。鹏海在这一艺术领域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既是创作者、研究者、编导、顾问、评委，又是许多重要剧目的策划者和组织者。他所做的工作，大到国家或地区歌剧、音乐剧发展道路、方向、策略的咨询，细到一个剧目创作团队的组成，剧本、音乐的修改，角色的挑选，舞台设计和演员的表演等等。这许多工作，涉及音乐戏剧艺术生产过程的方方面面，体现出鹏海在音乐戏剧领域具有高远的目光、全面的修养、深厚的积累和实际的经验。在多数情况下，鹏海皆位居幕后，或為推出新作鼓与呼，实在称得上我国歌剧、音乐剧界的伯乐。
　　上述三方面主要的艺术业绩，是鹏海对祖国音乐事业做出的重要贡献。此外，最令人深刻感怀的，是他身上所体现的知识分子应具有的精神风范。
　　朋友、同事和学生们都知道，鹏海“爱管闲事”是出了名的。多的事例暂不提，单看他在国内最后那些年秋冬两季的生活日程，就知道他“管”的事有多宽。每年11月下旬，作为我国成立最早的第一所高等音乐学府，上海音乐学院都会组织规模不等（逢5逢10大庆，平常年小庆）的院庆活动，年年都有新内容。故去元老和健在前辈的纪念会，一个接一个；遍布海内外杰出校友的报告会，一场接一场。要出书、出谱、出纪念册，要征集资料，查阅档案；要撰写大事记，编制名人录……还有许多说不出名目的各种事务，等等。尽管学院有专门机构负责这些工作的日常运转，但仍见他跑上跑下，忙前忙后，一天到晚“忙得脚不沾地”。按照常情，一个“领国家养老金”的退休人，这些事本可不管，但他却爱管、要管，一到院庆，比谁都忙，因为他把母校视为自己的家。
　　与他“爱管闲事”相关联的是“爱提意见”，且意见尖锐，多不留情面，也因此“得罪”于人，或招致误解。对他的这种“倔强脾气”，朋友们曾善意地提醒过他，不过收效甚微。依我看来，鹏海自幼喝湘江水长大，深受湖湘文化熏染，崇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训言和“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信条，“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瑰丽诗句镌刻于心。1956年进入“上音”后，有幸随恩师贺绿汀左右，长期耳闻目濡，恩师说真话的硬骨头精神是他学习仿效的最好榜样，潜移默化中似有助于他“倔强”品性的养成。
　　是“爱管闲事”，还是“古道热肠有担当”？是“爱提意见”，还是“路见不平一声吼”？是耶！非耶！斯人已逝，任人评说或不说也罢！
　　鹏海走了，一个有血有肉、讲情讲义、敢说敢当的“倔老头”离开他的亲人、朋友、学生走了！他一定是带有牵挂、带着遗憾走的，因为他总认为“老”离他还很远，想做的事和没做完的事实在还太多……
　　王安国 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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