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性人到理性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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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专家 郑新蓉教授
  教育即生活,读书即品读教育、品读生活。多年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郑新蓉教授主持读书会,涉猎教育社会学、教育人类学、民族教育、性别教育等领域。本期读书会主要介绍美国心理学教授道格拉斯·肯里克与弗拉达斯·格里斯克维西斯合作完成的著作——《理性动物》。
  现代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作为经济学理论基石的“理性人”的观点深入人心,主要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理性,二是自利,即人能够进行精确的计算为自身谋取最大的利益。这一观点受到包括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现代行为经济学家等的批判,他们从不同的学科视角提出事实上人未必总是理性的,人也不需要或不应该总是经济理性的。具有进化心理学背景的美国心理学教授道格拉斯·肯里克与弗拉达斯·格里斯克维西斯则另辟蹊径,将讨论的焦点从“人是否是理性人”的争论中转移到从物种进化的“动物”视角,重新审视人类的理性问题。观点别具一格,论述生动有趣,从另一角度拓宽我们对人类决策、人类理性的认识。
  一、作者及作品简介
  《理性动物》(The Rational Animal)一书由两位美国心理学教授合作完成。道格拉斯·肯里克,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心理学教授,获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博士学位,是人类行为与进化学会执行委员会成员,被誉为现代进化心理学奠基人之一。弗拉达斯·格里斯克维西斯,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卡尔森管理学院市场营销与心理学教授。他们将进化生物学和社会心理学相结合,在《理性动物》中向我们生动地介绍了人脑是如何运作的最新科学证据。英文原版书中,《理性动物》一书还有副标题,即《进化如何使我们自己变得比我们所认为的更聪明》(How Evolution Made Us Smarter than We Think),明确地亮出其进化心理学的视角。该书于2014年首次出版中文版本,介绍对西方现有人类行为研究进展的最新成果。因其论述语言生动活泼,采用“案例—理论观点—案例”的反复推敲论证的方式层层推进,使其不仅具有很高的阅读价值,而且具有极强的可读性。
  二、内容介绍
  本书除去引言、结论及致谢部分,共分九章。每一章节内部,作者运用“案例—理论观点—案例”的论证方式,以有趣的经验现象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从而提出相应的理论观点对其进行解释,解释过程中又重新回到案例映证,而各个章节则是观点之间的层层递进。
  1.从“理性人”到“理性动物”
  关于人类决策理性与否的问题,包括古典经济学家、现代行为经济学家等已经做了大量的讨论。作为第三类科学家,即进化心理学家,作者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审视,在“理性人”的论述外提出“人是理性动物”的观点。他们认为,人类的一些看似愚蠢、不理性的行为,从生物进化的角度来看,往往具有深度理性(deep rationality)。人类决策并非关于理性或非理性的问题,而是具有深层理性的特点。今天的选择并不仅仅是由当下可见的近因所决定的,更是由根植于潜意识中的一套祖传的精密机制的影响而造成的。比如,分析个体购买一块蛋糕这一行为的背后原因,近因可能是他饿了或者是他喜欢吃蛋糕,但远因则是高热量食物曾帮助人类的祖先积蓄能量,使他们得以在高营养食物匮乏的环境中生存下来。所谓理性动物,就是将人类看作和其他生物一样同样具有生存、繁衍等进化需求的物种,所以在分析人类行为的原因时不但要考虑表层近因,还应从进化需求中找到远因,即祖先留在我们身体中的遗传密码的作用。
  但我们也应知道,人类的进化目标并非单一、完整的,而是不可避免地会面临自我保存、繁衍后代、社会交往等互不相同的进化挑战,由此引出另一关键概念——次级自我(subselves)。
  2.七个“次级自我”
  人类千百万年的进化历程中,为应对不同的进化挑战而形成了七种不同类型的“次级自我”(见图1)。在个体的生命历程中,七个“次级自我”依次登台。金字塔型的结构体现的不仅是时间上的先后关系,还代表人类进化的最高目标是育儿,即繁衍后代。
  七个“次级自我”可以被理解为经常存在的人类决策的前后不一致现象。不同的“次级自我”遵循不同的博弈规则。在双方都是冷血的理性经济人的情况下,为了避免遭受被他人背叛而承担更加严重的惩罚,人们往往倾向于选择自己首先做出背叛行为。但当博弈双方是亲属关系时,情况则会发生变化。从生物进化的角度来说,如果和我们有着相同遗传基因的亲属获得进化的机会,同样意味着我们获得进化的胜利。由此,作者生动地阐述了“血浓于水”的道理。而且,不同的“次级自我”具有不同的认知偏见,导致其在做选择时的冒险倾向不同。如自我保护型的“次级自我”会使处于粮食危机中的赞比亚政府拒绝美国转基因食品的援助,原因是转基因食品对赞比亚人民来说,其安全性并不确定,人们宁愿暂时挨饿,也要避免可能出现的更严重的后果。而男性择偶型的“次级自我”则倾向于冒险,高估女性对其感兴趣的程度,以最大可能地实现其繁衍和基因延续的进化目的。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日常生活中人们常常会做出前后不一致的决策,为什么在不同的情境下我们会改变自己对同一问题的想法,做决策时会感到纠结,难以取舍,这是我们的七个“次级自我”争斗的结果。如果我们希望做出尽可能合理的决策,则需要掌握激活或规避某个次级自我发挥作用的技巧。
  3.快和慢的生命史对策
  七个“次级自我”金字塔是每个生命体在个人生命历程中需要经历的进化路径。其中,位于较低层级的指向个人的存续目标,维持个体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延续,而位于较高层级的则指向基因的繁殖目标,复制有机体的基因,使种族延续。由于个体所处的生存环境、掌握的资源总量和结构不同,导致其完成这一进化路径的方式也不同,这就形成快和慢不同的生命史对策。生物学家基于各种生物体如何分配有限的资源,建立了一套“生活史理论”(life history theory),缩短个体的存续进程,将更多的资源用于繁殖努力的方式即“快生速死”的快对策,而将更多的资源用于个体的存续努力,并不急于繁衍后代的方式即慢对策。   快对策和慢对策的选择基于个体对环境的判断及在个人所拥有资源基础上的对环境掌控能力的判断。作者尤其提到个体从小成长的家庭环境的重要性,然而成长于缺乏安全感和稳定性、动荡不安、资源匮乏的环境中的人,倾向于采用“快生速死”的生命史对策,将有限的资源用于尽早地繁衍后代。因为生命有太多的不确定性,他们只能选择尽早地完成最高层级的进化目标,其行为风格带有冒险和及时行乐的特征。而成长于安全、稳定、资源充足的环境中的人,倾向于采用慢对策。对他们而言,未来具有预见性,即使遇到可能的风险,他们也有充足的资源将之化解,因而他们并不急于完成生育繁衍的任务。这类人的行为风格带有思维的缜密性、决策的长远性、计划性的特征。我们无法简单地判断两种生命史对策的优劣,而事实上,从个体实际的生存状况出发而进行的选择,从实现其进化目标的角度来说,都具有深层理性。
  4.总结
  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讨论“理性动物”,为我们开辟一个理解人类行为的全新视角。人类行为的理性与否不仅可以从其所获的实际经济利益角度思考,还可从物种进化需求的角度进行解释。一些看似不理性的行为,实际上会满足人类的某种进化需求,进而在进化过程中作为一套祖传的神秘机制被确立下来,隐藏于我们的潜意识中并影响我们的选择。与各个进化目标相对应的是不同的“次级自我”,出现在个体生命历程的不同阶段,有着各不相同的固有偏见及与人相处的博弈规则,导致当不同“次级自我”占据主导位置时,人们会做出截然不同的决策。由此,人类可以更加理解自身做出决策的原因和内在机制,重新审视决策行为理性与否的问题,防备深层理性的寄生虫。通过了解敌人、了解环境、了解自己的三种途径,我们可以规避深层理性被他人利用,使自身的进化需求真正得到满足。
  三、主讲者评论
  初次接触进化心理学,觉得新奇而有趣。不可否认,这是人类在对自身行为机制这一恒久且又充满神秘性、复杂性的问题探究之路上走出的又一重要的一步。一些观点也会让我们不禁会心一笑,或是豁然开朗,在被剖析的同时,似乎认为离我们自己也更近。这的确是一本阅读过程引人入胜、读后确有收获的著作,但也会让读者生发出更多的困惑,悬而未决。
  “理性”“动物”,反复读着这几个简简单单的字,细细斟酌又似乎有无穷无尽的含义。什么是理性?理性看似熟悉,但追问起来却难道其究竟。经济学中的理性人,等同于经济人的概念,是指人在自利之心的引导下对自身所获实际利益能够做出精确计算的能力。亚里士多德说:人是理性的动物。此处的理性,是指人是具有过道德生活能力的不同于一般动物的物种。理性也常常和科学、逻辑等概念关联,意指人对外部世界进行探求、追寻某种确定性的能力。那么,《理性动物》一书中的理性是指什么,人类是否总是需要理性?该书的逻辑似乎延续古典经济学“理性人”的意涵,指人类作为众多生物物种的其中之一,为保证个体基因进化进程的延续,力求有机体的生存、繁衍而做出的权衡努力。进化心理学中,人类的理性不是为了一时的、可见的经济利益,而是为了满足个体的进化需求,但其核心内涵是一致的,理性即精致的利己主义。
  再看动物。此处的动物绝不单单作为一个名词而存在,它是指遵循优胜劣汰、你死我活的丛林法则,追求个体基因存活和延续最大可能性的动物性。人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是理性动物,但正如作者试图消解传统博弈论规则时所提到的:经济理性的市场规则只适用于一部分的人类决策,我们大多时候不是在和陌生人打交道。人类恰恰是在朋友面前可以不斤斤计较,只求付出和所得大体平衡,在后代面前可以自我牺牲、完全交付信任的物种。以“动物”之名勾勒出的七个“次级自我”模型,却恰恰是一副近乎完整的人性图景。人类究竟是不是理性动物,每个人心中都已有了一份保留答案,那是一份“我心自有明月”信仰的存在。
  一、该书带给人们哪些触动及疑惑?
  《理性动物》一书提出众多核心概念,如深层理性、进化目标、进化适应性、次级自我的进化层级等,并在论证过程中提出一些具体而有趣的观点或事例,如琳达问题、厌恶损失偏见、家庭经济学等。那么,该书会带给人们哪些触动与疑惑,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于理性,一些同学会说,“理性和非理性到底是指什么?”“理性有没有外部环境和文化的影响?”“理性分为经济理性、道德理性、直觉理性,而且理性之间也会有冲突,那我们该如何选择?”“深层理性和感性有什么区别,深层理性是不是一种借口?”“教育者如何做到真正的理性?”也有人会提出,“这本书为什么解释不了释迦牟尼?”认为“人类决策是为进化目标服务的,那统一的进化目标该如何解释人类差异?”对“次级自我”这一概念,有的同学说,“在人类需求的进化层级中,相对于次级来说的主级是什么?”“相比于独立的七个‘次级自我’来说,有没有一个整体的东西在起作用?”还有的同学提出,“是不是可以用本书的理论解释我们做过的所有错事,为它们找借口?”
  整体而言,这些困惑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第一,理论解释的限度问题,为什么书中观点不能解释某些人类行为,我们是否可以为所有行为寻找理由,抑或是借口吗?第二,关于理性的探讨,即何为理性,我们应如何运用理性?除个体因素之外,理性是否会和环境、文化因素相关?第三,关于次级自我的决策问题,当它们之间发生冲突时如何选择?在“次级自我”之上是否有一个更上位、更具全局观的“自我”在起作用?
  二、深层理性是否可以用于解释人类的一切行为?
  深层理性是否可以用来解释人类的所有行为?有的同学指出,不看书,只想睡觉,这是不是在偷懒,但书中的观点则说明睡觉是身体的需要,需要休息或者需要更多的睡眠来长身体,这是不是说我们可以借用深层理性为所有的行为找借口?
  还有的同学认为,深层理性只是为我们提供一种解释人类行为的观点,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用深层理性来解释我们的一切行为,人类行为归根结底是要为自身找到一种舒服的状态。“理性为什么成为我们做一切事情的理由?如果我们做某些事情不遵循理性就是有问题的,就是不正当的。人不管是遵循经济理性也好,直觉理性也好,道德理性也好,都是为了让自己有一种舒服的状态。这种舒服的状态不一定是在这件事情上得利,也可能是良心上的安宁,或是它符合我们的最直接判断,认为这样做最合适,并非最合适,但在这个情境中是最合适的。人肯定会考虑利害,但也不是要像书中说的用深层理性来解释所有的行为。”   也有的同学提出,即使是为我们自身的某些行为找借口的行为本身,同样也可从深层理性的角度加以解释。“书中有提到一个存续努力,就是为了我们继续生存下去。我们为自己所做的事情寻找借口,不仅仅是为了求得心安的状态,还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存活下去。因为在我们做某件事情不断地感到内疚、感到自责时,这种状态下的人处于一种非常不好的状态。如果一直处于这种的状态的话,我们可能会没有办法延续生命,没办法符合存续的进化。之所以我们会不断地寻求一些看似借口的东西来安慰自己,其实这也是一种深层理性。”
  也有的同学认为,深层理性的观点在某些问题上的确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更多的人类行为是其无法解释的,甚至人性这一复杂问题是否可被研究也有待商榷。“作者基于一种基本的判断,即人都是有理性的动物,但也会出现一些无法用理性解释的现象,于是创造出一个词,叫作深度理性。它的确有对的方面,但为什么这种观点解释不了释迦牟尼,解释不了如刘胡兰等烈士的行为?要想用一项研究企图解释人性,这本身就是不可能的。人的魅力,人所不同于动物的地方就在于它有它的不可解释性,有它的客体性。”
  三、何为理性?我们如何理解理性?
  何谓理性,有的同学认为理性包含经济理性、道德理性、直觉理性,也有的同学提出可以用“合理性”理解深层理性的概念。“读这本书时,我们会看到,一些可能是不理性的举动,但在一定的情境下,或是某个‘次级自我’的状态中,可能那个状态就是合理的。这种合理性有可能是为了种族延续,或是其他,其中的‘理’包含更多生活意义上的常规含义。”
  可以用哪些更通俗的话或者词语来解释“理”或“理性”,如,智慧、聪明、做事的理由、借口等。郑新蓉老师指出:“现在,如果没有异议的话,我们可暂且使用‘理性’这个词,但我们要回到它所描述的事实上。理性所描述的事实有其针对性,如经济理性,是现代社会生活中,基于个体的计算、计量、裁判,并根据生产的投入和产出来进行计量。由于经济理性被过分地意识形态化,基本覆盖可解释的所有人类行为,使得其他学科就有意见了,如宗教、心理学。”回到事实、现象本身,不囿于概念,这应该是一股新的力量,可开拓我们的思路。
  四、从快对策、慢对策中,如何反观自身和社会?
  从社会学的角度,回归理性,这存在一个经验事实的讨论:社会经济地位较高、健康有保障的中产阶级家庭,往往是慢对策的。慢对策意味着计划性和目标性,认定一个目标后能够朝着这个目标有条不紊地前进,并认为未来是可预知的,即使可能存在风险也有足够的资源规避这些风险的影响。而快对策往往具有冒险性,是“快生速死”的策略,因为对其而言,未来具有太强的不确定性,而使其宁愿选择及时行乐。选择快对策的原因既与其所处的环境及其对环境的判断有关,也与大脑认知可能看不到通过慢对策也可获得成功的路径有关。
  反观自身,我们自己是属于慢对策还是快对策?在过程中、细节上,是慢对策还是快对策?进一步将眼光投诸于中国社会,哪些人是快对策的,哪些人是慢对策的?在家庭环境的安全和社会环境的安全之间如何做出平衡?即使家庭是安全的,但面对政策的不稳定与社会环境的不安全,我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快、慢对策的选择可能是基于个体对自身所处的阶层背景、家庭背景的安全性评估,或许也存在地域差异,会受到地域社会价值观念的影响。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硕士研究生)
  备忘
  这一理论最初吸引我的地方:一是需求的多样性,并非今天投入明天就会有产出,存在长远投入和产出,通过繁衍把多样性呈现出来。二是解释了经济理性最不能解释的合作关系和群体关系,其解释范围有群体的,有家族的,有为集体利益做出牺牲的,更为宽泛、广泛。此外,它有一些数据性的显示。
  为什么这样的书是西方人写的而非中国人?如果是中国人写的话,那他一定受过西方教育。中国文化像是水墨画,不言而喻,那为什么还要说得很清楚。本书运用达尔文进化论的逻辑谈生物的本性,并提出“绩效是永远的”。自工业革命伊始,追求财富就是资本主义文化骨子里衡量成功的标准,也包括对追求财富和极致成功之人生物学的各种零件匹配的考究。西方科学的魅力在于它敢于做解释,还是极致的解释。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我们可以从另一视角解释人性,从理论工具主义走出来,在知、信、行三者之间进行思考。
  ——郑新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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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新蓉,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移动教育资源与培训中心项目”国家级专家团队负责人。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民族教育与多元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教师队伍示范建设项目指导专家。  2006—2010年,教育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合作项目致力于探索“县级教师支持服务体系”,2007年考察世界银行在罗马尼亚农村教师专业发展的项目后,在中国西部七省八县试点“以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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