葵花子儿、西瓜子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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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人有点耿,好认死理,但一直坦坦蕩荡个性鲜明,缺点明显优点显著,单说吃这一块儿,同样如此,用好吃而不懒做表述,最为恰当。现如今吃货满天飞,都不说自个儿好吃,偏偏美其名曰成了美食家,让我这好吃的缺点逐年优化成了优点。
  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的我,打小就好吃,尤其少年时期,成长在物质极度匮乏年代,看啥都是美味,吃不到嘴里的更念念不忘。生在合肥市中心,长在市中心的四牌楼,奈何家境窘迫,全家只有父亲一人拿工资,我多是看着别人家的小孩吃。饼干、蛋糕、果脯和我基本无缘,哪怕最便宜又甜腻的伊拉克蜜枣,也是要到过年时节才有机会吃到。
  到了夏天,像黄瓜、西瓜、西红柿这样的“大路货”便宜得很,早市之后常常是黄瓜、西红柿估堆卖,西瓜论个卖,自然成为百姓消夏解暑的美味。许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吧,在我还是小屁孩儿的时候,居然就会挑选西瓜。先看西瓜皮上纹理的舒展程度和西瓜屁股上的圈圈是否长得圆,再抱起西瓜贴在耳畔轻拍,能找微微震手、声音“嘭嘭”的,准熟。还得是鲜秧子瓜哦,不然熟过了买到“倒瓤子”瓜,可是大大不划算。
  西瓜吃完了,洗干净的西瓜皮可以做成凉拌菜,那是大人的事。我就忙着把淘洗干净的西瓜子放在竹筛子上,就着热烈的大太阳晒干,再一点点仔细地收集起来。等攒够了一平碗,我就打开煤球炉,支上铁锅,倒入瓜子,开炒。待炒至大半熟时,撒上一点加了五香粉的盐水,再翻炒几下,咸香可口的西瓜子就出锅啦。
  这或许是我好吃不懒做的初级阶段吧。
  说起这嗑瓜子儿,端的是源远流长。有资料说嗑瓜子的习俗在明代已经流行,清代民国愈演愈烈,晚清之前,“瓜子”主要是西瓜子,晚清以来南瓜子开始流行,到民国时期,葵花子又异军突起,最终确定了“三分天下”的局面。
  儿时我曾种过几棵蓖麻,那是老师的科普要求,说是让我们学习掌握蓖麻油在科技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也种过几棵向日葵,是自己央着爸妈种下的,我眼巴巴地看着向日葵欣欣然地朝着太阳生长至成熟,一直等到偌大的花盘里结满了饱满的果实,才欣然摘下。
  原产于南美洲的向日葵种子,便是我们爱吃的葵花子儿。有古诗这般吟咏向日葵:“花开为仁仔,花落为其家。惟愿多结子,名曰向阳花。”司马光在《客中初夏》一诗中有“更无柳絮因风起,惟有葵花向日倾”的美好描绘。
  不像如今远离土地、缺乏阳光雨露的城里人那般痴傻地欣赏美丽的向日葵花,我这“好吃精”关注的是饱满厚实的葵花子儿。晒干,随便炒炒,便是美味。出门玩耍时,在小小的裤兜里装上一小把,遇到小伙伴时不时炫耀地掏出几粒,好不惬意。
  从宿州路九号省文联大门口到红星路小学不过几百米,顺着梨花巷走走就到了。那时候年纪小不懂事,除了对能吃的好吃的、能玩的好玩的感兴趣,其余的对啥都不求甚解,甚至于我还真干过一次上学不带书包的事,到了教室才醒悟过来,撒丫子往家跑回去拿书包。就像老师说起远郊的大蜀山,我们都堂而皇之地称之为“大头山”那样,这文字里透着诗情画意柔美抒情的梨花巷,同样被我们这些小屁孩喊作了“泥巴巷”。要是用合肥土话把“泥”音作“谜”音喊出来才好听,更有韵致。
  哪有小屁孩儿们不好吃的,在20世纪七十年代,牛奶冰棒五分钱一支,豆沙的和香蕉的分别是四分钱和三分钱。有小伙伴买了一支香蕉冰棒,边上要好的几位小伙伴一准儿理所当然地要求咬上一口,无需多言,咬了再说——上次我买冰棒时你都咬了一大口。
  那要是小小的裤兜里只有一分钱咋办呢?没问题,照样会有好吃的等着你。在低矮民房散落其间的“泥巴巷”中段,有个经年累月摆设的小摊子,是位老太太卖着五香葵花子儿,一分钱一小杯。老太太可是大名鼎鼎的“抖手老太”,几乎全校同学都知道。“抖手老太”擅长用一个小小的透明白酒高脚杯,往葵花子堆里一舀,满满当当的瓜子看着喜人,等到往你张开的小手里倒的时候,“抖手老太”的手就开始止不住地抖啊抖啊抖,总算把小杯里的瓜子儿给抖平了,才会潇洒倒下。或许被我们那眼巴巴且不甘的眼神盯怕了,“抖手老太”会随手抓起两粒放在你手心里捧着的那一小捧瓜子上,嘴里嚷着:“伢啦,再饶你几个。”一派大方慷慨风轻云淡的样子。
  小学毕业上初中,我去了离红星路小学两百米之遥的合肥九中。我们四班有六十人,我的入学排名在第四十名,知耻而后勇地奋起直追呗,到了第一学期末,居然跃进到第八名,数学还考了年级并列第一,也许是超常发挥,至少证明我还是能学好数学的。只是,我又当上了语文课代表,由此走上了严重偏科之路。
  我们四班是重点语文实验班,省级的,当时全安徽省只有两家。语文老师韩超伦讲课生动风趣,我们都爱听。我至今还记得韩老师的谆谆教诲,以及“听、说、读、写、练”“看、查、想、议、改”等多种语文学习方法。时任安徽省教育厅副厅长的丁先生,曾数次亲临我们语文实验班听课、调研。
  我和团支书张萍合写的关于我们语文实验班的通讯,居然在全国著名的《语文报》头版上有一席之地。那是我得到的第一笔稿费,当时是冬天,我和同学们为抗拒严寒,靠用力在走道墙壁“挤油渣渣”抱团取暖呢。三元钱稿费到手,我和张萍各自分了一元以示纪念,还剩下一元钱,全买了多味葵花子,与班里同学们一同分享。1982年的一元钱,真的蛮值钱,那时校门口的肉馅烧饼只要六分钱一个,你便能算出来我买的多味葵花子该有多大一堆。同学们吃得可欢实着呢。
  瓜子儿好吃,只是我这一偏科,把我的高中学习生活给偏到了合肥三中。
  上高中三年,依旧是语文课代表,还兼了劳动委员、体育课代表啥的。大约是1985年初夏,我的第三笔稿费到手,五元钱。那篇稿子是写初中语文老师韩老师的,取“韩”字的一半,篇名《韦老头子》,发在《作文周刊》上。韩老师在课堂上曾有高论,说“老头子”应该是褒义词:“老”——德高望重,“头”——一身之首也,“子”——古之圣贤美称也。结合韩老师的满腹经纶兼“奇谈怪论”,这篇《韦老头子》写出来理应出彩传神,要不,我这纯粹的自然来稿,哪儿会被全国知名的《作文周刊》的编辑老师看中啊。
  班里同学闹着让我请客,我开心地答应。嘿嘿,有经验了,买葵花子呗。下午上学路上和同学一起买了三元钱的多味葵花子,带到学校,上课前,大家伙儿都在热火朝天地嗑着瓜子儿,顺便儿夸着我的能耐。我表面上虚心自谦,内心里还是不免有些沾沾自喜、暗自得意。
  下午第一节是政治课,严谨的政治老师一上课发现今天有些异乎寻常——课堂上人人目光炯炯,没人犯困冲瞌睡。政治老师不吱声,安心讲课,背对着我们在黑板上板书的时候,悄悄地竖起了耳朵。果不其然,落入老师耳朵中居然有一两下微弱的嗑瓜子声。老师转过身来,迅疾地把手中的粉笔头砸向发出声音的同学。
  “怎么回事?”老师大声地问。
  令老师再吃一惊的事发生了,同学们不去看那个嗑瓜子的,竟然全部看向我。惨啊。就这样,我被罚站了一节课。放学后,又被班主任老师罚我打扫教室卫生。唉,这下,我可是得意不起来咯。
  安徽是炒货大省,本土出产的傻子瓜子、洽洽瓜子、陶永祥瓜子都是我的最爱,捧着小说,嗑着瓜子,滋润,舒坦。
  从我上小学直到高中毕业去当兵,父亲贺羡泉一直是《安徽文学》的诗歌编辑。父亲下班回来时会带上新出刊的交换杂志,让我接触到了更多的文学期刊,像《清明》《鸭绿江》《上海文学》《朔方》等等。自此我爱上了阅读,尤其是小说,我细细品读,沉浸在别人的故事里,感受着人生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交换的杂志看完了,自己就去书店或是邮局买书看,几十年来还真看了不少小说。
  当然,嗑的瓜子儿自然数不胜数。
  如今的我,已然过了半百之年,爱看书,爱品茶,爱旅行,爱下厨,还爱嗑瓜子儿。当然,好吃而不懒做也已操练到炉火纯青。只是,再无年轻时候看书一夜到天亮,瓜子壳儿堆成一座山的气势。
  若是瓜子儿嗑得多了,真的会上火呢。
  责任编辑 洪 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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