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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高中语文教材必修与选修所选取的都是中外文坛的名作,都是作者生命感受、生活体验的独白。这些时代的杰作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读者的倾听,读者对作品的再阅读成为了解作者、了解时代人物必不可少的环节。那么在语文教学中如何带领学生走近作者,打开作者的心门,准确把握文本呢?
一、了解童年经历,叩响作者心门
刻骨铭心的痛楚是一个人经历磨难后的收获。文学就是作家用来散播这种收获的方式,作家也在这散播中更璀璨,更具有生命力。
曹禺的笔下出现了许多永恒的人物形象:侍萍、繁漪、周朴园、陈白露等,《雷雨》、《日出》、《北京人》这些作品我们太熟悉、太难忘。面对现在市场上诸多无病呻吟的青春文学系列作品,我们更感慨经典文学作品的永恒魅力。一位真正的作家的创作生命之源在何处?任何人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有自己相处的环境、相处的人群,这些又会反作用于作家本人。于是作家的经历就成为他创作动力、创作激情的泉眼。曹禺先生出生于天津的一个破落的万姓官僚家庭,父亲因官场失意和武夫品行而专制、蛮横、粗暴,曾因一时愤怒踢折长子的腿,父子俩之间充满敌意和仇恨,长子终于不堪忍受,积郁成疾,三十而殒。且父亲晚上抽大烟,白天睡大觉,颓废不振。对凶狠、暴戾的父亲,曹先生经常战战兢兢,甚至害怕得不敢和他在一张餐桌上吃饭。整个家庭的沉闷和死气使怀着满腔苦闷、满腹激愤无以言说也无处言说的曹先生逐渐形成内向寡言的心理个性。他不爱抛头露面,也不善言谈,有很强的自制能力,更多地生活在内心体验的精神世界里,反复咀嚼生存痛苦、生活的苦难、人生的不平,情感体验被积压、凝聚为沉重的心理纽结。《雷雨·序》开头便是一段夫子自道:“我不知道怎样来表白我自己,我素来有些忧郁而暗涩;纵然在人前我有时也显露着欢娱,在孤独时却如许多精神总不甘于凝固的人,自己不断来苦恼着自己。”这明白地说明曹先生的心理类型是内倾的,它是长期生存压抑的结果。
自由是生命的本性,而压抑则是对生命的阻挠或扼杀。按照弗洛伊德动力心理学的解释,创作犹如白日做梦,是人生缺陷的替代性补偿,它以想象的方式,抚平作家心灵上的创伤。作品里真正作为兴趣中心的主角,最终只能是作家“自我”,尤其是作家幼年时的心理体验,会持久地扮演这种角色。
显然,曹禺先生创作时就存在这种压抑与宣泄、自我与角色的有机联系。曹先生曾竭力辩白,认为《雷雨》“决非一个社会问题剧”,而是一首幻想的诗,认为“我喜欢看周繁漪这样的女人”,“她满蓄着受着压抑的‘力’”,“她有火炽的热情,一颗强悍的心,她敢冲破一切的桎梏,做一次困兽的斗”。周繁漪所承受的心理压抑和解放的要求,与作家的内心体验是一脉相通的,她代表着作家深有所感的某种被压抑的欲望——自由的欲望。陈白露也在抗争,抗争一切阻扼生命自由发展的东西,她是那样的顽强、不屈,作家一再渲染她那日益堕落而不甘沉沦的悲剧心理活动和矛盾的内在性格。最后,在紧张、剧烈、不断深化的灵魂自我搏斗中,人性美终于战胜堕落性:与其屈辱痛苦地在黑暗世界中鬼混,不如以死的反抗挽救自己的灵魂。陈白露清醒地知道自己的命运形同朝露,“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她平静地吞下安眠药,安然地让自己的灵魂随着太阳的升起去寻求一种解脱。对于人事诸多的不幸,作者从小就深藏心底的困惑依然找不到答案,无奈之下,就以创作为寄托,在作品中宣泄、呐喊、反抗,谋求生的希望。在阅读中要让学生了解作者童年的经历,感受作者生命的韧性,从而更好地理解作者作品的内在。
二、品味生命的苦难,走进作者的心房
除天津外,曹先生还先后在宣化、北京、南京、江安、重庆等地居住、学习或工作过,一辈子基本没有离开过城市,他的社会联系、生活视野都大致局限在这个范围里。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家庭的变故和时代的冲击,把曹禺从一个官僚子弟变成城市平民。自从离开家只身闯入社会之后,起码在十几年的时间里,曹先生都过着普通市民的生活,既说不上平安无事,又说不上轰轰烈烈。他只是像平常人一样经历着时代的动荡不安,感受着平民的喜怒哀乐。从家庭的死水微澜游进市民社会的汹涌浊流,他眼界打开:“这些年在这光怪陆离的社会里流荡着,我看见过多少梦魇一般可怖的人事,这些印象我至死也不会忘却;它们化成多少严重的问题,死命地突击者我。”人的内心承受是有一定限度的,当内敛的曹先生抵挡不住外在的浊流对他的攻击时,他开始反抗。但他反抗的武器只能是手中的笔。曹先生用心对待生活,寻找生活的方向,可社会的混沌让人不堪入目,难以给人以希望。那就自己营造一个堡垒,把心中的浊气一吐为快。他说:“我感觉到大地震来临前那种‘烦躁不安’……我要写一点东西,宣泄这一腔愤懑……”创作成为一种情感的需要,写双眼所看,抒心中所感,将自己的内心世界展现在人物身上,让这些人物作为自己的代言人。如周冲的善良与不幸,四凤的天真与痛苦,陈白露、方达生、翠喜、小东西等无希望的生活和对日出的渴望等。这种矛盾是一种煎熬,作家内心的煎熬。不平的社会里人该有一个出路,曹先生给人的出路就是死亡。苦难充溢的岁月里,只有用生命的毁灭催发人们对生存意识和生命价值的领悟和反省,这可以说是曹先生思考的极限,他只有用这种“涅槃”的方式才看得到一点希望,在这一点希望中聊以自慰,并继续感知生存的意义。要引导学生领悟作家的良苦用心,走近作家生活的圈子,继而走进作家的心,与之相识,与之对话,更深地觉察生命的价值所在。
三、寄住作者生命的宫殿,营建自己的宫殿
在对世界和人生的各种思索探问中,有学者曾总结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家:一种思想家只埋头于抽象的逻辑思辨过程,而把自己全部的个人的现实存在排除在外。用一个简单比喻,这类人在思想中营造一个精美绝伦的宫殿,自己却不在其中,即使这个宫殿有朝一日焚毁或坍塌,他仍能超然地存在,因为这个宫殿并不是他安身立命的家园。另一类思想家则刚好相反,他们从自己存在最内在的困境出发观察和思考人生,他的一切劳作都是为了解开生存的困惑。如果说这类人也有一个宫殿的话,那么他将与宫殿共存亡,宫殿就是他生命与精神的寄存地,是他生命的家园。
如果从思想哲学上挪移到文学上,有些作家与前一种思想家相类似,营造了一个完美的文学世界,可自己却并不生活在那里,也不介入其中,犹如旁观者。另一类作家却与后一类思想家一样,他们总是从自己最直接最具体的生存环境乃至困境出发,思索和表现人生在世的种种遭遇,他们所建造的文学殿堂不但是给别人欣赏的,更是为了安顿自己的心灵,他们的文学创作实际就是一种有力的自我表现、自我叩问,他们除有良知、有责任感外,还有直面人生的勇气和胆识。真正的作家的永恒魅力即在此。
学作品就是要学作家的良知与责任、勇气与胆识。要与作家倾心交谈,让作家教会我们生活的道理,密切地关注生活,解剖自己,这样才能不断地提升自己的生命领受力,一点点营建自己生命寄托的殿堂。能如此,自然能有效把握文本,人就会在不知不觉中成长。
一、了解童年经历,叩响作者心门
刻骨铭心的痛楚是一个人经历磨难后的收获。文学就是作家用来散播这种收获的方式,作家也在这散播中更璀璨,更具有生命力。
曹禺的笔下出现了许多永恒的人物形象:侍萍、繁漪、周朴园、陈白露等,《雷雨》、《日出》、《北京人》这些作品我们太熟悉、太难忘。面对现在市场上诸多无病呻吟的青春文学系列作品,我们更感慨经典文学作品的永恒魅力。一位真正的作家的创作生命之源在何处?任何人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有自己相处的环境、相处的人群,这些又会反作用于作家本人。于是作家的经历就成为他创作动力、创作激情的泉眼。曹禺先生出生于天津的一个破落的万姓官僚家庭,父亲因官场失意和武夫品行而专制、蛮横、粗暴,曾因一时愤怒踢折长子的腿,父子俩之间充满敌意和仇恨,长子终于不堪忍受,积郁成疾,三十而殒。且父亲晚上抽大烟,白天睡大觉,颓废不振。对凶狠、暴戾的父亲,曹先生经常战战兢兢,甚至害怕得不敢和他在一张餐桌上吃饭。整个家庭的沉闷和死气使怀着满腔苦闷、满腹激愤无以言说也无处言说的曹先生逐渐形成内向寡言的心理个性。他不爱抛头露面,也不善言谈,有很强的自制能力,更多地生活在内心体验的精神世界里,反复咀嚼生存痛苦、生活的苦难、人生的不平,情感体验被积压、凝聚为沉重的心理纽结。《雷雨·序》开头便是一段夫子自道:“我不知道怎样来表白我自己,我素来有些忧郁而暗涩;纵然在人前我有时也显露着欢娱,在孤独时却如许多精神总不甘于凝固的人,自己不断来苦恼着自己。”这明白地说明曹先生的心理类型是内倾的,它是长期生存压抑的结果。
自由是生命的本性,而压抑则是对生命的阻挠或扼杀。按照弗洛伊德动力心理学的解释,创作犹如白日做梦,是人生缺陷的替代性补偿,它以想象的方式,抚平作家心灵上的创伤。作品里真正作为兴趣中心的主角,最终只能是作家“自我”,尤其是作家幼年时的心理体验,会持久地扮演这种角色。
显然,曹禺先生创作时就存在这种压抑与宣泄、自我与角色的有机联系。曹先生曾竭力辩白,认为《雷雨》“决非一个社会问题剧”,而是一首幻想的诗,认为“我喜欢看周繁漪这样的女人”,“她满蓄着受着压抑的‘力’”,“她有火炽的热情,一颗强悍的心,她敢冲破一切的桎梏,做一次困兽的斗”。周繁漪所承受的心理压抑和解放的要求,与作家的内心体验是一脉相通的,她代表着作家深有所感的某种被压抑的欲望——自由的欲望。陈白露也在抗争,抗争一切阻扼生命自由发展的东西,她是那样的顽强、不屈,作家一再渲染她那日益堕落而不甘沉沦的悲剧心理活动和矛盾的内在性格。最后,在紧张、剧烈、不断深化的灵魂自我搏斗中,人性美终于战胜堕落性:与其屈辱痛苦地在黑暗世界中鬼混,不如以死的反抗挽救自己的灵魂。陈白露清醒地知道自己的命运形同朝露,“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她平静地吞下安眠药,安然地让自己的灵魂随着太阳的升起去寻求一种解脱。对于人事诸多的不幸,作者从小就深藏心底的困惑依然找不到答案,无奈之下,就以创作为寄托,在作品中宣泄、呐喊、反抗,谋求生的希望。在阅读中要让学生了解作者童年的经历,感受作者生命的韧性,从而更好地理解作者作品的内在。
二、品味生命的苦难,走进作者的心房
除天津外,曹先生还先后在宣化、北京、南京、江安、重庆等地居住、学习或工作过,一辈子基本没有离开过城市,他的社会联系、生活视野都大致局限在这个范围里。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家庭的变故和时代的冲击,把曹禺从一个官僚子弟变成城市平民。自从离开家只身闯入社会之后,起码在十几年的时间里,曹先生都过着普通市民的生活,既说不上平安无事,又说不上轰轰烈烈。他只是像平常人一样经历着时代的动荡不安,感受着平民的喜怒哀乐。从家庭的死水微澜游进市民社会的汹涌浊流,他眼界打开:“这些年在这光怪陆离的社会里流荡着,我看见过多少梦魇一般可怖的人事,这些印象我至死也不会忘却;它们化成多少严重的问题,死命地突击者我。”人的内心承受是有一定限度的,当内敛的曹先生抵挡不住外在的浊流对他的攻击时,他开始反抗。但他反抗的武器只能是手中的笔。曹先生用心对待生活,寻找生活的方向,可社会的混沌让人不堪入目,难以给人以希望。那就自己营造一个堡垒,把心中的浊气一吐为快。他说:“我感觉到大地震来临前那种‘烦躁不安’……我要写一点东西,宣泄这一腔愤懑……”创作成为一种情感的需要,写双眼所看,抒心中所感,将自己的内心世界展现在人物身上,让这些人物作为自己的代言人。如周冲的善良与不幸,四凤的天真与痛苦,陈白露、方达生、翠喜、小东西等无希望的生活和对日出的渴望等。这种矛盾是一种煎熬,作家内心的煎熬。不平的社会里人该有一个出路,曹先生给人的出路就是死亡。苦难充溢的岁月里,只有用生命的毁灭催发人们对生存意识和生命价值的领悟和反省,这可以说是曹先生思考的极限,他只有用这种“涅槃”的方式才看得到一点希望,在这一点希望中聊以自慰,并继续感知生存的意义。要引导学生领悟作家的良苦用心,走近作家生活的圈子,继而走进作家的心,与之相识,与之对话,更深地觉察生命的价值所在。
三、寄住作者生命的宫殿,营建自己的宫殿
在对世界和人生的各种思索探问中,有学者曾总结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家:一种思想家只埋头于抽象的逻辑思辨过程,而把自己全部的个人的现实存在排除在外。用一个简单比喻,这类人在思想中营造一个精美绝伦的宫殿,自己却不在其中,即使这个宫殿有朝一日焚毁或坍塌,他仍能超然地存在,因为这个宫殿并不是他安身立命的家园。另一类思想家则刚好相反,他们从自己存在最内在的困境出发观察和思考人生,他的一切劳作都是为了解开生存的困惑。如果说这类人也有一个宫殿的话,那么他将与宫殿共存亡,宫殿就是他生命与精神的寄存地,是他生命的家园。
如果从思想哲学上挪移到文学上,有些作家与前一种思想家相类似,营造了一个完美的文学世界,可自己却并不生活在那里,也不介入其中,犹如旁观者。另一类作家却与后一类思想家一样,他们总是从自己最直接最具体的生存环境乃至困境出发,思索和表现人生在世的种种遭遇,他们所建造的文学殿堂不但是给别人欣赏的,更是为了安顿自己的心灵,他们的文学创作实际就是一种有力的自我表现、自我叩问,他们除有良知、有责任感外,还有直面人生的勇气和胆识。真正的作家的永恒魅力即在此。
学作品就是要学作家的良知与责任、勇气与胆识。要与作家倾心交谈,让作家教会我们生活的道理,密切地关注生活,解剖自己,这样才能不断地提升自己的生命领受力,一点点营建自己生命寄托的殿堂。能如此,自然能有效把握文本,人就会在不知不觉中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