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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代诗歌的语言成型是新诗得以区别于旧诗的一个根本性的因素。然而百年中国新诗的发展一直上演着一次又一次的背 叛。新诗语言究竟止于何处谁也无法预见。然而新诗的建设和发展中，对“固有传统的沿袭”与“外来影响的接收”一直是助推新诗发展的原动力之一。本文企图在 文本分析的基础上以文学史的眼光理清新诗逐渐形成的语言观以及在新诗语言变形的过程中的重大现象，以此作为百年新诗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结束时的总结。
中国新诗发展至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百年新诗一直在建设发展中举步维艰，一方面它无法摆脱古诗和外来诗学的影响，另一方面它又必须紧紧跟随时代的脚步以无羈的创造性完成自身的定型。正如朱光潜当年指出：“我们的新诗运动正在开始，我们必须郑重谨慎，不能让它流产。当前有两大问题须特别研究，一是固有传统究竟有几分可以沿袭，一是外来影响究竟有几分可以接收。”事实上，在新诗的建设和发展中，对“固有传统的沿袭”与“外来影响的接收”一直在焦虑中探索着。中国新诗在古今中外的融合中朝着现代化方向迈进的脚步也从未止息。
一、反叛的语言观
在新诗的转型过程中，对于传统的重新审视和估价是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新诗在对于传统诗歌语言的反叛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如果说晚清的“诗界革命”只是对古代诗歌语言传统的小修小补，并没有触及古诗的广厚层面，那么五四的新诗运动则以“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勇气使古诗受到真正的破坏性冲击。这种革命性变化最明显最根本莫过于诗歌语言。然而这种破坏并不是全盘的否定，尽管当时的白话诗人们迫不及待地要推翻千年的诗教，汉语同根的牵连总是牵着诗人脚跟，所以无论如何提倡“作诗如作文”自由号子，总不免赤着小脚跳探戈。然而，诗人的努力终究催生了新诗的诞生。
有趣的是新诗的语言观从未获得诗人们预期的超然，它依然在古诗的传统中寻找自己定位。例如，五四时白话新诗的标准是“明白易懂”，在白话诗人看来是以“诗三百”以来“元白”为代表的古诗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其后一些不满新诗“晶莹透彻”的废名、戴望舒、卞之琳、何其芳等人又推崇难懂的“温李”诗风，走向了白话新诗的反面。“温李”朦胧含蓄的空灵和元白直切通畅的俗白尽管千差万别，但新诗的借鉴却有意走向反面，这本身就可以窥视新诗的语言策略，那就是反叛。由此我们纵观新诗的百年流变，唯一不变的就是新诗这种无时无刻不在反叛的精神。持续几十年的现实主义诗潮刚刚波澜不惊，朦胧诗以最初的反叛走出“革命的工具论”，发出对文革的诅咒和反思。《今天》的热潮还没有退却，后朦胧诗又以“PASS北岛”、“打倒舒婷”的口号开始了“后朦胧时代”。当代诗坛的例子也许更容易让人明白新诗的反叛。可以说正是这种反叛，新诗的语言策略主要的就是反叛。
新诗的反叛往往是激进迅捷的，所以有时候根本就是立足于破而无暇顾及立。如五四时期的白话新诗，古诗已被推翻而新诗却尚未成型，这也就导致了白话新诗的先天不足，胡适的《尝试集》就是一个典型代表，我们在其中往往看到更多的半文半白顺口溜或者是只有白话而无诗。后朦胧诗人在掀起诗坛大潮的同时也让诗歌出现口水化、泛滥化等诸多问题，进一步加剧了新诗的危机。然而新诗的语言反叛在更高的层次上主要还是沿袭古诗和接收外来影响，并用反叛的武器加以改造和融汇。
二、变形的语言策略
检视新诗的语言艺术，我们不无欣慰地找到它开创性的成绩，但是我们也要认清楚新诗在百年的流变中携裹的大量泥沙。几千年的典雅文言，一部分会催使新诗承袭，另一部分死去的语言的滥用也会损伤新诗早已不断面临危机的身体。早期白话诗的文白夹杂或过厚的脂粉矫饰粗陋简单已叫人所诟病。但最令人警惕的却是摇头不已的繁缛。解放后，诗歌语言艺术朝着明朗化的路子前进，但是朴实、平易、明朗的诗歌渐渐成了革命的传声筒，整体超越不了规范化的语言学。文革期间，新诗更是沦落到应用文的水准，随处可见法定的配对。虽然新诗的媒介标准被框定为优美、形象、精炼、生动，但是现在来看这样的标准几乎一篇合格的散文就能达到。诗歌的浓缩性、暗示性、生长性、多义性，尤其是那种言有尽意无穷的诗歌味道荡然无存了。诗的语言必须摆脱已有的规范的语言学才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诗歌的语言魅力在于从内涵到外延充满弹性和张力，在语言内部的矛盾运动中达到诗语的暗示性、多义性和生长性。这就是诗语的繁复美。
语境对语义的异化作用则是指特定的语境迫使词语产生与它本来意义相反或相对的新的意义，类似于反语。闻一多《死水》的中间两段颇为典型。句中的“翡翠”、“桃花”、“罗绮”、“云霞”等词语的字面意义都与诗中的实际意思完全相反。以写《恶之花》开创现代诗歌审丑风格的波德莱尔有一首《腐尸》中写道:“天空对着这壮丽的尸体凝望，好象一朵开放的花苞”；施蛰存《桃色的云》写大都市的污染现象:“在夕暮的残霞里，/从烟囱林中升上来的/大朵的桃色的云，/美丽哪，烟煤做的，/透明的，桃色的云”；也都是这类说反话的诗。英美现代“新批评”派有一个著名的“反讽”原则，其涵义是“语境对一个陈述语的明显的歪曲”。因此，可以把这里所说的语境对语义的异化作用与“新批评”的“反讽”联系起来理解。
中国新诗发展至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百年新诗一直在建设发展中举步维艰，一方面它无法摆脱古诗和外来诗学的影响，另一方面它又必须紧紧跟随时代的脚步以无羈的创造性完成自身的定型。正如朱光潜当年指出：“我们的新诗运动正在开始，我们必须郑重谨慎，不能让它流产。当前有两大问题须特别研究，一是固有传统究竟有几分可以沿袭，一是外来影响究竟有几分可以接收。”事实上，在新诗的建设和发展中，对“固有传统的沿袭”与“外来影响的接收”一直在焦虑中探索着。中国新诗在古今中外的融合中朝着现代化方向迈进的脚步也从未止息。
一、反叛的语言观
在新诗的转型过程中，对于传统的重新审视和估价是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新诗在对于传统诗歌语言的反叛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如果说晚清的“诗界革命”只是对古代诗歌语言传统的小修小补，并没有触及古诗的广厚层面，那么五四的新诗运动则以“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勇气使古诗受到真正的破坏性冲击。这种革命性变化最明显最根本莫过于诗歌语言。然而这种破坏并不是全盘的否定，尽管当时的白话诗人们迫不及待地要推翻千年的诗教，汉语同根的牵连总是牵着诗人脚跟，所以无论如何提倡“作诗如作文”自由号子，总不免赤着小脚跳探戈。然而，诗人的努力终究催生了新诗的诞生。
有趣的是新诗的语言观从未获得诗人们预期的超然，它依然在古诗的传统中寻找自己定位。例如，五四时白话新诗的标准是“明白易懂”，在白话诗人看来是以“诗三百”以来“元白”为代表的古诗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其后一些不满新诗“晶莹透彻”的废名、戴望舒、卞之琳、何其芳等人又推崇难懂的“温李”诗风，走向了白话新诗的反面。“温李”朦胧含蓄的空灵和元白直切通畅的俗白尽管千差万别，但新诗的借鉴却有意走向反面，这本身就可以窥视新诗的语言策略，那就是反叛。由此我们纵观新诗的百年流变，唯一不变的就是新诗这种无时无刻不在反叛的精神。持续几十年的现实主义诗潮刚刚波澜不惊，朦胧诗以最初的反叛走出“革命的工具论”，发出对文革的诅咒和反思。《今天》的热潮还没有退却，后朦胧诗又以“PASS北岛”、“打倒舒婷”的口号开始了“后朦胧时代”。当代诗坛的例子也许更容易让人明白新诗的反叛。可以说正是这种反叛，新诗的语言策略主要的就是反叛。
新诗的反叛往往是激进迅捷的，所以有时候根本就是立足于破而无暇顾及立。如五四时期的白话新诗，古诗已被推翻而新诗却尚未成型，这也就导致了白话新诗的先天不足，胡适的《尝试集》就是一个典型代表，我们在其中往往看到更多的半文半白顺口溜或者是只有白话而无诗。后朦胧诗人在掀起诗坛大潮的同时也让诗歌出现口水化、泛滥化等诸多问题，进一步加剧了新诗的危机。然而新诗的语言反叛在更高的层次上主要还是沿袭古诗和接收外来影响，并用反叛的武器加以改造和融汇。
二、变形的语言策略
检视新诗的语言艺术，我们不无欣慰地找到它开创性的成绩，但是我们也要认清楚新诗在百年的流变中携裹的大量泥沙。几千年的典雅文言，一部分会催使新诗承袭，另一部分死去的语言的滥用也会损伤新诗早已不断面临危机的身体。早期白话诗的文白夹杂或过厚的脂粉矫饰粗陋简单已叫人所诟病。但最令人警惕的却是摇头不已的繁缛。解放后，诗歌语言艺术朝着明朗化的路子前进，但是朴实、平易、明朗的诗歌渐渐成了革命的传声筒，整体超越不了规范化的语言学。文革期间，新诗更是沦落到应用文的水准，随处可见法定的配对。虽然新诗的媒介标准被框定为优美、形象、精炼、生动，但是现在来看这样的标准几乎一篇合格的散文就能达到。诗歌的浓缩性、暗示性、生长性、多义性，尤其是那种言有尽意无穷的诗歌味道荡然无存了。诗的语言必须摆脱已有的规范的语言学才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诗歌的语言魅力在于从内涵到外延充满弹性和张力，在语言内部的矛盾运动中达到诗语的暗示性、多义性和生长性。这就是诗语的繁复美。
语境对语义的异化作用则是指特定的语境迫使词语产生与它本来意义相反或相对的新的意义，类似于反语。闻一多《死水》的中间两段颇为典型。句中的“翡翠”、“桃花”、“罗绮”、“云霞”等词语的字面意义都与诗中的实际意思完全相反。以写《恶之花》开创现代诗歌审丑风格的波德莱尔有一首《腐尸》中写道:“天空对着这壮丽的尸体凝望，好象一朵开放的花苞”；施蛰存《桃色的云》写大都市的污染现象:“在夕暮的残霞里，/从烟囱林中升上来的/大朵的桃色的云，/美丽哪，烟煤做的，/透明的，桃色的云”；也都是这类说反话的诗。英美现代“新批评”派有一个著名的“反讽”原则，其涵义是“语境对一个陈述语的明显的歪曲”。因此，可以把这里所说的语境对语义的异化作用与“新批评”的“反讽”联系起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