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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是典籍翻译的难题，影响着文化信息的有效传递。《道德经》是我国历史上具有代表意义的文化巨著，在国内外均有深远的影响，在其对外传播过程中，英文译本功不可没。本研究以文化图式理论为指导，通过文化图式重合、缺省以及冲突三大角度来分析韦利在翻译该著中文化负载词时所使用的翻译方法，意在促进我国优良的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
【关键词】文化图式;文化负载词;《道德经》
【作者简介】代元佩，男，昆明理工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2018级翻译硕士。
文化负载词是语言体系中最能体现语言的文化信息、最直观反映人类的社会生活情况的载体。文化之间的差异是不同民族文化沟通交流的难点之一。因此，在跨文化交际语境内，如何准确而恰当地翻译这些文化负载词，是目的语充分实现其交际目的的基础。本研究以文化图式理论为基础，通过在两种不同文化图式之间建立联系，继而探讨具有明显特性的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方法，以通过文化负载词表达，进而实现原语文化信息的有效传递，从而达到提高目标语文本的翻译质量，实现跨文化交流的翻译目的。
本研究以老子的《道德经》和阿瑟·韦利的对应英译文本为研究材料，结合尤金·奈达（Nida， E. A.）对文化负载词的分类，来探究阿瑟·韦利在《道德经》英译文本中对文化负载词的采用的翻译方法，以及阿瑟·韦利如何将通过其英译文本将颇具中国民族特色的文化传播到国外，并为目标语读者所广泛接受。
一、文化图式理论
图式（schema）一词源自希腊词汇，表示大体的形状或方案。基于不同的视角和标准，学者们对这个概念或者术语有着不同程度的认知，也给予了不同的定义。 随着人们日常生活经验的不断积累，对应的文化图式会随着发展变化，进而就会被组织得更加紧密;信息在变得更加复杂的同时，也在相似或不同的文化群体成员中变得更加有用。即，文化图式是关于某个特定文化的风俗、习惯和传统并储存于人脑中的已存在的知识结构，它可以通过过去的经历获得（陈喜贝，2001）。
文化图式（cultural schema）在以下四种方面有最明显区别于其他类别的图式的特征。首先，文化图式因民族而异，不同的民族具有的文化图式不同。其次，文化图式的本质在不同民族之间存在某些相似性。再者，文化图式也具有一定的包容性。最后，文化图式相对来说也具有开放性。
二、文化负载词与翻译
文化负载词（culture-loaded words）这一表达和相关研究颇多。廖七一在《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一书中提道：“文化负载词是标志某种文化中特有事物的词、词组、习语、成语和典故。它们反映了特定民族在漫长历史进程中逐渐积累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生活方式”（廖七一，2000）。对于文化负载词的翻译重点需要考虑两种语言的文化背景、译者的文化观念和目标语读者群的文化接受心态等因素。为了实现文化信息的有效传递，不同文化图式的文化负载词在跨文化交际翻译中需要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从文学作品的翻译角度而言，译者如何处理文化负载词是一个难题，因为翻译文化负载的难点不是词汇本身，而是其文化负载词内部所承载的文化内涵。
三、《道德经》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研究
《道德经》中的文化负载词较多，针对这些特殊词汇要采用合理的翻译方法，笔者认为可以采用意译法、音译法、注释法等来处理文化负载词的翻译。
1.意译法。意译法（liberal translation）指的是“基于对源语含义的尊重，不拘泥于细节，将源语翻译得自然流畅即可。”（刘雨彤，2016）。比如，从“画蛇添足”译为“paint a snake with feet-superfluous”可以看出，由于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也是文化的移植，考虑跨文化视角下的语言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译者在运用意译法时，应当注重词义之间的文化对等，做到保留源语词汇修辞风格的同时，充分考虑目标语读者的接受度。
2.音译法。音译法（Transliteration）顾名思义是一种译音代义的方法，因其能够弥补语言文化缺省可能造成的表达障碍而颇具优势。这样可以有效地连接两种语言，以实现语境文化的传播，进而加强两种语言文化之间的交流。从音译法的翻译实践中来看，较多用于专有名词（Proper Nouns）的翻译，如人名“Araham Lincoln”译为“亚伯拉罕 林肯”，品牌名“Casio”译为“卡西欧”以及一些缩写语的专有名詞“APEC（Asian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译为“艾派克”，也就是“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只要形式短，容易上口，往往也采用音译。当然，采用音译法处理比较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一些日常表达、文化词汇以及政治角度的词汇，是比较合理的选择。大家较为熟知的例子如：“二胡”被音译为“erhu”，“豆腐”被音译为“tofu”等。
3.加注法。加注法（Annotation）一般是对文章中的词语、内容、引文出处等所作的一些说明，分为音译加注和直译加注。广义层面的注释则包括，前言、序言、导言等非文以外的所有内容;狭义层面来说，注释法指的是脚注、尾注及译文中的注释。
例1：“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It is when the six near ones were no longer at peace; that there was talk of dutiful sons？ Nor till fatherland was dark with strife; did we hear of Loyal slaves？”（Tao Te Ching Chapter 18）
“六亲”一词，在近现代汉语中泛指血亲与姻亲。阿瑟韦利在翻译过程中采用了直译加注的翻译方法，将“六亲”处理为字面意思“the six near ones”， 并在附注中使用注释法，沿引用著名的翻译解释“father， son， elderly brother， younger brother， husband and wife（Tao Te Ching Chapter 18）”，来进一步解释“六亲”的含义。这样的翻译方法直观地表达了原文意思，使读者有较好的阅读体验。 四、文化图式理论对《道德经》文化负载词翻译的影响
文化负载词的含义只有在特定文化语境中才是明确的，因而为了充分传递源文本的文化信息，不同文化图式的文化负载词在跨文化翻译时需用不同的方法。
1.文化图式重合。该角度下的文化负载词，能在目标语文本中找到与源语文化负载词对应的文化图式，因此译者需要找到目标语语文化中相对应的文化图式，采用直译法就能使翻译基本达到等值状态。
例2：“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
“He knows the males， yet cleaves to what is female. Because like a ravine， receiving all things under heaven.”（Tao Te Ching Chapter 28）
原文中的“雄、雌”本是一组反义词，它们在现代汉语和古汉语里都是一样的意思，均指雄性（男性）和雌性（女性）。“雄”字的引申义为男性特征（勇猛），“雌”字的引申义为女性特征（温顺）。这部分韦利采用了直译法，找到目标语语文化中相对应的文化图式，对原文的隐含意义进行了基本的传递。
2.文化图式缺省。不同文化之间，文化图式是不同的且文化图式之间都会存在一定的缺失，所以，这种不同和缺失会在某种程度上造成文化意象的缺省或扭曲。因而，译者在翻译时应适当补充文化负载词所隐含的缺失信息，在目标语内容进行表达时，帮助目标语读者填补文化图式对应的空白，从而构建新的目标语文化图式。
例3：“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
“We put thirty spokes together and call it a wheel; but it is on the space where there is nothing. That the usefulness of the wheel depends.”（Tao Te Ching Chapter 11）
原文中的“轂”指的是车毂。即，车轮中心的原木，连接车抽且中间有圆孔。韦利在处理时选择直接采用引申义“wheel”进行翻译，笔者认为以这样的方式进行翻译欠妥，毕竟车轮并不仅仅是车轴组成，还有车毂等。那么在该目标语译文中，韦利对原文中的“毂”的理解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在翻译时对其产生的文化图式会理解不全，进而给目标读者带来一定的疑惑和误解，这种译法会使目标语读者单纯地认为“毂”就是指译文中的车轮“wheel”。
3.文化图式冲突。文化负载词中存在文化图式冲突的一类，这一点也就要求译者必须要充分地了解两种语言的文化背景，分析并比较两种文化，在翻译时尽可能地注重形式和内容，确保最大限度地把源语词汇和民族特色保留下来。另外，也需要考虑异化层面的信息，多采用意译法、意译法、加注法等。
例4：“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
“As for the things that from of old have understood the Whole？ The sky through such understanding remains limpid， earth remains steady.”（Tao Te Ching Chapter 21）
原文中的“一”是数量词，应与译文中的“one”相对应。老子的原文语境中，将“一”认为是具有更多更深层次的含义词。认为中文中的“一”本质上是个独特而又宏观的概念，其代表的深层含义远远高于“一”。长期以来，有较多的学者不断对《道德经》中的“一”开展深入研究。其中，不难发现的是，大多数学者持有这样的观点，即，这个“一”本质上指的就是“道”。而韦利在处理该翻译时，直接把“一”翻译为“whole”，显然是将源文本中的“一”直接理解为一个整体，而没有考虑其深层含义。就这一点来看，韦利在处理翻译时，仅仅解释了源文本中的“一”的部分字面意思，忽略且充分理解“一”在原文语境中的内涵，更没有明确指出“一”在《道德经》中存在的某种独特性。因此，直观翻译的目标文本可以使目标读者理解，但为充分达到跨文化交际的目的，此部分翻译需要再进行进一步完善斟酌。
五、结语
文化负载词作为语言体系中最直观展示生活状况的载体，在跨文化交流中占有至关重要的角色。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的冲突与缺省，是对文化负载词开展翻译工作的一项重要且具有挑战性的方面。首先，译者要充分把握源文本，就是要对原文语境中的文化图式进行充分认识和理解;其次，译者要对目标语文化有充足的掌握，以便在处理翻译时，能更好地以目标语读者能接受的图示进行构建，使译文达到符合目标语言使用与表述习惯并引起读者与原作者之间产生更强烈的共鸣。因此，在翻译这些词时，既要寻求语言上的对等，更要充分挖掘深层的文化内涵。通过对不同文化图式的解读，灵活运用意译法、音译法和注释法，来实现文化信息的有效传递，从而达到跨文化交际的目的。
参考文献：
[1]Nida， E. A. 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on[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2]陈喜贝.文化图式理论研究综述[J].长沙：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学报，2011.
[3]辜正坤.老子道德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4]辜正坤.老子道德经[M].阿瑟·韦利，译.北京：北京外语教学研究出版社，1999.
[5]刘雨彤.跨文化交际下的文化负载词翻译研究[J].北方文学， 2017.
[6]廖七一.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关键词】文化图式;文化负载词;《道德经》
【作者简介】代元佩，男，昆明理工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2018级翻译硕士。
文化负载词是语言体系中最能体现语言的文化信息、最直观反映人类的社会生活情况的载体。文化之间的差异是不同民族文化沟通交流的难点之一。因此，在跨文化交际语境内，如何准确而恰当地翻译这些文化负载词，是目的语充分实现其交际目的的基础。本研究以文化图式理论为基础，通过在两种不同文化图式之间建立联系，继而探讨具有明显特性的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方法，以通过文化负载词表达，进而实现原语文化信息的有效传递，从而达到提高目标语文本的翻译质量，实现跨文化交流的翻译目的。
本研究以老子的《道德经》和阿瑟·韦利的对应英译文本为研究材料，结合尤金·奈达（Nida， E. A.）对文化负载词的分类，来探究阿瑟·韦利在《道德经》英译文本中对文化负载词的采用的翻译方法，以及阿瑟·韦利如何将通过其英译文本将颇具中国民族特色的文化传播到国外，并为目标语读者所广泛接受。
一、文化图式理论
图式（schema）一词源自希腊词汇，表示大体的形状或方案。基于不同的视角和标准，学者们对这个概念或者术语有着不同程度的认知，也给予了不同的定义。 随着人们日常生活经验的不断积累，对应的文化图式会随着发展变化，进而就会被组织得更加紧密;信息在变得更加复杂的同时，也在相似或不同的文化群体成员中变得更加有用。即，文化图式是关于某个特定文化的风俗、习惯和传统并储存于人脑中的已存在的知识结构，它可以通过过去的经历获得（陈喜贝，2001）。
文化图式（cultural schema）在以下四种方面有最明显区别于其他类别的图式的特征。首先，文化图式因民族而异，不同的民族具有的文化图式不同。其次，文化图式的本质在不同民族之间存在某些相似性。再者，文化图式也具有一定的包容性。最后，文化图式相对来说也具有开放性。
二、文化负载词与翻译
文化负载词（culture-loaded words）这一表达和相关研究颇多。廖七一在《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一书中提道：“文化负载词是标志某种文化中特有事物的词、词组、习语、成语和典故。它们反映了特定民族在漫长历史进程中逐渐积累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生活方式”（廖七一，2000）。对于文化负载词的翻译重点需要考虑两种语言的文化背景、译者的文化观念和目标语读者群的文化接受心态等因素。为了实现文化信息的有效传递，不同文化图式的文化负载词在跨文化交际翻译中需要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从文学作品的翻译角度而言，译者如何处理文化负载词是一个难题，因为翻译文化负载的难点不是词汇本身，而是其文化负载词内部所承载的文化内涵。
三、《道德经》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研究
《道德经》中的文化负载词较多，针对这些特殊词汇要采用合理的翻译方法，笔者认为可以采用意译法、音译法、注释法等来处理文化负载词的翻译。
1.意译法。意译法（liberal translation）指的是“基于对源语含义的尊重，不拘泥于细节，将源语翻译得自然流畅即可。”（刘雨彤，2016）。比如，从“画蛇添足”译为“paint a snake with feet-superfluous”可以看出，由于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也是文化的移植，考虑跨文化视角下的语言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译者在运用意译法时，应当注重词义之间的文化对等，做到保留源语词汇修辞风格的同时，充分考虑目标语读者的接受度。
2.音译法。音译法（Transliteration）顾名思义是一种译音代义的方法，因其能够弥补语言文化缺省可能造成的表达障碍而颇具优势。这样可以有效地连接两种语言，以实现语境文化的传播，进而加强两种语言文化之间的交流。从音译法的翻译实践中来看，较多用于专有名词（Proper Nouns）的翻译，如人名“Araham Lincoln”译为“亚伯拉罕 林肯”，品牌名“Casio”译为“卡西欧”以及一些缩写语的专有名詞“APEC（Asian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译为“艾派克”，也就是“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只要形式短，容易上口，往往也采用音译。当然，采用音译法处理比较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一些日常表达、文化词汇以及政治角度的词汇，是比较合理的选择。大家较为熟知的例子如：“二胡”被音译为“erhu”，“豆腐”被音译为“tofu”等。
3.加注法。加注法（Annotation）一般是对文章中的词语、内容、引文出处等所作的一些说明，分为音译加注和直译加注。广义层面的注释则包括，前言、序言、导言等非文以外的所有内容;狭义层面来说，注释法指的是脚注、尾注及译文中的注释。
例1：“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It is when the six near ones were no longer at peace; that there was talk of dutiful sons？ Nor till fatherland was dark with strife; did we hear of Loyal slaves？”（Tao Te Ching Chapter 18）
“六亲”一词，在近现代汉语中泛指血亲与姻亲。阿瑟韦利在翻译过程中采用了直译加注的翻译方法，将“六亲”处理为字面意思“the six near ones”， 并在附注中使用注释法，沿引用著名的翻译解释“father， son， elderly brother， younger brother， husband and wife（Tao Te Ching Chapter 18）”，来进一步解释“六亲”的含义。这样的翻译方法直观地表达了原文意思，使读者有较好的阅读体验。 四、文化图式理论对《道德经》文化负载词翻译的影响
文化负载词的含义只有在特定文化语境中才是明确的，因而为了充分传递源文本的文化信息，不同文化图式的文化负载词在跨文化翻译时需用不同的方法。
1.文化图式重合。该角度下的文化负载词，能在目标语文本中找到与源语文化负载词对应的文化图式，因此译者需要找到目标语语文化中相对应的文化图式，采用直译法就能使翻译基本达到等值状态。
例2：“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
“He knows the males， yet cleaves to what is female. Because like a ravine， receiving all things under heaven.”（Tao Te Ching Chapter 28）
原文中的“雄、雌”本是一组反义词，它们在现代汉语和古汉语里都是一样的意思，均指雄性（男性）和雌性（女性）。“雄”字的引申义为男性特征（勇猛），“雌”字的引申义为女性特征（温顺）。这部分韦利采用了直译法，找到目标语语文化中相对应的文化图式，对原文的隐含意义进行了基本的传递。
2.文化图式缺省。不同文化之间，文化图式是不同的且文化图式之间都会存在一定的缺失，所以，这种不同和缺失会在某种程度上造成文化意象的缺省或扭曲。因而，译者在翻译时应适当补充文化负载词所隐含的缺失信息，在目标语内容进行表达时，帮助目标语读者填补文化图式对应的空白，从而构建新的目标语文化图式。
例3：“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
“We put thirty spokes together and call it a wheel; but it is on the space where there is nothing. That the usefulness of the wheel depends.”（Tao Te Ching Chapter 11）
原文中的“轂”指的是车毂。即，车轮中心的原木，连接车抽且中间有圆孔。韦利在处理时选择直接采用引申义“wheel”进行翻译，笔者认为以这样的方式进行翻译欠妥，毕竟车轮并不仅仅是车轴组成，还有车毂等。那么在该目标语译文中，韦利对原文中的“毂”的理解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在翻译时对其产生的文化图式会理解不全，进而给目标读者带来一定的疑惑和误解，这种译法会使目标语读者单纯地认为“毂”就是指译文中的车轮“wheel”。
3.文化图式冲突。文化负载词中存在文化图式冲突的一类，这一点也就要求译者必须要充分地了解两种语言的文化背景，分析并比较两种文化，在翻译时尽可能地注重形式和内容，确保最大限度地把源语词汇和民族特色保留下来。另外，也需要考虑异化层面的信息，多采用意译法、意译法、加注法等。
例4：“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
“As for the things that from of old have understood the Whole？ The sky through such understanding remains limpid， earth remains steady.”（Tao Te Ching Chapter 21）
原文中的“一”是数量词，应与译文中的“one”相对应。老子的原文语境中，将“一”认为是具有更多更深层次的含义词。认为中文中的“一”本质上是个独特而又宏观的概念，其代表的深层含义远远高于“一”。长期以来，有较多的学者不断对《道德经》中的“一”开展深入研究。其中，不难发现的是，大多数学者持有这样的观点，即，这个“一”本质上指的就是“道”。而韦利在处理该翻译时，直接把“一”翻译为“whole”，显然是将源文本中的“一”直接理解为一个整体，而没有考虑其深层含义。就这一点来看，韦利在处理翻译时，仅仅解释了源文本中的“一”的部分字面意思，忽略且充分理解“一”在原文语境中的内涵，更没有明确指出“一”在《道德经》中存在的某种独特性。因此，直观翻译的目标文本可以使目标读者理解，但为充分达到跨文化交际的目的，此部分翻译需要再进行进一步完善斟酌。
五、结语
文化负载词作为语言体系中最直观展示生活状况的载体，在跨文化交流中占有至关重要的角色。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的冲突与缺省，是对文化负载词开展翻译工作的一项重要且具有挑战性的方面。首先，译者要充分把握源文本，就是要对原文语境中的文化图式进行充分认识和理解;其次，译者要对目标语文化有充足的掌握，以便在处理翻译时，能更好地以目标语读者能接受的图示进行构建，使译文达到符合目标语言使用与表述习惯并引起读者与原作者之间产生更强烈的共鸣。因此，在翻译这些词时，既要寻求语言上的对等，更要充分挖掘深层的文化内涵。通过对不同文化图式的解读，灵活运用意译法、音译法和注释法，来实现文化信息的有效传递，从而达到跨文化交际的目的。
参考文献：
[1]Nida， E. A. 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on[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2]陈喜贝.文化图式理论研究综述[J].长沙：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学报，2011.
[3]辜正坤.老子道德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4]辜正坤.老子道德经[M].阿瑟·韦利，译.北京：北京外语教学研究出版社，1999.
[5]刘雨彤.跨文化交际下的文化负载词翻译研究[J].北方文学， 2017.
[6]廖七一.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