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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危机动员是公共危机管理的重要课题，本文在厘清政治动员和社会动员概念的基础上，提出适合我国公共危机动员的模式——以政治动员为主，政治动员与社会动员协作的混合模式，并从危机管理网络的构建、政策工具的使用及社会动员的适度性三个方面阐释了在多元主体管理下混合模式的具体运行方式。
关键词：公共危机动员模式 社会动员 政治动员
现阶段，我国政治动员仍居于公共危机动员的主导地位，社会动员虽在快速发展但尚未真正成熟，这是研究我国危机动员必须明晰的基本国情。为进一步推进危机动员问题的研究，寻找适合我国土壤的危机动员模型，本文提出构建以政治动员为主，政治动员与社会动员协作的混合模式。在现实中社会动员与政治动员经常混合使用，我们需要厘清社会动员和政治动员的概念。社会动员是“由社会进行的动员”，即社会凭借自身力量主动进行的、调动社会各方面资源应对危机的动员，具体来说就是社会组织、个体通过宣传、发动和组织人民群众以及各方面力量，形成群众运动或者组织起群众的有效参与，调动社会各方面积极性，依靠人民群众和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克服危机、恢复社会正常秩序的行为方式与过程。政治动员是党和政府“对社会进行的动员”，主要是政治体系利用政治的方式对社会进行的动员，而不是社会的自主动员。
一、公共危机管理网络的构建
构建混合动员模式，需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公众等多元主体基于公共治理的理念建立危机管理网络。在这个网络中，各个主体在以政府为主导，形成合力，并充分发挥自身的知识、技能和资源优势。
1.将社会动员主体的责任列入到危机管理预案中去。通过明确规定社会组织等主体在危机管理预案中的地位，使各个主体对自身所扮演的角色和承担的责任有准确地把握，在发动社会动员时，分散在其他主体中的资源就能够快速、有序、高效的整合起来。一方面有利于社会组织等主体在社会动员实践中的积累经验，迅速成长，并能够自主发挥作用。另一方面有利于社会组织等主体在日常的危机管理中及早的操练和准备，以便于在危机来临之时，完成政府交付的社会动员任务。
2.将社会组织代表列入到危机管理执行机构成员之中。影响力较大、发育较为成熟的社会组织其本身具有较好的社会公信力，更贴近公众生活，如将其列入到危机管理执行机构中，这些社会组织就能够发挥自身优势，表达公众诉求，调动社会资源，凝聚力量，有效地进行社会动员。只有让社会主体参与到社会动员当中去，混合动员模式才能够真正的建构起来。
3.构建混合动员模式的流程。针对我国政治动员和社会动员信息沟通机制差，各主体之间职责和权限划分模糊，突发事件的无序参与等问题，按照时间序列构建危机动员流程是有必要的。
如图1所示。
图1 混合动员模式流程
按照时间顺序，危机动员一般分三个主要流程：危机预防阶段、危机响应阶段、危机恢复阶段。在危机预防阶段，政治动员对社会动员起到的是引导作用，运用社会动员手段对公众开展危机培训、实施安全教育，提高公众的自救、互救能力，为后期的更广泛的危机动员工作打好基础。在危机响应阶段，政治动员与社会动员是合作、互助关系。政治动员能够为社会动员起到良好的宣传作用，社会动员能够为政治动员筹集到更多的资源，相互配合、相互补充。在危机的恢复阶段，社会动员弥补政治动员短期性的缺点，发挥自身优势，长期的关注危机事件之后的重建工作和危机遗留的社会问题。
二、危机动员中政策工具的运用
政策工具主要包括非强制性工具、强制性工具、混合性工具三种类型，政策工具的使用与社会动员机制的运作有吻合性和适用性，可以在社会动员过程中发挥指导作用。可基于政府危机动员能力与社会危机动员能力两个变量的大小，得出在危机动员中政策工具的选择框架。
1.“政府强，社会弱”社会结构的政策工具选择。“政府强，社会弱”，由于社会力量发展不足，社会力量可直接配合政府为应对危机所采取的强制性政策工具，如管制、课税、直接提供。随着有限政府治理理念的提出，我国现阶段处于由“政府强，社会弱”的结构，这也是构建以政治动员为主，政治动员与社会动员协同发展的混合动员模式的社会背景。因此，在面对重大公共危机时，应倾向于强制性政策工具的选择，同时也要着力于法律法规的构建、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沟通机制的完善。
2.“政府弱，社会强”社会结构的政策工具选择。国家与社会之间是一种“弱国家——强社会”的关系，在应对公共危机时，政府只需扮演引导者角色即可，为社会组织、企业、公众指引基本的危机应对方向，可选择发布信息、奖励等具有引导性的非强制性政策工具，如：鼓励家庭、社区、市场参与到危机的决策和执行机制中来。
我国现阶段处于由“政府强，社会弱”的结构向“政府强，社会强”的结构转变之中。因此，当前的公共危机的政策工具选择，应采取兼具非强制性工具和强制性工具特征的混合性工具，在实施政治动员的同时，也允许社会组织、公众一定程度上介入到危机动员的管理中去，最大限度的发挥社会动员的作用。
三、社会动员的适度性
混合模式中政治动员的“度”取决于危机发生的规模和破坏性，党和政府根据危机发生的等级来决定其动员范围。而社会动员是社会的自主动员，它作为一种带有导向性的动态社会组织活动，是一种顺应改革趋势的结果，又反过来对经济和政治改革起到制约甚至阻碍作用。
1.社会动员要遵循适度原则。在常规状态下，社会动员主要以公民安全教育、防灾救灾知识宣传和危机预防为主，切忌大规模的运动式的社会动员，否则会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在面对危机尤其是重大危机时，社会已经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应对危机的关键是反应的速度、处理的及时、应对措施的有效，此时的动员需要深入的、大规模的社会动员，但仍要以国家的稳定为前提。
2.社会动员“度”的衡量。针对社会动员“度”的衡量问题，借鉴于陈友华的现代化指标体系来做初步的探讨和商榷。陈友华认为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是一个综合性的指标，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内容。首先是经济的现代化，包括人均GDP与非农产业增加值；其次是社会结构，包括经济结构、城乡结构、就业结构等；第三是人的现代化（文化现代化）与人口素质的提高；第四是政治民主化，也包括制度现代化。这些现代化的评价指标正是影响社会动员的关键性要素，可以用來衡量一个社会的动员水平。人口素质的提高、非农劳动力的比例上升、政治民主化、法治化水平的提高会使社会主体对社会动员产生更多的期望，对社会动员程度提出更多要求。而人均GDP的增长、非农产业值的增加、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社会压力，同时也能够提高政府响应社会动员的能力。我国社会动员“度”的把握取决于现代化指标体系发展最慢的一个指标，当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指标都达到现代化水平之时，我国的社会动员主体才能真正地成为独当一面的危机管理主体。
参考文献：
[1]龙太江.从“对社会进行队员”到“由社会动员”——危机管理中的动员问题[J].政治与法律，2005（02）.
[2]王为民.论转型时期公共政策工具的选择——基于公共政策工具的结构分析[J].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02（01）.
[3]唐明勇、孙晓辉.危难与应对——新中国视野下的危机事件与社会动员个案研究[M].中国党史出版社，2010：270-271.
关键词：公共危机动员模式 社会动员 政治动员
现阶段，我国政治动员仍居于公共危机动员的主导地位，社会动员虽在快速发展但尚未真正成熟，这是研究我国危机动员必须明晰的基本国情。为进一步推进危机动员问题的研究，寻找适合我国土壤的危机动员模型，本文提出构建以政治动员为主，政治动员与社会动员协作的混合模式。在现实中社会动员与政治动员经常混合使用，我们需要厘清社会动员和政治动员的概念。社会动员是“由社会进行的动员”，即社会凭借自身力量主动进行的、调动社会各方面资源应对危机的动员，具体来说就是社会组织、个体通过宣传、发动和组织人民群众以及各方面力量，形成群众运动或者组织起群众的有效参与，调动社会各方面积极性，依靠人民群众和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克服危机、恢复社会正常秩序的行为方式与过程。政治动员是党和政府“对社会进行的动员”，主要是政治体系利用政治的方式对社会进行的动员，而不是社会的自主动员。
一、公共危机管理网络的构建
构建混合动员模式，需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公众等多元主体基于公共治理的理念建立危机管理网络。在这个网络中，各个主体在以政府为主导，形成合力，并充分发挥自身的知识、技能和资源优势。
1.将社会动员主体的责任列入到危机管理预案中去。通过明确规定社会组织等主体在危机管理预案中的地位，使各个主体对自身所扮演的角色和承担的责任有准确地把握，在发动社会动员时，分散在其他主体中的资源就能够快速、有序、高效的整合起来。一方面有利于社会组织等主体在社会动员实践中的积累经验，迅速成长，并能够自主发挥作用。另一方面有利于社会组织等主体在日常的危机管理中及早的操练和准备，以便于在危机来临之时，完成政府交付的社会动员任务。
2.将社会组织代表列入到危机管理执行机构成员之中。影响力较大、发育较为成熟的社会组织其本身具有较好的社会公信力，更贴近公众生活，如将其列入到危机管理执行机构中，这些社会组织就能够发挥自身优势，表达公众诉求，调动社会资源，凝聚力量，有效地进行社会动员。只有让社会主体参与到社会动员当中去，混合动员模式才能够真正的建构起来。
3.构建混合动员模式的流程。针对我国政治动员和社会动员信息沟通机制差，各主体之间职责和权限划分模糊，突发事件的无序参与等问题，按照时间序列构建危机动员流程是有必要的。
如图1所示。
图1 混合动员模式流程
按照时间顺序，危机动员一般分三个主要流程：危机预防阶段、危机响应阶段、危机恢复阶段。在危机预防阶段，政治动员对社会动员起到的是引导作用，运用社会动员手段对公众开展危机培训、实施安全教育，提高公众的自救、互救能力，为后期的更广泛的危机动员工作打好基础。在危机响应阶段，政治动员与社会动员是合作、互助关系。政治动员能够为社会动员起到良好的宣传作用，社会动员能够为政治动员筹集到更多的资源，相互配合、相互补充。在危机的恢复阶段，社会动员弥补政治动员短期性的缺点，发挥自身优势，长期的关注危机事件之后的重建工作和危机遗留的社会问题。
二、危机动员中政策工具的运用
政策工具主要包括非强制性工具、强制性工具、混合性工具三种类型，政策工具的使用与社会动员机制的运作有吻合性和适用性，可以在社会动员过程中发挥指导作用。可基于政府危机动员能力与社会危机动员能力两个变量的大小，得出在危机动员中政策工具的选择框架。
1.“政府强，社会弱”社会结构的政策工具选择。“政府强，社会弱”，由于社会力量发展不足，社会力量可直接配合政府为应对危机所采取的强制性政策工具，如管制、课税、直接提供。随着有限政府治理理念的提出，我国现阶段处于由“政府强，社会弱”的结构，这也是构建以政治动员为主，政治动员与社会动员协同发展的混合动员模式的社会背景。因此，在面对重大公共危机时，应倾向于强制性政策工具的选择，同时也要着力于法律法规的构建、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沟通机制的完善。
2.“政府弱，社会强”社会结构的政策工具选择。国家与社会之间是一种“弱国家——强社会”的关系，在应对公共危机时，政府只需扮演引导者角色即可，为社会组织、企业、公众指引基本的危机应对方向，可选择发布信息、奖励等具有引导性的非强制性政策工具，如：鼓励家庭、社区、市场参与到危机的决策和执行机制中来。
我国现阶段处于由“政府强，社会弱”的结构向“政府强，社会强”的结构转变之中。因此，当前的公共危机的政策工具选择，应采取兼具非强制性工具和强制性工具特征的混合性工具，在实施政治动员的同时，也允许社会组织、公众一定程度上介入到危机动员的管理中去，最大限度的发挥社会动员的作用。
三、社会动员的适度性
混合模式中政治动员的“度”取决于危机发生的规模和破坏性，党和政府根据危机发生的等级来决定其动员范围。而社会动员是社会的自主动员，它作为一种带有导向性的动态社会组织活动，是一种顺应改革趋势的结果，又反过来对经济和政治改革起到制约甚至阻碍作用。
1.社会动员要遵循适度原则。在常规状态下，社会动员主要以公民安全教育、防灾救灾知识宣传和危机预防为主，切忌大规模的运动式的社会动员，否则会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在面对危机尤其是重大危机时，社会已经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应对危机的关键是反应的速度、处理的及时、应对措施的有效，此时的动员需要深入的、大规模的社会动员，但仍要以国家的稳定为前提。
2.社会动员“度”的衡量。针对社会动员“度”的衡量问题，借鉴于陈友华的现代化指标体系来做初步的探讨和商榷。陈友华认为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是一个综合性的指标，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内容。首先是经济的现代化，包括人均GDP与非农产业增加值；其次是社会结构，包括经济结构、城乡结构、就业结构等；第三是人的现代化（文化现代化）与人口素质的提高；第四是政治民主化，也包括制度现代化。这些现代化的评价指标正是影响社会动员的关键性要素，可以用來衡量一个社会的动员水平。人口素质的提高、非农劳动力的比例上升、政治民主化、法治化水平的提高会使社会主体对社会动员产生更多的期望，对社会动员程度提出更多要求。而人均GDP的增长、非农产业值的增加、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社会压力，同时也能够提高政府响应社会动员的能力。我国社会动员“度”的把握取决于现代化指标体系发展最慢的一个指标，当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指标都达到现代化水平之时，我国的社会动员主体才能真正地成为独当一面的危机管理主体。
参考文献：
[1]龙太江.从“对社会进行队员”到“由社会动员”——危机管理中的动员问题[J].政治与法律，2005（02）.
[2]王为民.论转型时期公共政策工具的选择——基于公共政策工具的结构分析[J].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02（01）.
[3]唐明勇、孙晓辉.危难与应对——新中国视野下的危机事件与社会动员个案研究[M].中国党史出版社，2010：270-2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