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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2003：仰融以头相撞华晨汽车
在中国资本市场上，曾有声名赫赫的五大系，仰融的“华晨系”便是其中之一。他的空手套白狼的财技堪称炉火纯青，因此在产业与资本之间的双洗牌中屡屡得手，且乏陈败绩。但仰融过于迷信“资本的力量”，而肤浅于“政治的铁腕”。由此，他的悲剧少了悲壮，而多了悲哀，颇似堂吉诃德式的枭雄。其实，多读点中国历史不难明白，“背水一战”的赤膊上阵是下下策，多为全军覆灭，侥幸偶胜堪为旷世传奇
仰融，这个将中国公司鼓捣到美国证券市场的第一人，从来都是中国企业史上的“悲情英雄”，获得了众多方面的同情和悲悯。其实，作为政府和企业家产权之争的样本，仰融可算是过得比较得意的，至少其优游于林泉，兼腰缠万贯。不要忘了，更多的人是做田舍翁亦不可得。
这位曾经在资本和产业均有建树的枭雄纵然年暮，却也时常见诸媒体报端，做做越洋访问，重温一下自己的汽车梦。
美国市场第一红色资本
改革开放之初，有一个江苏人叫仰勇，得沿海地区开放之先风，初中毕业后先充当了一段时间的厨师，后回乡承包了一个小商店，再到江阴市外贸公司上班。大约是不甘于当公务员，就去闯上海滩，搞股票买卖。与当年沪上著名的杨百万、刘太、朱焕良等炒家厮混日久，又赚到了一点钱，更重要的是他偶然结识了几个金融界的知名人物，觉得自己已能量看涨，大应改头换面，力争上游。于是，他自己更名为“仰融”。后来人们多猜测有“仰仗金融”的寓意，也有人猜测他心中想的是“在金融上成为高山仰止”。
仰融的金融梦在某种程度上一度变成了现实。这源于他成功完成了第一笔将中国公司拿到美国资本市场去卖的交易。
1989年，仰融赴香港创办华博财务公司，其初始出资方为海南华银。此时，正逢国营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沈阳金杯汽车成为东北第一家尝试股份制改造的大型国营企业，发行1亿元股票，历时一年多却乏人问津，即便在国家体改委的大院里贴布告卖股票，也只卖出了2.7万元。此时，仰融上门捡了个便宜，1991年7月22日，仰融以1200万美元买下金杯汽车40％股份，之后他又安排了一次换股，将持股比例扩大到51％，成为该公司的绝对控股方。
仰融为此专门在百慕大设立了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由华博100％控股，而华博的股权结构为仰融70%、另一自然人为30%。
然后，仰融以香港注册的华晨公司与沈阳金杯汽车合资，成立了沈阳金杯客车制造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998万美元，金杯占60％的股份，华晨投入1200万美元，占40％的股份。后来人们发现，这次收购仰融是空手道，其所有投入的现金则均来自海南华银。
此时仰融已经基本完成了后来海外上市的准备工作。但要成功把曾经的国有资产拿到海外上市，还需要一个更为合法合理的身份。当时中国还未成立证监会，仰融只能靠自己创造，这种情况下最能看出人的大智慧，但也容易犯预料不到的错误。为了成功上市，仰融接受律师建议，“不以个人资产、更不能以国有资产控股上市”，筹划成立了非盈利性组织“中国金融教育基金会”，发起人是中国人民银行教育司、华晨控股、中国金融学院和海南华银四家。其中，仰融把华晨在沈阳金杯客车的四成股权划入基金会，是实际出资人。这样，仰融就戴上了一顶有政府部委护航、国营资本背景的“红帽子”。
1992年10月，“华晨中国汽车”在纽约成功上市，融资7200万美元。这是中国企业海外上市首例。而且，这也是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公司首次登陆纽约证交所，于是在当年的美国股市轰动一时。
而登陆纽约证交所，也让仰融一战成名。此过程中的纵横捭阖、精心布局，成就了他在中国资本运作领域的高手地位。
中华第一车的豪言豪气
1995年之后，仰融在中国金融教育基金会的委托经营协议下，把精力逐渐转移到金杯客车的管理上来。此时，中国的汽车工业还处于幼年期，正通过合资“以市场换技术”，基本没有什么国产品牌。仰融凭借敏锐的战略直觉和大局观很快发现中国的汽车市场前途无限，很可能诞生一个强大的本土品牌。他感到，自己完全可以在汽车工业重复资本市场的成就，从而在资本市场得到更大的成功。
首先，仰融需要在汽车工业确定沈阳金杯的地位。
金杯的主打产品是海狮牌小客车，仰融把全公司最精良的研发人员集中起来，开发出一款低成本的海狮新车型。此间发生了一件证明仰融想到就做的事：仰融曾去长春拜访过一汽董事长耿昭杰，被怠慢了。海狮新车型设计出来后，仰融自我感觉有了找回面子的机会。他找到耿昭杰说：“我这个车一卖，你的小解放肯定就不行了。但是我开发这个车肯定要亏本。我一个月生产500台，一年打个折就是5000台，你每台车给我1万元，总共5000万元，我把这个型号的许可证卖给你。这个情况，我是通报给你了，如果你不同意，我就按我的方式干了。”
耿昭杰以为这只是无赖的威胁，视仰融为疯子。新海狮出世后，因造型新颖、价格低廉、营销手段灵活而深受中小城镇用户的欢迎。仅一年，一汽的“小解放”就由盈利转入亏损；又两年，被迫退出市场。
成为小客车领域的霸主并不能让仰融满足，他认为家庭轿车才是做汽车的最终梦想。他是最早看到家庭轿车机遇的企业家之一。
1997年底，仰融开始筹划引进德国技术和设备，打造一条年产10万辆的国产轿车生产线。他提出一个激动人心的口号：“要制造拥有百分百知识产权的中国轿车。”震惊了汽车产业，大家都认为他是说梦话。
仰融不走“以市场换技术”、按部就班培养创新能力的寻常路，而是想将资本运作的那一套搬到汽车产业来，充分发挥自己利用资本市场和对接国际国内资源的能力，站在全球产业链的高度，与世界级别的汽车公司寻求不同形式和内容的合作，通过委托设计、自身滚动积累的方式培育核心研发能力。现在看来，这种发展路径对于中国企业走出去是不可省略的，联想、TCL后来都采取了并购和合作研发的办法。
在这个方针的指导下，他先后与宝马、通用、丰田等五家国际大汽车公司开展了广泛的合作，仰融自豪地称之为“五朵金花”。2000年12月，第一代中华轿车在沈阳下线。在隆重的下线仪式上，仰融兴奋地手举一幅“中华第一车”的书法向到场的嘉宾和记者展示自己的成功。他豪言：“到2006年，中国汽车业滩头阵地上惟一敢和外国企业叫板的，是我华晨。”
除了汽车领域之外，仰融还频频出手，涉足其他领域。到2001年前后，仰融打造出一个市值高达246亿元之巨的华晨系，旗下有5家上市公司，系内各种关联公司158家，其中控股138家。但是其中最成型、最有产业价值和资本价值的是风头正健的华晨汽车。华晨拥有8条汽车生产线，10多家汽车整车和部件工厂，在中国汽车行业形成了一个规模空前的“金融与产业一体化的体系。仰融为华晨设计了一个金融控股公司结构，下面有汽车、金融和基础建设等三大板块，其中汽车占总产值的80％，到2010年实现150万辆产销量，2000亿元营业收入，200亿元利润。如果这个目标能实现，华晨将成为中国最大的汽车公司。
索要产权20亿成为第一案
仰融治下的汽车与金融帝国发展到最辉煌的时候是2002年，这一年他与英国罗孚达成合资协议，华晨出资1亿元买下宁波的建设用地，向罗孚支付1500万英镑的技术转让费用，将罗孚搬到中国来。这是中国汽车企业第一次在国外老品牌前面充当救世主。然而，这一年仰融却在与地方政府的产权之争中败北，乃至远走海外。
当年戴上“中国金融教育基金会”的红帽子，虽然让上市获得成功，但却让仰融的产权主张进入暧昧的灰色地带。从中国政府的角度看，中国金融教育基金会是一个非营利组织，根据规章，凡进入基金会的财产属于公共财产，仰融一旦把华晨汽车划入基金会名下，就是放弃了所有权。从仰融的角度看，自己是实际出资人，根据“谁出资谁受益”的原则，自己至少应该拥有７０％股权。要命的是，不像很多红帽子企业那样，挂靠的时候有约定。碍于上市需要，仰融当初并没有与基金会有任何书面协定。而且，仰融还多次公开声称“华晨属于国家”。说着说着，他已经有了一个“国营企业家”的声誉。
一个想到就做的人，自然不可能甘心放弃产权。十年来，国家没有给华晨投过一分钱，是自己把华晨由1200万美元发展成现在拥有达30亿元人民币的净资产，旗下6家上市公司及其它非上市公司的总资产加起来近300亿元人民币。于是，从1999年开始，仰融着手编织了一个复杂交错的产权大网，除了他自己之外谁也说不清整个集团公司的股权和投资。同时，他也在努力脱离辽宁省，计划把罗孚项目设在宁波。当然，这也有要挟之意。
对于一心想发展汽车工业的辽宁省来说，这招当然不可容忍。辽宁省政府曾与仰融谈判，包括同意给予他部分股权，以反映其贡献。但不愿妥协的仰融“胃口太大”，“太急”，执意要回全部产权，不同意政府抠牙缝式的几个百分点的要价。2001年5月，仰融提出由管理层集资，以28亿元人民币的价格购回资产。
此时的仰融已经坐在火药筒上了。其实，地方政府早已对仰融不满：他口口声声说“华晨是国家的”，却背地里暗渡陈仓；不接受政府让步；不服从政府的汽车工业规划，不顾大局；在企业经营上独断专行，以资本运作为名屡屡搞超出企业能力的大型投资等等。如今，仰融一旦有了产权，马上就跑到宁波去了。2003年3月21日，华晨汽车在英国宣布与罗孚合资的新闻，华晨出资1亿元买下宁波的建设用地，向罗孚支付1500万英镑的技术转让费用。这成了政府采取铁腕行动的导火索，政府和仰融展开了一场结果没有悬念的产权交锋。
就在合资宣布一周后，辽宁省紧急成立接收华晨资产工作小组开始全面清查核查、接收华晨资产。5月，仰融飞到山西五台山求神拜佛。随后住进了上海瑞金医院。月底，以旅游护照悄然赴美不归。6月18日，华晨汽车董事会解除了仰融的公司主席、总裁等职务，理由是“不恰当地做出与基金会的业务方针相违背的业务决策，并因而不能顾及本公司股东的集体利益”。 6月25日，在美国的仰融将持有的华晨中国股票在香港股市全数抛售，套现8968万元。他的4位助手留任。
在华晨宣布仰融解职的第二天，华晨与宝马的合作项目建议书在国务院办公会上获得通过。半个月前，中华轿车也登上了最新的车辆生产目录，正式获准量产面市。8月20日，中华轿车的市场投放仪式在北京隆重举行，标准型产品市场售价为16.98万元，成为惟一与国际品牌抗衡的中档国产轿车。
身在海外，仰融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起诉，其直接诉讼争议标的达20亿元，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涉案金额最大的产权纠纷案。为了表明自己的“合法无私”，他甚至签署委托书，宣布将法律确认之应得的华晨资产全部捐献给非营利性社会团体或慈善机构。
4天后，被激怒的辽宁省人民检察院以涉嫌经济犯罪发出全球通缉令，正式批捕他。后来，他又在百慕大起诉华晨中国汽车。这些起诉均因“不在管辖权内”而告失败。
在中国资本市场上，曾有声名赫赫的五大系，仰融的“华晨系”便是其中之一。他的空手套白狼的财技堪称炉火纯青，因此在产业与资本之间的双洗牌中屡屡得手，且乏陈败绩。但仰融过于迷信“资本的力量”，而肤浅于“政治的铁腕”。由此，他的悲剧少了悲壮，而多了悲哀，颇似堂吉诃德式的枭雄。其实，多读点中国历史不难明白，“背水一战”的赤膊上阵是下下策，多为全军覆灭，侥幸偶胜堪为旷世传奇
仰融，这个将中国公司鼓捣到美国证券市场的第一人，从来都是中国企业史上的“悲情英雄”，获得了众多方面的同情和悲悯。其实，作为政府和企业家产权之争的样本，仰融可算是过得比较得意的，至少其优游于林泉，兼腰缠万贯。不要忘了，更多的人是做田舍翁亦不可得。
这位曾经在资本和产业均有建树的枭雄纵然年暮，却也时常见诸媒体报端，做做越洋访问，重温一下自己的汽车梦。
美国市场第一红色资本
改革开放之初，有一个江苏人叫仰勇，得沿海地区开放之先风，初中毕业后先充当了一段时间的厨师，后回乡承包了一个小商店，再到江阴市外贸公司上班。大约是不甘于当公务员，就去闯上海滩，搞股票买卖。与当年沪上著名的杨百万、刘太、朱焕良等炒家厮混日久，又赚到了一点钱，更重要的是他偶然结识了几个金融界的知名人物，觉得自己已能量看涨，大应改头换面，力争上游。于是，他自己更名为“仰融”。后来人们多猜测有“仰仗金融”的寓意，也有人猜测他心中想的是“在金融上成为高山仰止”。
仰融的金融梦在某种程度上一度变成了现实。这源于他成功完成了第一笔将中国公司拿到美国资本市场去卖的交易。
1989年，仰融赴香港创办华博财务公司，其初始出资方为海南华银。此时，正逢国营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沈阳金杯汽车成为东北第一家尝试股份制改造的大型国营企业，发行1亿元股票，历时一年多却乏人问津，即便在国家体改委的大院里贴布告卖股票，也只卖出了2.7万元。此时，仰融上门捡了个便宜，1991年7月22日，仰融以1200万美元买下金杯汽车40％股份，之后他又安排了一次换股，将持股比例扩大到51％，成为该公司的绝对控股方。
仰融为此专门在百慕大设立了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由华博100％控股，而华博的股权结构为仰融70%、另一自然人为30%。
然后，仰融以香港注册的华晨公司与沈阳金杯汽车合资，成立了沈阳金杯客车制造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998万美元，金杯占60％的股份，华晨投入1200万美元，占40％的股份。后来人们发现，这次收购仰融是空手道，其所有投入的现金则均来自海南华银。
此时仰融已经基本完成了后来海外上市的准备工作。但要成功把曾经的国有资产拿到海外上市，还需要一个更为合法合理的身份。当时中国还未成立证监会，仰融只能靠自己创造，这种情况下最能看出人的大智慧，但也容易犯预料不到的错误。为了成功上市，仰融接受律师建议，“不以个人资产、更不能以国有资产控股上市”，筹划成立了非盈利性组织“中国金融教育基金会”，发起人是中国人民银行教育司、华晨控股、中国金融学院和海南华银四家。其中，仰融把华晨在沈阳金杯客车的四成股权划入基金会，是实际出资人。这样，仰融就戴上了一顶有政府部委护航、国营资本背景的“红帽子”。
1992年10月，“华晨中国汽车”在纽约成功上市，融资7200万美元。这是中国企业海外上市首例。而且，这也是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公司首次登陆纽约证交所，于是在当年的美国股市轰动一时。
而登陆纽约证交所，也让仰融一战成名。此过程中的纵横捭阖、精心布局，成就了他在中国资本运作领域的高手地位。
中华第一车的豪言豪气
1995年之后，仰融在中国金融教育基金会的委托经营协议下，把精力逐渐转移到金杯客车的管理上来。此时，中国的汽车工业还处于幼年期，正通过合资“以市场换技术”，基本没有什么国产品牌。仰融凭借敏锐的战略直觉和大局观很快发现中国的汽车市场前途无限，很可能诞生一个强大的本土品牌。他感到，自己完全可以在汽车工业重复资本市场的成就，从而在资本市场得到更大的成功。
首先，仰融需要在汽车工业确定沈阳金杯的地位。
金杯的主打产品是海狮牌小客车，仰融把全公司最精良的研发人员集中起来，开发出一款低成本的海狮新车型。此间发生了一件证明仰融想到就做的事：仰融曾去长春拜访过一汽董事长耿昭杰，被怠慢了。海狮新车型设计出来后，仰融自我感觉有了找回面子的机会。他找到耿昭杰说：“我这个车一卖，你的小解放肯定就不行了。但是我开发这个车肯定要亏本。我一个月生产500台，一年打个折就是5000台，你每台车给我1万元，总共5000万元，我把这个型号的许可证卖给你。这个情况，我是通报给你了，如果你不同意，我就按我的方式干了。”
耿昭杰以为这只是无赖的威胁，视仰融为疯子。新海狮出世后，因造型新颖、价格低廉、营销手段灵活而深受中小城镇用户的欢迎。仅一年，一汽的“小解放”就由盈利转入亏损；又两年，被迫退出市场。
成为小客车领域的霸主并不能让仰融满足，他认为家庭轿车才是做汽车的最终梦想。他是最早看到家庭轿车机遇的企业家之一。
1997年底，仰融开始筹划引进德国技术和设备，打造一条年产10万辆的国产轿车生产线。他提出一个激动人心的口号：“要制造拥有百分百知识产权的中国轿车。”震惊了汽车产业，大家都认为他是说梦话。
仰融不走“以市场换技术”、按部就班培养创新能力的寻常路，而是想将资本运作的那一套搬到汽车产业来，充分发挥自己利用资本市场和对接国际国内资源的能力，站在全球产业链的高度，与世界级别的汽车公司寻求不同形式和内容的合作，通过委托设计、自身滚动积累的方式培育核心研发能力。现在看来，这种发展路径对于中国企业走出去是不可省略的，联想、TCL后来都采取了并购和合作研发的办法。
在这个方针的指导下，他先后与宝马、通用、丰田等五家国际大汽车公司开展了广泛的合作，仰融自豪地称之为“五朵金花”。2000年12月，第一代中华轿车在沈阳下线。在隆重的下线仪式上，仰融兴奋地手举一幅“中华第一车”的书法向到场的嘉宾和记者展示自己的成功。他豪言：“到2006年，中国汽车业滩头阵地上惟一敢和外国企业叫板的，是我华晨。”
除了汽车领域之外，仰融还频频出手，涉足其他领域。到2001年前后，仰融打造出一个市值高达246亿元之巨的华晨系，旗下有5家上市公司，系内各种关联公司158家，其中控股138家。但是其中最成型、最有产业价值和资本价值的是风头正健的华晨汽车。华晨拥有8条汽车生产线，10多家汽车整车和部件工厂，在中国汽车行业形成了一个规模空前的“金融与产业一体化的体系。仰融为华晨设计了一个金融控股公司结构，下面有汽车、金融和基础建设等三大板块，其中汽车占总产值的80％，到2010年实现150万辆产销量，2000亿元营业收入，200亿元利润。如果这个目标能实现，华晨将成为中国最大的汽车公司。
索要产权20亿成为第一案
仰融治下的汽车与金融帝国发展到最辉煌的时候是2002年，这一年他与英国罗孚达成合资协议，华晨出资1亿元买下宁波的建设用地，向罗孚支付1500万英镑的技术转让费用，将罗孚搬到中国来。这是中国汽车企业第一次在国外老品牌前面充当救世主。然而，这一年仰融却在与地方政府的产权之争中败北，乃至远走海外。
当年戴上“中国金融教育基金会”的红帽子，虽然让上市获得成功，但却让仰融的产权主张进入暧昧的灰色地带。从中国政府的角度看，中国金融教育基金会是一个非营利组织，根据规章，凡进入基金会的财产属于公共财产，仰融一旦把华晨汽车划入基金会名下，就是放弃了所有权。从仰融的角度看，自己是实际出资人，根据“谁出资谁受益”的原则，自己至少应该拥有７０％股权。要命的是，不像很多红帽子企业那样，挂靠的时候有约定。碍于上市需要，仰融当初并没有与基金会有任何书面协定。而且，仰融还多次公开声称“华晨属于国家”。说着说着，他已经有了一个“国营企业家”的声誉。
一个想到就做的人，自然不可能甘心放弃产权。十年来，国家没有给华晨投过一分钱，是自己把华晨由1200万美元发展成现在拥有达30亿元人民币的净资产，旗下6家上市公司及其它非上市公司的总资产加起来近300亿元人民币。于是，从1999年开始，仰融着手编织了一个复杂交错的产权大网，除了他自己之外谁也说不清整个集团公司的股权和投资。同时，他也在努力脱离辽宁省，计划把罗孚项目设在宁波。当然，这也有要挟之意。
对于一心想发展汽车工业的辽宁省来说，这招当然不可容忍。辽宁省政府曾与仰融谈判，包括同意给予他部分股权，以反映其贡献。但不愿妥协的仰融“胃口太大”，“太急”，执意要回全部产权，不同意政府抠牙缝式的几个百分点的要价。2001年5月，仰融提出由管理层集资，以28亿元人民币的价格购回资产。
此时的仰融已经坐在火药筒上了。其实，地方政府早已对仰融不满：他口口声声说“华晨是国家的”，却背地里暗渡陈仓；不接受政府让步；不服从政府的汽车工业规划，不顾大局；在企业经营上独断专行，以资本运作为名屡屡搞超出企业能力的大型投资等等。如今，仰融一旦有了产权，马上就跑到宁波去了。2003年3月21日，华晨汽车在英国宣布与罗孚合资的新闻，华晨出资1亿元买下宁波的建设用地，向罗孚支付1500万英镑的技术转让费用。这成了政府采取铁腕行动的导火索，政府和仰融展开了一场结果没有悬念的产权交锋。
就在合资宣布一周后，辽宁省紧急成立接收华晨资产工作小组开始全面清查核查、接收华晨资产。5月，仰融飞到山西五台山求神拜佛。随后住进了上海瑞金医院。月底，以旅游护照悄然赴美不归。6月18日，华晨汽车董事会解除了仰融的公司主席、总裁等职务，理由是“不恰当地做出与基金会的业务方针相违背的业务决策，并因而不能顾及本公司股东的集体利益”。 6月25日，在美国的仰融将持有的华晨中国股票在香港股市全数抛售，套现8968万元。他的4位助手留任。
在华晨宣布仰融解职的第二天，华晨与宝马的合作项目建议书在国务院办公会上获得通过。半个月前，中华轿车也登上了最新的车辆生产目录，正式获准量产面市。8月20日，中华轿车的市场投放仪式在北京隆重举行，标准型产品市场售价为16.98万元，成为惟一与国际品牌抗衡的中档国产轿车。
身在海外，仰融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起诉，其直接诉讼争议标的达20亿元，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涉案金额最大的产权纠纷案。为了表明自己的“合法无私”，他甚至签署委托书，宣布将法律确认之应得的华晨资产全部捐献给非营利性社会团体或慈善机构。
4天后，被激怒的辽宁省人民检察院以涉嫌经济犯罪发出全球通缉令，正式批捕他。后来，他又在百慕大起诉华晨中国汽车。这些起诉均因“不在管辖权内”而告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