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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环节中,现场听众积极踊跃,就中医养生以及中医的文化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提问,王琦认真解答了听众的问题,并与听众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问:王教授您好,我一直在吃素食,两年多了,对于吃素食,您有什么建议?生活作息或者说平日饮食该怎么样?
王琦:美国哈佛大学做过一个“金字塔”,用来表现膳食结构。底盘是蔬菜、淀粉之类,到了塔尖就是高脂肪类,比如肥肉、油脂一类的。《黄帝内经》里面讲的膳食结构非常清楚,是五谷杂粮素菜为主,动物的肉为辅,这是粗粮素菜为主要的膳食结构。中国人的肠胃和消化系统跟美国人是不一样的,因为人生存的自然环境不一样,在什么环境下就变成了什么样子。所以别把美国人的食谱习惯拿到中国来模仿。我的小孙子在美国长大。到我们家来就要喝冰水,他一边吃肉一边喝冰水,我们肯定做不到。中国人的食谱也是这样,就是以素菜五谷為主。这个食谱还是非常具有科学性的。我们大家还是要遵循东方人的生理和自身的特殊性,来规定自己的饮食。
问:我是即墨中医院的中医科大夫,今天王教授说到了糖尿病的干预问题。确实周围有很多这种病人找过我们调理,但我们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一般还是让人家继续吃西药。虽然中药能起到预防并发症的作用,但是我们没有能力干预或者进一步治疗。请问王教授我们应该如何做?
王琦:我之前也讲了,糖尿病人真的很恐怖,糖尿病治疗起来不单单是糖尿病的问题,而是糖尿痛肾病、糖尿病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糖尿病神经炎等的并发症。医生要在每个节点上找到它的主要发病机制,所以不要笼统降糖压。所以这是很大的医学问题。
讲一个故事。有个病人拉肚子,医生让他去消化科,看了好了一些,过了几天又不行了,就这样一连看了10个月的病,最后腿都烂了。很多人不知道有21%的糖尿病人会腹泻,有人认为是肠胃病,拖延到糖尿病重症的时候只有把腿锯掉,所以医生的责任太重要了。而现在分科太细,本来应该在泌尿科看的病却被弄到消化科。医生怎么能够面对这样一个多样性的复杂问题?还是刚才说的,要把疾病的关口前移,要“治未病”。健康是最重要的,没有任何一个事情比健康还重要,我们对健康的认识还是有很多误区的,包括医生本身都有很多问题。
问:想问一下王教授,对您影响最深远的或者您最喜欢的是哪一本著作或是哪位医家?
王琦:我刚才提到一个观点,就是大家对经典的尊重或者说时经典的永恒性的再认识的问题。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两本书。一本是《黄帝内经》,一个是《伤寒论》.你们可以在网上查一查我注解的《黄帝内经》,那是四十年前的事情。因为“文革”以后没有一本研究《黄帝内经》的书出现,所以我跟我的同学就写了一本书,一下子发行到四十多个国家,关于《伤寒论》的研究著作我也写过很多。我们每个中国人都应该这样,我们想要超越经典还是有很大难度,但是经典给我们思维和源泉。这就是经典非常了不起的价值。
我创造的“九种体质”的学说,也是从《黄帝内经》里面一个思想得出的。古希腊人希波克拉底提出“四液说”,认为人体中有四种不同的体液,如果失调了就有病了;到后来又有人按照血型,把人分成A型、B型、AB型和O型。所以这些人都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把人的人格心理串起来。我根据分型的理论来研究,把人分成阳虚的、阴虚的等九种人。我一开始只分出7种人,在上个世纪70年代把我分到荷兰援外医疗,到了春天荷兰郁金香盛开,有很多病人会打喷嚏、流鼻涕.我有个疑问:难道荷兰人全部过敏吗?回国以后我就开始研究这个问题,就发现这不是痛的问题,是有一类人是过敏体质,只有医生才能把它变成过敏人的概念。到所有医院给出的诊断都说是一种病: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哮喘,而在我这儿就变成了一种人:过敏人。所以大家要寻求这种动力,以求开发出无穷的东西。我们要对经典肃然起敬,民族的文化自信,为我们这个民族,为全球人类的健康,贡献我们的智慧。
(本刊记者张碧琪据王琦在“即墨古城大讲堂”上的演讲整理,已经本人审阅)
问:王教授您好,我一直在吃素食,两年多了,对于吃素食,您有什么建议?生活作息或者说平日饮食该怎么样?
王琦:美国哈佛大学做过一个“金字塔”,用来表现膳食结构。底盘是蔬菜、淀粉之类,到了塔尖就是高脂肪类,比如肥肉、油脂一类的。《黄帝内经》里面讲的膳食结构非常清楚,是五谷杂粮素菜为主,动物的肉为辅,这是粗粮素菜为主要的膳食结构。中国人的肠胃和消化系统跟美国人是不一样的,因为人生存的自然环境不一样,在什么环境下就变成了什么样子。所以别把美国人的食谱习惯拿到中国来模仿。我的小孙子在美国长大。到我们家来就要喝冰水,他一边吃肉一边喝冰水,我们肯定做不到。中国人的食谱也是这样,就是以素菜五谷為主。这个食谱还是非常具有科学性的。我们大家还是要遵循东方人的生理和自身的特殊性,来规定自己的饮食。
问:我是即墨中医院的中医科大夫,今天王教授说到了糖尿病的干预问题。确实周围有很多这种病人找过我们调理,但我们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一般还是让人家继续吃西药。虽然中药能起到预防并发症的作用,但是我们没有能力干预或者进一步治疗。请问王教授我们应该如何做?
王琦:我之前也讲了,糖尿病人真的很恐怖,糖尿病治疗起来不单单是糖尿病的问题,而是糖尿痛肾病、糖尿病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糖尿病神经炎等的并发症。医生要在每个节点上找到它的主要发病机制,所以不要笼统降糖压。所以这是很大的医学问题。
讲一个故事。有个病人拉肚子,医生让他去消化科,看了好了一些,过了几天又不行了,就这样一连看了10个月的病,最后腿都烂了。很多人不知道有21%的糖尿病人会腹泻,有人认为是肠胃病,拖延到糖尿病重症的时候只有把腿锯掉,所以医生的责任太重要了。而现在分科太细,本来应该在泌尿科看的病却被弄到消化科。医生怎么能够面对这样一个多样性的复杂问题?还是刚才说的,要把疾病的关口前移,要“治未病”。健康是最重要的,没有任何一个事情比健康还重要,我们对健康的认识还是有很多误区的,包括医生本身都有很多问题。
问:想问一下王教授,对您影响最深远的或者您最喜欢的是哪一本著作或是哪位医家?
王琦:我刚才提到一个观点,就是大家对经典的尊重或者说时经典的永恒性的再认识的问题。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两本书。一本是《黄帝内经》,一个是《伤寒论》.你们可以在网上查一查我注解的《黄帝内经》,那是四十年前的事情。因为“文革”以后没有一本研究《黄帝内经》的书出现,所以我跟我的同学就写了一本书,一下子发行到四十多个国家,关于《伤寒论》的研究著作我也写过很多。我们每个中国人都应该这样,我们想要超越经典还是有很大难度,但是经典给我们思维和源泉。这就是经典非常了不起的价值。
我创造的“九种体质”的学说,也是从《黄帝内经》里面一个思想得出的。古希腊人希波克拉底提出“四液说”,认为人体中有四种不同的体液,如果失调了就有病了;到后来又有人按照血型,把人分成A型、B型、AB型和O型。所以这些人都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把人的人格心理串起来。我根据分型的理论来研究,把人分成阳虚的、阴虚的等九种人。我一开始只分出7种人,在上个世纪70年代把我分到荷兰援外医疗,到了春天荷兰郁金香盛开,有很多病人会打喷嚏、流鼻涕.我有个疑问:难道荷兰人全部过敏吗?回国以后我就开始研究这个问题,就发现这不是痛的问题,是有一类人是过敏体质,只有医生才能把它变成过敏人的概念。到所有医院给出的诊断都说是一种病: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哮喘,而在我这儿就变成了一种人:过敏人。所以大家要寻求这种动力,以求开发出无穷的东西。我们要对经典肃然起敬,民族的文化自信,为我们这个民族,为全球人类的健康,贡献我们的智慧。
(本刊记者张碧琪据王琦在“即墨古城大讲堂”上的演讲整理,已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