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中国历史，最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大概就是三国时代了，三国时代之所以深入人心，和小说《三国演义》产生的影响是分不开的，然而，《三国演义》毕竟是小说，其情节有极大的虚构成份，不可当正史来读。史学大师吕思勉先生所著的《三国史话》一书，对扑朔迷离、众说纷纭的三国史进行了权威性的阐释，高屋建瓴、抽丝剥茧，把历史真相逐一还原；其中的一些独道见解，让我们看到了史学大师眼光的独特之处。
　　作者首先归纳出了后汉天下大乱的三个乱源：宦官十常侍、外戚集团及黄巾军，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论述黄巾军时，一改我们正统宣传中“凡农民起义，都是好的”的观点，对黄巾起义持否定态度，直接称其为“黄巾贼”，揭露了张角传道迷惑民众的虚伪性，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张角的政治野心：“张角是要煽动人民造反，夺取天下的。”这样的历史观，与我们目前所宣扬的历史观格格不入，我们现在的史学家，认为“凡是反皇帝的，就都是好的”，却忽视了某些农民起义对社会进步的危害性；面对吕思勉先生的思维方式，正统史学家们应该进行一番反思了。
　　本书更正了《三国演义》一书给读者造成的诸多误读，例如，《三国演义》中的“关云长温酒斩华雄”一节，可说是尽人皆知了，但吕思勉却在书中指出：“华雄明明是被孙坚所杀的，《三国演义》却说他是被关公所斩，这就是演义不可尽信之处了。”再如，伐吴之役，《三国演义》中强调刘备出兵的目的是要为关羽报仇，吕思勉先生认为这种说法是一个笑话，“因为能做一番事业的人，意志必较坚定，理智必较细密，断不会轻易动于感情。况且感情必是动于当时的，时间稍久，感情就渐渐衰退，理智就渐渐清醒了。关羽败于建安二十四年，刘备的征吴，是在章武元年七月，章武元年，就是建安二十六年，距离关羽的失败已经一年半了，还有轻动于感情之理么？”吕思勉先生不但对小说《三国演义》的某些虚构史事进行了厘清，对位列正史的《三国志》，他也不轻信，例如，“孙策这一次的出兵，《三国志》本传说：他是要袭击许都，迎接汉献帝的，这也是痴话……江东离许都，比河北更远，孙策有多大兵力能去攻袭？别说不能战胜，能否达到，还是个疑问呢！孙策也是个善于用兵的人，有这样傻的么？”
　　《三国演义》宣扬的是“尊刘反曹”思想，曹操是作为反面人物出现的，但吕思勉先生对曹操却极为推崇，他在本书中专门写了一篇《替魏武帝辩诬》为曹操正名，“我现在，要替一位绝代的英雄辩诬了，这英雄是谁？便是魏武帝。”曹操的一大罪状，就是“图谋篡汉”，但吕思勉认为此一说纯属无稽之谈，说曹操：“然而始终执守臣节，不肯篡汉，却不能不说是一种道德。因为不论哪一种社会，总有一种道德条件，规定了各人所當守的分位的……魏武帝的不肯有失臣节，我们看他已亥令之所言，勤勤恳恳，至于如此，就可见得他社会性深厚了。”在文章的最后，吕思勉把曹操和诸葛亮放到一起评论，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封建时代，是有其黑暗面，也有其光明面的。其光明面安在呢？公忠体国的文臣，舍死忘生的武士，就是其代表。这两种美德，魏武帝和诸葛武侯，都是全备了的。他们都是文武全才。两汉之世，正是封建主义的尾声，得这两位大人物以结束封建时代，真是封建时代的光荣了。”
　　当然，受时代局限性所限，吕思勉先生的某些观点，不可能超越那个时代，尽管如此，这本《三国史话》依然称得上是经典力作，值得我们一读再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