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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德共存的背景下，由于文化政治原因，一些书刊被隔离或禁止，由此产生了一批“秘密读者”。秘密读者感兴趣的是铁路和邮局，哪个方式更适合图书走私，以及何种方式在何时适合何种图书。每个参与图书走私的人都必须小心谨慎地试验自己的活动空间。他们也竞相以各种巧妙的形式读书，整本抄下各种图书，然后在秘密圈子里交易买卖。有人为此学习了速记法，有人为了阅读波兰的秘密出版物学了波兰语……
莱比锡文化馆“书之屋”项目于2007年9月26日至28日举行了“民主德国的秘密读者”会议，会议上讨论了一种现象，对曾经生活在读书国度下精神文化丰富多彩的东德人民和造访这个国度的西方客人来说，这一现象最为熟悉不过：读者们经常以相当冒险的方式尝试接近那些在东德难以见到，出于文化政治原因被隔离或禁止的书刊。退休游客和书贩过海关时紧绷的神经，图书管理的毒草柜不可抗拒的吸引力，还有书展展台上令人朝思暮想的西方图书，这些回忆在几十年后仍然存于脑海：那是一种将生活打上专制烙印的日常经历。
——齐格弗里德·洛卡蒂斯
由东向西
——克里斯蒂安·埃格尔的日记
当我能踏上西德的土地时，那年我22岁，在读大学第四个学期。1989年3月，东德已不复存在，然而旧东德还依旧活跃着，我外婆在西柏林过83岁生日，亲戚关系这张通行证为我打开了那扇大门。发证机关没有一系列烦琐的手续，也没有为难我，我第二次去就拿到了入境许可——四天的西柏林签证，在护照里盖上章，第二天开始生效。
早上6点钟，弗里德里希大街火车站空无一人的检查大厅里，工作人员刚刚换班：牙膏、烟丝盒——没有一样东西检查时没被打开。我带了一个小记录本，里面有60年代德国学生运动领袖鲁迪·杜奇克作品的笔记，引起了他们的兴趣。离开检查处的传送带，我被带到一个六平方米大小的屋子：那里有一张Sprelacart牌的仿木小桌，前后各一把椅子，窗台上始终拉紧的窗帘前有一盆绿色植物，很茂盛，像食人草。我的记录本被没收了，之后大约每隔半个小时就有两位穿着制服的官员过来问话，一共来了四次，询问我是不是认识鲁迪·杜奇克等问题。两个小时后，西柏林对我来说还是一如既往地那么远。我一个人在屋里的时候，把窗帘拉到一边，透过栅栏看看弗里德里希大街早上的车辆、行人是什么样子：这就是东德，永远停滞不前。我被告知这个本子没收了，说是需要审查鉴定。
他们不想轻易放过你，还要告诉你，你即将离开什么地方，等回来后可以拿回什么东西。我没有迈开步子，软绵绵地拖着身子，像新来的走错了路一样混乱，进入那个全是小房间、隔离室和过道的大厅。
退了休的东德老人拖着箱子排起无穷尽的长队，拥挤在攒动的人群中，一切混乱不堪，以至于我好几次都失控差点儿想回到东德。
走下地铁通道，帮年迈的妇人拖箱子。害怕不小心坐错了地铁的方向。忘不了左边的绿色通道，经过那从东德到西德免受检查的过境旅客轻而易举地消失在拥挤的地铁里，这也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列车有三节车厢长，很快就挤满了人，旅客们像缝合在一起一样坐在木椅上。我还是选择站着，紧紧抓着栏杆，列车开到地上见了阳光，经过博物馆岛和军械库，慢慢见到施普雷河弯曲的流向。
眼泪还是流了下来，接连不断的景象令人心生感触。渐渐延伸的河岸、沙滩和石子路，边境士兵在那里沐浴晨光，到国会大厦的这一片整洁利落。还有勒尔特火车站、贝尔维尤宫、动物园。我下车后换乘坐到哈登堡广场，闪烁着耀眼金属光芒的Kranzler-Westen咖啡厅、白色汽车尾气、柴油味儿、甘醇的香烟。动物园街区是我对西德的第一印象，也一直会是我对西德最原始的印象。坐地铁和公交，路过一个又一个村庄到了马林费尔德城区，我摘下墨镜，认出了站在舅舅家花园大门前的母亲和姐姐，她们作为东德先驱比我早一天到来，也早就适应了西德，没人想到我能来。我简直不敢相信：来了西德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睡觉。
四天在西柏林，走路，坐车，走路，期间也去探访亲戚。这四天，就像是不由自主地在西德寻找东德，寻找那些贴近东德排斥西德的纪念地：柏林墙、勃兰登堡门、查理检查站、阿尔布雷希特王子大街上的户外博物馆“恐怖地形图”，6月17日大街上的苏联纪念碑、克罗伊茨贝格城区，还有罗莎·卢森堡被抛尸的兰德维尔运河。我只有政治上和伦理道德上的感触，几乎没有因景色带来的感官体验，这也是东德对我的影响使然，是长期不会改变的影响。动物园街区的Beate-Uhse成人用品商店，一眼就能辨认出里面的东德人，行为举止就像喜欢吃肉的人在蔬菜店里一样。当时还有西洋镜，可以投币然后透过窥视镜观看色情表演。一排排旧书店，现在早就没有了。阳光下的柏林艺术科学院，安静平和。君特·格拉斯向埃纳尔·施勒夫和埃德加·希尔森拉特授予了德布林奖，为数不多的观众席上，有很多人我都在日思夜想的西德文学史读物中读到过，我想我是属于这里的。我，一个东德人，见到科学院那可以掐灭烟头的烟灰缸很是惊讶。这里没有任何问题值得考虑。问题出现在了一天晚上，我和从东德出来的朋友们通电话，他们说：你留在这吧，回去的话你会疯的！我听得出来，他们的建议是出于好意，但我无法接受。我觉得用亲戚关系的通行证待在这儿不是个正当的理由。但如果是亲戚要求我留在这儿，我会怎么办呢？我拒绝了朋友的要求，虽然并不那么喜欢东德，但还没有到如此严重的地步——至少没有那么快。我已经收拾好了东西，就差告别了。
弗里德里希大街的火车站，四天之后又回来了：我的牛仔裤口袋里鼓鼓的装着希尔毕西、胡赫尔、乌韦·约翰逊和托马斯·布拉什的书，他们是那些在西德不愿与东德告别的作家。又是各种过道、小房间，工作人员办事利落，不知不觉很快就过去了。母亲和儿子，通过最后一个站岗人，一扇铁门啪嗒一声在我们身后关上了。拥挤在金属栏杆后面，我们又回来了：东德。
不对。在东大厅想起来还有我的记录本。我走到铁门前，等着门再打开，这扇门朝东德那面没有把手。门丝毫没有要开的样子，我跳到前面拉开门，又挤进了西德。站岗人惊慌失色，机枪戒备。我置之不理，说我还有东西要拿回来。我动作很快，期间那扇门又打开了几次。一切进行得很快，国安部真是秉公办事。一位边境女警察签字证明已将记录本当面交还给我，我走过那扇铁门后回到东德，母亲还在那儿等着我，脸颊瘦小，脸色蜡白。 由西向东
——芭芭拉·阿梅隆的记忆
我在德累斯顿一直生活到1957年，1957年10月我和父母一起离开了东德，从那以后就定居在西德。最初是我一个人去东德探望亲戚，后来便和丈夫一起。大家最渴望的东西向来都是我们偷偷带往东德的图书。
我父亲1956年时还住在德累斯顿，当时通过新教教会的介绍去西德疗养了一段时间，然后在那边买了本沃尔夫冈·莱昂哈德的《革命舍弃了自己的孩子》。
在火车上过边境前他想着怎么才能过关，然后当机立断关掉了厕所水箱的进水口，按下冲水让水流尽后，把书包裹在塑料膜里藏了进去。当时厕所水箱没有被检查，过了边境之后——估计他一直待在厕所附近等着——再把书取出来塞进夹克，然后回到他的车厢。父亲私下里把书借给可信赖的朋友亲戚阅读，这本书给我们所有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哥哥的一位朋友曾公开宣称自己是体制的反对者，1957年从柏林弄到了一篇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文稿，然后大方地借给朋友们看。我不知道他是如何通过边境检查的，反正那篇文稿被带到了德累斯顿，朋友们拿来互相传阅。当时我哥哥和他这位朋友刚刚高中毕业，但由于政治信任度不够不被允许读大学。还没等到举办毕业典礼，那位朋友就因持有赫鲁晓夫的文稿被逮捕进了有“黄色噩梦”之称的包岑监狱，被判十个月监禁，之后被驱逐到了西德。
1974年我和丈夫为探望亲戚去了趟东柏林。我把给表姐用来做衬衣和裙子的纸样塞进了我的大包，还有必带的咖啡，下面放着施泰格米勒的《当代哲学主要流派》，表姐说了对这本书感兴趣。在柏林弗里德里希大街的火车站，我连同我的大包一起接受检查——当然是一位女士查的。她用手指尖从包里拿出了纸样，认为这纸样属于印刷物，不能带到东德。接着我跟她解释，这只是用来缝制衣服的样本，几乎没有字在上面。她叫来一位女同事一起商量着把纸样铺开在桌子上，两个人非常仔细地检查起来。然后那位女同事用悦耳的萨克森方言说道：“这个可以带！”他们没查施泰格米勒那本书，我把书带到东德给了表姐，她非常高兴。
1981年我和女儿经沃尔夫斯堡去德累斯顿。在沃尔夫斯堡一位妇人上了车，体态异常丰腴，气喘吁吁地在车厢角落里坐下。然后来了人开始检查，我们不被允许下车。我女儿的小箱子里藏着苏联作家安德烈·阿马尔里克的《苏联会存在到1984年吗？》和奥威尔的《动物庄园》。查到我们时，他们要求打开箱子把每一件东西拿出来看，但没发现什么可疑物品。那堆箱子里他们唯独没有查女儿的小箱子。火车开过边境后，一叠报纸从那位胖妇人的衣服里“现身了”，她说：“想偷带过境只有这个办法，我每次都把当下所有最新的东西带去，我那些亲戚都特别高兴。没有什么能比这种感觉更美好。”把藏着的报纸拿出来后，她看起来苗条无比！
我们每次都带了书去东德，当然都是禁书。有一次我给姑姑带了一本里斯的《古斯塔夫·格林德根斯》，这本书政治上无害，之前我也把它作为圣诞礼物寄过，但被当做禁书从包裹中拿了出来。一位女邻居来串门，我们本以为她属于体制批判者的一员。我姑姑骄傲地说侄女把这本书带了过来，接着邻居说道：“她本没有必要这么做，没有人这么要求她，不是吗？但把书带到东德终究还是不允许的。”看来我们想错了，我们沉默不语。
摘编自《民主德国的秘密读者》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延伸阅读
有关当时禁书的逸闻
● 一本在东德被禁止或未能印刷的图书，在西柏林能够轻松入手，或者甚至在美占区广播电台作为朗读节目播出。
● 斯大林的作品最初大量发行，后来最迟在1961年的苏共第22次代表大会之后消失了。
● 柏林和莱比锡各大图书馆处理封存图书的标准也不统一，有时令读者迷惑不解，有时也出乎意料地向读者亮绿灯。
● 海关当局曾经这样论证《米老鼠》画册的危险性：“所谓的青少年杂志像《米老鼠》等，尤其会使我们的青少年脱离社会工作。在此提出以下目标，在东德成立所谓的青少年俱乐部，以防止青少年加入德国共青团和少先队。这样就完成了实践的第一步，将我们的青少年从西方当权者罪恶的阴谋诡计之中拯救出来。”
莱比锡文化馆“书之屋”项目于2007年9月26日至28日举行了“民主德国的秘密读者”会议，会议上讨论了一种现象，对曾经生活在读书国度下精神文化丰富多彩的东德人民和造访这个国度的西方客人来说，这一现象最为熟悉不过：读者们经常以相当冒险的方式尝试接近那些在东德难以见到，出于文化政治原因被隔离或禁止的书刊。退休游客和书贩过海关时紧绷的神经，图书管理的毒草柜不可抗拒的吸引力，还有书展展台上令人朝思暮想的西方图书，这些回忆在几十年后仍然存于脑海：那是一种将生活打上专制烙印的日常经历。
——齐格弗里德·洛卡蒂斯
由东向西
——克里斯蒂安·埃格尔的日记
当我能踏上西德的土地时，那年我22岁，在读大学第四个学期。1989年3月，东德已不复存在，然而旧东德还依旧活跃着，我外婆在西柏林过83岁生日，亲戚关系这张通行证为我打开了那扇大门。发证机关没有一系列烦琐的手续，也没有为难我，我第二次去就拿到了入境许可——四天的西柏林签证，在护照里盖上章，第二天开始生效。
早上6点钟，弗里德里希大街火车站空无一人的检查大厅里，工作人员刚刚换班：牙膏、烟丝盒——没有一样东西检查时没被打开。我带了一个小记录本，里面有60年代德国学生运动领袖鲁迪·杜奇克作品的笔记，引起了他们的兴趣。离开检查处的传送带，我被带到一个六平方米大小的屋子：那里有一张Sprelacart牌的仿木小桌，前后各一把椅子，窗台上始终拉紧的窗帘前有一盆绿色植物，很茂盛，像食人草。我的记录本被没收了，之后大约每隔半个小时就有两位穿着制服的官员过来问话，一共来了四次，询问我是不是认识鲁迪·杜奇克等问题。两个小时后，西柏林对我来说还是一如既往地那么远。我一个人在屋里的时候，把窗帘拉到一边，透过栅栏看看弗里德里希大街早上的车辆、行人是什么样子：这就是东德，永远停滞不前。我被告知这个本子没收了，说是需要审查鉴定。
他们不想轻易放过你，还要告诉你，你即将离开什么地方，等回来后可以拿回什么东西。我没有迈开步子，软绵绵地拖着身子，像新来的走错了路一样混乱，进入那个全是小房间、隔离室和过道的大厅。
退了休的东德老人拖着箱子排起无穷尽的长队，拥挤在攒动的人群中，一切混乱不堪，以至于我好几次都失控差点儿想回到东德。
走下地铁通道，帮年迈的妇人拖箱子。害怕不小心坐错了地铁的方向。忘不了左边的绿色通道，经过那从东德到西德免受检查的过境旅客轻而易举地消失在拥挤的地铁里，这也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列车有三节车厢长，很快就挤满了人，旅客们像缝合在一起一样坐在木椅上。我还是选择站着，紧紧抓着栏杆，列车开到地上见了阳光，经过博物馆岛和军械库，慢慢见到施普雷河弯曲的流向。
眼泪还是流了下来，接连不断的景象令人心生感触。渐渐延伸的河岸、沙滩和石子路，边境士兵在那里沐浴晨光，到国会大厦的这一片整洁利落。还有勒尔特火车站、贝尔维尤宫、动物园。我下车后换乘坐到哈登堡广场，闪烁着耀眼金属光芒的Kranzler-Westen咖啡厅、白色汽车尾气、柴油味儿、甘醇的香烟。动物园街区是我对西德的第一印象，也一直会是我对西德最原始的印象。坐地铁和公交，路过一个又一个村庄到了马林费尔德城区，我摘下墨镜，认出了站在舅舅家花园大门前的母亲和姐姐，她们作为东德先驱比我早一天到来，也早就适应了西德，没人想到我能来。我简直不敢相信：来了西德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睡觉。
四天在西柏林，走路，坐车，走路，期间也去探访亲戚。这四天，就像是不由自主地在西德寻找东德，寻找那些贴近东德排斥西德的纪念地：柏林墙、勃兰登堡门、查理检查站、阿尔布雷希特王子大街上的户外博物馆“恐怖地形图”，6月17日大街上的苏联纪念碑、克罗伊茨贝格城区，还有罗莎·卢森堡被抛尸的兰德维尔运河。我只有政治上和伦理道德上的感触，几乎没有因景色带来的感官体验，这也是东德对我的影响使然，是长期不会改变的影响。动物园街区的Beate-Uhse成人用品商店，一眼就能辨认出里面的东德人，行为举止就像喜欢吃肉的人在蔬菜店里一样。当时还有西洋镜，可以投币然后透过窥视镜观看色情表演。一排排旧书店，现在早就没有了。阳光下的柏林艺术科学院，安静平和。君特·格拉斯向埃纳尔·施勒夫和埃德加·希尔森拉特授予了德布林奖，为数不多的观众席上，有很多人我都在日思夜想的西德文学史读物中读到过，我想我是属于这里的。我，一个东德人，见到科学院那可以掐灭烟头的烟灰缸很是惊讶。这里没有任何问题值得考虑。问题出现在了一天晚上，我和从东德出来的朋友们通电话，他们说：你留在这吧，回去的话你会疯的！我听得出来，他们的建议是出于好意，但我无法接受。我觉得用亲戚关系的通行证待在这儿不是个正当的理由。但如果是亲戚要求我留在这儿，我会怎么办呢？我拒绝了朋友的要求，虽然并不那么喜欢东德，但还没有到如此严重的地步——至少没有那么快。我已经收拾好了东西，就差告别了。
弗里德里希大街的火车站，四天之后又回来了：我的牛仔裤口袋里鼓鼓的装着希尔毕西、胡赫尔、乌韦·约翰逊和托马斯·布拉什的书，他们是那些在西德不愿与东德告别的作家。又是各种过道、小房间，工作人员办事利落，不知不觉很快就过去了。母亲和儿子，通过最后一个站岗人，一扇铁门啪嗒一声在我们身后关上了。拥挤在金属栏杆后面，我们又回来了：东德。
不对。在东大厅想起来还有我的记录本。我走到铁门前，等着门再打开，这扇门朝东德那面没有把手。门丝毫没有要开的样子，我跳到前面拉开门，又挤进了西德。站岗人惊慌失色，机枪戒备。我置之不理，说我还有东西要拿回来。我动作很快，期间那扇门又打开了几次。一切进行得很快，国安部真是秉公办事。一位边境女警察签字证明已将记录本当面交还给我，我走过那扇铁门后回到东德，母亲还在那儿等着我，脸颊瘦小，脸色蜡白。 由西向东
——芭芭拉·阿梅隆的记忆
我在德累斯顿一直生活到1957年，1957年10月我和父母一起离开了东德，从那以后就定居在西德。最初是我一个人去东德探望亲戚，后来便和丈夫一起。大家最渴望的东西向来都是我们偷偷带往东德的图书。
我父亲1956年时还住在德累斯顿，当时通过新教教会的介绍去西德疗养了一段时间，然后在那边买了本沃尔夫冈·莱昂哈德的《革命舍弃了自己的孩子》。
在火车上过边境前他想着怎么才能过关，然后当机立断关掉了厕所水箱的进水口，按下冲水让水流尽后，把书包裹在塑料膜里藏了进去。当时厕所水箱没有被检查，过了边境之后——估计他一直待在厕所附近等着——再把书取出来塞进夹克，然后回到他的车厢。父亲私下里把书借给可信赖的朋友亲戚阅读，这本书给我们所有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哥哥的一位朋友曾公开宣称自己是体制的反对者，1957年从柏林弄到了一篇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文稿，然后大方地借给朋友们看。我不知道他是如何通过边境检查的，反正那篇文稿被带到了德累斯顿，朋友们拿来互相传阅。当时我哥哥和他这位朋友刚刚高中毕业，但由于政治信任度不够不被允许读大学。还没等到举办毕业典礼，那位朋友就因持有赫鲁晓夫的文稿被逮捕进了有“黄色噩梦”之称的包岑监狱，被判十个月监禁，之后被驱逐到了西德。
1974年我和丈夫为探望亲戚去了趟东柏林。我把给表姐用来做衬衣和裙子的纸样塞进了我的大包，还有必带的咖啡，下面放着施泰格米勒的《当代哲学主要流派》，表姐说了对这本书感兴趣。在柏林弗里德里希大街的火车站，我连同我的大包一起接受检查——当然是一位女士查的。她用手指尖从包里拿出了纸样，认为这纸样属于印刷物，不能带到东德。接着我跟她解释，这只是用来缝制衣服的样本，几乎没有字在上面。她叫来一位女同事一起商量着把纸样铺开在桌子上，两个人非常仔细地检查起来。然后那位女同事用悦耳的萨克森方言说道：“这个可以带！”他们没查施泰格米勒那本书，我把书带到东德给了表姐，她非常高兴。
1981年我和女儿经沃尔夫斯堡去德累斯顿。在沃尔夫斯堡一位妇人上了车，体态异常丰腴，气喘吁吁地在车厢角落里坐下。然后来了人开始检查，我们不被允许下车。我女儿的小箱子里藏着苏联作家安德烈·阿马尔里克的《苏联会存在到1984年吗？》和奥威尔的《动物庄园》。查到我们时，他们要求打开箱子把每一件东西拿出来看，但没发现什么可疑物品。那堆箱子里他们唯独没有查女儿的小箱子。火车开过边境后，一叠报纸从那位胖妇人的衣服里“现身了”，她说：“想偷带过境只有这个办法，我每次都把当下所有最新的东西带去，我那些亲戚都特别高兴。没有什么能比这种感觉更美好。”把藏着的报纸拿出来后，她看起来苗条无比！
我们每次都带了书去东德，当然都是禁书。有一次我给姑姑带了一本里斯的《古斯塔夫·格林德根斯》，这本书政治上无害，之前我也把它作为圣诞礼物寄过，但被当做禁书从包裹中拿了出来。一位女邻居来串门，我们本以为她属于体制批判者的一员。我姑姑骄傲地说侄女把这本书带了过来，接着邻居说道：“她本没有必要这么做，没有人这么要求她，不是吗？但把书带到东德终究还是不允许的。”看来我们想错了，我们沉默不语。
摘编自《民主德国的秘密读者》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延伸阅读
有关当时禁书的逸闻
● 一本在东德被禁止或未能印刷的图书，在西柏林能够轻松入手，或者甚至在美占区广播电台作为朗读节目播出。
● 斯大林的作品最初大量发行，后来最迟在1961年的苏共第22次代表大会之后消失了。
● 柏林和莱比锡各大图书馆处理封存图书的标准也不统一，有时令读者迷惑不解，有时也出乎意料地向读者亮绿灯。
● 海关当局曾经这样论证《米老鼠》画册的危险性：“所谓的青少年杂志像《米老鼠》等，尤其会使我们的青少年脱离社会工作。在此提出以下目标，在东德成立所谓的青少年俱乐部，以防止青少年加入德国共青团和少先队。这样就完成了实践的第一步，将我们的青少年从西方当权者罪恶的阴谋诡计之中拯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