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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按照亨廷顿民主化进程三浪潮的划分，考察拉丁美洲民主化进程的历史，证明三次民主化浪潮的历史是一个从内源民主化到外源民主化的扭曲的变化过程；证明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和发达国家的民主化进程是不同的，并不存在一种普世性的民主制度。因而文章得出结论：后进现代化国家应该坚持从自己的国情出发，走自己的民主化之路。
[关键词]现代化，内源民主化，外源民主化
[中图分类号]K7[文献标识码]D[文章编号]0457-6241(2008)10-0013-05
近年来有少数所谓自由派人物，竭力宣传西方议会民主制的所谓普世性，要求从根本上改革我国的政治制度，实行西方那样的“民主制度”，甚至说，从过去的历史来看，这种民主制度是一切发展或现代化的前提或先决条件，没有这个前提或先决条件，不但进一步的发展不可能，而且要保持现有的发展成果也不可能。持这种观点的人虽然不多，但他们的确提出了一个关系重大的问题，不能不引人深思。
“从过去的历史来看”，民主化果真是现代化的先决条件吗?西方的民主社会制度果真是适合“一切发展或现代化”的制度吗?亨廷顿研究过世界民主化浪潮发展的历史，写过一部有名的著作，叫做《第三波：20世纪末的民主化浪潮》。从他所说的民主化三个浪潮的历史来看，拉美是第三世界唯一一个经历了三个浪潮全过程的地区，拉美的历史应该能够对这个问题作出科学的回答。最近我再一次翻阅了亨廷顿的《第三波》，读了著名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按康德拉季耶夫经济发展长波理论撰写的四卷本《长19世纪史(1789-1914)》和《短20世纪史(1914-1991)》，特别是读到了邓肯·弗雷泽(DuncanFraser)的一篇关于长波经济同政治民主化浪潮之间关系的论文，觉得颇有收获。本文拟按亨廷顿三次民主化浪潮发展的线索，吸收上述学者的研究成果，对拉美国家民主政治发展的历史作一点初步的考察，并就现代化与民主化的关系问题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一
亨廷顿所说的第一个民主化浪潮是在1793年至1914年的头三个长波经济周期中发生的，也就是在工业革命所推动的头两次世界现代化浪潮中发生的。在这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民主化浪潮中，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世纪初期的民主改革和宪法改革浪潮。卷入这个民主化浪潮的国家很少，只有几个先行现代化国家，即现在的几个顶级的发达国家。譬如美国的大部分州早在1800年至1821年期间就开始在杰斐逊共和主义运动的推动下扩大了选举权，英、法两国在1831年扩大了选举权，比利时在1831年接受了立宪议会制度。第二个阶段是19世纪中期的民主改革和宪法改革浪潮。这期间在美国发生了废奴和选举权扩大到黑人的变革，澳大利亚(1860)、法国(1871)、普鲁士(1860)和德国开始给男人以普选权，瑞典(1865--1866)、英国(1867)、加拿大(1867)、芬兰(1869)、西班牙(1873)和新西兰(1879)都扩大了选举权，希腊(1864)、日本(1868)、瑞典(1869)、意大利(1871)、瑞士(1874)、西班牙(1876)、法国(1878)等国的宪政制度也都有了发展。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初年的民主改革和宪法改革浪潮。这期间很多欧洲国家都进一步扩大了选举权，并开始实行比例代表投票制度，美国、英国、新西兰、澳大利亚、挪威、瑞典、冰岛、丹麦和芬兰等国都开始把选举权扩大到妇女。
同三个长波经济的退潮相适应，上述三个阶段的民主化浪潮也都存在退潮现象。譬如在英国，1840年以前，托利党人和辉格党人曾经在关于扩大选举权的问题上有过长期的斗争；在法国，1848年革命后曾经有过近20年的路易·拿破仑的专制统治；在德国，19世纪下半叶曾有过铁血宰相俾斯麦的强权政治；在美国，南方各州的黑人曾经在1878年之后被剥夺选举权；在加拿大，保守派政府曾经在1885年对选举权实行限制；在比利时，自由派也在1878年之后对选举权进行限制，直到1893年才撤销，等等。不过，在这些欧美国家中，这些倒退和挑战，都属于国内政治斗争，大体上也都能够克服，没有发生像后来1922-1942年和1958-1975年那样明显的和大规模的退潮。所以，亨廷顿把这三个阶段的民主化进程统统归于世界第一次民主化浪潮。
以上这些历史事实说明了什么呢?说明所有三个阶段的民主化浪潮，大体上都是长波经济涨潮的产物；所有三个阶段的民主化退潮，大体上也都发生在长波经济退潮期间；说明在这个时期，民主化浪潮现象可以从长波经济理论得到合理的解释。在这个阶段，拉美地区也有智利、乌拉圭和哥伦比亚三个国家开始卷入民主化浪潮。就整个拉美地区来说，资产阶级当时还没有占统治地位，现代国家还没有完全确立起来，因此这三个国家民主制度的建立在这个地区算是少有的例外。尽管如此，比起拉美早期现代化启动的时间来说，这三个国家的民主化进程还是要晚得多。因此，说民主制度是现代化的前提或先决条件，是完全没有历史根据的。历史证明，民主制度的建立是以现代化为前提的，而不是相反。拉美国家独立的时候，正是世界第一次民主化浪潮开始的时候，当时，拉美国家也竭力效仿欧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特别是法国和美国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但都没有成功，直到20世纪初才有上述三个国家的民主业绩。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当时的拉美国家还没有民主政治所赖以建立的现代经济基础。这种情况不仅对现代化国家是如此，就是先行现代化国家也不例外。欧洲的先行现代化国家在工业革命之前，曾经有过一个长达两个多世纪的“为现代化正式启动准备必要前提条件”的时期，我国著名史学家罗荣渠把它称之为“原初现代化”时期。其中政治上的前提条件恰恰不是民主化，而是“王权兴起及随之而来的重商主义和中央集权化过程”。政治是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而不是相反。而且，第一次民主化浪潮三个阶段的历史还证明，民主化进程是工业革命开始以后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和民众斗争的日益发展而逐步推进的，不是一蹴而就的。
总之，第一次民主化浪潮(1828-1926)基本上都发生在早期现代化国家，也就是现在第一世界的发达国家，拉美地区只有个别国家沾了点边。这次民主化浪潮中的民主化是在经济现代化的基础上依靠内生的政治力量并紧随经济现代化一步一步实现的，没有跨国权力的直接干涉。因此，第一次民主化浪潮中的民主化基本上属于一种内源的民主化；它基本上同本国的经济现代化水平相适应，是本国经济现代化的产物，同时也反作用于经济现代化，起到推动经济现代化的作用。
二
亨廷顿所说的第二次民主化浪潮(1943-1962)开始于第四个长波经济涨潮(1948-1973)前夕的1943年，基 本上发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发展中国家开始大规模卷入现代化进程的时期；拉美国家在这次民主化浪潮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这个时期拉美的民主化浪潮有两个突出的特点：
第一，拉美民主化浪潮的内源变迁产生了不同于西方民主制度的“民众主义”民主政治。
从20世纪初开始，特别是从1929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开始，拉美各国人民的民族觉悟空前提高，他们纷纷抛弃19世纪所实行的依附性的初级产品出口现代化发展模式，转而推行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寻求自主发展的道路。与此相适应，他们也寻求政治上的自主发展，相继爆发了墨西哥革命(1910-1917)、危地马拉革命(1944-1954)、玻利维亚革命(1952-1964)和古巴革命(1953-1959)，开始了一个“普遍向民主制度转变的内源转变进程”。到1963年，在南美各主要国家中，除巴拉圭还保留独裁制度外，基本上都建立了民主制度。在这个时期，选举权也开始在阿根廷(1951)和墨西哥(1952)扩大到妇女。这显然是同长波经济的第四波涨潮(1948-1973)有联系的；因此，拉美这个阶段的民主化浪潮可以从长波经济理论得到合理的解释。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拉美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所产生的民主政治制度却不是西方国家所希望的那种自由主义的民主制度，而是众所周知的“民众主义”政治制度，其最典型的代表有墨西哥的卡德拉斯主义政治制度、巴西的瓦加斯主义政治制度和阿根廷的庇隆主义政治制度等。此前，在拉丁美洲并不存在什么外来的“民众主义”政治的影响，相反，在这个地区，压倒一切的影响都来自西方，都来自西方的代议制民主政治思想和理论。所以，第二次民主化浪潮中拉丁美洲的民主化进程是一个真正的内源型民主化进程，是一个真正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进程。
那么，为什么在拉美的民主化浪潮中会产生一个不同于西方民主制度的民众主义政治制度呢?关于这个问题，西方学术界一般都从思想文化的差别上找原因，他们说：“由于19世纪拉丁美洲的自由主义不同于欧洲的自由主义，缺乏真正的代议制思想，因此，20世纪旨在扩大政体范围的民众运动，仍然没有能迅速带来那种遵循19世纪欧洲自由主义秩序的真正的代议制民主。结果在大萧条之后所产生的后果就是建立了民众主义的政权。”显然这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关键的问题是要解释：为什么拉丁美洲的自由主义会不同于欧洲的自由主义。这个答案只能到拉美国家的现实中去找，不能到思想中去找，也就是说，真正的原因并不在思想里，而在于拉美国家的经济基础和社会阶级结构不同于欧美。拉美国家虽然经过19世纪末期开始的早期现代化，已经有了初步的工业，形成了两个年轻的现代阶级——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并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相继建立了现代资产阶级国家，但是，拉美国家都属于后进现代化国家，在国际经济秩序中长期陷入一种依附地位。从这种依附地位中所产生的现代工业经济，以及在这个基础上所形成的现代资产阶级都有先天不足和力量脆弱的毛病，而与此同时，在现代化进程中所产生的现代劳动者阶级，却由于国际劳工运动的影响，无论在觉悟上和组织上都相当强大。因此，拉美国家的资产阶级要想有所作为，要想建立巩固的统治，要想争得自己国家的自主发展，就不得不联合劳工大众，就不能不建立一种多阶级合作的民众主义政权。所以，尽管拉美资产阶级主观上也想建立像欧美发达国家那样的民主政治制度，但从这些国家的实际条件和国际环境中产生出来的却不是他们主观上所希望的那种典型的西方发达国家的代议制民主制度，而是一种拉美特色的民众主义的民主制度。这是历史的使然，是有其历史的合理性的。这种制度往往由于尚未成熟就遭到扼杀，没有改进和完善的机会，因此，它本身的确存在不少缺点，这是不足为奇的；但是，长期以来很多西方学者将这种制度贬斥为独裁制度，则是无视历史的逻辑，有失公正的。其实，拉美的民众主义政权在拉美的现代化进程中表现并不坏，它们曾经在拉美推行过重大的、实际的改革，在加速国家经济发展方面，特别是在加速拉美的工业发展方面，曾经做出过自由派政权所无法作出的重大贡献。拉美民众主义政权的出现，说明后进现代化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同先行现代化国家的民主化进程是不同的，说明在世界的民主化浪潮中已开始出现了分化。
第二，拉美民主化浪潮的外源变迁，打破了长波经济的涨潮同民主化浪潮的正相关联系，造成了现代化进程同非民主化进程的反向结合。
拉美国家的第二次民主化浪潮发生在第四个经济长波的涨潮时期，发生在霍布斯班姆所说的战后经济发展的“黄金年代”(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发生在拉美历史上经济增长最快、最有活力，也最有国际影响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高潮时期，说明这是一个“同第四次长波经济涨潮相联系的民主化浪潮”，是可以从长波经济理论得到合理的解释的：但是，在这个涨潮的莆余时期还远未结束，正处于如日中天的时候，拉美的民主化进程却在20世纪60年代初、中期戛然而止了，接着就是民主化的急剧退潮，出现了在长波经济涨潮时期发生民主政权复归独裁统治、经济现代化同政治民主化之间发生分离和反向结合的现象。显然，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第一次民主化浪潮的新现象。
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固然有国内阶级矛盾极端尖锐化的原因，反动阶级不得不撕下自己身上的民主外衣，实行独裁主义的暴力统治，但更重要的是外部的原因，是因为国际上存在一个葬送拉美民主的“跨国列强结构”。如果说19世纪发达国家的民主浪潮依靠的是本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动员起来的力量”，那么，在战后的第二次民主化浪潮中，情况就大不一样了，由于先行现代化国家这时已经蜕化为帝国主义国家，处于依附地位的拉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除了内源的因素之外，又增添了不是本国民主力量所能左右的外源因素，这就是当时日益激化的冷战和对拉美民主化变迁有着直接强制性影响的跨国权力结构。正如卢斯切迈耶等学者所指出的：“国际权力体系的影响在拉美比在欧洲要强大得多，最突出的是冷战和美国对拉美军人的支持和训练。在1960年代初，美国追求一种支持发展中国家民主制度的政策，以作为对抗苏联影响的一种手段。但是，这个政策没有能奏效，接着美国就越来越转向支持反共独裁政权。在拉美，美国支持军人并向拉美各国政府施加压力、要它们取缔共产主义运动的做法，导致拉美国家对民主进程的镇压。美国的支持使得军队在拉美成为一个日益自治的角色，并使国家成为一部反民主的机器。”网由于这个外源的变故，拉美的民主化浪潮遭到了灭顶之灾。
总之，第二次民主化浪潮的最大特点是发展中国家大规模卷入民主化进程，开始了民主化进程和民主制度的分化，出现了经济现代化同政治民主化之间的分离和反向结合的情况，属于一种外源变迁与内源变迁相混合的民主化进程。
三
亨廷顿所说的第三次民主化浪潮(1975-1990)主要是南欧、东欧和拉美国家的民主化，其中以拉美国家的民主化进程最具特色，也最值得研究。这次拉美民主化浪潮的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它整个地都发生在拉美经济危机和经济衰退时期，进一步表现出政治民主化同经济现代化的分离和反向结合。
按照长波经济和民主化浪潮正相关的正常图式，在长波经济严重退潮的波段上，拉美的民主化浪潮也应处于退朝的状态，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相反的情况呢?主要的因素也是美国政策的改变。由于拉美的人民民主运动和左翼力量已经在20世纪70年代被军政府的暴力统治彻底镇压下去，美国和拉美的统治阶级在拉美都已经没有丧权之忧，因此，美国国会遂决定由支持拉美独裁政权转到支持拉美民主，重新将民主视为破坏和瓦解共产主义政权和运动的一个主要的手段。为了推动所谓民主，美国舆论几乎完全一致地将西方的民主美化为一种人类共同的美德。在美国的推动和压力下，拉美政界纷纷把20世纪80年代危机的政治责任归咎于独裁制度，把经济责任归咎于进口替代工业化。同时，由于多年的专制独裁统治，军人独裁政府已经在拉美大多数国家摧毁了或制服了左翼力量，使得右翼在投票中有获胜的更大可能，因此，拉美各军政府也就放心地把政权和平地移交给了右翼文人政府。这就是拉美的第三次民主化浪潮。显然，这是在北美霸权压力下所形成的一次民主化浪潮，其外源的性质非常明显。因为，这次民主化浪潮是在拉美经济危机期间发生的，完全脱离了长波经济发展的背景和动力，因此，美国学术界就有人对这一次的拉美民主化进行了如下的理论概括：“今天拉美的民主已经不是从社会经济条件上去理解的那种民主了，而应该理解为拉美在意识形态信仰上和政治可行性上对民主的一种政治态度。”也就是说，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中所建立的这种西式民主制度，已经“修成正果”，获得了普世的价值，无需任何经济基础，只要意识形态上有此信仰，就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情况下获得到成功。
但是事实如何呢?是不是拉美人民真的对这种西式民主制度有此不可思议的信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4年发表的《关于拉美民主的调查报告》大致可以给我们做出回答。该《报告》说，在拉美国家独立以来的近200年间，西方的“民主制度”在这里生而又死，死而复生，生生死死，交替反复了十几次，一直到1978年，拉美才开始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民主制度”持续统治达20余年的时代。但是，在这同时，拉美的社会危机日益严重，经济发展不足，人民极度贫困，社会极端不平等，公民对现行民主制度越来越不满，有些地区已不断发生不稳定现象。《报告》指出，拉美20多年来的民主化成就仍然是不巩固的，“事实上，从民主化浪潮开始以来的25年中，民主化并没有能避免挫折和倒退”，现在，“民主似乎已经丧失活力；虽然还只能选择这种制度，但对它改善人民生活条件的能力已经不抱信任态度，各政党在人民中的威信已降低到最低点”。该《报告》警告说，目前，为获得社会经济的实际进步而准备牺牲民主政府的拉美人所占被调查人员的比例，已经超过了50％。《报告》还指出，90年代以来，拉美不断发生制度危机(总统辞职、自我政变、解散议会等等)和政党危机，政党的信任率已从1996年的20％下降到2003年的11％。由于众多政党陷入危机，政党在拉丁美洲已不再是政治舞台上的唯一主角，政治舞台上出现了许多新的公民参政形式和许多非党派的新角色。从表面上看，似乎是扩大了民主，但实际上他们并不遵守代议制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在很多情况下，他们的所作所为常常超出了宪法所许可的范围，造成政治制度的非制度化，因而给政治和社会秩序带来很多的麻烦。《报告》说，政党是代表社会利益、提供公民参与渠道、制定政府议事日程、培养政治领袖和教育公民的最好工具，政党制度的危机是拉美民主制度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在这次调查中，许多前任的和现任国家领导人也对拉美的民主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们特别关注制度权力和实际权力之间的紧张关系。他们说，因为制度权力的行使已受到实际权力集团(主要指企业主集团、金融集团和通讯媒体的权力)和治外法权因素的严密限制，制度权力已经变得越来越脆弱；拉美的民主制度实际上已变成“一种同普遍利益脱节的民主制”，“它基本上只同实际权力因素相联系，结果造成国家经济的寡头化，把一个民主政府改变成了一个富豪统治的政府”。所有这些都说明，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中拉美所建立的民主制度完全不是像赫希曼所说的那种至善至美的普世性民主，而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民主。正因为如此，《报告》得出结论说，拉美“一定要吸取近期的历史经验，了解新的社会现实，探究新的道路”。事实上，近年来拉美也的确又涌现出了一些新的、不同于西方民主制度的政治因素，譬如新民众主义、“左派”上台执政等。
总之，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中拉美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属于一种外源型的民主化，其与经济现代化相背离的现象更加严重，使得拉美人民和拉美政治家不得不对自己的民主化道路进行新的探索。
四
上述三次民主化浪潮的历史给我们勾画出了一幅从内源民主化到内、外源混合民主化再到外源民主化的变化图像。它让我们看到，先行现代化国家和后进现代化国家的民主化进程是不同的，前者是内源型的，完全是在经济现代化基础上内生的民主化，符合自己的国情，且没有受到外国列强的影响和干涉，能在自主的状态下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而从容、渐进和稳步地向前推进，因而能保持政局的稳定，维持资产阶级统治和民主制度的巩固，能对国家的现代化发挥积极的作用。后者则是半外源型或外源型的，它受到国际霸权政治的干涉甚至强制，越来越脱离本国的社会经济条件，因而，给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带来极大的危害。从三次民主化浪潮的历史经验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三点结论：
第一，政治是上层建筑，政治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及在这个基础上所形成的特定的社会阶级结构所决定的；政治上层建筑只有适应经济基础的状况和发展的需要，才是好的政治制度。因此，说民主政治制度是现代化的前提或先决条件，是没有历史根据的。
第二，三次民主化浪潮的历史证明，“西方民主制只是在特定的文化传统与历史环境中结出的果实”，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一种普世性制度；说人类只有西方民主制这样一种普世性民主制度，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
第三，拉美国家之所以在历史上动荡不止，社会冲突频仍，真正的根子正在于它们始终未能实现政治上的真正自主，始终未能摆脱西方民主教条的束缚，创造不出符合自己国情的政治制度，因而一旦西方的民主道路走不通，不能为国家的现代化创造出稳定、安全的社会政治环境，就不得不回到独裁统治的老路，从而形成民主和专制周期性交替的局面。所以，拉美政治发展史给我们的真正教训是：一定要从自己的国情出发，排除干扰，稳健而不保守地走自己的民主化之路。
作者简介
曾昭耀，1937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倪金荣
[关键词]现代化，内源民主化，外源民主化
[中图分类号]K7[文献标识码]D[文章编号]0457-6241(2008)10-0013-05
近年来有少数所谓自由派人物，竭力宣传西方议会民主制的所谓普世性，要求从根本上改革我国的政治制度，实行西方那样的“民主制度”，甚至说，从过去的历史来看，这种民主制度是一切发展或现代化的前提或先决条件，没有这个前提或先决条件，不但进一步的发展不可能，而且要保持现有的发展成果也不可能。持这种观点的人虽然不多，但他们的确提出了一个关系重大的问题，不能不引人深思。
“从过去的历史来看”，民主化果真是现代化的先决条件吗?西方的民主社会制度果真是适合“一切发展或现代化”的制度吗?亨廷顿研究过世界民主化浪潮发展的历史，写过一部有名的著作，叫做《第三波：20世纪末的民主化浪潮》。从他所说的民主化三个浪潮的历史来看，拉美是第三世界唯一一个经历了三个浪潮全过程的地区，拉美的历史应该能够对这个问题作出科学的回答。最近我再一次翻阅了亨廷顿的《第三波》，读了著名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按康德拉季耶夫经济发展长波理论撰写的四卷本《长19世纪史(1789-1914)》和《短20世纪史(1914-1991)》，特别是读到了邓肯·弗雷泽(DuncanFraser)的一篇关于长波经济同政治民主化浪潮之间关系的论文，觉得颇有收获。本文拟按亨廷顿三次民主化浪潮发展的线索，吸收上述学者的研究成果，对拉美国家民主政治发展的历史作一点初步的考察，并就现代化与民主化的关系问题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一
亨廷顿所说的第一个民主化浪潮是在1793年至1914年的头三个长波经济周期中发生的，也就是在工业革命所推动的头两次世界现代化浪潮中发生的。在这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民主化浪潮中，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世纪初期的民主改革和宪法改革浪潮。卷入这个民主化浪潮的国家很少，只有几个先行现代化国家，即现在的几个顶级的发达国家。譬如美国的大部分州早在1800年至1821年期间就开始在杰斐逊共和主义运动的推动下扩大了选举权，英、法两国在1831年扩大了选举权，比利时在1831年接受了立宪议会制度。第二个阶段是19世纪中期的民主改革和宪法改革浪潮。这期间在美国发生了废奴和选举权扩大到黑人的变革，澳大利亚(1860)、法国(1871)、普鲁士(1860)和德国开始给男人以普选权，瑞典(1865--1866)、英国(1867)、加拿大(1867)、芬兰(1869)、西班牙(1873)和新西兰(1879)都扩大了选举权，希腊(1864)、日本(1868)、瑞典(1869)、意大利(1871)、瑞士(1874)、西班牙(1876)、法国(1878)等国的宪政制度也都有了发展。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初年的民主改革和宪法改革浪潮。这期间很多欧洲国家都进一步扩大了选举权，并开始实行比例代表投票制度，美国、英国、新西兰、澳大利亚、挪威、瑞典、冰岛、丹麦和芬兰等国都开始把选举权扩大到妇女。
同三个长波经济的退潮相适应，上述三个阶段的民主化浪潮也都存在退潮现象。譬如在英国，1840年以前，托利党人和辉格党人曾经在关于扩大选举权的问题上有过长期的斗争；在法国，1848年革命后曾经有过近20年的路易·拿破仑的专制统治；在德国，19世纪下半叶曾有过铁血宰相俾斯麦的强权政治；在美国，南方各州的黑人曾经在1878年之后被剥夺选举权；在加拿大，保守派政府曾经在1885年对选举权实行限制；在比利时，自由派也在1878年之后对选举权进行限制，直到1893年才撤销，等等。不过，在这些欧美国家中，这些倒退和挑战，都属于国内政治斗争，大体上也都能够克服，没有发生像后来1922-1942年和1958-1975年那样明显的和大规模的退潮。所以，亨廷顿把这三个阶段的民主化进程统统归于世界第一次民主化浪潮。
以上这些历史事实说明了什么呢?说明所有三个阶段的民主化浪潮，大体上都是长波经济涨潮的产物；所有三个阶段的民主化退潮，大体上也都发生在长波经济退潮期间；说明在这个时期，民主化浪潮现象可以从长波经济理论得到合理的解释。在这个阶段，拉美地区也有智利、乌拉圭和哥伦比亚三个国家开始卷入民主化浪潮。就整个拉美地区来说，资产阶级当时还没有占统治地位，现代国家还没有完全确立起来，因此这三个国家民主制度的建立在这个地区算是少有的例外。尽管如此，比起拉美早期现代化启动的时间来说，这三个国家的民主化进程还是要晚得多。因此，说民主制度是现代化的前提或先决条件，是完全没有历史根据的。历史证明，民主制度的建立是以现代化为前提的，而不是相反。拉美国家独立的时候，正是世界第一次民主化浪潮开始的时候，当时，拉美国家也竭力效仿欧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特别是法国和美国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但都没有成功，直到20世纪初才有上述三个国家的民主业绩。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当时的拉美国家还没有民主政治所赖以建立的现代经济基础。这种情况不仅对现代化国家是如此，就是先行现代化国家也不例外。欧洲的先行现代化国家在工业革命之前，曾经有过一个长达两个多世纪的“为现代化正式启动准备必要前提条件”的时期，我国著名史学家罗荣渠把它称之为“原初现代化”时期。其中政治上的前提条件恰恰不是民主化，而是“王权兴起及随之而来的重商主义和中央集权化过程”。政治是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而不是相反。而且，第一次民主化浪潮三个阶段的历史还证明，民主化进程是工业革命开始以后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和民众斗争的日益发展而逐步推进的，不是一蹴而就的。
总之，第一次民主化浪潮(1828-1926)基本上都发生在早期现代化国家，也就是现在第一世界的发达国家，拉美地区只有个别国家沾了点边。这次民主化浪潮中的民主化是在经济现代化的基础上依靠内生的政治力量并紧随经济现代化一步一步实现的，没有跨国权力的直接干涉。因此，第一次民主化浪潮中的民主化基本上属于一种内源的民主化；它基本上同本国的经济现代化水平相适应，是本国经济现代化的产物，同时也反作用于经济现代化，起到推动经济现代化的作用。
二
亨廷顿所说的第二次民主化浪潮(1943-1962)开始于第四个长波经济涨潮(1948-1973)前夕的1943年，基 本上发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发展中国家开始大规模卷入现代化进程的时期；拉美国家在这次民主化浪潮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这个时期拉美的民主化浪潮有两个突出的特点：
第一，拉美民主化浪潮的内源变迁产生了不同于西方民主制度的“民众主义”民主政治。
从20世纪初开始，特别是从1929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开始，拉美各国人民的民族觉悟空前提高，他们纷纷抛弃19世纪所实行的依附性的初级产品出口现代化发展模式，转而推行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寻求自主发展的道路。与此相适应，他们也寻求政治上的自主发展，相继爆发了墨西哥革命(1910-1917)、危地马拉革命(1944-1954)、玻利维亚革命(1952-1964)和古巴革命(1953-1959)，开始了一个“普遍向民主制度转变的内源转变进程”。到1963年，在南美各主要国家中，除巴拉圭还保留独裁制度外，基本上都建立了民主制度。在这个时期，选举权也开始在阿根廷(1951)和墨西哥(1952)扩大到妇女。这显然是同长波经济的第四波涨潮(1948-1973)有联系的；因此，拉美这个阶段的民主化浪潮可以从长波经济理论得到合理的解释。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拉美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所产生的民主政治制度却不是西方国家所希望的那种自由主义的民主制度，而是众所周知的“民众主义”政治制度，其最典型的代表有墨西哥的卡德拉斯主义政治制度、巴西的瓦加斯主义政治制度和阿根廷的庇隆主义政治制度等。此前，在拉丁美洲并不存在什么外来的“民众主义”政治的影响，相反，在这个地区，压倒一切的影响都来自西方，都来自西方的代议制民主政治思想和理论。所以，第二次民主化浪潮中拉丁美洲的民主化进程是一个真正的内源型民主化进程，是一个真正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进程。
那么，为什么在拉美的民主化浪潮中会产生一个不同于西方民主制度的民众主义政治制度呢?关于这个问题，西方学术界一般都从思想文化的差别上找原因，他们说：“由于19世纪拉丁美洲的自由主义不同于欧洲的自由主义，缺乏真正的代议制思想，因此，20世纪旨在扩大政体范围的民众运动，仍然没有能迅速带来那种遵循19世纪欧洲自由主义秩序的真正的代议制民主。结果在大萧条之后所产生的后果就是建立了民众主义的政权。”显然这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关键的问题是要解释：为什么拉丁美洲的自由主义会不同于欧洲的自由主义。这个答案只能到拉美国家的现实中去找，不能到思想中去找，也就是说，真正的原因并不在思想里，而在于拉美国家的经济基础和社会阶级结构不同于欧美。拉美国家虽然经过19世纪末期开始的早期现代化，已经有了初步的工业，形成了两个年轻的现代阶级——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并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相继建立了现代资产阶级国家，但是，拉美国家都属于后进现代化国家，在国际经济秩序中长期陷入一种依附地位。从这种依附地位中所产生的现代工业经济，以及在这个基础上所形成的现代资产阶级都有先天不足和力量脆弱的毛病，而与此同时，在现代化进程中所产生的现代劳动者阶级，却由于国际劳工运动的影响，无论在觉悟上和组织上都相当强大。因此，拉美国家的资产阶级要想有所作为，要想建立巩固的统治，要想争得自己国家的自主发展，就不得不联合劳工大众，就不能不建立一种多阶级合作的民众主义政权。所以，尽管拉美资产阶级主观上也想建立像欧美发达国家那样的民主政治制度，但从这些国家的实际条件和国际环境中产生出来的却不是他们主观上所希望的那种典型的西方发达国家的代议制民主制度，而是一种拉美特色的民众主义的民主制度。这是历史的使然，是有其历史的合理性的。这种制度往往由于尚未成熟就遭到扼杀，没有改进和完善的机会，因此，它本身的确存在不少缺点，这是不足为奇的；但是，长期以来很多西方学者将这种制度贬斥为独裁制度，则是无视历史的逻辑，有失公正的。其实，拉美的民众主义政权在拉美的现代化进程中表现并不坏，它们曾经在拉美推行过重大的、实际的改革，在加速国家经济发展方面，特别是在加速拉美的工业发展方面，曾经做出过自由派政权所无法作出的重大贡献。拉美民众主义政权的出现，说明后进现代化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同先行现代化国家的民主化进程是不同的，说明在世界的民主化浪潮中已开始出现了分化。
第二，拉美民主化浪潮的外源变迁，打破了长波经济的涨潮同民主化浪潮的正相关联系，造成了现代化进程同非民主化进程的反向结合。
拉美国家的第二次民主化浪潮发生在第四个经济长波的涨潮时期，发生在霍布斯班姆所说的战后经济发展的“黄金年代”(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发生在拉美历史上经济增长最快、最有活力，也最有国际影响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高潮时期，说明这是一个“同第四次长波经济涨潮相联系的民主化浪潮”，是可以从长波经济理论得到合理的解释的：但是，在这个涨潮的莆余时期还远未结束，正处于如日中天的时候，拉美的民主化进程却在20世纪60年代初、中期戛然而止了，接着就是民主化的急剧退潮，出现了在长波经济涨潮时期发生民主政权复归独裁统治、经济现代化同政治民主化之间发生分离和反向结合的现象。显然，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第一次民主化浪潮的新现象。
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固然有国内阶级矛盾极端尖锐化的原因，反动阶级不得不撕下自己身上的民主外衣，实行独裁主义的暴力统治，但更重要的是外部的原因，是因为国际上存在一个葬送拉美民主的“跨国列强结构”。如果说19世纪发达国家的民主浪潮依靠的是本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动员起来的力量”，那么，在战后的第二次民主化浪潮中，情况就大不一样了，由于先行现代化国家这时已经蜕化为帝国主义国家，处于依附地位的拉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除了内源的因素之外，又增添了不是本国民主力量所能左右的外源因素，这就是当时日益激化的冷战和对拉美民主化变迁有着直接强制性影响的跨国权力结构。正如卢斯切迈耶等学者所指出的：“国际权力体系的影响在拉美比在欧洲要强大得多，最突出的是冷战和美国对拉美军人的支持和训练。在1960年代初，美国追求一种支持发展中国家民主制度的政策，以作为对抗苏联影响的一种手段。但是，这个政策没有能奏效，接着美国就越来越转向支持反共独裁政权。在拉美，美国支持军人并向拉美各国政府施加压力、要它们取缔共产主义运动的做法，导致拉美国家对民主进程的镇压。美国的支持使得军队在拉美成为一个日益自治的角色，并使国家成为一部反民主的机器。”网由于这个外源的变故，拉美的民主化浪潮遭到了灭顶之灾。
总之，第二次民主化浪潮的最大特点是发展中国家大规模卷入民主化进程，开始了民主化进程和民主制度的分化，出现了经济现代化同政治民主化之间的分离和反向结合的情况，属于一种外源变迁与内源变迁相混合的民主化进程。
三
亨廷顿所说的第三次民主化浪潮(1975-1990)主要是南欧、东欧和拉美国家的民主化，其中以拉美国家的民主化进程最具特色，也最值得研究。这次拉美民主化浪潮的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它整个地都发生在拉美经济危机和经济衰退时期，进一步表现出政治民主化同经济现代化的分离和反向结合。
按照长波经济和民主化浪潮正相关的正常图式，在长波经济严重退潮的波段上，拉美的民主化浪潮也应处于退朝的状态，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相反的情况呢?主要的因素也是美国政策的改变。由于拉美的人民民主运动和左翼力量已经在20世纪70年代被军政府的暴力统治彻底镇压下去，美国和拉美的统治阶级在拉美都已经没有丧权之忧，因此，美国国会遂决定由支持拉美独裁政权转到支持拉美民主，重新将民主视为破坏和瓦解共产主义政权和运动的一个主要的手段。为了推动所谓民主，美国舆论几乎完全一致地将西方的民主美化为一种人类共同的美德。在美国的推动和压力下，拉美政界纷纷把20世纪80年代危机的政治责任归咎于独裁制度，把经济责任归咎于进口替代工业化。同时，由于多年的专制独裁统治，军人独裁政府已经在拉美大多数国家摧毁了或制服了左翼力量，使得右翼在投票中有获胜的更大可能，因此，拉美各军政府也就放心地把政权和平地移交给了右翼文人政府。这就是拉美的第三次民主化浪潮。显然，这是在北美霸权压力下所形成的一次民主化浪潮，其外源的性质非常明显。因为，这次民主化浪潮是在拉美经济危机期间发生的，完全脱离了长波经济发展的背景和动力，因此，美国学术界就有人对这一次的拉美民主化进行了如下的理论概括：“今天拉美的民主已经不是从社会经济条件上去理解的那种民主了，而应该理解为拉美在意识形态信仰上和政治可行性上对民主的一种政治态度。”也就是说，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中所建立的这种西式民主制度，已经“修成正果”，获得了普世的价值，无需任何经济基础，只要意识形态上有此信仰，就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情况下获得到成功。
但是事实如何呢?是不是拉美人民真的对这种西式民主制度有此不可思议的信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4年发表的《关于拉美民主的调查报告》大致可以给我们做出回答。该《报告》说，在拉美国家独立以来的近200年间，西方的“民主制度”在这里生而又死，死而复生，生生死死，交替反复了十几次，一直到1978年，拉美才开始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民主制度”持续统治达20余年的时代。但是，在这同时，拉美的社会危机日益严重，经济发展不足，人民极度贫困，社会极端不平等，公民对现行民主制度越来越不满，有些地区已不断发生不稳定现象。《报告》指出，拉美20多年来的民主化成就仍然是不巩固的，“事实上，从民主化浪潮开始以来的25年中，民主化并没有能避免挫折和倒退”，现在，“民主似乎已经丧失活力；虽然还只能选择这种制度，但对它改善人民生活条件的能力已经不抱信任态度，各政党在人民中的威信已降低到最低点”。该《报告》警告说，目前，为获得社会经济的实际进步而准备牺牲民主政府的拉美人所占被调查人员的比例，已经超过了50％。《报告》还指出，90年代以来，拉美不断发生制度危机(总统辞职、自我政变、解散议会等等)和政党危机，政党的信任率已从1996年的20％下降到2003年的11％。由于众多政党陷入危机，政党在拉丁美洲已不再是政治舞台上的唯一主角，政治舞台上出现了许多新的公民参政形式和许多非党派的新角色。从表面上看，似乎是扩大了民主，但实际上他们并不遵守代议制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在很多情况下，他们的所作所为常常超出了宪法所许可的范围，造成政治制度的非制度化，因而给政治和社会秩序带来很多的麻烦。《报告》说，政党是代表社会利益、提供公民参与渠道、制定政府议事日程、培养政治领袖和教育公民的最好工具，政党制度的危机是拉美民主制度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在这次调查中，许多前任的和现任国家领导人也对拉美的民主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们特别关注制度权力和实际权力之间的紧张关系。他们说，因为制度权力的行使已受到实际权力集团(主要指企业主集团、金融集团和通讯媒体的权力)和治外法权因素的严密限制，制度权力已经变得越来越脆弱；拉美的民主制度实际上已变成“一种同普遍利益脱节的民主制”，“它基本上只同实际权力因素相联系，结果造成国家经济的寡头化，把一个民主政府改变成了一个富豪统治的政府”。所有这些都说明，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中拉美所建立的民主制度完全不是像赫希曼所说的那种至善至美的普世性民主，而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民主。正因为如此，《报告》得出结论说，拉美“一定要吸取近期的历史经验，了解新的社会现实，探究新的道路”。事实上，近年来拉美也的确又涌现出了一些新的、不同于西方民主制度的政治因素，譬如新民众主义、“左派”上台执政等。
总之，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中拉美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属于一种外源型的民主化，其与经济现代化相背离的现象更加严重，使得拉美人民和拉美政治家不得不对自己的民主化道路进行新的探索。
四
上述三次民主化浪潮的历史给我们勾画出了一幅从内源民主化到内、外源混合民主化再到外源民主化的变化图像。它让我们看到，先行现代化国家和后进现代化国家的民主化进程是不同的，前者是内源型的，完全是在经济现代化基础上内生的民主化，符合自己的国情，且没有受到外国列强的影响和干涉，能在自主的状态下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而从容、渐进和稳步地向前推进，因而能保持政局的稳定，维持资产阶级统治和民主制度的巩固，能对国家的现代化发挥积极的作用。后者则是半外源型或外源型的，它受到国际霸权政治的干涉甚至强制，越来越脱离本国的社会经济条件，因而，给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带来极大的危害。从三次民主化浪潮的历史经验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三点结论：
第一，政治是上层建筑，政治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及在这个基础上所形成的特定的社会阶级结构所决定的；政治上层建筑只有适应经济基础的状况和发展的需要，才是好的政治制度。因此，说民主政治制度是现代化的前提或先决条件，是没有历史根据的。
第二，三次民主化浪潮的历史证明，“西方民主制只是在特定的文化传统与历史环境中结出的果实”，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一种普世性制度；说人类只有西方民主制这样一种普世性民主制度，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
第三，拉美国家之所以在历史上动荡不止，社会冲突频仍，真正的根子正在于它们始终未能实现政治上的真正自主，始终未能摆脱西方民主教条的束缚，创造不出符合自己国情的政治制度，因而一旦西方的民主道路走不通，不能为国家的现代化创造出稳定、安全的社会政治环境，就不得不回到独裁统治的老路，从而形成民主和专制周期性交替的局面。所以，拉美政治发展史给我们的真正教训是：一定要从自己的国情出发，排除干扰，稳健而不保守地走自己的民主化之路。
作者简介
曾昭耀，1937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倪金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