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2月的一天，病榻上的侯登科在电话里虚弱地说：“来吧，快来吧！把东西整理一下吧”，这是他最后的时间。在他临潼的家里，我和李媚与他相处了最后一段时光。资料整理的过程，在他的病痛之中艰难地进行。底片的信息不完整，我们只能尽量地做些补救工作。他那时说话已经比较困难了，为了尽量给影像留下一些翔实的背景，我们把所有的底片一张张地看，让他辨认、核对拍摄的时间、地点、背景、事件。我们工作了七天，他就这样的撑着、撑着。当把所有工作做完，全部东西装箱封存，七八个纸箱堆起来的时候，感觉到他有一种特别释放的感觉。看着堆在那里的底片和文稿，他疲倦地问女儿小瑾：“这是什么？”小瑾轻轻地说：“这是你多年的心血！是你一生最看重的东西。”侯登科摇了摇头，说：“我脱掉了身上所有的重负，可以自由地跳向大海了”……。那天晚上，我们很晚才离开他的家，冬夜里的临潼，坚硬、冰冷。昏暗的路灯下，雪花无声地飘落着……
　　他给我们表达了他的心愿：“这些东西，如果能发挥点作用的话，就用来支持那些像我一样，在基层用摄影关注社会现实的年轻人”。这是他最后的托付。


　　其实，应该承担这种职能的“摄影博物馆”国内还没有。“南方周末”当时的整版报道：“他走了，他的影像留给谁？”准确地道出了我们面临的困境。半年之后，在银川，有了第一次关于这件事的探讨，由王征组织并主持，李前光、刘雷、梁力昌、李胜利、李媚和我，就创办“侯登科纪实摄影奖”的可行性进行了讨论。
　　其后的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两年后由李媚与EPSON机构商议，在北京东方广场的影艺坊，为侯登科做一个专题性的纪念展。在老候的摄影里，关于女人的主题一直是他的一个侧重点。《黄土地上的女人》展览是继闻丹青、陈小波、李江树、李媚以及我共同编撰的《‘受难者的光荣’—侯登科纪念文集》之后，又一次纪念活动。开幕那天的研讨会，除京城摄影界外，各地也来了不少人，而且都是专程来的。
　　在进行各种尝试的过程中，平遥摄影节最早做出了支持的动作，山西的王悦在文庙代表组委会为侯登科基金资助了第一笔资金。虽说是象征性的，但还是令我们倍受鼓舞的。




　　2006年中国的艺术市场开始萌动，以作品进入市场的方式有了可能。北京的启雅视觉文化传播公司，是较早介入影像领域的文化机构。经了杨小彦联络的通道，与启雅的几次相谈后，形成共识并有了结果。双方以协议的方式把侯登科作品的代理权交给启雅，由他们进行市场运作。启雅承诺了要做的两项工作，一是把侯登科留存下来的底片全部数字化，二是创办“侯登科纪实摄影奖”并两年一届地持续运行。“启雅”履行协议，做了开创性的工作，投入了人力和财力，将老侯全部留存的底片进行了数字化，这个工作花了将近两年时间才做完。对启雅的创始工作，至今我们还是心怀感念的。从无到有，万事开头难，为后来奠定了基础。开创的第一届“侯登科纪实摄影奖”正式成型推出。新闻发布会在首届的连州摄影节上举行，并于2007年如期举办了—作为国内第一个民间性质、以摄影家个人命名的纪实摄影奖。我们为这个奖项定性为一个民间的项目奖。目的是资助纪实摄影家，推进纪实摄影在中国的发展。奖项对年青的新生力量倾斜，鼓励和扶持摄影的民间力量生长。侧重于在基层而且经济困难，需要帮助的年轻人，是一个“雪里送炭”的奖项，不去锦上添花。这样的定位，出于对当时纪实摄影状况的判断，具有一定的针对性。虽然在后来的操作中，尤其是对年龄及作者经济状况等有不同的声音，但当时社会业界给予的积极回应，还是令人感受达到了预期目标的价值。多年的努力也终于有了现实的成果。
　　情况却是很快又有了变化。到2009年第二届的时候，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对艺术品市场产生了冲击，启雅遇到了资金的困难。二届奖项出现了延期的可能，为保证正常运行，我们就协商启雅，让其他机构参与进来，以保证第二届的如期进行。这样做其实对启雅很艰难，但启雅最终还是同意了。谷仓当代影像馆在这个时候表现出了很高的姿态，不要求具名，不图回报，出资金来救场。正是因为谷仓的介入，才得以让第二届的奖项顺利进行。谷仓作为地处甘肃大西北唯一的一个影像艺术馆，与侯登科和他的影像的表现地域，除了有着自然的联系之外，还在于其对这个项目的理解与赞同，以及谷仓创办人王西野的眼界与情怀。






　　和“谷仓”的正式合作，是从第三届开始的。双方签署了十年（“谷仓”资助五届的奖项运行）的合作协议。作为回报我们给谷仓提供200张侯登科作品。谷仓为了更为长远的持续发展，为“侯登科纪实摄影奖”成立了一个开放型的“理事会”，面向社会公开，个人、组织都可以参与进来。这种方式，不仅解决了奖项的一些具体问题（例如：由杨延康、白由祥资助解决了将全部底片置放银行保管箱问题），更重要的，是在推动将“侯登科纪实摄影奖”转化成：一个开放的社会性的文化公益项目的尝试。
　　“侯登科纪实摄影奖”这些年的支持力量，来自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每一个申报作品的参与者和历届的评委们。由于奖项的思路是要把有限资金最大限度地用来支持作者，当李媚提出所有参与这项工作的人包括评委，都做无偿奉献志愿者的想法后，一开始我是觉得难以做到，没想到一经提出，所有的人都无一例外地表示愿意做志愿者，这更是给了我们足够的信心。自第二届开始，志愿者的工作方式一直保持到今天。很多做服务工作的志愿者热情，不仅是来源于工作同时的现场观察，在评选的整个环节，看到每个评委的观点和意见，不同观点的现场争论，而是在于为之贡献了一份力。评委之外，每届评选的义工志愿者很多都是那些名家大腕。同时从二届开始实施的“裸评”。也得到了业界的积极反响，评选的过程，委托雅昌摄影网和后来的无忌、蜂鸟网，进行全程记录、全程公开，公布入围作品、提名奖、最终获奖等等。这样做既是出于侯登科一生持续不断地关注社会的现实、呼唤公平的草根属性，同时也是希望让人看到，这是一个严肃的奖项，这个奖是干净的，是公平公正的。以这样的方式树立一种价值观和一种精神。多年坚持下来，也是“侯登科纪实摄影奖”在中国尤其年轻一代的群体中赢得尊重的理由。 　　和谷仓的合作，还只是限于“侯登科纪实摄影奖”。不是老候托付的全部。那些一大堆的资料，这些年还一直堆在那里，没有得到完整的整理与呈现。对于中国摄影的整体来说，侯登科摄影实践的特定年代，其对于影像与社会关系的探究历程，以及影像生长的力量、思想发展本土化方式，个案的完整性和典型性，不失为一个观察和了解，乃至研究中国摄影发展的人物代表，具有一定的史学个案价值。多年来，我们一直也想寻找到一个专业机构，把侯登科影像相关所有的东西，全部托付保存，包括研究、代理所有的权利，全部的委托。以一种完整的、永久的方式，让这些东西能持续的发挥作用。形成一个社会性的、开放性的，能持续运转下去的一个文化公益的机制。这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方向。
　　契机出现在2014年，李媚应邀参加深圳“越众历史影像馆”专家论证会时，向越众菫事长应宪提出了举办“侯登科回顾展”的想法。 越众历史影像馆几经了解，终于在2015年步入了实质性的协商。我和李媚在当年的11月份到深圳越众进行了考察与商谈。这家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成长起来的民营企业自觉担当社会责任，十多年下来已经具有了令人感佩的社会成就，他们举办了一系列颇有影响的历史文化活动，并且具有较为完善的硬件设施和良好专业素养的青年团队，给了我们决定的信心。短短的三天，我们就与越众达成了“侯登科摄影回顾展”的实施方案和联系出版侯登科全集的策划，以及最终接收代管实物史料的意向。我们之所以选择越众，也是因为侯登科大女儿侯小瑾在深圳，便于她今后的工作的接续。




　　从深圳返回郑州的途中，我有一种即将完成托付和任务的轻松。而这个时间，也是老侯为我们设定的最后时限了。当年老候给我们的委托书上签的是12年的时间。记得当时他把我叫到一边说：“我想了想，到时候你们年龄也大了，都会有自己的事，我不能老缠着你们，老压在你们身上也不好。就12年吧。到时候如果有机构接手就委托出去，没有的话就撂给孩子们吧……。”
　　终于，老候放在我和李媚肩上的担子，就要放下来了。
　　作者为摄影家，曾任河南省摄影家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