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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同西方价值观相比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超越性，体现为其具有更为深刻的理性洞见、更为充分的文化包容性和更为亲和的现实观照。在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们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自信的根本理论依据。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西方价值观；政治自信
政治自信是我们恪守马克思主义政治理念、坚持社会主义政治道路的本质要求。而任何政治道路的选择、制度的建立和方式的谋划都是基于对特定政治价值的认识和坚守，都需要核心价值的支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我国政治文化的内核，集中而全面地表达了马克思主义系统理论的核心内涵，是对我国政治意识形态的高度凝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无疑是我们确立政治自信的根本理论依据。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更为深刻的理性洞见
从原子时的独立个体维度，利用西方价值观来理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强调个体优先性。从占据西方社会理论主导地位的社会契约论可以看出，签订社会契约的是原子式存在的独立个体，这种个体是一种抽象的存在。因此，西方价值观所宣扬的自由是抽象的自由，所宣扬的平等也是抽象的平等，所宣扬的博爱是超越社会历史条件和个体具象差异的博爱。西方价值观对人的理解直接产生了个人与社会的张力，社会的形成成为人们追求幸福的无奈之选。如果说古希腊把社会生活与人的本质密切联结，那么契约理论则割裂了这种联结。西方价值观把个体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只是为了摆脱不安的生活而相互签订契约进入社会生活，从而过分关注了社会生活的工具性意义，而忽视了人与社会生活之间的本质关系。这种忽视让西方价值观在现实生活中出现了内在张力。如果所有社会成员都是独立的、自私的，那社会生活如何可能？契约论给出的理由是人们为了促进自我利益的增长而与他人合作，从而实现自我与社会利益的通达。
但并非所有合作都是增益型的，很多情况下社会合作不可能为所有合作者带来同样的利益——这是社会生活的常态。那么当社会合作与个人利益发生矛盾时，何者优先成为西方价值观难以解答的难题。如果我们承认西方价值观基于独立个体所宣扬的绝对自由、平等和博爱，是否意味着人们有随时退出社会合作的自由？当发生个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时，该优先维护谁的利益？在西方的社会现实中，无论是制度的顶层设计还是政策的制定，都无法化解抽象个体自由、平等与博爱和具象价值的矛盾。西方盛行的选举制度，无论是普选制度还是选举人制度，都表现出“少数人服从多数人”的原则。如果个体都是平等的，这种平等又具有抽象的绝对意义，那么多数人的合理性何在？当美国第43任总统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将战士送往战场的时候，一些选民便开始表达不满——在选举中这些选民并没有支持布什，他们认为布什无权送他们的子女奔赴战场，从而引出“公民不服从”的问题。这些难题在西方价值观中难以找到答案。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以马克思主义系统理论为基础。马克思主义系统理论敏锐发现了西方抽象个人主义所隐含的问题，而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理解人的本质、理解人与社会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在现实性上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生活是人本质最充分的体现。人具有两种基本属性，即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而后者才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本质所在。社会是历史的概念，因为不能从抽象的意义理解人的本质，人的社会关系必然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所结成的，人也必定是具体的、历史的人。一方面，人由社会关系所定义，另一方面，社会又是由人组成的社会，所以人与社会不存在何者优先的问题，而是有机的统一体。社会不是外在于人的社会，实践将人与社会紧密相连，人在实践中对象化社会、改变着社会，社会的变化又定义着人的社会关系。所以在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中，社会不是一种无奈之举，而是由人的本质所决定。正因如此，在推进历史发展中，人与社会互相依赖，共同促进。离开社会交往、离开社会生活，人的社会性就无从体现，也无法形成意识、产生实践；同样，社会的形成也离不开人。随着人实践能力的提升，社会便有了前进的动力，而社会关系的改变又为人的发展提供更多的空间。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人性论和社会观，既继承了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承认诸如自由、平等等为人类现代文明追求的价值，又赋予这些价值新的内涵。如果说西方价值观主要站在个体的立场，那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表达出对社会与人和谐统一的深刻认识。在内在层次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清晰地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国家宏观层面的价值观，包括“富强、文明、民主、和谐”；二是社会中观层面的价值观，包括“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三是公民微观层面的价值观，包括“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每一层面价值观的实现都以其他层面价值观的践行为前提，同时任一层面价值观的贯彻落实都会促进其他层面价值观的实践。明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个立体的价值系统，涵盖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维度。较之于西方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人类社会有着更为深刻的理性洞见，更真实地反映出人的社会本质属性，以及国家、社会与个人三者的关系。在當代，西方学界发现了西方价值观内部价值冲突的不可调和性，也逐渐认识到孤立个体的淡薄。无论是新自由主义学者还是社群主义学者，都开始正视这一问题，转而主张从社会系统的视角解读人存在的意义。比如，罗尔斯就认为只有当社会互利互惠体系得以存续，个人自由才可能实现。由此可见，相比较而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人类社会洞察更为深刻，更为科学地把握了社会生活的本质。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更为充分的文化包容性
正因为西方价值观强调其核心概念的普世性，所以忽视了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的差异性。我们不否认，自由、平等和博爱具有价值的普遍性，任何在现代政治文明中生活的人都会认同这些价值。但因为西方价值观对于人的理解是抽象的，因此，这些概念的意义也是含混的。对于平等价值观，有的学者认为市场所代表的机会平等最有合理性，有的学者则认为权利的平等才是正义的要求，还有的学者则提出“差异平等”的原则，认为让处于社会最不利者获得最大利益的平等才值得期待。可见，即便在西方文化内部，对于核心价值观概念的理解也并未达成共识。这种理解的差异不是发生在这些价值观的抽象层面，而是产生于现实生活的实现层面。所以，当西方价值观传播与践行时，就会遭遇文化差异的问题，从某一理论角度或者文化体系对其解读就容易产生文化中心主义，背离于核心价值观代表的基本精神。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在世界文化交往中，西方话语的强势对其他文化带来了巨大挑战，文化冲突此起彼伏的原因，这绝对不是西方价值观的应有之义。西方价值观的抽象性似乎具有很强的价值包容性，但在现实生活中却表现出强烈的文化排他性。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在世界政治中会出现双重标准，西方某些国家在推行他们所认同的民主价值观时却反而采取不民主的方式。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植根于我国深厚的民族传统文化，植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富有深厚的文化渊源。在国家层面，对富强、文明、民主、和谐的追求铭刻在每一位中华儿女的心中。近百年来，中国饱受欺凌、历经沧桑，国家的昌盛、民族的复兴成为一代又一代国人的期盼和梦想；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德先生、赛先生”之辩，中华民族迈出了追赶现代文明的脚步；从“辛亥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人们都在期待着和谐美好社会的建立。在社会层面，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宪法就赋予了人民自由、平等的权利，并致力建设公平、法治的社会。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促进人民的自由全面发展、保护私人领域、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正义、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成为社会建设的主旋律。在个人层面，“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我国数千年来倡导的传统价值。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练是我国历史文化积累和社会发展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事业中达成的价值共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性和内涵的确定性使其呈现出充分的文化包容性。这种文化包容性表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是空洞的概念，而是作为开放的体系与社会主义建设共同发展，该价值观体系处在动态的丰富和完善之中。
同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表现出鲜明的民族性，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内核。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很多元素具有普遍性意义，但作为文化整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向人们完整表达了政治立场和民族文化身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旨在为我国的发展提供价值指引，提供国际对话的基石，但并不排斥其他文化体系。在文化姿态上，社會主义核心价值观表现出求同存异的开放性，而不是像西方价值观那样谋求普世性的主导地位。其民族性文化身份决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然尊重其他价值体系所生长的文化环境和民族特性，不会脱离特定的文化土壤向其他价值体系施加压力。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这也是“和谐”价值观的应有之义。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更为亲和的现实观照
西方价值观之所以在现代社会被广泛质疑，是因为所宣传的价值观念与社会经验出现了偏差。而且西方价值观试图追求超越历史现实的恒久性，这就让西方价值观的确立始终不得不诉诸自然法传统而带有一定程度的先验意味。这也让西方价值观的具体内涵语焉不详，所以即便在西方话语体系中，对于价值观的理解与认识也出现了严重分歧。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聚焦于现实历史社会环境，旨在反映时代的价值特征，为当前社会生活提供价值指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表述中开诚布公地体现了社会主义性质，要求站在社会主义理论的立场构建、阐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观的理解、认识提供了基本理论框架，避免了西方价值观宽泛、空洞的困境。正因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有这种亲和力的现实向度，所以具有丰富、明确的层次，既有国家层面的价值观，又涵括社会层面与公民个体层面，为不同主体的社会主义实践提出了清晰的价值目标，提供了确切的价值标准。
综上所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比西方价值观更科学、更系统、更现实的价值观体系，是人类价值领域新的文明成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自信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徐伟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6.
[2]高 地.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西方价值观；政治自信
政治自信是我们恪守马克思主义政治理念、坚持社会主义政治道路的本质要求。而任何政治道路的选择、制度的建立和方式的谋划都是基于对特定政治价值的认识和坚守，都需要核心价值的支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我国政治文化的内核，集中而全面地表达了马克思主义系统理论的核心内涵，是对我国政治意识形态的高度凝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无疑是我们确立政治自信的根本理论依据。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更为深刻的理性洞见
从原子时的独立个体维度，利用西方价值观来理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强调个体优先性。从占据西方社会理论主导地位的社会契约论可以看出，签订社会契约的是原子式存在的独立个体，这种个体是一种抽象的存在。因此，西方价值观所宣扬的自由是抽象的自由，所宣扬的平等也是抽象的平等，所宣扬的博爱是超越社会历史条件和个体具象差异的博爱。西方价值观对人的理解直接产生了个人与社会的张力，社会的形成成为人们追求幸福的无奈之选。如果说古希腊把社会生活与人的本质密切联结，那么契约理论则割裂了这种联结。西方价值观把个体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只是为了摆脱不安的生活而相互签订契约进入社会生活，从而过分关注了社会生活的工具性意义，而忽视了人与社会生活之间的本质关系。这种忽视让西方价值观在现实生活中出现了内在张力。如果所有社会成员都是独立的、自私的，那社会生活如何可能？契约论给出的理由是人们为了促进自我利益的增长而与他人合作，从而实现自我与社会利益的通达。
但并非所有合作都是增益型的，很多情况下社会合作不可能为所有合作者带来同样的利益——这是社会生活的常态。那么当社会合作与个人利益发生矛盾时，何者优先成为西方价值观难以解答的难题。如果我们承认西方价值观基于独立个体所宣扬的绝对自由、平等和博爱，是否意味着人们有随时退出社会合作的自由？当发生个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时，该优先维护谁的利益？在西方的社会现实中，无论是制度的顶层设计还是政策的制定，都无法化解抽象个体自由、平等与博爱和具象价值的矛盾。西方盛行的选举制度，无论是普选制度还是选举人制度，都表现出“少数人服从多数人”的原则。如果个体都是平等的，这种平等又具有抽象的绝对意义，那么多数人的合理性何在？当美国第43任总统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将战士送往战场的时候，一些选民便开始表达不满——在选举中这些选民并没有支持布什，他们认为布什无权送他们的子女奔赴战场，从而引出“公民不服从”的问题。这些难题在西方价值观中难以找到答案。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以马克思主义系统理论为基础。马克思主义系统理论敏锐发现了西方抽象个人主义所隐含的问题，而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理解人的本质、理解人与社会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在现实性上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生活是人本质最充分的体现。人具有两种基本属性，即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而后者才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本质所在。社会是历史的概念，因为不能从抽象的意义理解人的本质，人的社会关系必然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所结成的，人也必定是具体的、历史的人。一方面，人由社会关系所定义，另一方面，社会又是由人组成的社会，所以人与社会不存在何者优先的问题，而是有机的统一体。社会不是外在于人的社会，实践将人与社会紧密相连，人在实践中对象化社会、改变着社会，社会的变化又定义着人的社会关系。所以在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中，社会不是一种无奈之举，而是由人的本质所决定。正因如此，在推进历史发展中，人与社会互相依赖，共同促进。离开社会交往、离开社会生活，人的社会性就无从体现，也无法形成意识、产生实践；同样，社会的形成也离不开人。随着人实践能力的提升，社会便有了前进的动力，而社会关系的改变又为人的发展提供更多的空间。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人性论和社会观，既继承了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承认诸如自由、平等等为人类现代文明追求的价值，又赋予这些价值新的内涵。如果说西方价值观主要站在个体的立场，那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表达出对社会与人和谐统一的深刻认识。在内在层次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清晰地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国家宏观层面的价值观，包括“富强、文明、民主、和谐”；二是社会中观层面的价值观，包括“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三是公民微观层面的价值观，包括“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每一层面价值观的实现都以其他层面价值观的践行为前提，同时任一层面价值观的贯彻落实都会促进其他层面价值观的实践。明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个立体的价值系统，涵盖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维度。较之于西方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人类社会有着更为深刻的理性洞见，更真实地反映出人的社会本质属性，以及国家、社会与个人三者的关系。在當代，西方学界发现了西方价值观内部价值冲突的不可调和性，也逐渐认识到孤立个体的淡薄。无论是新自由主义学者还是社群主义学者，都开始正视这一问题，转而主张从社会系统的视角解读人存在的意义。比如，罗尔斯就认为只有当社会互利互惠体系得以存续，个人自由才可能实现。由此可见，相比较而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人类社会洞察更为深刻，更为科学地把握了社会生活的本质。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更为充分的文化包容性
正因为西方价值观强调其核心概念的普世性，所以忽视了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的差异性。我们不否认，自由、平等和博爱具有价值的普遍性，任何在现代政治文明中生活的人都会认同这些价值。但因为西方价值观对于人的理解是抽象的，因此，这些概念的意义也是含混的。对于平等价值观，有的学者认为市场所代表的机会平等最有合理性，有的学者则认为权利的平等才是正义的要求，还有的学者则提出“差异平等”的原则，认为让处于社会最不利者获得最大利益的平等才值得期待。可见，即便在西方文化内部，对于核心价值观概念的理解也并未达成共识。这种理解的差异不是发生在这些价值观的抽象层面，而是产生于现实生活的实现层面。所以，当西方价值观传播与践行时，就会遭遇文化差异的问题，从某一理论角度或者文化体系对其解读就容易产生文化中心主义，背离于核心价值观代表的基本精神。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在世界文化交往中，西方话语的强势对其他文化带来了巨大挑战，文化冲突此起彼伏的原因，这绝对不是西方价值观的应有之义。西方价值观的抽象性似乎具有很强的价值包容性，但在现实生活中却表现出强烈的文化排他性。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在世界政治中会出现双重标准，西方某些国家在推行他们所认同的民主价值观时却反而采取不民主的方式。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植根于我国深厚的民族传统文化，植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富有深厚的文化渊源。在国家层面，对富强、文明、民主、和谐的追求铭刻在每一位中华儿女的心中。近百年来，中国饱受欺凌、历经沧桑，国家的昌盛、民族的复兴成为一代又一代国人的期盼和梦想；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德先生、赛先生”之辩，中华民族迈出了追赶现代文明的脚步；从“辛亥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人们都在期待着和谐美好社会的建立。在社会层面，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宪法就赋予了人民自由、平等的权利，并致力建设公平、法治的社会。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促进人民的自由全面发展、保护私人领域、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正义、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成为社会建设的主旋律。在个人层面，“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我国数千年来倡导的传统价值。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练是我国历史文化积累和社会发展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事业中达成的价值共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性和内涵的确定性使其呈现出充分的文化包容性。这种文化包容性表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是空洞的概念，而是作为开放的体系与社会主义建设共同发展，该价值观体系处在动态的丰富和完善之中。
同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表现出鲜明的民族性，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内核。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很多元素具有普遍性意义，但作为文化整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向人们完整表达了政治立场和民族文化身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旨在为我国的发展提供价值指引，提供国际对话的基石，但并不排斥其他文化体系。在文化姿态上，社會主义核心价值观表现出求同存异的开放性，而不是像西方价值观那样谋求普世性的主导地位。其民族性文化身份决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然尊重其他价值体系所生长的文化环境和民族特性，不会脱离特定的文化土壤向其他价值体系施加压力。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这也是“和谐”价值观的应有之义。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更为亲和的现实观照
西方价值观之所以在现代社会被广泛质疑，是因为所宣传的价值观念与社会经验出现了偏差。而且西方价值观试图追求超越历史现实的恒久性，这就让西方价值观的确立始终不得不诉诸自然法传统而带有一定程度的先验意味。这也让西方价值观的具体内涵语焉不详，所以即便在西方话语体系中，对于价值观的理解与认识也出现了严重分歧。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聚焦于现实历史社会环境，旨在反映时代的价值特征，为当前社会生活提供价值指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表述中开诚布公地体现了社会主义性质，要求站在社会主义理论的立场构建、阐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观的理解、认识提供了基本理论框架，避免了西方价值观宽泛、空洞的困境。正因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有这种亲和力的现实向度，所以具有丰富、明确的层次，既有国家层面的价值观，又涵括社会层面与公民个体层面，为不同主体的社会主义实践提出了清晰的价值目标，提供了确切的价值标准。
综上所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比西方价值观更科学、更系统、更现实的价值观体系，是人类价值领域新的文明成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自信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徐伟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6.
[2]高 地.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