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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市场经济空前繁荣，新兴媒体技术层出不穷，与此同时中国公民表达自身诉求的愿望也空前强烈，公民新闻应运而生。从表面上看，一腔热血的公民新闻的确对传统新闻的根基造成了不小的冲击，尤其是对新闻专业主义发起了强势的挑战，因此很多人认为新闻专业主义即将消亡，而各大传统报纸的相继破产也仿佛将此观点坐实。但是笔者以为，无论西方还是中国，放眼整个新闻发展历程，纸质载体的各种消亡，不过是传统媒体技术升级的一种方式。公民新闻的崛起，不但不会是新闻专业主义的终结者，而更会是强有力的维护者，只要我们心中对新闻的需求没有发生根本改变，新闻专业主义就是人类探索事实世界不可或缺的理论资源和实践纲领。
【关键词】：公民新闻；新闻专业主义，新闻从业者；自媒体
新闻专业主义的概念自提出到现在已经有半个世纪了，发展至今历经不同的历史与国情，难免会生变化，但这变化的程度如何却很难精准衡量。而令其扎根生长的时代却显然是大众传播时代，不过，美国学者罗森（Jay Rosen）就曾放言：“大众传媒的时代不过是一个时代，它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如今中国已经步入了自媒体时代，正是公民新闻蓬勃向荣的时代，是否如此足以断定生于且适用于大众传播时代的新闻专业主义就不再会继续于公民新闻时代发挥积极作用了呢？新闻专业主义已经过时且要被摒弃了吗？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历史也从来独一无二，在终局没有尘埃落定之前谁都无法准确的预知结论。本文首先从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引进切近论题，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内核进行分析，并简要概述其在中国的本土化发展，然后具体从自媒体技术、制度以及专业意识三个层面详细分析公民新闻与传统新闻业之间如何博弈，究竟给新闻专业主义这一观念带来了什么样的挑战，新闻专业主义又是否会因此顺势消亡。
一、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引进
西方新闻专业主义思想起源于美国，表达自由是其发展的重要前提。从政党新闻的垄断到便士报的出现，接着大众化报纸的滥觞至独立报纸的兴起，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衍变是一个集多方面因素于一体的十分复杂的过程。就在这一过程中，新闻业确立起一种为“公共服务”的信念，客观性从为“应对言论市场的众说纷纭而采取的一种可信化策略”[1]成为区分新闻和言论的重要法则，为防止自由前提下媒介权力的极度膨胀，独立的媒介自律体系和新闻职业道德规范建立。新闻工作者“将专业的规定内化为对自己的约束，他们强调自己是公共利益的保卫者，而淡化其利益驱动下的公司雇员的角色，他们相信进步、理性、普遍的真理或标准，新闻专业主义加强了新闻工作对自我职业形象——追求真理，服务社会——的心理需求。”
然而，新闻从业者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追求在现实表现中产生了困惑。早在20世纪60至80年代，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媒介研究学派埃尔德里奇教授就已明确指出，“客观，在实践中的意义是千变万化的，而新闻是一定文化的构建。”[2]一方面，新闻从业者对客观与主观、公正与片面、真实与谎言、独立与依赖等概念的把握和判别存在模糊的、不可确指的多样性，意识形态的理解困难自然产生了实践的现实差异。另一方面，政府、国家和媒体所有者对新闻话语权力的直接操控，加强了新闻客观性中主流社会价值体系的蕴涵，使新闻的客观独立原则受到政府权力话语的挑战。
所以新闻界出现了这样一种现实矛盾：“消费者对于他们想看的和想读的越来越挑剔”，而“主流媒体所做的仍然是把复杂多样的现实翻译成简单的、只有少数几种声音的符号世界”。这说明新闻专业主义追求的客观性——站在受众角度报道新闻，其实只是一种传播策略，而不是一种真正能做到的现实。正如詹姆斯·凯瑞说的那样：“新闻工作以公众的名义证明自己的正当性，但是另一方面公众除了充当看客外在其中不起任何作用。”可以说西方所标榜的“新闻专业主义”，是一个新闻从业者所尽力维护、而外界力量所竭力解构的专业门类。
20世纪80年代开始，顺应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中国新闻体制开始转型。“新闻专业主义”这一概念也于20世纪9O年代后期被引进中国，典型案例便是1994年中央电视台开播的《焦点访谈》，其个性化的定位是：‘时事追踪报道，新闻背景分析，社会热点透视，大众话题评说”。然而，在政治控制与商业收买的双重挤压之下，新闻专业主义的努力进退维谷，举步维艰。
而话说回来，20世纪初大众传媒放言高论的美国与当今公民新闻时代网络表达汪洋悠肆的中国，颇有几分相似。不同的是，美国最终建立了媒体的自律制度；而中国正在经历“表达自由”与“舆论管制”的艰难博弈。新闻专业主义的前提，在中国还是一个需要争取的目标。实际上，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从未风行，从未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所以，伴随着论坛、博客、微博、微信公众平台等自媒体传播工具的产生和发展，对传统媒体及其传播内容具有颠覆意义的公民新闻悄然崛起，这对新闻专业主義在中国的本土化发展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二、公民新闻的崛起对新闻专业主义的挑战
谈到公民新闻的崛起，则是依赖于自媒体技术的发展，尤其是Web2.0技术的兴起，实际上就是一种技术赋权的过程。公众的表达因自媒体技术而真正有了转化成为话语权的可能。新的表达技术解放了公众的信息生产力，“科技使公民从消费职业新闻工作者生产的新闻的被动消费者，逐渐转变为积极的参与者。他们使用不同地方的资源，组成自己的新闻。当人们在网上搜索信息时，在近乎无限的信息渠道间跳跃式浏览、阅读或写作博客时，他们正在成为自己的编辑、研究员甚至通讯员。”当公民具备了可以使用的即时信息采集设备和即时信息发布平台，专业的新闻记者便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这使得社会上开始出现这样一种声音——认为新闻专业是没有门槛的。传统新闻业正在受到以微博信息发布为代表的公民新闻的挑战。[3]而传统新闻业惯用的标签“新闻专业主义”也好似正逐渐被公民新闻的无门槛所消解。
那么，公民新闻真的在消解“新闻专业主义”吗？中国学者普遍认为，媒介市场化的积极作用在于部分地改变了新闻传播“惟上是听”的旧传统；而负面作用则是日趋激烈的商业竞争导致日益严重的新闻失范和伦理缺失。在过去的十多年间，随着媒介市场化的发展，传统新闻媒体开始陷入过分追逐点击率或收视率的怪圈，媒体的发声与大众的声音日渐疏远，内容上也开始走煽情主义的老路，整个社会观点的表达都处于分裂状态。与其说是公民新闻的崛起对新闻专业主义造成了冲击，不如说是传统媒体自身对新闻专业主义的主动践踏所造成的恶果。总而言之，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公民新闻，如果不想政府出面实施强制性的监控，而是通过落实新闻专业主义、加强传播的道德审视与伦理约束不断实现媒介自治，在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除此之外，经济因素也是影响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关键因素，即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需要专业性的新闻传媒机构为其能够持续高水准的新闻报道提供人、财、物的保证。而公民新闻的参与者往往是出于一股热血，并没有实际的获利机制与成熟的经营策略，这从商业角度分析的话，公民新闻注定无法持久，因此有学者分析说：“商业化也许不是公民新闻的前进方向。然而，其他道路也不是畅通无阻的。公民新闻是民主的产物，而不是民主的前提。它前进的最大阻碍是民众缺乏讨论公共事务的兴趣。要提升这种兴趣，还需要各种社会机构的协同努力”。[4]
所以归根结底，公民新闻对新闻专业主义的挑战，并不是一个技术层面的问题，也不是一个专业意识形态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
三、新闻专业主义不会消亡
即使在人人都是新闻记者的公民新闻时代，新闻场域的专业门槛并没有消失，而这正是新闻专业主义内核之一。公民新闻的兴起，使得信息源的把关显得日益重要起来。尤其是在当今虚假信息泛滥的时代更需要对新闻内容进行更为严格的把控和信息源的核查。以往，这是被人们视为理所当然的，以至于很多人开始忽略其重要性，但它确实重要。在新闻事实各种被撕裂、伪造，甚至到处都是新闻反转的当下，新闻的公信力受到极大破坏，这要求新闻从业者在新闻生产的过程中更加注重细节、时刻保持警惕，以更加专业、客观、公正的态度，对信息源严加分析和使用。
默多克曾说，谁控制了传播的入口，就控制了整个世界。对于社会而言，媒体不仅是嵌入其中的要素，也是影响其发展的推手。但对于传统媒体而言，它似乎不仅脱离了与社会的有机联系，也未能对社会发展产生推动性的影响。因此，未来的传统媒体面临着一场内外交困下的自我救赎。尤其是在公民新闻崛起的当下，优秀的新闻作品不再问其“出身”——是来自主流媒体还是草根记者，新闻记者不再是全知全能的，信息寡头不再主导舆论场，因此，新闻业必须正视人民的呼声，用专业主义的技术去考察不同的视角，匹配相应的事实，再将视角和事实同民众生活的现实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
总而言之，在公民新闻和传统媒体的“媒体战争”中，新闻专业主义不但不会消亡反会得到与时俱进的发展。在公民新闻时代，我们的新闻媒体将会更加紧密贴近新兴传播技术的发展前沿，并且将其转化为规范化的传播手段加以利用；在内容生产上更多地贴近用户需求，同时使得社交媒体日益泛滥的虚假新闻得到遏制；更加深度的数字化转型和媒介融合依然是整个新闻业的主流。
注释：
[1]郭镇之.澳论监督与西方新闻工作者的专业主义[J].国际新闻界，1999（5）：31-38
[2]约翰·埃尔德里奇主编.获取信息—新闻、真相和权力[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5-6.
[3]胡翼青. 自媒体力量的想象：基于新闻专业主义的质疑[J]. 新闻记者，2013，（03）：6-11.
[4]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三联书店，2003：335
参考文献：
[1]约翰·H麦克马那斯.市场新闻业：公民自行小心[M].新华出版社，2004，（10）.
[2]郭鎮之.公民参与时代的新闻专业主义与媒介伦理：中国的问题[J].国际新闻界，2014，（06）：6-15.
[3]吴飞.新闻专业主义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05）.
[4]迈克尔·舒德森.为什么民主需要不可爱的新闻界{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04）.
[5]吴飞，田野.新闻专业主义2.0：理念重构[J]. 国际新闻界，2015，（07）：6-25.
[6]侯迎忠，赵志明.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初探[J].当代传播，2003，（04）：55-57.
[7]龚君楠.媒介市场化进程中新闻工作者社会责任缺失原因初探[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1，（03）：149-150.
[8]胡翼青.自媒体力量的想象：基于新闻专业主义的质疑[J].新闻记者，2013，（03）：6-11.
[9]吴飞.新媒体革了新闻专业主义的命？——公民新闻运动与专业新闻人的责任[J]. 新闻记者，2013，（03）：11-19.
【关键词】：公民新闻；新闻专业主义，新闻从业者；自媒体
新闻专业主义的概念自提出到现在已经有半个世纪了，发展至今历经不同的历史与国情，难免会生变化，但这变化的程度如何却很难精准衡量。而令其扎根生长的时代却显然是大众传播时代，不过，美国学者罗森（Jay Rosen）就曾放言：“大众传媒的时代不过是一个时代，它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如今中国已经步入了自媒体时代，正是公民新闻蓬勃向荣的时代，是否如此足以断定生于且适用于大众传播时代的新闻专业主义就不再会继续于公民新闻时代发挥积极作用了呢？新闻专业主义已经过时且要被摒弃了吗？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历史也从来独一无二，在终局没有尘埃落定之前谁都无法准确的预知结论。本文首先从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引进切近论题，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内核进行分析，并简要概述其在中国的本土化发展，然后具体从自媒体技术、制度以及专业意识三个层面详细分析公民新闻与传统新闻业之间如何博弈，究竟给新闻专业主义这一观念带来了什么样的挑战，新闻专业主义又是否会因此顺势消亡。
一、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引进
西方新闻专业主义思想起源于美国，表达自由是其发展的重要前提。从政党新闻的垄断到便士报的出现，接着大众化报纸的滥觞至独立报纸的兴起，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衍变是一个集多方面因素于一体的十分复杂的过程。就在这一过程中，新闻业确立起一种为“公共服务”的信念，客观性从为“应对言论市场的众说纷纭而采取的一种可信化策略”[1]成为区分新闻和言论的重要法则，为防止自由前提下媒介权力的极度膨胀，独立的媒介自律体系和新闻职业道德规范建立。新闻工作者“将专业的规定内化为对自己的约束，他们强调自己是公共利益的保卫者，而淡化其利益驱动下的公司雇员的角色，他们相信进步、理性、普遍的真理或标准，新闻专业主义加强了新闻工作对自我职业形象——追求真理，服务社会——的心理需求。”
然而，新闻从业者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追求在现实表现中产生了困惑。早在20世纪60至80年代，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媒介研究学派埃尔德里奇教授就已明确指出，“客观，在实践中的意义是千变万化的，而新闻是一定文化的构建。”[2]一方面，新闻从业者对客观与主观、公正与片面、真实与谎言、独立与依赖等概念的把握和判别存在模糊的、不可确指的多样性，意识形态的理解困难自然产生了实践的现实差异。另一方面，政府、国家和媒体所有者对新闻话语权力的直接操控，加强了新闻客观性中主流社会价值体系的蕴涵，使新闻的客观独立原则受到政府权力话语的挑战。
所以新闻界出现了这样一种现实矛盾：“消费者对于他们想看的和想读的越来越挑剔”，而“主流媒体所做的仍然是把复杂多样的现实翻译成简单的、只有少数几种声音的符号世界”。这说明新闻专业主义追求的客观性——站在受众角度报道新闻，其实只是一种传播策略，而不是一种真正能做到的现实。正如詹姆斯·凯瑞说的那样：“新闻工作以公众的名义证明自己的正当性，但是另一方面公众除了充当看客外在其中不起任何作用。”可以说西方所标榜的“新闻专业主义”，是一个新闻从业者所尽力维护、而外界力量所竭力解构的专业门类。
20世纪80年代开始，顺应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中国新闻体制开始转型。“新闻专业主义”这一概念也于20世纪9O年代后期被引进中国，典型案例便是1994年中央电视台开播的《焦点访谈》，其个性化的定位是：‘时事追踪报道，新闻背景分析，社会热点透视，大众话题评说”。然而，在政治控制与商业收买的双重挤压之下，新闻专业主义的努力进退维谷，举步维艰。
而话说回来，20世纪初大众传媒放言高论的美国与当今公民新闻时代网络表达汪洋悠肆的中国，颇有几分相似。不同的是，美国最终建立了媒体的自律制度；而中国正在经历“表达自由”与“舆论管制”的艰难博弈。新闻专业主义的前提，在中国还是一个需要争取的目标。实际上，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从未风行，从未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所以，伴随着论坛、博客、微博、微信公众平台等自媒体传播工具的产生和发展，对传统媒体及其传播内容具有颠覆意义的公民新闻悄然崛起，这对新闻专业主義在中国的本土化发展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二、公民新闻的崛起对新闻专业主义的挑战
谈到公民新闻的崛起，则是依赖于自媒体技术的发展，尤其是Web2.0技术的兴起，实际上就是一种技术赋权的过程。公众的表达因自媒体技术而真正有了转化成为话语权的可能。新的表达技术解放了公众的信息生产力，“科技使公民从消费职业新闻工作者生产的新闻的被动消费者，逐渐转变为积极的参与者。他们使用不同地方的资源，组成自己的新闻。当人们在网上搜索信息时，在近乎无限的信息渠道间跳跃式浏览、阅读或写作博客时，他们正在成为自己的编辑、研究员甚至通讯员。”当公民具备了可以使用的即时信息采集设备和即时信息发布平台，专业的新闻记者便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这使得社会上开始出现这样一种声音——认为新闻专业是没有门槛的。传统新闻业正在受到以微博信息发布为代表的公民新闻的挑战。[3]而传统新闻业惯用的标签“新闻专业主义”也好似正逐渐被公民新闻的无门槛所消解。
那么，公民新闻真的在消解“新闻专业主义”吗？中国学者普遍认为，媒介市场化的积极作用在于部分地改变了新闻传播“惟上是听”的旧传统；而负面作用则是日趋激烈的商业竞争导致日益严重的新闻失范和伦理缺失。在过去的十多年间，随着媒介市场化的发展，传统新闻媒体开始陷入过分追逐点击率或收视率的怪圈，媒体的发声与大众的声音日渐疏远，内容上也开始走煽情主义的老路，整个社会观点的表达都处于分裂状态。与其说是公民新闻的崛起对新闻专业主义造成了冲击，不如说是传统媒体自身对新闻专业主义的主动践踏所造成的恶果。总而言之，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公民新闻，如果不想政府出面实施强制性的监控，而是通过落实新闻专业主义、加强传播的道德审视与伦理约束不断实现媒介自治，在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除此之外，经济因素也是影响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关键因素，即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需要专业性的新闻传媒机构为其能够持续高水准的新闻报道提供人、财、物的保证。而公民新闻的参与者往往是出于一股热血，并没有实际的获利机制与成熟的经营策略，这从商业角度分析的话，公民新闻注定无法持久，因此有学者分析说：“商业化也许不是公民新闻的前进方向。然而，其他道路也不是畅通无阻的。公民新闻是民主的产物，而不是民主的前提。它前进的最大阻碍是民众缺乏讨论公共事务的兴趣。要提升这种兴趣，还需要各种社会机构的协同努力”。[4]
所以归根结底，公民新闻对新闻专业主义的挑战，并不是一个技术层面的问题，也不是一个专业意识形态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
三、新闻专业主义不会消亡
即使在人人都是新闻记者的公民新闻时代，新闻场域的专业门槛并没有消失，而这正是新闻专业主义内核之一。公民新闻的兴起，使得信息源的把关显得日益重要起来。尤其是在当今虚假信息泛滥的时代更需要对新闻内容进行更为严格的把控和信息源的核查。以往，这是被人们视为理所当然的，以至于很多人开始忽略其重要性，但它确实重要。在新闻事实各种被撕裂、伪造，甚至到处都是新闻反转的当下，新闻的公信力受到极大破坏，这要求新闻从业者在新闻生产的过程中更加注重细节、时刻保持警惕，以更加专业、客观、公正的态度，对信息源严加分析和使用。
默多克曾说，谁控制了传播的入口，就控制了整个世界。对于社会而言，媒体不仅是嵌入其中的要素，也是影响其发展的推手。但对于传统媒体而言，它似乎不仅脱离了与社会的有机联系，也未能对社会发展产生推动性的影响。因此，未来的传统媒体面临着一场内外交困下的自我救赎。尤其是在公民新闻崛起的当下，优秀的新闻作品不再问其“出身”——是来自主流媒体还是草根记者，新闻记者不再是全知全能的，信息寡头不再主导舆论场，因此，新闻业必须正视人民的呼声，用专业主义的技术去考察不同的视角，匹配相应的事实，再将视角和事实同民众生活的现实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
总而言之，在公民新闻和传统媒体的“媒体战争”中，新闻专业主义不但不会消亡反会得到与时俱进的发展。在公民新闻时代，我们的新闻媒体将会更加紧密贴近新兴传播技术的发展前沿，并且将其转化为规范化的传播手段加以利用；在内容生产上更多地贴近用户需求，同时使得社交媒体日益泛滥的虚假新闻得到遏制；更加深度的数字化转型和媒介融合依然是整个新闻业的主流。
注释：
[1]郭镇之.澳论监督与西方新闻工作者的专业主义[J].国际新闻界，1999（5）：31-38
[2]约翰·埃尔德里奇主编.获取信息—新闻、真相和权力[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5-6.
[3]胡翼青. 自媒体力量的想象：基于新闻专业主义的质疑[J]. 新闻记者，2013，（03）：6-11.
[4]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三联书店，2003：335
参考文献：
[1]约翰·H麦克马那斯.市场新闻业：公民自行小心[M].新华出版社，2004，（10）.
[2]郭鎮之.公民参与时代的新闻专业主义与媒介伦理：中国的问题[J].国际新闻界，2014，（06）：6-15.
[3]吴飞.新闻专业主义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05）.
[4]迈克尔·舒德森.为什么民主需要不可爱的新闻界{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04）.
[5]吴飞，田野.新闻专业主义2.0：理念重构[J]. 国际新闻界，2015，（07）：6-25.
[6]侯迎忠，赵志明.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初探[J].当代传播，2003，（04）：55-57.
[7]龚君楠.媒介市场化进程中新闻工作者社会责任缺失原因初探[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1，（03）：149-150.
[8]胡翼青.自媒体力量的想象：基于新闻专业主义的质疑[J].新闻记者，2013，（03）：6-11.
[9]吴飞.新媒体革了新闻专业主义的命？——公民新闻运动与专业新闻人的责任[J]. 新闻记者，2013，（03）：1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