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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不是殉葬品，而是经过千般打造之后，整齐有序地埋入地下，来自生活的第一现场。它就是给人用的，因此带着真实生活的气息。它有人味儿，而不是死人味儿。它是活的，带着烧火做饭的烟火气，当然也有行军打仗的紧张感，透过它，我几乎看到了它周围那些烟熏火燎的粗朴面庞。一件鐎斗，让那个时代的军中岁月，一下子眉目清晰起来。
一
东北有一位作家，叫刁铁军，笔名刁斗，写过很多有名的小说。我与他相识很多年，却一直不知道刁斗是啥玩意儿，一下就露出了我的孤陋寡闻。直到我在故宫博物院里见到那件龙首三足鐎斗，才明白了这世界真有一种物件，名叫鐎斗（刁斗）。
在我终于知道什么是鐎斗以前，鐎斗已经存在了二十多个世纪，比我们的生命久远得多。它几乎像历史一样古老，因为它在《史记》里就现过身，司马迁在《李将军列传》里说：“广行无部伍行陈，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击刁斗以自卫。”说的是大将军李广，行军扎营都很任性，晚上都不用鐎斗（刁斗）来巡夜报警。
曾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先生在《中国金石学概要》中说：“鐎斗，温器也。三足有柄，所以煮物……枪又鐎斗之别名，枪即铛也。用之于军中者，则谓之刁斗。”
不同的历史学家，讲述了鐎斗不同的功能——一個是用来巡夜的报警器，一个是用来做饭的炊具，但它们都是鐎斗。在古时的军中，军人们除了弓戈在手，鐎斗也是从来不能丢的。因为这种三足青铜器，负责着他们的温饱和安全。对于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士兵来说，鐎斗代表着某种安全感。只是那个年代太久远了，以至于曾经寻常的鐎斗，在今天已显得无比陌生。
二
在故宫博物院，有一件龙首三足鐎斗。这件鐎斗来自六朝，底部有三足，铸成兽足形状。器身为圆口深腹，形如小盆，四周有缘口，是典型的汉魏六朝的器型特征，到了唐代，鐎斗就没有缘口了，如颜师古所记：“鐎谓鐎斗，温器也，似铫而无缘。”腹下放置柴薪，便可烧火加热。它一侧设有长柄，柄首扬起，成一只龙首，让整个鐎斗宛若一条奔走的游龙，充满了动感与活力。
尽管这只是一件普通的鐎斗，它是为形而下服务的，而不是高大上的祭祀礼器，但当它从时光中穿越到今天，仍然没为那个时代丢脸。历史隐匿了设计者的名字，但他足以笑傲今天所有的设计师，因为他在一件实用器物中体现出的美，在今天仍难以匹敌。
他一定不会知道，他设计的产品会成为故宫博物院的收藏品，但他知道为自己的设计负责，哪怕过了一两千年，有人把它从土里挖出来，放在博物馆里，与那些奢华的青铜器联袂出场，它也一点不显寒酸。
它不是殉葬品，而是经过千般打造之后，整齐有序地埋入地下，来自生活的第一现场。它就是给人用的，因此带着真实生活的气息。它有人味儿，而不是死人味儿。它是活的，带着烧火做饭的烟火气，当然也有行军打仗的紧张感，透过它，我几乎看到了它周围那些烟熏火燎的粗朴面庞。
一件鐎斗，让那个时代的军中岁月，一下子眉目清晰起来。
三
遥想那个时代，华夏大地早已打成一团狗血。从公元220年三国争锋到公元589年隋朝灭陈一统天下，这369年中，只有司马炎建立的西晋，天下曾归于一统，西晋之前的东汉三国时期，之后的东晋、十六国、南北朝，天下都处在分崩离析的状态，东亚大陆，变成一个巨大的战场。
但西晋只活了50年，从灭掉东吴算起，江山一统的时间只有区区37年。东晋有103年，但天下是分裂的，东晋偏安江南，它的北方，是五胡十六国。往下是南北朝，天下更加不可收拾，以长江为界，南北方政权轮流更替，这一百多年中，北方出现了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五个朝代，南方则有宋、齐、梁、陈四个朝代轮番登场，人们把这四个朝代，与之前的三国东吴、东晋一起并称六朝，因为这六个朝代的共同点是都建都于南京，南京也因此成为名副其实的“六朝古都”。
只不过，这六朝都是小朝廷，平均寿命约为55年，一个人的生命还没走到尽头，朝代就换了。所以，伤逝似乎成了这座城市的永久主题，“三百年间同晓梦，钟山何处有龙盘？”李商隐一语戳到伤心处：从孙吴到陈亡的三百年时间不算太短，但六朝诸代，纷纷更迭，恰好似凌晨残梦，说什么钟山虎踞龙蟠、形势险要，说什么天命所归、国祚长久，其实都只是痴人说梦、自我安慰罢了。
那是中国历史中一个变幻无常、空前混乱的时期，血在荒原上乱飞，人在暗夜里奔走，三百多年中，马没停止过嘶鸣，人没停止过流血，没有人知道，三百年的尸体积起来有多厚。不知那时中国有多少人口，经得起三百年的屠杀。战事浩大沉重，落在诗人曹操的笔下，变成这样一行诗：
白骨露於野，
千里无鸡鸣。
写战争的残酷，曹操最到位，最犀利，最露骨，以至于他的词语里，直接露出了白骨。到唐代，杜甫写《三吏》《三别》，依然可见曹操《蒿里行》《苦寒行》《步出夏门行》的浓郁投影。
黄仁宇先生在《中国大历史》里，把这段岁月称为“失落的三个多世纪”。中国人讲历史，言必称周秦汉唐、宋元明清，那“失落的三个多世纪”，仿佛真的跌进了时间的黑洞，很少有人愿意提起，尽管那三个多世纪的时间，比周代之外的任何一个朝代时间都长。其实西方人也一样“势利眼”，黑暗的中世纪没有历史，尽管有不少学者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但西方人谈历史，除了古希腊罗马，就是文艺复兴。但黑暗也应该有它自己的历史，黑暗的历史中也有光亮。
建安七子、竹林七贤、王羲之、陶渊明、顾恺之，就是那黑暗时代里的光环，他们的光芒不逊于任何一个强盛朝代。还有华美绚烂的佛教艺术，在时代的苦雨中，沿丝绸之路传入黄河流域，像花朵的授粉，风力越是强劲，传布范围就越大。所有这些，都让那“失落的三个多世纪”在文化上赚得盆满钵满。至于工艺制造业，虽然受战争影响呈现出某种凋敝，却又在不同文化的碰撞中变得无拘无束、活力无限，好像我们华夏文明的能量，都在这场长达三百多年的苦难中，完成了一次聚变，它所迸射出的空前的光亮，到今天还让人叹为观止。 四
我从话本小说里看见了那个年代的战争，看见各路英雄的大节大义和冷酷无情，但我们看不见一只鐎斗，因为它们的场面太大，照顾不到一只鐎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奇，讲述的是金戈铁马，大雪弓刀，鐎斗则代表着底层，代表着日常生活，与火热的战斗格格不入。
只有真正的文学能够触摸到它，因为真正的文学不是写场面的，而是写人性的。所谓人性，就是吃喝拉撒、欲望情感。《礼记》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孟子》里写：“食色，性也。”对吃饭的合法性追求，是得到了圣人的肯定，入了儒家正式法典的，即使战争这严肃浩大的主题，也遮蔽不了。
曹操洞察了这一点，他的《苦寒行》，讲述的是他为了平定袁绍叛乱而率兵翻越太行山的壮举，但他没有吹牛，没有回避行军的痛苦不堪，没有忽略士兵在饥寒中对食物的渴求，以至于他们要在严寒中凿冰煮粥，据此我们可以说，曹操是那个年代里真正的诗人，尽管身居庙堂，并在后世的戏曲中被勾勒出一张奸雄的脸，但他的文艺却经常能够为工农兵服务，他的诗，也因此有了生命的呼吸感和底层的血汗味儿。他的两个儿子，曹丕和曹植，都是文学史上的名人，但文字的沉雄厚重，都敌不过他们的爹。曹操的诗，像重重的脚印，踏在文学史里，有人形容它“是礁石上的铜铸铁浇”，比魏晋名士的玄谈，更有力度。
《苦寒行》里写：
水深桥梁绝，
中路正徘徊。
迷惑失故路，
薄暮無宿栖。
行行日已远，
人马同时饥。
担囊行取薪，
斧冰持作糜。
悲彼东山诗，
悠悠使我哀。
这首《苦寒行》，虽没有出现鐎斗，但是我想，在这苦难行军的现场，鐎斗定然是存在的，它隐在词语的背后，青铜的轮廓却若隐若现——诗里写了“取薪”（收集柴木）和“作糜”（煮粥）的场面，但没有了鐎斗，“取薪”“作糜”就不成立了。
《三国演义》第五十回，写三江水战、赤壁鏖兵后，曹操狼狈出逃，天色微明时，暴雨忽然倾盆而至，曹操与军士冒雨而行，饥寒交迫，又是一次“苦寒行”。曹操看到士兵纷纷倒在路上，于是下令：“马上有带着锣锅的，也有村中掠得粮米的，便就山边拣干处埋锅造饭，割马肉烧吃。”在这样的处境下，马上背的“锣锅”，就成了众人生存的指望。
这“锣锅”，就是鐎斗。
五
曹操死了两百年，到了南北朝，仗还是没有停下来，天下反而更乱，像鐎斗里熬的那一锅粥。就连机杼前的织布女都被卷入战场，像男人一样去厮杀，这情况，恐怕在中外战争史上都是罕见的，所以，很多年后，那女子成了一首著名的北朝民歌的主角，后来又成了戏曲舞台和美国迪士尼动画片的主角。我们都知道她的名字：木兰。
一首《木兰诗》，让一个洒脱明亮的木兰脱颖而出，但这首民歌里，也裹藏着鐎斗的讯息，只不过在诗里不叫鐎斗，而是用了另一个名字——金柝：
朔气传金柝，
寒光照铁衣。
铁衣是铠甲，却很少有人知道，“金柝”就是鐎斗。
银盔银甲的木兰，蹲伏在公元5世纪的夜色中。黑夜隐去了她的脸，我们却能透过这首诗，看到她被深夜里的微光照亮的铠甲，还有那只被回旋的雾气纠缠着的鐎斗。
那是北魏鲜卑人向柔然发起的一场战争。而木兰，其实就是鲜卑人——一个在匈奴西迁之后占据了蒙古高原的强悍民族。《木兰诗》写：“可汗大点兵”，那可汗，很可能就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因为在他的任期内，发动了对柔然的战争。
在拓跋焘的带领下，这支有木兰参加的鲜卑军队，开始了一次次壮丽的行军，先后灭掉了北方的胡夏、北燕、北凉这些小政权，又统一了黄河流域，入主了中原，把都城从平城迁到洛阳，与南朝的宋、齐、梁政权南北对峙，成为代表北方政权的“北朝”。
一首诗，把博物馆里一件孤立的古物，安置到原本属于它的环境里，让我们透过这件古老而普通的军中器物，看见它与历史相互依存的关系。
有了木兰，鐎斗就不会寂寞。
六
三百年的战事，三百年的行军，三百年的痛苦痉挛，对每个人来说，都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但对于文明，却未必如此。华夏文明在创立之初，就处在游牧文明的包围圈里，一连串令人心颤的名字，在不同的朝代里轮番出现，它们是：匈奴、乌桓、鲜卑、柔然、突厥、回鹘、契丹、吐蕃、月氏、乌孙……中国人于是把世界分成“文明”和“野蛮”两个部分，中心是“文明”的（华），而周边是“野蛮”的（夷）。
但是这种简单的“二元论”，在这三百年的动荡中，模糊了。
许倬云先生说：“从东汉末年开始到隋唐统一的四百年间，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吸收了数百万外来的基因。在北方草原西部的匈奴和草原东部的鲜卑，加上西北的氐、羌和来自西域的羯人，将亚洲北支的人口融入中国的庞大基因库中。”
隋炀帝杨广之妻、唐高祖李渊他妈，都是鲜卑人。
她们都是独孤信的女儿，而独孤信，正是北魏分裂后的西魏大将军。
唐太宗李世民，亲妈和老婆（皇后），也都是鲜卑人。
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略稿》中称唐皇室“皆是胡种”。
中国人走到隋唐，血统已发生变化。华夷血乳交融的“唐人”，已经不同于“汉人”。王桐龄先生把隋唐时期的汉族称作以汉族为父系、鲜卑为母系的“新汉族”。
远血缘通婚，优育了人种，也优化了文明。这片东亚大陆，从未吹起如此强劲的对流风，让北方民族放下自己在军事上的优越感，谦卑地学习中原的“先进文化”，同时也在中原文明的精耕细作、细润绵密中，吹进了“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旷野之风、雄悍之力。“北方的辽阔粗犷、狂放的生命激情，与南方发展得纤细精致、缛丽委婉的情思，忽然得以合流。”
这种大融合，或许是某些号称“万世一系”、血统纯正的单一民族国家所不能理解的，但它正是历史赋予中国的一次大机遇，它让我们的文明，在一种动态的竞争与融合，而非静态的守成中，变得更加强韧，就像一位学者的戏言：百分之百纯粹的铁已经让位给了合成的钢，人们压根儿就没有见过百分之百纯度的玉石。至于百分之百鸡蛋汤做的一顿饭，谢谢您了，敝人实难下咽！
在风尘仆仆的鐎斗背后，一个跨民族的文化体正在秘密地熔铸成型。
可以说，没有长达三百年的动荡与煎熬，就没有隋唐两大帝国的开阔与浩荡。
当战争的尘埃落定，我们在唐朝的大街上，看到了打马球的男人，荡秋千的妇女，醉酒当歌的诗人，袒胸露背的女装，宽广笔直的大道，金碧辉煌的庙宇，高耸入云的佛塔，纷至沓来的使者，最终造就了隋唐帝国面向世界兼收并蓄的博大胸襟。
明亮四射的大唐，不是鐎斗里熬出的一锅糊饭，而是三百年的熔炉里淬炼出的金丹。
编辑：耿凤
一
东北有一位作家，叫刁铁军，笔名刁斗，写过很多有名的小说。我与他相识很多年，却一直不知道刁斗是啥玩意儿，一下就露出了我的孤陋寡闻。直到我在故宫博物院里见到那件龙首三足鐎斗，才明白了这世界真有一种物件，名叫鐎斗（刁斗）。
在我终于知道什么是鐎斗以前，鐎斗已经存在了二十多个世纪，比我们的生命久远得多。它几乎像历史一样古老，因为它在《史记》里就现过身，司马迁在《李将军列传》里说：“广行无部伍行陈，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击刁斗以自卫。”说的是大将军李广，行军扎营都很任性，晚上都不用鐎斗（刁斗）来巡夜报警。
曾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先生在《中国金石学概要》中说：“鐎斗，温器也。三足有柄，所以煮物……枪又鐎斗之别名，枪即铛也。用之于军中者，则谓之刁斗。”
不同的历史学家，讲述了鐎斗不同的功能——一個是用来巡夜的报警器，一个是用来做饭的炊具，但它们都是鐎斗。在古时的军中，军人们除了弓戈在手，鐎斗也是从来不能丢的。因为这种三足青铜器，负责着他们的温饱和安全。对于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士兵来说，鐎斗代表着某种安全感。只是那个年代太久远了，以至于曾经寻常的鐎斗，在今天已显得无比陌生。
二
在故宫博物院，有一件龙首三足鐎斗。这件鐎斗来自六朝，底部有三足，铸成兽足形状。器身为圆口深腹，形如小盆，四周有缘口，是典型的汉魏六朝的器型特征，到了唐代，鐎斗就没有缘口了，如颜师古所记：“鐎谓鐎斗，温器也，似铫而无缘。”腹下放置柴薪，便可烧火加热。它一侧设有长柄，柄首扬起，成一只龙首，让整个鐎斗宛若一条奔走的游龙，充满了动感与活力。
尽管这只是一件普通的鐎斗，它是为形而下服务的，而不是高大上的祭祀礼器，但当它从时光中穿越到今天，仍然没为那个时代丢脸。历史隐匿了设计者的名字，但他足以笑傲今天所有的设计师，因为他在一件实用器物中体现出的美，在今天仍难以匹敌。
他一定不会知道，他设计的产品会成为故宫博物院的收藏品，但他知道为自己的设计负责，哪怕过了一两千年，有人把它从土里挖出来，放在博物馆里，与那些奢华的青铜器联袂出场，它也一点不显寒酸。
它不是殉葬品，而是经过千般打造之后，整齐有序地埋入地下，来自生活的第一现场。它就是给人用的，因此带着真实生活的气息。它有人味儿，而不是死人味儿。它是活的，带着烧火做饭的烟火气，当然也有行军打仗的紧张感，透过它，我几乎看到了它周围那些烟熏火燎的粗朴面庞。
一件鐎斗，让那个时代的军中岁月，一下子眉目清晰起来。
三
遥想那个时代，华夏大地早已打成一团狗血。从公元220年三国争锋到公元589年隋朝灭陈一统天下，这369年中，只有司马炎建立的西晋，天下曾归于一统，西晋之前的东汉三国时期，之后的东晋、十六国、南北朝，天下都处在分崩离析的状态，东亚大陆，变成一个巨大的战场。
但西晋只活了50年，从灭掉东吴算起，江山一统的时间只有区区37年。东晋有103年，但天下是分裂的，东晋偏安江南，它的北方，是五胡十六国。往下是南北朝，天下更加不可收拾，以长江为界，南北方政权轮流更替，这一百多年中，北方出现了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五个朝代，南方则有宋、齐、梁、陈四个朝代轮番登场，人们把这四个朝代，与之前的三国东吴、东晋一起并称六朝，因为这六个朝代的共同点是都建都于南京，南京也因此成为名副其实的“六朝古都”。
只不过，这六朝都是小朝廷，平均寿命约为55年，一个人的生命还没走到尽头，朝代就换了。所以，伤逝似乎成了这座城市的永久主题，“三百年间同晓梦，钟山何处有龙盘？”李商隐一语戳到伤心处：从孙吴到陈亡的三百年时间不算太短，但六朝诸代，纷纷更迭，恰好似凌晨残梦，说什么钟山虎踞龙蟠、形势险要，说什么天命所归、国祚长久，其实都只是痴人说梦、自我安慰罢了。
那是中国历史中一个变幻无常、空前混乱的时期，血在荒原上乱飞，人在暗夜里奔走，三百多年中，马没停止过嘶鸣，人没停止过流血，没有人知道，三百年的尸体积起来有多厚。不知那时中国有多少人口，经得起三百年的屠杀。战事浩大沉重，落在诗人曹操的笔下，变成这样一行诗：
白骨露於野，
千里无鸡鸣。
写战争的残酷，曹操最到位，最犀利，最露骨，以至于他的词语里，直接露出了白骨。到唐代，杜甫写《三吏》《三别》，依然可见曹操《蒿里行》《苦寒行》《步出夏门行》的浓郁投影。
黄仁宇先生在《中国大历史》里，把这段岁月称为“失落的三个多世纪”。中国人讲历史，言必称周秦汉唐、宋元明清，那“失落的三个多世纪”，仿佛真的跌进了时间的黑洞，很少有人愿意提起，尽管那三个多世纪的时间，比周代之外的任何一个朝代时间都长。其实西方人也一样“势利眼”，黑暗的中世纪没有历史，尽管有不少学者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但西方人谈历史，除了古希腊罗马，就是文艺复兴。但黑暗也应该有它自己的历史，黑暗的历史中也有光亮。
建安七子、竹林七贤、王羲之、陶渊明、顾恺之，就是那黑暗时代里的光环，他们的光芒不逊于任何一个强盛朝代。还有华美绚烂的佛教艺术，在时代的苦雨中，沿丝绸之路传入黄河流域，像花朵的授粉，风力越是强劲，传布范围就越大。所有这些，都让那“失落的三个多世纪”在文化上赚得盆满钵满。至于工艺制造业，虽然受战争影响呈现出某种凋敝，却又在不同文化的碰撞中变得无拘无束、活力无限，好像我们华夏文明的能量，都在这场长达三百多年的苦难中，完成了一次聚变，它所迸射出的空前的光亮，到今天还让人叹为观止。 四
我从话本小说里看见了那个年代的战争，看见各路英雄的大节大义和冷酷无情，但我们看不见一只鐎斗，因为它们的场面太大，照顾不到一只鐎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奇，讲述的是金戈铁马，大雪弓刀，鐎斗则代表着底层，代表着日常生活，与火热的战斗格格不入。
只有真正的文学能够触摸到它，因为真正的文学不是写场面的，而是写人性的。所谓人性，就是吃喝拉撒、欲望情感。《礼记》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孟子》里写：“食色，性也。”对吃饭的合法性追求，是得到了圣人的肯定，入了儒家正式法典的，即使战争这严肃浩大的主题，也遮蔽不了。
曹操洞察了这一点，他的《苦寒行》，讲述的是他为了平定袁绍叛乱而率兵翻越太行山的壮举，但他没有吹牛，没有回避行军的痛苦不堪，没有忽略士兵在饥寒中对食物的渴求，以至于他们要在严寒中凿冰煮粥，据此我们可以说，曹操是那个年代里真正的诗人，尽管身居庙堂，并在后世的戏曲中被勾勒出一张奸雄的脸，但他的文艺却经常能够为工农兵服务，他的诗，也因此有了生命的呼吸感和底层的血汗味儿。他的两个儿子，曹丕和曹植，都是文学史上的名人，但文字的沉雄厚重，都敌不过他们的爹。曹操的诗，像重重的脚印，踏在文学史里，有人形容它“是礁石上的铜铸铁浇”，比魏晋名士的玄谈，更有力度。
《苦寒行》里写：
水深桥梁绝，
中路正徘徊。
迷惑失故路，
薄暮無宿栖。
行行日已远，
人马同时饥。
担囊行取薪，
斧冰持作糜。
悲彼东山诗，
悠悠使我哀。
这首《苦寒行》，虽没有出现鐎斗，但是我想，在这苦难行军的现场，鐎斗定然是存在的，它隐在词语的背后，青铜的轮廓却若隐若现——诗里写了“取薪”（收集柴木）和“作糜”（煮粥）的场面，但没有了鐎斗，“取薪”“作糜”就不成立了。
《三国演义》第五十回，写三江水战、赤壁鏖兵后，曹操狼狈出逃，天色微明时，暴雨忽然倾盆而至，曹操与军士冒雨而行，饥寒交迫，又是一次“苦寒行”。曹操看到士兵纷纷倒在路上，于是下令：“马上有带着锣锅的，也有村中掠得粮米的，便就山边拣干处埋锅造饭，割马肉烧吃。”在这样的处境下，马上背的“锣锅”，就成了众人生存的指望。
这“锣锅”，就是鐎斗。
五
曹操死了两百年，到了南北朝，仗还是没有停下来，天下反而更乱，像鐎斗里熬的那一锅粥。就连机杼前的织布女都被卷入战场，像男人一样去厮杀，这情况，恐怕在中外战争史上都是罕见的，所以，很多年后，那女子成了一首著名的北朝民歌的主角，后来又成了戏曲舞台和美国迪士尼动画片的主角。我们都知道她的名字：木兰。
一首《木兰诗》，让一个洒脱明亮的木兰脱颖而出，但这首民歌里，也裹藏着鐎斗的讯息，只不过在诗里不叫鐎斗，而是用了另一个名字——金柝：
朔气传金柝，
寒光照铁衣。
铁衣是铠甲，却很少有人知道，“金柝”就是鐎斗。
银盔银甲的木兰，蹲伏在公元5世纪的夜色中。黑夜隐去了她的脸，我们却能透过这首诗，看到她被深夜里的微光照亮的铠甲，还有那只被回旋的雾气纠缠着的鐎斗。
那是北魏鲜卑人向柔然发起的一场战争。而木兰，其实就是鲜卑人——一个在匈奴西迁之后占据了蒙古高原的强悍民族。《木兰诗》写：“可汗大点兵”，那可汗，很可能就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因为在他的任期内，发动了对柔然的战争。
在拓跋焘的带领下，这支有木兰参加的鲜卑军队，开始了一次次壮丽的行军，先后灭掉了北方的胡夏、北燕、北凉这些小政权，又统一了黄河流域，入主了中原，把都城从平城迁到洛阳，与南朝的宋、齐、梁政权南北对峙，成为代表北方政权的“北朝”。
一首诗，把博物馆里一件孤立的古物，安置到原本属于它的环境里，让我们透过这件古老而普通的军中器物，看见它与历史相互依存的关系。
有了木兰，鐎斗就不会寂寞。
六
三百年的战事，三百年的行军，三百年的痛苦痉挛，对每个人来说，都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但对于文明，却未必如此。华夏文明在创立之初，就处在游牧文明的包围圈里，一连串令人心颤的名字，在不同的朝代里轮番出现，它们是：匈奴、乌桓、鲜卑、柔然、突厥、回鹘、契丹、吐蕃、月氏、乌孙……中国人于是把世界分成“文明”和“野蛮”两个部分，中心是“文明”的（华），而周边是“野蛮”的（夷）。
但是这种简单的“二元论”，在这三百年的动荡中，模糊了。
许倬云先生说：“从东汉末年开始到隋唐统一的四百年间，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吸收了数百万外来的基因。在北方草原西部的匈奴和草原东部的鲜卑，加上西北的氐、羌和来自西域的羯人，将亚洲北支的人口融入中国的庞大基因库中。”
隋炀帝杨广之妻、唐高祖李渊他妈，都是鲜卑人。
她们都是独孤信的女儿，而独孤信，正是北魏分裂后的西魏大将军。
唐太宗李世民，亲妈和老婆（皇后），也都是鲜卑人。
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略稿》中称唐皇室“皆是胡种”。
中国人走到隋唐，血统已发生变化。华夷血乳交融的“唐人”，已经不同于“汉人”。王桐龄先生把隋唐时期的汉族称作以汉族为父系、鲜卑为母系的“新汉族”。
远血缘通婚，优育了人种，也优化了文明。这片东亚大陆，从未吹起如此强劲的对流风，让北方民族放下自己在军事上的优越感，谦卑地学习中原的“先进文化”，同时也在中原文明的精耕细作、细润绵密中，吹进了“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旷野之风、雄悍之力。“北方的辽阔粗犷、狂放的生命激情，与南方发展得纤细精致、缛丽委婉的情思，忽然得以合流。”
这种大融合，或许是某些号称“万世一系”、血统纯正的单一民族国家所不能理解的，但它正是历史赋予中国的一次大机遇，它让我们的文明，在一种动态的竞争与融合，而非静态的守成中，变得更加强韧，就像一位学者的戏言：百分之百纯粹的铁已经让位给了合成的钢，人们压根儿就没有见过百分之百纯度的玉石。至于百分之百鸡蛋汤做的一顿饭，谢谢您了，敝人实难下咽！
在风尘仆仆的鐎斗背后，一个跨民族的文化体正在秘密地熔铸成型。
可以说，没有长达三百年的动荡与煎熬，就没有隋唐两大帝国的开阔与浩荡。
当战争的尘埃落定，我们在唐朝的大街上，看到了打马球的男人，荡秋千的妇女，醉酒当歌的诗人，袒胸露背的女装，宽广笔直的大道，金碧辉煌的庙宇，高耸入云的佛塔，纷至沓来的使者，最终造就了隋唐帝国面向世界兼收并蓄的博大胸襟。
明亮四射的大唐，不是鐎斗里熬出的一锅糊饭，而是三百年的熔炉里淬炼出的金丹。
编辑：耿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