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本溯源是人类共同的兴趣。在汉字研究领域，对于字源的探求，同样令人着迷。
　　在先秦文献里，已经留下人们探求字源的印迹。《左传》宣公十二年：“夫文，止戈为武。”昭公元年：“于文，皿虫为蛊。”《韩非子·五蠹》：“古者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都是通过分析字形结构，追溯造字意图，来阐明某种理念的。这种风气，对于六书理论的形成起到了强劲的推动作用。
　　系统的、大规模的字源探索，是从《说文解字》开始的。许慎立足小篆字形，借助六书手段，从形、音、义三个方面对9353个汉字逐个进行分析，对字源的认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对后世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
　　由于汉字发展到小篆经历了很长的发展演变过程，字形结构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而据小篆探究字源受到一定的局限。宋代以后，金文资料不断涌现，这些比小篆更早的文字，为字源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林义光的《文源》，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宋至清代利用金文探求字源的成果。
　　19世纪末以来，河南安阳殷墟发现了大量的甲骨文字，20世纪40年代以后，全国各地陆续出土了多批战国时期的简牍帛书。这些文字或比金文更早，或补充汉字发展史的缺环，对字源的探讨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学者们运用这些资料，在字源探讨上取得了许多新的成果，大大改变了字源研究的面貌。
　　纵观字源研究的历史，有两条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认真吸取：一是要充分地、正确地利用字形资料；二是要有科学、严谨的研究方法。依据的字形必须是未经讹变的形体，分析造字意图必须结合语言，形音义三者兼顾。用今天的话讲，就是通过梳理汉字的演进序列，找到汉字的源头，通过归纳字的用法，理清它的本义和引申义的序列，然后结合早期的形体和用法，探求造字意图。
　　可是这一点其实并不容易做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国内掀起汉字文化研究的热潮， 字源研究领域出现了庸俗化的倾向。在这种背景下，学术界和出版界渐渐形成了一种共识：必须集合全国的力量，编纂一部能够反映时代水平的大型字源工具书。机缘巧合，这项工作历史性地落到了我们的肩上。
　　为了编好这部书，我们征询了不少专家学者的意见。其中以裘锡圭先生、吴振武先生指导最多。22位编委、34位作者也倾注了巨大的心力。编委会先后召开三次研讨会，核心编委两度集中通稿，各位作者对稿件反复修改多次。整个编纂过程，断断续续，前后十余年。大家的毅力、耐心和团队精神都经受了巨大的考验。
　　作为这一工作的组织者，我要诚挚感谢学术界对《字源》工作的关注和支持，感谢每一位团队成员的合作和努力。
　　衷心希望这本凝聚着我们十年心血的书籍能够释放出正面的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