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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宫中集团影响日本外交政策，是昭和前期辅弼决策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天皇对外交政策影响日益扩大的表现。揭示宫中集团在外交决策过程中的作用与影响，是研究日本外交决策机制和外交政策形成的重要一环。由此，既可以丰富日本外交史和二战史的研究，又有助于深化国际政治决策模式理论的探讨。
[关键词]宫中集团，决策，天皇，内大臣，木户幸一
[中图分类号]K1 K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8)02-0070-07
近代日本外交决策机制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在天皇总揽大权的原则下，由各官僚机构分别领受“辅弼”或“辅翼”之命，进入实际的政策操作层面，形成大权分担、多元竞存的格局。昭和时期到来后，由于政军两大系统为争夺外交决策的主导权相互倾轧，导致决策程序的紊乱，从而影响国家统一意志的形成，尤其是昭和天皇自身对强势皇权的追求，和对指导对外政策决定的渴望，使政治集团中居于制度外超然地位、与天皇最亲近、也最能忠实体现天皇外交政策意志的一翼——宫中集团介入进来，对外交政策形成的影响日益增大。因此，揭示宫中集团在外交决策过程中的作用与影响，是研究日本对外决策机制和对外政策形成的重要一环。中国学者对该问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现有的研究不是语焉不详，就是一笔带过。鉴此，本文从宫中集团的概念、介入决策领域的原因和发展过程人手，通过对以最后的内大臣木户幸一为中心的案例分析，解明宫中集团在昭和前期日本外交决策过程中施加的影响及其特点，以期既丰富日本外交史和二战史的研究，又有助于深化国际政治决策模式理论的探讨。
一、昭和前期的宫中集团形成及其演化
(一)概念的界定
何谓宫中集团?日本学者作过不同的界定。有的从其组成人员着眼，认为它是“以天皇为首，包括元老西原寺公望、内府(内大臣——笔者按)、内府秘书官长、宫相在内的天皇侧近的若干所谓重臣，以及与这些人处于公的或私的亲近关系而予以协助的人们”。有的更加强调它的决策地位，将其视为：“在明治宪法体制下，处于总揽天皇大权的地位，在行使天皇大权时，站在国家诸机关、各种社会集团之间，谋求协调，并具有最终决定权的政治集团。”上述观点为我们认识宫中势力的存在，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启示，但都只注重问题的某一方而，未及全部。准确把握这一集团的本质特征，应包含以下三方而的内容。首先，宫中集团是天皇及与他最亲近的侍臣构成的、具有总揽天皇大权即国家最高决定权的政治集团，是天皇发挥政策影响力的依托。其次，宫中集团组成人员除元老、居于宫中要职的宫内大臣、内大臣、侍从长、次官级幕僚、秘书官，还包括因显赫的贵族爵位或情报搜集传递角色，而得以成为日常性政治谋士的特殊人群。元老西园寺的私设秘书原田熊雄和贵族近卫文磨应属此类(天皇的作用拟另章论述，本文所涉及的宫中集团即指上述人员)。再次，宫中集团是游离于国务与统帅之外的第三种决策力量，享有在各大官僚机构间进行协调并裁量的超然地位。
由以上对宫中集团概念的界定可以看出其独特的性质：一是宫中集团发挥的政策影响，一般不体现在有关国务和统帅的具体业务操作层面上，而是反映在战略方针选定和政权运作方式选择的宏观决策上，又居于代表天皇对各行政官僚机构间的对立政策予以评判、裁量的最终决定者的地位；二是由于宫中集团的政策决定不是依照制度性的安排，而是仰赖宽泛笼统的明治宪法精神和政治传统、惯例，其决策作用具有很大的伸缩性，并常带有幕后操纵的特征。
(二)宫中集团介入外交决策的原因
应该指出，宫中集团过多地直接介入国务、统帅领域的决策，将会偏离明治宪法立宪君主制的初衷，招来各方非议，因而其政策意向的表露必然是非常矜持和谨慎的。事实上，自大正年间至昭和初期，随着民主思潮的兴起，政党内阁几乎垄断了决策权，以至于礼仪性活动和对赈灾等慈善公益事业的关注，占据了宫中业务的全部，内大臣成为闲职，秘书官长职位一时空缺，由某一秘书官兼任。
但是，既然明治宪法有关于天皇大权规定的尚方宝剑，宫中集团必然会根据自己的理念和对政治生态的判断，适时地祭出，以维护皇权的至尊。20世纪20年代末期以后，下述原因导致了宫中集团终于耐不住寂寞，逐渐加大了对国家行政官僚系统的干预，不断增强在重大战略方针决定过程中的影响力，最终成为第三种、而且，享有最高决定权的决策势力。
首先，政党政治引发的危机。在天皇制国家统治肌体内植入政党政治一开始即陷入水土不服的窘境，立宪君主制不仅没有通过倚重适应一战后世界民主潮流的政党政治而得到稳固，相反却因为它的腐败和应付内外危局的无能而面临前所未有动摇：一方面以1930年伦敦海军军缩条约的签订为顶峰，政党内阁恣意独揽了政策决定大权，将天皇逼人象征化的边缘。另一方而，借助满洲事变的对外侵略行动国内政治影响如日中天的军部势力，视政党内阁为最大祸害，并进而迁怒于一手操办政权安排的元老等人。所以，对宫中势力来说，面临着两难的选择：不向政党内阁收回天皇大权行使权恐将引火烧身；而转交给右翼政治势力却又有军部实行独裁统治之虞。唯一的办法即将大权置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建立所谓的“举国一致”体制，寻找各派间的力量平衡，以确保天皇大权的正常运转。这样，选择政党政治的宫中集团，恰从前者的崩溃中找到了重回决策巅峰的契机。
其次，天皇的“亲政”意愿。昭和天皇登基伊始，即强烈要求恢复明治时代亲裁专断的大权政治。从间接操控议会运作、仲裁主要政党之间的争端，到直接钦定首相人选的标准；从呵责并进而促使因处理张作霖炸死事件不当，而被认为有损帝国形象的田中义一内阁，到亲自下令平叛二·二六事件，无不是想显示“圣意”的存在。但问题是如何既能在实际上司掌“主权说”的独裁君主大权的同时，又能在表面上维持“机关说”的立宪君主形象，这对于弱冠年少、缺乏政治经验的天皇来说，尤其是面对昭和初年急剧动荡的内外形势，堪难得心应手地运用大权，需要近臣不断地提供政策建言和时常分担大权的操作。所以，天皇的“亲政”意愿，是宫中集团介入决策过程的动力。
最后，宫中集团特有的关系网和人脉资源。宫中成员绝大多数因显赫的华族身世而承袭贵族爵位，继又有担任公职经历，曾或是阁僚经验者，或是预备役军官，或是外交官出身，因此，他们不仅与皇族保持着传统的亲缘关系，而且在行政机构、财界、军部也有深厚人脉网络，使之能够上通天皇，下达官僚层，在分裂割据的多元政治集团之中得以起到平衡协调的作用，有助于各项对立的政策议案在他们的运作之下，找到一致的妥协。宫中集团雄厚的人脉资源是其在决策过程中发挥影响的强大的能力支撑。
(三)介入外交决策过程的阶段分期
从宫中集团的人事嬗更、运作政权的模式、介入决策的力度和辅佐天皇的方式来看，其对外交决策的影响发挥，大致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28年1月－1932年5月)，是宫中集团运作政党内阁的时期。
以内大臣牧野伸显为中心的宫中集团在辅佐裕仁完成由摄政向正式君主转型的基础上，着力改变大正时期天皇的赢弱地位，还以明治时代的强势面貌，其第一幕演出便是斥责并强迫田中内阁辞职。这一异乎寻常的举动，目的在于追究对华外交失策的责任，更主要的是对在天皇面前胆大妄为地撒谎、蔑视皇权行为的不满。元老西园寺和内大臣牧野等人基于当时日本的国力，倾向于在外交上采取英美协调主义路线，因而继续沿用立宪君主与政党内阁结合的政权运作模式，鼓励滨口内阁接受英美关于五大国辅助舰的比率，使伦敦海军军缩条约得以通过。军部开始发动对外侵略战争，极力回避在对外决策中被边缘化的趋势。宫中集团为防止外交大权的旁落，一方面力图阻止关东军对中国东北的进一步军事行动，另一方面则力主在国联的框架内，通过与列强达成谅解，以获得国际社会对日本在中国造成既成势力范围的认可。但就在政权运作问题上，牧野和西园寺之间产生了严重对立。前者以单独的政党内阁难以承受应付危机之重为由，主张建立举国一致的中间内阁，其用意在于提升内大臣影响内阁的能力。而后者害怕不按照既有的政权运作方式，元老的内阁奏荐权恐会丧失，因而固执“宪政常道”中的一种纯态(即真正意义上的——笔者注)模式。最终，西原寺占据上风，使政党内阁又苟延了一届。与此同时，牧野一派的影响力日渐式微。随着宫相一木喜德郎、宫内次官关屋贞三郎、侍从次长河井弥八相继被更迭和提出辞意，自昭和以来一直居宫中主导地位的牧野组开始瓦解。
第二阶段(1932年5月－1937年6月)是宫中势力运作中间内阁的时期。
1932年5月犬养被暗杀，使西原寺不得不放弃政党内阁，转而利用既成政党的联合，并招纳军方中相对稳健、寄希望发挥牵制陆军作用的海军势力的加盟，组成举国一致的中间内阁，以渡过危机。然而这只是南柯一梦，由于新成立的海军预备役大将斋藤实内阁过于软弱，不仅使西原寺的愿望落空，相反招致陆军更大的反弹：对内密谋叛乱，誓铲宫中的“君侧之奸”(即天皇身边的奸臣——笔者注)：对外继9月15日强迫内阁提前承认满洲国之后，又于翌年伊始向热河发动进攻，将军事行动扩大至华北，君主大权危在旦夕。对此，牧野等人主张召集御前会议，由天皇实行亲政，挽救立宪君主制于未倒。但西原寺竭力反对，认为这会使天皇卷入政争的旋涡，恐难免被追究决策失误责任的情况发生，从而破坏明治宪法规定的其完美无瑕的形象。在拿不出有效应付办法的情况下，只有采取容忍军方擅自行动的权宜之举。因为能够暂时保住君主大权的，唯有此策。但梦想的对外协调路线也因此渐行渐远，1933年3月退出国联的决定，宣告了该路线的终结。牧野深感心力交瘁，称病于1935年12月辞去内大臣一职，而西原寺则以年事已高为由，隐居山庄。西原寺的旁观主义态度，导致其后的冈田启介、广田弘毅、林铣三郎三届内阁在外交政策上无所事事，只能一味迎合军部对外行动的步伐。
第三阶段(1937年6月－1940年6月)是宫中集团直接听政和经营内阁的时期。
此间，以贵族院议长近卫文磨和内大臣秘书官长木户幸一为首的宫中革新势力迅速崛起。他们反对与英美协调的传统的外交路线，主张亚洲门罗主义，并容忍军部作为一支重要政治力量的存在，由此聚合了各方的人气，尤其博得了军方的欢心。黔驴技穷的西原寺萌生退意，主动请辞后继首相的奏荐权(即向天皇上奏所推荐人选的权力——笔者注)。经挽留后取折中方案，改由内大臣与元老协商的方式。面队二·二六军人政变冲击下濒于崩溃的立宪君主制，对近卫的政治言行多有不满的元老、内大臣还是竭力邀其组阁，因为在避免天皇亲政的情况下，由宫中人士直接听政，可能是最后一张牌。为此，天皇不惜忍痛割爱，安排木户出任文相，予以鼎力襄助。近卫刚成立不到一个月，即迎来了外交上的最大考验——如何处理中日战争的爆发。然而，近卫没有表现出众人期望的应付对外危机独立的政策理念和能力，所能做的只是一味迎合军方的主张，甚至出于“先手论”(即抢先行动——笔者注)的考虑，比军部走得更远：不仅拿不出使中方臣服的有效解决方案，将战火阻止在华北一线，相反全然不顾日本的国力，自陷全面战争的泥潭，主动断绝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关系。这引起宫中极大不满。以内务省人事和二·二六政变军人的大赦问题为导火索，近卫与内大臣汤浅仓平关系近乎破裂，失去信任后不得不挂冠而去，他也就因此淡出了宫中集团。心有不甘的两原寺和汤浅，以木户转任内务相，于1939年1月起，组成没有近卫的近卫内阁——平沼、阿部、米内内阁，三届内阁总共存活了一年半。在对外政策上，不要说对华关系在扶植汪精卫傀儡政权的情况下，彻底掉进了死胡同，对德关系也因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顿生被盟友背叛的失落感，就连与欧洲列强的关系，以美国宣布废弃日美通商条约为标志急剧恶化。
第四阶段(1940年6月－1945年9月)是宫中集团运作军人内阁直至请出天皇收拾败局的时期。
1940年6月，木户就任内大臣，标志着宫中元老时代的彻底终结和木户时代的开始。这一新老更替具有重大的转折意义，宫中集团在外交决定过程中的角色、地位、政策理念、治政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其一，与军方结盟，借助军人内阁摆脱天皇制国家危机。在外交上一无所能，使日本陷入全面战争泥沼的近卫，却在对英美是战是和的重大抉择关头，又分别于1940年7月至1941年7月和1941年7月至10月两次获得了组阁的机会。与第一次因为得到宫中集团的信任完全不一样，此次举荐近卫主要是木户注意到致力于法西斯新党运动后的近卫已被军部视为“军人宰相”，“希望通过以他为首的智囊团的协助，给国民造成强力的理性的印象”。而在近卫畏避对美开战决断后，木户索性将权力交给东条英机，以对战争外交实行一元化统合办理；其二，内大臣除继续履行后继首相的奏荐权外，还介入重要阁僚的人事安排，遴选提交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的政策议案，决定向天皇上奏的人选和先后顺序等，起到决策过程管理者的角色；其三，与元老深居别墅远在百里之外的，无法及时直接向天皇提供政策咨询不同，木户时常侍奉在天皇身边，为其出谋划策，运筹帷幄。特别是进入1943年底日本开始走向败亡以后，木户几乎以一己之力，穿梭与天皇、重臣、内阁、军部之间，协调各官僚机构围绕结束战争的政策利益，并率领宫中重要幕僚与盟军占领当局接洽媾和，继又不失时机地将天皇请上前台，主持终战外交，从而成功地转嫁了战争责任，将天皇扮演成“爱好和平”的圣君。
从宫中势力介入决策的轨迹和结果来看，呈现出以下两个特点。第一，宫中集团奉天皇制国家为圭臬，所有决策行为都围绕这一中心目标运转。这就必然造成对外政策构想主要是为了迎合国家官僚机构中最强势的、有可能会对既成权力体制造成破坏的集团意向。政权运作四个阶段的演变，便是宫中这批忠臣殚精竭虑地寻找在外交路线和权力构成上与天皇制国家结合最为和谐的过程，而日本最终走上了天皇制法西斯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宫中集团历经四个阶段选择的结果；第二，宫中集团在外交决定过程中的地位和角色，不是源于宪法的规定，而是依赖“君主大权”，因此，他们介入决策的影响力日益扩大，实质上就是天皇权力的不断增强。宫中集团幻想使这种权力潜性地发挥功效，以回避决策失误的责任。但天皇亲政的意欲，反而在长期幕后积淀的过程中，释放出猛烈的决策冲动，从而迫使宫中集团在政权的运作上，完成从尝试天皇亲政到被迫请出天皇主持终战外交的轮回。
二、宫中集团的角色和对外交决策的影响
如上所述，在宫中集团中元老、内大臣对决策的影响最大，但这并不否认其他成员的作用。事实上，他们都按照自己角色，各尽其职。那么，他们是如何介入决策过程的?所承担的角色有什么不同?在探讨这些问题之前，需要分析宫中组成人员的经历、职能、政策理念及其与天皇的关系。
(一)宫中集团的职能和角色
元老的封号始于明治时代。1889年，明治天皇向萨阀的黑田清隆、长阀的伊藤博文下达“元勋优遇的敕语”，元老授予制度由此确立。此后又有五人获得这一“殊荣”，他们均为“献身于明治时代的政治改革家，且功勋卓著者”，享有皇室赐予的特别优厚待遇，虽没有实际官职，但遇内阁总理大臣的选任等国家大事，是接受天皇下问(即提问——笔者注)的元勋级政治家。大正时代仍有六人享有元老待遇。他们不全都是开国元勋，但由元老奏荐后继首班的惯例却始终未变。本文所涉及时期的元老实际上只剩下最后一人，即专指西原寺公望。
内大臣一职是根据1885年颁布的太政官达第68号令所设立。其职责一开始便明确规定为“常侍辅弼”。具体而言，即掌管御玺和国玺，充当天皇政务卜的谈话协商伙伴，和与政界要人沟通的联络人。内府脱离宫内省单独设立，其成员包括内大臣府秘书官长以下七人，但内大臣的任免由宫内大臣奏荐。
宫内大臣为宫内省之长。宫内省于1869年设立，专管皇室事务，下设九个部门，侍从长为最重要的官职，统领官内所有侍从人员，并对包括政治问题在内的天皇日常活动予以全方位的辅佐。
侍从武官长是侍从武官府之首。根据1909年敕令第319号侍从武官府官制设立的该职，为大元帅天皇军事上的最高顾问，负责安排统帅系统的帷幄上奏，转达天皇裁可(即批准——笔者注)的军令及陪侍扈从天皇观兵演习行幸(即外出巡视——笔者注)、祭祀、礼典、会谒等，任职资格必须是中将以上军衔的陆海军将官，属下的侍从武官为陆军将校五人、海军将校三人，不在宫内官之列，而隶属于陆海军大臣。
除此之外，因近卫以出身于与皇族最为亲缘的五摄家之首的显赫家世，对皇室事务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他和元老的私设秘书原田熊雄自1926年起的长达17年零7个月里，“一直作为西原寺政治问题上的御用，接受嘱托，为涉及国家安危兴衰的重大悬案，昼夜兼行，东奔西走”，而得以跻身宫中集团。
(二)代表人物的政策理念
基于对国际政治现状和日本在国际体系结构中的地位、追求目标的不同认识，宫中集团内部的对外政策理念一直存在着相互对抗，大致可以分为三种：一是承认国际关系现状，主张采取与英美协调的路线。该派认为，当今世界处在英美主导的时代，“正因为今日与英美一起掌握支配权，日本才得以居间将本国导向适当有利的地位，分离的话，还有什么利益可言呢?”因此，承认现有的国际秩序，“让列强承认努力促进国际和平的诚意，是提高日本将来国际地位之道”。该派还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直陈与德国结盟的不当，极言：“即使德国获胜，得到想要的天下，日本也依然如同巴尔干的小国受轻视。”元老西原寺公望和内大臣牧野伸显是这一观点的主要代表。二是从不合理的世界现状出发，对英美主导的国际秩序持强硬的否定态度，近卫是这一论调的主要阐发者。他坚持认为：英法等国早已占领世界的劣等文明地区，并将此作为殖民地，肆无忌惮地垄断这些地区的利益，“如此状态实际上有悖于人类机会均等的原则，威胁各国国民的平等生存权，因而严重违反正义人道”。这对国土狭窄、人口过剩、资源贫瘠的日本来说尤其不公平。为了自己生存，像德国一样采取打破现状之举，便是理所当然的选择；三是采取机会主义立场，从国内的政治生态和权力抗衡关系来确立对外政策路线，其代表人物是最后的内大臣木户幸一。他对强化日德防共协定持赞成态度，一个重要考虑是，“一旦错误地处理该问题，将会在内政问题上留下比往年伦敦条约问题更严重的祸根”，因此，竭力怂恿内阁排除万难，“务必圆满解决”。但又对德苏不可侵犯条约签订导致日德枢轴路线一时顿挫而欣慰，认为这将是“谋求陆海军调和的绝好机会”。这种思维结构从本质上说，是在国内顺应强势集团，在国外依附强权政治。随着陆军在外交决策中的姿态日趋强硬，它必然对第二派的观点产生更多的共鸣，并最终选择与之相同的对外路线。
与国际秩序的认知相对应，宫中集团内部形成三种不同的政军关系观和政权运作模式。一是西原寺的“旁观论”。在他看来，日本实行的是君主立宪制，这并不意味着非让政党内阁运作政权不可，两党轮流执政，徒为“宪政纯理论”，“宪政常道”的本义是任何内阁皆为“陛下之内阁”。由于“现在的政党实质是恶的，没有必要过多的拘泥”。而“军人功业的舞台皆无，加之近年军缩风潮日盛，又一味谋求经费节约，对军人不是没有压制过头的倾向”。因此最理想的政权运作模式是，聚集各方面的人才，组成“举国一致”的超然内阁，以便对军队进行限制，从而将因向军队让步产生的种种危险止于最小限度内。二是近卫的“先手论”。他肯定“少数少壮军人自满洲事变以来一直推进的方向，即是我日本必然经历的命运”。但又指出“只是由军人来领导是很危险的”，所以，“政治家首先必须认识此命运之道，抢在军人之前，为实现此命运唯有实行各种必须的革新”。在政权运作上，建立起“与既成政党不同的国民组织，即扎根于全国民之中的组织和以它具有的政治力为背景的政府”；并“与军队协调一致地努力下去”。三是木户的“善导论”。即对少壮军人的国家改造运动，“采取让军部自己解决的办法”，并尽可能在不损害国家根本的前提下，进行有益的善导。他建议天皇“为拉拢军队，需要改变自由主义与和平主义的主张，采取理解陆军的方式”甚至期望在必要时“让陆军担当国政，由其内阁认真执行日美国交的调整，也许反而能够消除美方的疑虑”。
上述三人的观点，基本上涵盖了宫中集团既成的各种对外政策理念，并对各自权力高峰时期的日本对外政策制定形成重要指导，由此产生宫中集团施策及其影响下日本外交政策和政权运作的不同特点。
(三)宫中集团介入外交决策的方式及其影响
宫中集团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发挥其对外交决策的巨大影响。
一是接受各方求见，面授政策指示或建议。
宫中集团以其特殊身份和显赫经历，成为各方竞相争宠与获取政策靠山的聚焦目标。因此，无论是皇族、内阁、政党，还是军部、财界、官僚，都会在产生新的政策意向或发生重大政策调整时，派头而人物首先向元老、内大臣等人通报，谋求政策建议，获取对本部门的支持。一直以来远离东京百余公里的静冈县兴津小镇俨然成为政界注目的中心，元老西原寺深居的别墅坐鱼庄坐落在该地。每日政界要人进进出出，络绎不绝，来访者必须隔夜住进附近的水口屋旅馆等候召见。卷帙浩繁的《原田日记》(又名《西原寺公和政局》)详细披露了自1928年4月至1940年11月来访者名簿。由此可知，元老每月召见的政界人士平均为10人次。与之相比，木户也毫不逊色，仅1933年1月在他日记中登场的、接受政策面谈者，财界33人、军部28人、贵族64人、官僚44人。宫中集团通过与各方政策制定者私下交谈：第一，及时把握政情，协调各方利益，进行政策调适；第二，实行具体指导，灌输自己的政策意向；第三，聚集各界信任，确立有效决策的人脉基础；第四，根据各方利益集团的政策诉求和力量对比，形成决策判断，以备天皇“下问”。
二是决定后继首相的人选及其他重大人事变动。
由宫中集团奏荐后继首相，是明治末期以来承袭的惯例，也是其辅佐天皇最主要的职能体现。这一重大人事的决定权，经历了由元老一手掌控，到内大臣提出人选征询元老同意合作承担，再到内大臣听取重臣意见后最终拍板的嬗更。昭和天皇登基后18届内阁的总理大臣无一不由元老、内大臣等人奏荐。尽管受到军方的抵制，当选的首相并非第一人选，但基本上是宫中属意的人。这里元老私设秘书原田熊雄的作用特别值得一提。在很多情况下，元老奏荐的后继重大人事即来自于原田提供的政策情报或建议。如原田心仪陆军大将阿部信行，便告知另外两名候选人广田弘毅和池田成彬如何的不合适，迫使西原寺只好同意因德苏不可侵犯条约签订而造成“日本外交有史以来大失败”的陆军组阁。在推荐继任汤浅的内大臣一职的人选上，元老对日趋表现出亲军的右翼言行的木户并不满意，原田为使自己的政治密友如愿当选，竭力劝说，并称天皇以及重臣们普遍心仪木户，诱使西原寺无奈表态：“如果天皇裁可，再好不过了，自己也非常满意。”另外，称得上是天皇最高军事顾问的侍从武官长，则在统帅系统人事变动中发挥重要影响。如1939年7月陆相板垣征四郎提请补选山下奉文、石原莞尔为亲补职的内奏，遭到了天皇的驳回。这背后主要是灿俊六对这二人有嫌恶感。不难想见，在决定重大人事问题上，宫中集团所表现出的好恶，实质上体现了其对政策的取向，在被指名者身上寄托着元老们对自己意志得到充分贯彻的预期。因此，从某种程度七甚至可以说，宫中集团奏荐后继首相的过程，就是显示对外政策意向的过程。更为重要的是，既然拥有首相奏荐权，也即意味着能在内阁运转不灵的情况下，促使它尽快瓦解，这就阻止了任何政治集团对政权的垄断，从而确保了天皇大权不致旁落。
三是裁定军政首领对天皇上奏的合理性和日程。
各官僚机构的重大外交政策必须面交作为最高统帅的天皇允裁。而上奏的资格、时机、顺序乃至内容则由宫中一手裁定。通过对整个上奏过程的管理，宫中集团即能实现：第一，以对上奏顺序的有意编排，改变备选方案的命运。例如，伦敦裁军条约的方案制订，涉及政府和海军军令部两个部门的权限，宫中集团安排总理大臣先行上二奏，痛陈军部方案的危害性，最终使军令部总长的帷幄上奏流于形式。第二，为天皇预制“下问”类目和向军政首领给定上奏的议题，使政策议程纳入自己设想的轨道。1941年6月22日，外相松冈洋右提请内大臣安排上奏事宜，以获取天皇对苏德战争爆发时日本协助德国夹击苏联的谅解。木户早已摸透了松冈的心思，便抢先一步拜谒并为天皇预拟了质疑的问题，结果松冈的上奏被天皇以“事关重大，必须与首相充分协议”为由驳回，“北进”案遭到否决。第三，在对上奏的结果单向沟通时，按照自己的理解甚至有所取舍和侧重地向当事方诠释传递对方的意思和反应，从而使政策备案掺杂自己意向的修改。统帅部决意发动对美战争，对重臣的意见不屑一顾，而木户担心在推荐东条出任首相问题上已与重臣产生芥蒂基础上，再因此落到众叛亲离的下场，同时也为了避免将来独自承担决策责任，便于1941年11月26日安排东条上奏，成功打消天皇对发动日美战争的顾虑后，又在当天下午告知东条上奏结果，称天皇下令立即召集重臣征询意见，结果29日重臣会议在宫中举行。第四，擅自根据局势的判断，对认为不合时宜的政策建议，采取不安排上奏的方式予以拖延。进入1945年日本败相暴露无遗，重臣们迫不及待地要求上奏，以劝说天皇痛下停战之决心。而木户却认为即使停战也要在经最后一战，获得允许保留天皇制的明确承诺之后，故以种种理由搪塞，致使重臣们的上奏被拖延了一个半月以上。
四是为天皇的外交决定出谋划策。
天皇总揽大权，因而行使最高外交决策权自然是应有之义，但明治宪法体制不允许天皇因决策失误而蒙受“瑕疵”，故尽力避免公开地介入具体的外交政策领域，转而通过宫中侍臣的辅弼来实行对外政策的指导。宫中集团的辅弼工作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收集情报，提供决策咨询。虽然遥居两地，又缺乏通讯联系的手段，但天皇在作出重大的外交指示时，一般都会派出内大臣书记官长等使臣远赴元老住地征询意见方案，另一方面，元老也会及时地指令私人秘书原田向东京捎去情报。而内大臣木户更是不忘常年侍立之职，每日平均拜谒天皇二、三次，私底交换意见。侍臣的情报和意见，成为天皇决定外交政策的最主要的依据。第二，运作御前会议。御前会议是否应该举行?何时举行?与会成员的范围?由谁向军政首领提问?天皇适合提问情况下，针对哪类问题发问?这些会前的筹备工作皆由宫中集团操办。1933年1月，日军进攻中国热河，使国联通过李顿调查报告已无悬念。重臣们要求紧急召集御前会议的呼声甚嚣尘上，元老西原寺等人力排众议，以累及“圣虑”为由，认为御前会议非即其时，从而达到了退出国联以避免与欧洲列强彻底摊牌的目的。1941年9月6日，天皇决定召集御前会议，作出对美是和还是战的重大外交抉择。会前半小时，木户入宫密谈15分钟，敲定议程，即重点是“由枢密院议长原嘉道提问，天皇只对统帅部作出尽外交努力的提醒”。第三，为天皇起草、修改外交诏书。在军方提交的宣战诏书草案中，称发动太平洋战争的主要目的在于“向中外宣扬皇道的大义”。木户考虑到这种表述“丝毫没有将天皇不得不诉诸战争的心境体现出来”，逐改成“为了保全帝国的荣光”。第四，把脉政情，影响天皇对外交政策机构和人员的看法。早已对陆军在处理诺门坎事件和与德交涉防共问题上颇有微词的内大臣汤浅，对板垣征四郎提出扣压英国租界四千五百万元的法币和现银，以稳定连银券的要求，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愤懑，内奏天皇，指责陆军低能，最终导致板垣在1939年7月5日上奏时被天皇责骂为“最愚蠢的人”，只好“非常恐惧”的退下。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王公悫
[关键词]宫中集团，决策，天皇，内大臣，木户幸一
[中图分类号]K1 K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8)02-0070-07
近代日本外交决策机制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在天皇总揽大权的原则下，由各官僚机构分别领受“辅弼”或“辅翼”之命，进入实际的政策操作层面，形成大权分担、多元竞存的格局。昭和时期到来后，由于政军两大系统为争夺外交决策的主导权相互倾轧，导致决策程序的紊乱，从而影响国家统一意志的形成，尤其是昭和天皇自身对强势皇权的追求，和对指导对外政策决定的渴望，使政治集团中居于制度外超然地位、与天皇最亲近、也最能忠实体现天皇外交政策意志的一翼——宫中集团介入进来，对外交政策形成的影响日益增大。因此，揭示宫中集团在外交决策过程中的作用与影响，是研究日本对外决策机制和对外政策形成的重要一环。中国学者对该问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现有的研究不是语焉不详，就是一笔带过。鉴此，本文从宫中集团的概念、介入决策领域的原因和发展过程人手，通过对以最后的内大臣木户幸一为中心的案例分析，解明宫中集团在昭和前期日本外交决策过程中施加的影响及其特点，以期既丰富日本外交史和二战史的研究，又有助于深化国际政治决策模式理论的探讨。
一、昭和前期的宫中集团形成及其演化
(一)概念的界定
何谓宫中集团?日本学者作过不同的界定。有的从其组成人员着眼，认为它是“以天皇为首，包括元老西原寺公望、内府(内大臣——笔者按)、内府秘书官长、宫相在内的天皇侧近的若干所谓重臣，以及与这些人处于公的或私的亲近关系而予以协助的人们”。有的更加强调它的决策地位，将其视为：“在明治宪法体制下，处于总揽天皇大权的地位，在行使天皇大权时，站在国家诸机关、各种社会集团之间，谋求协调，并具有最终决定权的政治集团。”上述观点为我们认识宫中势力的存在，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启示，但都只注重问题的某一方而，未及全部。准确把握这一集团的本质特征，应包含以下三方而的内容。首先，宫中集团是天皇及与他最亲近的侍臣构成的、具有总揽天皇大权即国家最高决定权的政治集团，是天皇发挥政策影响力的依托。其次，宫中集团组成人员除元老、居于宫中要职的宫内大臣、内大臣、侍从长、次官级幕僚、秘书官，还包括因显赫的贵族爵位或情报搜集传递角色，而得以成为日常性政治谋士的特殊人群。元老西园寺的私设秘书原田熊雄和贵族近卫文磨应属此类(天皇的作用拟另章论述，本文所涉及的宫中集团即指上述人员)。再次，宫中集团是游离于国务与统帅之外的第三种决策力量，享有在各大官僚机构间进行协调并裁量的超然地位。
由以上对宫中集团概念的界定可以看出其独特的性质：一是宫中集团发挥的政策影响，一般不体现在有关国务和统帅的具体业务操作层面上，而是反映在战略方针选定和政权运作方式选择的宏观决策上，又居于代表天皇对各行政官僚机构间的对立政策予以评判、裁量的最终决定者的地位；二是由于宫中集团的政策决定不是依照制度性的安排，而是仰赖宽泛笼统的明治宪法精神和政治传统、惯例，其决策作用具有很大的伸缩性，并常带有幕后操纵的特征。
(二)宫中集团介入外交决策的原因
应该指出，宫中集团过多地直接介入国务、统帅领域的决策，将会偏离明治宪法立宪君主制的初衷，招来各方非议，因而其政策意向的表露必然是非常矜持和谨慎的。事实上，自大正年间至昭和初期，随着民主思潮的兴起，政党内阁几乎垄断了决策权，以至于礼仪性活动和对赈灾等慈善公益事业的关注，占据了宫中业务的全部，内大臣成为闲职，秘书官长职位一时空缺，由某一秘书官兼任。
但是，既然明治宪法有关于天皇大权规定的尚方宝剑，宫中集团必然会根据自己的理念和对政治生态的判断，适时地祭出，以维护皇权的至尊。20世纪20年代末期以后，下述原因导致了宫中集团终于耐不住寂寞，逐渐加大了对国家行政官僚系统的干预，不断增强在重大战略方针决定过程中的影响力，最终成为第三种、而且，享有最高决定权的决策势力。
首先，政党政治引发的危机。在天皇制国家统治肌体内植入政党政治一开始即陷入水土不服的窘境，立宪君主制不仅没有通过倚重适应一战后世界民主潮流的政党政治而得到稳固，相反却因为它的腐败和应付内外危局的无能而面临前所未有动摇：一方面以1930年伦敦海军军缩条约的签订为顶峰，政党内阁恣意独揽了政策决定大权，将天皇逼人象征化的边缘。另一方而，借助满洲事变的对外侵略行动国内政治影响如日中天的军部势力，视政党内阁为最大祸害，并进而迁怒于一手操办政权安排的元老等人。所以，对宫中势力来说，面临着两难的选择：不向政党内阁收回天皇大权行使权恐将引火烧身；而转交给右翼政治势力却又有军部实行独裁统治之虞。唯一的办法即将大权置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建立所谓的“举国一致”体制，寻找各派间的力量平衡，以确保天皇大权的正常运转。这样，选择政党政治的宫中集团，恰从前者的崩溃中找到了重回决策巅峰的契机。
其次，天皇的“亲政”意愿。昭和天皇登基伊始，即强烈要求恢复明治时代亲裁专断的大权政治。从间接操控议会运作、仲裁主要政党之间的争端，到直接钦定首相人选的标准；从呵责并进而促使因处理张作霖炸死事件不当，而被认为有损帝国形象的田中义一内阁，到亲自下令平叛二·二六事件，无不是想显示“圣意”的存在。但问题是如何既能在实际上司掌“主权说”的独裁君主大权的同时，又能在表面上维持“机关说”的立宪君主形象，这对于弱冠年少、缺乏政治经验的天皇来说，尤其是面对昭和初年急剧动荡的内外形势，堪难得心应手地运用大权，需要近臣不断地提供政策建言和时常分担大权的操作。所以，天皇的“亲政”意愿，是宫中集团介入决策过程的动力。
最后，宫中集团特有的关系网和人脉资源。宫中成员绝大多数因显赫的华族身世而承袭贵族爵位，继又有担任公职经历，曾或是阁僚经验者，或是预备役军官，或是外交官出身，因此，他们不仅与皇族保持着传统的亲缘关系，而且在行政机构、财界、军部也有深厚人脉网络，使之能够上通天皇，下达官僚层，在分裂割据的多元政治集团之中得以起到平衡协调的作用，有助于各项对立的政策议案在他们的运作之下，找到一致的妥协。宫中集团雄厚的人脉资源是其在决策过程中发挥影响的强大的能力支撑。
(三)介入外交决策过程的阶段分期
从宫中集团的人事嬗更、运作政权的模式、介入决策的力度和辅佐天皇的方式来看，其对外交决策的影响发挥，大致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28年1月－1932年5月)，是宫中集团运作政党内阁的时期。
以内大臣牧野伸显为中心的宫中集团在辅佐裕仁完成由摄政向正式君主转型的基础上，着力改变大正时期天皇的赢弱地位，还以明治时代的强势面貌，其第一幕演出便是斥责并强迫田中内阁辞职。这一异乎寻常的举动，目的在于追究对华外交失策的责任，更主要的是对在天皇面前胆大妄为地撒谎、蔑视皇权行为的不满。元老西园寺和内大臣牧野等人基于当时日本的国力，倾向于在外交上采取英美协调主义路线，因而继续沿用立宪君主与政党内阁结合的政权运作模式，鼓励滨口内阁接受英美关于五大国辅助舰的比率，使伦敦海军军缩条约得以通过。军部开始发动对外侵略战争，极力回避在对外决策中被边缘化的趋势。宫中集团为防止外交大权的旁落，一方面力图阻止关东军对中国东北的进一步军事行动，另一方面则力主在国联的框架内，通过与列强达成谅解，以获得国际社会对日本在中国造成既成势力范围的认可。但就在政权运作问题上，牧野和西园寺之间产生了严重对立。前者以单独的政党内阁难以承受应付危机之重为由，主张建立举国一致的中间内阁，其用意在于提升内大臣影响内阁的能力。而后者害怕不按照既有的政权运作方式，元老的内阁奏荐权恐会丧失，因而固执“宪政常道”中的一种纯态(即真正意义上的——笔者注)模式。最终，西原寺占据上风，使政党内阁又苟延了一届。与此同时，牧野一派的影响力日渐式微。随着宫相一木喜德郎、宫内次官关屋贞三郎、侍从次长河井弥八相继被更迭和提出辞意，自昭和以来一直居宫中主导地位的牧野组开始瓦解。
第二阶段(1932年5月－1937年6月)是宫中势力运作中间内阁的时期。
1932年5月犬养被暗杀，使西原寺不得不放弃政党内阁，转而利用既成政党的联合，并招纳军方中相对稳健、寄希望发挥牵制陆军作用的海军势力的加盟，组成举国一致的中间内阁，以渡过危机。然而这只是南柯一梦，由于新成立的海军预备役大将斋藤实内阁过于软弱，不仅使西原寺的愿望落空，相反招致陆军更大的反弹：对内密谋叛乱，誓铲宫中的“君侧之奸”(即天皇身边的奸臣——笔者注)：对外继9月15日强迫内阁提前承认满洲国之后，又于翌年伊始向热河发动进攻，将军事行动扩大至华北，君主大权危在旦夕。对此，牧野等人主张召集御前会议，由天皇实行亲政，挽救立宪君主制于未倒。但西原寺竭力反对，认为这会使天皇卷入政争的旋涡，恐难免被追究决策失误责任的情况发生，从而破坏明治宪法规定的其完美无瑕的形象。在拿不出有效应付办法的情况下，只有采取容忍军方擅自行动的权宜之举。因为能够暂时保住君主大权的，唯有此策。但梦想的对外协调路线也因此渐行渐远，1933年3月退出国联的决定，宣告了该路线的终结。牧野深感心力交瘁，称病于1935年12月辞去内大臣一职，而西原寺则以年事已高为由，隐居山庄。西原寺的旁观主义态度，导致其后的冈田启介、广田弘毅、林铣三郎三届内阁在外交政策上无所事事，只能一味迎合军部对外行动的步伐。
第三阶段(1937年6月－1940年6月)是宫中集团直接听政和经营内阁的时期。
此间，以贵族院议长近卫文磨和内大臣秘书官长木户幸一为首的宫中革新势力迅速崛起。他们反对与英美协调的传统的外交路线，主张亚洲门罗主义，并容忍军部作为一支重要政治力量的存在，由此聚合了各方的人气，尤其博得了军方的欢心。黔驴技穷的西原寺萌生退意，主动请辞后继首相的奏荐权(即向天皇上奏所推荐人选的权力——笔者注)。经挽留后取折中方案，改由内大臣与元老协商的方式。面队二·二六军人政变冲击下濒于崩溃的立宪君主制，对近卫的政治言行多有不满的元老、内大臣还是竭力邀其组阁，因为在避免天皇亲政的情况下，由宫中人士直接听政，可能是最后一张牌。为此，天皇不惜忍痛割爱，安排木户出任文相，予以鼎力襄助。近卫刚成立不到一个月，即迎来了外交上的最大考验——如何处理中日战争的爆发。然而，近卫没有表现出众人期望的应付对外危机独立的政策理念和能力，所能做的只是一味迎合军方的主张，甚至出于“先手论”(即抢先行动——笔者注)的考虑，比军部走得更远：不仅拿不出使中方臣服的有效解决方案，将战火阻止在华北一线，相反全然不顾日本的国力，自陷全面战争的泥潭，主动断绝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关系。这引起宫中极大不满。以内务省人事和二·二六政变军人的大赦问题为导火索，近卫与内大臣汤浅仓平关系近乎破裂，失去信任后不得不挂冠而去，他也就因此淡出了宫中集团。心有不甘的两原寺和汤浅，以木户转任内务相，于1939年1月起，组成没有近卫的近卫内阁——平沼、阿部、米内内阁，三届内阁总共存活了一年半。在对外政策上，不要说对华关系在扶植汪精卫傀儡政权的情况下，彻底掉进了死胡同，对德关系也因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顿生被盟友背叛的失落感，就连与欧洲列强的关系，以美国宣布废弃日美通商条约为标志急剧恶化。
第四阶段(1940年6月－1945年9月)是宫中集团运作军人内阁直至请出天皇收拾败局的时期。
1940年6月，木户就任内大臣，标志着宫中元老时代的彻底终结和木户时代的开始。这一新老更替具有重大的转折意义，宫中集团在外交决定过程中的角色、地位、政策理念、治政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其一，与军方结盟，借助军人内阁摆脱天皇制国家危机。在外交上一无所能，使日本陷入全面战争泥沼的近卫，却在对英美是战是和的重大抉择关头，又分别于1940年7月至1941年7月和1941年7月至10月两次获得了组阁的机会。与第一次因为得到宫中集团的信任完全不一样，此次举荐近卫主要是木户注意到致力于法西斯新党运动后的近卫已被军部视为“军人宰相”，“希望通过以他为首的智囊团的协助，给国民造成强力的理性的印象”。而在近卫畏避对美开战决断后，木户索性将权力交给东条英机，以对战争外交实行一元化统合办理；其二，内大臣除继续履行后继首相的奏荐权外，还介入重要阁僚的人事安排，遴选提交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的政策议案，决定向天皇上奏的人选和先后顺序等，起到决策过程管理者的角色；其三，与元老深居别墅远在百里之外的，无法及时直接向天皇提供政策咨询不同，木户时常侍奉在天皇身边，为其出谋划策，运筹帷幄。特别是进入1943年底日本开始走向败亡以后，木户几乎以一己之力，穿梭与天皇、重臣、内阁、军部之间，协调各官僚机构围绕结束战争的政策利益，并率领宫中重要幕僚与盟军占领当局接洽媾和，继又不失时机地将天皇请上前台，主持终战外交，从而成功地转嫁了战争责任，将天皇扮演成“爱好和平”的圣君。
从宫中势力介入决策的轨迹和结果来看，呈现出以下两个特点。第一，宫中集团奉天皇制国家为圭臬，所有决策行为都围绕这一中心目标运转。这就必然造成对外政策构想主要是为了迎合国家官僚机构中最强势的、有可能会对既成权力体制造成破坏的集团意向。政权运作四个阶段的演变，便是宫中这批忠臣殚精竭虑地寻找在外交路线和权力构成上与天皇制国家结合最为和谐的过程，而日本最终走上了天皇制法西斯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宫中集团历经四个阶段选择的结果；第二，宫中集团在外交决定过程中的地位和角色，不是源于宪法的规定，而是依赖“君主大权”，因此，他们介入决策的影响力日益扩大，实质上就是天皇权力的不断增强。宫中集团幻想使这种权力潜性地发挥功效，以回避决策失误的责任。但天皇亲政的意欲，反而在长期幕后积淀的过程中，释放出猛烈的决策冲动，从而迫使宫中集团在政权的运作上，完成从尝试天皇亲政到被迫请出天皇主持终战外交的轮回。
二、宫中集团的角色和对外交决策的影响
如上所述，在宫中集团中元老、内大臣对决策的影响最大，但这并不否认其他成员的作用。事实上，他们都按照自己角色，各尽其职。那么，他们是如何介入决策过程的?所承担的角色有什么不同?在探讨这些问题之前，需要分析宫中组成人员的经历、职能、政策理念及其与天皇的关系。
(一)宫中集团的职能和角色
元老的封号始于明治时代。1889年，明治天皇向萨阀的黑田清隆、长阀的伊藤博文下达“元勋优遇的敕语”，元老授予制度由此确立。此后又有五人获得这一“殊荣”，他们均为“献身于明治时代的政治改革家，且功勋卓著者”，享有皇室赐予的特别优厚待遇，虽没有实际官职，但遇内阁总理大臣的选任等国家大事，是接受天皇下问(即提问——笔者注)的元勋级政治家。大正时代仍有六人享有元老待遇。他们不全都是开国元勋，但由元老奏荐后继首班的惯例却始终未变。本文所涉及时期的元老实际上只剩下最后一人，即专指西原寺公望。
内大臣一职是根据1885年颁布的太政官达第68号令所设立。其职责一开始便明确规定为“常侍辅弼”。具体而言，即掌管御玺和国玺，充当天皇政务卜的谈话协商伙伴，和与政界要人沟通的联络人。内府脱离宫内省单独设立，其成员包括内大臣府秘书官长以下七人，但内大臣的任免由宫内大臣奏荐。
宫内大臣为宫内省之长。宫内省于1869年设立，专管皇室事务，下设九个部门，侍从长为最重要的官职，统领官内所有侍从人员，并对包括政治问题在内的天皇日常活动予以全方位的辅佐。
侍从武官长是侍从武官府之首。根据1909年敕令第319号侍从武官府官制设立的该职，为大元帅天皇军事上的最高顾问，负责安排统帅系统的帷幄上奏，转达天皇裁可(即批准——笔者注)的军令及陪侍扈从天皇观兵演习行幸(即外出巡视——笔者注)、祭祀、礼典、会谒等，任职资格必须是中将以上军衔的陆海军将官，属下的侍从武官为陆军将校五人、海军将校三人，不在宫内官之列，而隶属于陆海军大臣。
除此之外，因近卫以出身于与皇族最为亲缘的五摄家之首的显赫家世，对皇室事务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他和元老的私设秘书原田熊雄自1926年起的长达17年零7个月里，“一直作为西原寺政治问题上的御用，接受嘱托，为涉及国家安危兴衰的重大悬案，昼夜兼行，东奔西走”，而得以跻身宫中集团。
(二)代表人物的政策理念
基于对国际政治现状和日本在国际体系结构中的地位、追求目标的不同认识，宫中集团内部的对外政策理念一直存在着相互对抗，大致可以分为三种：一是承认国际关系现状，主张采取与英美协调的路线。该派认为，当今世界处在英美主导的时代，“正因为今日与英美一起掌握支配权，日本才得以居间将本国导向适当有利的地位，分离的话，还有什么利益可言呢?”因此，承认现有的国际秩序，“让列强承认努力促进国际和平的诚意，是提高日本将来国际地位之道”。该派还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直陈与德国结盟的不当，极言：“即使德国获胜，得到想要的天下，日本也依然如同巴尔干的小国受轻视。”元老西原寺公望和内大臣牧野伸显是这一观点的主要代表。二是从不合理的世界现状出发，对英美主导的国际秩序持强硬的否定态度，近卫是这一论调的主要阐发者。他坚持认为：英法等国早已占领世界的劣等文明地区，并将此作为殖民地，肆无忌惮地垄断这些地区的利益，“如此状态实际上有悖于人类机会均等的原则，威胁各国国民的平等生存权，因而严重违反正义人道”。这对国土狭窄、人口过剩、资源贫瘠的日本来说尤其不公平。为了自己生存，像德国一样采取打破现状之举，便是理所当然的选择；三是采取机会主义立场，从国内的政治生态和权力抗衡关系来确立对外政策路线，其代表人物是最后的内大臣木户幸一。他对强化日德防共协定持赞成态度，一个重要考虑是，“一旦错误地处理该问题，将会在内政问题上留下比往年伦敦条约问题更严重的祸根”，因此，竭力怂恿内阁排除万难，“务必圆满解决”。但又对德苏不可侵犯条约签订导致日德枢轴路线一时顿挫而欣慰，认为这将是“谋求陆海军调和的绝好机会”。这种思维结构从本质上说，是在国内顺应强势集团，在国外依附强权政治。随着陆军在外交决策中的姿态日趋强硬，它必然对第二派的观点产生更多的共鸣，并最终选择与之相同的对外路线。
与国际秩序的认知相对应，宫中集团内部形成三种不同的政军关系观和政权运作模式。一是西原寺的“旁观论”。在他看来，日本实行的是君主立宪制，这并不意味着非让政党内阁运作政权不可，两党轮流执政，徒为“宪政纯理论”，“宪政常道”的本义是任何内阁皆为“陛下之内阁”。由于“现在的政党实质是恶的，没有必要过多的拘泥”。而“军人功业的舞台皆无，加之近年军缩风潮日盛，又一味谋求经费节约，对军人不是没有压制过头的倾向”。因此最理想的政权运作模式是，聚集各方面的人才，组成“举国一致”的超然内阁，以便对军队进行限制，从而将因向军队让步产生的种种危险止于最小限度内。二是近卫的“先手论”。他肯定“少数少壮军人自满洲事变以来一直推进的方向，即是我日本必然经历的命运”。但又指出“只是由军人来领导是很危险的”，所以，“政治家首先必须认识此命运之道，抢在军人之前，为实现此命运唯有实行各种必须的革新”。在政权运作上，建立起“与既成政党不同的国民组织，即扎根于全国民之中的组织和以它具有的政治力为背景的政府”；并“与军队协调一致地努力下去”。三是木户的“善导论”。即对少壮军人的国家改造运动，“采取让军部自己解决的办法”，并尽可能在不损害国家根本的前提下，进行有益的善导。他建议天皇“为拉拢军队，需要改变自由主义与和平主义的主张，采取理解陆军的方式”甚至期望在必要时“让陆军担当国政，由其内阁认真执行日美国交的调整，也许反而能够消除美方的疑虑”。
上述三人的观点，基本上涵盖了宫中集团既成的各种对外政策理念，并对各自权力高峰时期的日本对外政策制定形成重要指导，由此产生宫中集团施策及其影响下日本外交政策和政权运作的不同特点。
(三)宫中集团介入外交决策的方式及其影响
宫中集团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发挥其对外交决策的巨大影响。
一是接受各方求见，面授政策指示或建议。
宫中集团以其特殊身份和显赫经历，成为各方竞相争宠与获取政策靠山的聚焦目标。因此，无论是皇族、内阁、政党，还是军部、财界、官僚，都会在产生新的政策意向或发生重大政策调整时，派头而人物首先向元老、内大臣等人通报，谋求政策建议，获取对本部门的支持。一直以来远离东京百余公里的静冈县兴津小镇俨然成为政界注目的中心，元老西原寺深居的别墅坐鱼庄坐落在该地。每日政界要人进进出出，络绎不绝，来访者必须隔夜住进附近的水口屋旅馆等候召见。卷帙浩繁的《原田日记》(又名《西原寺公和政局》)详细披露了自1928年4月至1940年11月来访者名簿。由此可知，元老每月召见的政界人士平均为10人次。与之相比，木户也毫不逊色，仅1933年1月在他日记中登场的、接受政策面谈者，财界33人、军部28人、贵族64人、官僚44人。宫中集团通过与各方政策制定者私下交谈：第一，及时把握政情，协调各方利益，进行政策调适；第二，实行具体指导，灌输自己的政策意向；第三，聚集各界信任，确立有效决策的人脉基础；第四，根据各方利益集团的政策诉求和力量对比，形成决策判断，以备天皇“下问”。
二是决定后继首相的人选及其他重大人事变动。
由宫中集团奏荐后继首相，是明治末期以来承袭的惯例，也是其辅佐天皇最主要的职能体现。这一重大人事的决定权，经历了由元老一手掌控，到内大臣提出人选征询元老同意合作承担，再到内大臣听取重臣意见后最终拍板的嬗更。昭和天皇登基后18届内阁的总理大臣无一不由元老、内大臣等人奏荐。尽管受到军方的抵制，当选的首相并非第一人选，但基本上是宫中属意的人。这里元老私设秘书原田熊雄的作用特别值得一提。在很多情况下，元老奏荐的后继重大人事即来自于原田提供的政策情报或建议。如原田心仪陆军大将阿部信行，便告知另外两名候选人广田弘毅和池田成彬如何的不合适，迫使西原寺只好同意因德苏不可侵犯条约签订而造成“日本外交有史以来大失败”的陆军组阁。在推荐继任汤浅的内大臣一职的人选上，元老对日趋表现出亲军的右翼言行的木户并不满意，原田为使自己的政治密友如愿当选，竭力劝说，并称天皇以及重臣们普遍心仪木户，诱使西原寺无奈表态：“如果天皇裁可，再好不过了，自己也非常满意。”另外，称得上是天皇最高军事顾问的侍从武官长，则在统帅系统人事变动中发挥重要影响。如1939年7月陆相板垣征四郎提请补选山下奉文、石原莞尔为亲补职的内奏，遭到了天皇的驳回。这背后主要是灿俊六对这二人有嫌恶感。不难想见，在决定重大人事问题上，宫中集团所表现出的好恶，实质上体现了其对政策的取向，在被指名者身上寄托着元老们对自己意志得到充分贯彻的预期。因此，从某种程度七甚至可以说，宫中集团奏荐后继首相的过程，就是显示对外政策意向的过程。更为重要的是，既然拥有首相奏荐权，也即意味着能在内阁运转不灵的情况下，促使它尽快瓦解，这就阻止了任何政治集团对政权的垄断，从而确保了天皇大权不致旁落。
三是裁定军政首领对天皇上奏的合理性和日程。
各官僚机构的重大外交政策必须面交作为最高统帅的天皇允裁。而上奏的资格、时机、顺序乃至内容则由宫中一手裁定。通过对整个上奏过程的管理，宫中集团即能实现：第一，以对上奏顺序的有意编排，改变备选方案的命运。例如，伦敦裁军条约的方案制订，涉及政府和海军军令部两个部门的权限，宫中集团安排总理大臣先行上二奏，痛陈军部方案的危害性，最终使军令部总长的帷幄上奏流于形式。第二，为天皇预制“下问”类目和向军政首领给定上奏的议题，使政策议程纳入自己设想的轨道。1941年6月22日，外相松冈洋右提请内大臣安排上奏事宜，以获取天皇对苏德战争爆发时日本协助德国夹击苏联的谅解。木户早已摸透了松冈的心思，便抢先一步拜谒并为天皇预拟了质疑的问题，结果松冈的上奏被天皇以“事关重大，必须与首相充分协议”为由驳回，“北进”案遭到否决。第三，在对上奏的结果单向沟通时，按照自己的理解甚至有所取舍和侧重地向当事方诠释传递对方的意思和反应，从而使政策备案掺杂自己意向的修改。统帅部决意发动对美战争，对重臣的意见不屑一顾，而木户担心在推荐东条出任首相问题上已与重臣产生芥蒂基础上，再因此落到众叛亲离的下场，同时也为了避免将来独自承担决策责任，便于1941年11月26日安排东条上奏，成功打消天皇对发动日美战争的顾虑后，又在当天下午告知东条上奏结果，称天皇下令立即召集重臣征询意见，结果29日重臣会议在宫中举行。第四，擅自根据局势的判断，对认为不合时宜的政策建议，采取不安排上奏的方式予以拖延。进入1945年日本败相暴露无遗，重臣们迫不及待地要求上奏，以劝说天皇痛下停战之决心。而木户却认为即使停战也要在经最后一战，获得允许保留天皇制的明确承诺之后，故以种种理由搪塞，致使重臣们的上奏被拖延了一个半月以上。
四是为天皇的外交决定出谋划策。
天皇总揽大权，因而行使最高外交决策权自然是应有之义，但明治宪法体制不允许天皇因决策失误而蒙受“瑕疵”，故尽力避免公开地介入具体的外交政策领域，转而通过宫中侍臣的辅弼来实行对外政策的指导。宫中集团的辅弼工作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收集情报，提供决策咨询。虽然遥居两地，又缺乏通讯联系的手段，但天皇在作出重大的外交指示时，一般都会派出内大臣书记官长等使臣远赴元老住地征询意见方案，另一方面，元老也会及时地指令私人秘书原田向东京捎去情报。而内大臣木户更是不忘常年侍立之职，每日平均拜谒天皇二、三次，私底交换意见。侍臣的情报和意见，成为天皇决定外交政策的最主要的依据。第二，运作御前会议。御前会议是否应该举行?何时举行?与会成员的范围?由谁向军政首领提问?天皇适合提问情况下，针对哪类问题发问?这些会前的筹备工作皆由宫中集团操办。1933年1月，日军进攻中国热河，使国联通过李顿调查报告已无悬念。重臣们要求紧急召集御前会议的呼声甚嚣尘上，元老西原寺等人力排众议，以累及“圣虑”为由，认为御前会议非即其时，从而达到了退出国联以避免与欧洲列强彻底摊牌的目的。1941年9月6日，天皇决定召集御前会议，作出对美是和还是战的重大外交抉择。会前半小时，木户入宫密谈15分钟，敲定议程，即重点是“由枢密院议长原嘉道提问，天皇只对统帅部作出尽外交努力的提醒”。第三，为天皇起草、修改外交诏书。在军方提交的宣战诏书草案中，称发动太平洋战争的主要目的在于“向中外宣扬皇道的大义”。木户考虑到这种表述“丝毫没有将天皇不得不诉诸战争的心境体现出来”，逐改成“为了保全帝国的荣光”。第四，把脉政情，影响天皇对外交政策机构和人员的看法。早已对陆军在处理诺门坎事件和与德交涉防共问题上颇有微词的内大臣汤浅，对板垣征四郎提出扣压英国租界四千五百万元的法币和现银，以稳定连银券的要求，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愤懑，内奏天皇，指责陆军低能，最终导致板垣在1939年7月5日上奏时被天皇责骂为“最愚蠢的人”，只好“非常恐惧”的退下。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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