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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题关键词——声音。这个声音来自顶层话语角色，国务院《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于7月1日施行；这个声音来自受众主体，即以科教文卫等系统为主体的“事业人”。《条例》如同发酵的酒，一旦打开封口，酸苦辣甘，各嗅其味。
重新定义身份，有点难
人过中年的张放，已经在农科所做了二十多年的农艺师，还是“部门领导”，身为事业单位体制内的一员，他从没为现在和将来的生活担过忧，这种“优越感”早已渗透到了他的生活中。
近段时间，张放开始为自己的将来“担忧”起来。不久前，农科所上上下下开始议论事业单位改革。面对此次“甩包袱”似的改革，他感到空前的压力，“我的注意力在‘饭碗’上”。
对于张放这样的“事业人”来说，多年“体制内”的仕途之路，早已消耗掉了他们指点江山的激情，也使相当一部分人失去了在社会谋职的一专之长。对他们来说，想要的无非是一个“铁饭碗”，而从改革的总体思路来看，砸掉“铁饭碗”、实现养老并轨等目标正是此次改革的剑头所指。
回想起手中的“饭碗”，张放显得很无奈。这家农科所过去是农委机关的一个部门，可以说是捧着“金饭碗”衣食无忧，后来转为事业单位，进行企业化管理，也勉强算是“铁饭碗”，而现在却要求他们自己搞项目开发、服务性经营。从“吃皇粮”变成“捧碗化缘”，这种落差难免让他吃不消。张放不得不承认，事业单位改革已成大势，“饭碗”也不可能再变回“金碗、铁碗”了。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另起炉灶开启一段全新的职业生涯；要么留下，摆正心态，脱下“事业人”的外衣，以跳出“体制内”的思维，重新定义自己。
《条例》明确指出，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依法参加社会保险，工作人员依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不难想象，和张放一样的“事业人”中，纠结于“去”与“留”的人并不在少数。其实，谁也不愿意丢掉已经捧在手里的铁饭碗，但《条例》实施在即，即便不愿意，也必须顺应改变。留恋、焦虑、矛盾、渴望、奋起，这是一个痛苦的时代，或许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
利益当事人的“钟摆效应”
改革，从本质上讲是一种资源与利益的再分配。事业人之殇，盖因事业单位曾有太多对优质资源和既得利益的不舍。除了涉及“围城”里的事业人以外，期待走进“围城”的准事业人，对于事业单位的“利益”二字，也有着另一种解读。
哲学硕士杨雅，在学校被奉为“学霸”。从大学校门出来到一家民企求职，签了一年合同，供职公司办公室文秘，月薪2400元，有最低档的“三险”。一年合同期即将结束时，她参加了事业单位考试，笔试成绩第一，正等待面试。
当问到为什么不跟企业续签劳动合同，而要考事业单位的时候，杨雅说：“我父母都在政府财政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工作，与公务员没什么两样，且隐性福利不少。我从小耳濡目染的是他们保险箱似的超稳状态。而我在民企工作，每周单休，节日休假很难保证。赶上回款差、效益低的时候，两三个月开一次工
资也不奇怪。如果效益不好，企业哪天倒闭都说不定。我还是喜欢中规中矩的稳定职业。”可杨雅毕竟是年轻人，看到那么多有理想的人放弃稳定工作，投身创业洪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厮杀、博弈，无悔地挥洒青春热血，哪怕是失败，也是一种收获。“而我连失败的机会都没有了。特别是近两年一项项关于体制内单位改革措施的出台，事业单位不再是保险箱了。”杨雅动摇了，在取与舍之间痛苦地纠结着。
哲学上讲，当一种利益获得达到极点时，必然摆向另一个极点。所谓“钟摆效应”现正应验到事业单位的身上。事业单位体制遭受着诟病，既有外因，又有内因。可有一点十分明确，社会分配要走向公平的趋势不可逆转，永远的利益满足是不可能的。事业单位的改革正是要找出利益的边界。
杨雅的矛盾心态，代表了一大批想要进入体制内的群体。有学者说：“对事业单位，大家都比较关注于它的体制、编制含义，往往忽视了事业单位其实是专业技术人才聚集的地方。长期以来，对事业单位在编人员的管理，一直比照公务员来进行，且捆绑着行政级别、医疗保障、工资福利、退休养老等优势，于是社会上才有了“死也要死在编制里”的说法。
社会心理学认为，抑郁是一种“精神感冒”。由于“太自我”，极易把自己绕在一个利益扣儿里难以自拔，好像换个活法就会弄丢自己似的。就如杨雅一样，太过聚焦事业人的身份，而忽略了自己内心的真实需求。当利益当事人的认知空间很狭窄时，在“钟摆效应”中抑郁。其实，我们不妨用“从容”的心态来面对失衡，决定一切的是认取大势的姿态。
改革的难点是既得利益
面对此次直指“事业人”的改革，围城内外的人都抱有矛盾心态。既得利益者的抵触，无利益者的力挺，追求利益者的渴望……事业单位公益性、服务性和知识密集性的特点，导致绩效考核改革如何突破成最大难点。
比如，大学教授做学术课题本无可厚非，但有的大学教授却虚报课题经费，打国家政策的“擦边球”。为降低研究成本，导师就让自己的学生为其“打下手”，把剩下的一部分经费据为己有。学生为顺利毕业，也是敢怒不敢言。不仅在高校，很多科研院所也有这种现象，一些研究员为了获得国家津贴补助，让自己的助理或研究生“操刀干活”。
面对指责，某高校的孙老师坦言，自己目前还没有申请国家课题的资质，却很羡慕有这样资质的老师。孙老师的“羡慕”之心可以理解，大学教师社会地位高、福利待遇好……在别人眼里可谓风光无限，而现实却并非如此，有的大学老师还不如一个普通中学老师的工资高。大学老师的工资随职称而定，可蛋糕太小，瓜分的人却太多。一般来说，普通高校的大学讲师要晋升到副教授，原则是发表4篇论文即可，可是那么多人在排队，只能优中选优。每个人至少也要发表七八篇，还不算编书、参与课题研究等指标。当上副教授，月工资也只是4000元左右。要是运气好，教的是热门专业，课时补贴还能多一些。要是运气不好，也只能靠基本工资过活了。面对残酷的现实，即使被认为是从事高尚职业的教育工作者，也不能免俗，通过打国家政策的擦边球赚点“外快”。
有专家表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工资水平应当与国民经济发展相协调、与社会进步相适应。”事业单位中的行政人员是否应该与专业人员获得一样的收入？这恐怕要靠市场来决定。正如很多身处保险箱中的“事业人”所说，他们都热爱现在的工作，但对现在单位的一些现象确实有很多不满。他们也期待着改革速度能更快一些，因为事业单位工资制度如何适应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需要的不仅仅是一纸公文，更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建立更为灵活的工资制度。也只有这样，才能让杨雅这样的“准事业人”不再把考事业单位视为“备胎”，而是果断地抉择出适合自己的道路。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原院长吴江认为，事业单位改革的难度是人的既得利益，最大的难题是减员增效。事实上，事业单位间差异很大，有些市场信号强的，不用政府补贴，如报社、出版社等。有些市场信号很弱，政府就要给很多补贴。事业单位改革不可能走企业完全下岗的路子。对于行政化，大家既深恶痛绝，又难以割舍。还有需要探索的东西，《条例》给出了空间，人事制度走在了前面，也留出了深化改革的空间。
“我的注意力在饭碗上”，发出这样的声音符合人之常情，马克思说过：“思想一旦离不开利益，就一定会出丑。”事业人更大的利益诉求应是站起来，知道去向。不论言前景还是道“钱”景，站起来，世界才属于你；知道去向，世界才会为你让路。
重新定义身份，有点难
人过中年的张放，已经在农科所做了二十多年的农艺师，还是“部门领导”，身为事业单位体制内的一员，他从没为现在和将来的生活担过忧，这种“优越感”早已渗透到了他的生活中。
近段时间，张放开始为自己的将来“担忧”起来。不久前，农科所上上下下开始议论事业单位改革。面对此次“甩包袱”似的改革，他感到空前的压力，“我的注意力在‘饭碗’上”。
对于张放这样的“事业人”来说，多年“体制内”的仕途之路，早已消耗掉了他们指点江山的激情，也使相当一部分人失去了在社会谋职的一专之长。对他们来说，想要的无非是一个“铁饭碗”，而从改革的总体思路来看，砸掉“铁饭碗”、实现养老并轨等目标正是此次改革的剑头所指。
回想起手中的“饭碗”，张放显得很无奈。这家农科所过去是农委机关的一个部门，可以说是捧着“金饭碗”衣食无忧，后来转为事业单位，进行企业化管理，也勉强算是“铁饭碗”，而现在却要求他们自己搞项目开发、服务性经营。从“吃皇粮”变成“捧碗化缘”，这种落差难免让他吃不消。张放不得不承认，事业单位改革已成大势，“饭碗”也不可能再变回“金碗、铁碗”了。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另起炉灶开启一段全新的职业生涯；要么留下，摆正心态，脱下“事业人”的外衣，以跳出“体制内”的思维，重新定义自己。
《条例》明确指出，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依法参加社会保险，工作人员依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不难想象，和张放一样的“事业人”中，纠结于“去”与“留”的人并不在少数。其实，谁也不愿意丢掉已经捧在手里的铁饭碗，但《条例》实施在即，即便不愿意，也必须顺应改变。留恋、焦虑、矛盾、渴望、奋起，这是一个痛苦的时代，或许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
利益当事人的“钟摆效应”
改革，从本质上讲是一种资源与利益的再分配。事业人之殇，盖因事业单位曾有太多对优质资源和既得利益的不舍。除了涉及“围城”里的事业人以外，期待走进“围城”的准事业人，对于事业单位的“利益”二字，也有着另一种解读。
哲学硕士杨雅，在学校被奉为“学霸”。从大学校门出来到一家民企求职，签了一年合同，供职公司办公室文秘，月薪2400元，有最低档的“三险”。一年合同期即将结束时，她参加了事业单位考试，笔试成绩第一，正等待面试。
当问到为什么不跟企业续签劳动合同，而要考事业单位的时候，杨雅说：“我父母都在政府财政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工作，与公务员没什么两样，且隐性福利不少。我从小耳濡目染的是他们保险箱似的超稳状态。而我在民企工作，每周单休，节日休假很难保证。赶上回款差、效益低的时候，两三个月开一次工
资也不奇怪。如果效益不好，企业哪天倒闭都说不定。我还是喜欢中规中矩的稳定职业。”可杨雅毕竟是年轻人，看到那么多有理想的人放弃稳定工作，投身创业洪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厮杀、博弈，无悔地挥洒青春热血，哪怕是失败，也是一种收获。“而我连失败的机会都没有了。特别是近两年一项项关于体制内单位改革措施的出台，事业单位不再是保险箱了。”杨雅动摇了，在取与舍之间痛苦地纠结着。
哲学上讲，当一种利益获得达到极点时，必然摆向另一个极点。所谓“钟摆效应”现正应验到事业单位的身上。事业单位体制遭受着诟病，既有外因，又有内因。可有一点十分明确，社会分配要走向公平的趋势不可逆转，永远的利益满足是不可能的。事业单位的改革正是要找出利益的边界。
杨雅的矛盾心态，代表了一大批想要进入体制内的群体。有学者说：“对事业单位，大家都比较关注于它的体制、编制含义，往往忽视了事业单位其实是专业技术人才聚集的地方。长期以来，对事业单位在编人员的管理，一直比照公务员来进行，且捆绑着行政级别、医疗保障、工资福利、退休养老等优势，于是社会上才有了“死也要死在编制里”的说法。
社会心理学认为，抑郁是一种“精神感冒”。由于“太自我”，极易把自己绕在一个利益扣儿里难以自拔，好像换个活法就会弄丢自己似的。就如杨雅一样，太过聚焦事业人的身份，而忽略了自己内心的真实需求。当利益当事人的认知空间很狭窄时，在“钟摆效应”中抑郁。其实，我们不妨用“从容”的心态来面对失衡，决定一切的是认取大势的姿态。
改革的难点是既得利益
面对此次直指“事业人”的改革，围城内外的人都抱有矛盾心态。既得利益者的抵触，无利益者的力挺，追求利益者的渴望……事业单位公益性、服务性和知识密集性的特点，导致绩效考核改革如何突破成最大难点。
比如，大学教授做学术课题本无可厚非，但有的大学教授却虚报课题经费，打国家政策的“擦边球”。为降低研究成本，导师就让自己的学生为其“打下手”，把剩下的一部分经费据为己有。学生为顺利毕业，也是敢怒不敢言。不仅在高校，很多科研院所也有这种现象，一些研究员为了获得国家津贴补助，让自己的助理或研究生“操刀干活”。
面对指责，某高校的孙老师坦言，自己目前还没有申请国家课题的资质，却很羡慕有这样资质的老师。孙老师的“羡慕”之心可以理解，大学教师社会地位高、福利待遇好……在别人眼里可谓风光无限，而现实却并非如此，有的大学老师还不如一个普通中学老师的工资高。大学老师的工资随职称而定，可蛋糕太小，瓜分的人却太多。一般来说，普通高校的大学讲师要晋升到副教授，原则是发表4篇论文即可，可是那么多人在排队，只能优中选优。每个人至少也要发表七八篇，还不算编书、参与课题研究等指标。当上副教授，月工资也只是4000元左右。要是运气好，教的是热门专业，课时补贴还能多一些。要是运气不好，也只能靠基本工资过活了。面对残酷的现实，即使被认为是从事高尚职业的教育工作者，也不能免俗，通过打国家政策的擦边球赚点“外快”。
有专家表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工资水平应当与国民经济发展相协调、与社会进步相适应。”事业单位中的行政人员是否应该与专业人员获得一样的收入？这恐怕要靠市场来决定。正如很多身处保险箱中的“事业人”所说，他们都热爱现在的工作，但对现在单位的一些现象确实有很多不满。他们也期待着改革速度能更快一些，因为事业单位工资制度如何适应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需要的不仅仅是一纸公文，更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建立更为灵活的工资制度。也只有这样，才能让杨雅这样的“准事业人”不再把考事业单位视为“备胎”，而是果断地抉择出适合自己的道路。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原院长吴江认为，事业单位改革的难度是人的既得利益，最大的难题是减员增效。事实上，事业单位间差异很大，有些市场信号强的，不用政府补贴，如报社、出版社等。有些市场信号很弱，政府就要给很多补贴。事业单位改革不可能走企业完全下岗的路子。对于行政化，大家既深恶痛绝，又难以割舍。还有需要探索的东西，《条例》给出了空间，人事制度走在了前面，也留出了深化改革的空间。
“我的注意力在饭碗上”，发出这样的声音符合人之常情，马克思说过：“思想一旦离不开利益，就一定会出丑。”事业人更大的利益诉求应是站起来，知道去向。不论言前景还是道“钱”景，站起来，世界才属于你；知道去向，世界才会为你让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