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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近出现了一批以国民党反对派领袖李济深和民主人士胡鄂公为主要作者的信件，往来对象包括毛泽东、周恩来、蒋介石和各地方实力派以及民主人士。信件的时间集中于1936年、1937年，关乎“两广事变”、“西安事变”和抗战爆发等对中国现代史有深远影响的大事件，是对中共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后形成阶段的忠实反映，无疑能丰富人们对统一战线之建立及中共在其中之贡献的认识。
在两位主要作者中，李济深曾因反对蒋介石先后三次被永远开除国民党党籍，从“福建事变”以来便与中共建立联络并多次支持中共主张。其与中共合作的态度亦表现于此批材料中。
另一位作者胡鄂公为辛亥功臣、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与李大钊相友善，曾将李氏转移到前苏联公使馆以躲避张作霖的追捕，而且上世纪30年代曾在上海照顾时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总前敌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他的公开身份为《大中华日报》创办人士、《时事新报》总经理等，但实际上，他即便不是一位地下党员，至少也是思想上极其亲共的民主人士。是以，在一定程度上，这批材料亦可视为中共通过做国民党反对派和民主人士的统战工作、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证据与说明。
对这批材料的解读可从一通周恩来致胡鄂公的亲笔信札入手。兹录全文如下：
南湖兄左右：不晤数载，甚以为念。现尊友寿康兄来，得悉近状，并审前年遭人陷构，幸应付得法，始脱于难，远道闻之，尤为欣慰，目前我国所遭际之大难，非集中全国力量，不足以谋挽救。年前弟等已发宣言，吁求全国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响应者已渐蔚成国论。现更发布致国民党公函，附陈审阅。兄为政界前辈，年来奔走，已着显效，尚望底此交游，力说各方当道，赞助弟等主张，迅停内战，早成合作，以共赴国难。他日抗战胜利，民族解放，我兄推挽之功，将不朽矣。专此，敬颂时祉，不一。弟周恩来。九月廿三日，陕北。
此信作于1936年9月23日，恰为“两广事变”与“西安事变”之间的关键阶段，是了解这批材料的关键，乃至对了解统一战线的形成同样具有重大意义。
在时间序列上，周恩来选择1933年为起始。当年，李济深联合十九路军陈铭枢、蔡延锴、蒋光鼐在福建发起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曾向中共寻求合作，共同抗日反蒋。作为中共情报人员的胡鄂公曾参与联络事宜，但最终因中共的“关门主义”而不果，且自身为叛徒出卖而被捕，即信中所谓“前年遭人陷构”。但是，这年1月，中共曾发表宣言，首次提出在“立即停止进攻苏区”等三个条件下，愿意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对日作战的协议，可视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雏形。
在下一个时间节点，即1935年8月1日，王明等根据共产国际的决议，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布《为抗战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简称《八一宣言》，即周信中所述“年前弟等已发宣言”），明确号召“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嗣后，毛泽东等国内领导人于同年12月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确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
之后，是“现更发布致国民党公函”的时间，时在1936年8月25日。这天，中共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不再将国民党作为批判对象和假想敌，而是明确表示“准备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同贵党（指国民党）的全权代表一道，开始具体的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协议，并愿坚决遵守这个协议”，意味着中共准备与国民党进行第二次国共合作，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民族存亡而斗争。这是中共统一战线思想完全成熟的阶段，而且“逼蒋抗日”的方针确实通过“西安事变”得到了实现。
这批资料的开篇，就是胡鄂公、宣侠父、胡兰畦、陶行知、杨东莼等中共地下党员或左派进步人士奔走于香港、广州、梧州等地，穿梭于李济深、陈济棠、李宗仁等人的势力范围，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而努力。时间约从1936年2月至同年9月29日，期间最重要的事情即为“两广事变”的发生和结束。
自1931年蒋介石囚禁国民党元老、理论领袖胡汉民于汤山以来，两广就以拥护胡汉民为由，成为半独立的状态。1936年5月胡汉民去世后，蒋介石再无所顾忌，遂发布五条针对两广的建议，迫使两广地方势力铤而走险，以抗日反蒋为名出兵北上。战事甫起，中共即对两广的军事行动表示声援，而李宗仁、李济深等亦曾派钱寿康（即周恩来信中的“寿康兄”）前往陕北，面见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足见中共与地方势力联络之密切。
然而，还有更甚于此者。从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当年9月，李济深等人曾发起“中华民国抗日救国各政团各民众团体联席会议”，参与准备会的出席代表有李济深（民族革命同盟）、李任仁（广西救国会）、杜畏之（中国工党）、詹天籁（十九路军）、何思敬（全国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华南区总部）、胡南湖（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王公度（广西救国会）。其中李济深与詹天籁代表的十九路军与中共早有往来，且李氏当时的秘书宣侠父乃中共地下党员；杜畏之和何思敬皆为马克思主义者，后者于1937年前往延安担任抗日军政大学教员。再加上胡鄂公（号南湖），七人之中已经有四人与中共有或深或浅的联系，可见共产党统战工作之成功，确如周恩来所说—“年来奔走，已着显效”。
而中共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重要的成果，无疑是和张学良取得共识与和解，促成张、杨发动“西安事变”并和平解决该事件，最终促成统一战线的建立。但是从1936年12月26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到1937年8月23日统一战线正式建立，期间还有漫长而充满变数的半年多时间。这批材料中李济深分别写给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学良、杨虎城的信正是写于这个阶段，是对统一战线将成未成时期局势和人情的真实反映。在写给中共、张学良、杨虎城的信中，李济深表示“极盼示以后此（指“西安事变”）如何达到联合全国力量”；而在写给蒋介石的信中，李氏认为蒋介石“前此过分持重政策，实未足餍国人之望”，“亟盼改弦更张”。居间奔走的，仍是我们已经熟悉的胡鄂公。
此外，透过这批材料，我们亦可见出中共提倡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何以会“蔚成国论”。“目前我国所遭际之大难，非集中全国力量，不足以谋挽救”，固然是实际存在的客观原因，但国共两党不同的行动方针亦是促使地方势力和民主人士青睐统一战线的重要原因。
抗战爆发之前，蒋介石长期主张“攘外必先安内”，非惟不能团结各方，更导致了连续不断的内战，以致于“卢沟桥事变”后各方仍心存顾忌，不能竭诚合作。抗战爆发初期，李济深在致宋哲元、韩复榘、阎锡山、刘湘等地方势力的信中，皆有这么一句话——“揆之中央当局已往之措施，颟顸有不能不令吾人过虑者，即故作紧张之宣传，装腔作势以避国人之责难，暗示意于当其冲者求妥协，或诿迫于当其冲者不得不妥协，更或陷之于孤军抵抗，而结果必至于屈辱妥协”。抗战初期，韩复榘在多次击退日军后、因猜忌蒋介石意欲消耗自身力量而下令全线撤退，导致山东失守，居然不幸为李济深所言中！适足以说明地方势力对蒋介石之忌惮及对其抗日决心的怀疑。
反观中共，一方面自“九一八事变”开始就鲜明地亮出抗战的旗帜，对历次军民的抗日壮举皆表示声援和支持，另一方面，积极与地方势力、民主人士及学生联系，宣传抗战主张，争取各方同情和支持，以期达到保存有生力量、共同抗战的目的。事实证明，最后的“抗战胜利”、“民族解放”，确实端赖中共倡导建立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达成，其“推挽之功”，信“不朽矣”。
在两位主要作者中，李济深曾因反对蒋介石先后三次被永远开除国民党党籍，从“福建事变”以来便与中共建立联络并多次支持中共主张。其与中共合作的态度亦表现于此批材料中。
另一位作者胡鄂公为辛亥功臣、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与李大钊相友善，曾将李氏转移到前苏联公使馆以躲避张作霖的追捕，而且上世纪30年代曾在上海照顾时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总前敌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他的公开身份为《大中华日报》创办人士、《时事新报》总经理等，但实际上，他即便不是一位地下党员，至少也是思想上极其亲共的民主人士。是以，在一定程度上，这批材料亦可视为中共通过做国民党反对派和民主人士的统战工作、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证据与说明。
对这批材料的解读可从一通周恩来致胡鄂公的亲笔信札入手。兹录全文如下：
南湖兄左右：不晤数载，甚以为念。现尊友寿康兄来，得悉近状，并审前年遭人陷构，幸应付得法，始脱于难，远道闻之，尤为欣慰，目前我国所遭际之大难，非集中全国力量，不足以谋挽救。年前弟等已发宣言，吁求全国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响应者已渐蔚成国论。现更发布致国民党公函，附陈审阅。兄为政界前辈，年来奔走，已着显效，尚望底此交游，力说各方当道，赞助弟等主张，迅停内战，早成合作，以共赴国难。他日抗战胜利，民族解放，我兄推挽之功，将不朽矣。专此，敬颂时祉，不一。弟周恩来。九月廿三日，陕北。
此信作于1936年9月23日，恰为“两广事变”与“西安事变”之间的关键阶段，是了解这批材料的关键，乃至对了解统一战线的形成同样具有重大意义。
在时间序列上，周恩来选择1933年为起始。当年，李济深联合十九路军陈铭枢、蔡延锴、蒋光鼐在福建发起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曾向中共寻求合作，共同抗日反蒋。作为中共情报人员的胡鄂公曾参与联络事宜，但最终因中共的“关门主义”而不果，且自身为叛徒出卖而被捕，即信中所谓“前年遭人陷构”。但是，这年1月，中共曾发表宣言，首次提出在“立即停止进攻苏区”等三个条件下，愿意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对日作战的协议，可视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雏形。
在下一个时间节点，即1935年8月1日，王明等根据共产国际的决议，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布《为抗战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简称《八一宣言》，即周信中所述“年前弟等已发宣言”），明确号召“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嗣后，毛泽东等国内领导人于同年12月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确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
之后，是“现更发布致国民党公函”的时间，时在1936年8月25日。这天，中共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不再将国民党作为批判对象和假想敌，而是明确表示“准备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同贵党（指国民党）的全权代表一道，开始具体的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协议，并愿坚决遵守这个协议”，意味着中共准备与国民党进行第二次国共合作，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民族存亡而斗争。这是中共统一战线思想完全成熟的阶段，而且“逼蒋抗日”的方针确实通过“西安事变”得到了实现。
这批资料的开篇，就是胡鄂公、宣侠父、胡兰畦、陶行知、杨东莼等中共地下党员或左派进步人士奔走于香港、广州、梧州等地，穿梭于李济深、陈济棠、李宗仁等人的势力范围，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而努力。时间约从1936年2月至同年9月29日，期间最重要的事情即为“两广事变”的发生和结束。
自1931年蒋介石囚禁国民党元老、理论领袖胡汉民于汤山以来，两广就以拥护胡汉民为由，成为半独立的状态。1936年5月胡汉民去世后，蒋介石再无所顾忌，遂发布五条针对两广的建议，迫使两广地方势力铤而走险，以抗日反蒋为名出兵北上。战事甫起，中共即对两广的军事行动表示声援，而李宗仁、李济深等亦曾派钱寿康（即周恩来信中的“寿康兄”）前往陕北，面见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足见中共与地方势力联络之密切。
然而，还有更甚于此者。从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当年9月，李济深等人曾发起“中华民国抗日救国各政团各民众团体联席会议”，参与准备会的出席代表有李济深（民族革命同盟）、李任仁（广西救国会）、杜畏之（中国工党）、詹天籁（十九路军）、何思敬（全国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华南区总部）、胡南湖（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王公度（广西救国会）。其中李济深与詹天籁代表的十九路军与中共早有往来，且李氏当时的秘书宣侠父乃中共地下党员；杜畏之和何思敬皆为马克思主义者，后者于1937年前往延安担任抗日军政大学教员。再加上胡鄂公（号南湖），七人之中已经有四人与中共有或深或浅的联系，可见共产党统战工作之成功，确如周恩来所说—“年来奔走，已着显效”。
而中共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重要的成果，无疑是和张学良取得共识与和解，促成张、杨发动“西安事变”并和平解决该事件，最终促成统一战线的建立。但是从1936年12月26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到1937年8月23日统一战线正式建立，期间还有漫长而充满变数的半年多时间。这批材料中李济深分别写给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学良、杨虎城的信正是写于这个阶段，是对统一战线将成未成时期局势和人情的真实反映。在写给中共、张学良、杨虎城的信中，李济深表示“极盼示以后此（指“西安事变”）如何达到联合全国力量”；而在写给蒋介石的信中，李氏认为蒋介石“前此过分持重政策，实未足餍国人之望”，“亟盼改弦更张”。居间奔走的，仍是我们已经熟悉的胡鄂公。
此外，透过这批材料，我们亦可见出中共提倡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何以会“蔚成国论”。“目前我国所遭际之大难，非集中全国力量，不足以谋挽救”，固然是实际存在的客观原因，但国共两党不同的行动方针亦是促使地方势力和民主人士青睐统一战线的重要原因。
抗战爆发之前，蒋介石长期主张“攘外必先安内”，非惟不能团结各方，更导致了连续不断的内战，以致于“卢沟桥事变”后各方仍心存顾忌，不能竭诚合作。抗战爆发初期，李济深在致宋哲元、韩复榘、阎锡山、刘湘等地方势力的信中，皆有这么一句话——“揆之中央当局已往之措施，颟顸有不能不令吾人过虑者，即故作紧张之宣传，装腔作势以避国人之责难，暗示意于当其冲者求妥协，或诿迫于当其冲者不得不妥协，更或陷之于孤军抵抗，而结果必至于屈辱妥协”。抗战初期，韩复榘在多次击退日军后、因猜忌蒋介石意欲消耗自身力量而下令全线撤退，导致山东失守，居然不幸为李济深所言中！适足以说明地方势力对蒋介石之忌惮及对其抗日决心的怀疑。
反观中共，一方面自“九一八事变”开始就鲜明地亮出抗战的旗帜，对历次军民的抗日壮举皆表示声援和支持，另一方面，积极与地方势力、民主人士及学生联系，宣传抗战主张，争取各方同情和支持，以期达到保存有生力量、共同抗战的目的。事实证明，最后的“抗战胜利”、“民族解放”，确实端赖中共倡导建立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达成，其“推挽之功”，信“不朽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