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经济学家过去经常忧虑平等政策对市场激励机制或财政收支平衡的不利影响，但如今他们更担心的是，过分严重的不平等现象会加剧垄断行为，并拖累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
　　好消息是，我们手里不乏应对日益不平等现象的政策工具。一些政策—例如儿童早期干预、劳动力发展计划以及高等教育公共资金—都已经久经考验并且被证实有效。其他诸如财富税，则仍然存在争议，或者跟基于特定区域的政策一样，在优化设计方面还存在着极大不确定性。但也有越来越多的共识认为，一定程度的政策试验是可取且必要的。
　　然而，在此却存在一个关注度相对较低的根本性问题：这些措施到底应该解决哪种类型的不平等？以往那些解决不平等问题的政策，通常侧重于降低顶层高收入者的收入（如实施累进所得税），或着重于通过向贫困线以下家庭提供现金等方式来提高穷人收入。
　　此类政策应予以扩大，尤其是在美国这类当前工作还不到位的国家。但是，当今的不平等现象，也需要另一种着眼于中间群体在收入分配上的经济不安全感和焦虑感的方法来应对。我们的民主国家，只有通过提高中产阶级和中下阶层劳动者的经济福祉和社会地位，才能将社会冲突、本土主义和威权主义的威胁降到最低。
　　而传统不平等指标，未能较好预估民主国家经济和政治不满情绪的事实。例如在法国，极右翼运动取得了巨大成功，且社會抗议活动（所谓的黄马甲）此起彼伏。然而与其他大多数富裕民主国家不同的是，该国的不平等现象（以基尼系数或最高收入者所占份额衡量）却并未增加太多。同样，智利的街头抗议活动是在收入差距大幅收窄了近20年之后才爆发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16年的胜选并非构建于那些经济最贫穷的州之上，而是发端于那些经济发展机会和就业创造机会都落后于其他地区的州。
　　很显然，这种不满源自主要影响中间阶层收入分配的另一种不平等。问题的其中一个核心部分在于，良好稳定的就业岗位的流失（以及相对短缺）。
　　去工业化让许多制造业中心区域陷入荒废，且这一进程又因经济全球化和来自中国等国家的竞争而加速。技术变革对处于技能分布中段的职位，产生了特别不利的影响，冲击了数百万从事生产、文书和销售工作的劳动者。而工会的减少和增加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政策，进一步促进了就业的临时工化。
　　此外，另一部分并未在常规不平等衡量标准中有所反映的状况，是大部分工人阶级与精英之间日益增加的地理、社会和文化隔离。这一点在繁荣且国际化的城市中心区与落后的农村社区、小城镇和偏远城市区域之间的空间分割中，最为直接地体现了出来。专业的都市精英人群，已经与全球网络对接且具备高度流动性。而那些不幸同胞，则对那套显然既不服务也不在乎他们的经济政治制度，感到疏离和愤慨。
　　经济学家开始认识到，消除由此产生的两极分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提升经济创造良好就业机会的能力。在这方面也不乏创意。需要改革劳动力市场机制和全球贸易规则，以增强劳动者相对于其全球流动型雇主的讨价还价能力。而企业本身必须对当地社区、雇主和供应商承担更大责任。政府对创新的支持，必须被引导向明确的就业友好型技术。我们可以设想出一种全新的公私合作体制，以建立优质就业经济。
　　如果我们不准备在创建包容性经济的过程中展现出胆略和想象力，那就只能为那些业已证实的老一套灾难性理念的鼓吹者们让路。
　　本文由Project Syndicate授权《南风窗》独家刊发中文版。丹尼·罗德里克，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著有《贸易直言：对健全世界经济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