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杨昌济在英国留学时，于1911年至1912年间先后给吴稚晖写过几封信。这些信主要是围绕杨毓麟蹈海和辛亥革命胜利而展开的。
昌济毓麟，亲如兄弟
杨昌济（1871—1920），字华生；杨毓麟（1872—1911），字笃生。二者均为湖南长沙人。后者在年龄上比前者只小一岁，但在族中却小两辈，所以后者称前者为“叔祖”。辈分虽然不同，但却情同手足。他们曾在长沙城南书院同学，又都参加过戊戌时期湖南的一些变法活动。变法失败，先后赴日本留学。杨毓麟是1902年4月初抵日本，进入早稻田大学专攻政法。但他“见国势日危，欲奔走呼号以救之，不复能安心求学”①。在读书期间即参加许多革命活动，并于1906年6月加入同盟会，1907年在上海任《神州日报》总主笔。杨昌济则于1903年到日本，先后进入弘文学院和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读书。他虽然也参加过杨毓麟等人组织的拒俄运动，但不愿参加拒俄义勇队。他的理由是：“吾自度非破坏才，且志在学问，不能从军也。”② 所以一直潜心在日本读书。
1908年4月，杨毓麟当了清政府派驻欧洲留学生总监蒯光典的秘书。杨毓麟到英国后，和当时正在英国留学的章士钊一道，向蒯光典极力称赞杨昌济的道德学问，蒯于是调杨到英国继续深造。1909年春天，杨昌济来到英国进入苏格兰阿伯丁大学留学。这年冬天蒯光典因故去职，杨毓麟辞去秘书的职务也进入阿伯丁大学专攻英文。杨昌济和杨毓麟再一次同学。可是当他们在英国紧张地进行学习的时候， 1911年4月广州起义失败，七十二烈士英勇殉难。消息传到英国时，杨昌济和杨毓麟都十分悲痛，而杨毓麟尤甚。牺牲者大多是同盟会的骨干、杨毓麟的亲密战友，因此对他的刺激最大。他本来就有制造暗杀武器、导致炸药爆炸留下头痛的毛病，这时更是夜不成寐，忧伤过度，精神失常，时哭时歌。后来，他又看到英国报纸公然鼓吹瓜分中国，而清政府对帝国主义的无理要求则步步退让，于是更加愤慨不能自已，准备自杀。他托吴稚晖和石瑛将其历年积蓄130英镑中的100镑转交黄兴作为革命经费，30镑转寄其老母，以报养育之恩。8月5日，从阿伯丁乘车到利物浦投海自杀，遗体为渔夫所获。
毓麟蹈海，稚晖善后
杨毓麟自杀时，杨昌济正在德国旅游。当他得知杨毓麟的噩耗时，其遗体已经由吴稚晖主持埋葬在利物浦公共墓园。杨毓麟为何将积蓄交吴稚晖、石瑛处理，吴氏又为什么主持杨毓麟的葬礼呢？这是由他们当时在英国留学生中的地位所决定的。吴稚晖（1865—1953），名朓，字敬恒。江苏武进人。1903年7月《苏报》案爆发，吴遭通缉，逃往英国伦敦，过起了半工半读的留英生活。他乐助好施，在中国留英学生中声望颇高。1905年春，吴在伦敦与孙中山结识，同年冬加入中国同盟会，成为孙中山的忠实信徒。1907年6月他在法国巴黎创办《新世纪》，成为革命党的一大喉舌，与在日本东京出版的《民报》东西呼应，因而声名大作。1910年5月《新世纪》停刊之后，吴稚晖住在伦敦负责同盟会欧洲支部的工作。杨毓麟自杀后，吴氏是以同志身份主持其丧事的。石瑛（1879-1943），字蘅青，湖北通山县人。1904年留学欧洲，学习海军专业。次年，结识孙中山。1905年，与吴稚晖等接受孙中山指示，在英国组成同盟会欧洲支部。所以当杨昌济从德国返英并赴利物浦凭吊杨毓麟墓后，便以宗亲身份于8月14日给吴稚晖写了一封感谢信：
稚晖先生大人执事：
笃生蹈海，诚为极可悲痛之事。无穷希望，一朝顿尽，固国民之公戚，非仅友朋之私痛也。
先生高义薄云，为之经营殡葬，表扬烈士之心迹，葬仪隆重，殁有余荣。闻先生三夜不眠，昌济感激至于无地。谨以同宗之故，代表其家属先鸣谢悃。
笃生上有高堂，当不令闻此惨耗。其兄在奉天，顷已作书告之矣。笃生夫人甚贤，其儿女皆近长成，有其兄弟扶持，尚可无虑。所遗行李存阨北淀车站，收条现存敝处，但未知其钥匙之下落，容迟当为之取出寄归。
笃生临命之时，曾发一书与昌济作永诀，又有书寄其弟，属昌济为之转寄。此信先寄至阨北淀，复由阨北淀转寄德国，昌济得信稍迟。虽星夜遄归，竟未得亲送其葬，中心疚悔莫可名状。昨礼拜六、日至利物浦，同曹君亚伯凭吊其坟，日暮不得归，今日始抵伦敦。先生若有何事物欲寄与其家人，昌济可为转达。容当趋谒恭闻大教。
专此即颂
侠安！
据吴稚晖《民国前一年日记》（载九洲出版社2013年出版之《吴稚晖全集》卷十），吴氏1911年8月7日“得笃生遗书，与蘅青（石瑛）同去利物浦。夜，见笃生尸，告警署。”8月8日，“上午，裁判。下午，看坟。”8月9日，“上午，看殓。”8月13日，“往会馆借笃生照。”这就是杨昌济在信中所说的“闻先生三夜不眠”。信中提到的曹亚伯（1875—1937），原名茂瑞，字庆云，因信奉基督教，礼名亚伯。湖北兴国州（今阳新县）人。1905年加入同盟会。1906年，以官费留学英国。过新加坡时，与孙中山晤见畅谈。抵英后，初习海军，后因在英倡言革命，被清廷免去官费待遇，遂习矿冶，并任中国留学生会馆馆长。他陪同杨昌济凭吊杨毓麟墓是很自然的。据吴稚晖上述日记，杨昌济在伦敦期间曾与他见过面：8月16日，“往看杨华生。”8月18日，“华生下午来。”8月22日，“得华生书。”
代表宗亲，妥理后事
8月23日，楊昌济收到吴稚晖的信，立即复函：
奉到来示，于笃生先生殉义情形，了如指掌，感何可言。留葬英伦之说，弟二次作书与性恂皆力主之。其家人皆明白人，想不至力持旧说也。
墓碑必立，已无疑义。先生若属店主人开钱监之账，往索取之，渠当照付。弟顷作书与之，将笃生先生苦学致疾，感愤时事，蹈海自沉情节告之，并以丧葬之费约五十七八镑，请其由公开销。渠得此，尽可以作报告矣。钱接公使馆转来奉天民政使张来电询问此事，盖性恂已知此消息矣。弟未发电与之，因葬事已妥，无庸过急也。何日立碑，弟当陪往。 信中提到的“性恂”即杨德麟（1870—1913）之字，为杨毓麟之兄。时在奉天办《自治旬报》。信中所谓“旧说”，指按照中国传统观念，死后遗体要归葬故土。而杨氏表明，他两次给杨德麟的信，都是力主“留葬英伦”。据吴稚晖《民国前一年日记》，1911年10月2日，“杨华生来。得性恂书。”杨德麟回信表示同意留葬英国，并说：“如中国有重见天日之时，则烈士英灵自当随怒潮东返；不然，则大陆沉沉，猿鹤虫沙，生者且不知死所，归骨又奚为乎？” ③杨信中所说的钱监指钱文选（1874—1957），字士青，安徽广德县人。宣统元年（1909）任学部留学生襄校监试官，二年改任驻英留学生监督。钱氏当时嫌杨毓麟的墓碑费用过高拒绝开销，经过杨昌济做工作，还是报销了。所以吴稚晖《民国前一年日记》1911年10月28日日记：“华生君来言：钱款付出。”“奉天民政使张”，指张作霖，时任奉天民政使。因为杨德麟在他手下工作，所以打电报给中国驻英公使馆询问杨毓麟逝世情况。
1912年3月22日，杨昌济致信已经回国的吴稚晖云：
笃生先生墓碑已成，闻骆君已寄其照片前来，想已收到。现在大局粗定，百事维新，需才正亟。如此品学兼优、热诚爱国之士，正为社会国家所倚赖，乃超然长往，良可痛惜。《诗》云：“如可赎兮，人百其身。”检阅遗书，不觉陨涕。顷将其诗稿寄至行严兄处，以供先生印行之资。尚乞酌夺。石君衡青处并乞致意。
信中所说的“大局粗定”，指辛亥革命成功。这封信还表明，杨昌济按照吴稚晖等人的愿望，将他所保存的杨毓麟诗稿8篇加以整理。他还写了一篇《蹈海烈士杨君守仁事略》，简要而准确地记述了杨毓麟的生平和思想，与诗一起寄章士钊。这些诗和杨氏所写《事略》于1914年发表在章士钊主编的《甲寅》杂志第一卷第三、四号。
武昌起义 ，力助舆论
杨毓麟殉国后两个多月，武昌起义成功，杨昌济一方面为杨毓麟未见革命胜利而痛惜，另一方面则为辛亥革命的胜利而热烈欢呼。1911年10月21日杨昌济写信致吴稚晖，谈他对革命的感想：
奉来示并读致行、弱两君书，仰见爱国至诚，远谋硕画，欣慰之至。读今日报，知国民军已获胜利。萨镇冰水师战斗不力，想是意存观望。袁氏要求明年开国会，内阁纯用汉人，已经允诺。然已晚矣。弟在此亦无可为计，惟与行兄商议多发几个电报而已，有相知者告以弟之所见，冀可以少助舆论之势力。
弟固以先生所论求学百人之一自命者，于政治运动未暇多有所助。先生济时之杰，当此吃紧关头，必能大有所布置。惟贵体恐不宜过劳，尚望为国珍摄自爱，为祷。
“行、弱两君”，“行”指章士钊（1881—1973），字行严，湖南长沙人。时在英国阿伯丁大学读书。“弱”指吴弱南（1886—1973），安徽省庐江县人，章士钊妻。“国民军已获胜利”，指1911年10月10 日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成功。据吴稚晖《民国前一年日记》1911年10月13日，“得革命消息（实昨日晚报已有）。”“萨镇冰水师战斗不力”， 萨镇冰（1859—1952），1877年赴英国学习海军。1909年被委为筹备海军大臣和海军提督。武昌起义后，清廷急调当时在上海的萨镇冰率海军主力舰只西进，配合清军反攻。10月17日，萨镇冰在楚有号军舰望台上，用望远镜观看革命军与清军在汉口铁路线附近的交战。革命军前仆后继的牺牲精神，附近工人农民冒着枪林弹雨，手执劳动工具，帮助革命军追杀逃敌的情景，让萨镇冰大为惊讶。他对身旁的“楚有号”舰长说：“吾辈自服务军界以来，从未见过如此壮烈的场面，足见清廷失去民心久矣。”他统率的军舰基本处于观战状态，并未积极炮击武汉三镇，迫不得已开炮时也故意打偏。所以杨昌济说他“意存观望”。袁氏，指袁世凯。武昌起义后，1911年10月14日，清廷起用已罢黜两年有余的袁世凯为湖广总督，袁世凯提了六项条件：第一，明年召开国会，第二组织责任内阁，第三开放党禁，第四，宽容革命党，第五，授以指挥前方军事的全权，第六，保证粮草的充分供给。信中说“弟在此亦无可为计，惟与行兄（章士钊）商议多发几个电报而已”，这段话实际涉及到长期被淹没的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即在武昌起义爆发之后，国际舆论议论纷纷，有同情者，有反对者，也有持中立态度者，于是杨昌济便与章士钊商量，选择那些比较倾向革命的外国舆论翻译寄至于右任主持的《民立报》刊登。对此事，章士钊后来也有回忆：“武汉起义之明日，英伦新闻界中，异议稍起，莫礼逊于克强（黄兴）尤多微词。愚审外邦舆论之力，可左右吾党之大事也。即择其议之袒己者，通电《民立报》，以安吾军心，主旨即在证明革命不足召瓜分之理。自后一日一电，或一日数电，如是者月余，愚发伦敦之电始休。”章氏此论，除了没有讲此事的起始是与杨昌济商议的结果之外，其余都是符合事实的。白吉庵在《章士钊传》中曾引多条《民立报》上当时所刊来自英国阨北淀特电。对于此事，当时《民立报》主编于右任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的一次讲演中也提到：“当时《民立报》驻英国的记者就是章行严先生。辛亥革命时，章先生首先打一个电报回来说，英国舆论主张对中国内政不加干涉。当时在国内革命进展上有极大有影响。” ④这个功劳是应该记在杨昌济和章士钊两个人身上的。所谓“先生所论求学百人”是说吴稚晖主张要有一批潜心做学问的书呆子，这一主張很符合杨昌济“自度非破坏才，且志在学问”的一贯主张，所以他在欢呼辛亥革命的同时，又为“于政治运动未暇多有所助”而自谦。
注释：
①《杨昌济集》，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8页。
②李肖聃：《杨怀中先生遗事》，《杨昌济集》，第1269页。
③《杨昌济集》，第642—643页。
④转引自白吉庵《章士钊传》，作家出版社2004年版，第60—61页。
昌济毓麟，亲如兄弟
杨昌济（1871—1920），字华生；杨毓麟（1872—1911），字笃生。二者均为湖南长沙人。后者在年龄上比前者只小一岁，但在族中却小两辈，所以后者称前者为“叔祖”。辈分虽然不同，但却情同手足。他们曾在长沙城南书院同学，又都参加过戊戌时期湖南的一些变法活动。变法失败，先后赴日本留学。杨毓麟是1902年4月初抵日本，进入早稻田大学专攻政法。但他“见国势日危，欲奔走呼号以救之，不复能安心求学”①。在读书期间即参加许多革命活动，并于1906年6月加入同盟会，1907年在上海任《神州日报》总主笔。杨昌济则于1903年到日本，先后进入弘文学院和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读书。他虽然也参加过杨毓麟等人组织的拒俄运动，但不愿参加拒俄义勇队。他的理由是：“吾自度非破坏才，且志在学问，不能从军也。”② 所以一直潜心在日本读书。
1908年4月，杨毓麟当了清政府派驻欧洲留学生总监蒯光典的秘书。杨毓麟到英国后，和当时正在英国留学的章士钊一道，向蒯光典极力称赞杨昌济的道德学问，蒯于是调杨到英国继续深造。1909年春天，杨昌济来到英国进入苏格兰阿伯丁大学留学。这年冬天蒯光典因故去职，杨毓麟辞去秘书的职务也进入阿伯丁大学专攻英文。杨昌济和杨毓麟再一次同学。可是当他们在英国紧张地进行学习的时候， 1911年4月广州起义失败，七十二烈士英勇殉难。消息传到英国时，杨昌济和杨毓麟都十分悲痛，而杨毓麟尤甚。牺牲者大多是同盟会的骨干、杨毓麟的亲密战友，因此对他的刺激最大。他本来就有制造暗杀武器、导致炸药爆炸留下头痛的毛病，这时更是夜不成寐，忧伤过度，精神失常，时哭时歌。后来，他又看到英国报纸公然鼓吹瓜分中国，而清政府对帝国主义的无理要求则步步退让，于是更加愤慨不能自已，准备自杀。他托吴稚晖和石瑛将其历年积蓄130英镑中的100镑转交黄兴作为革命经费，30镑转寄其老母，以报养育之恩。8月5日，从阿伯丁乘车到利物浦投海自杀，遗体为渔夫所获。
毓麟蹈海，稚晖善后
杨毓麟自杀时，杨昌济正在德国旅游。当他得知杨毓麟的噩耗时，其遗体已经由吴稚晖主持埋葬在利物浦公共墓园。杨毓麟为何将积蓄交吴稚晖、石瑛处理，吴氏又为什么主持杨毓麟的葬礼呢？这是由他们当时在英国留学生中的地位所决定的。吴稚晖（1865—1953），名朓，字敬恒。江苏武进人。1903年7月《苏报》案爆发，吴遭通缉，逃往英国伦敦，过起了半工半读的留英生活。他乐助好施，在中国留英学生中声望颇高。1905年春，吴在伦敦与孙中山结识，同年冬加入中国同盟会，成为孙中山的忠实信徒。1907年6月他在法国巴黎创办《新世纪》，成为革命党的一大喉舌，与在日本东京出版的《民报》东西呼应，因而声名大作。1910年5月《新世纪》停刊之后，吴稚晖住在伦敦负责同盟会欧洲支部的工作。杨毓麟自杀后，吴氏是以同志身份主持其丧事的。石瑛（1879-1943），字蘅青，湖北通山县人。1904年留学欧洲，学习海军专业。次年，结识孙中山。1905年，与吴稚晖等接受孙中山指示，在英国组成同盟会欧洲支部。所以当杨昌济从德国返英并赴利物浦凭吊杨毓麟墓后，便以宗亲身份于8月14日给吴稚晖写了一封感谢信：
稚晖先生大人执事：
笃生蹈海，诚为极可悲痛之事。无穷希望，一朝顿尽，固国民之公戚，非仅友朋之私痛也。
先生高义薄云，为之经营殡葬，表扬烈士之心迹，葬仪隆重，殁有余荣。闻先生三夜不眠，昌济感激至于无地。谨以同宗之故，代表其家属先鸣谢悃。
笃生上有高堂，当不令闻此惨耗。其兄在奉天，顷已作书告之矣。笃生夫人甚贤，其儿女皆近长成，有其兄弟扶持，尚可无虑。所遗行李存阨北淀车站，收条现存敝处，但未知其钥匙之下落，容迟当为之取出寄归。
笃生临命之时，曾发一书与昌济作永诀，又有书寄其弟，属昌济为之转寄。此信先寄至阨北淀，复由阨北淀转寄德国，昌济得信稍迟。虽星夜遄归，竟未得亲送其葬，中心疚悔莫可名状。昨礼拜六、日至利物浦，同曹君亚伯凭吊其坟，日暮不得归，今日始抵伦敦。先生若有何事物欲寄与其家人，昌济可为转达。容当趋谒恭闻大教。
专此即颂
侠安！
据吴稚晖《民国前一年日记》（载九洲出版社2013年出版之《吴稚晖全集》卷十），吴氏1911年8月7日“得笃生遗书，与蘅青（石瑛）同去利物浦。夜，见笃生尸，告警署。”8月8日，“上午，裁判。下午，看坟。”8月9日，“上午，看殓。”8月13日，“往会馆借笃生照。”这就是杨昌济在信中所说的“闻先生三夜不眠”。信中提到的曹亚伯（1875—1937），原名茂瑞，字庆云，因信奉基督教，礼名亚伯。湖北兴国州（今阳新县）人。1905年加入同盟会。1906年，以官费留学英国。过新加坡时，与孙中山晤见畅谈。抵英后，初习海军，后因在英倡言革命，被清廷免去官费待遇，遂习矿冶，并任中国留学生会馆馆长。他陪同杨昌济凭吊杨毓麟墓是很自然的。据吴稚晖上述日记，杨昌济在伦敦期间曾与他见过面：8月16日，“往看杨华生。”8月18日，“华生下午来。”8月22日，“得华生书。”
代表宗亲，妥理后事
8月23日，楊昌济收到吴稚晖的信，立即复函：
奉到来示，于笃生先生殉义情形，了如指掌，感何可言。留葬英伦之说，弟二次作书与性恂皆力主之。其家人皆明白人，想不至力持旧说也。
墓碑必立，已无疑义。先生若属店主人开钱监之账，往索取之，渠当照付。弟顷作书与之，将笃生先生苦学致疾，感愤时事，蹈海自沉情节告之，并以丧葬之费约五十七八镑，请其由公开销。渠得此，尽可以作报告矣。钱接公使馆转来奉天民政使张来电询问此事，盖性恂已知此消息矣。弟未发电与之，因葬事已妥，无庸过急也。何日立碑，弟当陪往。 信中提到的“性恂”即杨德麟（1870—1913）之字，为杨毓麟之兄。时在奉天办《自治旬报》。信中所谓“旧说”，指按照中国传统观念，死后遗体要归葬故土。而杨氏表明，他两次给杨德麟的信，都是力主“留葬英伦”。据吴稚晖《民国前一年日记》，1911年10月2日，“杨华生来。得性恂书。”杨德麟回信表示同意留葬英国，并说：“如中国有重见天日之时，则烈士英灵自当随怒潮东返；不然，则大陆沉沉，猿鹤虫沙，生者且不知死所，归骨又奚为乎？” ③杨信中所说的钱监指钱文选（1874—1957），字士青，安徽广德县人。宣统元年（1909）任学部留学生襄校监试官，二年改任驻英留学生监督。钱氏当时嫌杨毓麟的墓碑费用过高拒绝开销，经过杨昌济做工作，还是报销了。所以吴稚晖《民国前一年日记》1911年10月28日日记：“华生君来言：钱款付出。”“奉天民政使张”，指张作霖，时任奉天民政使。因为杨德麟在他手下工作，所以打电报给中国驻英公使馆询问杨毓麟逝世情况。
1912年3月22日，杨昌济致信已经回国的吴稚晖云：
笃生先生墓碑已成，闻骆君已寄其照片前来，想已收到。现在大局粗定，百事维新，需才正亟。如此品学兼优、热诚爱国之士，正为社会国家所倚赖，乃超然长往，良可痛惜。《诗》云：“如可赎兮，人百其身。”检阅遗书，不觉陨涕。顷将其诗稿寄至行严兄处，以供先生印行之资。尚乞酌夺。石君衡青处并乞致意。
信中所说的“大局粗定”，指辛亥革命成功。这封信还表明，杨昌济按照吴稚晖等人的愿望，将他所保存的杨毓麟诗稿8篇加以整理。他还写了一篇《蹈海烈士杨君守仁事略》，简要而准确地记述了杨毓麟的生平和思想，与诗一起寄章士钊。这些诗和杨氏所写《事略》于1914年发表在章士钊主编的《甲寅》杂志第一卷第三、四号。
武昌起义 ，力助舆论
杨毓麟殉国后两个多月，武昌起义成功，杨昌济一方面为杨毓麟未见革命胜利而痛惜，另一方面则为辛亥革命的胜利而热烈欢呼。1911年10月21日杨昌济写信致吴稚晖，谈他对革命的感想：
奉来示并读致行、弱两君书，仰见爱国至诚，远谋硕画，欣慰之至。读今日报，知国民军已获胜利。萨镇冰水师战斗不力，想是意存观望。袁氏要求明年开国会，内阁纯用汉人，已经允诺。然已晚矣。弟在此亦无可为计，惟与行兄商议多发几个电报而已，有相知者告以弟之所见，冀可以少助舆论之势力。
弟固以先生所论求学百人之一自命者，于政治运动未暇多有所助。先生济时之杰，当此吃紧关头，必能大有所布置。惟贵体恐不宜过劳，尚望为国珍摄自爱，为祷。
“行、弱两君”，“行”指章士钊（1881—1973），字行严，湖南长沙人。时在英国阿伯丁大学读书。“弱”指吴弱南（1886—1973），安徽省庐江县人，章士钊妻。“国民军已获胜利”，指1911年10月10 日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成功。据吴稚晖《民国前一年日记》1911年10月13日，“得革命消息（实昨日晚报已有）。”“萨镇冰水师战斗不力”， 萨镇冰（1859—1952），1877年赴英国学习海军。1909年被委为筹备海军大臣和海军提督。武昌起义后，清廷急调当时在上海的萨镇冰率海军主力舰只西进，配合清军反攻。10月17日，萨镇冰在楚有号军舰望台上，用望远镜观看革命军与清军在汉口铁路线附近的交战。革命军前仆后继的牺牲精神，附近工人农民冒着枪林弹雨，手执劳动工具，帮助革命军追杀逃敌的情景，让萨镇冰大为惊讶。他对身旁的“楚有号”舰长说：“吾辈自服务军界以来，从未见过如此壮烈的场面，足见清廷失去民心久矣。”他统率的军舰基本处于观战状态，并未积极炮击武汉三镇，迫不得已开炮时也故意打偏。所以杨昌济说他“意存观望”。袁氏，指袁世凯。武昌起义后，1911年10月14日，清廷起用已罢黜两年有余的袁世凯为湖广总督，袁世凯提了六项条件：第一，明年召开国会，第二组织责任内阁，第三开放党禁，第四，宽容革命党，第五，授以指挥前方军事的全权，第六，保证粮草的充分供给。信中说“弟在此亦无可为计，惟与行兄（章士钊）商议多发几个电报而已”，这段话实际涉及到长期被淹没的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即在武昌起义爆发之后，国际舆论议论纷纷，有同情者，有反对者，也有持中立态度者，于是杨昌济便与章士钊商量，选择那些比较倾向革命的外国舆论翻译寄至于右任主持的《民立报》刊登。对此事，章士钊后来也有回忆：“武汉起义之明日，英伦新闻界中，异议稍起，莫礼逊于克强（黄兴）尤多微词。愚审外邦舆论之力，可左右吾党之大事也。即择其议之袒己者，通电《民立报》，以安吾军心，主旨即在证明革命不足召瓜分之理。自后一日一电，或一日数电，如是者月余，愚发伦敦之电始休。”章氏此论，除了没有讲此事的起始是与杨昌济商议的结果之外，其余都是符合事实的。白吉庵在《章士钊传》中曾引多条《民立报》上当时所刊来自英国阨北淀特电。对于此事，当时《民立报》主编于右任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的一次讲演中也提到：“当时《民立报》驻英国的记者就是章行严先生。辛亥革命时，章先生首先打一个电报回来说，英国舆论主张对中国内政不加干涉。当时在国内革命进展上有极大有影响。” ④这个功劳是应该记在杨昌济和章士钊两个人身上的。所谓“先生所论求学百人”是说吴稚晖主张要有一批潜心做学问的书呆子，这一主張很符合杨昌济“自度非破坏才，且志在学问”的一贯主张，所以他在欢呼辛亥革命的同时，又为“于政治运动未暇多有所助”而自谦。
注释：
①《杨昌济集》，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8页。
②李肖聃：《杨怀中先生遗事》，《杨昌济集》，第1269页。
③《杨昌济集》，第642—643页。
④转引自白吉庵《章士钊传》，作家出版社2004年版，第60—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