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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夏季某日,时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任教的我,偶随一同事造访潘世兹先生。他是外文系退休教授,时年八十有二,两个儿子和老妻都去了美国,平时由小保姆照料生活。他与那位同事相熟,可能知道其住家方位,送出门时问我住在哪里,我答近万体馆。他说:“你乘校车回家要走衡山路,经过湖南路,能不能麻烦你为我代领工资送来?每个月一次,这样就不用外文系派人送了。”我自然一口应允。
除了每月送一趟工资,我偶尔也登门看望。不久,我发现两张单人沙发后面的墙上悬挂两只镜框,细看竟是美国白宫的公笺!潘世兹见我好奇,笑道:“这是里根和布什给我的回信。”
原来,潘世兹的父亲潘宗周,上世纪30年代由商而官,喜好搜罗古籍珍本,宅第“宝礼堂”即以藏书著名,包括宋刊111种、元刊6种,计1088册。1939年,潘世兹获剑桥大学历史学硕士,回沪执教于圣约翰大学,历任历史政治系主任、教务长和代理校长。日寇侵华期间,他深恐家传藏书落入敌手,设法运去香港存入银行保险库。1952年,他主动将这批古籍运回上海,捐赠北京图书馆收藏,获政务院文化部嘉奖。1986年,他将潘宗周生前汇编、出版家张元济纂订并作序的《宝礼堂宋本书录》译成英文,又以英文写下介绍这些古籍来龙去脉及其文化价值的长文,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学报发表,随后将书目和长文寄赠美国总统里根、副总统布什及美、英文化界友人。不久,里根和布什相继覆函,前者表示“我们将永远珍视你所赠送的古籍目录,以此作为对你友情的回忆”;后者則说“这套书目将给我的图书馆增添光彩”。我觉得这是体现中美文化交流的新闻,因老人离群索居而罕为人知,便撰写了一则约四百字消息,《解放日报》11月24日以《潘世兹教授赠古籍目录 里根布什来鸿表示谢意》为题刊出。
有次闲聊时,潘世兹透露他在翻译《三字经》,并说:“尽管这本启蒙读物有局限性,但要了解千百年来中国社会的基本道德观念,它是一本不可不读的书。”他的译法颇具首创性,是对原文进行字译、句译和意译,力求使不知《三字经》背景和典故的外国读者也能阅读并理解。1989年10月,这本中英双语《三字经》由新加坡教育出版社付梓。此前,李光耀总理致函潘世兹索要一份书稿,读后称道不已,指定为该国小学生必读书。后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之选入向各国推荐的“儿童道德丛书”。我收下潘世兹的签赠书后,写了英译《三字经》出版的新闻稿,送《联合时报》刊登后,被《新民晚报》《报刊文摘》及外地文摘报转载。
除了每月送一趟工资,我偶尔也登门看望。不久,我发现两张单人沙发后面的墙上悬挂两只镜框,细看竟是美国白宫的公笺!潘世兹见我好奇,笑道:“这是里根和布什给我的回信。”
原来,潘世兹的父亲潘宗周,上世纪30年代由商而官,喜好搜罗古籍珍本,宅第“宝礼堂”即以藏书著名,包括宋刊111种、元刊6种,计1088册。1939年,潘世兹获剑桥大学历史学硕士,回沪执教于圣约翰大学,历任历史政治系主任、教务长和代理校长。日寇侵华期间,他深恐家传藏书落入敌手,设法运去香港存入银行保险库。1952年,他主动将这批古籍运回上海,捐赠北京图书馆收藏,获政务院文化部嘉奖。1986年,他将潘宗周生前汇编、出版家张元济纂订并作序的《宝礼堂宋本书录》译成英文,又以英文写下介绍这些古籍来龙去脉及其文化价值的长文,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学报发表,随后将书目和长文寄赠美国总统里根、副总统布什及美、英文化界友人。不久,里根和布什相继覆函,前者表示“我们将永远珍视你所赠送的古籍目录,以此作为对你友情的回忆”;后者則说“这套书目将给我的图书馆增添光彩”。我觉得这是体现中美文化交流的新闻,因老人离群索居而罕为人知,便撰写了一则约四百字消息,《解放日报》11月24日以《潘世兹教授赠古籍目录 里根布什来鸿表示谢意》为题刊出。
有次闲聊时,潘世兹透露他在翻译《三字经》,并说:“尽管这本启蒙读物有局限性,但要了解千百年来中国社会的基本道德观念,它是一本不可不读的书。”他的译法颇具首创性,是对原文进行字译、句译和意译,力求使不知《三字经》背景和典故的外国读者也能阅读并理解。1989年10月,这本中英双语《三字经》由新加坡教育出版社付梓。此前,李光耀总理致函潘世兹索要一份书稿,读后称道不已,指定为该国小学生必读书。后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之选入向各国推荐的“儿童道德丛书”。我收下潘世兹的签赠书后,写了英译《三字经》出版的新闻稿,送《联合时报》刊登后,被《新民晚报》《报刊文摘》及外地文摘报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