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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古典主义到现代主义——西方音乐文化与秩序的形而上学》一书出自美国深通音乐的人文学者布里安·K·艾特博士之手。这位生活在20世纪后半叶的美国学者有着这一时期典型英美音乐学者的学术特征。
【关键词】布里安·K·艾特；西方音乐
【中图分类号】J60 【文献标识码】A
如果说19世纪侧重于从宏观角度探讨音乐的价值与审美的德国学术系统是研究音乐学的重镇的话，20世纪前后崛起的英美实证传统和分析哲学凭藉对音乐的形式技术分析和历史实证研究，占据了这一时期音乐学研究的半壁江山。在20世纪上半叶形成了德国哲学思辨传统与英美实证分析分庭抗礼的局面。阿瑟·门德尔（Arthur Mendel）曾在他著名的论文“例证与解释”（Evidence and Explanation）中说：“除了着迷于确定的事实，以及事实之间的联系，我们还对音乐作品本身感兴趣——那是独立的结构，愉悦的对象。”对音乐作品文本和收集到的资料的展示而非历史性的解读——更谈不上审美价值的阐释和评判——被视为20世纪上半叶最突出的成就。然而这种缺乏音乐史与文化史、社会史以及思想史之间互动的研究路数很快就遭到了质疑。约瑟夫·科尔曼和利奥·特莱特勒都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对实证主义音乐学发起了抨击。尽管前者的起始点是批评，后者的出发点是历史，但最终矛头都指向将理解、欣赏、历史以及批评悬置起来的实证主义音乐学。
在科尔曼和特莱特勒的感召下，20世纪后半叶的英美音乐学越来越关注音乐的文化历史和审美价值层面。与德国传统音乐学研究者不同，这一时期的英美音乐学者相比德国传统音乐学者来说，大多具有深厚的音乐修养。如《音乐作品的想象博物馆》的作者莉迪娅·戈尔和《古典风格》的作者查尔斯·罗森。本书的作者艾特博士就是这样一位精通音乐的人文学者。他既有丰富的乐队演奏和指挥经验，又有广博深厚的人文素养。在本书中，艾特把西方音乐本体论的研究放置在哲学与历史学、文学、社会学层面进行，同时又以强烈的批判精神，对20世纪初崛起的先锋音乐以及后现代思潮展开讨论。
《从古典主义到现代主义》除去前言与导言以外共分为两大部分。其一是“古典主义音乐文化”，其二是“现代主义音乐文化”。第一部分（前四章）主要探讨西方古典音樂文化的形而上秩序；第二部分（后四章）则着力于勋伯格开启的先锋文化观念。尽管这两部分的划分有着令人不安的简单化之嫌，但在作者的论述中，这两部分并非分而治之，“文化”与“秩序”是始终贯穿二者的深层线索。
一、缘起：音乐厅中的尴尬
作者直言20世纪初，西方音乐文化不可挽回地走向两极化。一方是保守的古典音乐，另一方是创新的先锋音乐。音乐厅演奏曲目依旧是经典作品，这些作品不曾衰败，但也很少更新。学界对先锋音乐的探寻尽管热火朝天，但圈子之外的人却对此熟视无睹。不仅如此，新音乐也未对经典作品产生应有的影响。
是什么原因导致音乐上传统与创新之间的决然分裂？作者认为实质在于现代所指的创造性是对传统的拒斥。但如果仅仅将这种“拒斥”理解为有关于趣味的争端，在作者看来是被简单化了。这类争端是隐藏在艺术和文化面具之下的关乎形而上学的问题。谈到新音乐，不可绕过的大人物就是特奥多·阿多诺（Th.W.Adorno，1903-1969）。在阿多诺看来新音乐揭示了现代社会的根本特质——无所不包的孤独感。但作者却更赞同阿多诺的另一观点：现代音乐表现了无所不在的，人的自我异化。对于音乐的传统与创新，作者以一种保守的姿态站在阿多诺的对立面，他认为：“阿多诺的解释并不足以对先锋音乐的形而上学层面或道德层面构成有效性，然而却为历史层面的探寻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背景。”阿多诺试图把音乐主体纳入到一个更为宏大的文化总体视野中的观念得到了作者的绝对赞赏。
由现代音乐厅演奏曲目的尴尬引发的问题，不仅是本著作所要解决的表象问题，更交代了作者的研究策略：历史维度和哲学观念的力量，是贯穿整本著作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方法论前提。
二、分裂：秩序的建立与反抗
作者认为现代对传统的拒斥主要表现在对古典主义建立起来的秩序的反抗之中。古典主义所建立的目的性秩序的建构与西方世界的底层观念——即充分消化了希腊罗马文化的世俗基督教观念“范式”存在着非同一般的关系。这种关系在作者的论证中并非只浮于空泛的、象征化的表层，而是体现在如调性体系的建构、和声与善的性质、时间观念、悲剧性叙事原则甚至灵知主义等多方面。
在此仅以调性体系的建构为例。对19世纪末调性瓦解的记述大多与音乐演变有关。生物进化论的观点把调性想像成基因，是成长与衰败的有机过程。这是一种自然主义的解释，另一种历史主义的观念则认为调性听觉是某种特定文化历史的特定产物。肖龙（Alexander Choron1771-1834）认为每个年代的指导精神都是以音乐材料的客观趋势来表明自身的存在，因而才会出现“古代调性”与“现代调性”的划分。费蒂斯（Francois-Joseph Fetis 1784-1871）指出调性是形而上学原则，并非音乐的内在构造或形式属性的现实，而是人类意识的现实，这种现实把某种认识组织——一套动态倾向施加在音乐材料上。艾特博士从具体的调性音乐创作出发，又对古典哲学中的形而上观念与调性和声体系中的目的论秩序深入探讨。作者力图将自然主义与历史主义相统一，他认为：我们可以把调性体系的历史进程理解为西方文明中的人类听觉系统的发展进程——即调性知觉的建立、丰富乃至最终走向衰落和瓦解，而这一进程是与西方古典形而上学所表述的伦理秩序的盛衰有着深层的同构性。可以说，作者对西方音乐的古典哲学层面上的形而上观念与调性和声体系中的目的论秩序的深入探讨，是一个并不多见但却不无道理的哲学视角。
三、评价与反思
本书标题采用“古典主义”与“现代主义”，似乎有意避免精确的年代意义。尽管艾特博士所指的古典音乐的确包括了音乐史上巴洛克、古典和19世纪浪漫主义时期；现代音乐也的确是指20世纪以来的新音乐。但“古典主义”与“现代主义”却更倾向于一种观念的一致性：前者具有“共性创作”特征，而后者则在于对“共性”最大程度的偏离。“主义”二字消解了古典和现代二分法令人不安的简单化之嫌，也交代了作者关注的核心：并非从编年的角度，而是从形而上的意识形态视角考察新音乐反传统的革命性精神。 基于此，作者将具体音乐现象与历史人文乃至意识形态紧密缠绕。例如，作者认为调性体系构成了音乐的叙述性，时间性叙述在不同类型的作品中有不同的体现。作者分别从不同时期的歌剧、艺术歌曲和交响乐中选取大量作品进行研究，认为“由于19世纪中叶古典调性体系开始瓦解，站在18世纪角度看，歌剧中的理想性因素已慢慢趋于衰微，歌剧的叙述性依然体现于时间秩序中，而然理想性已远离歌剧内在的目的性秩序。19世纪浪漫主义歌剧既不拥有哈姆雷特或哀格蒙特式的英雄主义，也不具有俄狄浦斯式的伦理罪责或因个性缺陷带来的悲剧性。”
本书译者李晓冬博士的译者后记副标题“当我们谈论音乐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恰当地回应了艾特博士给我们的启示——当我们在谈论音乐的时候，我们似乎总在间接地谈论着比音乐自身更为广大的、深远的某类事物。在音乐文化发展的历程中，不可缺席的除了音乐本身，还有形而上学观念。
诚然，作者在论述的过程中常常显露出其略显保守的姿態——他遵循传统形而上学观念对先锋音乐提出批判，认为现代音乐只有回到经典中去才能寻找到出路。例如作者在“现代的时间观念”（《从古典主义到现代主义》第86-91页）中说：“排除一切前提的新和未来性，既排除了与循环时间象征的可测度和谐观念之间的联系，又与柏拉图主义普遍而内在的宇宙秩序所象征的至善观念割裂开来”；又如作者在“重审观念论音乐美学”（《从古典主义到现代主义》第110-117页）中多次提到“理想美”、“理想型的美”，并认为：“如果我们对观念论美学的历史重要性有所认识，就可以在某种角度把调性音乐的发展理解为理想美的一系列顺序性叙述，而不只是一连串音乐历史空间的旅程。”
笔者认为，本著作并非旨在对古典音乐和现代音乐的优劣作出判断，而作者以其深厚的哲学、文学、音乐学底蕴深入到古典音乐和现代音乐背后的观念层面，既对具体作品以音乐学式的案例分析，又辅以文学、哲学例证，从而切入许多西方音乐的根本问题才是真正值得人们所珍视的。
注释：
①《从古典主义到现代主义——西方音乐文化与秩序的形而上学》，布里安·K·艾特[美]著，李晓冬译，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2年第一版。另：本书原著写作年份在中译本中并没有交代，笔者就此事与译者李晓冬博士交流，李晓冬博士经查阅此书版权页后告知或许应是1988年左右作品。
②布里安·K·艾特（Brian K.Etter 1954-2005），美国精通音乐的人文学者。他一生致力于人文学科的研究，还做过专职音乐家，精通音乐理论且具备丰富的演奏经验。
③转引自：《沉思音乐——挑战音乐学》 约瑟夫·科尔曼著 朱丹丹，汤亚汀译 人民音乐出版社 2008年第一版，第21页
④约瑟夫·科尔曼（Joseph Kerman，1924-），美国著名音乐学者，新音乐学先驱之一，著有《作为戏剧的歌剧》（Opera as Drama，1956），短文《美国音乐学概况》（A Profile for American Musicology，1965）等。他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对英美音乐学研究偏重实证主义的传统进行反思、批判，提出应当将历史、文本的考证与审美意识及批评结合起来，以批评作为音乐学研究的取向。
⑤利奥·特莱特勒（Leo Treitler，1931-）当代著名德裔美国音乐学家，主要研究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对20世纪音乐学研究，他坚持以历史的原理为出发点。
⑥从19世纪的谢林、康德、叔本华到20世纪的阿多诺的研究中，尽管音乐始终占据重要的研究地位，但却都是从哲学的思辨中触及音乐问题。
⑦《从古典主义到现代主义——西方音乐文化与秩序的形而上学》，布里安·K·艾特【美】著 李晓冬译，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2年第1版，第2页。
⑧特奥多·阿多诺（Th.W.Adorno，1903-1969）著有《新音乐的哲学》、《音乐社会学导论》等著作，将深层的哲学反思同音乐作品实体的具体审美经验相结合，从中揭示音乐艺术的本质。在这个过程中，贯穿着一种强烈的历史感。阿多诺探讨的对象是西方的新音乐，通过对勋伯格和斯特拉文斯基的对比，他以一种否定之否定的观念维护新音乐。
⑨同6，第3页
⑩同6，第3-10页： 阿多诺竭力捍卫现代音乐的创造。他将古典主义音乐视为装模作样，故作伤感的“媚俗”。他的虚无主义源自现代世界道德的崩溃，这种崩溃导致柏拉图式的理念的善成为非存在。所以，在阿多诺看来，音乐的任务就成为对这种形而上虚无主义的揭示，它是对所有至善理念的替代。
同6，第3页
《剑桥西方音乐理论发展史》，托马斯·克里斯坦森编 任达敏译，上海音乐出版社，2011年第一版 第706页
同上。
同6，第125页。
同6，第321页。
作者简介：杜鹃，上海音乐学院2015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音乐美学。
导师：杨燕迪
【关键词】布里安·K·艾特；西方音乐
【中图分类号】J60 【文献标识码】A
如果说19世纪侧重于从宏观角度探讨音乐的价值与审美的德国学术系统是研究音乐学的重镇的话，20世纪前后崛起的英美实证传统和分析哲学凭藉对音乐的形式技术分析和历史实证研究，占据了这一时期音乐学研究的半壁江山。在20世纪上半叶形成了德国哲学思辨传统与英美实证分析分庭抗礼的局面。阿瑟·门德尔（Arthur Mendel）曾在他著名的论文“例证与解释”（Evidence and Explanation）中说：“除了着迷于确定的事实，以及事实之间的联系，我们还对音乐作品本身感兴趣——那是独立的结构，愉悦的对象。”对音乐作品文本和收集到的资料的展示而非历史性的解读——更谈不上审美价值的阐释和评判——被视为20世纪上半叶最突出的成就。然而这种缺乏音乐史与文化史、社会史以及思想史之间互动的研究路数很快就遭到了质疑。约瑟夫·科尔曼和利奥·特莱特勒都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对实证主义音乐学发起了抨击。尽管前者的起始点是批评，后者的出发点是历史，但最终矛头都指向将理解、欣赏、历史以及批评悬置起来的实证主义音乐学。
在科尔曼和特莱特勒的感召下，20世纪后半叶的英美音乐学越来越关注音乐的文化历史和审美价值层面。与德国传统音乐学研究者不同，这一时期的英美音乐学者相比德国传统音乐学者来说，大多具有深厚的音乐修养。如《音乐作品的想象博物馆》的作者莉迪娅·戈尔和《古典风格》的作者查尔斯·罗森。本书的作者艾特博士就是这样一位精通音乐的人文学者。他既有丰富的乐队演奏和指挥经验，又有广博深厚的人文素养。在本书中，艾特把西方音乐本体论的研究放置在哲学与历史学、文学、社会学层面进行，同时又以强烈的批判精神，对20世纪初崛起的先锋音乐以及后现代思潮展开讨论。
《从古典主义到现代主义》除去前言与导言以外共分为两大部分。其一是“古典主义音乐文化”，其二是“现代主义音乐文化”。第一部分（前四章）主要探讨西方古典音樂文化的形而上秩序；第二部分（后四章）则着力于勋伯格开启的先锋文化观念。尽管这两部分的划分有着令人不安的简单化之嫌，但在作者的论述中，这两部分并非分而治之，“文化”与“秩序”是始终贯穿二者的深层线索。
一、缘起：音乐厅中的尴尬
作者直言20世纪初，西方音乐文化不可挽回地走向两极化。一方是保守的古典音乐，另一方是创新的先锋音乐。音乐厅演奏曲目依旧是经典作品，这些作品不曾衰败，但也很少更新。学界对先锋音乐的探寻尽管热火朝天，但圈子之外的人却对此熟视无睹。不仅如此，新音乐也未对经典作品产生应有的影响。
是什么原因导致音乐上传统与创新之间的决然分裂？作者认为实质在于现代所指的创造性是对传统的拒斥。但如果仅仅将这种“拒斥”理解为有关于趣味的争端，在作者看来是被简单化了。这类争端是隐藏在艺术和文化面具之下的关乎形而上学的问题。谈到新音乐，不可绕过的大人物就是特奥多·阿多诺（Th.W.Adorno，1903-1969）。在阿多诺看来新音乐揭示了现代社会的根本特质——无所不包的孤独感。但作者却更赞同阿多诺的另一观点：现代音乐表现了无所不在的，人的自我异化。对于音乐的传统与创新，作者以一种保守的姿态站在阿多诺的对立面，他认为：“阿多诺的解释并不足以对先锋音乐的形而上学层面或道德层面构成有效性，然而却为历史层面的探寻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背景。”阿多诺试图把音乐主体纳入到一个更为宏大的文化总体视野中的观念得到了作者的绝对赞赏。
由现代音乐厅演奏曲目的尴尬引发的问题，不仅是本著作所要解决的表象问题，更交代了作者的研究策略：历史维度和哲学观念的力量，是贯穿整本著作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方法论前提。
二、分裂：秩序的建立与反抗
作者认为现代对传统的拒斥主要表现在对古典主义建立起来的秩序的反抗之中。古典主义所建立的目的性秩序的建构与西方世界的底层观念——即充分消化了希腊罗马文化的世俗基督教观念“范式”存在着非同一般的关系。这种关系在作者的论证中并非只浮于空泛的、象征化的表层，而是体现在如调性体系的建构、和声与善的性质、时间观念、悲剧性叙事原则甚至灵知主义等多方面。
在此仅以调性体系的建构为例。对19世纪末调性瓦解的记述大多与音乐演变有关。生物进化论的观点把调性想像成基因，是成长与衰败的有机过程。这是一种自然主义的解释，另一种历史主义的观念则认为调性听觉是某种特定文化历史的特定产物。肖龙（Alexander Choron1771-1834）认为每个年代的指导精神都是以音乐材料的客观趋势来表明自身的存在，因而才会出现“古代调性”与“现代调性”的划分。费蒂斯（Francois-Joseph Fetis 1784-1871）指出调性是形而上学原则，并非音乐的内在构造或形式属性的现实，而是人类意识的现实，这种现实把某种认识组织——一套动态倾向施加在音乐材料上。艾特博士从具体的调性音乐创作出发，又对古典哲学中的形而上观念与调性和声体系中的目的论秩序深入探讨。作者力图将自然主义与历史主义相统一，他认为：我们可以把调性体系的历史进程理解为西方文明中的人类听觉系统的发展进程——即调性知觉的建立、丰富乃至最终走向衰落和瓦解，而这一进程是与西方古典形而上学所表述的伦理秩序的盛衰有着深层的同构性。可以说，作者对西方音乐的古典哲学层面上的形而上观念与调性和声体系中的目的论秩序的深入探讨，是一个并不多见但却不无道理的哲学视角。
三、评价与反思
本书标题采用“古典主义”与“现代主义”，似乎有意避免精确的年代意义。尽管艾特博士所指的古典音乐的确包括了音乐史上巴洛克、古典和19世纪浪漫主义时期；现代音乐也的确是指20世纪以来的新音乐。但“古典主义”与“现代主义”却更倾向于一种观念的一致性：前者具有“共性创作”特征，而后者则在于对“共性”最大程度的偏离。“主义”二字消解了古典和现代二分法令人不安的简单化之嫌，也交代了作者关注的核心：并非从编年的角度，而是从形而上的意识形态视角考察新音乐反传统的革命性精神。 基于此，作者将具体音乐现象与历史人文乃至意识形态紧密缠绕。例如，作者认为调性体系构成了音乐的叙述性，时间性叙述在不同类型的作品中有不同的体现。作者分别从不同时期的歌剧、艺术歌曲和交响乐中选取大量作品进行研究，认为“由于19世纪中叶古典调性体系开始瓦解，站在18世纪角度看，歌剧中的理想性因素已慢慢趋于衰微，歌剧的叙述性依然体现于时间秩序中，而然理想性已远离歌剧内在的目的性秩序。19世纪浪漫主义歌剧既不拥有哈姆雷特或哀格蒙特式的英雄主义，也不具有俄狄浦斯式的伦理罪责或因个性缺陷带来的悲剧性。”
本书译者李晓冬博士的译者后记副标题“当我们谈论音乐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恰当地回应了艾特博士给我们的启示——当我们在谈论音乐的时候，我们似乎总在间接地谈论着比音乐自身更为广大的、深远的某类事物。在音乐文化发展的历程中，不可缺席的除了音乐本身，还有形而上学观念。
诚然，作者在论述的过程中常常显露出其略显保守的姿態——他遵循传统形而上学观念对先锋音乐提出批判，认为现代音乐只有回到经典中去才能寻找到出路。例如作者在“现代的时间观念”（《从古典主义到现代主义》第86-91页）中说：“排除一切前提的新和未来性，既排除了与循环时间象征的可测度和谐观念之间的联系，又与柏拉图主义普遍而内在的宇宙秩序所象征的至善观念割裂开来”；又如作者在“重审观念论音乐美学”（《从古典主义到现代主义》第110-117页）中多次提到“理想美”、“理想型的美”，并认为：“如果我们对观念论美学的历史重要性有所认识，就可以在某种角度把调性音乐的发展理解为理想美的一系列顺序性叙述，而不只是一连串音乐历史空间的旅程。”
笔者认为，本著作并非旨在对古典音乐和现代音乐的优劣作出判断，而作者以其深厚的哲学、文学、音乐学底蕴深入到古典音乐和现代音乐背后的观念层面，既对具体作品以音乐学式的案例分析，又辅以文学、哲学例证，从而切入许多西方音乐的根本问题才是真正值得人们所珍视的。
注释：
①《从古典主义到现代主义——西方音乐文化与秩序的形而上学》，布里安·K·艾特[美]著，李晓冬译，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2年第一版。另：本书原著写作年份在中译本中并没有交代，笔者就此事与译者李晓冬博士交流，李晓冬博士经查阅此书版权页后告知或许应是1988年左右作品。
②布里安·K·艾特（Brian K.Etter 1954-2005），美国精通音乐的人文学者。他一生致力于人文学科的研究，还做过专职音乐家，精通音乐理论且具备丰富的演奏经验。
③转引自：《沉思音乐——挑战音乐学》 约瑟夫·科尔曼著 朱丹丹，汤亚汀译 人民音乐出版社 2008年第一版，第21页
④约瑟夫·科尔曼（Joseph Kerman，1924-），美国著名音乐学者，新音乐学先驱之一，著有《作为戏剧的歌剧》（Opera as Drama，1956），短文《美国音乐学概况》（A Profile for American Musicology，1965）等。他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对英美音乐学研究偏重实证主义的传统进行反思、批判，提出应当将历史、文本的考证与审美意识及批评结合起来，以批评作为音乐学研究的取向。
⑤利奥·特莱特勒（Leo Treitler，1931-）当代著名德裔美国音乐学家，主要研究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对20世纪音乐学研究，他坚持以历史的原理为出发点。
⑥从19世纪的谢林、康德、叔本华到20世纪的阿多诺的研究中，尽管音乐始终占据重要的研究地位，但却都是从哲学的思辨中触及音乐问题。
⑦《从古典主义到现代主义——西方音乐文化与秩序的形而上学》，布里安·K·艾特【美】著 李晓冬译，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2年第1版，第2页。
⑧特奥多·阿多诺（Th.W.Adorno，1903-1969）著有《新音乐的哲学》、《音乐社会学导论》等著作，将深层的哲学反思同音乐作品实体的具体审美经验相结合，从中揭示音乐艺术的本质。在这个过程中，贯穿着一种强烈的历史感。阿多诺探讨的对象是西方的新音乐，通过对勋伯格和斯特拉文斯基的对比，他以一种否定之否定的观念维护新音乐。
⑨同6，第3页
⑩同6，第3-10页： 阿多诺竭力捍卫现代音乐的创造。他将古典主义音乐视为装模作样，故作伤感的“媚俗”。他的虚无主义源自现代世界道德的崩溃，这种崩溃导致柏拉图式的理念的善成为非存在。所以，在阿多诺看来，音乐的任务就成为对这种形而上虚无主义的揭示，它是对所有至善理念的替代。
同6，第3页
《剑桥西方音乐理论发展史》，托马斯·克里斯坦森编 任达敏译，上海音乐出版社，2011年第一版 第706页
同上。
同6，第125页。
同6，第321页。
作者简介：杜鹃，上海音乐学院2015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音乐美学。
导师：杨燕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