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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绣枕”作为爱情信物在凌叔华的《绣枕》中不再具备传统文化意义上的男女私定终身、自由恋爱以反抗封建家长包办婚姻的传统内涵。“绣枕”演化成了一个传统的文化符号，其内在的本质已经被消解，在一定意义上，“绣枕”是对爱情信物的传统内蕴的现代解构。
关键词：凌叔华；绣枕；爱情信物；现代嬗变
凌叔华，民国时期可与冰心媲美、与林徽因齐名的文坛才女，因1925年1月10日在《现代评论》上发表短篇小说《酒后》而蜚声文坛。同年，她的短篇小说《绣枕》也在《现代评论》上发表。《绣枕》写的是一个有关旧式闺阁女子的故事：一位久居深闺的大小姐在炎热的伏天精心做女红，不辞辛劳与疲惫终日悉心在闺房绣一对精美的绣枕。大小姐绣好这对绣枕，本以为可以以此缔结一段羡煞众人的美好姻缘。不料，绣枕被送出去之后便杳无音讯。直到两年后，在大小姐身边服侍的丫头小妞儿无意间从干妈那里得到了这对绣枕，此时这对绣枕早已被人厌弃、已褪色并且有些邋遢。不谙真相的小妞儿将之视若珍宝并把绣枕拿到大小姐面前炫耀时，大小姐才知晓自己当时精心做的这对绣枕的遭际。这样一个看似普通、简单的故事，在凌叔华的笔下却变得含蓄隽永，意味深长。
其实，在凌叔华的笔下，写到旧式闺阁女子的作品并不只有《绣枕》这一篇，还有《吃茶》、《茶会以后》、《等》、《李先生》等作品。但是，相比较而言，其它作品中整个故事的展开都是在人与人之间具体的交往之中循序渐进的，并且文中的新式文化元素明显，如《吃茶》中芳影对留学归来的王先生的外国礼仪的误会，如《茶会以后》中阿英对粉红洋服、口红等的谈论等等。然而，《绣枕》就只写了两个场景，其中对于人物的刻画也更多是通过回忆、梦境、潜意识等心理描写来表现的。《绣枕》中特别突出的则是“绣枕”这一深具传统文化元素标识的意象。在传统文化意义中，大小姐精心缝制的“绣枕”实质上充当的是“爱情信物”这样的角色。本文将从爱情信物这个角度来解读《绣枕》的现代内蕴。
一、爱情信物的传统内蕴
在传统文化中，爱情信物的文化内涵及其发展过程可谓源远流长。“何为信物？《说文解字》中说：‘信者，诚也。’信者，凭证也。爱情信物，也就是指爱情发展及其过程之中，男女之间相赠的以表示爱情的凭证的物品。”①早在《诗经》时代，诗歌中已经出现男女双方两情相悦并相互馈赠信物以传情达意。如《静女》中的“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自牧归荑，洵美且异。匪女以为美，美人之贻。”如《木瓜》“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匪报也，永以为好也！”，全诗都是围绕爱情信物而言的。足见爱情信物对男女之间传情达意的重要性。在唐传奇及其以后的明清才子佳人小说中爱情信物也颇为突出。因此，在传统的文化意义中，信物作为情爱意象，其意重在“信”而非“物”。“信物就是用来表达个体诚意的凭证，所重者在‘信’而不在‘物’。信物馈赠在青年男女之间是完全自由自愿、没有任何其他附加成分的馈赠授受行为，可以说是最为清新、纯朴、真挚和自由的心声表达。”②
就文化意蕴而言，信物在传统文化中是男女在私定终身之时或在被迫别离之时以信物互赠，借以传情达意或是凭物重逢。信物的赠送行为，也因男女有别而带有不同的性别色彩。一般多是女子送贴身之物，多表达女子对这份情感的珍视。就叙事功能而言，信物除了帮助男女双方传情达意之外在文本叙事中亦扮演着不可或缺的叙事职能。如，信物对人物塑造的作用、信物往往成为小说的线索或者是新的情节的引子，信物在明清戏曲中还常常扮演着男女主人公之间的“红娘”③，因此信物对情节的发展也起着非常独特的作用。如此可见无论是文化内涵方面还是叙事功能方面信物的重要性都是显而易见的。“定情信物既为私定终身、自由恋爱的见证，便与封建礼教所宣扬的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前提的婚姻背道而驰，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一现象的出现是对封建婚姻制度的一大反抗和叛逆。……这些形式多样、美好珍贵的定情信物既是他们自由爱情的见证，也是他们反抗封建婚姻制度和封建礼教的鲜明旗帜。”④
《绣枕》中的爱情信物则是一对做工精巧的绣枕。整个作品也都是围绕这对绣枕展开的，绣枕既是小说的重要线索也是情节展开的重要引子。绣枕对于女方来说，可以说这“一对绣枕”蕴含了“好事成双”的传统习俗，也寄予了“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的美好憧憬。然而，《绣枕》中的爱情信物的内蕴已经有别于传统文化视域下的意义了。
二、“绣枕”的现代内蕴
《绣枕》中的这对“绣枕”一方面丝毫不见传统的私定终身、自由恋爱的踪影。另一方面，绣枕作为信物，已不再单纯地只是男女双方自发的定情之物，作品中虽不见“媒妁之言”，却有了“父母之命”的色彩。《绣枕》中的定情信物“绣枕”，就大小姐个人来说，她对绣枕的满怀期许是很复杂的。她的爱恋并不是建立在与情郎两情相悦的基础上的，她是一个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大家闺秀。她也不甚明了对方到底是否中意，绣枕送出之后她盼望着有一天她可以“穿戴着此生未有过的衣饰，许多小姑娘追她看，很羡慕她，许多女伴面上显出嫉妒颜色”。此时，绣枕已经跳出了传统文化意义下仅限于男女双方传情达意的范畴，其所包含的意蕴不在是单纯的男女之间的真切爱恋而更多则是物质上的一种虚荣与愿景。大小姐送绣枕的目的已经不再像传统文化中定情信物的本质那么单纯和单一，其间已经掺杂了更加复杂的因素。然而这对精致的绣枕送出之后，得到的却是遥遥无期等待和无声的盼望。直到兜兜转转落入丫头小妞儿手中，大小姐这才恍然了悟其中的原委和究竟。
信物赠送给白氏家族之后不仅杳无音讯，而且，在送去的当晚就被宴会的客人随意践踏最后难逃被扔弃的命运。这也说明定情信物所指涉的传统意义上的情郎形象的缺失。信物的一去不复返，不单单是“物”的丢失，更重要的是“物”中承载的“信”的缺失。“信”是定情信物最本质的内涵，因此，“信”的缺失则意味着大小姐满怀愿景的婚姻也化为泡影。加之，定情信物本是寄托了女子一生幸福的珍贵之物，可是，白氏家族却满不在乎，甚至在送去第一天就被人践踏，最后用以打发下人而终。两家人不同的态度也折射了时代语境的变更。因为在古代，信物是非常难得的，在民俗文化中信物的交换也是有一定的礼节要求的。一般都是男女双方互换信物或者以信物为约。然而白家视而不见的态度，足见此时信物所具备的传统意义上的文化内涵已经在发生改变。这不是大小姐的过错，也不是白总长家族的过错，这是时代文化语境在新旧文化的杂糅之下两个不同的个体生命对定情信物理解的文化错位与文化断裂。文中虽未写时代，却隐约折射出时代文化语境的变更。 在传统的习俗规约中，“信物是最小范围的人际交流，只要接受双方都能理解和接受就可以，不拘形式，甚至授受双方还有意保持某种私密性。”⑤然而，《绣枕》中，这种“私密性”已不复存在。其间已经有了第三者甚至更多人群的介入，如大小姐的父亲、大小姐的亲朋好友。特别是大小姐的父亲，送绣枕是大小姐的父亲一手操办的，期望以此攀一门好的亲事。“他说了明儿早上十二点以前，必得送去才好”，送去之后，“不少亲戚朋友对她的父母进了许多谀词”等等，足见信物所承载的并不是大小姐个人的满怀愿景和终身幸福，其间已经承载了她们整个家族的荣辱兴衰。这里的信物已不存在什么男女之间两情相悦的真情，信物的“信”缺失之后唯有“物”。“绣枕”已经“物化”仅是“物品”而已。既然只是物品，那么，绣枕只是拿来“用”的东西而已。所谓的“信物”只是一个“文化空壳”。定情信物原本所具有的反抗封建婚姻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文化内涵以及其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背道而驰在《绣枕》中已经不复存在。《绣枕》中大小姐的婚姻大事是“父母之命”的安排。由此可见，“绣枕”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情爱意象。
这对“绣枕”的颠沛流离，一方面隐喻了以大小姐为代表的传统旧式深闺女子的命运。同时，也象征了整个传统文化在五四新文化时期的尴尬处境：传统的文化符号标识在现代文化语境中无处不在，如《绣枕》中的做绣枕、送绣枕定情、绣枕上的花样都是深具传统闺阁情趣的表现。可是，传统文化符号背后的深层意蕴已逐渐被消解，已经是表里不一、名存实亡了。从《绣枕》也可以看到传统文化的元素在现代时期的嬗变。在明清传奇中，信物还会帮助男女双方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实现大团圆的美好结局。而《绣枕》中的信物则变成了女子一个人的无声落寞与沉重的哀婉，旧式女子连顾影自怜、孤芳自赏的余地都没有了。因此可以说，《绣枕》也是对传统情爱意象的一种现代的解构。此时的“绣枕”仅是传统婚恋中的一个文化符号，其深层的那种男女私定终身、自由恋爱的本质已经丧失。
三、“绣枕”内蕴嬗变的背后
《绣枕》以爱情信物为篇名，犹如《琵琶记》、《荆钗记》、《桃花扇》一样，足见信物在作品中对男女主人公的重要性。然而，《绣枕》中的这对绣枕的意蕴与《琵琶记》中的琵琶、《荆钗记》中的荆钗、《桃花扇》中的桃花扇的意蕴已经不一样了。因此，在”绣枕“内蕴嬗变的背后，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属于凌叔华的特别因由。
首先，《绣枕》的爱情信物内蕴的嬗变折射出不同时期的爱情文化心理。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谈到“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凌叔华所处的时代早已不同于明末清初的小说或传奇书写的时代。这是一个新不新旧不旧的时代，既有旧式家庭的太太们，亦有新潮的女学生们，也有海外留学归来的绅士。在这样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语境下，传统主流的核心价值观念已经分崩离析，而新式的新锐的思想观念尚未普泛地建立起来。这是一个新旧文化杂糅的时代。正如《绣枕》中大小姐的婚事一样，大小姐所认同的和遵守的还是传统文化观念中的“爱情信物”定亲的习俗，然而，在白总长家族眼中，似乎这种习俗已经变得不再是那么看重，以至于我们看到的是大小姐的满腔热情换来的却是对方的置之不理。这反应了他们爱情文化心理的错位。然而可悲的是对于一个旧式女子来说，却是梦醒之后无路可走的困境。
其次，《绣枕》已具备凌叔华作为现代新式知识女性的现代视角与眼光。我们从《绣枕》亦可见凌叔华的书写已经突破了传统才子佳人小说中信物的文化内涵和叙事功能，已带有现代的视角和眼光。纵观凌叔华的创作，其笔下多是介于新旧之间或亦新亦旧的人物群像。凌叔华的大多数作品中都存在着或多或少或浓或淡的新与旧矛盾冲突的色彩。而凌叔华对旧式女性书写的钟情，跟其显赫的旧式大家庭背景也是息息相关的。凌叔华本出生于官宦世家和书香门第。生于名门，受惠书香。对旧式大家族的生活可谓是如数家珍，加之其有深得五四新文学的雨露滋养。其间大小姐的悲剧命运更体现出凌叔华对新旧之交语境下旧式女性处境的深切关怀。因此，凌叔华的作品虽然多有传统遗韵，但是其看待的眼光与写作的视角还有表达的思想已经具备了新时代的光影。
结语：
正如陶方宣在《西装与小脚》的序言《民国那些事儿》写到：“它确实也奇特，奇特之处在于，一方面八股文盛行不衰，另一方面新文化风云激荡：有先生乘坐飞机、欣赏电影，享受与欧美同步的现代文明；也有老爷四世同堂、妻妾成群，保持着千年不变的古老生活。走在马路上举目四望，常常是高跟鞋与三寸金莲同行，鸦片烟馆与威士忌酒吧同在；吃花酒的男人长袍马褂，梳爱司头的女郎旗袍摩登—生活表面的色彩缤纷源于社会内部的巨大蜕变，漫长的封建专制腐败没落却根深蒂固……”⑥在这样一个新旧之交的时代语境中，凌叔华的书写，既没有冰心《超人》那么深具社会问题意识的新锐，也没有庐隐的《象牙戒指》、《丽石的哀怨》那么惆怅和善感多愁，也不像左翼文学那样革命和激进，她总是在轻描淡写之中写出了真实的光景。在新旧之间，她也没有走向两个极致，她总是在游弋与徘徊之间通过充满蕴藉的书写让人去思考出路。相比而言，凌叔华更贴切地写出了新旧之交的人物的真实处境。因为时代的大语境诚然是异军突起、热闹非凡，但是，具体到生活的细节来说，却是斑驳陆离，甚至是杂乱无序的。因此，从这一个意义上来说，凌叔华的书写也有着明显的新旧过渡性作用。
注 释：
①李雪梅：《明传奇中的爱情信物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11年硕士论文.
②转引自吕堃《信物在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中的叙事作用》，《明清小说研究》，2007年第4期，第50-57页.
③李雪梅：《明传奇中的爱情信物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11年硕士论文.
④程春亚：《中晚明爱情剧信物的作用及文化意蕴》，《安康学院学报》，2010年第10期，第69-73页.
⑤吕堃：《信物在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中的叙事作用》，《明清小说研究》，2007年第4期，第50-57页.
⑥陶方宣：《民国那些事儿》，《西装与小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
关键词：凌叔华；绣枕；爱情信物；现代嬗变
凌叔华，民国时期可与冰心媲美、与林徽因齐名的文坛才女，因1925年1月10日在《现代评论》上发表短篇小说《酒后》而蜚声文坛。同年，她的短篇小说《绣枕》也在《现代评论》上发表。《绣枕》写的是一个有关旧式闺阁女子的故事：一位久居深闺的大小姐在炎热的伏天精心做女红，不辞辛劳与疲惫终日悉心在闺房绣一对精美的绣枕。大小姐绣好这对绣枕，本以为可以以此缔结一段羡煞众人的美好姻缘。不料，绣枕被送出去之后便杳无音讯。直到两年后，在大小姐身边服侍的丫头小妞儿无意间从干妈那里得到了这对绣枕，此时这对绣枕早已被人厌弃、已褪色并且有些邋遢。不谙真相的小妞儿将之视若珍宝并把绣枕拿到大小姐面前炫耀时，大小姐才知晓自己当时精心做的这对绣枕的遭际。这样一个看似普通、简单的故事，在凌叔华的笔下却变得含蓄隽永，意味深长。
其实，在凌叔华的笔下，写到旧式闺阁女子的作品并不只有《绣枕》这一篇，还有《吃茶》、《茶会以后》、《等》、《李先生》等作品。但是，相比较而言，其它作品中整个故事的展开都是在人与人之间具体的交往之中循序渐进的，并且文中的新式文化元素明显，如《吃茶》中芳影对留学归来的王先生的外国礼仪的误会，如《茶会以后》中阿英对粉红洋服、口红等的谈论等等。然而，《绣枕》就只写了两个场景，其中对于人物的刻画也更多是通过回忆、梦境、潜意识等心理描写来表现的。《绣枕》中特别突出的则是“绣枕”这一深具传统文化元素标识的意象。在传统文化意义中，大小姐精心缝制的“绣枕”实质上充当的是“爱情信物”这样的角色。本文将从爱情信物这个角度来解读《绣枕》的现代内蕴。
一、爱情信物的传统内蕴
在传统文化中，爱情信物的文化内涵及其发展过程可谓源远流长。“何为信物？《说文解字》中说：‘信者，诚也。’信者，凭证也。爱情信物，也就是指爱情发展及其过程之中，男女之间相赠的以表示爱情的凭证的物品。”①早在《诗经》时代，诗歌中已经出现男女双方两情相悦并相互馈赠信物以传情达意。如《静女》中的“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自牧归荑，洵美且异。匪女以为美，美人之贻。”如《木瓜》“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匪报也，永以为好也！”，全诗都是围绕爱情信物而言的。足见爱情信物对男女之间传情达意的重要性。在唐传奇及其以后的明清才子佳人小说中爱情信物也颇为突出。因此，在传统的文化意义中，信物作为情爱意象，其意重在“信”而非“物”。“信物就是用来表达个体诚意的凭证，所重者在‘信’而不在‘物’。信物馈赠在青年男女之间是完全自由自愿、没有任何其他附加成分的馈赠授受行为，可以说是最为清新、纯朴、真挚和自由的心声表达。”②
就文化意蕴而言，信物在传统文化中是男女在私定终身之时或在被迫别离之时以信物互赠，借以传情达意或是凭物重逢。信物的赠送行为，也因男女有别而带有不同的性别色彩。一般多是女子送贴身之物，多表达女子对这份情感的珍视。就叙事功能而言，信物除了帮助男女双方传情达意之外在文本叙事中亦扮演着不可或缺的叙事职能。如，信物对人物塑造的作用、信物往往成为小说的线索或者是新的情节的引子，信物在明清戏曲中还常常扮演着男女主人公之间的“红娘”③，因此信物对情节的发展也起着非常独特的作用。如此可见无论是文化内涵方面还是叙事功能方面信物的重要性都是显而易见的。“定情信物既为私定终身、自由恋爱的见证，便与封建礼教所宣扬的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前提的婚姻背道而驰，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一现象的出现是对封建婚姻制度的一大反抗和叛逆。……这些形式多样、美好珍贵的定情信物既是他们自由爱情的见证，也是他们反抗封建婚姻制度和封建礼教的鲜明旗帜。”④
《绣枕》中的爱情信物则是一对做工精巧的绣枕。整个作品也都是围绕这对绣枕展开的，绣枕既是小说的重要线索也是情节展开的重要引子。绣枕对于女方来说，可以说这“一对绣枕”蕴含了“好事成双”的传统习俗，也寄予了“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的美好憧憬。然而，《绣枕》中的爱情信物的内蕴已经有别于传统文化视域下的意义了。
二、“绣枕”的现代内蕴
《绣枕》中的这对“绣枕”一方面丝毫不见传统的私定终身、自由恋爱的踪影。另一方面，绣枕作为信物，已不再单纯地只是男女双方自发的定情之物，作品中虽不见“媒妁之言”，却有了“父母之命”的色彩。《绣枕》中的定情信物“绣枕”，就大小姐个人来说，她对绣枕的满怀期许是很复杂的。她的爱恋并不是建立在与情郎两情相悦的基础上的，她是一个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大家闺秀。她也不甚明了对方到底是否中意，绣枕送出之后她盼望着有一天她可以“穿戴着此生未有过的衣饰，许多小姑娘追她看，很羡慕她，许多女伴面上显出嫉妒颜色”。此时，绣枕已经跳出了传统文化意义下仅限于男女双方传情达意的范畴，其所包含的意蕴不在是单纯的男女之间的真切爱恋而更多则是物质上的一种虚荣与愿景。大小姐送绣枕的目的已经不再像传统文化中定情信物的本质那么单纯和单一，其间已经掺杂了更加复杂的因素。然而这对精致的绣枕送出之后，得到的却是遥遥无期等待和无声的盼望。直到兜兜转转落入丫头小妞儿手中，大小姐这才恍然了悟其中的原委和究竟。
信物赠送给白氏家族之后不仅杳无音讯，而且，在送去的当晚就被宴会的客人随意践踏最后难逃被扔弃的命运。这也说明定情信物所指涉的传统意义上的情郎形象的缺失。信物的一去不复返，不单单是“物”的丢失，更重要的是“物”中承载的“信”的缺失。“信”是定情信物最本质的内涵，因此，“信”的缺失则意味着大小姐满怀愿景的婚姻也化为泡影。加之，定情信物本是寄托了女子一生幸福的珍贵之物，可是，白氏家族却满不在乎，甚至在送去第一天就被人践踏，最后用以打发下人而终。两家人不同的态度也折射了时代语境的变更。因为在古代，信物是非常难得的，在民俗文化中信物的交换也是有一定的礼节要求的。一般都是男女双方互换信物或者以信物为约。然而白家视而不见的态度，足见此时信物所具备的传统意义上的文化内涵已经在发生改变。这不是大小姐的过错，也不是白总长家族的过错，这是时代文化语境在新旧文化的杂糅之下两个不同的个体生命对定情信物理解的文化错位与文化断裂。文中虽未写时代，却隐约折射出时代文化语境的变更。 在传统的习俗规约中，“信物是最小范围的人际交流，只要接受双方都能理解和接受就可以，不拘形式，甚至授受双方还有意保持某种私密性。”⑤然而，《绣枕》中，这种“私密性”已不复存在。其间已经有了第三者甚至更多人群的介入，如大小姐的父亲、大小姐的亲朋好友。特别是大小姐的父亲，送绣枕是大小姐的父亲一手操办的，期望以此攀一门好的亲事。“他说了明儿早上十二点以前，必得送去才好”，送去之后，“不少亲戚朋友对她的父母进了许多谀词”等等，足见信物所承载的并不是大小姐个人的满怀愿景和终身幸福，其间已经承载了她们整个家族的荣辱兴衰。这里的信物已不存在什么男女之间两情相悦的真情，信物的“信”缺失之后唯有“物”。“绣枕”已经“物化”仅是“物品”而已。既然只是物品，那么，绣枕只是拿来“用”的东西而已。所谓的“信物”只是一个“文化空壳”。定情信物原本所具有的反抗封建婚姻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文化内涵以及其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背道而驰在《绣枕》中已经不复存在。《绣枕》中大小姐的婚姻大事是“父母之命”的安排。由此可见，“绣枕”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情爱意象。
这对“绣枕”的颠沛流离，一方面隐喻了以大小姐为代表的传统旧式深闺女子的命运。同时，也象征了整个传统文化在五四新文化时期的尴尬处境：传统的文化符号标识在现代文化语境中无处不在，如《绣枕》中的做绣枕、送绣枕定情、绣枕上的花样都是深具传统闺阁情趣的表现。可是，传统文化符号背后的深层意蕴已逐渐被消解，已经是表里不一、名存实亡了。从《绣枕》也可以看到传统文化的元素在现代时期的嬗变。在明清传奇中，信物还会帮助男女双方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实现大团圆的美好结局。而《绣枕》中的信物则变成了女子一个人的无声落寞与沉重的哀婉，旧式女子连顾影自怜、孤芳自赏的余地都没有了。因此可以说，《绣枕》也是对传统情爱意象的一种现代的解构。此时的“绣枕”仅是传统婚恋中的一个文化符号，其深层的那种男女私定终身、自由恋爱的本质已经丧失。
三、“绣枕”内蕴嬗变的背后
《绣枕》以爱情信物为篇名，犹如《琵琶记》、《荆钗记》、《桃花扇》一样，足见信物在作品中对男女主人公的重要性。然而，《绣枕》中的这对绣枕的意蕴与《琵琶记》中的琵琶、《荆钗记》中的荆钗、《桃花扇》中的桃花扇的意蕴已经不一样了。因此，在”绣枕“内蕴嬗变的背后，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属于凌叔华的特别因由。
首先，《绣枕》的爱情信物内蕴的嬗变折射出不同时期的爱情文化心理。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谈到“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凌叔华所处的时代早已不同于明末清初的小说或传奇书写的时代。这是一个新不新旧不旧的时代，既有旧式家庭的太太们，亦有新潮的女学生们，也有海外留学归来的绅士。在这样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语境下，传统主流的核心价值观念已经分崩离析，而新式的新锐的思想观念尚未普泛地建立起来。这是一个新旧文化杂糅的时代。正如《绣枕》中大小姐的婚事一样，大小姐所认同的和遵守的还是传统文化观念中的“爱情信物”定亲的习俗，然而，在白总长家族眼中，似乎这种习俗已经变得不再是那么看重，以至于我们看到的是大小姐的满腔热情换来的却是对方的置之不理。这反应了他们爱情文化心理的错位。然而可悲的是对于一个旧式女子来说，却是梦醒之后无路可走的困境。
其次，《绣枕》已具备凌叔华作为现代新式知识女性的现代视角与眼光。我们从《绣枕》亦可见凌叔华的书写已经突破了传统才子佳人小说中信物的文化内涵和叙事功能，已带有现代的视角和眼光。纵观凌叔华的创作，其笔下多是介于新旧之间或亦新亦旧的人物群像。凌叔华的大多数作品中都存在着或多或少或浓或淡的新与旧矛盾冲突的色彩。而凌叔华对旧式女性书写的钟情，跟其显赫的旧式大家庭背景也是息息相关的。凌叔华本出生于官宦世家和书香门第。生于名门，受惠书香。对旧式大家族的生活可谓是如数家珍，加之其有深得五四新文学的雨露滋养。其间大小姐的悲剧命运更体现出凌叔华对新旧之交语境下旧式女性处境的深切关怀。因此，凌叔华的作品虽然多有传统遗韵，但是其看待的眼光与写作的视角还有表达的思想已经具备了新时代的光影。
结语：
正如陶方宣在《西装与小脚》的序言《民国那些事儿》写到：“它确实也奇特，奇特之处在于，一方面八股文盛行不衰，另一方面新文化风云激荡：有先生乘坐飞机、欣赏电影，享受与欧美同步的现代文明；也有老爷四世同堂、妻妾成群，保持着千年不变的古老生活。走在马路上举目四望，常常是高跟鞋与三寸金莲同行，鸦片烟馆与威士忌酒吧同在；吃花酒的男人长袍马褂，梳爱司头的女郎旗袍摩登—生活表面的色彩缤纷源于社会内部的巨大蜕变，漫长的封建专制腐败没落却根深蒂固……”⑥在这样一个新旧之交的时代语境中，凌叔华的书写，既没有冰心《超人》那么深具社会问题意识的新锐，也没有庐隐的《象牙戒指》、《丽石的哀怨》那么惆怅和善感多愁，也不像左翼文学那样革命和激进，她总是在轻描淡写之中写出了真实的光景。在新旧之间，她也没有走向两个极致，她总是在游弋与徘徊之间通过充满蕴藉的书写让人去思考出路。相比而言，凌叔华更贴切地写出了新旧之交的人物的真实处境。因为时代的大语境诚然是异军突起、热闹非凡，但是，具体到生活的细节来说，却是斑驳陆离，甚至是杂乱无序的。因此，从这一个意义上来说，凌叔华的书写也有着明显的新旧过渡性作用。
注 释：
①李雪梅：《明传奇中的爱情信物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11年硕士论文.
②转引自吕堃《信物在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中的叙事作用》，《明清小说研究》，2007年第4期，第50-57页.
③李雪梅：《明传奇中的爱情信物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11年硕士论文.
④程春亚：《中晚明爱情剧信物的作用及文化意蕴》，《安康学院学报》，2010年第10期，第69-73页.
⑤吕堃：《信物在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中的叙事作用》，《明清小说研究》，2007年第4期，第50-57页.
⑥陶方宣：《民国那些事儿》，《西装与小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