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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岁末偶在网上浏览,一条新闻引起了我的兴趣:中印双方反恐联合演习结束的联欢会上,印度士兵演唱了中国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国人民解放军士兵则演唱了印度国歌—由泰戈尔作词曲的《人民的力量》。这条消息带给我一种出乎意料的惊喜,一种职业习惯的好奇和百味的怀旧感……我继续在网上搜索,想重听一下这首我50多年前十分熟悉的泰戈尔歌曲。我找到了由当代印度艺术家们演唱它的音视频,发现经过制作者重新处理,把印度古典、民间与现代乐器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这歌的音乐效果已焕然一新,但歌者展现的那种神圣而温暖的泰戈尔风格一如既往,有分有合的唱法给每位艺术家都留下即兴发挥滑音、装饰音和配音的空间,使这音调平缓、个音域只有八度的歌不时闪出一个个小火花,透出印度音乐特有的魅力与灵气。那个一直让我别扭的FA音结尾在用一个LA、DO、FA 的和弦配音延长后,余音飘渺,渐行渐远,给人留下了无尽的想象空间。这美妙的泰戈尔歌声陡然勾起了我尘封半个多世纪的印度记忆,把我带回了《印地秦尼巴依巴依》(印中人民是兄弟)首次唱响在中华大地和印度半岛的那个美好年代。
与 印 度 不 期 而 遇
1953年我毕业后被分配到台基厂大街1号的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 (简称“和大”)工作。当时“和大”对外联络部大部分人分在美澳组,主管世界和平运动和欧美国家,日本组管日本、朝鲜,最后成立的印度组则管南亚和东南亚。我分在了印度组管印、巴、锡兰(今斯里兰卡)工作。我刚出校门,对这些国家一无所知,生平第一次见到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是不久前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上,当时印、巴两国代表团团员一同走进会场,互撒花瓣,相拥而泣,全场代表为之鼓掌欢呼,场面十分动人。我大受感动,却全然不知道它的背景和意义。我对自己学的是英语,却让我搞母语并非英语的印度很不情愿。但那年代“服从组织分配”、“干一行爱一行”的原则,是不容讨价还价的,于是也就铁下心来,从头学起。当时“和大”是新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民间外事团体,有条件订阅到多种外国报刊杂志。领导要求大家随时了解自己所管国家的和平运动有关动态,于是,看报、剪报、摘记和运组织和人物活动、写报告等就成了我工作的第一课,每天忙个不停。那时候新来的年轻干部都住在大院的北平房宿舍,晚上院内西北角的联络部办公室内青年人坐在绿色台灯下,翻阅报纸,抄抄写写,挑灯夜战是常事;清早在大院内的绿荫小道上跑步锻炼,边走边背外语单词,朗诵外语诗篇,是机关上班前的一道特别“风景”。我们这些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大学毕业生,就是这样认真又愉快地走上了人生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满怀理想和热情,追求做祖国需要的“又红又专”的好干部,民间外事阵线的好骨干。我很快就培养起对本职工作对象—印度的兴趣,如饥似渴地吸收着所能学到的一切,甚至不知天高地厚地梦想将来成为陈翰笙那样的印度专家。
20世纪50年代初是中印关系史上的一个黄金时段。中国刚刚推翻了三座大山的压迫,建立了崭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印度也摆脱了200多年的英国殖民统治,实现了民族独立,于1951年建立了印度共和国,两国都面临着重整山河,发展对外友好关系的同样任务,有着加强与各国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的迫切要求。中印这两个亚洲大国原有2000多年的交往历史,法显、玄奘等高僧远在汉、唐时期,就把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开了两国文化交流历史之先河,对后世影响深远。可惜随着佛教在印度的衰落,这种交流未能持续发展。直到进入20世纪,两国人民在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才又走到了一起。1924年文学大师泰戈尔以花甲之年专程访华,就是抱着“修补中国和印度两民族中断了千余年的桥梁”的愿望,以一片爱心,想在中国青年一代中广布同情,消除成见。遗憾的是,当时正值中国北伐战争前夜,国内人心纷乱,来不逢时,未能如愿。日本侵华战争开始后,中国呼吁各国人民支持中国人民抗战,在宋庆龄和朱德总司令的要求下,尼赫鲁促成以国大党名义派出“印度援华医疗队”赴延安,参加晋察冀抗日游击队的前线救援工作。柯棣华大夫同八路军一起苦战4年,最后把年轻的生命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近代中印人民友好交流史增添了新的光辉篇章。新中国的诞生让尼赫鲁总理预见到独立的印度和中国作为两个亚洲大国在世界上“发出共同声音”的重要性,这导致印度早在1949年12月就宣布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950年4月1日完成建交谈判,使印度成为与新中国建交的第一个非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此后,两国的政府和民间来往与日俱增,1951年7月中国文化代表团访印,同时在印举行了大型的中国文化艺术展览会,引起广大印度群众对新中国的兴趣。1952年10月国大党领袖赛福丁·克奇鲁率领庞大的印度和平代表团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首次大型国际会议-亚洲和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亲眼见到了新中国到处掀起的建设热潮。中印两国人民终于迎来了一个企盼已久的友好交流与合作新时期。
登陆新中国的第一个印度艺术代表团
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1953年夏天,印度决定派出一个20多人的艺术代表团来华访问演出。这个团由印度文化界名人森·古普塔率领,包括来自旁遮普、北方邦、西孟加拉和南印度喀拉拉邦等地方的著名音乐家和舞蹈家。演出节目涵盖了锡塔尔琴、萨伦吉琴、塔不拉鼓等印度传统古典乐器的独奏,印度四大古典舞流派中的三派—婆罗多舞、卡塔克舞和一个专门表演印度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中神话故事的卡塔卡利舞蹈小组,再加上地道的印度古典歌曲、旁遮普民歌和泰戈尔歌曲独唱与合唱,可以说是全面反映印度音乐舞蹈精华的高水平演出团。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遭受西方封锁禁运,文化方面除苏联、东欧外,同外界全然隔绝的时代,不要说是普通的中国观众,就是文艺界人士,对这样规模的印度表演艺术也是前所未闻,前所未见的。
印度是个多民族、多宗教、多信仰的文明古国,多元性造就了这个国家的神秘和复杂,很有特点。印度的音乐舞蹈艺术的神奇奥妙和多姿多彩早就闻名于世,但在毗邻的中国,普通老百姓对它们并不熟悉。印度的文化艺术内容大都与宗教神话和历史传说密切相关,许多歌舞的表演都是对神的歌颂祭拜,表演形式也与中国传统的“你在台上唱戏,我在台下叫好”很不一样。因此,要保证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印度艺术代表团访华演出成功,不仅需要准备好适合他们所需的演出条件,而且要创造良好的剧场欣赏气氛,尽可能让中国观众看得懂,听得进,有兴趣,从而达到增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好感情的目的,为将来更多方面的文化交流开好头,铺好路。中印两国政府对这次交流都非常重视,当时周恩来总理从接待方针到日程安排细节都亲自过问,而承担这次重要接待任务的中方单位,经过种种考量,最后选择了“和大”,分配给我的具体任务是作中印双方舞台监督的翻译。
代表团来华时正是酷热的三伏天,从6月到8月演员们走访了北京、上海、杭州、武汉、广州五城市,从罗湖入出境。那年代民航线路有限,代表团人数又多,因此从一入境便是乘专列往来各地。我们和他们两个月中一路上朝夕相处,很快就熟悉起来,有些团员不会讲英语,但大家比比划划,总能心领神会,成功沟通。我们学会了印度式的“点头不算摇头算”,他们也学会了中国式的“摇头不算点头算”,交流中充满情趣,至今想起来还叫人忍俊不禁。我初次接触印度人,处处感到他们的与“众”不同:女的穿着五颜六色的漂亮“沙丽”,男的着宽松舒适的白棉布“托蒂”,没有一个人西装革履;他们中不少人宁可吃做得不标准的中国味咖喱香料饭,也不愿尝试花样繁多的中、西大餐;他们见面时总是优雅地向你“合十”致敬,决不老远伸出手来用“hello”打招呼。总之,他们这种传统习惯是根深蒂固的,尽管英国的殖民统治长达200年,并未能改变历史悠久的印度文明难以动摇的深厚根基。
这次工作中大家对生活接待都有足够信心,但对能否满足其演出要求心中都有些打鼓。出乎意料的是,演员们对剧场、舞台设施等要求一点儿不高:音乐表演者通常是常装上场,独奏、独唱只需在舞台中央放一块小地毯,两三个麦克风,演奏者和伴奏者都席地而坐,一唱(奏)起来就进入音乐的世界,完全“忘我”;舞蹈只要在舞台天幕下方点缀一排鲜花,视情节调整灯光明暗,打聚光或追光便大功告成。舞者自带服装和化妆盒,不需我们劳神,只有头饰每次都要大量新鲜的茉莉花,这在印度到处伸手可得,对我们却有些犯难。原来传统的印度音乐、舞蹈大都是在宗教祭祀或节日时表演,重在表达对神的敬意或与群众同乐,演员们要表现的是个人崇敬的心灵和技艺水平,无需太多的人工烘托。比起当今流行的舞台上云雾缭绕、激光四射,一人唱歌,群美伴舞的现代化演出架势,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
接待印度艺术代表团的经历对我可以说是一堂印度文化的启蒙课。我每场守在舞台边幕旁,既可以近距离地重复欣赏那些美妙绝伦、令人眼花缭乱的婆罗多舞,串串脚铃时强时弱,变幻无穷的卡塔克舞,一弦拨动,众弦和鸣的奇妙乐器锡塔尔独奏,以及清新优美的旁遮普民歌和洋溢着光明与欢乐的泰戈尔歌曲,又能直接感受到台上台下的人们心灵互动交流的愉悦,确是机会难得。虽然观众大多不知道这些歌舞的具体内容,但演员们以声音或肢体语言传递的美的信息是会直达观众心里的。现在想来,当初没有在各地安排对口的业务交流,或让中国的音乐舞蹈演员一路陪同代表团学习几个印度节目,乃是一大遗憾。不过据说团里的那些演员都是几岁便开始从师学艺,苦练二三十年才能出师,半路出家的中国文艺工作者要获几分真传,两个月恐怕只能是“有形无实”罢了。
唱响中印两国的《印地秦尼巴依巴依》
音乐舞蹈艺术有其自身的魅力,不言传也能意会。事实证明,除了历史剧色彩较浓的卡塔卡利舞外,中国观众对演出节目都颇感新奇有趣,其中由泰戈尔歌曲名歌手德巴布拉塔·毕斯瓦斯和有“旁遮普夜莺”美誉的苏伦德尔·考尔二人合唱的 《印地秦尼巴依巴依》(Hindi Chini Phai Phai,即印中友好歌)每场都受到热烈欢迎。大家虽然听不懂印地语的歌词,但反复出现的“印地秦尼巴依巴依”( 印中人民兄弟,兄弟)似乎能唤起有过共同命运,现在又同创新生的中印人民蕴于心底的天然兄弟之情,使这首歌每次演出都会引起一个动人的小高潮。基于此,作为印方舞台监督的毕斯瓦斯几次提出愿意教我们唱会这首歌,让它永远留在中国。毕斯瓦斯是个“平民歌唱家”,平日不修边幅,爱说笑话,嘴里总在嚼着血红的槟榔,全不在乎是否会伤了他的好嗓子。他性情直爽,带着几分艺术家的“执拗”,但内心对新中国充满火样的热情。当我们从武汉乘上去广州的火车时,他突然郑重提出,在广州的告别演出我必须加入他们一起唱《印中友好歌》,他拿出早已写好的英文字母拼音的印地语歌词,拉我到餐车上一字一句地教发音,做准备。结果广州的告别演出在宾主尽欢中圆满落幕。从此,“印地秦尼巴依巴依”在中国人当中也成了表达中印友好情谊的代用语。
1955年4月万隆会议前夕,“和大”的郭沫若主席率领一个由30多位各界知名人士组成的代表团去新德里参加亚洲国家和平会议,为万隆会议上中印总理共同提出“潘查西拉”原则(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舆论准备。会议结束后,印方在新德里举行了万人庆祝大会,郭沫若团长讲话后,临时动议让我和资中筠、赵风风一起上场合唱《印中友好歌》,以营造气氛。当我们用印地语唱出了第一句“印地秦尼巴依巴依”后,全场几乎沸腾了。随着我们一句句唱下去,惊喜的掌声与欢呼声阵阵响起。我望着台下万头攒动的男女老少那一双双真诚、友善而热情的眼睛,心里充满了对善良的普通印度人民的爱与感动。
1956年11月,我随“和大”郑森禹副秘书长再去印度出席全印和平大会,见到多位过去只闻其名、未见其人的印度和平委员会和印中友好协会的领导人和工作人员。中印的民间交往与合作在万隆会议成功的基础上愈加紧密。一个小插曲:离印前我得意地买到四张38转的印度音乐唱片(包括毕斯瓦斯的泰戈尔歌曲)。我特意手提上机以防破损。飞机抵仰光时已是半夜三点,司机快速行驶在去使馆的空荡荡大路上,突然有三个白衣行人横穿马路,司机急刹车躲避,车子冲向路边的明沟,翻转了360度刚好车轮着地,车里人跟着车快速翻了一个跟斗,结果竟都安然无恙,只是司机有点儿轻伤。我清醒过来的第一反应是,“天哪! 我的唱片完了”!我急忙在脚下找唱片盒子,却发现它完好无损,叫我虚惊一场。唱片至今仍在,但没有了唱机,只能当古董“观赏”了。
也许告别印度后的这场意外预示着我同印度的“机缘”已尽。从那以后,我的工作和生活都进入了一个全然不同的阶段。
余音尚健,友谊长存
1959年国内外风云突变,中苏分歧公开化,中印关系也出现了一段兵戎相见的时期。反右后的“和大”经历了一次机构大调整,印度工作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1972年“和大”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合并,仍在台基厂办公。从此我的工作再与印度无关。直到退休后,一次偶读季羡林老先生的《此情犹思》一书,看到季老1979年访印的回忆文章中深情描绘了印度人民对中国客人的热情友好,令我不禁感慨系之。他提到离印前在机场候机室与友人告别时,曾一边忙着说话,一边“用一只耳朵听”印度著名歌手,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毕斯瓦斯在引吭高歌:
友好的歌声四处起
印中人民是兄弟
黎明降临到大地
朝霞泛起在天际
友好的歌声四处起
印中人民是兄弟
印中人民一定要突破旧世界
的锁链
告诉我吧
谁能把我们的英雄抗击
在描述当时回荡在候机室的歌声时,季老用了“动人心魄”四个字,送行的印度朋友对他说:“这样的歌好久没有听到了,今天听了觉得特别高兴”,他的反应是:“这真是说出了我们心里的话”。的确,从1955到1979,中国人和印度人都太久没有听到这歌了。我多么希望唱这歌的人就是当年印度艺术代表团的老朋友毕斯瓦斯啊!可惜与季老同行的同事们已记不起歌者的全名,而且描述的歌者容貌体征和经历与我记忆中的毕斯瓦斯相去甚远,难以确认。毕竟时隔30多年,一切都难免有变!但我相信,《印地秦尼巴依巴依》的印度歌者永远会是对中国人民充满深情的人。我衷心为他(或他们)祈福,愿那美妙的歌声播下的印中友好种子永远开花结果,代代相传。
自季老1979年重访印度,一晃儿又过了20年。进入21世纪的中国和印度都已经从百年积贫积弱的落后状态一跃而为重新崛起的亚洲大国。这个成果是两国几代人流血牺牲、艰苦奋斗换来的,值得永远珍惜并为之骄傲。从印度人创作《印地秦尼巴依巴依》到中国人学唱《人民的力量》,21世纪的中印关系已经跨越过20世纪中期的那次起落,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开始一个携手拓展合作,共创美好未来的新时期。泰戈尔的《人民的力量》是在1908年印度人民反分治、抵制英货的那场大规模群众斗争遭到英国殖民者残酷镇压,印度民族运动处于低潮的1911年创作的。他意在激励全民不分民族、地域、宗教信仰,“将心融合成一个和谐的生命”,度过凄寂的寒夜,迎接胜利的到来。《人民的力量》原是一首爱国歌曲,成为印度国歌是偶然的。我想如果热爱中国的泰戈尔在天有知他的这首歌今天在中印军人联欢中由中国军人唱出来,一定会无比欣慰。写到这里,网上又刊出印度“以中国为假想敌”的军演消息,让我想起尼赫鲁在1962年12月参加印度国际大学毕业仪式时说的一段话:“在尽责保卫国家的时候,我们必须牢记印度文化的原则。比方说,在国际大学你们有许多部门,……这是一件好事,会使你们经常记住你们的现在和将来都不会与中国文化或者与中国的伟大开战。你们对中国人不会发生恶感……如果你们认为有好几亿人的中国是你们的敌人,那就不对了……” * 中印同是世界文明古国,两千多年的文化交往使这两个东方文化体系蕴含着重要的共同根基。中国的“天人合一”和印度的“梵我一如”哲学,终有一天会成为应对现代文明中的贪婪、残暴、仇恨、嫉妒,滥用天然资源于满足无穷的私欲,滥用科技成果于实现自我膨胀的良方,以及构建人类和谐世界的根本思想基础。在这方面,中印人民未来必定能继承并发扬各自的文化先驱者的智慧和才干,排除无谓的干扰,到达人类理想的境界。
2009年4月1日
* 引自《世界知识》2006年第23期 《中印友好年 再话伟人尼赫鲁》 一文
与 印 度 不 期 而 遇
1953年我毕业后被分配到台基厂大街1号的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 (简称“和大”)工作。当时“和大”对外联络部大部分人分在美澳组,主管世界和平运动和欧美国家,日本组管日本、朝鲜,最后成立的印度组则管南亚和东南亚。我分在了印度组管印、巴、锡兰(今斯里兰卡)工作。我刚出校门,对这些国家一无所知,生平第一次见到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是不久前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上,当时印、巴两国代表团团员一同走进会场,互撒花瓣,相拥而泣,全场代表为之鼓掌欢呼,场面十分动人。我大受感动,却全然不知道它的背景和意义。我对自己学的是英语,却让我搞母语并非英语的印度很不情愿。但那年代“服从组织分配”、“干一行爱一行”的原则,是不容讨价还价的,于是也就铁下心来,从头学起。当时“和大”是新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民间外事团体,有条件订阅到多种外国报刊杂志。领导要求大家随时了解自己所管国家的和平运动有关动态,于是,看报、剪报、摘记和运组织和人物活动、写报告等就成了我工作的第一课,每天忙个不停。那时候新来的年轻干部都住在大院的北平房宿舍,晚上院内西北角的联络部办公室内青年人坐在绿色台灯下,翻阅报纸,抄抄写写,挑灯夜战是常事;清早在大院内的绿荫小道上跑步锻炼,边走边背外语单词,朗诵外语诗篇,是机关上班前的一道特别“风景”。我们这些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大学毕业生,就是这样认真又愉快地走上了人生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满怀理想和热情,追求做祖国需要的“又红又专”的好干部,民间外事阵线的好骨干。我很快就培养起对本职工作对象—印度的兴趣,如饥似渴地吸收着所能学到的一切,甚至不知天高地厚地梦想将来成为陈翰笙那样的印度专家。
20世纪50年代初是中印关系史上的一个黄金时段。中国刚刚推翻了三座大山的压迫,建立了崭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印度也摆脱了200多年的英国殖民统治,实现了民族独立,于1951年建立了印度共和国,两国都面临着重整山河,发展对外友好关系的同样任务,有着加强与各国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的迫切要求。中印这两个亚洲大国原有2000多年的交往历史,法显、玄奘等高僧远在汉、唐时期,就把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开了两国文化交流历史之先河,对后世影响深远。可惜随着佛教在印度的衰落,这种交流未能持续发展。直到进入20世纪,两国人民在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才又走到了一起。1924年文学大师泰戈尔以花甲之年专程访华,就是抱着“修补中国和印度两民族中断了千余年的桥梁”的愿望,以一片爱心,想在中国青年一代中广布同情,消除成见。遗憾的是,当时正值中国北伐战争前夜,国内人心纷乱,来不逢时,未能如愿。日本侵华战争开始后,中国呼吁各国人民支持中国人民抗战,在宋庆龄和朱德总司令的要求下,尼赫鲁促成以国大党名义派出“印度援华医疗队”赴延安,参加晋察冀抗日游击队的前线救援工作。柯棣华大夫同八路军一起苦战4年,最后把年轻的生命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近代中印人民友好交流史增添了新的光辉篇章。新中国的诞生让尼赫鲁总理预见到独立的印度和中国作为两个亚洲大国在世界上“发出共同声音”的重要性,这导致印度早在1949年12月就宣布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950年4月1日完成建交谈判,使印度成为与新中国建交的第一个非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此后,两国的政府和民间来往与日俱增,1951年7月中国文化代表团访印,同时在印举行了大型的中国文化艺术展览会,引起广大印度群众对新中国的兴趣。1952年10月国大党领袖赛福丁·克奇鲁率领庞大的印度和平代表团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首次大型国际会议-亚洲和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亲眼见到了新中国到处掀起的建设热潮。中印两国人民终于迎来了一个企盼已久的友好交流与合作新时期。
登陆新中国的第一个印度艺术代表团
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1953年夏天,印度决定派出一个20多人的艺术代表团来华访问演出。这个团由印度文化界名人森·古普塔率领,包括来自旁遮普、北方邦、西孟加拉和南印度喀拉拉邦等地方的著名音乐家和舞蹈家。演出节目涵盖了锡塔尔琴、萨伦吉琴、塔不拉鼓等印度传统古典乐器的独奏,印度四大古典舞流派中的三派—婆罗多舞、卡塔克舞和一个专门表演印度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中神话故事的卡塔卡利舞蹈小组,再加上地道的印度古典歌曲、旁遮普民歌和泰戈尔歌曲独唱与合唱,可以说是全面反映印度音乐舞蹈精华的高水平演出团。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遭受西方封锁禁运,文化方面除苏联、东欧外,同外界全然隔绝的时代,不要说是普通的中国观众,就是文艺界人士,对这样规模的印度表演艺术也是前所未闻,前所未见的。
印度是个多民族、多宗教、多信仰的文明古国,多元性造就了这个国家的神秘和复杂,很有特点。印度的音乐舞蹈艺术的神奇奥妙和多姿多彩早就闻名于世,但在毗邻的中国,普通老百姓对它们并不熟悉。印度的文化艺术内容大都与宗教神话和历史传说密切相关,许多歌舞的表演都是对神的歌颂祭拜,表演形式也与中国传统的“你在台上唱戏,我在台下叫好”很不一样。因此,要保证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印度艺术代表团访华演出成功,不仅需要准备好适合他们所需的演出条件,而且要创造良好的剧场欣赏气氛,尽可能让中国观众看得懂,听得进,有兴趣,从而达到增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好感情的目的,为将来更多方面的文化交流开好头,铺好路。中印两国政府对这次交流都非常重视,当时周恩来总理从接待方针到日程安排细节都亲自过问,而承担这次重要接待任务的中方单位,经过种种考量,最后选择了“和大”,分配给我的具体任务是作中印双方舞台监督的翻译。
代表团来华时正是酷热的三伏天,从6月到8月演员们走访了北京、上海、杭州、武汉、广州五城市,从罗湖入出境。那年代民航线路有限,代表团人数又多,因此从一入境便是乘专列往来各地。我们和他们两个月中一路上朝夕相处,很快就熟悉起来,有些团员不会讲英语,但大家比比划划,总能心领神会,成功沟通。我们学会了印度式的“点头不算摇头算”,他们也学会了中国式的“摇头不算点头算”,交流中充满情趣,至今想起来还叫人忍俊不禁。我初次接触印度人,处处感到他们的与“众”不同:女的穿着五颜六色的漂亮“沙丽”,男的着宽松舒适的白棉布“托蒂”,没有一个人西装革履;他们中不少人宁可吃做得不标准的中国味咖喱香料饭,也不愿尝试花样繁多的中、西大餐;他们见面时总是优雅地向你“合十”致敬,决不老远伸出手来用“hello”打招呼。总之,他们这种传统习惯是根深蒂固的,尽管英国的殖民统治长达200年,并未能改变历史悠久的印度文明难以动摇的深厚根基。
这次工作中大家对生活接待都有足够信心,但对能否满足其演出要求心中都有些打鼓。出乎意料的是,演员们对剧场、舞台设施等要求一点儿不高:音乐表演者通常是常装上场,独奏、独唱只需在舞台中央放一块小地毯,两三个麦克风,演奏者和伴奏者都席地而坐,一唱(奏)起来就进入音乐的世界,完全“忘我”;舞蹈只要在舞台天幕下方点缀一排鲜花,视情节调整灯光明暗,打聚光或追光便大功告成。舞者自带服装和化妆盒,不需我们劳神,只有头饰每次都要大量新鲜的茉莉花,这在印度到处伸手可得,对我们却有些犯难。原来传统的印度音乐、舞蹈大都是在宗教祭祀或节日时表演,重在表达对神的敬意或与群众同乐,演员们要表现的是个人崇敬的心灵和技艺水平,无需太多的人工烘托。比起当今流行的舞台上云雾缭绕、激光四射,一人唱歌,群美伴舞的现代化演出架势,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
接待印度艺术代表团的经历对我可以说是一堂印度文化的启蒙课。我每场守在舞台边幕旁,既可以近距离地重复欣赏那些美妙绝伦、令人眼花缭乱的婆罗多舞,串串脚铃时强时弱,变幻无穷的卡塔克舞,一弦拨动,众弦和鸣的奇妙乐器锡塔尔独奏,以及清新优美的旁遮普民歌和洋溢着光明与欢乐的泰戈尔歌曲,又能直接感受到台上台下的人们心灵互动交流的愉悦,确是机会难得。虽然观众大多不知道这些歌舞的具体内容,但演员们以声音或肢体语言传递的美的信息是会直达观众心里的。现在想来,当初没有在各地安排对口的业务交流,或让中国的音乐舞蹈演员一路陪同代表团学习几个印度节目,乃是一大遗憾。不过据说团里的那些演员都是几岁便开始从师学艺,苦练二三十年才能出师,半路出家的中国文艺工作者要获几分真传,两个月恐怕只能是“有形无实”罢了。
唱响中印两国的《印地秦尼巴依巴依》
音乐舞蹈艺术有其自身的魅力,不言传也能意会。事实证明,除了历史剧色彩较浓的卡塔卡利舞外,中国观众对演出节目都颇感新奇有趣,其中由泰戈尔歌曲名歌手德巴布拉塔·毕斯瓦斯和有“旁遮普夜莺”美誉的苏伦德尔·考尔二人合唱的 《印地秦尼巴依巴依》(Hindi Chini Phai Phai,即印中友好歌)每场都受到热烈欢迎。大家虽然听不懂印地语的歌词,但反复出现的“印地秦尼巴依巴依”( 印中人民兄弟,兄弟)似乎能唤起有过共同命运,现在又同创新生的中印人民蕴于心底的天然兄弟之情,使这首歌每次演出都会引起一个动人的小高潮。基于此,作为印方舞台监督的毕斯瓦斯几次提出愿意教我们唱会这首歌,让它永远留在中国。毕斯瓦斯是个“平民歌唱家”,平日不修边幅,爱说笑话,嘴里总在嚼着血红的槟榔,全不在乎是否会伤了他的好嗓子。他性情直爽,带着几分艺术家的“执拗”,但内心对新中国充满火样的热情。当我们从武汉乘上去广州的火车时,他突然郑重提出,在广州的告别演出我必须加入他们一起唱《印中友好歌》,他拿出早已写好的英文字母拼音的印地语歌词,拉我到餐车上一字一句地教发音,做准备。结果广州的告别演出在宾主尽欢中圆满落幕。从此,“印地秦尼巴依巴依”在中国人当中也成了表达中印友好情谊的代用语。
1955年4月万隆会议前夕,“和大”的郭沫若主席率领一个由30多位各界知名人士组成的代表团去新德里参加亚洲国家和平会议,为万隆会议上中印总理共同提出“潘查西拉”原则(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舆论准备。会议结束后,印方在新德里举行了万人庆祝大会,郭沫若团长讲话后,临时动议让我和资中筠、赵风风一起上场合唱《印中友好歌》,以营造气氛。当我们用印地语唱出了第一句“印地秦尼巴依巴依”后,全场几乎沸腾了。随着我们一句句唱下去,惊喜的掌声与欢呼声阵阵响起。我望着台下万头攒动的男女老少那一双双真诚、友善而热情的眼睛,心里充满了对善良的普通印度人民的爱与感动。
1956年11月,我随“和大”郑森禹副秘书长再去印度出席全印和平大会,见到多位过去只闻其名、未见其人的印度和平委员会和印中友好协会的领导人和工作人员。中印的民间交往与合作在万隆会议成功的基础上愈加紧密。一个小插曲:离印前我得意地买到四张38转的印度音乐唱片(包括毕斯瓦斯的泰戈尔歌曲)。我特意手提上机以防破损。飞机抵仰光时已是半夜三点,司机快速行驶在去使馆的空荡荡大路上,突然有三个白衣行人横穿马路,司机急刹车躲避,车子冲向路边的明沟,翻转了360度刚好车轮着地,车里人跟着车快速翻了一个跟斗,结果竟都安然无恙,只是司机有点儿轻伤。我清醒过来的第一反应是,“天哪! 我的唱片完了”!我急忙在脚下找唱片盒子,却发现它完好无损,叫我虚惊一场。唱片至今仍在,但没有了唱机,只能当古董“观赏”了。
也许告别印度后的这场意外预示着我同印度的“机缘”已尽。从那以后,我的工作和生活都进入了一个全然不同的阶段。
余音尚健,友谊长存
1959年国内外风云突变,中苏分歧公开化,中印关系也出现了一段兵戎相见的时期。反右后的“和大”经历了一次机构大调整,印度工作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1972年“和大”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合并,仍在台基厂办公。从此我的工作再与印度无关。直到退休后,一次偶读季羡林老先生的《此情犹思》一书,看到季老1979年访印的回忆文章中深情描绘了印度人民对中国客人的热情友好,令我不禁感慨系之。他提到离印前在机场候机室与友人告别时,曾一边忙着说话,一边“用一只耳朵听”印度著名歌手,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毕斯瓦斯在引吭高歌:
友好的歌声四处起
印中人民是兄弟
黎明降临到大地
朝霞泛起在天际
友好的歌声四处起
印中人民是兄弟
印中人民一定要突破旧世界
的锁链
告诉我吧
谁能把我们的英雄抗击
在描述当时回荡在候机室的歌声时,季老用了“动人心魄”四个字,送行的印度朋友对他说:“这样的歌好久没有听到了,今天听了觉得特别高兴”,他的反应是:“这真是说出了我们心里的话”。的确,从1955到1979,中国人和印度人都太久没有听到这歌了。我多么希望唱这歌的人就是当年印度艺术代表团的老朋友毕斯瓦斯啊!可惜与季老同行的同事们已记不起歌者的全名,而且描述的歌者容貌体征和经历与我记忆中的毕斯瓦斯相去甚远,难以确认。毕竟时隔30多年,一切都难免有变!但我相信,《印地秦尼巴依巴依》的印度歌者永远会是对中国人民充满深情的人。我衷心为他(或他们)祈福,愿那美妙的歌声播下的印中友好种子永远开花结果,代代相传。
自季老1979年重访印度,一晃儿又过了20年。进入21世纪的中国和印度都已经从百年积贫积弱的落后状态一跃而为重新崛起的亚洲大国。这个成果是两国几代人流血牺牲、艰苦奋斗换来的,值得永远珍惜并为之骄傲。从印度人创作《印地秦尼巴依巴依》到中国人学唱《人民的力量》,21世纪的中印关系已经跨越过20世纪中期的那次起落,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开始一个携手拓展合作,共创美好未来的新时期。泰戈尔的《人民的力量》是在1908年印度人民反分治、抵制英货的那场大规模群众斗争遭到英国殖民者残酷镇压,印度民族运动处于低潮的1911年创作的。他意在激励全民不分民族、地域、宗教信仰,“将心融合成一个和谐的生命”,度过凄寂的寒夜,迎接胜利的到来。《人民的力量》原是一首爱国歌曲,成为印度国歌是偶然的。我想如果热爱中国的泰戈尔在天有知他的这首歌今天在中印军人联欢中由中国军人唱出来,一定会无比欣慰。写到这里,网上又刊出印度“以中国为假想敌”的军演消息,让我想起尼赫鲁在1962年12月参加印度国际大学毕业仪式时说的一段话:“在尽责保卫国家的时候,我们必须牢记印度文化的原则。比方说,在国际大学你们有许多部门,……这是一件好事,会使你们经常记住你们的现在和将来都不会与中国文化或者与中国的伟大开战。你们对中国人不会发生恶感……如果你们认为有好几亿人的中国是你们的敌人,那就不对了……” * 中印同是世界文明古国,两千多年的文化交往使这两个东方文化体系蕴含着重要的共同根基。中国的“天人合一”和印度的“梵我一如”哲学,终有一天会成为应对现代文明中的贪婪、残暴、仇恨、嫉妒,滥用天然资源于满足无穷的私欲,滥用科技成果于实现自我膨胀的良方,以及构建人类和谐世界的根本思想基础。在这方面,中印人民未来必定能继承并发扬各自的文化先驱者的智慧和才干,排除无谓的干扰,到达人类理想的境界。
2009年4月1日
* 引自《世界知识》2006年第23期 《中印友好年 再话伟人尼赫鲁》 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