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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须一瓜长期供职于媒体，对于媒体人的生活状况可以说有着相当深入的了解，但在她的小说写作历程中，对于媒体人的生活却甚少涉及。但这一次，在长篇小说《别人》（载《人民文学》2015年第7期）中，一向小心翼翼的须一瓜，却抡开了膀子，直击媒体与媒体人的生活状况了：“是的，《别人》用的就是‘窝边草’。它描摹了一块世事善恶的集散地，一个人心情志枢纽中心。它用媒体框架，写了媒体人的梦想与梦魇，欲望与挣扎，写了世相人心中的妖与妄。是的，我到底犯忌了：本是‘太熟了，不好下手’的平素回避地，我终于走了过来，嗅着窝边草。”①为什么要突破自我约束大写特写媒体生活呢？一个关键的问题，恐怕就在于媒体本身就有着一种突出的镜像功能。所谓媒体，指传播信息的媒介，在当下时代一种约定俗成的意义上说，存在着电视、广播、报纸、周刊（杂志）这四大传统媒体。具体到须一瓜的《别人》，她所集中描写展示的，乃是一群供职于报纸的媒体人的工作、生活与精神状貌。须一瓜这一次之所以要以正面强攻的姿态直击表现媒体人的生活状况，与她为自己确定的深度介入表现当下时代严重社会问题的创作主旨密切相关。某种程度上，能够极其有效地把媒体人的生活与严重社会问题拼贴连接在一起的，正是新闻事件。一方面，只有那些具有重大意义的社会事件方才有可能进入媒体人的报道视野之中，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具有负面效应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也只有在从事于新闻报道的活动过程之中，媒体人自身的生活状况与精神世界才能够得到充分的展示。在这个意义上，须一瓜笔下的媒体，实际上也就具有了双重的镜像功能。一方面映照表现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反观表现媒体人自身的形象。
问题在于，一部旨在透视表现媒体人生活状况的长篇小说，为什么要被命名为“别人”呢？这里的“别人”，最起码包含着以下三个方面的意味。其一，从职业的角度来说，相对于庞贝而言，她的那些传媒同事们可以被看作别人。其二，相对于包括庞贝在内的报纸传媒从业者而言，其他林林总总的社会公众可以被看作别人。其三，从个体的角度来说，相对于庞贝而言，大夫马佛送可以被看作是别人。归根到底，正是通过对由众多他者所构成的别人世界的艺术展示，须一瓜一方面把批判矛头尖锐地指向了社会问题成堆的当下时代，另一方面也对以媒体人为主体构成的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进行了足称犀利的透辟解剖。我们注意到，同样还是在小说的后记中，须一瓜有一段从马丁·布伯《我与你》中生发出来的智慧说法：“德国哲学家马丁·布伯在《我与你》中，反对主体间的关系堕落为主客体间的关系（这就是中国现阶段人之间的严酷现实），而是建立自由、平等、尊重的真正的人性化的关系。我们面临的生存困境与文化危机，就是个体间的失落与主体间的疏离。他认为，人真正的存在，实现于没有任何目的、期待、手段、的‘我与你’的关系中。‘我与它’的关系极度膨胀，使人难以返回‘我与你’的关系中时，人的存在就是不健康的。《别人》说的就是这样的故事。”②必须承认，作家的现身说法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们更好地进入《别人》的艺术世界。然而，倘若允许我们再想得多一点，那么，须一瓜的“别人”也完全可以被看作是萨特意义上的“他人”。萨特在一种存在主义的层面上强调“他人就是地狱”，强调他人乃是一种自我主体之外的异质性构成。马佛送因为距离遥远而成为庞贝极不了解的一位“别人”自在情理之中，令人惊异处在于，江利夫虽然是庞贝彼此投契的同道与知己，经常活动在庞贝的身边，但后来的东窗事发却还是让庞贝大跌眼镜。在这个意义上，江利夫完全称得上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须一瓜“别人”更深一层的形而上意涵，恐怕正在于此。究其根本，一部《别人》，意欲深度探究表现的正是一个由很多个“别人”构成的现实社会，正是这些个“别人”那简直就是深不可测的内在精神世界。
首先进入须一瓜关注视野的，是当下时代日益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日子报》记者庞贝因为酒后大闹派出所醉打警察的问题差点被停职下岗，非常器重她的报社老总花利民特意安排她担任新成立的“食品报道组”的负责人。报道组由三人组成：“庞贝，括弧里写金牌记者；段恺心，括弧里是省双十佳记者；罗加加，括弧里写食品专业记者。”正所谓“民以食为天”，因为食品安全事实上已经成为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所以，“食品报道组”的成立，马上就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报道活动一开始，专设的热线电话就被反映问题的老百姓给打爆了。事实上，也正是借助于庞贝这个“食品报道组”的采访报道活动，当下时代日益严重威胁着国人身体健康的食品安全问题方才在小说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比如，毒鸭血问题、有毒的化学火锅汤，连调味品区也简直沦为“化学品专柜”。为了证实这些化学品的“奇效”，庞贝他们果然动用“一滴香”烹调出了一桌香喷喷的盛宴，其美味直让自己不知内情的媒体同事们赞不绝口。但“一滴香”令人瞠目结舌的真实情况却是：“‘一滴香’是通过化工合成方法做出来的，而对人体危害很大，长期食用更会损伤肝脏，还能致癌。”假鸭血、“一滴香”之外，其他诸如毒鱼、毒豆芽、假葡萄酒、毒狗肉等食品安全问题，也都在须一瓜的笔下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关注表现。总之，由于巨大市场利益强力驱动的缘故，食品造假已经成为当下时代一个非常普遍的社会问题。这一问题的存在，严重地影响着国人的身体健康。对这一点的尖锐揭示，所凸显出的正是须一瓜一种难能可贵的社会批判立场。
然而，与食品安全问题的严峻状况相比较，更加令人触目惊心的，却是社会监督管理部门的不作为。这一点，集中表现在毒鸭血事件被曝光后由食品药品监督局与市委宣传部门联合牵头主办的一次碰头会上。一进会议室，庞贝就听到报社同事江利夫与官员们之间的会前辩论：“那个官员认为，报社不应该这样制造舆论恐怖，这是破坏社会和谐。另一位官员在大声附和：这是社会转型期的阶段性问题，全国都在放毒，我们酉州算好了，你报纸这样不负责地报道，外地人上网一看，还以为我们酉州是全国最黑。”就这样，本来是自身没有能够很好地履行监管责任，但在问题被报道出来之后，这些监管部门却不管不顾地迁怒于报社。原本以为自己报道有功的庞贝他们，根本没想到，碰头会到头来却变了味，变成了一个变相的“批斗会”。在这个碰头会上，来自各个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领导拼命地推卸责任，并且在暗中有意无意地把指斥的矛头对准了庞贝他们。从区农业局到区工商局，一直到市质量监督部门，所有的与会者都站在各自部门的本位立场上，为自身的不作为强作辩护。依照与会者的逻辑，真正应该受到指责的既不是制假造假者，也不是这些监管部门，反倒是惹是生非的庞贝他们。假若媒体不去关注报道事实上日益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不去捅这个敏感的马蜂窝，那么自然也就会天下太平。很显然，正是通过这样一个实际上已经变了味的碰头会的描写，须一瓜对于食品安全问题之所以会越来越严重的社会政治原因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探究与追问。一方面，假冒伪劣食品的日益增多，固然与所谓市场经济强烈刺激下国人欲望的普遍膨胀密切相关。伴随着物欲的喧嚣，国人的道德水准严重下降。失去了道德有效制衡后的国人，竞相狂奔在达至欲望高峰的路途上。但在另一方面，食品安全问题的愈演愈烈，却又与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监管不力脱不了干系。关键的问题在于，这些监管部门不仅自身没有发挥应有的监管作用，而且还反过来倒打一耙，把积极介入假冒伪劣食品问题报道的新闻媒体视若寇雠。这样一来，须一瓜自然也就把自己的批判矛头更其犀利地对准了潜隐于食品安全问题背后的不合理社会体制问题。 食品安全问题之外，须一瓜在《别人》中聚焦的另一个严重社会问题，就是医院里的经营创收与医患关系问题。这一点，集中表现在马佛送曾经供职过的酉州人民医院以及尚仁与丽健这两家私立医院。首先是酉州人民医院的经营创收：“新上任的院领导大抓经营创收，连续出台改革方案。比如开单提成规定：门诊、住院病人发生的药品收入，计入开单医生所在科室，作为该科室的药品收入。医生们为了提高收入与奖金，能用国产药的，用进口药；能用普通药的，用新特药；能用一两种药的，用三四种药；光子刀、支架植入、核磁共振、住院证，统统都明文规定转为计件收入。”这样一来，医护人员的待遇固然提高了，但沉重的医疗费用却被转嫁到了无辜的患者身上。所谓的乱收费云云，指的也就是这种情况了。然后是私立医院的对于无辜民众的恶意骗诊。何为恶意骗诊？就是说这些私立医院常常会打出免费大义诊的旗号来招徕患者，只要有人贪图一时的小便宜上门求诊，私立医院发横财的机会也就到了。比如，一位卖菜的老农，本来只是普通的咽炎，却因为贪图小便宜去做免费的彩超。没想到，不彩超不要紧，这一彩超，可就彩超出了大问题。结果，他被莫须有地怀疑有三个肿瘤。如此一个诊断结果，不仅给他无端平添了沉重的精神负担，而且也增加了经济负担。最后的获利者，当然只能是恶意骗诊的私立医院本身。如此这般不择手段地忽悠欺骗患者，所带来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医患关系的高度对立与紧张。这一方面，最典型不过一个例证，就是那位因为被诊断为性病而最终被迫自杀的男人。诚所谓人命关天，以恶意骗诊的方式聚敛钱财已属不义之举，到最后居然还闹出了人命，那就真正称得上是不可饶恕的罪恶了。究其根本，无论是酉州人民医院巧立名目无原则的经营创收，抑或还是私立医院不择手段地大肆聚敛钱财，都是导致当下时代医患关系日趋对立紧张的主要原因所在。正如同前边已经讨论过的食品安全问题一样，导致医疗问题日趋严重的关键原因，也不外两个方面。一个是国人道德水准的普遍下降，唯利是图，见钱眼开。另一个则是政府监督管理部门严重缺位失职后的毫无作为。
需要注意的是，不管是食品安全问题，还是医疗创收与纠纷问题，在须一瓜的《别人》中，都是通过一群媒体人也即《日子报》的一群记者的新闻报道而被揭示出来的。在这些媒体人揭露反映这两类社会问题的过程中，他们自身的形象也处在被须一瓜解剖呈现的状态之中。而这，也正是作家所重点关注表现的媒体一种非常重要的镜像功能。因为这些媒体人在社会身份的归属上都可以被划入到知识分子的类别之中，所以，须一瓜对于这些媒体人精神世界所做的艺术剖析，也可以被理解为是对当下时代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深度透视。对于这些媒体人来说，首要的本职任务就是恪守新闻伦理，做好新闻报道。所谓新闻伦理，其第一要义显然就是尽可能如实地反映新闻事件的真相。具体到须一瓜《别人》中的《日子报》同仁，歌功颂德的正面新闻当然不是问题，难就难在怎样才能够尽可能如实地把诸如食品安全与医疗创收纠纷这样严重的社会问题真相在新闻报道中反映出来。这一方面的一个典型案例，就是庞贝他们这个“食品报道组”刚刚成立不久时对于毒鸭血事件的及时报道。说实在话，对于庞贝他们来说，能够不打折扣地把自己在新闻采访过程中所了解到的全部事件真相如实反映出来，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即如毒鸭血事件，虽然庞贝他们如愿以偿地反映了事件的真相，但在事后却因此而感受到了极大的精神压力。碰头会上政府各职能部门在自我辩解开脱的同时对于记者“乱捅炉子”行为那种潜在的强烈不满，是显而易见溢于言表的。这种情况就充分说明，在现行社会体制下，如同庞贝这样的媒体人要想恪守新闻伦理，忠实履行记者职责，首先就会面临来自体制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干扰与钳制。这一点，同样也体现在小说开篇处庞贝对于小剑桥幼儿园克扣幼儿与员工伙食事件的报道上。庞贝的报道明明有充分的事实依据，但因为此前庞贝曾经醉打警察，因为那个幼儿园的园长已经“恶人先告状”，已经把举报信散发到了市教育局、区教育局、市委、市府办，甚至还有小剑桥所在的村委书记办公室，可以说造成了很坏的影响，所以报业集团党委的最终意见还是要让事实上恪尽职守的庞贝停职反省。这一事实的形成，显然就可以被看作是权力意识形态横蛮作祟的一种直接结果。若非如此，仅凭那个小小的幼儿园园长的能量，根本就不可能掀起这么大的风浪来。小说文本中，围绕“食品报道组”的工作，曾经出现过这样一段叙述话语：“侯翔看出段恺心心结，拍了拍他的肩头，说，兄弟，今天我掏心掏肺多说几句，是的，你们食品报道组给《日子报》挣足了面子。走出去，到处听到人家夸你们。但是，我昨天却开会，上面已经口头提醒《日子报》，事关民生的报道，记者可以有激情，但报社必须有节制。”什么叫“记者可以有激情，但报社必须有节制”？所谓的“有节制”云云，显然意味着对于民生报道一种来自政治意识形态的强力控制。
政治意识形态之外，另一种直接钳制影响媒体人恪守新闻伦理的重要力量，来自进入所谓市场经济时代以来逐渐蔚为大观的消费意识形态。对于报社来说，所谓消费意识形态的影响，直接体现在广告收入上。具体到《别人》中的《日子报》，作为酉州报业集团的一员，其广告经营原来一直归属于集团，《日子报》自己无须在这一方面多费脑筋。然而，随着报业集团改革的整体步伐，《日子报》广告经营的最终独立，乃是一种不可逆转的根本趋势。虽然这种改革措施曾经遭到《日子报》老总花蟑螂的竭力抵制，但终究还是无法抵挡：“从新生到如今五岁半，从来不操心的《日子报》，必须面对自家的日子了。发行多少钱，纸张多少钱，广告进项多少，人员工资，办公成本，都得算本账了。”正所谓一文钱难倒英雄汉，归根到底一句话，广告独立经营后《日子报》的生存发展，均需依赖于自家的广告收入了。为此，“集团广告中心特意调配了一个懂经营的蒋小平副总过来，协助毫无经营意识的花总。花总一看蒋副就别扭，当面讥讽他见钱眼开。蒋副反唇相讥，说，我要不见钱眼开，那就渎职了。”花总之所以会对蒋副不感冒不买账，与他那样一种坚守新闻伦理的理想主义情怀密切相关。现行体制下，庞贝他们这个“食品报道组”，能够在《日子报》连续刊发多篇事关食品安全的批评性报道并引起社会的广泛注意，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花总的鼎力支持。如此一位新闻理想主义者，置身于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因为新闻理念受到强烈冲击的缘故，自然会与主管广告经营的蒋副发生冲突。 这里的关键问题并不是说蒋副就不愿意恪守新闻伦理，而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要想维持报社的正常运作，保障员工的基本权益尤其是经济权益，就必须首先保障必要的广告进项。这样一来，一种市场经济时代的新闻报道奇观也就应运而生了：“从此，各编辑电脑前的隔板上，不仅夹了市领导五大班子的排名座次顺序表，还多了一张字体更黑的重点企业名单。”倘若说前者代表着政治意识形态，那么后者就显然意味着消费意识形态。“重点么，简单说，就是油水多，容易出油或已经榨出油或日后还要大出油的广告大户。也就是说，如果记者来稿，尤其是批评稿子，出现以上名单中的企业，必须事先和广告部门沟通。什么叫沟通？基本就是不发稿。这种死稿，让一线记者火冒三丈，最后领导们把为经营牺牲的稿子按‘烈士’计分，多少安抚一点白辛苦的记者情绪，但花总常常气得扼腕。也有暂时不死的，那通常是拉广告的谈判筹码。”正所谓吃了人的嘴短，拿了人的手软，如此一种等价交换的结果，就是以揭出问题为根本追求的批评性新闻报道胎死腹中。这样，企业通过广告费就彻底收买了新闻记者的批评报道权。更严重的问题在于，为了完成广告任务，《日子报》居然被迫把广告任务分解落实到了每一位编辑记者的头上。以上所有这些，都充分证明着市场消费意识形态将会在怎样一种严重的程度上危及以还原事实真相为根本旨归的新闻伦理。其中，同样被严重侵犯戕害的，更是媒体人或者说知识分子的一种人格与精神尊严。
带有强制性色彩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存在，固然会钳制影响媒体人对新闻伦理的恪守，但相比较而言，在一个资本已然成为社会生活核心的经济时代，更容易对媒体人的精神世界构成直接控制的，反倒是具有软性色彩的简直就是无孔不入的消费意识形态。这一点，集中体现在江利夫这样一类的媒体人身上。江利夫曾经如同花总一样恪守新闻伦理，忠实于自己的新闻理想。但面对着来自包裹着甜蜜糖衣的消费意识形态日复一日的打磨销蚀，江利夫终于还是彻底败下阵来。令人欣慰处在于，并不是所有的媒体人都会如同江利夫一样倒在糖衣炮弹的进攻面前。令人尊敬的花总花蟑螂之外，以自己朴素低调的行为方式坚守新闻伦理的一个媒体人或者说知识分子形象，就是小说主人公之一的庞贝。虽然从来不做什么高调宣示，但在自己的履职过程中，庞贝一直都是坚持原则，恪守新闻伦理的。且不说寻常意义上的所谓糖衣炮弹，即使在其中掺杂上个人的私情，庞贝也一样地六亲不认。
庞贝等一众媒体人的形象之外，《别人》艺术上的另一个引人注目处，乃在于对于马佛送与赵枫蕾这一对大夫夫妻精神世界的深度剖析与塑造。但在具体分析这两位人物形象之前，首先要明确的一点是，从阶层归类的角度来说，正如同媒体人一样，大夫也可以被归入现代知识分子的行列之中。因此，我们对马佛送与赵枫蕾夫妻的深度解剖，也可以被看作是对现代知识分子精神构成的一种理解与分析。如果从小说结构艺术的层面来衡量，那么，由马佛送牵连而出的一系列医疗创收与纠纷问题，显然可以被看作是《别人》中非常重要的一条结构线索。很大程度上，这一条线索，与食品安全问题那一条线索一起，构成了相互交叉延伸发展的双线结构。实际上，也正是依循这一条线索，须一瓜在渐次揭开医疗创收与纠纷问题真相的同时，也深度刻画出了马佛送与赵枫蕾这两位具有相当人性深度的知识分子形象。首先是富有强烈正义感的赵枫蕾。面对着酉州人民医院各种不合理的创收举措，生性一根筋的大夫赵枫蕾持激烈的对抗姿态，她不仅自己自觉抵制医院的不合理举措，而且还屡屡向上级部门举报。赵枫蕾的反抗，招致的自然是打击报复。最终，不堪羞辱的赵枫蕾以自杀的方式做出了自己最后的抗争。
虽然诸如庞贝、赵枫蕾这样的人物形象都可圈可点，但相比较而言，其内在精神世界构成最为复杂的一位知识分子形象，无疑还应该是马佛送。虽然意志未必如同赵枫蕾那样坚定，但在与酉州人民医院对抗的过程中，夫妻关系一向不怎么和谐的马赵两位，居然成了一条战壕里的盟友。然而，妻子赵枫蕾的跳楼身亡，尤其是她弃世后才被发现的电话与短信，对他的精神世界构成了致命一击。遭受如此一种情感打击后，心灰意冷的马佛送主动离职，辞去了酉州人民医院的工作。但工作可以离职，生活却不能不继续，尤其是马佛送并不仅仅只是自己一个人，他还有年迈的父母以及一位抱养来的姐姐需要照护。迫于生计的缘故，离职后的马佛送被迫依附于一家名叫丽健的私立医院的女老板綦连莲。面对着实实在在的金钱收入，“马佛送的心，不自然地跳。他感到自己的慌张，因为他知道自己心动了。他没有回复。他在寻思，自己是不是就这样一步步要和他最不屑的暴发户们为虎作伥了。”实际上，就在马佛送不断地扪心自问的时候，他的精神世界正处于堕落下降的过程之中。
最能见出渐次蜕变后马佛送精神世界复杂性的，是他的父母和姐姐因为吃狗肉中毒事件发生后他所作出的一系列反映。虽然说吃狗肉中毒本身就属于食品安全问题，但须一瓜对狗肉中毒事件的描写主旨却很明显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是要借此来凸显医疗纠纷，并深度刻画马佛送这一人物形象。中毒事件发生后，中毒者很快就被热心的邻居送到尚仁医院急救，怎奈私立医院的救护能力极弱，病人虽然被送到了医院，但医院却耽误了救治的最佳时刻，结果，马佛送姐姐的生命，就这么给活生生地给耽误了。尤其具有强烈讽刺意味的是，事发之后，马佛送方才发现自己的署名权竟然被盗用了：“这一次，他看到了他的签名，第一眼他觉得古怪，瞪大眼睛仔细看，他简直难以置信，他小心放大细看，没错，他没有看错，那上面的签名就是马佛送。他，马佛送，今晚就是尚仁的值班医生！马佛送仰头重重后靠。”搞了半天，从理论上说，可怜的姐姐竟然惨死在自己的弟弟手里。而这一切，全都是因为马佛送无奈接受了消费意识形态影响的缘故。没承想，马佛送也因此而受到医院的要挟，最终只能放弃抗争。到这个时候，那位曾经面无惧色地和赵枫蕾医生一起并肩为社会正义而战的斗士马佛送，也就彻底扭曲堕落成为金钱与名声的奴隶了。为了自己的所谓“声誉和前途”，马佛送最终无情地葬送了自己的亲情和良知。
总之，正是依托于诸如庞贝、赵枫蕾、花总、江利夫等一众人物形象，尤其是马佛送这一具有相当人性深度的知识分子形象的刻画塑造，须一瓜得以艺术性地对当下时代诸如食品安全、医疗创收与纠纷等严重社会问题进行了堪称透辟犀利的揭示与批判。而《别人》，也因此而成为一部当下时代并不多见的优秀批判现实主义长篇小说。
2015年9月29日夜23时50分许完稿于北京兰溪宾馆。
时，窗外大雨瓢泼。是日，第九届茅奖在文学馆颁奖
【注释】
①②均见须一瓜《我终于走来，嗅着窝边草——关于长篇小说〈别人〉》，载《文汇报·笔会》2015年11月13日。
（白云、王春林，山西大学中文系。本文系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莫言文学道路与中国文学的变革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3&ZD122）
问题在于，一部旨在透视表现媒体人生活状况的长篇小说，为什么要被命名为“别人”呢？这里的“别人”，最起码包含着以下三个方面的意味。其一，从职业的角度来说，相对于庞贝而言，她的那些传媒同事们可以被看作别人。其二，相对于包括庞贝在内的报纸传媒从业者而言，其他林林总总的社会公众可以被看作别人。其三，从个体的角度来说，相对于庞贝而言，大夫马佛送可以被看作是别人。归根到底，正是通过对由众多他者所构成的别人世界的艺术展示，须一瓜一方面把批判矛头尖锐地指向了社会问题成堆的当下时代，另一方面也对以媒体人为主体构成的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进行了足称犀利的透辟解剖。我们注意到，同样还是在小说的后记中，须一瓜有一段从马丁·布伯《我与你》中生发出来的智慧说法：“德国哲学家马丁·布伯在《我与你》中，反对主体间的关系堕落为主客体间的关系（这就是中国现阶段人之间的严酷现实），而是建立自由、平等、尊重的真正的人性化的关系。我们面临的生存困境与文化危机，就是个体间的失落与主体间的疏离。他认为，人真正的存在，实现于没有任何目的、期待、手段、的‘我与你’的关系中。‘我与它’的关系极度膨胀，使人难以返回‘我与你’的关系中时，人的存在就是不健康的。《别人》说的就是这样的故事。”②必须承认，作家的现身说法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们更好地进入《别人》的艺术世界。然而，倘若允许我们再想得多一点，那么，须一瓜的“别人”也完全可以被看作是萨特意义上的“他人”。萨特在一种存在主义的层面上强调“他人就是地狱”，强调他人乃是一种自我主体之外的异质性构成。马佛送因为距离遥远而成为庞贝极不了解的一位“别人”自在情理之中，令人惊异处在于，江利夫虽然是庞贝彼此投契的同道与知己，经常活动在庞贝的身边，但后来的东窗事发却还是让庞贝大跌眼镜。在这个意义上，江利夫完全称得上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须一瓜“别人”更深一层的形而上意涵，恐怕正在于此。究其根本，一部《别人》，意欲深度探究表现的正是一个由很多个“别人”构成的现实社会，正是这些个“别人”那简直就是深不可测的内在精神世界。
首先进入须一瓜关注视野的，是当下时代日益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日子报》记者庞贝因为酒后大闹派出所醉打警察的问题差点被停职下岗，非常器重她的报社老总花利民特意安排她担任新成立的“食品报道组”的负责人。报道组由三人组成：“庞贝，括弧里写金牌记者；段恺心，括弧里是省双十佳记者；罗加加，括弧里写食品专业记者。”正所谓“民以食为天”，因为食品安全事实上已经成为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所以，“食品报道组”的成立，马上就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报道活动一开始，专设的热线电话就被反映问题的老百姓给打爆了。事实上，也正是借助于庞贝这个“食品报道组”的采访报道活动，当下时代日益严重威胁着国人身体健康的食品安全问题方才在小说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比如，毒鸭血问题、有毒的化学火锅汤，连调味品区也简直沦为“化学品专柜”。为了证实这些化学品的“奇效”，庞贝他们果然动用“一滴香”烹调出了一桌香喷喷的盛宴，其美味直让自己不知内情的媒体同事们赞不绝口。但“一滴香”令人瞠目结舌的真实情况却是：“‘一滴香’是通过化工合成方法做出来的，而对人体危害很大，长期食用更会损伤肝脏，还能致癌。”假鸭血、“一滴香”之外，其他诸如毒鱼、毒豆芽、假葡萄酒、毒狗肉等食品安全问题，也都在须一瓜的笔下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关注表现。总之，由于巨大市场利益强力驱动的缘故，食品造假已经成为当下时代一个非常普遍的社会问题。这一问题的存在，严重地影响着国人的身体健康。对这一点的尖锐揭示，所凸显出的正是须一瓜一种难能可贵的社会批判立场。
然而，与食品安全问题的严峻状况相比较，更加令人触目惊心的，却是社会监督管理部门的不作为。这一点，集中表现在毒鸭血事件被曝光后由食品药品监督局与市委宣传部门联合牵头主办的一次碰头会上。一进会议室，庞贝就听到报社同事江利夫与官员们之间的会前辩论：“那个官员认为，报社不应该这样制造舆论恐怖，这是破坏社会和谐。另一位官员在大声附和：这是社会转型期的阶段性问题，全国都在放毒，我们酉州算好了，你报纸这样不负责地报道，外地人上网一看，还以为我们酉州是全国最黑。”就这样，本来是自身没有能够很好地履行监管责任，但在问题被报道出来之后，这些监管部门却不管不顾地迁怒于报社。原本以为自己报道有功的庞贝他们，根本没想到，碰头会到头来却变了味，变成了一个变相的“批斗会”。在这个碰头会上，来自各个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领导拼命地推卸责任，并且在暗中有意无意地把指斥的矛头对准了庞贝他们。从区农业局到区工商局，一直到市质量监督部门，所有的与会者都站在各自部门的本位立场上，为自身的不作为强作辩护。依照与会者的逻辑，真正应该受到指责的既不是制假造假者，也不是这些监管部门，反倒是惹是生非的庞贝他们。假若媒体不去关注报道事实上日益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不去捅这个敏感的马蜂窝，那么自然也就会天下太平。很显然，正是通过这样一个实际上已经变了味的碰头会的描写，须一瓜对于食品安全问题之所以会越来越严重的社会政治原因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探究与追问。一方面，假冒伪劣食品的日益增多，固然与所谓市场经济强烈刺激下国人欲望的普遍膨胀密切相关。伴随着物欲的喧嚣，国人的道德水准严重下降。失去了道德有效制衡后的国人，竞相狂奔在达至欲望高峰的路途上。但在另一方面，食品安全问题的愈演愈烈，却又与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监管不力脱不了干系。关键的问题在于，这些监管部门不仅自身没有发挥应有的监管作用，而且还反过来倒打一耙，把积极介入假冒伪劣食品问题报道的新闻媒体视若寇雠。这样一来，须一瓜自然也就把自己的批判矛头更其犀利地对准了潜隐于食品安全问题背后的不合理社会体制问题。 食品安全问题之外，须一瓜在《别人》中聚焦的另一个严重社会问题，就是医院里的经营创收与医患关系问题。这一点，集中表现在马佛送曾经供职过的酉州人民医院以及尚仁与丽健这两家私立医院。首先是酉州人民医院的经营创收：“新上任的院领导大抓经营创收，连续出台改革方案。比如开单提成规定：门诊、住院病人发生的药品收入，计入开单医生所在科室，作为该科室的药品收入。医生们为了提高收入与奖金，能用国产药的，用进口药；能用普通药的，用新特药；能用一两种药的，用三四种药；光子刀、支架植入、核磁共振、住院证，统统都明文规定转为计件收入。”这样一来，医护人员的待遇固然提高了，但沉重的医疗费用却被转嫁到了无辜的患者身上。所谓的乱收费云云，指的也就是这种情况了。然后是私立医院的对于无辜民众的恶意骗诊。何为恶意骗诊？就是说这些私立医院常常会打出免费大义诊的旗号来招徕患者，只要有人贪图一时的小便宜上门求诊，私立医院发横财的机会也就到了。比如，一位卖菜的老农，本来只是普通的咽炎，却因为贪图小便宜去做免费的彩超。没想到，不彩超不要紧，这一彩超，可就彩超出了大问题。结果，他被莫须有地怀疑有三个肿瘤。如此一个诊断结果，不仅给他无端平添了沉重的精神负担，而且也增加了经济负担。最后的获利者，当然只能是恶意骗诊的私立医院本身。如此这般不择手段地忽悠欺骗患者，所带来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医患关系的高度对立与紧张。这一方面，最典型不过一个例证，就是那位因为被诊断为性病而最终被迫自杀的男人。诚所谓人命关天，以恶意骗诊的方式聚敛钱财已属不义之举，到最后居然还闹出了人命，那就真正称得上是不可饶恕的罪恶了。究其根本，无论是酉州人民医院巧立名目无原则的经营创收，抑或还是私立医院不择手段地大肆聚敛钱财，都是导致当下时代医患关系日趋对立紧张的主要原因所在。正如同前边已经讨论过的食品安全问题一样，导致医疗问题日趋严重的关键原因，也不外两个方面。一个是国人道德水准的普遍下降，唯利是图，见钱眼开。另一个则是政府监督管理部门严重缺位失职后的毫无作为。
需要注意的是，不管是食品安全问题，还是医疗创收与纠纷问题，在须一瓜的《别人》中，都是通过一群媒体人也即《日子报》的一群记者的新闻报道而被揭示出来的。在这些媒体人揭露反映这两类社会问题的过程中，他们自身的形象也处在被须一瓜解剖呈现的状态之中。而这，也正是作家所重点关注表现的媒体一种非常重要的镜像功能。因为这些媒体人在社会身份的归属上都可以被划入到知识分子的类别之中，所以，须一瓜对于这些媒体人精神世界所做的艺术剖析，也可以被理解为是对当下时代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深度透视。对于这些媒体人来说，首要的本职任务就是恪守新闻伦理，做好新闻报道。所谓新闻伦理，其第一要义显然就是尽可能如实地反映新闻事件的真相。具体到须一瓜《别人》中的《日子报》同仁，歌功颂德的正面新闻当然不是问题，难就难在怎样才能够尽可能如实地把诸如食品安全与医疗创收纠纷这样严重的社会问题真相在新闻报道中反映出来。这一方面的一个典型案例，就是庞贝他们这个“食品报道组”刚刚成立不久时对于毒鸭血事件的及时报道。说实在话，对于庞贝他们来说，能够不打折扣地把自己在新闻采访过程中所了解到的全部事件真相如实反映出来，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即如毒鸭血事件，虽然庞贝他们如愿以偿地反映了事件的真相，但在事后却因此而感受到了极大的精神压力。碰头会上政府各职能部门在自我辩解开脱的同时对于记者“乱捅炉子”行为那种潜在的强烈不满，是显而易见溢于言表的。这种情况就充分说明，在现行社会体制下，如同庞贝这样的媒体人要想恪守新闻伦理，忠实履行记者职责，首先就会面临来自体制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干扰与钳制。这一点，同样也体现在小说开篇处庞贝对于小剑桥幼儿园克扣幼儿与员工伙食事件的报道上。庞贝的报道明明有充分的事实依据，但因为此前庞贝曾经醉打警察，因为那个幼儿园的园长已经“恶人先告状”，已经把举报信散发到了市教育局、区教育局、市委、市府办，甚至还有小剑桥所在的村委书记办公室，可以说造成了很坏的影响，所以报业集团党委的最终意见还是要让事实上恪尽职守的庞贝停职反省。这一事实的形成，显然就可以被看作是权力意识形态横蛮作祟的一种直接结果。若非如此，仅凭那个小小的幼儿园园长的能量，根本就不可能掀起这么大的风浪来。小说文本中，围绕“食品报道组”的工作，曾经出现过这样一段叙述话语：“侯翔看出段恺心心结，拍了拍他的肩头，说，兄弟，今天我掏心掏肺多说几句，是的，你们食品报道组给《日子报》挣足了面子。走出去，到处听到人家夸你们。但是，我昨天却开会，上面已经口头提醒《日子报》，事关民生的报道，记者可以有激情，但报社必须有节制。”什么叫“记者可以有激情，但报社必须有节制”？所谓的“有节制”云云，显然意味着对于民生报道一种来自政治意识形态的强力控制。
政治意识形态之外，另一种直接钳制影响媒体人恪守新闻伦理的重要力量，来自进入所谓市场经济时代以来逐渐蔚为大观的消费意识形态。对于报社来说，所谓消费意识形态的影响，直接体现在广告收入上。具体到《别人》中的《日子报》，作为酉州报业集团的一员，其广告经营原来一直归属于集团，《日子报》自己无须在这一方面多费脑筋。然而，随着报业集团改革的整体步伐，《日子报》广告经营的最终独立，乃是一种不可逆转的根本趋势。虽然这种改革措施曾经遭到《日子报》老总花蟑螂的竭力抵制，但终究还是无法抵挡：“从新生到如今五岁半，从来不操心的《日子报》，必须面对自家的日子了。发行多少钱，纸张多少钱，广告进项多少，人员工资，办公成本，都得算本账了。”正所谓一文钱难倒英雄汉，归根到底一句话，广告独立经营后《日子报》的生存发展，均需依赖于自家的广告收入了。为此，“集团广告中心特意调配了一个懂经营的蒋小平副总过来，协助毫无经营意识的花总。花总一看蒋副就别扭，当面讥讽他见钱眼开。蒋副反唇相讥，说，我要不见钱眼开，那就渎职了。”花总之所以会对蒋副不感冒不买账，与他那样一种坚守新闻伦理的理想主义情怀密切相关。现行体制下，庞贝他们这个“食品报道组”，能够在《日子报》连续刊发多篇事关食品安全的批评性报道并引起社会的广泛注意，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花总的鼎力支持。如此一位新闻理想主义者，置身于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因为新闻理念受到强烈冲击的缘故，自然会与主管广告经营的蒋副发生冲突。 这里的关键问题并不是说蒋副就不愿意恪守新闻伦理，而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要想维持报社的正常运作，保障员工的基本权益尤其是经济权益，就必须首先保障必要的广告进项。这样一来，一种市场经济时代的新闻报道奇观也就应运而生了：“从此，各编辑电脑前的隔板上，不仅夹了市领导五大班子的排名座次顺序表，还多了一张字体更黑的重点企业名单。”倘若说前者代表着政治意识形态，那么后者就显然意味着消费意识形态。“重点么，简单说，就是油水多，容易出油或已经榨出油或日后还要大出油的广告大户。也就是说，如果记者来稿，尤其是批评稿子，出现以上名单中的企业，必须事先和广告部门沟通。什么叫沟通？基本就是不发稿。这种死稿，让一线记者火冒三丈，最后领导们把为经营牺牲的稿子按‘烈士’计分，多少安抚一点白辛苦的记者情绪，但花总常常气得扼腕。也有暂时不死的，那通常是拉广告的谈判筹码。”正所谓吃了人的嘴短，拿了人的手软，如此一种等价交换的结果，就是以揭出问题为根本追求的批评性新闻报道胎死腹中。这样，企业通过广告费就彻底收买了新闻记者的批评报道权。更严重的问题在于，为了完成广告任务，《日子报》居然被迫把广告任务分解落实到了每一位编辑记者的头上。以上所有这些，都充分证明着市场消费意识形态将会在怎样一种严重的程度上危及以还原事实真相为根本旨归的新闻伦理。其中，同样被严重侵犯戕害的，更是媒体人或者说知识分子的一种人格与精神尊严。
带有强制性色彩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存在，固然会钳制影响媒体人对新闻伦理的恪守，但相比较而言，在一个资本已然成为社会生活核心的经济时代，更容易对媒体人的精神世界构成直接控制的，反倒是具有软性色彩的简直就是无孔不入的消费意识形态。这一点，集中体现在江利夫这样一类的媒体人身上。江利夫曾经如同花总一样恪守新闻伦理，忠实于自己的新闻理想。但面对着来自包裹着甜蜜糖衣的消费意识形态日复一日的打磨销蚀，江利夫终于还是彻底败下阵来。令人欣慰处在于，并不是所有的媒体人都会如同江利夫一样倒在糖衣炮弹的进攻面前。令人尊敬的花总花蟑螂之外，以自己朴素低调的行为方式坚守新闻伦理的一个媒体人或者说知识分子形象，就是小说主人公之一的庞贝。虽然从来不做什么高调宣示，但在自己的履职过程中，庞贝一直都是坚持原则，恪守新闻伦理的。且不说寻常意义上的所谓糖衣炮弹，即使在其中掺杂上个人的私情，庞贝也一样地六亲不认。
庞贝等一众媒体人的形象之外，《别人》艺术上的另一个引人注目处，乃在于对于马佛送与赵枫蕾这一对大夫夫妻精神世界的深度剖析与塑造。但在具体分析这两位人物形象之前，首先要明确的一点是，从阶层归类的角度来说，正如同媒体人一样，大夫也可以被归入现代知识分子的行列之中。因此，我们对马佛送与赵枫蕾夫妻的深度解剖，也可以被看作是对现代知识分子精神构成的一种理解与分析。如果从小说结构艺术的层面来衡量，那么，由马佛送牵连而出的一系列医疗创收与纠纷问题，显然可以被看作是《别人》中非常重要的一条结构线索。很大程度上，这一条线索，与食品安全问题那一条线索一起，构成了相互交叉延伸发展的双线结构。实际上，也正是依循这一条线索，须一瓜在渐次揭开医疗创收与纠纷问题真相的同时，也深度刻画出了马佛送与赵枫蕾这两位具有相当人性深度的知识分子形象。首先是富有强烈正义感的赵枫蕾。面对着酉州人民医院各种不合理的创收举措，生性一根筋的大夫赵枫蕾持激烈的对抗姿态，她不仅自己自觉抵制医院的不合理举措，而且还屡屡向上级部门举报。赵枫蕾的反抗，招致的自然是打击报复。最终，不堪羞辱的赵枫蕾以自杀的方式做出了自己最后的抗争。
虽然诸如庞贝、赵枫蕾这样的人物形象都可圈可点，但相比较而言，其内在精神世界构成最为复杂的一位知识分子形象，无疑还应该是马佛送。虽然意志未必如同赵枫蕾那样坚定，但在与酉州人民医院对抗的过程中，夫妻关系一向不怎么和谐的马赵两位，居然成了一条战壕里的盟友。然而，妻子赵枫蕾的跳楼身亡，尤其是她弃世后才被发现的电话与短信，对他的精神世界构成了致命一击。遭受如此一种情感打击后，心灰意冷的马佛送主动离职，辞去了酉州人民医院的工作。但工作可以离职，生活却不能不继续，尤其是马佛送并不仅仅只是自己一个人，他还有年迈的父母以及一位抱养来的姐姐需要照护。迫于生计的缘故，离职后的马佛送被迫依附于一家名叫丽健的私立医院的女老板綦连莲。面对着实实在在的金钱收入，“马佛送的心，不自然地跳。他感到自己的慌张，因为他知道自己心动了。他没有回复。他在寻思，自己是不是就这样一步步要和他最不屑的暴发户们为虎作伥了。”实际上，就在马佛送不断地扪心自问的时候，他的精神世界正处于堕落下降的过程之中。
最能见出渐次蜕变后马佛送精神世界复杂性的，是他的父母和姐姐因为吃狗肉中毒事件发生后他所作出的一系列反映。虽然说吃狗肉中毒本身就属于食品安全问题，但须一瓜对狗肉中毒事件的描写主旨却很明显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是要借此来凸显医疗纠纷，并深度刻画马佛送这一人物形象。中毒事件发生后，中毒者很快就被热心的邻居送到尚仁医院急救，怎奈私立医院的救护能力极弱，病人虽然被送到了医院，但医院却耽误了救治的最佳时刻，结果，马佛送姐姐的生命，就这么给活生生地给耽误了。尤其具有强烈讽刺意味的是，事发之后，马佛送方才发现自己的署名权竟然被盗用了：“这一次，他看到了他的签名，第一眼他觉得古怪，瞪大眼睛仔细看，他简直难以置信，他小心放大细看，没错，他没有看错，那上面的签名就是马佛送。他，马佛送，今晚就是尚仁的值班医生！马佛送仰头重重后靠。”搞了半天，从理论上说，可怜的姐姐竟然惨死在自己的弟弟手里。而这一切，全都是因为马佛送无奈接受了消费意识形态影响的缘故。没承想，马佛送也因此而受到医院的要挟，最终只能放弃抗争。到这个时候，那位曾经面无惧色地和赵枫蕾医生一起并肩为社会正义而战的斗士马佛送，也就彻底扭曲堕落成为金钱与名声的奴隶了。为了自己的所谓“声誉和前途”，马佛送最终无情地葬送了自己的亲情和良知。
总之，正是依托于诸如庞贝、赵枫蕾、花总、江利夫等一众人物形象，尤其是马佛送这一具有相当人性深度的知识分子形象的刻画塑造，须一瓜得以艺术性地对当下时代诸如食品安全、医疗创收与纠纷等严重社会问题进行了堪称透辟犀利的揭示与批判。而《别人》，也因此而成为一部当下时代并不多见的优秀批判现实主义长篇小说。
2015年9月29日夜23时50分许完稿于北京兰溪宾馆。
时，窗外大雨瓢泼。是日，第九届茅奖在文学馆颁奖
【注释】
①②均见须一瓜《我终于走来，嗅着窝边草——关于长篇小说〈别人〉》，载《文汇报·笔会》2015年11月13日。
（白云、王春林，山西大学中文系。本文系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莫言文学道路与中国文学的变革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3&ZD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