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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3月26日，诗人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临死前他留下遗书，嘱托将他的诗稿交给好友骆一禾处理。为安排海子后事及出版海子诗集，骆一禾做了大量幕后工作。1989年5月11日凌晨，他还在给帮助出版海子诗集的诗人阎月君写信商讨各种细节，然而两天后（5月13日），骆一禾突发先天性脑溢血，从此不省人事。18天后（5月31日），骆一禾在北京天坛医院不治身亡。与海子诗一般的死不同，骆一禾的死没有留下凄美想象和壮烈风景，没有遗嘱，甚至没有叹息……对于这个世界，骆一禾未曾道别。
百万庄的“神童”
1961年2月6日，骆一禾出生于北京百万庄，当时父亲骆耕漠已53岁，母亲唐翠英已41岁。晚年得贵子，按说是喜事，但母亲怀孕时并不惊喜，甚至有些不安。骆一禾的妻子张玞回忆说：“一禾是在母亲40岁时怀上的，当时不想要，还想跳绳流产来着，但肚子里的孩子很倔，愣是要出世的。这个事一禾和婆婆都当趣事来跟我讲。主要是那么大年纪怀孕有点不好意思。”结果，这个倔强的孩子就愣是来到了百万庄。
百万庄小区今天已经老旧，在高楼林立的北京很不起眼，但在上世纪50年代，它却是北京“现代化的标志性建筑群”（当时还没有“高档社区”的叫法），里面住的都是国务院各部委处级以上的干部。从空中俯瞰，百万庄小区宛如一个大写的“H”，左边一竖由上向下依次排列着子、丑、寅、卯四个区，右边一竖由下向上依次排列着辰、巳、午、未四个区，“H”中间的一横（实际位置应该更偏上一些）是申区。申区之所以位置特殊，是因为它是高干区，里面均是院落相连的二层小楼，住的全是副部长以上干部。骆一禾的家就在申区，与薛暮桥（曾任国家计委副主任），谷牧（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等为邻。
骆一禾生前很少向外人谈起父亲，实际上他的父亲骆耕漠不仅是一位著名经济学家，还是一位高干。骆耕漠1954年出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副部级），1955年受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相当于院士）。骆一禾的母亲唐翠英也曾任国家物资部机关党委副书记。所以骆一禾的家庭背景非同寻常。
骆一禾共有四个姐姐，分别是骆小蛮、骆小予、骆小红、骆小元。这四个姐姐的年龄都比骆一禾大很多，其中最小的四姐骆小元也比他大7岁。骆小元回忆说：“在一禾还不会讲话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给他讲小儿书。我们不在家时，阿姨也给他翻小人书，有时候阿姨把书拿倒了，他就急得不行——不会说话，他就知道拿倒了，要正过来翻。”姐姐们最初以为幼小的一禾只是在看画，后来才发现弟弟实际上也在认字。所以到6岁时，骆一禾已读完《欧阳海之歌》这样大部头的小说。在骆一禾去世25周年之际，姐姐们谈起这个心爱的小弟弟无不黯然伤神，骆小元感叹道：“当时我们并不知道一禾有多么不寻常，现在说起来所谓神童也就是这样了。”
骆一禾虽然有着高干加高知的家庭背景，但他出世时，父亲已从高位上“坠落”——1958年，骆耕漠因受“潘（汉年）扬（帆）集团”的牵连，涉嫌“通敌”，被调往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专门从事经济研究工作。从那以后，每逢政治运动，骆耕漠都是挨整挨批的对象。1966年“文革”爆发，住在“部长小楼”的骆一禾也不再有安全感了——他们家成了百万庄申区第一个被冲击的家庭。造反派来抄家时，先是砸碎了一些物品，然后就开始烧书，骆小元回忆说：“当时在家里那个烧热水的锅炉里烧书，烧得一两天热水都不断。”
更令骆一禾惊恐的是，他突然间成了“狗崽子”，成了被人追打的目标。“文革”初期，骆一禾正在展览路一小读书，常有孩子在放学途中追着打他，所以每次放学时骆一禾都高度紧张。为了安全、顺利地通过学校门口到申区之间的一段“危险区域”，骆一禾每天都要仔细观察“敌情”，选择路线，然后奋力奔跑。好在很多时候大姐骆小蛮会站在申区门口喝退那些追赶弟弟的孩子，保护弟弟回家。骆小蛮患有大脑炎后遗症，于1983年病逝，年仅38岁。她是骆一禾生前失去的唯一一位亲人，骆一禾为此一直难以释怀，他尤其难忘这位身残的大姐充当他保护神的那些日子。
“文革”改变了骆一禾原本优越的生活，甚至也改变了他的行为和思想。日复一日地穿越“危险区域”，使他逐渐变成了身手敏捷的短跑高手，直到上大学时，他的百米速度仍然令人惊艳。由于没有人愿意跟“狗崽子”玩，他便一个人躲在家里看书，从小养成了埋头读书的好习惯。长大后骆一禾曾在诗中回忆说：
在我还来不及懂的时候
像所有同时代人一样
我看完了
一切可以弄到手的书
有只剩十五页的《悲惨世界》
也有人人会唱的
《志愿军战歌》
淮河平原上的“娃”
1969年11月，61岁的骆耕漠随中科院经济研究所下放五七干校。他们先驻扎在息县东岳，1971年4月又转至信阳明港。骆一禾的母亲唐翠英当年随物资部下放到罗山县，罗山县与骆耕漠所在的息县相邻，同属于信阳地区。骆一禾与大姐、二姐、四姐以及翟阿姨（老保姆）都跟着妈妈来到了罗山县（三姐骆小红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为什么就没有一个孩子跟着父亲呢？二姐骆小予回忆说：“我父亲患有青光眼，看不清东西，很需要人照顾，但是我父亲不愿意拖累我们，要我们跟着我妈妈，说我妈妈是没有‘问题’的，你们就跟着妈妈下干校。”
在罗山县的家其实也分为两处：由于大姐骆小蛮患有大脑炎后遗症，加上骆一禾才8岁，都需要人照顾，所以就由翟阿姨带着姐弟俩住在罗山县城北街的法院家属院里，一禾就在县城东街的完小（过去曾将初小和高小合起来叫完全小学，故简称完小）上学。一禾的母亲与二姐骆小予、四姐骆小元则住在距离县城十几里之外的物资部五七干校。每到周末的时候，姐姐们便骑着自行车，载着母亲，沿着崎岖的山路回来团聚一次。
骆一禾从北京来到罗山县后，家庭被拆散了，生活条件更差了，但没有人再追着他喊“狗崽子”了，而且还被尊为“毛主席身边来的人”，这无疑又是不幸中的万幸。二姐骆小予回忆说，一禾在罗山县上小学的第一天，送他上学的翟阿姨特意趴在窗户上看了半天，回家后她激动地告诉一禾的姐姐们：“一禾来了，整个教室都亮了！” 天资不凡的骆一禾自然引起了老师的注意。语文老师见他卓尔不群，便额外给他开起了“小灶”——私下里教他一些古诗词。1987年7月，骆一禾写下《首遇唐诗——纪念我的启蒙老师和一位老女人》的诗歌，讲述了他“首遇唐诗”的故事。他说：“在那个年代/我是怎样得到唐诗的呢/是在淮河两岸枯水的乡村里/一个私塾先生的宝书中”。据骆小予回忆，这位“私塾先生”其实就是骆一禾的语文老师。“一位老女人”便是老保姆翟阿姨，为了报答师恩，她每次接送一禾时顺便“送给先生一碗红烧土豆”。
骆一禾回忆说，“这位先生也教书也种地/收成不好”，“一生读过的书没有几本”，“从未著书立说/不和秀才交往”，“先生不知道刘文学/先生很少议论别人”，“先生佩服的是律师施洋：一个大罢工里的革命者”。“先生”告诫一禾：“天下很大大如诗/放手去闯/莫结秀才/结识几个有本事的英雄。”“先生”教唐诗的方式也很特别——“先生只让我抄写唐诗/我抄唐诗/先生从不许我带走/先生最后口述词牌/不久就病倒了”——
他竟至不能讲完 而抚摸着
我的脑袋
娃呵 他说
在淮河边上他们都这么叫孩子和小牲口
你可记得 学诗当具斗胆
自念书空料理 万里蓝天
青天如不可出
你要出去
“先生”虽然读书不多，“没有资格教书，种地刚刚活得起”，却教给了骆一禾两句终身受用的话：“莫结秀才”和“学诗当具斗胆”——这恐怕是城里的老师永远也无法说出的（更何况那时城里的孩子几乎都接触不到唐诗！）。“先生”这两句话对骆一禾影响深远，多年以后，骆一禾在诗论《美神》中写道：“‘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士大夫的气味不是太浓厚了吗？”——这里对“士大夫的气味”的诘难不正是“莫结秀才”的一种表现吗？为了向世人表明“诗歌绝不是只有新诗70年来的那个样子”，骆一禾后期有意克制“写下好诗的愿望”的“诱惑”，转向了令读者“并不亲切”的“长诗”创作——如此大胆、冒险的“转型”不也是“学诗当具斗胆”的一种践行吗？
“文革”期间，骆一禾先后在河南罗山县（1969—1971）和息县（1971—1972）生活了三年，这段不寻常的经历，给骆一禾的童年乃至他的诗歌都打下了深深的烙印。骆一禾曾在诗论《美神》中写道：
在自然的流动中，把我注入淮河、海滩、平原、黄昏、大地、太阳和千条火焰，使我们天生地呈现原型——这就是诗，它使我们作为同等的人而处于直接的心灵感应中，使我们的天才中洋溢着崇敬精神，获得生命的自明性。
他这里说的生命自明性，肯定也包含他当年在淮河平原上所获得的“心灵感应”。
北大“三剑客”
1972年5月起，骆耕漠一家人相继离开河南干校，返回北京。由于1969年离京时骆耕漠已退掉百万庄的“部长小楼”，所以此次回京他便成了无房户，只好暂时借住在弟弟家。后来全家都住在国家物资部分给唐翠英的一套四居室里。骆一禾小学毕业后，就近上了北京154中学。骆一禾在中学期间文科成绩优异，但数学稍差。好在骆一禾的二姐夫曾是一名老师，在二姐夫的辅导下，骆一禾恶补数学，最终在1979年的高考中，以北京市西城区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北京大学中文系。
骆一禾上北大后为人随和、低调，从不谈及其高干家庭的背景，但在思想上又是个活跃分子，极具开拓精神。刚上北大不久，他就和室友办起了一份名为《清泉》的文学杂志，供大家发表作品，交流思想。骆一禾的室友刘宝明至今还记得，《清泉》是一种用蜡纸刻印出来的刊物，前后出了两三期，其中发表了何拓宇描写冰球运动员的小说《冰梦》、李赜倾诉中秋节思亲之情的七言诗，以及刘宝明描写月光下火车过黄河的散文《月夜》等。可见骆一禾当初不仅是一位文学的爱好者和创作者，更是一位文学创作的引导者和推动者。骆一禾的这一特质，在后来他与海子的关系中依然清晰可见。
骆一禾与海子、西川堪称北大诗人中的“三剑客”，然而，很少有人知道骆一禾还是他们班（北大中文系1979级文学专业）的“三剑客”（另两位是赵仕仁和何拓宇）之一，在这组“三剑客”中，赵仕仁勤于思考，骆一禾热爱诗歌，何拓宇则多才多艺。然而天妒英才，因为意外和疾病，仅仅过了20多年，这组“三剑客”便接踵而去，相聚在另一个世界了——他们三人的年龄加起来还不满一百岁。
说起这组“三剑客”的故事，最值得一提的恐怕还是他们在北大与一位“长兄”的“海聊”了。骆一禾在诗论《美神》中曾写道：
这里，我想提到一位长兄，一个我在诗论《春天》里提到的背着空布袋走过沼泽地的智者，他在一个冬天里引导我的思想走上了今天的道路。并使我领会了这样一句话的全部意境：“孩子，我已经让你看到了时间和空间的火焰，其余的我什么也看不见了。”这是维吉尔在《神曲》里所说的话，而我在青年时代得以感受到这样的真实和幻美。
这位“长兄”就是后来的知名学者、书评人朱正琳（“三剑客”习惯称他为“老朱”）。朱正琳生于1947年，比骆一禾足足大了14岁，又不在同一个系（老朱的专业是哲学），那么他们是怎样认识的呢？朱正琳回忆说，当时“三剑客”在北大领受了一项筹办展览的任务，而他刚好被人引荐作为他们的顾问。朱正琳首先见到的是赵仕仁，在他们三言两语地谈完相关事务后，赵仕仁竟然劈头盖脑地和他谈论起了“中国历史今后的走向”一类的形而上，这让朱正琳始料未及，更为“嚣张”的是，赵仕仁竟然预言30出头、正处于哲学前沿阵地的老朱已经过时，“只能起到铺路石的作用了”。面对这个既“狂”且诚的福建山里来的毛头小子，老朱终于“忍不住也开始发宏论了”——从“理论突围”到“借力打力”，从“亚细亚形态”到“世界历史透视”，从斯宾格勒到汤因比，一通狂侃，结果老朱“痛快淋漓”（遇到了最好的倾听者），而赵仕仁则“一时当然拿不出什么反制的措施，只能默默地听着”。以至于第二天，赵仕仁又搬来了救兵骆一禾与何拓宇，结果导致他们之间的“碰撞”进一步升级，通宵达旦的“海聊”竟持续了两三个月。侃到最后，“三剑客”似乎仍然不服气，“决定用五年的时间批判老朱”。 随着思想上的交锋和情感上的交流，他们“海聊”的话题日益宽泛。后来张玞、小霖两位女生也加入了进来，气氛更加轻松活跃。在赵仕仁的介绍下，骆一禾与比他低两级的师妹张玞成为好友——6年后他们结为夫妻。
在充满活力的80年代，骆一禾的诗歌创作日趋活跃。据骆一禾的室友刘宝明介绍，到大学毕业之前，骆一禾已写了3000首诗——这一数字曾令刘宝明惊叹不已！1982年北大五四文学社出版了一期《大学生作品选》的杂志，骆一禾除了在其中发表一组诗歌和小说《思华年》外，还担任了该杂志的责任编辑，并以“欣拾”的笔名撰写了诗评《“大地是转动着的”——读〈第三代人〉的部分诗作》。西川曾说，“第三代”这个词有两个来源——一个来自四川的诗人们；另一个则来自骆一禾。《大学生作品选》收录的大多是北大中文系1979级的作品，外系的少量诗作被编排在《五色石》的板块里，其中有西川（西语系）的两首诗，但未见海子（法律系）的诗作。
据张玞回忆，骆一禾是在大学快毕业时才认识海子的。张玞说她记得特别清楚：“第一次是张颐武带海子去见的一禾。海子当时写的一首《山的儿子》，是他特别早的一首诗。他的诗歌从此被一个人甄读了、被一个人评价了，这个人就是一禾。”
诗坛“先锋”
1983年骆一禾从北大毕业，分配到《十月》杂志社工作，这对于有志于文学创作且早有办杂志经验的骆一禾来说，可谓如鱼得水。当时《十月》杂志采取分片管理的模式，骆一禾分管的是西南片。1986年骆一禾开始筹办一个新的诗歌栏目《十月的诗》，1987年正式推出。《十月的诗》虽然只办了三年（骆一禾去世后停办），但影响极大。广西诗人刘频回忆说：“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大陆先锋诗歌写作波涌如潮。当时，在《十月》杂志执编诗歌的著名青年诗人骆一禾，通过其所主持的栏目给予先锋诗歌以积极的支持和推动。那时，《十月》杂志所发表的诗歌以先锐著称，并吸引了很多前卫诗人投稿。”大约在1987年夏，刘频将自己的13首诗投给《十月的诗》，尽管由于与栏目要求不符未予采用，但素未谋面的骆一禾还是给他写了一封3000多字的长信，并对其中的几首诗逐一作出了认真细致的点评，刘频读后感动不已，他回忆说：“从信中我感到了一个影响时代的优秀诗人那种智性的光芒和博学的风采，以及形而上的深刻洞察能力。从这封信中，也可以看出骆一禾的热诚、敦厚、正直、认真的品格。”
在不足三年的时间内，《十月的诗》先后推出了西川、刘扬、于坚、海子、朱春雨、吕德安、马丽华、昌耀、公刘、舒洁、黄然、王坤红、钱叶用、阎月君、雪迪、曲有源、万夏、莫非、邹静之等诗人的作品。其中海子所占的份量尤重，据统计，在总共17期的《十月的诗》中，海子作品独占三期——海子生前在诗坛上的声誉就主要建立在这些作品上。诗人、骆一禾诗歌的研究者西渡说：“能够在不到三年时间内推出这么多优秀的诗人和作品已非寻常——不难想象其间需要克服的众多内外困难。这只要对比一下当时主流刊物上诗歌发表的情况，包括《十月》本身之前和之后的情况，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事实上，在推出优秀诗人和诗作上，能够和《十月》相提并论的，整个1980年代大概只有广州的《花城》一家。这两家刊物，一南一北，呈犄角声援之势，为推动1980年代实验诗歌的发展作出了最切实的贡献。”
骆一禾在诗歌编辑上显露的远见卓识和先锋性与他的诗歌理念密切相关。因为也就在1986年至1987年间，骆一禾的诗歌创作开始 “转型”。他曾在致友人潞潞的信中说：“1984、1985两年，我基本没有发表作品，这是我的沉思时期，能不能变革是最主要的，而发表是次要的。这两年对于在朦胧诗时期开始发表作品，但又不是朦胧诗人的诗人来说是一个渡河时期，要么淹没，要么有另外的命运，要么有一个总的成型，有新的质地。”
骆一禾在经过“渡河时期”后，便展开了更加宏大的写作计划，他不再“依从”“好诗”，甚至有意克制“写下好诗的愿望”的“诱惑”，而义无反顾地走向了“长诗”（亦称“史诗”或“大诗”），他深知“长诗于人间并不亲切，却是精神所有、命运所占据”。在这条壮烈的诗歌道路上，骆一禾是无比孤独的，或许只有海子是他同道。沿着这条“背向前人也背向后人”（骆一禾语）的道路，他们一起走向远方，走出了“80年代”。
由于骆一禾突然病故，他所设想的“总的成型”尚未完成，但“新的质地”已在他的长诗《世界的血》和《大海》中拔地而起，呈现出“腾空之美”，发散出“蛮貃之音”。《世界的血》和《大海》无疑是骆一禾用生命“燃烧”而成的杰作，也是他为中国当代诗歌作出的最重要的贡献。骆一禾用自己还没有来得及整理的遗作证明了“诗歌绝不是只有新诗70年来的那个样子”！
骆一禾和海子都是以命相赌的诗歌烈士，然而他们面对死亡的态度截然不同，西渡曾在他研究骆一禾诗歌的专著《壮烈风景》中分析说：“骆一禾是‘向死而生’，海子是‘视死如归’。骆一禾直面死亡，是为着生命的缘故。对于他，死亡虽然是生命的背景，但却无法剥夺生命的意义，他并以爱和未来的名义拒绝死亡对生命的入侵。因此，骆一禾热爱生命，尽管他英年早逝，他留给世界的遗嘱却是：‘我们要好好活下去（海子死后骆一禾曾这样跟妻子张玞说——引注）。’”
骆一禾原本打算“以一生作为离去”，然而他的生命永远却定格在了28岁，他只能以诗歌去“战胜一生中的一切艰难和苦难”了。在百年之后，人们还会记得这位曾经点燃80年代新诗新希望的“先锋”吗？
世界说需要燃烧
他燃烧着
像导火的绒绳
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
当然不会有
凤凰的再生……
在春天到来的时候他就在长空下
最后一场雪……
明日里
就有那大树的常青
母亲般夏日的雨声
我们一定要安详地
对心爱的谈起爱
我们一定要从容地
向光荣者说到光荣
——骆一禾《先锋》，写于1982年
百万庄的“神童”
1961年2月6日，骆一禾出生于北京百万庄，当时父亲骆耕漠已53岁，母亲唐翠英已41岁。晚年得贵子，按说是喜事，但母亲怀孕时并不惊喜，甚至有些不安。骆一禾的妻子张玞回忆说：“一禾是在母亲40岁时怀上的，当时不想要，还想跳绳流产来着，但肚子里的孩子很倔，愣是要出世的。这个事一禾和婆婆都当趣事来跟我讲。主要是那么大年纪怀孕有点不好意思。”结果，这个倔强的孩子就愣是来到了百万庄。
百万庄小区今天已经老旧，在高楼林立的北京很不起眼，但在上世纪50年代，它却是北京“现代化的标志性建筑群”（当时还没有“高档社区”的叫法），里面住的都是国务院各部委处级以上的干部。从空中俯瞰，百万庄小区宛如一个大写的“H”，左边一竖由上向下依次排列着子、丑、寅、卯四个区，右边一竖由下向上依次排列着辰、巳、午、未四个区，“H”中间的一横（实际位置应该更偏上一些）是申区。申区之所以位置特殊，是因为它是高干区，里面均是院落相连的二层小楼，住的全是副部长以上干部。骆一禾的家就在申区，与薛暮桥（曾任国家计委副主任），谷牧（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等为邻。
骆一禾生前很少向外人谈起父亲，实际上他的父亲骆耕漠不仅是一位著名经济学家，还是一位高干。骆耕漠1954年出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副部级），1955年受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相当于院士）。骆一禾的母亲唐翠英也曾任国家物资部机关党委副书记。所以骆一禾的家庭背景非同寻常。
骆一禾共有四个姐姐，分别是骆小蛮、骆小予、骆小红、骆小元。这四个姐姐的年龄都比骆一禾大很多，其中最小的四姐骆小元也比他大7岁。骆小元回忆说：“在一禾还不会讲话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给他讲小儿书。我们不在家时，阿姨也给他翻小人书，有时候阿姨把书拿倒了，他就急得不行——不会说话，他就知道拿倒了，要正过来翻。”姐姐们最初以为幼小的一禾只是在看画，后来才发现弟弟实际上也在认字。所以到6岁时，骆一禾已读完《欧阳海之歌》这样大部头的小说。在骆一禾去世25周年之际，姐姐们谈起这个心爱的小弟弟无不黯然伤神，骆小元感叹道：“当时我们并不知道一禾有多么不寻常，现在说起来所谓神童也就是这样了。”
骆一禾虽然有着高干加高知的家庭背景，但他出世时，父亲已从高位上“坠落”——1958年，骆耕漠因受“潘（汉年）扬（帆）集团”的牵连，涉嫌“通敌”，被调往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专门从事经济研究工作。从那以后，每逢政治运动，骆耕漠都是挨整挨批的对象。1966年“文革”爆发，住在“部长小楼”的骆一禾也不再有安全感了——他们家成了百万庄申区第一个被冲击的家庭。造反派来抄家时，先是砸碎了一些物品，然后就开始烧书，骆小元回忆说：“当时在家里那个烧热水的锅炉里烧书，烧得一两天热水都不断。”
更令骆一禾惊恐的是，他突然间成了“狗崽子”，成了被人追打的目标。“文革”初期，骆一禾正在展览路一小读书，常有孩子在放学途中追着打他，所以每次放学时骆一禾都高度紧张。为了安全、顺利地通过学校门口到申区之间的一段“危险区域”，骆一禾每天都要仔细观察“敌情”，选择路线，然后奋力奔跑。好在很多时候大姐骆小蛮会站在申区门口喝退那些追赶弟弟的孩子，保护弟弟回家。骆小蛮患有大脑炎后遗症，于1983年病逝，年仅38岁。她是骆一禾生前失去的唯一一位亲人，骆一禾为此一直难以释怀，他尤其难忘这位身残的大姐充当他保护神的那些日子。
“文革”改变了骆一禾原本优越的生活，甚至也改变了他的行为和思想。日复一日地穿越“危险区域”，使他逐渐变成了身手敏捷的短跑高手，直到上大学时，他的百米速度仍然令人惊艳。由于没有人愿意跟“狗崽子”玩，他便一个人躲在家里看书，从小养成了埋头读书的好习惯。长大后骆一禾曾在诗中回忆说：
在我还来不及懂的时候
像所有同时代人一样
我看完了
一切可以弄到手的书
有只剩十五页的《悲惨世界》
也有人人会唱的
《志愿军战歌》
淮河平原上的“娃”
1969年11月，61岁的骆耕漠随中科院经济研究所下放五七干校。他们先驻扎在息县东岳，1971年4月又转至信阳明港。骆一禾的母亲唐翠英当年随物资部下放到罗山县，罗山县与骆耕漠所在的息县相邻，同属于信阳地区。骆一禾与大姐、二姐、四姐以及翟阿姨（老保姆）都跟着妈妈来到了罗山县（三姐骆小红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为什么就没有一个孩子跟着父亲呢？二姐骆小予回忆说：“我父亲患有青光眼，看不清东西，很需要人照顾，但是我父亲不愿意拖累我们，要我们跟着我妈妈，说我妈妈是没有‘问题’的，你们就跟着妈妈下干校。”
在罗山县的家其实也分为两处：由于大姐骆小蛮患有大脑炎后遗症，加上骆一禾才8岁，都需要人照顾，所以就由翟阿姨带着姐弟俩住在罗山县城北街的法院家属院里，一禾就在县城东街的完小（过去曾将初小和高小合起来叫完全小学，故简称完小）上学。一禾的母亲与二姐骆小予、四姐骆小元则住在距离县城十几里之外的物资部五七干校。每到周末的时候，姐姐们便骑着自行车，载着母亲，沿着崎岖的山路回来团聚一次。
骆一禾从北京来到罗山县后，家庭被拆散了，生活条件更差了，但没有人再追着他喊“狗崽子”了，而且还被尊为“毛主席身边来的人”，这无疑又是不幸中的万幸。二姐骆小予回忆说，一禾在罗山县上小学的第一天，送他上学的翟阿姨特意趴在窗户上看了半天，回家后她激动地告诉一禾的姐姐们：“一禾来了，整个教室都亮了！” 天资不凡的骆一禾自然引起了老师的注意。语文老师见他卓尔不群，便额外给他开起了“小灶”——私下里教他一些古诗词。1987年7月，骆一禾写下《首遇唐诗——纪念我的启蒙老师和一位老女人》的诗歌，讲述了他“首遇唐诗”的故事。他说：“在那个年代/我是怎样得到唐诗的呢/是在淮河两岸枯水的乡村里/一个私塾先生的宝书中”。据骆小予回忆，这位“私塾先生”其实就是骆一禾的语文老师。“一位老女人”便是老保姆翟阿姨，为了报答师恩，她每次接送一禾时顺便“送给先生一碗红烧土豆”。
骆一禾回忆说，“这位先生也教书也种地/收成不好”，“一生读过的书没有几本”，“从未著书立说/不和秀才交往”，“先生不知道刘文学/先生很少议论别人”，“先生佩服的是律师施洋：一个大罢工里的革命者”。“先生”告诫一禾：“天下很大大如诗/放手去闯/莫结秀才/结识几个有本事的英雄。”“先生”教唐诗的方式也很特别——“先生只让我抄写唐诗/我抄唐诗/先生从不许我带走/先生最后口述词牌/不久就病倒了”——
他竟至不能讲完 而抚摸着
我的脑袋
娃呵 他说
在淮河边上他们都这么叫孩子和小牲口
你可记得 学诗当具斗胆
自念书空料理 万里蓝天
青天如不可出
你要出去
“先生”虽然读书不多，“没有资格教书，种地刚刚活得起”，却教给了骆一禾两句终身受用的话：“莫结秀才”和“学诗当具斗胆”——这恐怕是城里的老师永远也无法说出的（更何况那时城里的孩子几乎都接触不到唐诗！）。“先生”这两句话对骆一禾影响深远，多年以后，骆一禾在诗论《美神》中写道：“‘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士大夫的气味不是太浓厚了吗？”——这里对“士大夫的气味”的诘难不正是“莫结秀才”的一种表现吗？为了向世人表明“诗歌绝不是只有新诗70年来的那个样子”，骆一禾后期有意克制“写下好诗的愿望”的“诱惑”，转向了令读者“并不亲切”的“长诗”创作——如此大胆、冒险的“转型”不也是“学诗当具斗胆”的一种践行吗？
“文革”期间，骆一禾先后在河南罗山县（1969—1971）和息县（1971—1972）生活了三年，这段不寻常的经历，给骆一禾的童年乃至他的诗歌都打下了深深的烙印。骆一禾曾在诗论《美神》中写道：
在自然的流动中，把我注入淮河、海滩、平原、黄昏、大地、太阳和千条火焰，使我们天生地呈现原型——这就是诗，它使我们作为同等的人而处于直接的心灵感应中，使我们的天才中洋溢着崇敬精神，获得生命的自明性。
他这里说的生命自明性，肯定也包含他当年在淮河平原上所获得的“心灵感应”。
北大“三剑客”
1972年5月起，骆耕漠一家人相继离开河南干校，返回北京。由于1969年离京时骆耕漠已退掉百万庄的“部长小楼”，所以此次回京他便成了无房户，只好暂时借住在弟弟家。后来全家都住在国家物资部分给唐翠英的一套四居室里。骆一禾小学毕业后，就近上了北京154中学。骆一禾在中学期间文科成绩优异，但数学稍差。好在骆一禾的二姐夫曾是一名老师，在二姐夫的辅导下，骆一禾恶补数学，最终在1979年的高考中，以北京市西城区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北京大学中文系。
骆一禾上北大后为人随和、低调，从不谈及其高干家庭的背景，但在思想上又是个活跃分子，极具开拓精神。刚上北大不久，他就和室友办起了一份名为《清泉》的文学杂志，供大家发表作品，交流思想。骆一禾的室友刘宝明至今还记得，《清泉》是一种用蜡纸刻印出来的刊物，前后出了两三期，其中发表了何拓宇描写冰球运动员的小说《冰梦》、李赜倾诉中秋节思亲之情的七言诗，以及刘宝明描写月光下火车过黄河的散文《月夜》等。可见骆一禾当初不仅是一位文学的爱好者和创作者，更是一位文学创作的引导者和推动者。骆一禾的这一特质，在后来他与海子的关系中依然清晰可见。
骆一禾与海子、西川堪称北大诗人中的“三剑客”，然而，很少有人知道骆一禾还是他们班（北大中文系1979级文学专业）的“三剑客”（另两位是赵仕仁和何拓宇）之一，在这组“三剑客”中，赵仕仁勤于思考，骆一禾热爱诗歌，何拓宇则多才多艺。然而天妒英才，因为意外和疾病，仅仅过了20多年，这组“三剑客”便接踵而去，相聚在另一个世界了——他们三人的年龄加起来还不满一百岁。
说起这组“三剑客”的故事，最值得一提的恐怕还是他们在北大与一位“长兄”的“海聊”了。骆一禾在诗论《美神》中曾写道：
这里，我想提到一位长兄，一个我在诗论《春天》里提到的背着空布袋走过沼泽地的智者，他在一个冬天里引导我的思想走上了今天的道路。并使我领会了这样一句话的全部意境：“孩子，我已经让你看到了时间和空间的火焰，其余的我什么也看不见了。”这是维吉尔在《神曲》里所说的话，而我在青年时代得以感受到这样的真实和幻美。
这位“长兄”就是后来的知名学者、书评人朱正琳（“三剑客”习惯称他为“老朱”）。朱正琳生于1947年，比骆一禾足足大了14岁，又不在同一个系（老朱的专业是哲学），那么他们是怎样认识的呢？朱正琳回忆说，当时“三剑客”在北大领受了一项筹办展览的任务，而他刚好被人引荐作为他们的顾问。朱正琳首先见到的是赵仕仁，在他们三言两语地谈完相关事务后，赵仕仁竟然劈头盖脑地和他谈论起了“中国历史今后的走向”一类的形而上，这让朱正琳始料未及，更为“嚣张”的是，赵仕仁竟然预言30出头、正处于哲学前沿阵地的老朱已经过时，“只能起到铺路石的作用了”。面对这个既“狂”且诚的福建山里来的毛头小子，老朱终于“忍不住也开始发宏论了”——从“理论突围”到“借力打力”，从“亚细亚形态”到“世界历史透视”，从斯宾格勒到汤因比，一通狂侃，结果老朱“痛快淋漓”（遇到了最好的倾听者），而赵仕仁则“一时当然拿不出什么反制的措施，只能默默地听着”。以至于第二天，赵仕仁又搬来了救兵骆一禾与何拓宇，结果导致他们之间的“碰撞”进一步升级，通宵达旦的“海聊”竟持续了两三个月。侃到最后，“三剑客”似乎仍然不服气，“决定用五年的时间批判老朱”。 随着思想上的交锋和情感上的交流，他们“海聊”的话题日益宽泛。后来张玞、小霖两位女生也加入了进来，气氛更加轻松活跃。在赵仕仁的介绍下，骆一禾与比他低两级的师妹张玞成为好友——6年后他们结为夫妻。
在充满活力的80年代，骆一禾的诗歌创作日趋活跃。据骆一禾的室友刘宝明介绍，到大学毕业之前，骆一禾已写了3000首诗——这一数字曾令刘宝明惊叹不已！1982年北大五四文学社出版了一期《大学生作品选》的杂志，骆一禾除了在其中发表一组诗歌和小说《思华年》外，还担任了该杂志的责任编辑，并以“欣拾”的笔名撰写了诗评《“大地是转动着的”——读〈第三代人〉的部分诗作》。西川曾说，“第三代”这个词有两个来源——一个来自四川的诗人们；另一个则来自骆一禾。《大学生作品选》收录的大多是北大中文系1979级的作品，外系的少量诗作被编排在《五色石》的板块里，其中有西川（西语系）的两首诗，但未见海子（法律系）的诗作。
据张玞回忆，骆一禾是在大学快毕业时才认识海子的。张玞说她记得特别清楚：“第一次是张颐武带海子去见的一禾。海子当时写的一首《山的儿子》，是他特别早的一首诗。他的诗歌从此被一个人甄读了、被一个人评价了，这个人就是一禾。”
诗坛“先锋”
1983年骆一禾从北大毕业，分配到《十月》杂志社工作，这对于有志于文学创作且早有办杂志经验的骆一禾来说，可谓如鱼得水。当时《十月》杂志采取分片管理的模式，骆一禾分管的是西南片。1986年骆一禾开始筹办一个新的诗歌栏目《十月的诗》，1987年正式推出。《十月的诗》虽然只办了三年（骆一禾去世后停办），但影响极大。广西诗人刘频回忆说：“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大陆先锋诗歌写作波涌如潮。当时，在《十月》杂志执编诗歌的著名青年诗人骆一禾，通过其所主持的栏目给予先锋诗歌以积极的支持和推动。那时，《十月》杂志所发表的诗歌以先锐著称，并吸引了很多前卫诗人投稿。”大约在1987年夏，刘频将自己的13首诗投给《十月的诗》，尽管由于与栏目要求不符未予采用，但素未谋面的骆一禾还是给他写了一封3000多字的长信，并对其中的几首诗逐一作出了认真细致的点评，刘频读后感动不已，他回忆说：“从信中我感到了一个影响时代的优秀诗人那种智性的光芒和博学的风采，以及形而上的深刻洞察能力。从这封信中，也可以看出骆一禾的热诚、敦厚、正直、认真的品格。”
在不足三年的时间内，《十月的诗》先后推出了西川、刘扬、于坚、海子、朱春雨、吕德安、马丽华、昌耀、公刘、舒洁、黄然、王坤红、钱叶用、阎月君、雪迪、曲有源、万夏、莫非、邹静之等诗人的作品。其中海子所占的份量尤重，据统计，在总共17期的《十月的诗》中，海子作品独占三期——海子生前在诗坛上的声誉就主要建立在这些作品上。诗人、骆一禾诗歌的研究者西渡说：“能够在不到三年时间内推出这么多优秀的诗人和作品已非寻常——不难想象其间需要克服的众多内外困难。这只要对比一下当时主流刊物上诗歌发表的情况，包括《十月》本身之前和之后的情况，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事实上，在推出优秀诗人和诗作上，能够和《十月》相提并论的，整个1980年代大概只有广州的《花城》一家。这两家刊物，一南一北，呈犄角声援之势，为推动1980年代实验诗歌的发展作出了最切实的贡献。”
骆一禾在诗歌编辑上显露的远见卓识和先锋性与他的诗歌理念密切相关。因为也就在1986年至1987年间，骆一禾的诗歌创作开始 “转型”。他曾在致友人潞潞的信中说：“1984、1985两年，我基本没有发表作品，这是我的沉思时期，能不能变革是最主要的，而发表是次要的。这两年对于在朦胧诗时期开始发表作品，但又不是朦胧诗人的诗人来说是一个渡河时期，要么淹没，要么有另外的命运，要么有一个总的成型，有新的质地。”
骆一禾在经过“渡河时期”后，便展开了更加宏大的写作计划，他不再“依从”“好诗”，甚至有意克制“写下好诗的愿望”的“诱惑”，而义无反顾地走向了“长诗”（亦称“史诗”或“大诗”），他深知“长诗于人间并不亲切，却是精神所有、命运所占据”。在这条壮烈的诗歌道路上，骆一禾是无比孤独的，或许只有海子是他同道。沿着这条“背向前人也背向后人”（骆一禾语）的道路，他们一起走向远方，走出了“80年代”。
由于骆一禾突然病故，他所设想的“总的成型”尚未完成，但“新的质地”已在他的长诗《世界的血》和《大海》中拔地而起，呈现出“腾空之美”，发散出“蛮貃之音”。《世界的血》和《大海》无疑是骆一禾用生命“燃烧”而成的杰作，也是他为中国当代诗歌作出的最重要的贡献。骆一禾用自己还没有来得及整理的遗作证明了“诗歌绝不是只有新诗70年来的那个样子”！
骆一禾和海子都是以命相赌的诗歌烈士，然而他们面对死亡的态度截然不同，西渡曾在他研究骆一禾诗歌的专著《壮烈风景》中分析说：“骆一禾是‘向死而生’，海子是‘视死如归’。骆一禾直面死亡，是为着生命的缘故。对于他，死亡虽然是生命的背景，但却无法剥夺生命的意义，他并以爱和未来的名义拒绝死亡对生命的入侵。因此，骆一禾热爱生命，尽管他英年早逝，他留给世界的遗嘱却是：‘我们要好好活下去（海子死后骆一禾曾这样跟妻子张玞说——引注）。’”
骆一禾原本打算“以一生作为离去”，然而他的生命永远却定格在了28岁，他只能以诗歌去“战胜一生中的一切艰难和苦难”了。在百年之后，人们还会记得这位曾经点燃80年代新诗新希望的“先锋”吗？
世界说需要燃烧
他燃烧着
像导火的绒绳
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
当然不会有
凤凰的再生……
在春天到来的时候他就在长空下
最后一场雪……
明日里
就有那大树的常青
母亲般夏日的雨声
我们一定要安详地
对心爱的谈起爱
我们一定要从容地
向光荣者说到光荣
——骆一禾《先锋》，写于198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