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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工潮”到“用工荒”
长三角缺工人!珠三角缺工人!2010年春节刚过,一些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似乎在拉响新一轮“用工警报”:民营经济重地浙江省台州市仅市区企业提供的岗位数就有4.5万个,而进场求职的农民工只有1.4万人,供需比为1∶3;杭州市外来劳动力市场更是创造了劳动力供需比的新纪录1∶20。
国家统计局浙江调查总队调查显示,这轮“用工荒”几乎蔓延到制造业、批发零售业、餐饮服务业等大部分企业,“有52%的企业今年春节后招工有困难”。
“民工荒”与“用工荒”,一字之差,更为直观地传递出企业老板们的心理,真的发慌了。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温家宝总理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当前的就业总体形势作出了描述:“就业压力总体上持续增加和结构性用工短缺的矛盾并存”。
在目前这场不同寻常的“用工荒”中,“结构性用工短缺”被表现得淋漓尽致:一方面权威数字透露中国不缺劳动力,另一方面许多企业高喊招不到工。
事实上,用工荒始于2004年,几年下来,珠三角的缺工人数已从当年的15万增长到目前的200万,缺工也从珠三角蔓延到全国多数地区。据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介绍:“浙江本省籍劳动力的平均年龄已经超过了41岁,老化严重,急需外省劳动力补充。统计数据表明,包括浙江在内,长三角用工缺口上百万!”在台州市,截至2010年4月底,该市有29.7%的民营企业面临“用工荒”,员工的缺口率为28.5%。企业最缺的岗位分别是初级技工和中级技工,缺口率分别为41.9%和28.8%,累计达70.7%。
缺工为何如此之大?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显示,2009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将达到72.35%的峰值,此后转而下降,2030年以后可能下降到67.42%,相当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水平。于是,2009年被看成一个转折点,随之出现的大面积用工荒似乎成了最好的注脚。
用工荒:“人口红利”的枯竭?
据了解,“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较低,可以为经济发展创造有利的人口条件。有专家分析认为,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离不开“人口红利”的因素,极低的劳动力成本使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迅速崛起。有研究表明,“人口红利”对中国人均GDP增长的贡献超过1/4。而用工荒的出现,似乎表明“人口红利”正在逐步枯竭。
前不久,美国《华尔街日报》也专门针对中国此番“用工荒”撰文分析。文章最后写道,从长远看,“用工荒”问题可以说是中国未来几十年将要面对的,而且很可能还会发生规模更大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因为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加速了庞大的人口老龄化,而这正是中国的大难题之一。
虽然如此结论在更多的学者看来有些夸大其词,但萎缩的劳动力数量也确实是个不容回避的现实。中国社会科学院劳动与人口研究所所长蔡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们预计大概在2015年,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就是0了,在那之后就是负增长。”
“从人口角度来看,2012—2015年我国‘人口红利’将走到尽头,现在的劳动用工荒很大程度上不仅仅是需求的问题,而是供给的问题。”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郭继强给出了同样的结论。
“用工荒”的大面积爆发,是否真的预示着“人口红利”时代的终结?
2010年6月16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于法鸣表示:“自己一直不承认有民工荒,充其量是部分地区、部分行业、部分企业存在招工难的现象。”
他解释说,产生招工难的一个因素是时间差。今年春节前企业刚从金融危机中走出,接到订单准备组织生产,而农民工回家过年,所以那时企业招工难。但现在部分企业招工难,则是因为资本追逐最廉价劳动力的结果。中国产业开始升级,中西部的农民工可以在家门口打工,“待遇并不比去东部沿海差,农民工自己会算账”。
蔡昉指出,当前的“用工荒”现象符合“刘易斯转折点”的理论。据介绍,所谓“刘易斯转折点”是指这样一种情况:在二元经济结构中,在剩余劳动力消失之前,社会可以源源不断地供给工业化所需要的劳动力,同时工资还不会上涨。直到有一天,工业化把表面上的剩余劳动力都吸纳干净了,这个时候若要继续吸纳剩余劳动力,就必须提高工资水平,否则,农业劳动力就不会进入工业。这个临界点就叫做“刘易斯转折点”。
“廉价劳动力时代的一去不返,并不意味着中国竞争优势的消退。在第一次‘人口红利’消失之后,如果治理得当的话,可以通过制度安排,制造出第二次‘人口红利’。”蔡昉说。
由此可见,中国劳动力供给正由“无限供给”变为“有限剩余”,“人口红利”只是走过了峰值,远远没有到枯竭的时候,而“用工荒”的出现,也并不仅仅是“人口红利”变薄那么简单,背后反映的则是经济结构调整这一时代的主题。
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张茉楠认为,中国第一次“人口红利”的消失并不可怕,反而有可能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转型的倒逼因素。从这个意义说,“人口红”利期的终点或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拐点。
旧经济时代的休止符?
“用工荒”的出现,不仅说明了“人口红利”面临考验,更昭示着以廉价为基础的“中国制造”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一个月千把块钱的工资,在宁波这样的高消费城市,根本就无法生存。”来自黑龙江省伊春市友好区铁林街道的吴宝义给记者算了这样一笔账:在宁波,即使在郊区或农村租民房,每间房的月租也在200元以上;而随便到市场上去买一斤青菜,也要2元钱,甚至是3元钱。因为自己干的是体力活,经常要吃些猪肉补充营养,所以一个月花在吃饭上的费用都在500元以上,再加上每天一包4—5元的香烟,天热时喝些啤酒,一个月没有1000元根本打不住。
他告诉记者,他先后断断续续在宁波打了10多年工,刚开始几年还能寄些钱回家,近两年省吃俭用也余不下几个钱。主要原因就是物价涨了,“可工资还是10年前的工资”。尽管有了增长,但是“加薪跟不上飞涨的生活成本”。
统计数据显示,2002年中国制造业每小时的平均报酬仅为0.57美元,即便最近几年有所增加,也只是美国同期每小时报酬21.40美元的6%。有专家指出,2004年,中国因雇用农民工一项就节省了11462亿元的工资开支,是当年中国GDP的8.5%,这大体相当于中国当年的经济增长率。2007年城镇职工年平均收入24932元,而当年农民工人均年收入为12000元左右,两者差距约为12900元,这庞大的节省被作为“劳动力红利”变成国家和企业发展的原始资本积累。
专家分析指出,目前,二三十年前发展起来的作坊式企业还大量存在,号称“世界工厂”的中国更多的是在产业链低端为人作嫁衣裳,自有品牌的知名产品和中国的经济总量完全不成比例。改革开放初期,很多引进的外资企业,都是劳动力密集型的。国内很多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更是赢利水平低下,如果不依托廉价劳动力的人工成本,则毫无利润可言。在这次的金融危机中,这类赢利水平较低的企业大批倒闭,而“用工荒”也迫使企业不得不提高用工价格。这些外力都在逼着劳动密集型企业转型。
对于以制造业为主的浙江,情况又是如何?
“无论是从自然资源的角度,还是从人力资源的角度,原来粗放型的、廉价的经济增长都已经走到尽头了。”郭继强在对浙江省内的企业调研发现,劳动力成本已经不是影响浙江省内企业竞争力的主要因素,土地、原材料、资源、价格的影响反而更大。“劳动合同法所带来的成本,对一般企业影响并不大。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浙江省内企业,包括全国企业,跟世界发达国家的同类企业相比,在劳动力成本上仍有上升空间。”
郭继强建议,要提高经济竞争力,不应着力于绝对地压缩人工成本,而是应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通过技术进步、管理创新和经济结构调整与升级,把打造人力资源高地同经济转型升级有机结合起来,在提高单位人工成本的产出率和经济效益上做文章。
因此,不少专家呼吁,浙江经济要从“浙江制造”向“浙江智造”转型。目前,浙江省在动漫产业、楼宇经济、文化创意、海洋经济等新领域,已经开启了“新的创业旅程”。
或许,浙江经济就是中国的一个缩影。金融危机、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经济自身发展的规律等等,所有这些,都已经在逼迫中国经济转型。大面积的持续经年的“用工荒”,则可能是旧经济时代的休止符。
对“体面劳动”的梦想
说到“用工荒”,人们自然还会联想到一个名词——“血汗工厂”。无论是“开胸验肺”的无奈,还是“富士康跳楼”事件、“总理讨薪”,外出打工的农民工们,连法律赋予的基本权利都无法落地,又怎能享受“体面劳动”、“尊严生活”?而今年5月以来,各地出现了多起罢工事件,进一步说明了劳资矛盾日益突出并有逐渐激化之势。
据国务院最近关于转移农村劳动力、保障农民工权利工作情况的报告来看,2009年度全国外出就业和本地非农从业6个月以上的农村劳动力总数已经达到2.2978亿人。2009年底,全国参加工伤、医疗、基本养老和失业保险的农民工却分别只有5587万、4335万、2647万、1643万,社会保障的覆盖面还是非常低。
一直以来,许多城市仍把农民工当成过客,城市需要的只是他们低廉的价格,而农民工所需要的养老、住房、子女教育、医疗、就业权利,却不过只是无根浮萍。在企业与社会的双重权利漠视下,农民工就这样基本处在“经济上吸纳,社会上排斥”的浮萍漂泊状态——既没有可供衣锦而归的高额工资,又没有融入城市生活的权利保障,对他们来说,这样的城市生活几无意义。
“‘荒’是农民工‘用脚投票’的权利自救,却也更似一种被城市惨痛掠夺后的无奈选择。”许多人对农民工的遭遇发出感慨。
“他们贡献在城市、保障靠农村,年轻在城市、养老回农村。”近日,在浙江大学劳动保障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办的“全球经济危机下的劳动和社会保障法治”国际研讨会上,有专家指出,“用工荒”可以说是农民工对尊严、体面劳动的诉求、觉醒和表达。“现在,是动员全社会的力量为‘中国制造’赋予尊严的时候了。”
而对于广大的外来务工人员而言,他们的希望简单而质朴,就是能成为“城市人”。
为了留住想回中西部地区的工人,为他们编制美丽的“都市梦”,近年来,浙江各级政府和企业已经大幅提高了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和各项福利保障。
前不久,绍兴市红光纺织有限公司作出一项决定:给进厂的“老”员工发放工龄工资,有2年工龄的员工发月工资的4%、3年的发6%、4年的发8%、5年及以上的发10%。为此,这家民营企业每年将多支出200万元。
除了发放工龄工资,免费中餐、终身员工、集体宿舍等项目也列入了浙江民营企业的福利待遇内容中。
从1999年到2006年,宁波雅戈尔公司先后建设三座职工宿舍,共投入8200万元,可入住员工6800人。员工宿舍配有衣柜、写字台、电话,24小时提供热水,还设置了多功能活动室、电视机房、室内外健身器材、网吧等娱乐设施,并定期举办各类活动。
员工健康也让企业牵挂:每年一次体检保障员工健康状况得到监控,每年几百万元投入资助遭遇灾病困难的员工。雅戈尔还通过各种方式使外来员工子女入学的问题有了更好的解决途径。
这一切,让进入雅戈尔的劳动者感觉备受尊重。
此外,一些民企老板,则通过提高福利待遇来弥补现行制度的不足。
“现在我是民营企业老板,可我们一直沿袭了国企的优良传统。现在一些企业丢弃了这套优良传统,很可惜。在民营企业,福利能够起到温暖人心的作用,能够弥补刚性制度的不足。”杭州新恒力电机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黄金虎曾当过10多年的国有企业厂长,他捡起了被“丢弃”的福利制度。这些制度包括:在培养职工方面,企业营造和鼓励职工学习技术的氛围,规定上业余学校者,企业每学年报销2000元;对职工子女考上大学的,除了在企业里张贴红榜,还给予800元的奖励。
记者了解到,目前,浙江省内许多企业已开始建造职工子弟学校,各地政府也相继办起了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学校,以解决外来员工子女的上学难题。
“用工荒”的出现是经济转型的一个节点,是一个终点,也是一个起点,它昭示着廉价劳动力时代的结束,粗放型经济的终结,更召唤着一个“体面劳动”、“尊严生活”时代的到来。“用工荒”对中国经济是一个预警,对中国转变发展方式是一次机遇,更是多年来难有突破的城乡二元格局、收入分配体制等社会改革的一次契机。
长三角缺工人!珠三角缺工人!2010年春节刚过,一些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似乎在拉响新一轮“用工警报”:民营经济重地浙江省台州市仅市区企业提供的岗位数就有4.5万个,而进场求职的农民工只有1.4万人,供需比为1∶3;杭州市外来劳动力市场更是创造了劳动力供需比的新纪录1∶20。
国家统计局浙江调查总队调查显示,这轮“用工荒”几乎蔓延到制造业、批发零售业、餐饮服务业等大部分企业,“有52%的企业今年春节后招工有困难”。
“民工荒”与“用工荒”,一字之差,更为直观地传递出企业老板们的心理,真的发慌了。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温家宝总理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当前的就业总体形势作出了描述:“就业压力总体上持续增加和结构性用工短缺的矛盾并存”。
在目前这场不同寻常的“用工荒”中,“结构性用工短缺”被表现得淋漓尽致:一方面权威数字透露中国不缺劳动力,另一方面许多企业高喊招不到工。
事实上,用工荒始于2004年,几年下来,珠三角的缺工人数已从当年的15万增长到目前的200万,缺工也从珠三角蔓延到全国多数地区。据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介绍:“浙江本省籍劳动力的平均年龄已经超过了41岁,老化严重,急需外省劳动力补充。统计数据表明,包括浙江在内,长三角用工缺口上百万!”在台州市,截至2010年4月底,该市有29.7%的民营企业面临“用工荒”,员工的缺口率为28.5%。企业最缺的岗位分别是初级技工和中级技工,缺口率分别为41.9%和28.8%,累计达70.7%。
缺工为何如此之大?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显示,2009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将达到72.35%的峰值,此后转而下降,2030年以后可能下降到67.42%,相当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水平。于是,2009年被看成一个转折点,随之出现的大面积用工荒似乎成了最好的注脚。
用工荒:“人口红利”的枯竭?
据了解,“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较低,可以为经济发展创造有利的人口条件。有专家分析认为,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离不开“人口红利”的因素,极低的劳动力成本使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迅速崛起。有研究表明,“人口红利”对中国人均GDP增长的贡献超过1/4。而用工荒的出现,似乎表明“人口红利”正在逐步枯竭。
前不久,美国《华尔街日报》也专门针对中国此番“用工荒”撰文分析。文章最后写道,从长远看,“用工荒”问题可以说是中国未来几十年将要面对的,而且很可能还会发生规模更大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因为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加速了庞大的人口老龄化,而这正是中国的大难题之一。
虽然如此结论在更多的学者看来有些夸大其词,但萎缩的劳动力数量也确实是个不容回避的现实。中国社会科学院劳动与人口研究所所长蔡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们预计大概在2015年,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就是0了,在那之后就是负增长。”
“从人口角度来看,2012—2015年我国‘人口红利’将走到尽头,现在的劳动用工荒很大程度上不仅仅是需求的问题,而是供给的问题。”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郭继强给出了同样的结论。
“用工荒”的大面积爆发,是否真的预示着“人口红利”时代的终结?
2010年6月16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于法鸣表示:“自己一直不承认有民工荒,充其量是部分地区、部分行业、部分企业存在招工难的现象。”
他解释说,产生招工难的一个因素是时间差。今年春节前企业刚从金融危机中走出,接到订单准备组织生产,而农民工回家过年,所以那时企业招工难。但现在部分企业招工难,则是因为资本追逐最廉价劳动力的结果。中国产业开始升级,中西部的农民工可以在家门口打工,“待遇并不比去东部沿海差,农民工自己会算账”。
蔡昉指出,当前的“用工荒”现象符合“刘易斯转折点”的理论。据介绍,所谓“刘易斯转折点”是指这样一种情况:在二元经济结构中,在剩余劳动力消失之前,社会可以源源不断地供给工业化所需要的劳动力,同时工资还不会上涨。直到有一天,工业化把表面上的剩余劳动力都吸纳干净了,这个时候若要继续吸纳剩余劳动力,就必须提高工资水平,否则,农业劳动力就不会进入工业。这个临界点就叫做“刘易斯转折点”。
“廉价劳动力时代的一去不返,并不意味着中国竞争优势的消退。在第一次‘人口红利’消失之后,如果治理得当的话,可以通过制度安排,制造出第二次‘人口红利’。”蔡昉说。
由此可见,中国劳动力供给正由“无限供给”变为“有限剩余”,“人口红利”只是走过了峰值,远远没有到枯竭的时候,而“用工荒”的出现,也并不仅仅是“人口红利”变薄那么简单,背后反映的则是经济结构调整这一时代的主题。
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张茉楠认为,中国第一次“人口红利”的消失并不可怕,反而有可能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转型的倒逼因素。从这个意义说,“人口红”利期的终点或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拐点。
旧经济时代的休止符?
“用工荒”的出现,不仅说明了“人口红利”面临考验,更昭示着以廉价为基础的“中国制造”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一个月千把块钱的工资,在宁波这样的高消费城市,根本就无法生存。”来自黑龙江省伊春市友好区铁林街道的吴宝义给记者算了这样一笔账:在宁波,即使在郊区或农村租民房,每间房的月租也在200元以上;而随便到市场上去买一斤青菜,也要2元钱,甚至是3元钱。因为自己干的是体力活,经常要吃些猪肉补充营养,所以一个月花在吃饭上的费用都在500元以上,再加上每天一包4—5元的香烟,天热时喝些啤酒,一个月没有1000元根本打不住。
他告诉记者,他先后断断续续在宁波打了10多年工,刚开始几年还能寄些钱回家,近两年省吃俭用也余不下几个钱。主要原因就是物价涨了,“可工资还是10年前的工资”。尽管有了增长,但是“加薪跟不上飞涨的生活成本”。
统计数据显示,2002年中国制造业每小时的平均报酬仅为0.57美元,即便最近几年有所增加,也只是美国同期每小时报酬21.40美元的6%。有专家指出,2004年,中国因雇用农民工一项就节省了11462亿元的工资开支,是当年中国GDP的8.5%,这大体相当于中国当年的经济增长率。2007年城镇职工年平均收入24932元,而当年农民工人均年收入为12000元左右,两者差距约为12900元,这庞大的节省被作为“劳动力红利”变成国家和企业发展的原始资本积累。
专家分析指出,目前,二三十年前发展起来的作坊式企业还大量存在,号称“世界工厂”的中国更多的是在产业链低端为人作嫁衣裳,自有品牌的知名产品和中国的经济总量完全不成比例。改革开放初期,很多引进的外资企业,都是劳动力密集型的。国内很多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更是赢利水平低下,如果不依托廉价劳动力的人工成本,则毫无利润可言。在这次的金融危机中,这类赢利水平较低的企业大批倒闭,而“用工荒”也迫使企业不得不提高用工价格。这些外力都在逼着劳动密集型企业转型。
对于以制造业为主的浙江,情况又是如何?
“无论是从自然资源的角度,还是从人力资源的角度,原来粗放型的、廉价的经济增长都已经走到尽头了。”郭继强在对浙江省内的企业调研发现,劳动力成本已经不是影响浙江省内企业竞争力的主要因素,土地、原材料、资源、价格的影响反而更大。“劳动合同法所带来的成本,对一般企业影响并不大。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浙江省内企业,包括全国企业,跟世界发达国家的同类企业相比,在劳动力成本上仍有上升空间。”
郭继强建议,要提高经济竞争力,不应着力于绝对地压缩人工成本,而是应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通过技术进步、管理创新和经济结构调整与升级,把打造人力资源高地同经济转型升级有机结合起来,在提高单位人工成本的产出率和经济效益上做文章。
因此,不少专家呼吁,浙江经济要从“浙江制造”向“浙江智造”转型。目前,浙江省在动漫产业、楼宇经济、文化创意、海洋经济等新领域,已经开启了“新的创业旅程”。
或许,浙江经济就是中国的一个缩影。金融危机、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经济自身发展的规律等等,所有这些,都已经在逼迫中国经济转型。大面积的持续经年的“用工荒”,则可能是旧经济时代的休止符。
对“体面劳动”的梦想
说到“用工荒”,人们自然还会联想到一个名词——“血汗工厂”。无论是“开胸验肺”的无奈,还是“富士康跳楼”事件、“总理讨薪”,外出打工的农民工们,连法律赋予的基本权利都无法落地,又怎能享受“体面劳动”、“尊严生活”?而今年5月以来,各地出现了多起罢工事件,进一步说明了劳资矛盾日益突出并有逐渐激化之势。
据国务院最近关于转移农村劳动力、保障农民工权利工作情况的报告来看,2009年度全国外出就业和本地非农从业6个月以上的农村劳动力总数已经达到2.2978亿人。2009年底,全国参加工伤、医疗、基本养老和失业保险的农民工却分别只有5587万、4335万、2647万、1643万,社会保障的覆盖面还是非常低。
一直以来,许多城市仍把农民工当成过客,城市需要的只是他们低廉的价格,而农民工所需要的养老、住房、子女教育、医疗、就业权利,却不过只是无根浮萍。在企业与社会的双重权利漠视下,农民工就这样基本处在“经济上吸纳,社会上排斥”的浮萍漂泊状态——既没有可供衣锦而归的高额工资,又没有融入城市生活的权利保障,对他们来说,这样的城市生活几无意义。
“‘荒’是农民工‘用脚投票’的权利自救,却也更似一种被城市惨痛掠夺后的无奈选择。”许多人对农民工的遭遇发出感慨。
“他们贡献在城市、保障靠农村,年轻在城市、养老回农村。”近日,在浙江大学劳动保障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办的“全球经济危机下的劳动和社会保障法治”国际研讨会上,有专家指出,“用工荒”可以说是农民工对尊严、体面劳动的诉求、觉醒和表达。“现在,是动员全社会的力量为‘中国制造’赋予尊严的时候了。”
而对于广大的外来务工人员而言,他们的希望简单而质朴,就是能成为“城市人”。
为了留住想回中西部地区的工人,为他们编制美丽的“都市梦”,近年来,浙江各级政府和企业已经大幅提高了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和各项福利保障。
前不久,绍兴市红光纺织有限公司作出一项决定:给进厂的“老”员工发放工龄工资,有2年工龄的员工发月工资的4%、3年的发6%、4年的发8%、5年及以上的发10%。为此,这家民营企业每年将多支出200万元。
除了发放工龄工资,免费中餐、终身员工、集体宿舍等项目也列入了浙江民营企业的福利待遇内容中。
从1999年到2006年,宁波雅戈尔公司先后建设三座职工宿舍,共投入8200万元,可入住员工6800人。员工宿舍配有衣柜、写字台、电话,24小时提供热水,还设置了多功能活动室、电视机房、室内外健身器材、网吧等娱乐设施,并定期举办各类活动。
员工健康也让企业牵挂:每年一次体检保障员工健康状况得到监控,每年几百万元投入资助遭遇灾病困难的员工。雅戈尔还通过各种方式使外来员工子女入学的问题有了更好的解决途径。
这一切,让进入雅戈尔的劳动者感觉备受尊重。
此外,一些民企老板,则通过提高福利待遇来弥补现行制度的不足。
“现在我是民营企业老板,可我们一直沿袭了国企的优良传统。现在一些企业丢弃了这套优良传统,很可惜。在民营企业,福利能够起到温暖人心的作用,能够弥补刚性制度的不足。”杭州新恒力电机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黄金虎曾当过10多年的国有企业厂长,他捡起了被“丢弃”的福利制度。这些制度包括:在培养职工方面,企业营造和鼓励职工学习技术的氛围,规定上业余学校者,企业每学年报销2000元;对职工子女考上大学的,除了在企业里张贴红榜,还给予800元的奖励。
记者了解到,目前,浙江省内许多企业已开始建造职工子弟学校,各地政府也相继办起了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学校,以解决外来员工子女的上学难题。
“用工荒”的出现是经济转型的一个节点,是一个终点,也是一个起点,它昭示着廉价劳动力时代的结束,粗放型经济的终结,更召唤着一个“体面劳动”、“尊严生活”时代的到来。“用工荒”对中国经济是一个预警,对中国转变发展方式是一次机遇,更是多年来难有突破的城乡二元格局、收入分配体制等社会改革的一次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