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

—歌德

　　拿到陈雪虎这本《理论的位置》，耳边回响起早年熟知的歌德的这句名言，感想良多。雪虎好学深思，博览群书，理论功底扎实，和他聊起来，东拉西扯天南海北十分过瘾。自然，关于理论之用，是我们常涉及的话题。
　　生命之树固然常青，而理论并非只是灰色，今天来说，理论可谓是五彩斑斓。一直以来人们将理论看成是生活的某种附加物，它是外在的，是对已有生活事实的梳理、阐释和评价，认为这种评价并不会改变既成的事实。仿佛理论家就是食客，对厨师的烹饪发表各种意见，其中舌如莲花者就成为美食家。总之理论不直接创造价值，只是评判，只是阐释，只是马后炮。
　　不过从歌德发表上述言论至今，情形发生了很大变化。从二十世纪往前数，提起世界文化巨人，我们想到的大多是作家，如但丁、莎士比亚，如歌德、雨果、巴尔扎克，如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如曹雪芹，等等。文化巨人似与理论家无缘，如果说有缘，德国有那么两位，康德和黑格尔。他们将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形而上学推到了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并以自己的深邃和晦涩让众人困惑。也因此诗人庞德居然认为，德国之所以穷兵黩武，是因为“缺乏出色的德语作品”，显然，庞德对德国理论家很失望。

　　但是到了二十世纪中叶后，一切似乎逆转了，我们想到的思想文化巨擘是一干理论家，如福柯、鲍德里亚、德里达、哈贝马斯等。优秀的作家依然有影响力，但是覆盖面似乎比起前一个世纪要弱，反倒是理论家们的影响力崛起，俘获了莘莘学子。其中的原因分析起来有些复杂，如现代教育制度的深入，社会人群整体知识水准的提高，各种理论话语各有其描述现实生活的途径等。总之条条大路通罗马，亦即不是只有小说或诗歌等才适合描写生活、创造生活，理论同样也有这种功能。
　　以往我们对理论专门讲抽象的大道理的印象，来自教科书，来自那些高头讲章;其实最初，无论中外，无论东方和西方，理论都是从描写生活开始的，不管我们是读《论语》《道德經》《庄子》，还是读柏拉图的对话录，除了有古今语言差别的障碍，在内涵的理解上，并没有难以逾越的界限。渐渐地理论中发展出了思辨的表述方式，也就是说理论的前行，有了分岔，思辨的理论和描述的、经验的理论各奔前程。思辨的理论是思想家的媒介，是思想家们所熟练地表达见解的工具，特别在西方，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这种理论的表述成为最主要的和流行的表述方式，并且经由康德和黑格尔等哲学家，变得无比强大，甚至坚不可摧。然而，无论思辨的理论大厦如何强大和坚固，终究不能一手遮天。二十世纪的中叶以后，罗兰·巴特、福柯、鲍德里亚等以自己的著述部分地改变了理论的形态。例如巴特的《神话学》《恋人絮语》，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特别是福柯的《疯癫与文明》《规训与惩罚》等，对社会生活和各类具体的生活景象，都有直接的描述。尽管我们分明能感觉到他们著述中思辨的力量，但是其论述的出发点不是概念，不是某些惯用的术语，而是直接来自社会生活。他们用理论来阐释各种社会现象，而不是创立某种独立的封闭的理论体系。用一种繁琐的分类来划分，前者是批评著作，后者才是纯理论著作。站在理论的立场上，纯理论著作的地位要高一些，因为它开拓了广阔的思维空间，有助于人们在观念上理解和把握整个世界。当然真正有价值的理论著作并不多见，以哈贝马斯的见解，即便在德国哲学成果最丰富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值得提及的著述也就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卡西尔的《符号形式的哲学》、舍勒的《知识的形式和社会》、普莱斯纳的《有机体和人类的诸阶段》及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等五六本而已（哈贝马斯《论杜威的〈确定性的寻求〉》一文，见杜威《确定性的寻求》，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批评著作与纯理论著作相比，在文体上要优雅，有趣味得多。但是一般而言，批评通常面对的是叙事文本，面对的是文学艺术作品和由此生发的各种文化现象，不直面日常生活。创作面对生活，理论面对文本，似乎是自然而然的分界。自然，这种分界现在被打破了，这大概是理论积累到某种程度后必然会有的某种突破。它必然要摆脱传统或习惯的枷锁。理论的对象本来应该是社会生活，概念和术语只是中介，尽管概念和术语的差异能构成新的理论空间，但是其过度繁衍会带来夸夸其谈，带来思维的虚妄和空泛。
　　当然理论描述生活的方式与小说和诗歌不同，它不是以虚构和想象的方式来处理素材，而是在这些素材的基础上还原一定的历史语境和社会环境，解析其背后的各种成因，并以抽象和概括的方式表达作者对生活的见解。以福柯为例，他常常从生动的日常生活攫取案例，然后进入某种理论描述。他在法兰西学院所作的演讲《不正常的人》就是这方面的一个范例，这位理论家从一个虐杀孩童的犯罪案例切入，对社会上所谓的“不正常的人”的谱系作了详尽的梳理，并按历史先后的顺序勾勒出三种形象：“畸形人”“需要改造的人”和“手淫的人”。所谓“畸形”，福柯指出，主要是一个法律概念，“畸形所出现的领域，人们可以说成是‘法律—生物’的领域”。而需要改造的人，其参照范围要小于畸形人的参照范围，是在家庭、学校、车间、街区、教堂教区、警察局等类似的“矛盾和支持系统中出现”。“手淫的人”，则是十九世纪一个全新的形象，其参照范围则更加狭窄，这是“卧室，床，肉体;这是父母，紧挨着的监视者，兄弟姊妹;这是医生;整个围绕个人及其身体的微型细胞的空间”（福柯《不正常的人》，钱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其实，这些不正常的人，在一些作家艺术家笔下往往是有鲜明个性的主人公，但是在理论家的笔下，他们就成为一种有特定内涵的类型，读者不需要知道他们的姓名，只需要知道他们是被社会正常规范所排斥的类型就够了;而所谓社会的正常规范究竟是怎样确立的，也是新一代理论家们所描述的对象，当然，此乃属于一种理论的建构和实践。 　　据说福柯在法兰西学院的演讲吸引了许多听众，可以容纳三百来人的教室，常常挤进了五百多人。也许有些人是慕名而来，有些人可能是对演讲者所举的奇奇怪怪的案例感兴趣，但我以为，最直接的原因是理论逐渐成为我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试图了解更广泛的，经由一定的理论阐释的生活。理论并非是生活投下的阴影，它一直在暗中定义着我们的生活。因为生活不只是消耗物质的过程，生活其实是对生命过程（历史）和生命活动（社会实践）的理解和想象，这里就不断有理论的参与和建构。
　　理论的参与和建构自然也包括想象。所谓“理论是灰色的”一说，认为理论是马后炮，多少有蔑视其没有想象力的责难在。其实理论何尝没有想象力，只不过理论的想象力不同于创作的想象力，这是抽象建构和概念的想象力。世间无论是伟大的理论还是拙劣的理论，都是虚构的产物，它从来不是对现实生活忠实的总结和逻辑性表述。虽然理论讲究的是体系完备，逻辑自洽，似与想象无缘，其实那是理论想象的一种方式而已。真如我们曾经误认文学创作是真实生活的反映那般。文学创作在反映生活的同时，既表达作者个人的感受，也融合着作者的见解和理论方面的修养，并且这些见解和修养决定着他怎样来选择生活现象，怎样来表现这些现象。因此，读者所见的从来只是作家笔端貌似生活的生活，它未必真实。同样在理论家的笔下，我们所见的也只是貌似严密，剔除了想象的论述，但是它未必没有虚构。
　　人类的历史越绵长，人们的思想和理论困惑就越多？这些困惑伴随着我们的生命而来，其解决方法或许也只能诉诸理论。因此，雪虎在其著述中一上来就讨论“理论的位置”，这正是我自己常常思考的问题。
　　当然雪虎所说的理论，主要是指现代社会和学术体制中形成的各种理论话语，所以他从理论的必要性、样态的多样性、西方理论脉络、理论在中国的位置等路径步步深入，展开论述。我不仅赞同雪虎的许多观点，而且为其精辟的阐述“点赞”。例如雪虎认为，一些人对理论的抵制“其实是对日益社会化的世界所必然遭遇的现代进程的忽视”。这里，所谓现代进程就是思维的进程，就是思考所循的路径。就雪虎本人而言，他主要是从文学理論切入，这是他的专业，也是我的专业，所以雪虎所关注的一些问题，如从“文”的概念演变到现代意义上“文学”的产生，关于古文论研究中的史、论、释的运用，还有文学的公共性问题、文艺美学的思路与建制，等等，也正是我所关注的。关注并非全部赞同，例如他对普实克和夏志清的评价，我就有所存疑。普实克将理论看成是总体性叙事的工具，有违该时代的理论实践。
　　然而，尽管许多文学话题和相关理论是我和雪虎所共同关注的，但是，如果由我来阐述这些问题，进入的路径和角度显然会不同于雪虎。由此我想到了理论领域其实也是一个异托邦，不是普实克所搭建的同质空间。
　　雪虎在书中特别强调了理论的“脱域”功能，在我印象中，这个概念是吉登斯在其有关著作中提出来的，“脱域”是现代性得以展开的前提，也是使其获得某种普遍性的必要条件。若干年前，读吉登斯的《现代性的后果》，为其提出的“脱域”概念所折服，然而，今天我以为，理论一方面固然是脱域的，但是在另一方面，每一个人进入到理论的过程是伴随着强烈的个人色彩、个人经验和具体的语境的。即理论的普遍性和抽象性对于每一个具体的个体来说，并不是同一的。
　　理论空间的拓展是每个理论家带着不同的人生体悟和思考，从不同的方向加入的过程。因此，从这一方面讲，理论又不是“脱域”的。理论不仅在解决人们的思想和理论困惑中有重要的位置，在阐述当下的生活中亦有其重要位置。然而，每个人的际遇不同，与理论交往的历程也各有千秋，即便读的是同一本理论著作，收获并不相同。或可说理论家们在理论中成长的经历是五彩纷呈的，瓜熟蒂落，在他们的理论阐释中必然带有的丰富的个人色彩，而这些恰恰能让我们见到当代人生活的一个侧面。正如在这部文集中，我又重新认识了雪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