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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使用修正后的使用者成本模型核算金属资源的耗竭成本，测算出金属资源税理论税率区间，即金属资源从价计征改革的税率应该在5%-20%之间；然后，构建动态递归CGE模型，模拟分析金属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对国民收入、行业、金属资源进出口、金属资源消耗量及社会福利的影响。研究表明，现有金属资源税征收数额低，变化比率大约在0.1%-0.5%区间，远远低于本文测算的5%-20%，金属资源价格对资源配置作用失灵。在对宏观经济影响上，金属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会对国民收入产生一定的负向冲击，在同等条件下超过了煤炭对GDP的影响；金属资源税改革对重工业影响达到-1.73%，远高于对其他行业的影响；在税率为17%的情况下，对进出口的负面影响最大；在税率为8%和13%的情景设计下，进出口的损失在经济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从2016年到2020年，税率提升对进出口的影响逐渐减弱；随着金属资源税计征改革，各部门对于金属资源的使用量逐渐降低；8%和13%的资源税税率对居民和政府的收入支出比例影响不大，社会福利损失程度随着税率的不断提高而增加，2016-2020年税率的提高对福利的负面影响程度逐渐减弱。根据这些影响，本文认为在金属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初期应将税率设定在8%-10%的范围内，以后再逐步提高；并且建议利用资源税替代出口配额与出口关税等政策措施，通过增加金属资源上游矿产品的供给成本，提高金属矿产品出口价格，这样在达到与金属资源配额和关税政策同等效果的同时，有效避免金属资源领域的贸易纠纷，助推国家资源安全战略的实施；此外，政府应该创新金属资源价格与税收体制改革，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金属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金属资源绿色税制，使价格更好地反映金属资源的稀缺性，通过资源税实现金属矿产开发的代际安全。
关键词国家资源安全；有色金属；资源税；动态递归CGE模型
中图分类号F06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6）06-0130-09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606017
2012年3月，国际贸易“稀土案”中国以保护不可再生资源、减少环境损害等理由应诉，裁决结果对中国不利。该案件暴露出我国在限制稀有矿产资源出口方面的政策工具选择上存在一定的盲目性，迫切需要政府采取更为合规有效的资源政策和环境政策，推动稀有矿产资源开采加工过程中的环境成本内部化，从而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原材料保障，减少环境损害，维护国家资源安全[1]。党的十八大报告[2]中提出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税费改革；2014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明确推进税收制度改革，清费立税，推动消费税，资源税改革等主张。让资源税改革政策成为保护金属资源安全、生态安全、代际安全的重要举措。国际上每次资源税的改革都是基于国家资源安全战略的考量，如澳大利亚2012年3月19日通过的《矿产资源租赁税法案》，其目的之一就是为了维护国家资源安全。但是现有的金属资源税定额征收方式却没有达成初衷，如：2003年到2013年以来，煤炭、铬铁矿、磷、锑、锡等9种矿产基础储量下降了20%以上，锑、锗、铟、锡等下降幅度超过了1/3；2013年，21种矿产中，铁、锰、铜、铝、铅等10种矿产储产比不足20%[3]，不仅危急代际安全，也让中国矿产资源国际地位明显下降；高强度的金属资源开发，导致金属矿产资源可持续供应能力明显下降，不利于金属矿产国际定价权的争夺。从1984年以来金属资源税采用从量定额计征方式，由于税负与金属资源价格不挂钩，导致调节机制失灵，并对金属资源价格产生了“顺周期”调节、助涨助跌作用明显，加剧了金属资源价格的周期性波动，从而对金属资源企业等实体经济产生很大影响。如在金属资源价格大幅回落时，金属资源企业也不会因金属资源价格的下降而少交资源税，即实际税率将增加，导致经济不好时企业负担加重。所以，金属矿产作为国家资源税改革既定的矿产资源种类之一，在其它矿产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逐步推出与全面实施时，经济新常态下采用从价计征方式的金属资源税最优税率是多少？从价计征改革对宏观经济及各个部门有何影响？是否有利于助推国家资源安全战略的实施？在金属资源税改革中分析和解答这些问题，对及时调整中国金属资源产业规划、政策，保障金属资源安全、经济安全和国防安全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关于资源税，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Hotelling[4]提出矿产资源开发的“时间倾斜”理论；Hartwick[5]提出资源耗竭价值的可持续性准则。遵循以上不可再生资源经济学中的重要思想，El Serafy[6]将环境损失引入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实现不可再生资源领域的新的国民收入核算方法；后来El Serafy[7]又发展了该方法，该方法奠定了不可再生矿产资源耗竭成本定价的理论基础。之后很多学者利用该方法测算各种矿产资源的使用者成本。在国内，李国平、曾先锋等[8-9]对使用者成本法进行修正，并估算了煤炭、石油、天然气等矿产资源的耗减成本，提出了矿产资源税改革的理论税率；曾先峰[10]、曾国华[11]分别使用该方法测算了碳酸稀土的使用者成本和离子型稀土的耗减成本。在理论研究基础上，CGE模拟方法被广泛应用于税率选择设计及政策补贴领域。如林伯强[12-13]利用使用者成本法分别估计我国石油天然气的耗减成本、煤炭的耗减成本，并且构建CGE模型来确定这些能源资源税改革的实际税率；徐晓亮[14-18]构建动态CGE模型，运用GAMS软件来模拟煤炭资源税改革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从而确定一个适合我国经济状态的煤炭资源税的实际税率；时佳瑞等[19]在动态递归CGE模型中增加资源税模块，模拟中国煤炭资源税改革对40个部门的影响；刘宇[20]构建CGE模型，在税率为5%情景设置下分析煤炭资源税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以上很多文献集中于石油、煤炭等矿产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是因为石油、煤炭对经济影响较大，而且作为大宗商品行业集中，相关数据容易收集。而金属矿产之于宏观经济很重要却很少有文献涉及，特别是需要依赖数据的CGE模型来分析就更少，究其原因就是因为金属矿产种类多，有些金属是小品种，并不像石油、煤炭等行业那样具有利于CGE模型展开分析的详细的统计数据。针对以上缺陷，本文在构建金属矿产的专题数据库的基础上，进行数据收集并创新数据处理的方法，形成CGE模型所需要的数据，从金属资源对宏观经济影响（经济安全、代际安全）的视角下，分析适合我国经济状态的金属资源税的实际税率。 1动态递归CGE模型构建
动态递归CGE模型是同时考虑经济体中所有市场之间、具有行为最优化的多个经济主体之间以及经济主体和市场之间相互联系的数值模拟模型，能够在模型中表达现实经济环境中各经济主体和因素的复杂交互过程。所以纳入代际补偿需要分析补偿对各经济主体及理论模块的影响。
1.1生产模块
纳入代际补偿后必须把金属矿产作为一种要素投入到生产过程中，与其他的生产要素进行合成，所以生产模块是采用CES生产函数四层嵌套而成，如图1。第一层嵌套为“资本-金属资源-劳动”合成束与非金属资源中间投入的合成；第二层嵌套由“资本-金属资源”合成束与劳动要素的合成，即增加值的合成；第三层嵌套为资本要素和金属资源要素的合成；第四层嵌套由铜，铝，铅，锌，锡，镍及其他金属资源合成。CES生产函数遵循优化投入使成本最小化的原则，具体公式如下：
1.2金属资源需求模块
金属资源需求模块由居民金属资源需求，企业金属资源需求和政府金属资源需求三部分构成。居民金属资源需求源自居民对金属产品的消费总额，企业金属资源需求源自企业生产过程中对金属产品的投入总额，政府金属资源需求源自政府在公共事业领域对金属产品的消耗总额。公式如下：
D=∑HD+∑ED+∑GD=∑n[]i=1piqi（2）
其中，D为金属资源消费总量；HD为居民金属资源需求量，ED为企业金属资源需求量，GD为政府金属资源需求量，pi为金属资源价格，qi为金属资源使用量。
1.3金属资源税模块
金属资源税目前仍然属于从量计征，为了测算金属资源税从量计征与从价计征两种征税方式不同的影响，为我国金属资源税改革提供可借鉴的参考，因此在金属资源税模块中包含了这两种征税方式。
从量计征是以金属资源的自然实物量为征税对象的征税方式，可以避免金属资源价格波动对税收的冲击，具有稳定性。从量计征的金属资源税征收金额与金属资源产品数量和征收税率相关，具体公式如下：
Tax1i，t=Xi，tr1i（3）
其中，Tax1i，t表示在t时期生产部门i所需缴纳的从量资源税总额，r1i表示生产部门i对应的从量资源税税率。
从价计征是以金属资源开采量和金属资源的市场价格乘积为对象的征税方式。从价金属资源税征收金额随着金属矿产价格的波动而改变，相对公平合理。从价计征的金属资源税征收金额与金属资源产品数量，价格以及从价税率相关，具体公式如下：
Tax2i，t=Xi，tPi，tr2i（4）
其中，Tax2i，t表示在t时期生产部门i所需缴纳的从价金属资源税总额，Pi，t表示在t时期生产部门i生产的金属资源矿产品价格，r2i表示生产部门i对应的从价金属资源税税率。
1.4动态递归模块
模型以资本，劳动与资源的积累和增长为基础，通过折现实现递归动态，模型主体根据效应函数和约束条件在不考虑价格预期情况下进行逐期决策。基于金属资源税政策驱动和动态递归时间维度，通过引入金属资源税率调整和资源政策场景设计，采用跨期动态实现动态化，其方程设定如下：
Kt=（1-σt）Kt-1+It（5）
Lt=（1+g′）Lt-1，Ct=（1+g′）Ct-1（6）
RVt=[（REt-1+RKt）·ω]P（7）
其中，Kt为本期资本存量，Lt为本期劳动力的投入，Ct为本期消费量，σt为折旧率，It为本期新增投资，g′为劳动力增长率。RVt为金属资源价值；REt-1为金属资源恢复量；RKt为金属资源存量；ω为金属资源利用率；P为金属资源产品价格。递归的动态机制首先表现为资本的积累，下一期的资本存量等于当期资本存量折旧后的净值与当期投资之和；劳动供给的增长表现为下一期社会劳动的总供给乘以外生的人口增长率；同时存在随人口增长的消费增加。同时因为本文考虑了金属资源的积累与增长，因此当期金属资源利用价值等于上一期金属资源恢复量的利用价值加上当期金属资源存量的利用价值。
1.5其它模块
贸易模块、收入与支出模块、社会福利模块、闭合与均衡模块等其它的理论模块设计及均衡方程、函数刻画，从现有的资源-经济-环境CGE模型、税收CGE模型、环境CGE模型和最新DCGE模型等相关的理论模型中借鉴 [12-14，16，21]。
2数据处理及参数校准
2.1社会核算矩阵的编制
编制的中国金属资源社会核算矩阵SAM（Social Accounting Matrix）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2010年投入产出表》，《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年鉴》，《中国财政年鉴》和《中国税务年鉴》等。动态递归CGE模型中所需的经济发展数据，金属资源消耗数据，金属资源补偿数据等来自《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年鉴》，美国地质调查局USGE金属年报，万德数据库等，单种金属的开采，消耗等数据通过实地走访金属开采企业和金属冶炼加工企业调研获得。由于数据统计口径不相一致，需要对编制好的SAM表进行平衡，采用直接交叉熵法，通过GAMS软件编程实现SAM表的试算平衡。
2.2模型参数的标定
构建的CGE模型主要参数有：规模参数，份额参数，弹性参数等。其中规模参数和份额参数通过GAMS程序校调估算2010年的中国金属资源SAM得到。弹性参数参考相关文献[22-23]得到，由于篇幅限制省略。模型的基准年份为2010年，根据动态递归机制运行至2020年。资本存量，劳动力的投入，资源恢复量，资源存量，资本折旧率，劳动力增长率，资源利用率以及资源产品价格为外生给定，这些变量在2010-2014年采用真实的经济数据，2015-2020年根据相关方程进行估算获得。
3情景设计和模拟结果分析 3.1情景设计
3.1.1模拟情景设置分析框架
对于不考虑环境外部性的金属资源税，在El Serafy的使用者成本估计模型中做出如下修正：
（1）金属资源使用者成本考虑到货膨胀的影响。在有色金属资源使用者成本的计算公式内，当期开采金属资源的净收入计算公式为：
R=Y-S-K·φ-M（8）
其中，Y表示金属资源的销售收入，M表示中间投入成本，φ表示正常资本回报率，K表示资本存量，s表示金属资源行业的工资总额。上式计算出的R为净收入的名义值，如果将通货膨胀的因素考虑进来，设R′为不变价表示的净收入，则公式（8）变为：
R′=[SX（]Y[]P1[SX）]-[SX（]S[]π[SX）]-K′·φ-[SX（]MP2[SX）]（9）
其中，P1表示金属资源的价格指数，Y/P1表示金属资源不变价的销售收入；π表示通货膨胀率，S/π表示剔除了通货膨胀因素的工资总额；K′表示不变价的行业资本存量， K′·φ表示正常资本资本回报；P2表示中间投入的价格指数，M/P2表示剔除了通货膨胀因素的中间成本。
（2）考虑金属资源耗损的影响。金属资源的使用者成本不仅仅包括已经售出的金属资源价值，也应该考虑开采环节致金属资源损耗的价值，从而计算出真实和完整的金属资源使用者成本。在我国，开采中的金属资源浪费率尤其高，如果未考虑浪费的资源价值，计算出来的使用者成本将远低于真实的使用者成本。
设η为金属资源在开采过程中的耗损系数，则修正后的El Serafy的使用者成本变为：
D=η·R′[]（1+r）n+1（10）
（3）折现率的确定。SRTP指的当代人愿意延迟消费所换取的未来消费的比率。SRTP法用于对社会折算率的估算，本文利用（11）公式对SRTP进行计算：
r=β+ε·σ（11）
其中，σ表示人均消费量的增长率，β表示纯时间折现率，ε表示边际的效用弹性。
3.1.2模拟情景设置所需数据
根据以上框架估算我国金属资源的使用者成本。有关数据的确定：
（1）开采年限n。本文按照金属2013年的基础储量和年产量来计算开采年限，测算出金属资源铜，铝，铅，锌，锡以及镍的开采年限分别为16年，45年，6年，8年，12年和12年。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万德数据库和国际铜业协会的《2014 World Copper Factbook》。
（2）社会折现率r。根据公式（11），社会折现率r由人均消费量的增长率σ，消费的边际效用弹性ε，纯时间偏好β三个变量决定。根据公式（11）以及变量所给出的数据，计算出社会折现率r的值，见表1。
（3）耗损系数η。根据对大型金属矿产开采企业进行实地调研，得出金属资源的耗损系数分别为：铜1.15；铝
1.22；铅1.16；锌1.12；锡1.32；镍1.25。
3.1.3模拟情景设置的结果
根据公式（8）-（11）及以上数据，测算出金属资源的使用者成本如图2。从图2可以看出，六种金属资源的使用者成本基本都在2012年达到最大值，从金属资源的产量上可以解释这一结果。另外，社会折现率的变化对使用者成本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金属资源的使用者成本在2009年和2012年增速较快，与社会折现率的变化趋势一致。就整体趋势而言，我国的金属资源的使用者成本自2000年起逐渐增加。随着我国金属资源开采规模不断扩大，金属资源储量不断减少，金属资源使用者成本必然会越来越大。
根据所求出的金属资源的使用者成本，设定合理的金属资源的资源税税率。通过使用者成本占金属资源销售收入的比可得：
TAX=[SX（]D[]P·Q[SX）]（12）
其中，TAX表示金属资源的资源税税率，D为使用者成本，P、Q分别表示金属资源的销售价格和销售收入。金属资源的资源税税率计算结果如图3所示。
为三档，5%-10%，10%-15%，15%-20%，金属资源的资源税率主要分布在这三个区间内。从中选取8%，13%，17%三种税率来分析金属资源税的变化对整体宏观经济的影响。
3.2模拟结果分析
使用动态递归CGE模型，在三档税率下，模拟金属资源税改革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和对行业投入产出的影响结果分别见表2和表3。
3.2.1对实际GDP的影响
金属资源税由现行的从量计征改为按8%、13%、17%的税率从价计征后，会对国民收入产生一定的负向冲击，从表2的实证结果来看，冲击还比较大。从不同税率来
看，征收税率越高，无论对名义的还是实际的GDP负向影响更大，在同等条件下超过了煤炭对GDP的影响[13，19]，这也是政府希望避免资源税改革对经济造成比较大的影响的担忧，特别是在金属资源价格下行叠加资源税成本，会对关联企业产出造成较大冲击的条件下，造成负向冲击影响更大；另一方面，在同等税率条件下，金属资源税改革对名义、实际GDP的负向影响会随时间推移变小，这是由于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国家金属资源安全战略的实施，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减少了对金属资源的依赖。这种影响主要是金属资源税税率的计征改革，会导致总投资和总储蓄的减少。金属资源税通过影响消费倾向来间接影响储蓄，对于企业、政府和居民而言，提升金属资源税税率会增加对金属资源企业的成本，同时金属资源税税率会产生收入效用和替代效用。
3.2.2对行业产出的影响
实施金属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提升金属资源税率，会对投入要素价格、部门总产出、部门产品价格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进而通过生产模块影响到各个行业的产出，具体结果如表3。从年份方面来看，2018年产出影响的模拟结果值最大，但从2016年到2020年，金属资源税率的提升对行业产出的影响逐渐降低。这是因为金属资源税提升了相关产业企业的成本，导致这些企业调整产品结构，或通过技术寻找替代品，从而减少对金属资源的依赖；从税率影响程度上来看，资源税为17%时对总产出影响最大，重工业达到了1.43%-1.73%的影响。所以提升资源税税率，对重工业的影响最大，表明重工业对金属资源的依赖性最强，其次是轻工业和建筑业，对农业的影响最小，因为其成本构成中金属资源所占比例不高，计征改革后金属资源消费量减少。金属资源税改革对产业的影响如下：金属资源税增加产生向下的传导机制，促使金属资源产业链从上游到下游形成相应的利益调整，产生一定的正向利益。即金属矿产品的价格上涨传导到金属资源产业链的中下游生产厂家后，会感受到成本上涨的压力，进而在生产中更珍惜地使用各种金属资源性产品；同时通过传导机制的作用，金属资源产业链上的经济主体会受到经济刺激，千方百计地去开发那些节能降耗或能更有效、更充分地使用金属矿产品的技术和装备，从而加快转变发展方式。 3.2.3对金属矿产进口和出口的影响
由表2可以看出，金属资源税计征改革，会提高出口金属资源产品的成本，一定程度上会削弱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降低出口量。进口方面，由于总产出和出口量的降低，使得补偿费用的降低对进口造成负面影响。由于中国的进口存在着为出口而进口的情况，出口的下降在一定程度上会带来进口的降低。在税率为17%的情况下，对进出口的负面影响最大。在税率为8%和17%的情景设计下，进出口的损失在经济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从2016年到2020年，税率提升对进出口的影响逐渐减弱。金属资源税率提升导致企业成本提升，这样导致金属资源矿产品很难出口，而相应在海外控制资源，助推由“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向“最大限度利用境外资源，合理保护国内资源”的国家资源战略的转变；同时也利于政府采取更为合规有效的金属资源税来替代金属资源出口关税，在保护国内金属资源的同时规避了国际贸易纠纷。
3.2.4对金属资源消耗量的影响
从表3可以看出，随着金属资源税计征改革，各部门对于金属资源的使用量逐渐降低。金属资源税计征改革有利于各个部门更加节约金属资源，有利于社会生产方式和消费结构的调整，纠偏金属资源的代际外部性，提高资源的永续利用，实现金属资源配置的代际安全。
3.2.5对社会福利的影响
如表2，实施金属资源税计征改革会使居民的收入支出比例上升，降低企业和政府的收入支出比例，表明金属资源税计征改革增加了企业使用金属资源的成本，使企业承担了金属资源的补偿成本，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8%和13%的资源税税率对居民和政府的收入支出比例影响不大，企业作为主要的金属的使用者和消费者，从而成为承担资源补偿成本的主要主体。在CGE模型中把社会福利的变化设置成为了居民对于产品消费量的变化程度。社会福利的变化情况的模拟结果也见表2。金属资源税计征改革，不同程度的降低了各个部门对金属资源的需求，减少了产出，相应的抑制了居民的消费，因此以居民消费量为衡量依据的社会福利遭到损失。损失程度随着税率的不断提高而增加，2016年-2020年税率的提高对福利的负面影响程度逐渐减弱。
4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金属资源税计征改革为对象，构建修正的使用者成本模型核算金属资源的使用者成本，核算金属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的理论税率；基于构建的中国金属资源的社会核算矩阵，构建多部门的动态递归CGE模型，选择三种从价计征改革的税率分析金属资源税计征改革对国民收入、行业、金属资源进出口、金属资源消耗量及社会福利的影响。获得如下结论：从修正使用成本模型来看，现有金属资源的定额税没有反映金属资源使用的成本，而且征收数额低，变成比率大约在0.1%-0.5%，远远低于本文测算的5%到20%，金属资源价格对资源配置作用失灵；金属资源税计征改革会对国民收入产生一定的负向冲击，在同等条件下超过了煤炭对GDP的影响，在同等税率条件下，金属资源税改革对名义、实际GDP影响会减少；从税率影响程度上来看，资源税为17%时对总产出影响最大，对重工业达到了-1.73%到-1.43%的影响；在税率为17%的情况下，对进出口的负面影响最大；在税率为8%和17%的情景设计下，进出口的损失在经济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从2016年到2020年，税率提升对进出口的影响逐渐减弱；随着金属资源税计征改革，各部门对于金属资源的使用量逐渐降低；8%和13%的资源税税率对居民和政府的收入支出比例影响不大，社会福利损失程度随着税率的不断提高而增加，2016-2020年税率的提高对福利的负面影响程度逐渐减弱。所以，本文对金属资源税改革提出如下的政策建议：
（1）设定合理的金属资源税税率。现有的资源税率不足以弥补金属的资源损耗，过低的税率对于提高金属的开采率和利用率不能产生明显作用，但又需要考虑到过高的税率会对经济各个方面产生的影响，特别是对金属依赖程度较高的行业。所以，金属资源税的改革需要兼顾到税率的有效性和宏观经济对于资源成本的敏感性。本文的动态递归CGE模型模拟结果为金属资源税费的改革提供了理论支撑。模拟结果表明，将金属的资源税税率定在8%-15%的范围内比较合理，过高的税率会在短期内对GDP造成较大的冲击，对金属依赖较大的重工业行业的产出产生较大的负影响。而且模拟结果表明，金属资源税的改革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将会随着时间逐渐减弱，但对于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积极影响会持续增加，所以比较保守的政策建议是在改革初期将金属的资源税定在8%-10%的范围内，以后逐步提高。
（2）利用资源税替代出口配额与出口关税等政策措施。若在相关金属资源贸易诉讼中败诉，出口配额和出口关税将被取消，在生产环节严格控制金属矿产开采数量，大幅度提高资源税，即在金属矿产开采中考虑使用者成本，增加金属资源上游矿产品的供给成本，必然会导致金属矿产品出口价格的提高，这样就可以通过征收金属资源税来替代配额和关税等政策，在达到与金属资源配额与关税政策同等效果的同时，有效避免金属资源领域的贸易纠纷，助推国家资源安全战略的实施。
（3）创新金属资源价格与税收体制改革的思路。金属资源价格和税收体制改革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也是提高金属资源生产力的迫切需要。深化金属资源价格和税收体制改革要有新思路，应按照“价税分开、市场定价、税收绿化、机制联动、保障权益”原则，理顺金属资源产品价格的比价关系和形成机制，构建有利于完善金属资源配置的税收制度，使市场在金属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完善税目税率设计，健全税收激励机制，强化税收约束手段，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金属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金属资源税制，实施环境税费改革，使价格更好地反映金属资源的稀缺性、反映市场上金属资源产品供求关系、反映附加在金属资源产品上的所有成本。通过资源税实现金属矿产开发的代际安全。
（编辑：李琪） 参考文献（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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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uses the adjusted El Serafy user cost approach to estimate the depletion cost and theoretical tax range of metal minerals which is ranging from 5-20 percent. Further， a dynamic Computable Equilibrium Model （CGE） is applied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s of metal resources tax reform on Chinas economy， such as， national income， industries， metal resources import and export， metal resources consumption and social welfare. The results show that current metal resources tax rate fluctuated between 0.1-0.5 percent far lower than 5-20 percent estimated in this paper， which proves prices mechanism failure in resources allocation. Moreover， Metal resources reform has negative influence on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even more than that of coal in the same condition and heavy industry suffers most from the policy shock， up to -1.73%. Concerning imports and exports， under the setting of 17% the loss is maximum， while under the setting of 8% and 13%， the loss is affordable， and the impact is getting weak during 2016-2020. In addition， as the ongoing metal resources tax reform， metal resources consumption of each department decrease gradually. The impacts on ratio of income and expenditure are not significant and social welfare loss increase with the rising tax rate when the rate fixed at 8% and 13%， though the impact gets weak during 2016-2020. Therefore， given to the above effects， it is suggested that metal resources tax rate should be set at 8%-10% initially and then increase gradually. And it is also recommended to use resources tax to replace export policies i.e. export quotas and export tariff， by increasing the supply costs of ore products upstream to increase export prices， as the same effects of export polices， thus avoiding trade disputes and implementing national resources security strategy. Meanwhile， reforms on resources prices and tax systems should be carried on innovatively， thus a green metal resources system which reflects market， metal scarcity， ecological value and intergenerational value should be established， not only reflects metal scarcity by prices effectively but also realizes intergenerational security of metal resources.
Key wordsnational resources security； nonferrous metals； resources tax； dynamic CGE model
使用修正后的使用者成本模型核算金属资源的耗竭成本，测算出金属资源税理论税率区间，即金属资源从价计征改革的税率应该在5%-20%之间；然后，构建动态递归CGE模型，模拟分析金属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对国民收入、行业、金属资源进出口、金属资源消耗量及社会福利的影响。研究表明，现有金属资源税征收数额低，变化比率大约在0.1%-0.5%区间，远远低于本文测算的5%-20%，金属资源价格对资源配置作用失灵。在对宏观经济影响上，金属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会对国民收入产生一定的负向冲击，在同等条件下超过了煤炭对GDP的影响；金属资源税改革对重工业影响达到-1.73%，远高于对其他行业的影响；在税率为17%的情况下，对进出口的负面影响最大；在税率为8%和13%的情景设计下，进出口的损失在经济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从2016年到2020年，税率提升对进出口的影响逐渐减弱；随着金属资源税计征改革，各部门对于金属资源的使用量逐渐降低；8%和13%的资源税税率对居民和政府的收入支出比例影响不大，社会福利损失程度随着税率的不断提高而增加，2016-2020年税率的提高对福利的负面影响程度逐渐减弱。根据这些影响，本文认为在金属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初期应将税率设定在8%-10%的范围内，以后再逐步提高；并且建议利用资源税替代出口配额与出口关税等政策措施，通过增加金属资源上游矿产品的供给成本，提高金属矿产品出口价格，这样在达到与金属资源配额和关税政策同等效果的同时，有效避免金属资源领域的贸易纠纷，助推国家资源安全战略的实施；此外，政府应该创新金属资源价格与税收体制改革，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金属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金属资源绿色税制，使价格更好地反映金属资源的稀缺性，通过资源税实现金属矿产开发的代际安全。
关键词国家资源安全；有色金属；资源税；动态递归CGE模型
中图分类号F06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6）06-0130-09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606017
2012年3月，国际贸易“稀土案”中国以保护不可再生资源、减少环境损害等理由应诉，裁决结果对中国不利。该案件暴露出我国在限制稀有矿产资源出口方面的政策工具选择上存在一定的盲目性，迫切需要政府采取更为合规有效的资源政策和环境政策，推动稀有矿产资源开采加工过程中的环境成本内部化，从而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原材料保障，减少环境损害，维护国家资源安全[1]。党的十八大报告[2]中提出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税费改革；2014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明确推进税收制度改革，清费立税，推动消费税，资源税改革等主张。让资源税改革政策成为保护金属资源安全、生态安全、代际安全的重要举措。国际上每次资源税的改革都是基于国家资源安全战略的考量，如澳大利亚2012年3月19日通过的《矿产资源租赁税法案》，其目的之一就是为了维护国家资源安全。但是现有的金属资源税定额征收方式却没有达成初衷，如：2003年到2013年以来，煤炭、铬铁矿、磷、锑、锡等9种矿产基础储量下降了20%以上，锑、锗、铟、锡等下降幅度超过了1/3；2013年，21种矿产中，铁、锰、铜、铝、铅等10种矿产储产比不足20%[3]，不仅危急代际安全，也让中国矿产资源国际地位明显下降；高强度的金属资源开发，导致金属矿产资源可持续供应能力明显下降，不利于金属矿产国际定价权的争夺。从1984年以来金属资源税采用从量定额计征方式，由于税负与金属资源价格不挂钩，导致调节机制失灵，并对金属资源价格产生了“顺周期”调节、助涨助跌作用明显，加剧了金属资源价格的周期性波动，从而对金属资源企业等实体经济产生很大影响。如在金属资源价格大幅回落时，金属资源企业也不会因金属资源价格的下降而少交资源税，即实际税率将增加，导致经济不好时企业负担加重。所以，金属矿产作为国家资源税改革既定的矿产资源种类之一，在其它矿产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逐步推出与全面实施时，经济新常态下采用从价计征方式的金属资源税最优税率是多少？从价计征改革对宏观经济及各个部门有何影响？是否有利于助推国家资源安全战略的实施？在金属资源税改革中分析和解答这些问题，对及时调整中国金属资源产业规划、政策，保障金属资源安全、经济安全和国防安全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关于资源税，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Hotelling[4]提出矿产资源开发的“时间倾斜”理论；Hartwick[5]提出资源耗竭价值的可持续性准则。遵循以上不可再生资源经济学中的重要思想，El Serafy[6]将环境损失引入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实现不可再生资源领域的新的国民收入核算方法；后来El Serafy[7]又发展了该方法，该方法奠定了不可再生矿产资源耗竭成本定价的理论基础。之后很多学者利用该方法测算各种矿产资源的使用者成本。在国内，李国平、曾先锋等[8-9]对使用者成本法进行修正，并估算了煤炭、石油、天然气等矿产资源的耗减成本，提出了矿产资源税改革的理论税率；曾先峰[10]、曾国华[11]分别使用该方法测算了碳酸稀土的使用者成本和离子型稀土的耗减成本。在理论研究基础上，CGE模拟方法被广泛应用于税率选择设计及政策补贴领域。如林伯强[12-13]利用使用者成本法分别估计我国石油天然气的耗减成本、煤炭的耗减成本，并且构建CGE模型来确定这些能源资源税改革的实际税率；徐晓亮[14-18]构建动态CGE模型，运用GAMS软件来模拟煤炭资源税改革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从而确定一个适合我国经济状态的煤炭资源税的实际税率；时佳瑞等[19]在动态递归CGE模型中增加资源税模块，模拟中国煤炭资源税改革对40个部门的影响；刘宇[20]构建CGE模型，在税率为5%情景设置下分析煤炭资源税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以上很多文献集中于石油、煤炭等矿产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是因为石油、煤炭对经济影响较大，而且作为大宗商品行业集中，相关数据容易收集。而金属矿产之于宏观经济很重要却很少有文献涉及，特别是需要依赖数据的CGE模型来分析就更少，究其原因就是因为金属矿产种类多，有些金属是小品种，并不像石油、煤炭等行业那样具有利于CGE模型展开分析的详细的统计数据。针对以上缺陷，本文在构建金属矿产的专题数据库的基础上，进行数据收集并创新数据处理的方法，形成CGE模型所需要的数据，从金属资源对宏观经济影响（经济安全、代际安全）的视角下，分析适合我国经济状态的金属资源税的实际税率。 1动态递归CGE模型构建
动态递归CGE模型是同时考虑经济体中所有市场之间、具有行为最优化的多个经济主体之间以及经济主体和市场之间相互联系的数值模拟模型，能够在模型中表达现实经济环境中各经济主体和因素的复杂交互过程。所以纳入代际补偿需要分析补偿对各经济主体及理论模块的影响。
1.1生产模块
纳入代际补偿后必须把金属矿产作为一种要素投入到生产过程中，与其他的生产要素进行合成，所以生产模块是采用CES生产函数四层嵌套而成，如图1。第一层嵌套为“资本-金属资源-劳动”合成束与非金属资源中间投入的合成；第二层嵌套由“资本-金属资源”合成束与劳动要素的合成，即增加值的合成；第三层嵌套为资本要素和金属资源要素的合成；第四层嵌套由铜，铝，铅，锌，锡，镍及其他金属资源合成。CES生产函数遵循优化投入使成本最小化的原则，具体公式如下：
1.2金属资源需求模块
金属资源需求模块由居民金属资源需求，企业金属资源需求和政府金属资源需求三部分构成。居民金属资源需求源自居民对金属产品的消费总额，企业金属资源需求源自企业生产过程中对金属产品的投入总额，政府金属资源需求源自政府在公共事业领域对金属产品的消耗总额。公式如下：
D=∑HD+∑ED+∑GD=∑n[]i=1piqi（2）
其中，D为金属资源消费总量；HD为居民金属资源需求量，ED为企业金属资源需求量，GD为政府金属资源需求量，pi为金属资源价格，qi为金属资源使用量。
1.3金属资源税模块
金属资源税目前仍然属于从量计征，为了测算金属资源税从量计征与从价计征两种征税方式不同的影响，为我国金属资源税改革提供可借鉴的参考，因此在金属资源税模块中包含了这两种征税方式。
从量计征是以金属资源的自然实物量为征税对象的征税方式，可以避免金属资源价格波动对税收的冲击，具有稳定性。从量计征的金属资源税征收金额与金属资源产品数量和征收税率相关，具体公式如下：
Tax1i，t=Xi，tr1i（3）
其中，Tax1i，t表示在t时期生产部门i所需缴纳的从量资源税总额，r1i表示生产部门i对应的从量资源税税率。
从价计征是以金属资源开采量和金属资源的市场价格乘积为对象的征税方式。从价金属资源税征收金额随着金属矿产价格的波动而改变，相对公平合理。从价计征的金属资源税征收金额与金属资源产品数量，价格以及从价税率相关，具体公式如下：
Tax2i，t=Xi，tPi，tr2i（4）
其中，Tax2i，t表示在t时期生产部门i所需缴纳的从价金属资源税总额，Pi，t表示在t时期生产部门i生产的金属资源矿产品价格，r2i表示生产部门i对应的从价金属资源税税率。
1.4动态递归模块
模型以资本，劳动与资源的积累和增长为基础，通过折现实现递归动态，模型主体根据效应函数和约束条件在不考虑价格预期情况下进行逐期决策。基于金属资源税政策驱动和动态递归时间维度，通过引入金属资源税率调整和资源政策场景设计，采用跨期动态实现动态化，其方程设定如下：
Kt=（1-σt）Kt-1+It（5）
Lt=（1+g′）Lt-1，Ct=（1+g′）Ct-1（6）
RVt=[（REt-1+RKt）·ω]P（7）
其中，Kt为本期资本存量，Lt为本期劳动力的投入，Ct为本期消费量，σt为折旧率，It为本期新增投资，g′为劳动力增长率。RVt为金属资源价值；REt-1为金属资源恢复量；RKt为金属资源存量；ω为金属资源利用率；P为金属资源产品价格。递归的动态机制首先表现为资本的积累，下一期的资本存量等于当期资本存量折旧后的净值与当期投资之和；劳动供给的增长表现为下一期社会劳动的总供给乘以外生的人口增长率；同时存在随人口增长的消费增加。同时因为本文考虑了金属资源的积累与增长，因此当期金属资源利用价值等于上一期金属资源恢复量的利用价值加上当期金属资源存量的利用价值。
1.5其它模块
贸易模块、收入与支出模块、社会福利模块、闭合与均衡模块等其它的理论模块设计及均衡方程、函数刻画，从现有的资源-经济-环境CGE模型、税收CGE模型、环境CGE模型和最新DCGE模型等相关的理论模型中借鉴 [12-14，16，21]。
2数据处理及参数校准
2.1社会核算矩阵的编制
编制的中国金属资源社会核算矩阵SAM（Social Accounting Matrix）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2010年投入产出表》，《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年鉴》，《中国财政年鉴》和《中国税务年鉴》等。动态递归CGE模型中所需的经济发展数据，金属资源消耗数据，金属资源补偿数据等来自《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年鉴》，美国地质调查局USGE金属年报，万德数据库等，单种金属的开采，消耗等数据通过实地走访金属开采企业和金属冶炼加工企业调研获得。由于数据统计口径不相一致，需要对编制好的SAM表进行平衡，采用直接交叉熵法，通过GAMS软件编程实现SAM表的试算平衡。
2.2模型参数的标定
构建的CGE模型主要参数有：规模参数，份额参数，弹性参数等。其中规模参数和份额参数通过GAMS程序校调估算2010年的中国金属资源SAM得到。弹性参数参考相关文献[22-23]得到，由于篇幅限制省略。模型的基准年份为2010年，根据动态递归机制运行至2020年。资本存量，劳动力的投入，资源恢复量，资源存量，资本折旧率，劳动力增长率，资源利用率以及资源产品价格为外生给定，这些变量在2010-2014年采用真实的经济数据，2015-2020年根据相关方程进行估算获得。
3情景设计和模拟结果分析 3.1情景设计
3.1.1模拟情景设置分析框架
对于不考虑环境外部性的金属资源税，在El Serafy的使用者成本估计模型中做出如下修正：
（1）金属资源使用者成本考虑到货膨胀的影响。在有色金属资源使用者成本的计算公式内，当期开采金属资源的净收入计算公式为：
R=Y-S-K·φ-M（8）
其中，Y表示金属资源的销售收入，M表示中间投入成本，φ表示正常资本回报率，K表示资本存量，s表示金属资源行业的工资总额。上式计算出的R为净收入的名义值，如果将通货膨胀的因素考虑进来，设R′为不变价表示的净收入，则公式（8）变为：
R′=[SX（]Y[]P1[SX）]-[SX（]S[]π[SX）]-K′·φ-[SX（]MP2[SX）]（9）
其中，P1表示金属资源的价格指数，Y/P1表示金属资源不变价的销售收入；π表示通货膨胀率，S/π表示剔除了通货膨胀因素的工资总额；K′表示不变价的行业资本存量， K′·φ表示正常资本资本回报；P2表示中间投入的价格指数，M/P2表示剔除了通货膨胀因素的中间成本。
（2）考虑金属资源耗损的影响。金属资源的使用者成本不仅仅包括已经售出的金属资源价值，也应该考虑开采环节致金属资源损耗的价值，从而计算出真实和完整的金属资源使用者成本。在我国，开采中的金属资源浪费率尤其高，如果未考虑浪费的资源价值，计算出来的使用者成本将远低于真实的使用者成本。
设η为金属资源在开采过程中的耗损系数，则修正后的El Serafy的使用者成本变为：
D=η·R′[]（1+r）n+1（10）
（3）折现率的确定。SRTP指的当代人愿意延迟消费所换取的未来消费的比率。SRTP法用于对社会折算率的估算，本文利用（11）公式对SRTP进行计算：
r=β+ε·σ（11）
其中，σ表示人均消费量的增长率，β表示纯时间折现率，ε表示边际的效用弹性。
3.1.2模拟情景设置所需数据
根据以上框架估算我国金属资源的使用者成本。有关数据的确定：
（1）开采年限n。本文按照金属2013年的基础储量和年产量来计算开采年限，测算出金属资源铜，铝，铅，锌，锡以及镍的开采年限分别为16年，45年，6年，8年，12年和12年。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万德数据库和国际铜业协会的《2014 World Copper Factbook》。
（2）社会折现率r。根据公式（11），社会折现率r由人均消费量的增长率σ，消费的边际效用弹性ε，纯时间偏好β三个变量决定。根据公式（11）以及变量所给出的数据，计算出社会折现率r的值，见表1。
（3）耗损系数η。根据对大型金属矿产开采企业进行实地调研，得出金属资源的耗损系数分别为：铜1.15；铝
1.22；铅1.16；锌1.12；锡1.32；镍1.25。
3.1.3模拟情景设置的结果
根据公式（8）-（11）及以上数据，测算出金属资源的使用者成本如图2。从图2可以看出，六种金属资源的使用者成本基本都在2012年达到最大值，从金属资源的产量上可以解释这一结果。另外，社会折现率的变化对使用者成本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金属资源的使用者成本在2009年和2012年增速较快，与社会折现率的变化趋势一致。就整体趋势而言，我国的金属资源的使用者成本自2000年起逐渐增加。随着我国金属资源开采规模不断扩大，金属资源储量不断减少，金属资源使用者成本必然会越来越大。
根据所求出的金属资源的使用者成本，设定合理的金属资源的资源税税率。通过使用者成本占金属资源销售收入的比可得：
TAX=[SX（]D[]P·Q[SX）]（12）
其中，TAX表示金属资源的资源税税率，D为使用者成本，P、Q分别表示金属资源的销售价格和销售收入。金属资源的资源税税率计算结果如图3所示。
为三档，5%-10%，10%-15%，15%-20%，金属资源的资源税率主要分布在这三个区间内。从中选取8%，13%，17%三种税率来分析金属资源税的变化对整体宏观经济的影响。
3.2模拟结果分析
使用动态递归CGE模型，在三档税率下，模拟金属资源税改革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和对行业投入产出的影响结果分别见表2和表3。
3.2.1对实际GDP的影响
金属资源税由现行的从量计征改为按8%、13%、17%的税率从价计征后，会对国民收入产生一定的负向冲击，从表2的实证结果来看，冲击还比较大。从不同税率来
看，征收税率越高，无论对名义的还是实际的GDP负向影响更大，在同等条件下超过了煤炭对GDP的影响[13，19]，这也是政府希望避免资源税改革对经济造成比较大的影响的担忧，特别是在金属资源价格下行叠加资源税成本，会对关联企业产出造成较大冲击的条件下，造成负向冲击影响更大；另一方面，在同等税率条件下，金属资源税改革对名义、实际GDP的负向影响会随时间推移变小，这是由于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国家金属资源安全战略的实施，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减少了对金属资源的依赖。这种影响主要是金属资源税税率的计征改革，会导致总投资和总储蓄的减少。金属资源税通过影响消费倾向来间接影响储蓄，对于企业、政府和居民而言，提升金属资源税税率会增加对金属资源企业的成本，同时金属资源税税率会产生收入效用和替代效用。
3.2.2对行业产出的影响
实施金属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提升金属资源税率，会对投入要素价格、部门总产出、部门产品价格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进而通过生产模块影响到各个行业的产出，具体结果如表3。从年份方面来看，2018年产出影响的模拟结果值最大，但从2016年到2020年，金属资源税率的提升对行业产出的影响逐渐降低。这是因为金属资源税提升了相关产业企业的成本，导致这些企业调整产品结构，或通过技术寻找替代品，从而减少对金属资源的依赖；从税率影响程度上来看，资源税为17%时对总产出影响最大，重工业达到了1.43%-1.73%的影响。所以提升资源税税率，对重工业的影响最大，表明重工业对金属资源的依赖性最强，其次是轻工业和建筑业，对农业的影响最小，因为其成本构成中金属资源所占比例不高，计征改革后金属资源消费量减少。金属资源税改革对产业的影响如下：金属资源税增加产生向下的传导机制，促使金属资源产业链从上游到下游形成相应的利益调整，产生一定的正向利益。即金属矿产品的价格上涨传导到金属资源产业链的中下游生产厂家后，会感受到成本上涨的压力，进而在生产中更珍惜地使用各种金属资源性产品；同时通过传导机制的作用，金属资源产业链上的经济主体会受到经济刺激，千方百计地去开发那些节能降耗或能更有效、更充分地使用金属矿产品的技术和装备，从而加快转变发展方式。 3.2.3对金属矿产进口和出口的影响
由表2可以看出，金属资源税计征改革，会提高出口金属资源产品的成本，一定程度上会削弱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降低出口量。进口方面，由于总产出和出口量的降低，使得补偿费用的降低对进口造成负面影响。由于中国的进口存在着为出口而进口的情况，出口的下降在一定程度上会带来进口的降低。在税率为17%的情况下，对进出口的负面影响最大。在税率为8%和17%的情景设计下，进出口的损失在经济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从2016年到2020年，税率提升对进出口的影响逐渐减弱。金属资源税率提升导致企业成本提升，这样导致金属资源矿产品很难出口，而相应在海外控制资源，助推由“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向“最大限度利用境外资源，合理保护国内资源”的国家资源战略的转变；同时也利于政府采取更为合规有效的金属资源税来替代金属资源出口关税，在保护国内金属资源的同时规避了国际贸易纠纷。
3.2.4对金属资源消耗量的影响
从表3可以看出，随着金属资源税计征改革，各部门对于金属资源的使用量逐渐降低。金属资源税计征改革有利于各个部门更加节约金属资源，有利于社会生产方式和消费结构的调整，纠偏金属资源的代际外部性，提高资源的永续利用，实现金属资源配置的代际安全。
3.2.5对社会福利的影响
如表2，实施金属资源税计征改革会使居民的收入支出比例上升，降低企业和政府的收入支出比例，表明金属资源税计征改革增加了企业使用金属资源的成本，使企业承担了金属资源的补偿成本，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8%和13%的资源税税率对居民和政府的收入支出比例影响不大，企业作为主要的金属的使用者和消费者，从而成为承担资源补偿成本的主要主体。在CGE模型中把社会福利的变化设置成为了居民对于产品消费量的变化程度。社会福利的变化情况的模拟结果也见表2。金属资源税计征改革，不同程度的降低了各个部门对金属资源的需求，减少了产出，相应的抑制了居民的消费，因此以居民消费量为衡量依据的社会福利遭到损失。损失程度随着税率的不断提高而增加，2016年-2020年税率的提高对福利的负面影响程度逐渐减弱。
4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金属资源税计征改革为对象，构建修正的使用者成本模型核算金属资源的使用者成本，核算金属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的理论税率；基于构建的中国金属资源的社会核算矩阵，构建多部门的动态递归CGE模型，选择三种从价计征改革的税率分析金属资源税计征改革对国民收入、行业、金属资源进出口、金属资源消耗量及社会福利的影响。获得如下结论：从修正使用成本模型来看，现有金属资源的定额税没有反映金属资源使用的成本，而且征收数额低，变成比率大约在0.1%-0.5%，远远低于本文测算的5%到20%，金属资源价格对资源配置作用失灵；金属资源税计征改革会对国民收入产生一定的负向冲击，在同等条件下超过了煤炭对GDP的影响，在同等税率条件下，金属资源税改革对名义、实际GDP影响会减少；从税率影响程度上来看，资源税为17%时对总产出影响最大，对重工业达到了-1.73%到-1.43%的影响；在税率为17%的情况下，对进出口的负面影响最大；在税率为8%和17%的情景设计下，进出口的损失在经济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从2016年到2020年，税率提升对进出口的影响逐渐减弱；随着金属资源税计征改革，各部门对于金属资源的使用量逐渐降低；8%和13%的资源税税率对居民和政府的收入支出比例影响不大，社会福利损失程度随着税率的不断提高而增加，2016-2020年税率的提高对福利的负面影响程度逐渐减弱。所以，本文对金属资源税改革提出如下的政策建议：
（1）设定合理的金属资源税税率。现有的资源税率不足以弥补金属的资源损耗，过低的税率对于提高金属的开采率和利用率不能产生明显作用，但又需要考虑到过高的税率会对经济各个方面产生的影响，特别是对金属依赖程度较高的行业。所以，金属资源税的改革需要兼顾到税率的有效性和宏观经济对于资源成本的敏感性。本文的动态递归CGE模型模拟结果为金属资源税费的改革提供了理论支撑。模拟结果表明，将金属的资源税税率定在8%-15%的范围内比较合理，过高的税率会在短期内对GDP造成较大的冲击，对金属依赖较大的重工业行业的产出产生较大的负影响。而且模拟结果表明，金属资源税的改革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将会随着时间逐渐减弱，但对于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积极影响会持续增加，所以比较保守的政策建议是在改革初期将金属的资源税定在8%-10%的范围内，以后逐步提高。
（2）利用资源税替代出口配额与出口关税等政策措施。若在相关金属资源贸易诉讼中败诉，出口配额和出口关税将被取消，在生产环节严格控制金属矿产开采数量，大幅度提高资源税，即在金属矿产开采中考虑使用者成本，增加金属资源上游矿产品的供给成本，必然会导致金属矿产品出口价格的提高，这样就可以通过征收金属资源税来替代配额和关税等政策，在达到与金属资源配额与关税政策同等效果的同时，有效避免金属资源领域的贸易纠纷，助推国家资源安全战略的实施。
（3）创新金属资源价格与税收体制改革的思路。金属资源价格和税收体制改革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也是提高金属资源生产力的迫切需要。深化金属资源价格和税收体制改革要有新思路，应按照“价税分开、市场定价、税收绿化、机制联动、保障权益”原则，理顺金属资源产品价格的比价关系和形成机制，构建有利于完善金属资源配置的税收制度，使市场在金属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完善税目税率设计，健全税收激励机制，强化税收约束手段，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金属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金属资源税制，实施环境税费改革，使价格更好地反映金属资源的稀缺性、反映市场上金属资源产品供求关系、反映附加在金属资源产品上的所有成本。通过资源税实现金属矿产开发的代际安全。
（编辑：李琪） 参考文献（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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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uses the adjusted El Serafy user cost approach to estimate the depletion cost and theoretical tax range of metal minerals which is ranging from 5-20 percent. Further， a dynamic Computable Equilibrium Model （CGE） is applied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s of metal resources tax reform on Chinas economy， such as， national income， industries， metal resources import and export， metal resources consumption and social welfare. The results show that current metal resources tax rate fluctuated between 0.1-0.5 percent far lower than 5-20 percent estimated in this paper， which proves prices mechanism failure in resources allocation. Moreover， Metal resources reform has negative influence on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even more than that of coal in the same condition and heavy industry suffers most from the policy shock， up to -1.73%. Concerning imports and exports， under the setting of 17% the loss is maximum， while under the setting of 8% and 13%， the loss is affordable， and the impact is getting weak during 2016-2020. In addition， as the ongoing metal resources tax reform， metal resources consumption of each department decrease gradually. The impacts on ratio of income and expenditure are not significant and social welfare loss increase with the rising tax rate when the rate fixed at 8% and 13%， though the impact gets weak during 2016-2020. Therefore， given to the above effects， it is suggested that metal resources tax rate should be set at 8%-10% initially and then increase gradually. And it is also recommended to use resources tax to replace export policies i.e. export quotas and export tariff， by increasing the supply costs of ore products upstream to increase export prices， as the same effects of export polices， thus avoiding trade disputes and implementing national resources security strategy. Meanwhile， reforms on resources prices and tax systems should be carried on innovatively， thus a green metal resources system which reflects market， metal scarcity， ecological value and intergenerational value should be established， not only reflects metal scarcity by prices effectively but also realizes intergenerational security of metal resources.
Key wordsnational resources security； nonferrous metals； resources tax； dynamic CGE mod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