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青海文坛上，自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有青海女性作家的身影出现，至80年代开始，青海女性文学由复苏走向繁荣，尤其是进入21世纪，生活在这片神奇土地上的女性作家的创作空前繁荣。她们来自不同地域、不同的民族和文化背景，运用多元文化的视角，创作出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表现了高原女性独特的思想情感、生活体验、心理诉求和审美特征，并以独立的、全新的姿态活跃在青海现当代文坛上，成为青海女性文学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
　　从作家数量上来看，自青海省作协成立以来，加入青海省作家协会的女性成员有三百多位，其中目前仍然在进行创作的有一百三十多位，创作比较活跃且成就比较突出的有四十多位，其中有些作家及其作品已名扬省外；从创作主体身份来看，青海女性作家中有少数民族作家、军旅作家，还有一些评论家、学者、编辑等，职业、族群等方面的多元驳杂形成青海女性作家纷繁复杂的主体精神；从民族成分来看，有汉族、藏族、蒙古族、回族、土族、撒拉族等，其中藏族和蒙古族中有用双语创作的作家；从出生地或籍贯来看，绝大部分是本土作家，有一小部分作家的籍贯虽然不是青海，但基本上都是从父辈开始或支边或其他原因而来到青海的，也就是说她们也是在这片热土上成长起来的；从学历层次来看，以大学本科学历为多，其中不乏博士、硕士研究生学历获得者，而且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人都参加过鲁迅文学院作家班或鲁迅文学院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班的学习和培训；从文体形式来看，有古典诗词、现代诗歌、散文、散文诗、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报告文学、儿童文学、微电影剧本等；从作品数量来看，青海女性作家创作规模呈现出不断壮大的发展趋势，到目前为止，作家个人文学专辑出版有四十多部，仅2015年就有10部个人文集出版，有些作家的作品虽未结集出版，但在省内外各种文学刊物上发表的数量比较多；从价值取向来看，青海女性文学延续着青海文学的人文精神传统，重视人文精神建设、呼唤自觉生态意识、守望民族传统文化、采用“边缘”话语策略、传达多元文化感悟等成为她们的价值追求；从创作影响来看，女性作家及其作品在青海文坛上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并产生了深远影响。青海各类文学选集、文学刊物上面都有很多女性作家的声音，她们的创作与男性作家作品一起构成色彩斑斓的青海文学创作的百花园。举例说明：从2015年开始由青海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的《快读青海》系列丛书，有四位女性作家的作品集入选；由青海省散文报告文学学会编纂的散文选本《青海美文选》中的六十余篇文章有近三分之一是女性作家的美文；由青海文联组织编选的《青海，我的家园》一书中就有三十余篇女性作家作品入选；仅青海一个州——海北州，就有二十多位女性作家活跃在青海文坛，如《海北文艺家传略》“作家”部分选有62位作家进行介绍，其中22位是女性。再从大的范围看，青海女性作家的作品入选全国性各类文刊的也不在少数，如《民族文学》《人民文学》《诗刊》《散文选刊》等；一些奖项、国家期刊、年度选本，也不断出现青海女性作家的名字和面孔。2015年笔者在美国访学期间，拜访了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的翻译家白特教授，得知他正在编译《中国当代藏族诗歌》一书，其中就选了梅卓的诗歌进行翻译。
　　青海女性文学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上世纪40年代开始至70年代为第一阶段。1919年出生于今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的土族诗人李宜晴是青海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位创作丰盛且取得很高艺术成就的女诗人，她曾被著名学者章士钊先生誉为“少数民族中难得的才女”。李宜晴出生在汉文化素养较高的青海东伯府土司家庭，从小受祖父——末代土司李承基的有意栽培和私塾先生的教诲，后来不断外出求学、工作以及与甘、青两地文化名人的交往，使她具备了丰厚的文化底蕴，加之她天资聪颖、勤奋好学、酷爱古典诗词以及她坎坷的生活经历、丰富细腻的情感特征等，使她写出了具有丰富思想内容和高超艺术成就的诗篇，向世人展示了她的才华。李宜晴以古典诗词创作为主，现存诗词一百余首，被西宁地方史学者李逢春先生收编整理并出版《土族女诗人李宜晴诗词注释》一书，其中收录诗40首、词79阕、残篇6首（阕）。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至上世纪末，为第二个阶段。这一时期的青海女性文学是随着整体复苏的中国当代文学的步伐行进的。出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创作开始于八九十年代的作家主要有闫瑶莲、邢秀玲、严芬兰、梅卓、肖黛、赵秋玲、唐涓、王琼瑶、西月、彩丽格尔等。这些作家是继李宜晴一枝独秀于青海女性文坛之后出现的一支新生力量，她们以一种高原女性全新的面貌和姿态出现在当代青海文坛，创作出了一批有质感、有分量的文学作品，标志着青海女性文学创作进入了一个多元文化视角、多民族创作、多种风格并存的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而且这些作家的创作延续至今日，如肖黛、梅卓、赵秋玲、唐涓、才登、彩丽格尔等创作精力仍然很旺盛，其创作更加趋于成熟与完善。
　　这个时期的作家群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祖籍非本土者，如闫瑶莲、肖黛、赵秋玲、唐涓、王琼瑶等。她们大都具有双重文化背景，一方面中原主流文化在她们的心中根深蒂固，另一方面，她们又深深扎根于青海高原，接受青海本土文化的熏陶。正如唐涓所说：“西部的一个省份青海见证了我的成长。几十年间，我与它朝夕相偎。除了求学，几乎就没走出过它的视野。虽然不是故乡，完全没有故乡的血脉相连，却与我共同品尝了生命成长路途中的苦乐悲欢，所有的一切。……我吮吸着这片土地上的甘露，日渐成熟。从此心心相印，难舍难分。”（唐涓《从西向西·自序》）在这种双重文化背景下，创作主体以不同的身份对边缘文化进行“文化代言”，她们从不同的角度来审视青海文化的多元价值，表达带一点漂泊感的心理体验以及移民二代或“客居”或“返归”或“游移”的心理状态。安徽籍的作家王琼瑶小时候生活在安徽农村，成长和工作于西宁，其散文和小说创作明显体现出两类完全不同的视域和风格，一类是取材于徽州农村的风俗人情，语言极为俚俗和口语化，尤其是当地方言的运用，乡土味道非常浓厚；另一类是都市题材作品，多以“我”或者“女人”的人称出现，内心独白式的倾诉，意識流手法的呈现，将一个个都市女性的感情纠葛、婚姻体验展现出来，语言幽怨，情感缠绵，明显带有作者在城市生活的体验。正像王琼瑶自己所说“从沉迷古徽州文化到注情于高原古城的高天阔土，时时会感受到来自心灵以及外界事物的冲撞，有文化的，也有观念上的”。（摘自作者发给笔者的《创作体会》）这类作家在多元的文化视野中表现出复杂的双重文化心理，她们选择不同的文化身份来为中心或边缘文化代言，对两种文化采取不同的取舍态度，她们用边缘话语标明自我的独特性，却在消费时代有时表露出自己“伪边缘身份”；在全身心书写她们出生或成长的这片雪域高原的同时，会时不时流露出对自己祖籍故土的怀念之情，就像唐涓经常表达对自己家乡大海的向往一样。在中原主流文化与边缘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多元发展的今天，她们拥有的双重文化视角可以使她们更为清楚地发现文化当中的精华与糟粕。 　　此外，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了一些女性作家的域外散文，如赵秋玲、唐涓、王琼瑶等。她们或公派学习或自费旅游，在域外行旅中拓展了视野，增长了见识，丰富了情感。随着人们对全球认识的多元化，作家们开始以文化的视角审视世界，逐渐摆脱简单的猎奇心理，大多以获得关注、理解、对话、沟通为主要目的，并利用她们对异域文化的认识与现实体验熔铸成了一篇篇情景相生的艺术佳作，向读者展示斑斓多彩的世界文化的同时，也丰富了新时期青海女性散文的园地。
　　这一时期的本土作家群中，除了梅卓创作成就突出之外，值得一提的是运用双语创作、双语思维、具有多元文化视角的蒙古族优秀作家彩丽格尔。彩丽格尔上世纪60年代末出生于乌兰县茶卡草原，主要从事母语创作，同时有少量汉语作品，如散文《梦里梦外话三毛》《自画像》《给予》等。她是青海省少数民族女性作家中少有的双语创作的作家。而且她还涉足多种文体写作，有诗歌、散文、小说、通讯、随笔、报告文学、杂谈等文学体裁。出版诗歌集《心韵》。她创作的突出特点是思想活跃、体裁多样、文笔流畅、构思新颖。内容主要以柴达木区域的人文景观与人物事迹为主，表达对家乡、亲人的思念，对和平、自由美好生活的赞颂。其中最多的是表达对美好梦想的追求与浪漫爱情的抒发。既充分展示了蒙古族民族文化的神韵和个性，又广采博收，汲取人类多元文化的有益养分，具有超越民族界限的哲理思考。彩丽格尔的创作实绩证明了多元文化视角对于弘扬民族文化、发展民族文学有着重要意义。
　　从新世纪开始，青海女性文学进入创作的全面繁荣期。其标志是：第一，作家数量剧增。以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为主力军，辛茜、才登、雪归、清香、李万华、柳小霞、文竹、梅尔、向墨、丁向春、相金玉、唐明、王华、马玉珍、马秀英、苏贤梅、那萨、东格尔、施建华、权翠芳、鲁玉梅、马文秀……上百位女性作家整体亮相于新时期青海文坛，以其题材丰富、形式多样、风格各异的文学创作建构了一个美丽多彩的青海高原女性文学的百花园。第二，区域性作家群的形成。随着女性作家创作队伍的不断扩大，出现了几个地域性的作家群体，如“海东作家群”“祁连作家群”“柴达木作家群”“青南作家群”以及“西宁作家群”等。第三，作品集的集中、大量出版发行。据笔者不完全统计，目前出版的四十多部女作家作品集基本上都是2000年以后出版发行的。第四，少数民族女性作家群的涌现。形成藏族作家群、蒙古族作家群、土族作家群、回族作家群等。第五，创作题材与文体形式更加丰富和完备。如诗歌创作有写景诗、思乡诗、亲情诗、咏史诗、咏物言志诗、赠答送别诗等；散文方面有游记散文（包括域外游记散文）、历史文化散文、思想散文、都市散文、生态散文、乡土散文、纪录片拍摄纪实散文等；小说有长篇历史小说、现实题材小说，中短篇有乡土小说、打工小说、悬疑小说、都市情感小说、网络小说等，此外还有儿童文学、微电影剧本创作。第六，本土作家的迅速崛起，其数量占绝对优势，且创作实绩丰厚。第七，创作风格多样，个性化特征比较明显。女性作家们没有陷在女性主义的束缚中停步不前，而是保持自己独立的姿态，在创作实践摸索中，呈现出了各自独特的声音，形成了个人化的表达。
　　下面从文体类型方面分别论述。
　　二
　　在诗歌创作方面，上世纪中叶以土族女诗人李宜晴的创作最为突出。从她现存的一百多首诗词来看，其诗词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怀人、咏物、写景、抒情、叹世、嗟生、赠答、凭吊、记游、念国……几乎涉及了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以怀人思亲、叙离情别意类题材为多，有怀念亲人的，如《梦母》《小别慈帏去》《大江东去·吊父墓》等，写得情真意切，十分感人，且艺术水准相当高。像“弱女伶仃，高堂寂寞，泪洒东原草”“目断天涯芳草渡，惟有相思，惟有相思苦”等句，大可与李清照诗句相争奇。还有一些怀念友人之作，写得含蓄委婉，缠绵悱恻：“画窗明月，离绪满怀谁与说”“恨几般，愁几许。怕对黄昏，怕对黄昏雨。”……如烟似雾的愁绪，似乎总是困扰着诗人，挥之不去，拂去还来。这类诗词最能体现李宜晴诗词基调低幽、情绪感伤、心境哀婉、抒情委婉、表达细腻的特点。李宜晴还善于写景状物，观察入微，描摹细腻。特别是她善于选取富有特征和表现力的意象入诗，使客观物象具有主观色彩，以传达诗人丰富的思想与情感，显示出很高的艺术技巧。在诗人笔下，寒雁飞鸿、芳草斜阳、霜林落叶、黄昏残月、寒山淡烟、孤灯夜雨……都会承载起她无边的愁云，激发她浩渺的思绪，更烘托出其诗词深远迷蒙的意境。诗人尤其喜欢用一些冷色调的意象，如“残阳”“冷月”“断梦”“寒鸦”“秋雨”“衰草”“孤帆”等等，蕴含有沉重的生命意识和忧患情绪。在其诗词中，还经常出现“断肠”“销魂”“寂寞”“凄凉”“泪”“梦”“愁”“苦”等直抒胸臆的词语，充满了哀婉缠绵的气氛，突出了女诗人苦闷忧伤的心境，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上世纪后期青海女性诗歌创作以梅卓、赵秋玲、才登、肖黛等为代表。在梅卓的散文诗中，她对藏民族的历史和未来倾注了极大的关注和热情，对人生和社会有比较深刻而独到的认识，并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其次，她也常用诗歌记录个人的情感体验，而且这种体验往往打上了深厚的民族文化烙印，传达出个性鲜明而又带有民族文化色彩的生命意识。在艺术风格方面，梅卓的诗歌因内容的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风格。大体说来，讴歌民族历史、赞美英雄人物的诗篇雄宏大气，阐释宗教信仰与精神的诗篇庄严凝重，而抒发自我情感的诗篇则显得婉转缠绵、含蓄朦胧。在诗体形式上，前两种多以散文诗的形式出现，后者则表现出古体诗词的形式与韵味，从中可看到汉文学传统对她的影响。
　　赵秋玲是青海当代女性作家中创作诗歌比较早的一位诗人，上世纪90年代出版诗文集《心灵的方舟》。她的诗歌注重对瞬间感觉的精心捕捉与表现，对美好爱情的追求与感悟，对古典情愫的執着守望。赵秋玲善于以女性的敏锐和对事物的穿透力，用诗歌表现丰富深厚的内心世界：女性的渴望、追求以及怅惘与困惑，忧郁与感伤尽显笔端，同时在诗歌意象的选择与诗歌艺术的建构上形成了自己独到的风格。其诗歌中充斥着一种暖暖的色调、淡淡的忧伤。她善于选取带有浓重感伤色彩的词语和意象，营造一个唯美的伤感世界，充满一种古典情愫的氛围，带着一些梦幻的色彩，并在诗歌与日常生活交融情态中，显现出智性思考。赵秋玲诗歌还喜欢用“告别”“记忆”“往事”“童年”“梦想”之类含有时间与记忆色彩的词语，表现出强烈的时间意识和生命感悟。这种如烟往事的回忆常常能激起读者同样的生命痛楚，或者是对存在的深沉之思，也使其诗歌充满浓浓的古典怀旧情绪。加之明晰繁复的意象、透明灵动的语言、新颖独特的艺术表达方式，使她的诗歌获得一种别具一格的魅力。 　　肖黛的诗是现代知识女性对人生境遇和生命存在的理解和感悟，如《遗嘱》（《肖黛诗文集·诗歌卷》以下同）所展现的是一个现代女性对生命的哲性思考，“把过错全部留给豆蔻年华/把爱留给忘却。在此之前/只剩下没人想要的痛和恐惧”，充满辩证色彩。其次，肖黛诗歌讲求感性与理性的结合，其诗作有较强的情感节制力和理性判断力，比较客观冷静，凝练深沉。从肖黛的诗歌中看到，青海女性诗人的写作在对女性独有体验进行拓展的同时，还向着更为宽阔的精神维度延伸，变得更为舒展，呈现出上世纪90年代青海女性诗歌写作的新空间。总之，肖黛既继承了中国传统诗歌的某些艺术技巧，又积极借鉴西方意识流等艺术手法，创作出一批比较独特新颖的诗歌作品，使她成为90年代以来在青海文坛上产生广泛影响的一位女诗人。不足之处是其诗歌语词的过于含蓄甚至晦涩以及思维的发散和跳跃，使之在形成诗歌美感的同时也造成了读者与诗人之间情感沟通的距离。
　　出生于祁连草原的藏族作家才登始终具有割舍不断的草原情结，所以书写家乡草原成为她创作的主旋律。她自称是“达玉牧女”，她的第一部诗集的名称也是《我从草原来》，后来出版的诗集和散文集也分别名为《心在高原》《牧人的祁连山》等。由此可见，才登对曾经生活过的草原牧场以及对养育过她的父老乡亲有深刻的眷恋之情。才登具有真诚率直的写作理念，往往对事情或者人物或者风景有触动有想法想表达时才有感而发，虽然不尽完美却绝对真诚。创作风格方面，才登用平实自然的写作姿态，以明白晓畅的语言将自己的草原情结娓娓道来，形成一种亲切、朴实、自然、清新的风格。近年来，才登又转向散文诗的创作，她认为“散文诗的语言比散文的语言更精炼、更活跃、更内敛；比诗歌的意象更扩展、更自如、更丰富”，（散文诗集《转山转水·后记》）反映出才登创作方面的主体意识与文体意识的自觉。
　　进入新世纪之后，随着中国新诗歌的发展和西方诗学理论的引入，青海女性诗人的创作也糅合进了某些新的因素。一些女诗人的诗歌表现出对于自然的观照，有些人在回忆中追寻自我，有些人转而向传统精神向度回归，一些诗人则将目光聚焦到女性个体的日常生活，更多地呈现日常场景，还有一些女诗人通过写作个体经验来表达复杂而深厚的人文关怀。总之，她们从真实的人格出发，以自身鲜活的体验表达自己对青海高原之上生命与生活的感悟，从外部的人回到内在的真实。她们不再甘于担当女性角色的代言人，而是更乐于做一个真实的生命个体，一个独特的女性言说者。
　　这一时期诗歌创作数量最多的诗人是清香（本名井芬清），她创作近千首诗歌。诗人出生于湟中县，成长于戈壁滩上的“明珠之城”德令哈。壮美的青海西部成为诗人取之不竭的创作源泉，那里的一切让她魂牵梦绕，从而产生了她的“德令哈系列”诗歌。清香的诗歌主要言自我奋斗之志，抒故乡依恋之情，叹神奇自然之美，感大千世界之思，体多彩人生之味……和所有日常主义女诗人一样，清香对于平凡而普通人的生活细节的呈现，为我们平添许多精神上的感动。清香因车祸失去双腿靠假肢行走，诗歌成为解除身体痛苦和提升心灵境界的良药。尽管生活多磨难，但她的诗很少有自怨自艾或痛苦呻吟之作，面对凄风苦雨，她的心中总有阳光普照，时怀感恩之心，如《我不会站在冷风里哭泣》《我是一个多么幸福的女人》《天渐渐地凉，我却遇到了那么多的暖》《秋雨中，我想起夏的暖》等诗所表达的情感，总会让人在愉悦中体悟到诗人的达观与豁朗，其诗歌充盈着暖暖的爱意。清香的诗歌风格明朗纯净，寓意新颖灵动，语言干净利落，表达真率实在。
　　新世纪在诗歌民族化的趋势中，民族性写作备受推崇。于是一些少数民族诗人开始将自己本民族的历史和风情展示出来成为其写作的特征，甚至将探究本民族传统以及渊源作为自己的使命，民族性成为她们宏伟的追求。这一时期藏族女诗人梅卓、才登、西月、那萨等诗人群体的出现引人关注，她们均有诗集出版。其创作素材相似，主题接近，但同中有异，比如爱草原，爱家乡，爱亲人，爱自然万物是她们诗歌共同的主旋律，但着眼点和表现形式各不相同，风格迥异。如那萨写神性的自然、远去的家园、族人的苦难，选取的意象是梦、雨滴、雪山、石头，抒发对阳光、土地、水流、日月等万物的感恩之情。对于一个生于玉树的女性来说，那萨对阳光与大地的感知是有形的，雪域的特点在她的诗里得以具象化描述。那萨的文字素雅、淡然、悠远，且极富表现力，诗风清新自然如草原上盛开的格桑花，如“被阳光照旧的脸/托着空旷的原野”（《岁时掠影》）、“草原的诱惑/来自心性/直观的慰藉/如裸露的情话/暗红心田/轻叩一层层门窗/通往抵达的路/次第打开/仿若，盛开的格桑花/在爱人的手心里/渐次出世”（《我愿是一朵格桑花》。
　　西月（本名王靖淙），出生于青海门源县。她在全国各级各类报刊发表作品四百多首（篇），西月将笔触伸向青海这片辽阔大地上的大山大湖、大漠大风以及故土家园与高原上的风俗人情。她笔力遒劲，表达自由，抒情大气，如“风吹祁连山，千万年/祁连山在青海偏北低翔/有人在前世的情歌里/找寻失散多年的部落/那顶在洗山雨中站立的牛毛毡房/依然稳扎在记忆深处”（《牧场，祁连山情歌》），她的诗句中经常出现“大湖”“大风”“千年”“时空”之类的意象和词语，表现出一种豪放、雄阔的气势，给人以壮美的美感体验。当然，诗人也有柔情似水的女性情怀，如《时光的侧影》中所表达的乡愁、《额济纳之秋》的美丽、《羊群与草原》的依恋。西月诗歌以其刚健朴拙的性格气质给当代青海女性诗坛注入一股强力。
　　活跃在当代青海女性诗坛上的除了一些用汉语创作的少数民族作家之外，还有一部分用母语或双语创作的诗人。主要为藏族和蒙古族。青海藏族学者久美多杰编译的《藏族女诗人十五家》一书，选译了白马措、华毛、德吉卓瑪、卡毛加、梅朵吉、我杰吉、草吉拉毛、卓玛才让、华毛加九位青海藏族女诗人的诗作。这些作家都是母语创作者，基本上都来自于海南和黄南两个州，可归为“青南作家群”，她们分别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多为八零后。从80年代开始创作至今，各自都有诗集出版。另外蒙古族女作家群中，除了用汉语进行创作的严芬兰、丁向春、军梅、才仁措等作家外，有更多用母语创作者，如巴音、勒傲登、格猛克巴雅尔等，还有蒙古族作家用藏语进行创作的，如次仁顿珠、江包等；另有一些双语创作的作家如增格、彩丽格尔、东格尔等。这些少数民族双语创作者，以各自不同的民族身份、语言和文化视角选取青海高原的各种物象和人事，抒发自我感受，书写日常经验，表现各民族女性的内心情感，并表现出多彩的抒情风格，她们的诗歌创作为青海民族诗歌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综上所述，新世纪的青海女性诗人已经由女性自身重新回归现实，将诗性的目光投向外部世界或悠远的历史，甚至她们已经将自己的视界从女性自身拓展至整个人类、整个世界，同时，新世纪青海女性诗人已经具有了一种与时代和诗歌双重对话的能力，女性诗歌也因而具有了提升和开掘新空间的可能性。
　　三
　　在散文创作方面，进入新世纪以来，青海女性散文创作最为活跃。相对而言，散文的情感抒发更真实、更直白，也能更好地体现作家自身的个性、情绪及人生体验。由于女性的性别优势，对事物及人的内心世界感知更加敏锐、细致、精微，所以女性作家散文的抒写也更加婉转而生动。因此多数青海女性作家选择了这一文体，使散文创作队伍成为新世纪青海女性文学中最为突出的一支，不仅作家作品多，而且题材广泛，风格多样。就内容题材而言，有唐涓、赵秋玲、辛茜、施建华等人的游记散文（包括域外散文）和文化散文，有辛茜、才登、文竹等的亲情散文，肖黛的学者散文，梅卓、李万华、梅朵的生态散文，柳小霞、施建华、相金玉的乡土散文，等等。就风格而言，则体现出鲜明的个人化写作特征。新世纪的女性作家们都试图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她们努力寻找属于每个人自己特有的语言、形式和风格。例如同属于都市散文创作的作家，辛茜轻柔曼妙，唐涓忧思知性，肖黛自由新潮，赵秋玲细腻古典，文竹深情款款，唐明单纯明了；同是乡土、生态散文家，李万华散文玲珑圆润，梅朵散文优雅神秘，柳小霞散文思虑细密，相金玉散文本色自然……就创作而言，一方面是不断地向生命的深层空间拓展，一方面则是面临着市场的快餐文化的影响，众多女性作家纷纷规避世俗世界浮躁和对轰动效应的热衷，以平和的心态转向相对深沉和冷静的创作阶段，以更加贴近现实生活的姿态和更加个人化的写作方式走向诗美；就大的范围而言，一方面女权主义思想在不断冲击中国女性的写作，另一方面传统生活以及古典文化依然是中国女性散文挖掘不尽的话语储备。作为青海女性作家，青藏高原的丰富自然景观与多元文化则给她们提供了更多的创作资源。这个时期，上世纪的散文作者仍然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和热情，续接着民族传统中最为纯粹的语言和文化资源，而新生代的作家则开始了新潮散文与“新散文”的实验，使女性散文呈现出多元化的创作风貌，共同构成这一时期青海女性散文生机勃勃、异彩纷呈的繁荣景象，使新世纪的青海文坛出现了许多思想和艺术表现力双映生辉的女性散文作品。
　　唐涓文学创作中成就最突出的是散文，以《从西向西》为代表。根据唐涓散文创作的不同内容，大致可分为思想散文、纪实散文、文化散文和域外游记散文几大类。唐涓散文题材广泛、视野开阔、思虑精细，用散文对历史对文化进行反思和追问，自然山水、人文古迹无不呈现出丰富的文化内涵、人格精神、忧患意识和人文情怀。其中最突出的特点是用都市人的眼光来观察世界，叙述都市人在世俗生活中的瞬时感受，面对充满现代气息的都市场景诉说感想。强烈的人类忧患意识，使唐涓的目光触及社会转型期的环境问题、城市建设问题、教育问题及种种生存与发展困境，以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对现代社会某些不合理现象或者不和谐之音发出急切、沉重、痛定思痛的呼告。唐涓不仅用都市女性心理反观城市及城市生活，还把目光牢牢扣紧社会和人性的变化，其作品执着于描写商品经济社会中出现的浮躁、功利、物欲膨胀等现象，充满忧患意识。她选取的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些较大的文化命题，反思与批判的是现实社会、文化传统、人类自身，但它们没有淹没在随时随地的议论中而导致表达的苦涩，而是善于通过语言的驾驭、语感的把握、表达的到位等，使文章充满灵性而变得摇曳多姿，使人不仅可以领悟其思想的深刻，也可获得生动形象的审美感受。在文体结构上，融叙述、议论、抒情为一体，文学、哲学、史学、美学为一炉，自由穿梭于文化与自我、历史与现实之间，淘洗历史文化的隐蔽含义，剔择文化的人性迷雾，赋予文化以现代意义和理性思辨色彩，使其散文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美学风格。
　　辛茜的散文渗透着深度的人文情怀和鲜明的女性意识。无论是作者对人性自然美的发现还是对自我复杂敏感的内心世界的挖掘，无论对大自然的歌咏还是对历史文化的反思都表现出自然美、本真美，率性而不做作，情深而不刻意，流露出的是源自于她生命和精神深处的诗性的美丽与善良、智慧与力量。辛茜早期的纯美写作，以女性的特有细腻感受，书写着自然的纯美、亲情的淳美、生命的醇美。辛茜后期散文侧重于对自然、历史以及文化意识观照，作品表现出视野的拓展、文笔的自由和审美感受的加深。总之，辛茜用一颗真诚之心对生活进行细致观察，用心体会，并用一种乐观心态去观人体物，用真情去展现大自然之美和人性之善，语言舒卷自如，灵动优美，意象丰富，意境幽深，风格闲适冲淡，感性色彩浓厚，女性意识鲜明，散发着世俗的温情和女性的柔情。
　　李万华是一位极具才情的本土女作家。她的散文集《金色河谷》像一首静静流淌在高原山野上的河流，与阳光、月色、天空、云彩、花朵这些带着梦幻般色彩的物象遇合，演奏出一首优美恬静的乡村牧歌；她的文字绵密细腻、玲珑精致，富有内质和动感。例如她笔下的黄河不是惯常人们眼中波涛怒吼的情景，而是这般景致：“如果我不知道黄河是流动的，那么我相信，此刻的黄河，它就在静止。我甚至想象，那就是一面冰雪融成的湖泊。没有源头，没有去处，只在此处停留。走近，依然看不到水流过的痕迹。河心碧绿，清新又柔和。靠近岸边的水面却是色彩丰富。细看了，全是荡漾着的山峰倒影。那些红色的影子，在水面斜倚着，彼此靠拢。山顶的树影像一条鱼。傍晚的阳光从峰顶滑下，一束金黄敷在水面的赤红上，绚丽多姿，像一首巴洛克的舞曲。”（《在黄河上游的几个片断》）通过细致的观察，用透明、质感的语言，纯熟的表达技艺将青海境内的娴静优雅的黄河上游景致描绘得栩栩如生，可见作者的功力。总之，李万华散文或清丽、或委婉、或素淡、或娴静、或温馨，其细腻文字下流淌的是一个热爱大自然、热爱家乡的河湟谷地的女性情怀。
　　唐明，笔名张小西，有散文集《把家安在格尔木》、诗集《随风》。唐明属于移民二代，但是她不像有的人那样经常标榜自己“非边缘”的身份，而是有一种认同和接受边缘化身份特征的自觉：“我相信每一个在格尔木生活过的人都会爱这个自由干凈的城市，我和我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把这里当成自己真正的家。无论走到哪里，别人问我是哪里人，我都会干脆地回答：格尔木。并不厌其烦地给他说格尔木是一座怎样的城市。”（《把家安在格尔木》）并用自己的创作极力表现边缘文化和张扬边缘意识，而边缘和地域反过来造就了唐明作品的独特风格。她极力在日常生活的所见所感和触动心智的山水遗迹中寻找具有诗意境界的细微灵感，用来展示自己或超然恬淡的心境或理性慎思的情状。在她的散文中，既有遇见藏羚羊的心灵惊悸，又有雪霁初晴的唐古拉原野上的漫步；既有“被女儿甩了”的失落，又有“我和张小西”的心灵对话，还有对当下某些新闻媒体人为了抢观众眼球而热衷于报道负面新闻的弊端的批判。其散文语言干净利落，明快澄净，有时还幽默风趣，别具一格。唐明还是第一位把笔伸向儿童文学领域并进行大量创作的青海女性作家，相信这将会在青海女性文学史上留下深深的印记。 　　如果说90年代的青海女性乡土散文对于乡土还有更多的田园牧歌式的赞美、留恋与乐观期待，那么新世纪以来青海女性的乡土散文则在认祖归宗的情感之外，更多呈现出一种忧思深重的大地悲歌和追念性質，这是因为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使乡村日渐受到挤压，古老纯朴的乡村图景和传统文化逐渐萎靡和消逝。生于20世纪70年代湟中县的柳小霞，从2004年开始散文、小说创作，其作品以细腻、真挚见长，充满女性特有的悲悯情怀。散文集《风声霞影》是一幅河湟农村的风物图。作者把伦理书写视野投向乡村田野河流、村落建筑、生存环境等领域，在回望曾经人与大自然亲密和谐的画面如清澈的河流、古朴的“木排楼”、木楼等沧桑的历史时，反思现代人在追求利益中抛弃自然、破坏古文物的现状，以此来呼吁人类反省自我行为以保护人类最后的生态家园。“今天，风云突起，天地黯淡，绵长的冷意陪衬着木楼的沧桑，将一段历史如生活般敷衍了出来。回望时，我多么希望那楼里会走出一位拄拐的白髯老儿向我挥挥手。”（《如风的行板》）可以说，新世纪青海女性乡土散文中“还乡”成为热望，作家期待“还乡”能让内心压抑的强烈情感释放出来，使内心冲突得到调和，并体验到“在家”感觉，让记忆中的乐园失而复得，就像藏族作家才登对草原家乡的反复咀嚼一般。然而这个世界已经不是想象中的了，她们对再次见到的乡村充满陌生感，因而其作品中弥漫着一丝感伤的情绪。
　　藏族作家梅朵的散文在优雅的叙述中往往能增添一抹灵动的意蕴，给人以一种美的感受。她的散文集《三江圣境·玉树》在全面介绍玉树境内的神山圣水、宗教文化、风物人情时，从人与自然关系入手，探讨人对大自然的依恋，颂扬人类对生命的敬畏之情，建构人与自然相融的生存之境。语言优美，叙述流畅，意蕴灵动。
　　总之，新世纪以来的青海女性散文创作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从体性看，创作主体的自我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回归和重建，她们回归个人言说，从自己的生命体验来进行书写，开拓散文表现的独特体验；在内容方面，思想、题材都有了很大程度的拓展，涉及自我感知、人生体验、历史文化、生态关注等各个方面；在艺术精神上，青海女性作家表现出自由创造的精神，尝试各种类型的散文写作，这些恰好与处在转型期的中国多元化、全球化的时代文化语境一脉相承。这一切，表明青海女性散文开始以独立的、全新的姿态活跃在文坛上并持续发展，标志着青海女性散文创作进入一个新的局面。
　　四
　　进入新世纪后，青海女性小说创作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创作热潮，作品的集中出现证明了其创作实绩。首先，在长篇小说创作方面，上世纪90年代梅卓创作的反映藏族部落历史兴衰的两部长篇小说《太阳石》《月亮营地》开启了青海女性文学长篇历史小说创作的新篇章，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新时期特别是近两年来，青海文坛女性创作的长篇小说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新人新作不断涌现。如王凤英表现泱泱大唐历史的《雄虓图》、玉树女作家秀雁反映部落历史的《远去的部族物语》、梅尔描写昆仑玉历史的《逐玉昆仑》及八零后土族作家李卓玛的《泪做的仙人掌》《卧底警花》《吐谷浑王国》等。
　　梅尔，本名蒋应梅，青海互助县人。她的长篇小说《昆仑逐玉》以纪实的手法讲述了上世纪90年代昆仑美玉被发现初期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梅尔以细腻的笔法、真实的情感、独特的思维从不同角度给我们展示了上世纪90年代初期格尔木人的生活状况和精神面貌，其中贯穿采玉人所经历的艰辛和痛苦，人性的善与恶、美与丑。故事精彩动人，描写细致生动，叙述井然有序，用词形象丰富，体现出作者驾驭长篇小说的能力。梅尔的这部长篇小说从题材上来说，是小说界第一部专门写昆仑美玉的作品，具有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在青海女性长篇小说的创作中独树一帜。
　　青海省互助县的李卓玛是一位近年来脱颖而出的八零后土族作家。在短短的几年内，李卓玛先后出版三部长篇小说，引起青海当代文坛的关注。李卓玛小说的突出特点是：第一，善于结构故事情节。她能驾轻就熟地将复杂的人物关系和多头绪的事件进行精心安排和布局，使之条理清晰，叙述井然，而且善于设置悬念，使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变幻莫测，引人入胜，如《卧底警花》。第二，流畅娴熟的语言表达能力。李卓玛小说语言风格多样，既有细腻深情的描写语言，又有优美流利的叙述语言，更有生动形象的人物对话语言，将这些语言统摄于一体的是她纯熟练达的语言表达技巧，例如她的都市情感小说《泪做的仙人掌》。2015年出版的《吐谷浑王国》是一部历史题材小说，分上下两部。作者凭借着捕捉英雄祖先魂魄和气脉的巨大热情，首次将吐谷浑历史纳入了文学书写的视野。各种人物、线索、事件交织在一起，头绪繁多，情节曲折，而贯穿始终的是对吐谷浑民族精神的赞颂。小说文笔自然流畅，故事脉络清晰、情节紧凑，丝丝入扣，人物刻画细致入微，显示了作者驾驭历史题材和结构长篇小说的能力。
　　由此我们看到当代青海女性长篇小说无一例外的都是历史题材，这除了作家的文学责任、族群意识之外，还与新时期人们对历史小说的偏爱有关。历史小说艺术魅力的核心在于它所表现的人性，在于特定文化环境与历史环境下的人性表现。青海女性作家从自己民族和地域中选取历史题材，以不同的视角进行着历史想象与历史书写，同时又承续着时代创作中坚守人文精神的价值取向，从而形成独特的创作个性。
　　相比于长篇小说，青海女性作家中短篇小说的创作更为丰富多彩。继上世纪90年代梅卓之后，新世纪中短篇小说创作呈现出多样化的局面。按题材分主要有两类：都市小说与乡土小说。王琼瑶、王华、马秀英、丁向春等小说属于前者；雪归、相金玉、马玉珍、权翠芳、鲁玉梅等创作为后者。
　　新时期青海女性都市小说作家试图建构起现代女性丰富的文化人格形象。她们穿透都市浮华表象，敏锐洞察现代生活，叙写都市女性情感体验，寻找爱情真谛，抵制平庸的、物化的日常生活，用文学创作表现高原女性的精神面貌和内心世界。主要作品有王华小说集《怎么和你说再见》、王琼瑶情感小说系列、马秀英都市爱情系列以及丁向春的小说。 　　蒙古族作家丁向春的短篇小说集《天使来过人间》分三辑，即情感小说、悬疑小说、微电影剧本。共收集作品16篇。丁向春的情感小说，笔法细腻，故事感人，叙事语言生动，节奏舒缓，娓娓道来，讲述了一個个感人的情感故事，讴歌了平淡生活中生命的深情与高贵；其悬疑小说，故事悬念重重，情节曲折离奇，气氛神秘诡异，引人入胜，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其微电影剧本，短小精悍，矛盾集中，剧场性强，集情感、责任、心灵洗涤于一体，方寸之间别有洞天。从中看出丁向春对新文体的大胆尝试和不同题材创作的实践精神，而贯穿在她作品中的始终是一位草原儿女的真情歌唱。
　　回族作家马秀英出生于青海省民和县马场垣乡，但长期在海西州乌兰县工作。她创作的小说多以城镇女性的生活为艺术表现对象，其关注点多为现实中不同女性的生存境遇、情感经历、家庭生活等。取材一般都是身边发生的事情，她还能将现实生活中正在经历的一些事情搬进小说，比如《微信》，写微信在现代人们生活中的不可或缺，写微信就像古代的鸦片一样占据了人们的空闲时间，写微信对人们传统人际交往方式的改变，写微信给人们生活带来的负面影响……当然这些不是用说教的方式表现的，而是通过小说主人公李娅婚姻生活的变化以致最终的毁灭来呈现的。小说中所写的生活场景和感受富有很强的生活感、现实感和时代感，真切如同身受，让人感觉小说中主人公就是邻家姊妹。在艺术方面，马秀英小说善于描写人物心理活动，如《爱情开始的地方》中的“我”去前夫家里取东西时候的一段心理活动，将主人公百感交集、五味杂陈的情感体验表现得比较真实可感；另外，小说语言比较有特色，如小说《微信》里面还引用了一些当下社会的流行语，更增加了生活气息和时代感，读来亲切有趣。
　　最能体现本土化小说特点的是雪归、相金玉、马玉珍、苏贤梅、鲁玉梅等人以乡土为题材的中短篇小说。其中雪归的小说创作内容更为丰富、艺术技巧也较成熟。
　　雪归（本名杨秀珍），是近年来成长起来的本土青年作家。2003年，她在《青海湖》上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其后一直笔耕不辍，创作渐入佳境，出版多部小说集。她的创作以中短篇小说为主，创作题材以青海东部城镇、农村为描写范围，人物以上世纪90年代生活在城镇的下岗工人、企事业单位的临时工、新时期的打工者以及生活在边远地区还没有脱贫的农民等这些底层人物为主要描写对象，书写出社会转型期底层民众最具痛感的心灵轨迹，饱含着真诚与疼痛。雪归以自己的切身体验为依据，从社会变革和体制的角度叙写乡村的苦难、小人物的命运，表现出一种焦心的忧虑和痛苦的承担与抗争意识。在这样一个经济席卷一切和消费主义逻辑无所不在的时代，其作品所产生的灵魂的惊悸、苏醒以及感动，对于新世纪青海女性文学来说，颇为难能可贵。简言之，雪归的中短篇小说以其深刻的思想内容，成功的人物形象塑造，强烈的底层关怀，鲜明的女性意识以及在叙事语言、情节结构和审美观照上富有质感的艺术特征以及她日趋成熟的写作技巧和突出的创作实绩，为青海女性文学尤其是中短篇小说的创作作出了贡献。
　　马玉珍、苏贤梅、鲁玉梅的小说在民族特点、地域特色方面更为鲜明，其中回族作家马玉珍和苏贤梅都以表现青海农村回族妇女的婚姻生活、情感心理及其现实命运为主，在艺术方面呈现出各自不同的风格；土族作家鲁玉梅的小说表现的则是土族妇女的悲欢离合；相金玉的小说也很有地方特色，且能触及现实中的一些阴暗面。这些乡土小说的女性作家们，都注重写普通人尤其是草根人物的日常琐碎生活以及在这种生活中的烦恼、欲望，表现他们生存的艰难，个人的孤独、无助，特别是透过乡村女性的日常生活思考了人类存在的价值及意义，同时以底层人生活的特有价值伦理、道德观念、风俗人情作为参照，使我们反思造成不同文化差异的原因。在写作技巧上，她们采取一种还原生活的客观的叙述方式，即叙述者较少介入直接的情感评价，而是将人物命运放在现实生活中，置于矛盾冲突的情节之中去表现，体现了新写实小说的创作技巧在青海女性作家创作中的应用。
　　大通县作家相金玉的短篇小说无论选材上还是语言表达方面都很有特色。她的小说主要书写农村底层人物的命运遭际。短篇小说《猫儿有九条命》通过一只猫的经历，写“我”家隔壁赖老师一家的命运起伏，旁及当地的宗教习俗，邻里之间的矛盾误会、土地拆迁补偿等社会现实。《石英矿上的沙娃》写德娃和“眼镜儿”等沙娃们的悲惨处境，反映了农村土地被征用，农民不得不外出去金矿打工；官商结合，滥采开矿，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等现实。小说直接触及官场腐败问题。相金玉小说大量运用口语、地方方言，乡土气息浓厚，带着一股泥土味，跟生活一样本色自然。可以说相金玉的小说就是一幅当代青海东部农村的生活画卷，从她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管窥到当地农村的方方面面。
　　门源回族作家马玉珍小说主要以农村回族女性为描写对象。《白瓦盆黑瓦盆》用第三人称叙事，描写新婚的回族女子海澈的故事。整篇小说作者几乎不加任何议论或断语，只是客观如实地叙述故事，从日常生活的细节中表现出当地农村回族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和处境以及新老两代人观念上的冲突。另外，小说用非常生活化的语言，如拉家常般娓娓道来，自然平实，尤其是运用了很多青海方言，如“黑眉糊脸的瓦盆”“眼睛没什么麻达”“黑达麻乎的”“弹嫌人”等，还有许多口语如“女人嘛，世下就是烙馍馍擀汤的”“那边钱挣得松泛”等，充满生活气息和乡土味道。
　　大通县的鲁玉梅是八零后土族女作家。她2015年发表于《民族文学》的新作《苍生》比较有特色。小说通过描写农村青年包子和媳妇扇子的故事，反映了青海农村的面貌和当地的世俗人情。小说的亮点是人物心理刻画细腻生动，比如扇子去小卖店打探丈夫行踪的一段描写，寥寥数语，将扇子当时担心、害羞、尴尬等一系列心理活动展现出来，真实自然，生动有趣；其次，小说还穿插了另一条线索——村里拾粪的老布之死和扇子向关帝爷求子的事情，最后用扇子的梦境将两条线索巧妙地合而为一，应了“村里会看卦的波说扇子没有转生魂，需要有个亡人的魂钻进她的肚子里才行”的说法，表现出当地农村人的迷信观念；再次，小说反映出当地农村的一些乡俗及多民族融合的宗教文化，如供奉关帝爷、在家煨桑等不同民族的宗教习俗在当地融合的现象。
　　从以上青海女作家作品中可以看到，新世纪的青海女性作家自觉加强了担负的文学责任维度，用全部身心投入到青海，以生命体验青海高原的一切，认真寻找创作之源，在多元文化的矛盾冲突与融合中，吸收本土与各民族文化的精髓，以对艺术的执着坚守和探索创新精神创作出一大批题材丰富、手法灵活，形式多样、风格各异的女性文学作品，为新时期青海文坛注入了新鲜的活力，为读者的阅读视野提供了全新的角度，也为青海文学开创了一个新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