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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路公交车
公交车是流动的血液，它总是定时定向流动。
此刻，一辆公交车远远地来了，我急切地希望那数字是30。
车近了，近了，数字变得庞大起来，原来是301路。
我失望地走来走去。
又一辆公交车来了，我停止了走动，盯着车窗上的数字，是“30”。
“车来了”。
我大叫一声，我的叫声把等车的人吓了一跳。
30路公交车停下来了。
车门缓缓地打开，像舞台上的幕布一样徐徐打开，那速度简直可以和蜗牛媲美。
我有一种冲动，想把它一下子扒开。
30路公交车从W市北门站，一路上会经过建康路、人民广场、建国路、东风路、十一小学、跃办等站，最后一站是第四人民医院。这路公交车距离终点站越近，则车上的乘客越少。
每当它朝着终点站方向行驶时，我便会觉得自己跟别人不是在同一个空间——我呼吸的空气是另一种空气，那车速，也是另一种车速。
有些年轻的乘客，他们轻松的闲聊是另一种明亮，但自己却无法进入，感到作为异类的孤独。
即便我紧挨着别人，空气也会有明显的界限。
正常人无形的唾弃刺眼地停在我周围，那是一种与黑暗同质的光，被正常的车速甩出，被噪音环绕。
由此我想到，这辆30路公交车对我来说既是昭示，也是隐喻。
所有在这个终点站下车，走向第四人民医院的人，都被归化到正常人之外。
他们是异类。
那天，一个小伙子在30路公交车走道的另一边，与我平行而坐。他的坐姿与车厢里的其他人不同，双手平放在合拢的双腿上，异常端正。
凭直觉，我觉得他“不正常”，是个在“里面”待过的人。因为那姿势是脑子一片空白的姿势，不知道这个姿势是精神病院里训练出来的，还是他的脑子被药物损伤后的必然姿势。
突然，他转过头来，看了看身后，嘴里突然发出一声刺耳的号哭。刚开始哭的时候，还像是人发出的声音，到后来，他的号哭就像是狼嚎了。
他不怕人听见，那哭声从他年轻的胸腔迸出，粗粝而嘹亮。
他的哭声夹杂着咒骂：“你不要再跟踪我，监视我了，我就是一个烟囱。我没啥用——”
他的声音由于拼尽了余力而悠长，在30路公交车的车厢里回荡。
一日，我与母亲坐在30路公交车的靠门位置，车停在人民广场站的时候，在一阵吼吼骂骂声中，一位中年妇女被几个男人架着上车。他们架胳臂的架胳臂，按头的按头。
“你是个苕子，怪不得你這么苕。” （苕：傻子之意）
一个粗壮的男人重重地拍了下她的脑袋。
她不吭气了，也不再挣扎，目光呆滞地看着自己的脚尖。
这是30路公交车常见的一瞥。
车厢里每个人都沉默着，没有人说话。
我妈有点紧张地攥紧了我的手，我轻轻拍拍她，让她放松，压低声音说：“妈，我给你讲个笑话吧，是一个有关精神病医院的笑话。”
“说是精神病医院有个老太太，她每天都穿着黑色的衣服，拿着黑色的伞，蹲在医院门口。这家医院的医生看到了，很纳闷，就想，我要医治好她，一定要从了解她开始。于是，这个医生也穿黑色的衣服，拿着黑色的伞，和她蹲在一起。两个人不言不语蹲了好多天。终于，这个老太太跟医生说话了：‘请问一下，你，也是香菇吗？’”
话音刚落，我自己忍不住笑了起来，压抑的笑声像咳嗽，让我的身体有些微微发抖。
我母亲一下子拽住我的手：“啥香菇？我没听懂你说的意思。”
她看了一眼自己身上套着的灰黑色羊毛马夹，一脸疑惑地问我：“你是在说我吗？我是香菇？”
车上的人渐渐少了。
乘客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散散地分坐在偌大的车厢里。他们谁都不看谁，一路沉默着坐到终点站。
车停了，上来一位年轻母亲，她抱着一个小女婴，五六个月的模样。小婴儿戴着嫩粉色棉帽，兔子形状的耳朵翘翘的。她扒在妈妈的肩头，在乱糟糟的车厢和难闻的气味中，圆嘟嘟的小脸像最新鲜的水果，鼻子冒着细汗。她的黑眼睛像露水一样新鲜，像晨曦一样明亮。
我朝小女婴做了个鬼脸，她的小嘴一皱，像要哭，我拍手作抱抱状，她又笑了，我对着她咧嘴、拍手、眯眼。一路下来，我看着小婴儿滴溜溜的黑眼睛，心里有无尽的安宁。
是啊，这世界，谁不曾炽焰烈烈。
又一个周日，30路公交车的人很多。当车子到达下一站时，又上来一大群人。整个车厢挤满了人，空气似乎一下子凝固了，我被挤得都快喘不过气来了。
“天哪，真难受！”
“哎呀，我的脚！”
整个车厢像个塞满东西的罐头，在马路上慢慢地滚动着……
我一开始紧贴车门，下一站的人不断挤到门边，这使我在挤压和冲撞中站到了车厢中间。看车窗外沿途路过大厦、商场、立交桥、汽车、街心公园、行人——这些全在初秋的太阳下闪闪发光。
天空出奇地蓝，明亮得像在燃烧，阳光从沿街的树影间隙落在车身上，落在我身上。树叶有的已金黄，有的黄中带绿。蓝天映衬下的金黄叶子明亮炫目，它们将阳光吸附在自己身上，使空气布满了树叶和阳光的气味。我的骨头似乎在嘎嘎作响。
那一刻，我心怀感动。
车靠站了。一位老人和一个中年妇女上了车，这个妇女四处扫了一眼，便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抢占了我身边的座位。
这位老人看到了说：“哎，这年头……”这个女人倒是旁若无人地咧嘴一笑。
她四十多岁，样貌普通，穿着普通，右手挽着个过时的塑料网兜，左手提着一根光溜溜的木棍。
这根木棍被她随意拎在手上，很扎眼。
我的眼神移向窗外。 过了一会儿，她碰了下我的胳膊：“这车子的终点站，是不是到那里？”
“什么那里？”我随口问。
“就是那里。”她的声音压得极快极低。
我反应过来，极快极低地回答：“对，就是去那里。”
她说的“那里”，究竟是个什么地方呢？这个词像海底的礁石，或者鲸鱼，抑或是一条摇摇欲坠的船，让人如此讳莫如深。
这是一个我无从说清的问题。
我在这个平庸的词中不知所措。
近半个小时后，30路公交车到了“那里”的站台停了下来。
“第四人民医院到了，都下车。”
车厢很快就空了。
我最后一个下车，公交车司机淡然地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根烟，点燃，嘴里一口浊重的烟雾。
这个左手拎着一根木棍的女人在我前面走着，而我则不远不近地在她身后跟着，一步步，像走在她的阴影里。
她的身体微微向后仰，人很瘦，背是驼的，背影看起来有一点像老人，又有一点像小孩子。
到了“那里”的铁门前，我回头看了她一眼。
她左手提着一根光溜溜的木棍，停住了，站在门诊楼的铁门前，扒在铁门上往里面看，一只脚在水泥地上来回蹭。
“这是医院，有什么好看的呢？她是要进去吗？”我想。
我们每个人都有过熟知的门和未知的空间，门把世界分为两个，里面和外面。
门真是一个奇怪的东西，它本来是门，却突然变成了墙，没有一丝缝隙。但却有一只猫眼，像阴险的眼睛不动声色地瞪着你，让本来热的血突然变得像冰一样冷。
门的后面是一个未知的空间，跨越门槛就是进入到另一个世界——无论是门内的还是门外的。
在打开门之前，我们永远不知门那边会有什么。
比如，我看过的电影里，老教授的房子里有许多间屋子，屋子里有许多扇门，但只有一扇通向另一个来自世界之初，充满神奇魔法的国度——纳尼亚，而纳尼亚则是通过衣橱里的门进入的;大蒜是吸血鬼的克星，吸血鬼不能跨过布满大蒜的门槛;打开门进入神秘博士的小小时空机器，里面则是一个广阔多变的空间。
跨进和跨出，便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
当故事跨越门槛，我们便在故事的门阶相逢。
第四人民医院旁一个“烤大面筋”的摊主收了我的钱，我看着他，在炭火上烘烤面筋，飞快地撒调料、抹酱汁。
然后，他用纸袋包好四支烤好的面筋递给我，仔细地看了我一眼，努了一下嘴：“我看你经常来这里，你有家里人在里边？”
我不吭气。
“你，你——那个啥，里面是不是有好多疯子？”
“他们不是疯子，是病人。”我很不快地纠正他。
“就是疯子嘛。”摊主笑了起来。
“是病人。”我坚持。
“就是疯子嘛。脑子好使的话干吗关到里面？他们的脑瓜都是一根筋，坏掉了。”
他看了看我的脸，飞快地用扇子使劲地在烤架上方来回扇，好像“疯子”这个词有晦气，要沾到他的热气腾腾的烤面筋上了。
我摇摇头。
“里面”是一个词。但我看不见“里面”这个词的黑洞。
对我而言，它是黑暗的火苗，这火苗每个人的心里都有，当这火苗越来越亮的时候，可能是它最终吞噬了一个人的时候。
等我探视出来时，没看到这个女人的身影。
“烤大面筋”的摊主对我说，这个手提木棍的妇女脑子肯定坏了，一个人在医院门口瞎转悠了十几个来回，嘴里还念念有词，然后又坐30路公交车返程了。
“她没进到里面。她起码在大门口走了十几个来回，想进去，却又没进去。”
摊主很认真地对我说。
墙
一扇永远打不开的门，就是墙。
人们造墙是为了抵御危险，预防不轨之人入室偷盗财物。
墙固然遏制了不轨者胆大妄为的自由，但危险却是永存的，因而，墙，代表隔绝与限制。
它是一个事实，是以监禁作为代价，紧紧拽住停滞的时间和空间。
那些囚禁在此的人，内心是壁垒，没有多少人愿意洞悉他们心灵中的搏杀史。只有一早一晚的光线，不厌其烦地照彻他们生存空间的每一个角落。
我要说的是精神病患者。
童年时光，孩子们总能找到一两个神秘的人，与他们的童年生活保持着猜疑的间距。比如在垃圾堆捡拾食物的疯子，无疑是孩子们的合适人选——他从哪里来？他的家人在哪里？他为什么成了这个样子？没有人知道。只有孩子们乐意扩大想象的边界，猜测他们种种神秘的身份。
有精神疾病的人往往被看成是在情感上大起大伏，狂热而不计什么后果的人，是一个内心太过敏感，以至于不能够承受粗俗而平凡的世界，充满恐惧的人。
“是病人自己创造了自己的病。”
这種疾病的诱因，部分是来自外界对患者的影响，但更多的则是来自患者对待世界的方式，或者说，来自他对待自己的方式。
患了精神分裂症的人往往需要隔离。
为了治好病，患者不得不从他的日常生活中隔离出来，被送到一个特殊的封闭式场所。
一旦被隔离，患者就进入了一个有着特殊规则的双重世界。
很多患者喜欢在精神病院待着，因为只有在这儿，大家才是同类人。
从词源上说，有病的人意味着受难者。
苏珊·桑塔格在其著作《疾病的隐喻》中这样写道：“疾病是生命的阴面，是一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拥有双重的公民身份，其一属于健康王国，另一则属于疾病王国。尽管我们都只乐于使用健康王国的护照，但或迟或早，至少会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每个人都被迫承认自己也是另一王国的公民。”
但是，说一个人“疯了”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他居无定所，从白天到夜晚不停地改换栖居的角落。他们没有一堵墙可以避护，他们一旦走出了墙，世界对他们而言就是一张网，而夜晚，也只是一条街道或垃圾场旁边的某一个角落…… 现在，他衣衫褴褛，脸上的表情丧失了悲喜，在垃圾堆里捡拾发霉腐臭的食物，嘴角流出发黑黏稠的涎水……孩子们（我也在其中）围着他有节奏地齐喊：“疯子！疯子！疯子……”或故作害怕似的哄笑着跑开。
接着，从暗处飞出一颗石子，瞄准并打中了这个被称为“疯子”的人，暗红色的血顺着他的额头淌下来……上苍就是这样，选中了他，作为灾难的祭品。
这些被称作“疯子”的人，在意识上也是失重和混沌的，如一重厚厚的壁垒，上面长满枯萎的精神的稗草。因而，在某些时刻，我想到那些患有精神分裂症、恐惧症以及妄想迫害症的人，心里便不能释怀，我写下他们，其实是在察看自己内心的阴影。
对精神病患者的禁闭最早始于十五六世纪。在欧洲国家，随着麻风病患者的减少，麻风病院被改造成精神病院，以最特殊的方式禁闭和照料精神病患者。他们创建医院的目的之一就是保证疯子的安全，直到恢复到正常人的理智状态。殊不知，这些“危险”的精神病患者却是与乞丐混在一起的，而乞丐在当时被认为是最大的社会问题。
传说，世界上最知名的禁闭精神病患者的地方是英国伦敦的伯利恒医院，它创建于1242年，到1403年为止，仅住过六个精神病患者。但到18世纪时，伯利恒医院的知名度几乎可以与伦敦塔咸斯敏斯特大教堂相匹敌。
它成了一个吸引大量伦敦游客、贵族们的观光景点。
参观狂躁、凶暴的精神病患者及其古怪、滑稽的行为，是有钱人一种时髦的娱乐活动，即便在19世纪晚期，伯利恒医院的门票也常常一售而空。
无独有偶。创建于1784年的维也纳一座著名的疯人塔，它的知名度与伯利恒医院齐名。
我曾经在来自国外的一本画报中，看到过这座著名的维也纳疯人塔的景观。
这是一幅黑白画像。
数名男性患者均衣衫不整、蓬头垢面。他们中有人裸露肮脏的身体呆坐一旁;有的人狂躁地舞起手臂，来回奔跑在被禁闭的四方形高墙内;还有的人旁若无人地在墙上信手涂鴉，或者朝墙上一格格小窗里，正饶有兴味观看自己的贵族扮鬼脸，哇哇大叫……
恐惧，无疑成了一种游戏。
而这些有钱人的目光如同魔法，穿越门与门的阴影、墙与墙的束缚，厚厚的墙彼此环拱，无法阻止他们向下面张望的视线——当口水、臭鸡蛋还有尖叫，如大滴的雨珠砸向这些疯子时，提醒他们必须仰起脸来，好在，还有这么一条向上的通道！可是有什么用？当癫狂和恐惧在他们的血液中鼓胀，并泼绘出尖刺状的形状，让他们在扭曲的目光中看见城市在燃烧、天空在旋转、人群如蚊蚋、坟冢在开裂……
这幅画的对象是他们，不是“我们”。
观者注定要孤立无援地走进这幅画中，这无关乎时间和空间，像一个怪诞的梦，令人惊悚，引导我们去到另一个世界，那里的世界如此骇异和不可思议。因为它的逻辑是一个对立面，不是正常人逻辑世界的某种延伸。
我承认，这幅画给了我一种说不出的震撼。
那天是W市入冬以来最冷的一天。
在这之前，这个城市连续下雪。天晴后，洁白的雪在阳光下发出坚硬如铁的光泽。冬日的阳光均匀地照在每一个角落和行人的脸上，在霜迹渐淡的晨雾中，枯叶在树梢飒飒作响，空气冷冽而宁静，似乎是某种美好事物的开端。
但是，当我越来越靠近城郊那幢被厚厚的围墙封闭起来的灰白色小楼时，我的紧缩的心，被一股巨大而莫名的东西压倒。
那是悲伤，一种真的悲伤。
我来到的地方是一家精神病院。
我来这里是看望一个人，我的一个至亲。
作为一个正常人，有多少人见过，或者了解真实存在的精神病院呢？
多年以来，我对这个名词充满了一种难言的恐惧，觉得它是悬在我内心深处一个幽深的洞口——“众多灵魂幽暗的花瓣开在湿漉漉的枝条上”。
在很多的夜晚，意象派大师波德莱尔的诗句是一句冰冷、凝滞的咒语，有如某双不可言状的眼睛在看着我。而那些被称为“病人”的人，如同被这目光驱赶，一个个鱼贯而入，进入这个被封闭着的幽深洞口。
这是一个古怪而隐秘的通道，在这里，有一股阴风吸附着他们，有那么一瞬间，他们的身影变小，而后消逝不见。
消失，就是他们到达彼岸的证明。
第四人民医院是一座普通的白色大楼，有五层。
每层都有一条狭长的走廊。
它没有传说中的高墙和密布的电网，但六个入门处无一例外安装了铁门，终日紧锁的门绿漆斑驳，每扇铁门均有十几个用纱网封闭起的圆形小孔——这是病人与外界交流的。走廊两侧一格格病房的窗户，无一例外，用一道道铁条封闭。
在公众心里，这栋白色小楼里面藏着太多人的秘密，阴暗和恐怖。这里的病人是反常规的，危险的，是一些远离社会常规的“不合时宜”的人。
我履行了一系列手续后，得以进入病房中。一些穿着蓝白横条病服的人，在昏暗的黄色光晕里发呆，有的人双脚交替，长时间地摇摆，像变了形的钟。
我回过头，身后那冰冷厚重的铁门像是另外一堵墙，隔开了混沌与清晰，谁也不能同时在一个平面上同时看到门的两面。只能在它开合的一瞬间，转换成未知的、崭新的谜面。
精神病院空旷的院落尽头，少有人走动。一枚凉薄的冬日嵌进灰色的云层里，洒下同样薄而凉的光芒。
一路上，我恰好迎面遇上二十多名刚从浴室洗澡回来的精神病患者，有男有女。他们穿着统一的蓝白病服，在数名医护人员的监护下，趿着鞋，懒洋洋地走在院落中。这些病人，每天只有几个小时的放风时间。
他们被护士带到一处小花园里——说是花园，其实就是一个随意长着几棵大树的院子。一名护工守在花园的出口处，而病人们则被护士带领着，排着队一个挨着一个在院子里散步。
队伍中，一个留有齐耳短发的女患者不时蹦跳，想摘掉走在她前面一名女护士的帽子，被这名女护士面带愠色地轻声制止。乍一看，他们的神态跟普通患者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再仔细观察，他们的表情涣散，脚步迟缓，发青的眼窝里有着已被抽空了的空洞，还有惶惑。感觉这些人影里的谜，要比过去、现在和未来以及一切宗教的谜更多…… 现在，他们远远地走过，宛如一幅破碎了的风景。
在精神病院，最特殊的是那些女患者，她们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散漫地四处张望，近乎无声地自语、唱歌，更多的时候是发呆。
这一天，我在病房角落处看见一个女患者，她正试图靠近一个正对着墙壁自言自语的中年男人。那个男人头发蓬乱，不时地扬起手臂，对着墙壁狠狠地拍打，嘴里念念有词：“打死你，让你再跑，打死你！”可白花花的墙壁上没有蚊子、苍蝇，什么也没有啊！
还有一个女患者，她是病房里唯一没有穿病服的人，看不出她的年龄，甚至性别，她的身躯异常瘦小，好像还正处在发育中，像谁突然大喝了一声，让她从此停止了生长。蓬乱的头发高顶着一顶儿童毛线帽，似坠非坠，显得非常可笑。
她苍白、干巴巴的脸像月牙一样尖细，而唇部泛出猩红。那是一种不正常的红，是一种生病的红……她自始至终都在傻笑着，一溜晶亮的涎水从嘴角淌了下来……而她满脸的污迹，说明她很久没有洗过脸了。
就在我注视她的时候，她已经在靠近这个正在不停拍打墙壁的男性患者，一边朝他傻笑着，一边慢慢地脱下了皱巴巴的针织毛线裤。我吓了一跳，一把拉开了她：“穿上，快穿上。”
病房里，三五个患者都在目睹着这个女患者不正常的人生游戏。没有人惊讶。
她还在傻笑着，表情天真烂漫，好像早已丧失了痛苦、绝望，甚至是羞耻。她从哪里来？是被谁送来的？我没有问旁人，当我们睁开眼睛，只当我们的现实中又增加了一个疯女人而已。
随后，一名女护士面无表情地把她带走了。
临走时，扔下了一句硬邦邦的话：“今天新来的。”
这时，治疗室里突然传来号啕大哭的声音，一名女患者盖着被子，闭着眼睛拼命大哭。另一张床上的女患者则恰恰相反，只要护士给她盖被子，就浑身剧烈抽搐，直到将被子完全抖落在地才安静了下来。
由于室温较低，四名护士和醫生不得不合力按住她，花了十来分钟才帮她盖上被子，并用布带将病人捆住。处置的过程中，医生被患者抓伤，一名护士的工作服被抓破。
后来我才知道，这名患者在家经常拿刀追砍丈夫、摔东西，家人出于无奈才将她送进医院。
在精神病院12号病房里，我看到了姐姐红掌。
我的亲人。
她还活着，成为那场可怕灾难后遗留的证据。她傲慢地站在那里，构成了对我身体中原罪的指认。
我走近她，不知为了什么对她笔直的身体产生了迷恋：“你终于变成这样了，轻得像一个影子，可以飞！”
我轻轻地笑起来，我和她之间的那堵墙轰然倒塌。
绳索
铁链。粗糙的绳索，在微亮的光线下散发出冰凉的质感。
一股冷意从并拢的脚底漫向膝盖，热量在精神的弧线中散去。如果不使我暖和起来，那么，我准会战栗，在寒冷的炼狱之火中冻僵。
铁链往往是用来捆绑和牵引重物的，比如一只开合的木箱、一艘随波而去的小船……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第一次看到铁链是在动物园里。一只刚入园的大猩猩被囚禁在巨大的铁笼里，两条粗黑的铁链，在它多毛的胸前交叉捆绑，黑亮的毛皮因剧烈摩擦而划出几道血痕。它粗壮的身体除了臊腥的动物气息，还留有森林中桦木及草叶的清香，这种来自大自然的特殊气息，使它时时陷在矛盾中，无法把自己与此时被围困的栅栏、粗硬的铁链联系在一起。
因此，它的眼睛里尽是愤怒，像人的眼神一样，因愤怒而哀怨。但铁链是那么地冰凉，难以挣脱。
最后，大猩猩像一块黑色的石头那样静止不动。
我的目光透过围观的人群，看到了这只大猩猩，感受到它沉默的力量。
“你吃，吃。”
一个稚嫩的童声从人群中传来，我看见一名梳着马尾辫的约摸四五岁的小女孩的脸紧贴在栅栏杆子上，小胖手握住一个剥了皮的香蕉，身体尽可能地向前倾，伸长并靠近它。
“吃呀，你快吃。”
小女孩的声音像天使一样动听。
沉默的大猩猩朝着小女孩望去，舔了舔干燥的双唇，疲惫的双眼闪过一丝温柔的目光，但很快就消失了，它像一块沉默的石头那样一动不动。
最后，人群散去。大猩猩双眼紧闭，像是睡着了。
绳索。
我的词汇里又增加了一个词。
一个在何时何地都可以感受到将一件庞大物体捆绑起来的词。
在精神病院，有一些特殊的病人，他们有着特制的轮椅和脚链。每天下午，病人都要戴上左手绑右脚，左脚绑右手的特制绳手链脚链，在护士长的带领下分批去体检，体检的目的是更好地控制药物带来的副作用。
女人的身体似乎更容易感受到一根绳索所表现出来的意义。
正如女作家海男所说：“我的绳索是一条道路。我的命运就是一条绳索等等……绳索好像与她的未来有关系，好像正在展开，试图席卷过去……”
那根绳索，制造出关于她命运的一个神话。
的确，绳索在女人的历史中反复出现，尽管很多女人并没有尝试着用绳索捆住自己的身体。绳索对她们而言只是一个词，但那种被捆绑起来的疼痛感却总在她们的身体之中，无论是醒着还是睡着。
但我要说的是，绳索在她们的生活中的具体显现，正由有形变得无形：婚姻的气味、膝下三岁孩童的眼神、有窥视欲的女友、闪烁其词的情人、灶台边的灰色围裙，以及停滞在抽象道德意义上的环形涟漪……
绳索，像一种更为原始的符号般，让女人时时承担这一个词的重量，感受命运无可改变的可能性。
这里，我要说的是另外一些用绳索捆住的女人。
她们是一群精神病患者，用粗大的脚链束缚住了的女人。
1793年巴黎的一座女疯人院。
18世纪，欧洲的贵族把疯人院看成是人类堕落的地方。当有人主张释放疯子时，保守分子竟说：“什么，你要放掉这些野兽？你自己是不是也疯了？” 画面上，有数名倚靠在门柜上的女人，昏暗的灯光下，她们衣衫褴褛，下垂的乳房露了出来，一缕缕垂落下来的头发像一堆枯草被风吹乱，还有深陷在阴郁中的眼睛。
画面上，我看见一个女人的头微微低垂，握紧的拳头紧紧贴住因过度紧张和恐惧而变形的脸颊。
连同她的手、脚被冰冷的铁链缠绕。赤裸的身体、铁链……尽管后来的某些女性在私生活领域中扮演受虐的性角色，比如，让对方用铁链缠住自己丰满的裸体，或让性伙伴用皮鞭抽打自己，似乎这样，才能获得情欲勃发……但此时，被束缚住的女性的身体与性无关，甚至与悲喜无关。
现在，距离她身体很近的另一个女人正懒散地坐在地上，两腿平齐着微微叉开，姿势显得很不体面，水肿的脸上露出愚钝的，满不在乎的笑容。
画面上的她们，宛若一幅破碎了的风景。
用冰凉粗大的铁链紧紧捆扎，但精神能够飞升吗？我说的是她们，倒不如是我在说我自己。
我所敬重的“学者型作家”赵鑫珊说他自己多年来，养成了热心考察精神病院、停尸房、墓地、监狱和荒野的习惯。在他眼里，这些地方是一本本打开的哲学教科书，那里有活的弥陀、庄子、柏拉图和海德格尔。
越来越多的时候，我无论是一个人长久默坐，还是独自一人在路上行走，常常会感到一副无形的铁链正将我脆弱的身体，还有精神紧紧捆扎，这让我自己如同被放逐在黑暗的天际和旷野中。没有人说话，这种不好的感觉让我快要窒息。
这时，我极端地以为，我无法从她们中寻找到她们。
如果寻找，我会从人群中，从周围的女人中移开，在尘封的女性历史中，在生长的词语密林中辨别她们，接纳她们。
如同接纳我自己。
窗户
我去过的医院，无一例外——只有精神病院的窗户是永远封闭着的。几条钢棒交叉着，被死死钉在了窗框上，透明的窗户玻璃上留下了几道怪异的黑影。
这些由铁、玻璃的网络所组成的物质被火烧制，经过火焰后会变得坚硬，水分被烧干，剩下的物质紧紧凝结，然后，由这样坚硬的东西组成长方形，人居住其中，既受到保护又受到威胁。如果使劲碰撞窗户的话，就会头破血流。
于是，人们退一步，任由它挡住外人的视线，把自己囚禁其中。而窗户的外边，是重重楼群的黑影，在城市夜晚的角落处发出窃窃私语之声，推窗一看，却空无一人。
每个星期二是W市精神病院探视的时间。
那天暑热，阳光像锐利的刀片一样插下来，但我的身体却有些发冷。
在精神病院的走廊里，那些来探望自己家属的人，无一不是低着头匆匆走过。我也低着头，与母亲一前一后地走着，提着食品的塑料袋子不时地触碰腿部。
强烈的阳光从玻璃窗外呼啦一下泼进来。远远地看，这群人从我身边走过去的时候，身体的一半落在阳光里，一半留在阴影中。他们似乎仅靠自身的气力，而非形体，与我一起隅行在空旷的走廊。
我像往常一样站在门口，贴着铁窗，不轻不重地敲了几下铁门。
铁窗五竖条铁，再加三横条铁，可以说是固若金汤，只能容苍蝇蚊子侧身而过。
窗内的人，唯一的信仰就是出来。“里面”的人，才是病人，“里面”这个词，才是最可怕的词。
出了这个铁窗，才能证明自己是正常人，是他们的同类。
稍许，铁门上如脑袋大小的窗户打开了，探出一张男护士的脸。他吹了一声口哨，我便把手中带来的东西交给他去检查。要知道，精神病患者的身边是不能留任何私人物品的，像剪刀、橡皮筋、发卡、筷子，包括鞋带等要被拿掉抽掉——因为它们都很危险，一个小小的不留意就会要了患者们的命。
“好了——你可以进来了。”
“进来”是一种许可。
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过后，他打开这道封闭的铁门，看我进来后，又哐啷一下子锁上，静寂的楼道发出沉闷的声响。
在男护士关上铁门上的窗户，让我迈进病房的那一瞬间，一张张奇怪的面孔和一双双神情各异的投向这个世界的眼睛，几乎使我失去了判断——这是一个白日梦的世界。
走廊盡头一个比较宽畅的地方，好像是患者的休息区，角落里有桌有椅，男护士让我坐在一张长椅上别动，然后，他让一个护理人员去叫人。
休息区的墙壁四周贴满了预防精神疾病的宣传画和心理咨询问答、注意事项什么的。比如，有一个大标题：容易患精神病的五类人群，并仔细地罗列出一大“怪人”——偏执性格、循环性格、分裂性格、癔症性格、神经衰弱性格，等等。还用红蓝笔写下了好多注意事项，比如，不要在病房吸烟，捡到按钉、铁丝、绳子和小刀等要马上交给护理人员，等等。
还有一点我没看懂，上面写着：大小便之后应立刻离开厕所，不要逗留观看，不要吃屎尿——看到“吃屎尿”这三个字的时候，我吃惊坏了，眼睛一定瞪得好大，以为自己看错了。
我随护士一起走向病房。医生的办公室距离病房约有一百米远的距离，现在是正午，两排病房中间白色的走廊很安静，除了雪白的墙壁及紧锁的一扇扇铁门，没有任何色彩，走廊中也没有患者走动。
我好像是走在监狱的白色甬道里，心跳得很快，脚步慢下来。铁门上的锁在我的眼前放大，大得像一间黑暗中的铁房子。
走廊里有一股“来苏儿”的味道。当然不是阳光下旷野中的味道，而是睡梦中似曾相识的、无声无息的古里古怪的气息。
我熟悉这股味道。
我记得，八年前的一个清晨，我也是被这样的一股味道牵引着来到了这里。那味道在空气中像鸟一样地飞来飞去，纷乱沉重——
“你可以走了，下星期二是探视的时间。”
护士把门板上的小窗户打开了一条缝儿，冲我微笑，是那种天才对于智能低下者的居高临下的微笑。
然后，我眼睁睁地看着一个“白大褂”挽住姐姐红掌的胳膊，消失在他们所开启的那扇窗户后面，看着她和其他人一样，被一股神秘的力量吸入这个静止的盒子，不再出现。 只有窗户紧闭。
清晨的光还没褪尽，那窗户像一只深邃而黯淡的眼睛，从那眼睛的深处，我看到了一个个曾经鲜活青春的毁灭，看到了被毁灭了的家庭中每一个人的悲戚与忧伤。
直到走出很远了，我仍回头朝着这扇铁门看，这扇铁门上的窗户像是长了一只眼睛的怪物，朝我眨眼。
每个星期二我都要去医院探望姐姐。
到了那一天，精神病院探视室人声喧哗，病人的家属为亲人带来好吃的。这个时候，妈妈扳着姐姐的肩膀，眼睛里含着泪，嘴里反复唠叨一些注意事项。
我别过头去。
我知道，姐姐红掌是她生命中最敏感和脆弱的东西。
窗外是一大片准备拆除的房屋，有的已经坍塌，只剩下破残的墙壁断面，护士说要在它的原址盖新的病房区。
清晨的光线照在灰色的瓦砾上面，可以清楚地看到光柱中灰尘的颗粒，在旋转和弥散。它们虽然千疮百孔，却带有几分假定性和非物质性。
有几个女患者站在窗前，晨光像是被魔法呼唤过，使她们的身体镀上了一层白色，眼睛散发出黑缎子一样的光芒。
我看着她们三三两两地站在窗前，那既孤独又渴望人群的神情，跟外面明亮的光线有些不协调，就像那咄咄逼人的光线，有一种侵犯之感。让人觉得，她们随时都有可能破窗而下，充满重量地砸下来，然后坠落在地。
一想到这样一个不祥的场景，我便沉默起来。
那沉默是一种对自己的同类所怀有无法言传的深深的同情。
有那么一瞬间，一种渴望在心中升起。我渴望自己奋力一跃，回到阳光下，回到正常的世俗世界中去。
就像十多年前，同样是在这个地方，曾发生了一起坠楼事件一样。
那个时候，这家精神病院的窗户并不是封闭着的。这个特殊场所与其他地方一样，窗户是一个通往外部世界的象征，窗户将窗外的风景框在窗棂之中，舒缓室内的郁闷，也让视觉有个出口。
据说，W市有个女孩到天津艺术学院深造，不久因循环性深度抑郁症休学回到了新疆。
一个雪后的清晨，她的同学来精神病院探望她，把相机镜头对准她，说是要给她拍些照片，她犹豫了一下，说，我把头发散开好吗？那样会好看些。她的同学在那一刻，眼泪下来了。
她永远散着长发——这是一个象征。
在她的同学离开后不久，这个女孩的身体就超越了禁锢她的窗户，在高处，在远方——她从窗户里跳下楼了。
没人知道，她在跳楼的最后一刻想到了什么，但是在那一刻，她拥有了选择的自由。
药
你一定不知道，长期服药的人的身体中会散发古董般的味道。
这股奇异的味道，不是平常人出汗的味道，而是一股酸腐味，像没酿成功的酒，又像是腐败了的水果的味道。
可能是病人身体就像是笼子的缘故吧，不过笼子太小，那里聚集的，来自身体的气味不能散去，正源源不断地散发出湿漉漉的腐烂的异味。
我注意到这种味道，防不胜防。
比如我的姐姐红掌。她身体就是這么一股子味道。有她在，这股味道时而浓郁，时而淡薄，弥散在我的整个青春期里。
有人说，精神分裂症就是灵魂病。
那些精神错乱患者往往被看作是在情感上大起大落的人。狂热而不计后果的人。是一些太过敏感以至于不能承受这个粗俗的世界而充满恐惧的人。
如此，是患者创造了自己的病。
他自己就是疾病的原因。
疾病是惩罚，是一种内在的野蛮状态。那么，精神分裂症是不是人生最大的不幸呢？它的根源是孤独，让周围的人避之不及。
在一些国外的画报中看到，若是有人患了这样的病，那一定是“有恶魔从神那里来捣乱”。而女人是最容易受到恶魔的诱惑的。若是自己的女儿或是妻子行为怪异，或者发狂，那么她的父亲或丈夫一定会毫不迟疑地告发她，说她是“妖巫”。
如此，很多女人就是这样被当众烧死或者绞死。
因而，在所有的人看来，精神分裂症是一种可怕的病，患者对药物有依赖性，大多数精神病患者需要终生服药。
红掌自从二十三年前她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后，就开始了漫长的服药生涯。那些不同形状、不同颜色的药片，她吃过多少？我不得而知。
但我知道，这么多年过去后，她并没有得到真正的痊愈。
她因长期服用带激素类的药品，身材变得蠢胖。她把所有的症状都经历过了：疲倦、迟钝、步态不稳、咽不下东西，开口流利地说话对她来讲是一件困难的事。
而我的家人，常常穿行在精神病院与药店之间，承接周围的人异样的目光，以往的生活，像是被他人的幸福鄙弃一旁了。
其实，抗精神疾病的药物并不复杂，姐姐红掌从入院到现在，一直吃的是氟西酊。这种药主要是起到兴奋作用，因为吃过药后，会让人的思维活跃很多。
不过，要是睡之前吃的话，还会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睡眠。所以，医生把姐姐的服药时间安排到了早上和中午。其他的患者好像也是差不多，主要还是那几种药。
不过，几乎所有的抗精神病的药物都或多或少有一个副作用，那就像是得了帕金森综合征，最严重的就是会导致患者的全身曲弓僵硬，连吃饭都咀嚼不了，很可怕。
除了这些，还会有别的副作用，比如身材发胖、嗜睡、表情呆滞等。
不过，这些症状来得快去得也快，通常是在停药之后的一个月左右就恢复了。
当我的姐姐翕动嘴唇，向我们叙说着身体的种种不适，说着生活的另一种徒劳时，家人的直接反应就是，去帮助她，帮助她缓冲这世界对她的攻击。
因为姐姐红掌的病，我们一家跟医生算是结了缘，关系既亲密又抗拒。
医生，同样是一个需要人隔离的职业，每一次与患者的接触都是亲密的，却又是职业的。这让他们不得不把他们自身的一部分封闭起来，隔绝于他们的患者之外。 隔绝的手段之一就是药片。
即便一直服药，精神疾病也很少有人能够真正痊愈的。人们无法理解这一时期医生们的无助感，无法理解他们将各种案例分类，理成清晰的，行之有效地治愈系统。所以，他们难免要说出一些刻薄的话来：
“医师就是将他所知不多的药，倾入他所知更少的人体的人。”
或者说：“医师就是开出处方，等着病人死亡，或者自然痊愈的人。”
我不相信药能治所有人的病，特别是精神分裂症。
姐姐红掌住院后的某个上午，我到一位值班医生那里去了解她的病情。医生拿着一大串钥匙，态度热情，白大褂却脏得可以，而且很不整齐，一个脱了线的扣子似坠非坠，让我有点怀疑他的医生身份。
不过，听他说起话来，却很有意思。
他对我说：“精神分裂症也是灵魂病。若是有人患了这样的病，那一定是有恶魔从神那里来捣乱。而女人是最容易受到恶魔的诱惑的。而这种病的诱因，一部分是来自外界对患者的影响，但更多的则是来自患者对待世界的方式，或者说，是来自她对待自己的方式。”
“是患者自己创造了自己的病。”
“别的病都有诊断手段，但对于这些患上精神分裂症的女患者来说，X光、B超、CT等仪器都诊断不出来，可以说是无能为力，只能猜测着治，但很少有完全根治的。”
我的母亲似乎比我更脆弱，在最初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她拒不接受医生对女儿的诊断，她甚至撕碎了诊断书，阻止我带姐姐去医院，她甚至打电话威胁医生。
我看着母亲，感觉她比红掌更可怜、可悲。
她与红掌的根本区别就是：她是一个躲避现实真相的患者。
红掌患病的感觉很久以前就存在了，并在这个炎热的夏天里愈演愈热。
在这炎热期的一段时间里，一个中医的大夫给姐姐下了“连环套”的方子，吃药——汤剂和片剂、扎针、拔火罐，等等。
特别是扎针的环节，令我感到恐惧。一根根银针坚硬冰凉，一碰到她的皮肤的那一刻，站在一旁的我，全身的肌肉也会紧张起来，变得僵硬、敏感，好像那针扎在了我的皮肤上。
除了定期带红掌到医院扎针，我的母亲还热衷找各种治病的秘方。凡是秘方总有些奇怪的药引，如吃奶男婴的尿、长翅膀的蚂蚁、黑蜘蛛的头，等等。她说没有药引，再灵验的秘方也会没有效力。
她拿着一根不离手的铁钩子，经常到树林，还有树林边沿河一带的破旧房子转悠，特别留意枯树枝上或者人家屋檐上的蜘蛛网，她到处挑、戳、扯——看到过路人一脸的诧异，我母亲郑重地说：“这对治我女儿的病是很重要的。”
但我始终也没看见，这些古怪的东西在红掌身上发生的那种效力。
看着她整天倒腾这些灰黑色的，令人恶心的虫子，然后晾晒成模样奇怪的尸体，我都想离家出走了。
尽管我心里很抗拒家里有这么个病人，但是，不妨碍我固执地喜欢看母亲煎药。
牛皮纸袋一打开，一股呛人的中药味弥散开来，像被人猛地喷了一口发腐的墨汁，把清晨干爽的空气给搅浑了。它的陈旧的幽闭感让我感觉自己正进入一个陌生的，與正常的事物不能连接的维度，像是另一种载体，把我载往时间的深处。
是的，那段日子里，我每天早上都能闻到一股浓重的中药味，连米缸、花盆、家具、墙上的挂画，都有隐隐约约的药的颜色，使这个家呈现出一种奇异的景象。
闻着这样的味道，我的眼皮开始发沉，吸进去的好像不是空气，而是另一种有重量的，令人窒息的物质。
一股冷汗冒出来，像重浊的物质正穿透我的身体，胃里的东西开始上升，要把体内的一切物质全都挤出来——那是一种与我对抗的力量，我在最后的时刻深呼吸，感到自己的头发在冒烟，就要烧起来了。
我被这样一股气味托举，在空气中上下搅动，看见母亲把一些黑乎乎的东西倒进陶罐，微蓝的火焰舔着罐底，水开始响起来。陶罐细长的嘴开始喷出淡黄色的气雾，像烟。
其实，那不是烟，而是火炉上又苦又黑的汤药冒出的水蒸气。在这样水蒸气中，我感觉自己的头发发黏，要流出又黑又苦的汁液来。
有一次，红掌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我身后，轻轻地说：“你看，黄色的烟。”
趁着母亲在厨房里出出进进，我偷偷地猛舀一勺罐子里又苦又黑的汤药，一口喝下去，苦涩的汤汁在我的肠道里弯弯曲曲地流动，使整个屋子散发出一股药的气味。那气味中有蜈蚣（地龙）尸体的味道、蚂蚁翅膀上的酸涩味道、男婴尿的腥馊味道——
可能是我从小就吸入了过多的中药气味的缘故，成年后的我，时常觉得自己从少女时代就具备了与众人不同的禀赋。
红掌从喝汤药那天起，总有几分浓郁的睡眠气息像水纹一圈圈地扩散，笼罩在整个房间里。
这个敏感易怒的病人，我的姐姐，躺在床上、沙发上，似乎没有什么能够惊醒她的因病痛而生的乖戾，当她开口说话时，话音空洞而沙哑，像是被什么物质给风干了。
我想这也许是中药草的作用，它在扼制疾病的同时也扼制了声音。
现在，她看着我，像在发问：生活啊，到了明天，明天的明天，你将逼我吃下什么样的药片？
味道
大自然早就在我们的身体里安装了复杂而精巧的迷幻系统。而嗅觉则是更为古老的感官，气味通过嗅觉器官非常准确、有力、持续而固执。
女人的嗅觉远比男人灵敏得多。
据说，一位蒙上双眼的母亲，可以在托儿所二十多个婴儿的小衣服当中，拣出自己孩子的衣服。
我不信，特意向一位刚做了母亲的女友求证。
她把婴儿的小衣服的一角放进嘴中轻轻咬嚼，点点头，脸上呈现出一种令人恍惚的幸福感：“这是完全有可能的，我一定会找到我的小宝贝的衣服。”
味觉始于何处？嗅觉又始于何处？实际上，两者是不可分离的。
我看过一幅图片，是在电子显微镜下放大六十倍的舌尖，排序井然的味蕾，看起来像一朵朵野生蘑菇，将味觉传达到中枢神经。 而嗅觉则是更为古老的感官，气味通过嗅觉器官，非常准确、有力、持续而固执。
味道的存在有时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些许麻烦。
很多时候，人体会因疾病而产生异味。
比如，病人口中如有臭鸡蛋般的气味，通过刷牙、牙线清理牙齿、咀嚼口香糖都无法去除的话，那可能是被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了;而呼出的气体或打饱嗝有酸腐味，多是患有消化不良等胃肠道疾病。
糖尿病患者的呼气中会带有烂苹果味。
嘴里若有发霉发馊味，则是肝硬化的最早信号。因肝脏无法完成给血液解毒的工作（如肝硬化），所以呼出来的气体就会有发霉发馊味。
口里若是有小便的气味，闻起来像氨水或尿液的气味，可能是病人肾功能衰竭。
腐烂鱼般的体味——三甲基胺尿症，又称“臭鱼症”。有这个病症的人闻起来像腐烂的鱼或鸡蛋，就像暴晒在阳光下的尿液或垃圾。
这种病虽然罕见，但它确实存在。
比起这些病人身体的味道，我更爱与女人有关的词：轻盈、富有弹性、弧度、透明。
还有香气。
有年轻女子居住的房间都有香的气味，她们有各种香型，苹果香、柠檬香、香蕉香、草莓香、面包香。这种气味是从她们白如凝脂的皮肤上发出的，也从她们的脸、眼睛、嘴唇、脖子、头发上发出的。
我曾看过德国作家本哈德·施林克的《朗读者》，这本书的迷人之处是它的丰富、多义，还有庄重，其中有一个细节就是对女主人公汉娜身体气味的描述。
“以前，我总是特别爱闻她身上的味道，她闻起来是那么的清新，是才洗过了澡，是新洗过的衣服，是分泌出的香汗，是刚刚被爱过的余味……”
回想那时候，他经常在她身边嗅来嗅去，像个小动物似的，甚至她的大腿间有一种水果般的气味，令他迷乱。
是的。在喜爱那个人肉体的味道时，便已经是心的领域了。
美丽而洁净的女人饱含身体的芬芳之气从容飘荡，而现实中世俗女人的身体的味道，却是一片混浊的泥塘。
没有谁会真正愿意赞美一个正在变得丑陋不堪的老女人的身体呢？包括味道。
一个深秋午后，我去看望病人。
还没到集中供暖时间，这户人家的房子里阴冷冷的，有一股发馊稀饭和久泡衣服的气味，一种像被植物肥水沤在盆子里的气味，以及下水管道生锈漏水的混合气味。
这是一种难以描述的气味，墙皮上有陈年的污渍，发着灰黑，没有专门的衣柜，成堆的衣服分春夏和秋冬季，用报纸和塑料袋寒酸地裹起，堆放在床角，那些衣服的颜色有一种古怪的陈旧。
红色的棉秋衣的袖子从床沿的一角耷拉下来，一根棉线从袖口扯出来，软绵绵的。
这种特别的气味一直弥漫在老房子里，过了很多年，我才知道这其实是一种暮年的味道。
老去的人身上都有这种味道。让自己衰老的不是时间，而是人。
是屋子里先有了这股味道人才老的，还是人先老掉然后才有屋子里的这股味道的？
我不知道，屋子里老掉的人也不知道。
再说到前面我正看的这本书：《朗读者》。当书中的女主人公汉娜对生活失去信心，不可抑制地走向衰老时，她肉体的宫殿也在颓败，浑身散发出老女人的体臭。
有专家称，闻不出味道、无法区分气味的可能是精神病患者。
精神病患者分成很多种类，而且精神疾病有时候也很难被检查出来，因为发病的过程可能是漫长而又复杂的。
但专家发现了一个很简单的方法来判别这个人是否是精神病患者。
那就是：精神病患者的嗅觉跟正常人可能会不太一样。这是因为精神病患者的大脑前额叶产生嗅觉的功能有受损的关系。
一天，我在精神病院里，看到一个中年男人，双手交叉，缠了好几道绳子，面对窗户，长时间地一动不动。
听医生说，他一年前在自家的浴室洗澡时滑倒，头部受伤后晕过去了，醒来后，发现他的嗅球受损，失去了嗅觉和味觉。要知道，嗅球是鼻子连接鼻孔和大脑的部分。
他已经无法品尝任何食物的气味。在家煮饭时，饭菜熟了没、会不会煳了，往往都是靠用铲子筷子铲一下戳一下才知道。
香是什么？不知道。
西瓜味是什么？不知道。
草原的味道？海的味道？空气清新？煤气泄漏？
不知道。
到后来，他病情发展到只能感觉到腐肉和粪便的味道。
他热衷收集各类动物的粪便，包括家人的。有时上班，他把装有人粪的瓶子放在电脑前，总是情不自禁地要去闻它们。
他说：“这是我唯一能闻到的东西，证明我是活着的，活在人间。”
单位的人对他避而远之，后来，干脆让他提前病退了。
他在家里，把装有粪便的瓶瓶罐罐摆得到处都是。三伏天，他把冻在冰箱里的肉制品放在太阳下暴晒，一直晒到腐水流出，然后长时间地去嗅。家人实在是受不了了，干脆就把他送到了医院，一了百了。
“病人大脑里的嗅觉神经被切断了，目前还没有治愈的方法。这是一种看不见的疾病，除非你亲身经历过，否则你根本无法理解它的严重程度。”
医生看着他的背影，叹了口气说。
臉
下降：物理学的术语，用来说明一个物体被另一个物体挤压和压迫时发生的下沉。
在外科医学中，同一意义上由于某种外来的原因所产生的下沉。婴儿的颅骨，由于质软，会产生下沉。
精神学是指低落，低头。
气象学指大气压下降后，测压表上的水银柱下降。
从经济学上讲，以消费萎缩，股市下跌，商业贬值为特点的危机。
——（法）彭塔力斯《窗》
这段话，是我从一本有关精神分析学的书中摘录下来的。所有的词似乎都说明了下降、下沉、低落、萎缩、贬值、下跌——除了这些，精神分析学家对他们的患者们还能说出别的来吗？ 哦，我还忘了，这个叫彭塔力斯的法国精神分析学家还说了：从医学上讲，还有一种病态的精神状况，其特点为疲倦、消沉、软弱、焦虑。
如今，有不少人提起自己的“忧郁”。
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也对我提到了她的“忧郁”。她因乳腺癌，刚刚做了乳房切除手术，她的“忧郁”是来自器官的“忧郁”。
出院后的很多天里，因为害怕看见身体健康的女人，她很少出門，但她不停地对家人宣告自己要死去，就要死去，但心里又想尽办法阻止它的到来。
她的身体因为没有两点凸起物的支撑而空荡，那空荡聚集不了在某个点上，而成了一个空洞。她一想到那些健康女人脱掉衣服的样子，她心里的空洞就大而无边，像在下沉——是的，她也说到了“下沉”这两个字，但那已是没有了的器官的下沉，带着沉坠的重量。
有什么比一个下沉的女人更让人忧郁的呢？
“脸是通向无形的门，一道精神屏障。”
当人壮着胆子注视一张脸的时候，不能不感到惊惶不安，因为，脸首先是给神看的。注视一张脸就是在监视神。
比如此刻，我的目光是一种物质，让她不得不转过脸来。
这样，我看见了我姐姐——红掌。
在市精神病院一楼12号病房里，红掌站在窗前，侧身而立，她身旁一棵高大的盆栽植物挡住了我的一点视线，但我还是一眼感到了她的不同寻常：她的脸太长了，险些刺伤了我——真是罕见，怎么说呢？像被谁故意狠狠地扯了一把，线条僵硬、滞涩，只有一些单独的器官孤零零地浮在面皮上。
她的嘴是薄唇，软而尖的鼻梁在出油，在黑暗中凸显出滑腻的光。眼睛如两片破损的叶子凹进眉骨，带来一种暗示，集中了面部器官中最迷信、最无我的东西，如果她恰好覆盖了自己。
她勉强微笑的时候，牙齿比冰块还要冷。那种感觉让人口生寒气。现在，她瘦削单薄的身体竭力向前倾。还不到四十岁，她的脸变得枯黄而松弛，像从不长草的石灰石，露出血管的纹路，还有头发，她的长发早已剪去，发色灰中带白，像枯竭的植物在风中飘荡。
“嶙峋”这两个字突然冒了出来。
用这两个字来形容一个年轻女人好像十分不妥，但其中命运变化的必然性在这张脸上似乎早有预见——没什么道理可讲的，人生的打击是如此的迅猛和出人意料。
“你长得像我。”
少年时，似乎曾经有这么一次，姐姐红掌来学校接我回家，一路上她看着我，这句话脱口而出。那个时候，她还没生病。
“像谁？”我朝她转过脸来。
“太像了。”
她为了证实这一点，把我的脸轻轻地扳过来看，还伸出手捏了一下我的耳垂。我闻到她的手掌有一股不洁的汗酸味儿。
我有点嫌弃地偏过头去。
她扑哧一笑，朝我翻翻眼睛：“你像我，连脾气都像。”
她的声音低缓、沙哑，带着一种不可知的陌生气息，在空气中消散。
回家后，我赶紧照镜子。我看不出自己哪里像她。我觉得我的脸上、身上一丝一毫都没有她的任何痕迹。
我宁愿自己是矮子、驼背、羞涩、丑陋，是个贪图享受，好吃懒做的姑娘，一举一动都像从别人的家里长出来的，我也不愿意是她——红掌。
当时的我并没有意识到，多年以后，她的这句话是一个咒语。
世间只有两样东西能让我们的肉体变形：太阳下的影子，夜里的梦。而忧郁是一种死于经验的先兆。尽管它曾经成就过一些了不起的思想者，但仅仅了解这一点还不够。仰望众多的脸——那凡人的脸被内心的悲欢无数次修改，而早已改变了模样。
法国作家帕斯卡·吉尼亚曾说过一句很要命的话：“孩子们的脸是很没准头的。”这句话道出的是一个人的被毁与易毁，就好像用左手洗右手——说的是一回事。
因此，“我从来不画他们”。
生命的很多方面都像是标本，这只不过是其中一例。
比如红掌。
命运给她的不该是这样一张脸。她的脸确乎有一种生来就被人世、被火热的生活遗弃的模样——那张脸上，永远有一种惩罚性的孤独，顺从了缄默、疑虑、疏离，还有伤害……这些特质都是秘密的、不可分离的，带来一种异质的感官气息，就像身体和影子。
她脖子侧面的线条在长发的掩映下，似乎有什么东西在消失、消耗。
无疑，这就是她，我的姐姐。
这一切，有如暗示。
成年后的我有一段时期，感觉自己冒犯了红掌这张脸。我的没有笑容的脸开始变得窄长，五官收缩——它以前是圆形的呀。难道是长年的忧郁修改了我的面容，让我的心智远远地走在了脸的前面？
白天暗夜，我对自己做过多少次的突围和封锁？但没有人真正洞悉我内心的搏杀史。我渴望拯救我的厌倦，从厌倦中抬起头，和孔雀说话，或者像鱼一样浮在水面上。
现在，脸的弹性、线条、肌理从我的表情突围出去，让我的脸渐渐成为一种变数。
还有什么比一个忧郁的人更让人忧郁的呢？
红掌和我，已成为在这个世界遗世而立的身影。
世界就好像是一艘船，在一个敏感而孤独的眼睛里沉落了。在战栗和摇曳中告别了那种独属于幸福者的新鲜空气，从此相隔两岸，陆地上的一切折射出噩梦一般的阴影残留在他的眼球上。
“你活着，就是对我的惩罚。”
终于有一天，我母亲大哭着拍着墙壁，对我的姐姐红掌说。
惩罚——对如今的我来说又何尝不是呢？
现在，这张脸期待着该用遗忘填补。它们是我命运的遮盖物，但愿有一天，它们不会让我想起你的脸。
只是现在，我俩何以会坐在一起，像两个迟暮的妇人？
我害怕她向我提出一些问题，让我作答。那问题也是她的，让我与她那个并不遥远的世界构成了一体。
我们又将再次变成一个孤零零的人。 “如果有一天我虚构了你的面容，”我好像听见她在说，因为我也曾经说过一些类似的话，“我是不会知道的。”她说。
我默默地看着姐姐红掌的背影。
等待着她像小说中的人物那样朝我转过身来，说：“因为，你就是我。”
我的孩子呢
W市的火车客运站广场上人流稠密得像泥浆，谁都像没长眼睛，你撞我我撞你，大人叫小孩哭，一片黑乎乎的人头的汪洋上，每个人都像袋鼠，像蜗牛一样背着自己的行李，鼓鼓囊囊的，装着被子、衣服。火车站特有的黏糊糊、臭烘烘的气味，让人头晕脑涨。
直到火车像一块巨大的海绵，像吸水似的，把站台上的人都吸干净了。
这时，没有人注意到有一个老妇人满脸悲戚地挤在车站的人流中，来来回回地走，歪歪斜斜地走，她不时触碰到别人的身体，遭到别人的呵斥：“这位大姐，你会不会走路？”
待回头一看，那是一张被泪水泡大的面孔，两只发青的眼袋状如核桃。
只听见她木然地扯着一个陌生人的袖子说：“我的孩子不见了。我的孩子呢？你看见我的大胖小子了吗？”
“疯婆子——”
这个满脸胡茬的男子一把甩开了她，拖着行李箱走出了很远。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是人人都在谈去深圳、去海南的年代。
这两个地名比北京和上海都要时髦一百倍。广播、电视、报纸上都说，它们就是那个时代的神圣之地——“到深圳去，到海南去”。
他们对深圳、海南的了解是通过道听途说，还有报纸及广播里。说那里的夜晚极尽繁华，火树银花，流光溢彩的灯流，整晚地在坚硬的高层建筑的峡谷流淌，像突兀奇异的花朵，带着海洋气息的风暖而湿，咸而微腥——
而且，钱特别好赚——因为遍地都是赚钱的机会。有人去了不到一年，就赚来了小汽车和别墅。
这些传闻，让夸张的更夸张，美的更美。这一切对远在北方城镇的人而言，有如天堂——就是天堂也不过如此了。
“到深圳赚钱去，到海南赚钱去。”
这唯一的目的像一个巨兽，盘踞在空中，它的巨大的翅膀将最偏远最细小的尘土扇起，漫天飞扬。
以至于火车上的厕所、洗手间，硬座底下，列车员室门口，甚至硬座椅背都塞满了人。
这使得一些人目睹到另一些人的灾难。
开往广州、海南方向的列车沿途的每一个站的上下车都是一场战争，上车的人流把列车们紧紧堵住，车门开不了，列车里的人急得想跳窗户下来，而车窗外面的人呢，绝望地想要扒窗上来。突围的和冲鋒的势力均衡，有人疯狂地跳车，就有人疯狂地扒车，彼此在僵持中发现腿、手肘，还有脸被擦破了皮，渗出了血，正热辣辣地疼痛。这疼痛深入他们的内心，脱了一层皮，把他们带到这时代的神圣之处。
传说，在某一辆火车上，一位年轻母亲抱着刚满一岁的孩子去深圳看望孩子的父亲，结果到站后，被人挤在了列车门口，下不了车。
她听从旁人的建议，从列车窗口先跳下去，然后，会有人把她的孩子从窗户递下来。
不想，她跳下车窗后，摔了一个很大的跤，等她忍着全身疼痛从地上爬起时，万般惊恐地发现，火车已经启动了，而她的孩子，在混乱中却没能递到她手中。
火车慢慢地一往无前地向前驶去，这个绝望的年轻母亲号啕大哭，踉跄着追赶列车——这一只冷酷无情的铁皮爬行怪兽。
“我的孩子——谁看到我的孩子了？”
年轻母亲的哭号声在火车站台声嘶力竭地回荡。
没有答案。
从那以后，有很多年，这个女人一次次地在火车站来回走动，不停地询问：“我的孩子——谁看到我的孩子了？”
“我的孩子是个胖小子，有胳膊，有腿，会哭，会笑，会吃奶，谁看见他了？”
她说起话来，像雨天里深深浅浅、远远近近的水洼，它们闪着亮光，给旁人带来惊奇。
她又说：“宝宝你听好了，我是观世音，专门来治鬼的，有个鬼把你的魂抢走了，你还蒙在鼓里，你的魂呢？我来解救你了。”
火车站更加热气腾腾的一日将这个女人的声音全都覆盖住了，像一桩往事，湮没在人流的泥海，只有当时目睹这一事件的人说起这个恐怖的一幕，觉得它像一把利剑，高悬在头顶，令自己悚然心惊。
他们叹了口气说，这是一个可怜的疯婆子。
摸影子
每个精神病患者都有一个无形的玻璃瓶子，那里面只装着他自己。
他们把自己紧紧包裹在瓶子里面。外人看不见这个瓶子，只有他们自己才能感知其存在。
这个关于瓶子的比喻，让我想到一个摸影子的人。
那天中午，我在医院看到一个奇怪的人。
到底有多奇怪呢？只见他弓着腰，身穿皱巴巴的病服，头戴一顶灰黑色鸭舌帽站在窗前，一双瘦长的双手，对着阳光下自己的影子一把一把地抓呀抓的，好像影子里有好多抓得住的东西，比如尘埃，比如某种气味，它们在他的影子中飞来飞去，还沾到他的头发和衣服上。
他在空气中抓了一阵子后，就放到了自己的头顶上，还有衣服口袋里。
过了一阵子，他又从自己的身体里乱扯一阵，然后往外猛甩，嘴里念念有词，说是要把自己影子中的浊气和阴气放掉，一点儿都不能留，否则是要倒霉的——倒大霉的。
他身边围了几个穿着病服的人，一个短头发的女患者朝他的影子猛吐口水，说了句：“这是个疯子。”
“你才是疯子，你是个疯婆子——”这个摸影子的男人急了。
眼看要打起来了，这时，张医生听到吵闹声走了过来，非常温和地对这个男人说：“陈老师，莫激动，莫激动，你先到我办公室坐下来，测个血压、体温，再喝杯水，你就舒服了。”
“别费心了，你治不好我的，因为我根本没有病，也不用治，有病的是别人。”
这个叫陈老师的人脖子一梗。他嗓门很大，口气很冲，让我不得不注意到他。 “你过来坐一会儿嘛，咱们聊聊。没关系，就当咱们之间谈谈心。”
张医生把他推到办公室，拍了下旁边的木凳。
他坐了下来。
我跟着他到医生门口准备离开，张医生朝我点点头说：“你也坐下听听，这是我的病人，他和医院别的病人不太一样，他是个教高三的物理老师。对吧，陈新老师？”
“你要知道，在我们这一行里，很少有医生直接问对方你有什么病之类的话，这是敏感词，一般来说，我们都会问对方有什么心事，最近过得怎么样，顺不顺心之类的。你听听吧，你不是对这个话题感兴趣吗？”
张医生问他：“听你老婆说你经常自言自语，老是摸墙壁、桌面，还像刚才那样抓呀抓呀的，你是有什么心事吗？”
这个叫陈新的老师摇摇头：“没啥心事，习惯而已。”
张医生笑笑：“可是听你老婆说，你有时候整个双休日都在自己的家里抚摸墙面和书桌，一天都不说一句话。这也是习惯吗？”
陳新有些不耐烦了：“就是习惯啊。就像有些人喜欢抱着猫抱着狗，摸猫毛摸狗毛就能摸上一整天一样，我喜欢摸影子，有啥问题吗？”
张医生问：“摸影子？为什么？是强迫症？”
陈新反驳：“你完全想错了，这不是强迫症。影子跟宠物猫、宠物狗一样，是有生命的，不过估计你理解不了。”
张医生摇摇头，他说他的这种说法自己还是第一次听说：“影子有生命？这种说法倒是挺新鲜，你怎么会这么认为？”
陈新说道：“难道你不觉得影子有生命吗？”
张医生反问他：“难道有吗？影子的确是能跟着我们的动作来动，但是那不过是光线被物体遮挡后留下的阴影区而已吧？怎么可能会有生命呢？”
“那是你的看法而已。影子是一种‘随动生命体’，存在形式和你以前理解的主动生命体不一样。生命的形式比你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了。”
我忍不住打断他，插了一句话：“这太玄乎了，影子不过是光线被障碍物阻挡后在物体后面留下的光线缺乏区域而已啊。”
陈新斜了我一眼，开始越来越不耐烦了，视线飘移：“早就说了你们听不懂……哎，你也不懂，跟你们说这个真是费劲！算了，不说了。”
“你想想，地球上所有生命的能源最终都来自哪里？”
我抢着回答：“是太阳喽？”
陈新说：“对！就是来自太阳的光和热！人、动物、植物都从太阳那里获取了能量，固定在自己的身体里，就像太阳能电池一样储备能源，才能够有生命活动。”
张医生说：“生命从太阳那里获得光和热……嗯，是这么一回事。”
陈新笑了：“想通了吧？从某个角度来说，生命就是从热能较多的地方转移到热能较少的地方然后维持住那个形态！有这种特征的东西是啥，你说说看？”
我想了想，不太肯定地说道：“难道是影子？”
陈新点头如捣蒜：“就是影子！我想了很久，最后发现，其实影子也是一种生命，只不过是特殊的生命形态！”
张医生继续问他：“所以你经常摸影子、抓影子，那是因为你在感受影子生命体的新陈代谢？”
陈新点点头：“你可算是明白了，跟你们交流虽然累，但是比其他人好多了。我摸影子，是因为我想感受它们的心情。”
我吃惊地说：“影子还有心情？”
陈新说：“有啊。你去摸影子的时候，如果感觉影子凉凉的，阴影面积很大很浓，那就是它心情好，长得健康。你看它的时候，如果它在强光下变得很淡很细，那就是它生命垂危了。你摸过自己的影子吗？你摸摸看。”
他说自己运气不好，劳碌多愁多病，这把年纪还跟老婆离了婚，一定是影子里充满了一种青灰色的，心情不好的气体，他想摸到心情好的影子，要补一补运气。怎么补呢？抓天地之气，补自身的影子之躯，也就是补运气。
我朝他点点头，又摇摇头。
那次离开后，我在医院里再没见过他。后来我听张医生说，之后，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依然会和墙壁上自己的影子说话，愣愣出神，一耗就是一个下午，不过两个月后，这种情况就基本消失了。
他和影子生命体的故事，让我想起了叔本华说过的一句名言：“每个人都将自身所感知的范围当作世界的范围。”
油菜花开了
“菜花黄，疯人狂，痴子忙。”
这是老人的话。
说是家有疯子的人最害怕油菜花，因为疯癫的油菜花会让很多人睡不着觉。
比如肖一丽。
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
是从前的事，这样写起来，好像每一件事都遥远神秘。
那年，肖一丽刚满三十岁，她与新婚丈夫陈正南第一次从新疆石河子到云南农村看望婆婆。
二月，正是云南油菜花开的季节。
田野很静，正午阳光下，房屋和树木白晃晃地闪着金属光泽。无边的油菜花地如火似焰，开得疯癫，在阳光下伸展它泛着金光的脊梁。像一段燃烧的躯体，近似呼啸着奔涌。
都说油菜花开是精神病发作的季节。
车开了很久，也不见这黄色波浪有退潮的时候。它一半正处在阳光灿烂中，另一半，则涂满了深浓的阴影。
它们周围的空气始终是劲厉的新鲜。
白日之光被远山调暗了，花地的香气热烈而浊重，土路被露水弄得湿乎乎的，所有的花在向天空臣服。
仿佛一个想象中的人，正不动声色地突然降临。
他们为这样大开大合的色彩迷惑，索性下了车，扑到近一人高的油菜花田中，花枝间顿时有衣袖和饰物的喧哗声。
各种枝丫的阴影愈加深浓地投射下来走在花田里的每个人，脸上都是深深的金黄色。
这无边的油菜花地，像一个巨大凹陷的容器，将角角落落溢满。油菜花的黄色之浪在阳光下一览无余地翻滚，并哗然作响，把肖一丽推向一个陌生的孤岛。 肖一丽缩着肩膀站在路边上，一只手插在口袋里，另一只手捏着手绢捂着鼻子，似乎仍掩饰不了四野到处翻腾着的气味。一想到这股可怕的气味钻进了自己的毛孔，将伴随她走进昭苏一年又一年的盛夏，她的身体一下子刺痒起来，感觉她自己瘦弱的身体就要从这片孤岛上飘浮起来了。
她用手拨弄身边的油菜花茎，感觉眼前金色花丛上方飞着无数只小虫子，带着红色和蓝色的光影，密密麻麻地从眼前飞快掠过，让她头晕。
突然，她发出一连串哧哧的笑声，那声音很奇怪，让人觉得像是从花丛中发出来的。
“虫子，你们这儿虫子太多了，快去捉害虫，捉害虫。”
一个细碎的声音贴着她的耳边说。
她丈夫看着肖一丽脸色苍白，神情恍惚地自言自语，仿佛是在梦中浮游，不知该如何回答。
最后，她脸色苍白地抓住丈夫的胳膊，她说：“快看，我浮起来了。浮起来了。”
这个男人和他家亲戚第一次亲眼目睹了有人因油菜花而晕倒的场面。
这一幕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这个女的真的太奇怪了。
他带着嘲弄的语气对堂弟说。
“那种感觉你们不懂，就好像是一场大火把自己点燃了。” 肖一丽后来对丈夫说。她的病时好时坏，好起来跟正常人没两样。
但是，谁的世界一年到头大火熊熊呢？
一定有的。
而且，这大火烧起来是有征兆的。
来内地半个月前，肖一丽没经过医生许可，擅自停了药。她总听见自己的肋骨下面咕隆咕隆响，就像有一条鱼在跳，打算穿过她那层薄薄的皮跳到水里。
还有好多声音在她脑子里打架，那些声音变幻莫测，有时铺天盖地，像来势汹汹的噪音，环绕着自己飞转;有时，它们又像一种窃窃私语，你不知道它们从哪里发出，在说些什么，但是它们从墙壁、窗框、天花板、桌子、床涌出，到处都是它们细碎的声音。无论白天还是晚上，这些声音孜孜不倦地叫，让她异常焦虑。
她说，所有的人都在监视她，议论她。
这些虫子，还有鱼，就是这些人变的。
又一個清晨，阳光洒在云南的红土地上，百万亩油菜花田呈现出金黄的暖色像不断涌动的波浪——啊，怎样的人才配得上这样一个清晨，这样一件昂贵的礼物？
深重，缓慢的原始的花朵的呼吸开始呈现。
在风荡来油菜花的芬芳之前，一个老妇人坐在自家门口，沉默地看着远处。一只猫陪伴她很长时间。
当老妇人发呆时，猫就在她的脚下打盹。
就在这一刻，风荡来了油菜花的香气，老妇人揉揉鼻孔——她断定就是风荡来的，是风在她呆滞得几乎打瞌睡的时候给予了清醒剂。
老妇人深深呼吸着从风中荡漾而来的花香，决定去田野走走。她迈着细碎的脚步，顺着风的方向寻找油菜花。
这时，她听到油菜花地的吵闹声。有人在喊：“脱了脱了，这个女的好白——”
什么脱了？脱什么了？
老妇人想去看个究竟。
她的脚步，因年迈而萎缩的身体没有受到年龄和时光的限制而变得急促。这时，老妇人眼前闪过一道白光，满是尘土的村路上跑过一个全身脱得光光的女人，她身后，有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狼狈地追赶着。
这个脱去衣服的女人，正是她的儿媳妇肖一丽，后面追赶她的人，就是她的儿子及家里的亲戚。路边有几个看热闹的人。
肖一丽的病被公开，想藏也藏不住了。
老妇人活到近七旬高龄，像儿媳肖一丽这样的人，自己也是不陌生的：“她莫不是，那个疯病——那她是翻病了（翻：当地土语，犯病的意思）。”
老妇人眼睛一黑，一屁股坐到了地上，想到今年入春后，原本内向的儿媳忽然变外向，不仅话多、爱吃，穿着也越来越暴露，现在情况更加严重，还痴迷一些男明星，终日抱着男明星的照片不撒手。
老妇人回家后，便给肖一丽的家人打电话。
她的母亲接的电话。一个电话，就说了近一个小时。隔着长长的电话线，老妇人指桑骂槐，说她家刻意隐瞒肖一丽的病情，把她儿子就这么给毁了。
肖一丽的妈妈放下处长的架子，对这个尖刻的农村老太太低声下气。
在她的家族中，有得胃溃疡的，有得子宫肌瘤的，有得肾结石的，还有得高血压的，就是没人得这个病。
可轮到肖一丽，就不一样了。
肖一丽病着，偷偷地病，小区，还有单位的人，对她的病也只知道个大概。在她得病前，他们全是外人，无法知情，也没权利知情。
那是肖一丽全家人的病。
肖一丽的母亲说，女儿小时候好好的，几年前和邻居吵了架，被人用铁锨在头上拍了一下，就成了这样了。
她不发病的时候，平时看上去跟正常人没什么两样，对人有礼貌，尊老爱幼。但这些看似正常的背后，都是靠吃药。
到了女儿该谈婚论嫁时，她家隐瞒了病情。
除了给她嫁妆外，另给男方家八万元，意思是让她再不要回家了，回来丢人。
肖一丽被家人送到医院精神科看病。
医生说，春天油菜花盛开的时节，人体代谢开始增加，神经内分泌系统会发生变化，而那些曾经患过精神疾病的患者，会变得六神无主、坐卧不安，病情复发率极高。也就是说，这个季节，人到了不疯有点疯，疯者更加狂的时候了。
——不但人会发疯，据说狗也会。
一只狗，垂下尾巴，不声不响，无精打采地穿过油得亮眼的油菜地，它伸出的舌头滴着口水，走着走着，它的身子摇晃起来，无缘无故地把一个过路人咬了。
村子里的老人说，油菜花也叫疯狗花。
次年春节过后，又到了 “春风十里频相顾，又是一年菜花黄”的季节。家人提前将肖一丽送到县医院住院，这是一间大厅，不到一人高的隔板隔开十多间小病室，每间病室五六张床，病人或躺或坐，还有的呆立着不动。 她们大睁着失神的眼睛打量访客，脸上没有一丝表情。
肖一丽正在挂吊瓶，护士给她扎了针刚一转身，她竟从床上一下子翻坐在地上，老妇人看她的儿媳这样，问她坐在地上干啥呢？
她咧嘴一笑：“（这样输液）快！”
护士无奈地“责令”她起来，告诉她输液太快不好。
肖一丽嘴里叨叨着，说完“谢谢”后，随即躺在了床上：“我也是护士呢……我爸是公安局局长，我妈是教育处处长哩……”
她说着话不看周围的人，让老妇人一时有些无措。
过了好一会儿，她突然又坐起来，一把抓起墙角桌上的内线电话语气急促地说：“爸，我的病就要好了，你来接我吧，我要回去上班……”
她的脸颊紧贴着电话，等待电话里并不存在的回答。
大家一时无语，病房里静悄悄的，窗外的树叶轻轻摇曳，柔和的阳光透进来，一点儿也不刺眼。
老妇人想到明年的油菜花一定要开，还像以往那样肆意纵横地开，心里便惶恐起来。
环境太复杂了
“我不是精分，你别用这种眼光看我。”
他有些傲慢地看着我。
“精分”是精神分裂癥的简称，现实生活中少有人这么说，这让我不得不注意他。
他整个人蜷缩着，抱腿坐在住院部二楼17号病房角落处的长椅上。
正是盛夏，炎炎烈日晒得人一点力气都没有。可他穿着长裤、厚棉衬衣内套着灰黑色羽绒马甲，脚上却是拖鞋。这种反季节的装扮令人十分诧异。
我问他：“刚才医生叫你去做身体检查，你为啥不去？”
他重复了一遍说：“我不是精分，再说那边各种医疗仪器啊、机器设备啊很不安全，环境太复杂了，我不敢去。”
然后又说：“环境太复杂了。还有呢，医院诊室里的电风扇，在旋转的时候会砸下来把人的耳朵、脑袋削掉。针筒和针头那东西也不安全，你听说过医生打喷嚏的时候针头扎进眼睛里，把眼珠子都给戳穿的新闻吗？”
我看着他，大概知道这个患者的问题所在了，他有很严重的被害妄想症。
“丫头，你经常擦窗户吗？如果不经常擦的话，有时候下大雨雨点附着在窗玻璃上，太阳光照在雨点上，会起到放大镜的效果，把医院里的酒精、纸片什么的给点燃了，也很不安全。”
“所以呢，听医生说，你住了院以后，连病房都很少进，整天一个人待在门诊部这个角落里？”我问他。
“环境太复杂了，我只有待在这里才会觉得安全。”
短短几分钟，他一连说了好几个“环境太复杂了”。
这句古怪的话，就像是一道裂缝，使我从中窥探到他的生活。
“那这么热的天，你为什么穿这么厚的衣服、这么长的裤子，却穿了拖鞋，也是为了安全？”
他点点头：“是啊。你不知道天气什么时候会变冷不是吗？有时候万一突然下暴雨，或者下冰雹，你又一下子回不了家，不是会感冒吗？那会增加你死亡的概率的，穿得多了可以挽起袖子，或者脱下外套来散热，但是穿得少了的话，人在外面就没办法增加衣服了，是吧？”
我点点头：“那你的鞋子是怎么回事？”
他指了指他的拖鞋，说：“我不喜欢穿有鞋带的鞋子，那会增加你绊倒的概率的，我看到过新闻，里面说地球上平均每天都有八百万人摔倒，很多人还从台阶上摔下来，头磕在大理石上，磕得头破血流。绊倒是人类最大的杀手之一。我可不想增加我绊倒的概率。”
“环境太复杂了真是。”他长叹了一口气。
我无语了。
“那你总得出去吧，你不去人多的地方吗？”
他说：“能不去的话，我尽量不出门，就算出去，也是挑晚上车少人少的时候，走的也是小路，绝对不走大路。现在网络方便了，我买东西都是网购的，一次买好几天的分量，在用完之前又订购，这样就可以避免出门了。”
“那工作呢？你总得上班吧？”
“我原来负责人民公园内绿化养护管理，后来他们给我提前办病退了，我拿的是补助金，不用上班。”
“那你平时就在家里闷着，做什么呢？”
“有时候会看看书，或者听听歌，但是不看电视。就算看了，也要保持一定距离。”
“为什么呢？”
“环境太复杂了。我看到过新闻报道，说有人家里电视机爆炸了，那个惨啊，半张脸都没了。啧啧。”
“那你平时玩手机吗？”
“绝对不玩那东西，最危险了。除非不得不打电话，否则我是绝对不会用的。”
“手机也会爆炸？”
“手机当然会爆炸，手机电池充满了电就会不稳定啊，要是继续充电，或者有外界刺激，就会爆炸啊。听说手机爆炸威力不亚于手雷，有些人就是被手机给炸死的。你玩过手机吧？如果你一边玩游戏一边充电的话，手机电板就会变得很热，那肯定是马上要爆炸的征兆啊。”
我下意识地摸了摸我包里的手机说：“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这样的？”
他想了想，说：“有好一段时间了，大概是去年三月份开始的，那段日子我特别倒霉，就像被霉神缠身了似的，做啥啥不顺。我爸两年前被车撞死了，我妈在做针线活的时候被戳破了手指，晚上洗澡的时候也会莫名其妙被水渍滑倒，回家的时候脚趾头磕在门栏上还痛得要命。后来我还被鞋带绊倒过一次，整个人都趴在斑马线上，离我不到十米的地方就是一辆高速冲过来的马自达啊。你不知道那种场面有多可怕，远光灯照得你整片视野都白花花的，耳朵里被叭叭叭的喇叭声填满，大脑一片空白……”
“那段日子里，我想得最多的就是死，后来我去网上，看到了一篇文章，里面讲的就是一千种离奇的死法。那时候我就想，人活着真是不可思议的事啊，身边这么多会让你死的因素，连喝口水、被家里的数据线绊一下都可能会死，我们却能活到现在，真是奇迹。”
他说完，连连叹气。 “这么看来，是你的那段经历导致你精神紧张了？但现实来说，也只是少部分人会碰到意外吧，你犯不着这么杞人忧天不是吗？难道你就打算一辈子这样躲在家里吗？”
他摇摇头，神秘兮兮地告诉我：“是环境太复杂了，我也没有办法呀，因为死亡无处不在啊！不过我现在正在研究灾难概率波的运行规律呢，等我研究出来了，我就不用怕它了。”
因为这位患者的神经高度过敏，在他家人的强烈要求之下，他接受了三个疗程的抗精神病药物治疗。一个月后，他出院了，出院的时候神色好多了，眉宇间的紧张劲也消散了。
那天，我在医院门诊部门口遇见出院的他。
我问他当初对我说的关于灾难概率波的事时，他只是笑笑，悄悄告诉我说他有空还会继续研究那个的。
“因为，环境太复杂了。”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晒太阳的人
秋冬季节，多的是那种透彻、干爽、鲜亮的好天气，天蓝得没有一点儿渣子。
还有好太阳。
我在北疆很少遇见这样铮铮作响，不含一点儿水的黏腻的太阳，好像太阳的光不是从天空倾泻下来，而是从地面涌出。一道金色的屏障，像是把时间也罩住了。
镇公园一棵古树下，有十多个差不多年纪的老人总爱聚在一起，三五成群地晒太阳。他们的身前身后有笔直的新疆杨、梧桐，碎金般的枯叶随风哗哗作响。
粗看上去，这些暮气沉沉的老人的模样乃至举止相似——都是老头儿，高矮胖瘦都有。他们的脸颊深陷，目光迟缓，木讷。灰黑的棉服大多敞着，笼着手，彼此半倚半靠，或蹲或坐，脚插进了疏松的土里，好像再也离不开这个晒暖的窝儿。他们在阳光下眯缝起眼睛，似乎不想辜负大好的太阳，松弛的程度仅次于家里。
等阳光晒透了身体，心里释放满了好阳光，舒坦一点了，手就开始不安分起来，伸进自己的衣领，沿着焦铜的皮肤这儿挠挠，那儿抓抓。偶尔还有老人咳嗽起来，旁若无人地吐出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黏液。
这些个时辰里，太阳是不花什么钱，就能得到的一份美好的礼物。
阳光的味道很好，辽阔无边。这会儿，万物都在阳光之下，被宁静、和谐，以及仁慈的光笼罩着，不偏不倚。秋冬时节的楼舍、树木，以及家禽们，和人们一样摊开了手脚，让阳光穿透自己黏腻的身体。土墙干爽，丝丝缕缕的潮气在看不见的地方消散，小虫从墙缝里探出头来。这个时候，几乎每一家的门都笔直大开，阳光冲进屋子，让积累了几个月的潮气、霉气荡除得干干净净。
到了夏天，他们一早一晚地仍爱聚在镇广场的大榆树下，全穿老头衫，锻炼的时候全跳广场舞，全出汗，全想多活几天——
等他们锻炼结束后，气喘得匀了，便坐在一起晒起了太阳，一起胡聊，过去的事儿才提起来。某某是三八式老革命，某某是九三学社的骨干，某某是镇教育局局长，某某是某院校党委书记——说完了，彼此哈哈一笑，算是添个笑料。
这群晒太阳的老人中，除了笑料，还有不少故事。其中一个故事，是我父亲听这些老人说的。
说是前几年有一个老疯子，经常在镇广场闲逛，他的头发很长，看不清脸，但显然是一位年逾六十的老者了。他虽然是一个疯子，但外表看起来却不肮脏，垂肩的头发倒有一种萧索的感觉。
有那么几年，他经常固执地尾随一个人，一个常在这里扎堆晒太阳的老人。
他叫楊正。
我见过这个老去的人——他七十多岁的样子，黑黑的瘦脸上永远没有表情。他喜欢坐在镇广场西边大槐树下的木椅上，他有一个固定的姿势：一条腿放平，另一条腿屈起，一只手放在腿上，他披着黑色大棉袄呈狭长的三角形披挂下来，从背影上看，有种不威自怒感。
当时的他，颇有实权，连他鼻子里哼出的一声，都带有绝对的权威性。
是的，杨正最具有标志性的词，就是从嘴里——不是，是从微微仰起的鼻孔里喷出来的一个声音：“哼——”
据说，那些年，因一句话、一件事被他“哼——”下去的人多得数不清了。
老疯子也是其中的一个。
听人说，这个老疯子原来是镇二中一位面容清俊的中学历史老师，姓刘，脸白白的，头发是阿拉伯式的天然卷发，浓密地堆在头上，像一顶帽子，人称“小刘老师”。此人略懂诗词，年轻时喜欢在人多处吟自己作的诗。
老疯子总是距离这个面色阴沉的老人不远不近——三五米的样子，嘴里咕咕着什么，声音很低，一遍又一遍。有人说，他念的是一首诗。
据说那年秋季的一天 ，他带班学生参加义务劳动，爬上了一座人工假山的山顶。因山皆为碎石垒成，当地人称“石头山”。他站在山顶上，看到整个镇都在自己脚下，就有了一种豪迈的感觉。他本来就是一个酸腐小文人，平日里爱之乎者也，吟诵几句诗啥的，就来了兴致，沉默半刻后，叉着腰，大声吟诗一首：
“登上石头山，头发刺破天，饥是银河饮，渴是太阳餐。”
吟诵完毕，正在暗自得意之时，哪料到杨正刚检查完毕工作，也陪着工作组的人来石头山的山顶看风景，那几句歪诗被他一字不落地听了进去。
这在当年看来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造就了一个人命运的转变，这个事件成了烙在他心上深深的指甲印，陈年树林里的惊弓之鸟。
在狱中，小刘老师经常想着这件事的起因，及所导致的后果，一想到杨正那张狭长而黧黑的脸，特别是嘴唇下的那道阴影，他的心里顿生冷飕飕的感觉，肉体的磨盘在缓慢的转动中，各种各样血色的幻想一一闪过，他竟有了一种视死如归的念头，据说，在狱中没关两年，这个年轻人就被折磨疯了，老是抑着一张白得发灰的脸，一个人叽叽咕咕地念那几句诗，也没人听得懂，干脆就放他回来了，放回来也没处安置，只好待在父母家中。
小刘老师从狱中出来后，世界依然如故，好像一切都不曾发生，天空依然湛蓝绚丽，人们依然用脚站立，地球依然有引力——他整日在街上游荡，饿了，人家给一口就吃一口，也不伸手讨要。他吃杨树叶子，还吃过柳絮、槐花，他摸到树上的什么，就很吃力地把那东西朝脸上移动，慢慢对准嘴巴，塞进去。 有人看见他翻着灰白的眼珠，很长时间地望着天上的云，眼睛里有一种蓝光。
要知道，对于冤屈，我们大多数人所能选取的是遗忘。但他不。
他不能向整个世界施予报复，因为绝对强大的恨意已吞噬了他，他被自己想象中的仇敌控制，成为那个仇敌的猎物，与一个巨大的虚无格斗，虽然，虚无的力量是无限的。
疯子吃饱了，便经常跟踪，追逐长得像杨正的男人，那个阴沉的，祸害过自己的人——而那些人，也只是长得像他而已，他跟踪错了，别人也没把他怎么着，因为他只是反复对着人念那几句诗，没把别人怎么着。
是个文疯子。
时间长了，所有人都见怪不怪，称他 “刘傻子”。
小刘老师终于变成了“刘傻子”。
这个很宽容的称呼，多少映照着他的人生作为一个孤立事件的徒劳无功。
这是一个弱者为自己所扩写的一部作品——细节完全是卡夫卡式的，充满了厄运，因为太真实了，太像生活本身了，就真的成了生活本身。我们与其怜悯这个不幸者和无辜者，倒不如对人间的全部生活寄予最真的同情。
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杨正因事被“打倒”了。
最后一次，他在镇机关大队部的办公室里，人们听到他拍着桌子大喊大叫，要工作队的人数一数他身上有多少条伤疤。他的声音如山洪般猛烈，最后，他一瘸一拐地回到了家，终日被四堵泥墙围着，陷在莫合烟升起的烟雾中，咳着，喘着，在冬日阳光的笼罩中，以太阳为侣，寻到了一个不受干扰的自我存在的环境中，渐渐成为一个孤独的，没有党籍和职务的老人。
中国式的复仇埋藏在时间的累积中，它从不惧怕时间的洗练，时间也只是一种求证的假借物，直到故事的结尾来临：有一天，杨正被自己曾祸害致疯的“刘傻子”找到——他穿着肮脏的衣衫，眼睛里的双瞳重现那头颅里所容纳的黑暗，经常尾随在自己身后，那时隐时现的埋伏的姿势仿佛拉满的弓弦——
当“刘傻子”向他轻声念诵那几句诗歌，无疑向他缓缓开启了咒语之幕，这个场面像火一样弥漫了本故事的终结处，我们清楚地知道它的形状、颜色、热度、走向，一个曾经被逼疯的年轻人，怎样用假想的雨滴，准备将另一个罪者慢慢杀死。
这世间，总有恶贯满盈的人——他们终究会衰老。
人们看见的他们，只是一些坐在公园的大树下，或者马路边晒太阳的昏昏欲睡的，“卖呆儿”的老人。
我父亲很少凑到他们跟前一起聊天，晒太阳。有一次，他指着那些扎堆晒太阳的老人对我说：“你看到了吗？这群人，当年没几个是清白无辜的。看到树下那个戴眼镜的老头了吗？平时很爱说笑话，他姓李，在那个特殊年代，他带头抄家，把他老师的头打破了，还铺了一地的碎玻璃让老师光脚走过去，那脚啊，全是血——还有，站在他旁边拿扇子的那个瘦高个儿，也是一身泥，曾逼死过一个寡妇——”
温和暖煦的阳光被层层叠叠的树叶所过滤，漏到他们身上，就变成了淡淡的圆圆的轻轻摇晃的光晕，这圆圆淡淡的光晕静止在老人的满头银发上。他们安静地，有一句没一句聊着天，天空又高又蓝，飞虫在头顶的树上细声细气地吟唱。
那一刻，凝滞的时光像含着永恒。
他们在一起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聊，说哪一种活血化瘀，理气止痛，用于胸部憋闷的药最管用，说谁家的孩子孝顺，才给他爹买了按摩椅，说自家的孙子高考上了一本分数线——那些话，也像偶尔落在身上的树叶般不沾身。
他们轻轻笑着，说着，看起来，无一不是仁慈，心平气和的，在这大好的，别人的世界中，安然地晒着人世当中最后的太阳。
“我们的内心都藏着各种有罪的尺度”。
人世间，真的会有最大的饶恕，最大的惩罚吗？
如果有，那谁会真的站出来指认这些苍老者的一生？指证风烛残年的他们在几十年前曾经犯下的罪孽？
但是，要经过多少年之后才能把它的悲剧情节从细枝末节里抽取出来？
就像这段历史，它坚持沉默。
就像白雪，无声地覆盖并消解一切强横的坚硬。那——是不是谁被覆盖了，谁就圣洁了？像真正的雪，给大地穿上洁白的外套？就像电影中躲在断壁后面放冷枪的士兵，把枪口低向地面，呼着嘴里的白气，看着大雪从天而降，他们张开的嘴里，尝到最小颗粒的凉。
雪把仇恨也掩埋了。
但是，真的会掩埋干净吗？我突然想起巴西诗人卡洛斯·德鲁蒙德·德安拉德在《花与恶心》一诗中所提到的情形：
“大地上的一切罪行，怎么可以原谅？
我参与了其中的很多，另一些我做得很隐蔽。”
道义，在看不见的高处，注视着芸芸众生。
一个初秋的下午，我路过这里，看这群围坐在大槐树下的老人晒着最后的太阳。
阳光闪着又亮又硬的光泽，草尖、屋顶、水塘、树木、步行小道等，像都有了烟气。这烟气从地上水上冒出来，似乎看得很清楚，一眨眼却又看不见了。再一看，房屋树木都浮在这热气中，摇摇晃晃有些不稳似的。
这些看似平凡而普通的老人被固定在了这脆亮的太阳下，由他们传达出来的光是那么地单纯，让他们在不觉间接近了神。
这时，一阵风吹过，树叶纷纷响动，透过层層叶片，久远年代的老树凝滞着满眼的浓绿以及一道道凛利的阴影，掠过晒太阳的老人们苍老的面孔，竟让我感到了丝丝寒意。
责编：鄞珊
公交车是流动的血液，它总是定时定向流动。
此刻，一辆公交车远远地来了，我急切地希望那数字是30。
车近了，近了，数字变得庞大起来，原来是301路。
我失望地走来走去。
又一辆公交车来了，我停止了走动，盯着车窗上的数字，是“30”。
“车来了”。
我大叫一声，我的叫声把等车的人吓了一跳。
30路公交车停下来了。
车门缓缓地打开，像舞台上的幕布一样徐徐打开，那速度简直可以和蜗牛媲美。
我有一种冲动，想把它一下子扒开。
30路公交车从W市北门站，一路上会经过建康路、人民广场、建国路、东风路、十一小学、跃办等站，最后一站是第四人民医院。这路公交车距离终点站越近，则车上的乘客越少。
每当它朝着终点站方向行驶时，我便会觉得自己跟别人不是在同一个空间——我呼吸的空气是另一种空气，那车速，也是另一种车速。
有些年轻的乘客，他们轻松的闲聊是另一种明亮，但自己却无法进入，感到作为异类的孤独。
即便我紧挨着别人，空气也会有明显的界限。
正常人无形的唾弃刺眼地停在我周围，那是一种与黑暗同质的光，被正常的车速甩出，被噪音环绕。
由此我想到，这辆30路公交车对我来说既是昭示，也是隐喻。
所有在这个终点站下车，走向第四人民医院的人，都被归化到正常人之外。
他们是异类。
那天，一个小伙子在30路公交车走道的另一边，与我平行而坐。他的坐姿与车厢里的其他人不同，双手平放在合拢的双腿上，异常端正。
凭直觉，我觉得他“不正常”，是个在“里面”待过的人。因为那姿势是脑子一片空白的姿势，不知道这个姿势是精神病院里训练出来的，还是他的脑子被药物损伤后的必然姿势。
突然，他转过头来，看了看身后，嘴里突然发出一声刺耳的号哭。刚开始哭的时候，还像是人发出的声音，到后来，他的号哭就像是狼嚎了。
他不怕人听见，那哭声从他年轻的胸腔迸出，粗粝而嘹亮。
他的哭声夹杂着咒骂：“你不要再跟踪我，监视我了，我就是一个烟囱。我没啥用——”
他的声音由于拼尽了余力而悠长，在30路公交车的车厢里回荡。
一日，我与母亲坐在30路公交车的靠门位置，车停在人民广场站的时候，在一阵吼吼骂骂声中，一位中年妇女被几个男人架着上车。他们架胳臂的架胳臂，按头的按头。
“你是个苕子，怪不得你這么苕。” （苕：傻子之意）
一个粗壮的男人重重地拍了下她的脑袋。
她不吭气了，也不再挣扎，目光呆滞地看着自己的脚尖。
这是30路公交车常见的一瞥。
车厢里每个人都沉默着，没有人说话。
我妈有点紧张地攥紧了我的手，我轻轻拍拍她，让她放松，压低声音说：“妈，我给你讲个笑话吧，是一个有关精神病医院的笑话。”
“说是精神病医院有个老太太，她每天都穿着黑色的衣服，拿着黑色的伞，蹲在医院门口。这家医院的医生看到了，很纳闷，就想，我要医治好她，一定要从了解她开始。于是，这个医生也穿黑色的衣服，拿着黑色的伞，和她蹲在一起。两个人不言不语蹲了好多天。终于，这个老太太跟医生说话了：‘请问一下，你，也是香菇吗？’”
话音刚落，我自己忍不住笑了起来，压抑的笑声像咳嗽，让我的身体有些微微发抖。
我母亲一下子拽住我的手：“啥香菇？我没听懂你说的意思。”
她看了一眼自己身上套着的灰黑色羊毛马夹，一脸疑惑地问我：“你是在说我吗？我是香菇？”
车上的人渐渐少了。
乘客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散散地分坐在偌大的车厢里。他们谁都不看谁，一路沉默着坐到终点站。
车停了，上来一位年轻母亲，她抱着一个小女婴，五六个月的模样。小婴儿戴着嫩粉色棉帽，兔子形状的耳朵翘翘的。她扒在妈妈的肩头，在乱糟糟的车厢和难闻的气味中，圆嘟嘟的小脸像最新鲜的水果，鼻子冒着细汗。她的黑眼睛像露水一样新鲜，像晨曦一样明亮。
我朝小女婴做了个鬼脸，她的小嘴一皱，像要哭，我拍手作抱抱状，她又笑了，我对着她咧嘴、拍手、眯眼。一路下来，我看着小婴儿滴溜溜的黑眼睛，心里有无尽的安宁。
是啊，这世界，谁不曾炽焰烈烈。
又一个周日，30路公交车的人很多。当车子到达下一站时，又上来一大群人。整个车厢挤满了人，空气似乎一下子凝固了，我被挤得都快喘不过气来了。
“天哪，真难受！”
“哎呀，我的脚！”
整个车厢像个塞满东西的罐头，在马路上慢慢地滚动着……
我一开始紧贴车门，下一站的人不断挤到门边，这使我在挤压和冲撞中站到了车厢中间。看车窗外沿途路过大厦、商场、立交桥、汽车、街心公园、行人——这些全在初秋的太阳下闪闪发光。
天空出奇地蓝，明亮得像在燃烧，阳光从沿街的树影间隙落在车身上，落在我身上。树叶有的已金黄，有的黄中带绿。蓝天映衬下的金黄叶子明亮炫目，它们将阳光吸附在自己身上，使空气布满了树叶和阳光的气味。我的骨头似乎在嘎嘎作响。
那一刻，我心怀感动。
车靠站了。一位老人和一个中年妇女上了车，这个妇女四处扫了一眼，便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抢占了我身边的座位。
这位老人看到了说：“哎，这年头……”这个女人倒是旁若无人地咧嘴一笑。
她四十多岁，样貌普通，穿着普通，右手挽着个过时的塑料网兜，左手提着一根光溜溜的木棍。
这根木棍被她随意拎在手上，很扎眼。
我的眼神移向窗外。 过了一会儿，她碰了下我的胳膊：“这车子的终点站，是不是到那里？”
“什么那里？”我随口问。
“就是那里。”她的声音压得极快极低。
我反应过来，极快极低地回答：“对，就是去那里。”
她说的“那里”，究竟是个什么地方呢？这个词像海底的礁石，或者鲸鱼，抑或是一条摇摇欲坠的船，让人如此讳莫如深。
这是一个我无从说清的问题。
我在这个平庸的词中不知所措。
近半个小时后，30路公交车到了“那里”的站台停了下来。
“第四人民医院到了，都下车。”
车厢很快就空了。
我最后一个下车，公交车司机淡然地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根烟，点燃，嘴里一口浊重的烟雾。
这个左手拎着一根木棍的女人在我前面走着，而我则不远不近地在她身后跟着，一步步，像走在她的阴影里。
她的身体微微向后仰，人很瘦，背是驼的，背影看起来有一点像老人，又有一点像小孩子。
到了“那里”的铁门前，我回头看了她一眼。
她左手提着一根光溜溜的木棍，停住了，站在门诊楼的铁门前，扒在铁门上往里面看，一只脚在水泥地上来回蹭。
“这是医院，有什么好看的呢？她是要进去吗？”我想。
我们每个人都有过熟知的门和未知的空间，门把世界分为两个，里面和外面。
门真是一个奇怪的东西，它本来是门，却突然变成了墙，没有一丝缝隙。但却有一只猫眼，像阴险的眼睛不动声色地瞪着你，让本来热的血突然变得像冰一样冷。
门的后面是一个未知的空间，跨越门槛就是进入到另一个世界——无论是门内的还是门外的。
在打开门之前，我们永远不知门那边会有什么。
比如，我看过的电影里，老教授的房子里有许多间屋子，屋子里有许多扇门，但只有一扇通向另一个来自世界之初，充满神奇魔法的国度——纳尼亚，而纳尼亚则是通过衣橱里的门进入的;大蒜是吸血鬼的克星，吸血鬼不能跨过布满大蒜的门槛;打开门进入神秘博士的小小时空机器，里面则是一个广阔多变的空间。
跨进和跨出，便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
当故事跨越门槛，我们便在故事的门阶相逢。
第四人民医院旁一个“烤大面筋”的摊主收了我的钱，我看着他，在炭火上烘烤面筋，飞快地撒调料、抹酱汁。
然后，他用纸袋包好四支烤好的面筋递给我，仔细地看了我一眼，努了一下嘴：“我看你经常来这里，你有家里人在里边？”
我不吭气。
“你，你——那个啥，里面是不是有好多疯子？”
“他们不是疯子，是病人。”我很不快地纠正他。
“就是疯子嘛。”摊主笑了起来。
“是病人。”我坚持。
“就是疯子嘛。脑子好使的话干吗关到里面？他们的脑瓜都是一根筋，坏掉了。”
他看了看我的脸，飞快地用扇子使劲地在烤架上方来回扇，好像“疯子”这个词有晦气，要沾到他的热气腾腾的烤面筋上了。
我摇摇头。
“里面”是一个词。但我看不见“里面”这个词的黑洞。
对我而言，它是黑暗的火苗，这火苗每个人的心里都有，当这火苗越来越亮的时候，可能是它最终吞噬了一个人的时候。
等我探视出来时，没看到这个女人的身影。
“烤大面筋”的摊主对我说，这个手提木棍的妇女脑子肯定坏了，一个人在医院门口瞎转悠了十几个来回，嘴里还念念有词，然后又坐30路公交车返程了。
“她没进到里面。她起码在大门口走了十几个来回，想进去，却又没进去。”
摊主很认真地对我说。
墙
一扇永远打不开的门，就是墙。
人们造墙是为了抵御危险，预防不轨之人入室偷盗财物。
墙固然遏制了不轨者胆大妄为的自由，但危险却是永存的，因而，墙，代表隔绝与限制。
它是一个事实，是以监禁作为代价，紧紧拽住停滞的时间和空间。
那些囚禁在此的人，内心是壁垒，没有多少人愿意洞悉他们心灵中的搏杀史。只有一早一晚的光线，不厌其烦地照彻他们生存空间的每一个角落。
我要说的是精神病患者。
童年时光，孩子们总能找到一两个神秘的人，与他们的童年生活保持着猜疑的间距。比如在垃圾堆捡拾食物的疯子，无疑是孩子们的合适人选——他从哪里来？他的家人在哪里？他为什么成了这个样子？没有人知道。只有孩子们乐意扩大想象的边界，猜测他们种种神秘的身份。
有精神疾病的人往往被看成是在情感上大起大伏，狂热而不计什么后果的人，是一个内心太过敏感，以至于不能够承受粗俗而平凡的世界，充满恐惧的人。
“是病人自己创造了自己的病。”
这種疾病的诱因，部分是来自外界对患者的影响，但更多的则是来自患者对待世界的方式，或者说，来自他对待自己的方式。
患了精神分裂症的人往往需要隔离。
为了治好病，患者不得不从他的日常生活中隔离出来，被送到一个特殊的封闭式场所。
一旦被隔离，患者就进入了一个有着特殊规则的双重世界。
很多患者喜欢在精神病院待着，因为只有在这儿，大家才是同类人。
从词源上说，有病的人意味着受难者。
苏珊·桑塔格在其著作《疾病的隐喻》中这样写道：“疾病是生命的阴面，是一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拥有双重的公民身份，其一属于健康王国，另一则属于疾病王国。尽管我们都只乐于使用健康王国的护照，但或迟或早，至少会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每个人都被迫承认自己也是另一王国的公民。”
但是，说一个人“疯了”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他居无定所，从白天到夜晚不停地改换栖居的角落。他们没有一堵墙可以避护，他们一旦走出了墙，世界对他们而言就是一张网，而夜晚，也只是一条街道或垃圾场旁边的某一个角落…… 现在，他衣衫褴褛，脸上的表情丧失了悲喜，在垃圾堆里捡拾发霉腐臭的食物，嘴角流出发黑黏稠的涎水……孩子们（我也在其中）围着他有节奏地齐喊：“疯子！疯子！疯子……”或故作害怕似的哄笑着跑开。
接着，从暗处飞出一颗石子，瞄准并打中了这个被称为“疯子”的人，暗红色的血顺着他的额头淌下来……上苍就是这样，选中了他，作为灾难的祭品。
这些被称作“疯子”的人，在意识上也是失重和混沌的，如一重厚厚的壁垒，上面长满枯萎的精神的稗草。因而，在某些时刻，我想到那些患有精神分裂症、恐惧症以及妄想迫害症的人，心里便不能释怀，我写下他们，其实是在察看自己内心的阴影。
对精神病患者的禁闭最早始于十五六世纪。在欧洲国家，随着麻风病患者的减少，麻风病院被改造成精神病院，以最特殊的方式禁闭和照料精神病患者。他们创建医院的目的之一就是保证疯子的安全，直到恢复到正常人的理智状态。殊不知，这些“危险”的精神病患者却是与乞丐混在一起的，而乞丐在当时被认为是最大的社会问题。
传说，世界上最知名的禁闭精神病患者的地方是英国伦敦的伯利恒医院，它创建于1242年，到1403年为止，仅住过六个精神病患者。但到18世纪时，伯利恒医院的知名度几乎可以与伦敦塔咸斯敏斯特大教堂相匹敌。
它成了一个吸引大量伦敦游客、贵族们的观光景点。
参观狂躁、凶暴的精神病患者及其古怪、滑稽的行为，是有钱人一种时髦的娱乐活动，即便在19世纪晚期，伯利恒医院的门票也常常一售而空。
无独有偶。创建于1784年的维也纳一座著名的疯人塔，它的知名度与伯利恒医院齐名。
我曾经在来自国外的一本画报中，看到过这座著名的维也纳疯人塔的景观。
这是一幅黑白画像。
数名男性患者均衣衫不整、蓬头垢面。他们中有人裸露肮脏的身体呆坐一旁;有的人狂躁地舞起手臂，来回奔跑在被禁闭的四方形高墙内;还有的人旁若无人地在墙上信手涂鴉，或者朝墙上一格格小窗里，正饶有兴味观看自己的贵族扮鬼脸，哇哇大叫……
恐惧，无疑成了一种游戏。
而这些有钱人的目光如同魔法，穿越门与门的阴影、墙与墙的束缚，厚厚的墙彼此环拱，无法阻止他们向下面张望的视线——当口水、臭鸡蛋还有尖叫，如大滴的雨珠砸向这些疯子时，提醒他们必须仰起脸来，好在，还有这么一条向上的通道！可是有什么用？当癫狂和恐惧在他们的血液中鼓胀，并泼绘出尖刺状的形状，让他们在扭曲的目光中看见城市在燃烧、天空在旋转、人群如蚊蚋、坟冢在开裂……
这幅画的对象是他们，不是“我们”。
观者注定要孤立无援地走进这幅画中，这无关乎时间和空间，像一个怪诞的梦，令人惊悚，引导我们去到另一个世界，那里的世界如此骇异和不可思议。因为它的逻辑是一个对立面，不是正常人逻辑世界的某种延伸。
我承认，这幅画给了我一种说不出的震撼。
那天是W市入冬以来最冷的一天。
在这之前，这个城市连续下雪。天晴后，洁白的雪在阳光下发出坚硬如铁的光泽。冬日的阳光均匀地照在每一个角落和行人的脸上，在霜迹渐淡的晨雾中，枯叶在树梢飒飒作响，空气冷冽而宁静，似乎是某种美好事物的开端。
但是，当我越来越靠近城郊那幢被厚厚的围墙封闭起来的灰白色小楼时，我的紧缩的心，被一股巨大而莫名的东西压倒。
那是悲伤，一种真的悲伤。
我来到的地方是一家精神病院。
我来这里是看望一个人，我的一个至亲。
作为一个正常人，有多少人见过，或者了解真实存在的精神病院呢？
多年以来，我对这个名词充满了一种难言的恐惧，觉得它是悬在我内心深处一个幽深的洞口——“众多灵魂幽暗的花瓣开在湿漉漉的枝条上”。
在很多的夜晚，意象派大师波德莱尔的诗句是一句冰冷、凝滞的咒语，有如某双不可言状的眼睛在看着我。而那些被称为“病人”的人，如同被这目光驱赶，一个个鱼贯而入，进入这个被封闭着的幽深洞口。
这是一个古怪而隐秘的通道，在这里，有一股阴风吸附着他们，有那么一瞬间，他们的身影变小，而后消逝不见。
消失，就是他们到达彼岸的证明。
第四人民医院是一座普通的白色大楼，有五层。
每层都有一条狭长的走廊。
它没有传说中的高墙和密布的电网，但六个入门处无一例外安装了铁门，终日紧锁的门绿漆斑驳，每扇铁门均有十几个用纱网封闭起的圆形小孔——这是病人与外界交流的。走廊两侧一格格病房的窗户，无一例外，用一道道铁条封闭。
在公众心里，这栋白色小楼里面藏着太多人的秘密，阴暗和恐怖。这里的病人是反常规的，危险的，是一些远离社会常规的“不合时宜”的人。
我履行了一系列手续后，得以进入病房中。一些穿着蓝白横条病服的人，在昏暗的黄色光晕里发呆，有的人双脚交替，长时间地摇摆，像变了形的钟。
我回过头，身后那冰冷厚重的铁门像是另外一堵墙，隔开了混沌与清晰，谁也不能同时在一个平面上同时看到门的两面。只能在它开合的一瞬间，转换成未知的、崭新的谜面。
精神病院空旷的院落尽头，少有人走动。一枚凉薄的冬日嵌进灰色的云层里，洒下同样薄而凉的光芒。
一路上，我恰好迎面遇上二十多名刚从浴室洗澡回来的精神病患者，有男有女。他们穿着统一的蓝白病服，在数名医护人员的监护下，趿着鞋，懒洋洋地走在院落中。这些病人，每天只有几个小时的放风时间。
他们被护士带到一处小花园里——说是花园，其实就是一个随意长着几棵大树的院子。一名护工守在花园的出口处，而病人们则被护士带领着，排着队一个挨着一个在院子里散步。
队伍中，一个留有齐耳短发的女患者不时蹦跳，想摘掉走在她前面一名女护士的帽子，被这名女护士面带愠色地轻声制止。乍一看，他们的神态跟普通患者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再仔细观察，他们的表情涣散，脚步迟缓，发青的眼窝里有着已被抽空了的空洞，还有惶惑。感觉这些人影里的谜，要比过去、现在和未来以及一切宗教的谜更多…… 现在，他们远远地走过，宛如一幅破碎了的风景。
在精神病院，最特殊的是那些女患者，她们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散漫地四处张望，近乎无声地自语、唱歌，更多的时候是发呆。
这一天，我在病房角落处看见一个女患者，她正试图靠近一个正对着墙壁自言自语的中年男人。那个男人头发蓬乱，不时地扬起手臂，对着墙壁狠狠地拍打，嘴里念念有词：“打死你，让你再跑，打死你！”可白花花的墙壁上没有蚊子、苍蝇，什么也没有啊！
还有一个女患者，她是病房里唯一没有穿病服的人，看不出她的年龄，甚至性别，她的身躯异常瘦小，好像还正处在发育中，像谁突然大喝了一声，让她从此停止了生长。蓬乱的头发高顶着一顶儿童毛线帽，似坠非坠，显得非常可笑。
她苍白、干巴巴的脸像月牙一样尖细，而唇部泛出猩红。那是一种不正常的红，是一种生病的红……她自始至终都在傻笑着，一溜晶亮的涎水从嘴角淌了下来……而她满脸的污迹，说明她很久没有洗过脸了。
就在我注视她的时候，她已经在靠近这个正在不停拍打墙壁的男性患者，一边朝他傻笑着，一边慢慢地脱下了皱巴巴的针织毛线裤。我吓了一跳，一把拉开了她：“穿上，快穿上。”
病房里，三五个患者都在目睹着这个女患者不正常的人生游戏。没有人惊讶。
她还在傻笑着，表情天真烂漫，好像早已丧失了痛苦、绝望，甚至是羞耻。她从哪里来？是被谁送来的？我没有问旁人，当我们睁开眼睛，只当我们的现实中又增加了一个疯女人而已。
随后，一名女护士面无表情地把她带走了。
临走时，扔下了一句硬邦邦的话：“今天新来的。”
这时，治疗室里突然传来号啕大哭的声音，一名女患者盖着被子，闭着眼睛拼命大哭。另一张床上的女患者则恰恰相反，只要护士给她盖被子，就浑身剧烈抽搐，直到将被子完全抖落在地才安静了下来。
由于室温较低，四名护士和醫生不得不合力按住她，花了十来分钟才帮她盖上被子，并用布带将病人捆住。处置的过程中，医生被患者抓伤，一名护士的工作服被抓破。
后来我才知道，这名患者在家经常拿刀追砍丈夫、摔东西，家人出于无奈才将她送进医院。
在精神病院12号病房里，我看到了姐姐红掌。
我的亲人。
她还活着，成为那场可怕灾难后遗留的证据。她傲慢地站在那里，构成了对我身体中原罪的指认。
我走近她，不知为了什么对她笔直的身体产生了迷恋：“你终于变成这样了，轻得像一个影子，可以飞！”
我轻轻地笑起来，我和她之间的那堵墙轰然倒塌。
绳索
铁链。粗糙的绳索，在微亮的光线下散发出冰凉的质感。
一股冷意从并拢的脚底漫向膝盖，热量在精神的弧线中散去。如果不使我暖和起来，那么，我准会战栗，在寒冷的炼狱之火中冻僵。
铁链往往是用来捆绑和牵引重物的，比如一只开合的木箱、一艘随波而去的小船……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第一次看到铁链是在动物园里。一只刚入园的大猩猩被囚禁在巨大的铁笼里，两条粗黑的铁链，在它多毛的胸前交叉捆绑，黑亮的毛皮因剧烈摩擦而划出几道血痕。它粗壮的身体除了臊腥的动物气息，还留有森林中桦木及草叶的清香，这种来自大自然的特殊气息，使它时时陷在矛盾中，无法把自己与此时被围困的栅栏、粗硬的铁链联系在一起。
因此，它的眼睛里尽是愤怒，像人的眼神一样，因愤怒而哀怨。但铁链是那么地冰凉，难以挣脱。
最后，大猩猩像一块黑色的石头那样静止不动。
我的目光透过围观的人群，看到了这只大猩猩，感受到它沉默的力量。
“你吃，吃。”
一个稚嫩的童声从人群中传来，我看见一名梳着马尾辫的约摸四五岁的小女孩的脸紧贴在栅栏杆子上，小胖手握住一个剥了皮的香蕉，身体尽可能地向前倾，伸长并靠近它。
“吃呀，你快吃。”
小女孩的声音像天使一样动听。
沉默的大猩猩朝着小女孩望去，舔了舔干燥的双唇，疲惫的双眼闪过一丝温柔的目光，但很快就消失了，它像一块沉默的石头那样一动不动。
最后，人群散去。大猩猩双眼紧闭，像是睡着了。
绳索。
我的词汇里又增加了一个词。
一个在何时何地都可以感受到将一件庞大物体捆绑起来的词。
在精神病院，有一些特殊的病人，他们有着特制的轮椅和脚链。每天下午，病人都要戴上左手绑右脚，左脚绑右手的特制绳手链脚链，在护士长的带领下分批去体检，体检的目的是更好地控制药物带来的副作用。
女人的身体似乎更容易感受到一根绳索所表现出来的意义。
正如女作家海男所说：“我的绳索是一条道路。我的命运就是一条绳索等等……绳索好像与她的未来有关系，好像正在展开，试图席卷过去……”
那根绳索，制造出关于她命运的一个神话。
的确，绳索在女人的历史中反复出现，尽管很多女人并没有尝试着用绳索捆住自己的身体。绳索对她们而言只是一个词，但那种被捆绑起来的疼痛感却总在她们的身体之中，无论是醒着还是睡着。
但我要说的是，绳索在她们的生活中的具体显现，正由有形变得无形：婚姻的气味、膝下三岁孩童的眼神、有窥视欲的女友、闪烁其词的情人、灶台边的灰色围裙，以及停滞在抽象道德意义上的环形涟漪……
绳索，像一种更为原始的符号般，让女人时时承担这一个词的重量，感受命运无可改变的可能性。
这里，我要说的是另外一些用绳索捆住的女人。
她们是一群精神病患者，用粗大的脚链束缚住了的女人。
1793年巴黎的一座女疯人院。
18世纪，欧洲的贵族把疯人院看成是人类堕落的地方。当有人主张释放疯子时，保守分子竟说：“什么，你要放掉这些野兽？你自己是不是也疯了？” 画面上，有数名倚靠在门柜上的女人，昏暗的灯光下，她们衣衫褴褛，下垂的乳房露了出来，一缕缕垂落下来的头发像一堆枯草被风吹乱，还有深陷在阴郁中的眼睛。
画面上，我看见一个女人的头微微低垂，握紧的拳头紧紧贴住因过度紧张和恐惧而变形的脸颊。
连同她的手、脚被冰冷的铁链缠绕。赤裸的身体、铁链……尽管后来的某些女性在私生活领域中扮演受虐的性角色，比如，让对方用铁链缠住自己丰满的裸体，或让性伙伴用皮鞭抽打自己，似乎这样，才能获得情欲勃发……但此时，被束缚住的女性的身体与性无关，甚至与悲喜无关。
现在，距离她身体很近的另一个女人正懒散地坐在地上，两腿平齐着微微叉开，姿势显得很不体面，水肿的脸上露出愚钝的，满不在乎的笑容。
画面上的她们，宛若一幅破碎了的风景。
用冰凉粗大的铁链紧紧捆扎，但精神能够飞升吗？我说的是她们，倒不如是我在说我自己。
我所敬重的“学者型作家”赵鑫珊说他自己多年来，养成了热心考察精神病院、停尸房、墓地、监狱和荒野的习惯。在他眼里，这些地方是一本本打开的哲学教科书，那里有活的弥陀、庄子、柏拉图和海德格尔。
越来越多的时候，我无论是一个人长久默坐，还是独自一人在路上行走，常常会感到一副无形的铁链正将我脆弱的身体，还有精神紧紧捆扎，这让我自己如同被放逐在黑暗的天际和旷野中。没有人说话，这种不好的感觉让我快要窒息。
这时，我极端地以为，我无法从她们中寻找到她们。
如果寻找，我会从人群中，从周围的女人中移开，在尘封的女性历史中，在生长的词语密林中辨别她们，接纳她们。
如同接纳我自己。
窗户
我去过的医院，无一例外——只有精神病院的窗户是永远封闭着的。几条钢棒交叉着，被死死钉在了窗框上，透明的窗户玻璃上留下了几道怪异的黑影。
这些由铁、玻璃的网络所组成的物质被火烧制，经过火焰后会变得坚硬，水分被烧干，剩下的物质紧紧凝结，然后，由这样坚硬的东西组成长方形，人居住其中，既受到保护又受到威胁。如果使劲碰撞窗户的话，就会头破血流。
于是，人们退一步，任由它挡住外人的视线，把自己囚禁其中。而窗户的外边，是重重楼群的黑影，在城市夜晚的角落处发出窃窃私语之声，推窗一看，却空无一人。
每个星期二是W市精神病院探视的时间。
那天暑热，阳光像锐利的刀片一样插下来，但我的身体却有些发冷。
在精神病院的走廊里，那些来探望自己家属的人，无一不是低着头匆匆走过。我也低着头，与母亲一前一后地走着，提着食品的塑料袋子不时地触碰腿部。
强烈的阳光从玻璃窗外呼啦一下泼进来。远远地看，这群人从我身边走过去的时候，身体的一半落在阳光里，一半留在阴影中。他们似乎仅靠自身的气力，而非形体，与我一起隅行在空旷的走廊。
我像往常一样站在门口，贴着铁窗，不轻不重地敲了几下铁门。
铁窗五竖条铁，再加三横条铁，可以说是固若金汤，只能容苍蝇蚊子侧身而过。
窗内的人，唯一的信仰就是出来。“里面”的人，才是病人，“里面”这个词，才是最可怕的词。
出了这个铁窗，才能证明自己是正常人，是他们的同类。
稍许，铁门上如脑袋大小的窗户打开了，探出一张男护士的脸。他吹了一声口哨，我便把手中带来的东西交给他去检查。要知道，精神病患者的身边是不能留任何私人物品的，像剪刀、橡皮筋、发卡、筷子，包括鞋带等要被拿掉抽掉——因为它们都很危险，一个小小的不留意就会要了患者们的命。
“好了——你可以进来了。”
“进来”是一种许可。
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过后，他打开这道封闭的铁门，看我进来后，又哐啷一下子锁上，静寂的楼道发出沉闷的声响。
在男护士关上铁门上的窗户，让我迈进病房的那一瞬间，一张张奇怪的面孔和一双双神情各异的投向这个世界的眼睛，几乎使我失去了判断——这是一个白日梦的世界。
走廊盡头一个比较宽畅的地方，好像是患者的休息区，角落里有桌有椅，男护士让我坐在一张长椅上别动，然后，他让一个护理人员去叫人。
休息区的墙壁四周贴满了预防精神疾病的宣传画和心理咨询问答、注意事项什么的。比如，有一个大标题：容易患精神病的五类人群，并仔细地罗列出一大“怪人”——偏执性格、循环性格、分裂性格、癔症性格、神经衰弱性格，等等。还用红蓝笔写下了好多注意事项，比如，不要在病房吸烟，捡到按钉、铁丝、绳子和小刀等要马上交给护理人员，等等。
还有一点我没看懂，上面写着：大小便之后应立刻离开厕所，不要逗留观看，不要吃屎尿——看到“吃屎尿”这三个字的时候，我吃惊坏了，眼睛一定瞪得好大，以为自己看错了。
我随护士一起走向病房。医生的办公室距离病房约有一百米远的距离，现在是正午，两排病房中间白色的走廊很安静，除了雪白的墙壁及紧锁的一扇扇铁门，没有任何色彩，走廊中也没有患者走动。
我好像是走在监狱的白色甬道里，心跳得很快，脚步慢下来。铁门上的锁在我的眼前放大，大得像一间黑暗中的铁房子。
走廊里有一股“来苏儿”的味道。当然不是阳光下旷野中的味道，而是睡梦中似曾相识的、无声无息的古里古怪的气息。
我熟悉这股味道。
我记得，八年前的一个清晨，我也是被这样的一股味道牵引着来到了这里。那味道在空气中像鸟一样地飞来飞去，纷乱沉重——
“你可以走了，下星期二是探视的时间。”
护士把门板上的小窗户打开了一条缝儿，冲我微笑，是那种天才对于智能低下者的居高临下的微笑。
然后，我眼睁睁地看着一个“白大褂”挽住姐姐红掌的胳膊，消失在他们所开启的那扇窗户后面，看着她和其他人一样，被一股神秘的力量吸入这个静止的盒子，不再出现。 只有窗户紧闭。
清晨的光还没褪尽，那窗户像一只深邃而黯淡的眼睛，从那眼睛的深处，我看到了一个个曾经鲜活青春的毁灭，看到了被毁灭了的家庭中每一个人的悲戚与忧伤。
直到走出很远了，我仍回头朝着这扇铁门看，这扇铁门上的窗户像是长了一只眼睛的怪物，朝我眨眼。
每个星期二我都要去医院探望姐姐。
到了那一天，精神病院探视室人声喧哗，病人的家属为亲人带来好吃的。这个时候，妈妈扳着姐姐的肩膀，眼睛里含着泪，嘴里反复唠叨一些注意事项。
我别过头去。
我知道，姐姐红掌是她生命中最敏感和脆弱的东西。
窗外是一大片准备拆除的房屋，有的已经坍塌，只剩下破残的墙壁断面，护士说要在它的原址盖新的病房区。
清晨的光线照在灰色的瓦砾上面，可以清楚地看到光柱中灰尘的颗粒，在旋转和弥散。它们虽然千疮百孔，却带有几分假定性和非物质性。
有几个女患者站在窗前，晨光像是被魔法呼唤过，使她们的身体镀上了一层白色，眼睛散发出黑缎子一样的光芒。
我看着她们三三两两地站在窗前，那既孤独又渴望人群的神情，跟外面明亮的光线有些不协调，就像那咄咄逼人的光线，有一种侵犯之感。让人觉得，她们随时都有可能破窗而下，充满重量地砸下来，然后坠落在地。
一想到这样一个不祥的场景，我便沉默起来。
那沉默是一种对自己的同类所怀有无法言传的深深的同情。
有那么一瞬间，一种渴望在心中升起。我渴望自己奋力一跃，回到阳光下，回到正常的世俗世界中去。
就像十多年前，同样是在这个地方，曾发生了一起坠楼事件一样。
那个时候，这家精神病院的窗户并不是封闭着的。这个特殊场所与其他地方一样，窗户是一个通往外部世界的象征，窗户将窗外的风景框在窗棂之中，舒缓室内的郁闷，也让视觉有个出口。
据说，W市有个女孩到天津艺术学院深造，不久因循环性深度抑郁症休学回到了新疆。
一个雪后的清晨，她的同学来精神病院探望她，把相机镜头对准她，说是要给她拍些照片，她犹豫了一下，说，我把头发散开好吗？那样会好看些。她的同学在那一刻，眼泪下来了。
她永远散着长发——这是一个象征。
在她的同学离开后不久，这个女孩的身体就超越了禁锢她的窗户，在高处，在远方——她从窗户里跳下楼了。
没人知道，她在跳楼的最后一刻想到了什么，但是在那一刻，她拥有了选择的自由。
药
你一定不知道，长期服药的人的身体中会散发古董般的味道。
这股奇异的味道，不是平常人出汗的味道，而是一股酸腐味，像没酿成功的酒，又像是腐败了的水果的味道。
可能是病人身体就像是笼子的缘故吧，不过笼子太小，那里聚集的，来自身体的气味不能散去，正源源不断地散发出湿漉漉的腐烂的异味。
我注意到这种味道，防不胜防。
比如我的姐姐红掌。她身体就是這么一股子味道。有她在，这股味道时而浓郁，时而淡薄，弥散在我的整个青春期里。
有人说，精神分裂症就是灵魂病。
那些精神错乱患者往往被看作是在情感上大起大落的人。狂热而不计后果的人。是一些太过敏感以至于不能承受这个粗俗的世界而充满恐惧的人。
如此，是患者创造了自己的病。
他自己就是疾病的原因。
疾病是惩罚，是一种内在的野蛮状态。那么，精神分裂症是不是人生最大的不幸呢？它的根源是孤独，让周围的人避之不及。
在一些国外的画报中看到，若是有人患了这样的病，那一定是“有恶魔从神那里来捣乱”。而女人是最容易受到恶魔的诱惑的。若是自己的女儿或是妻子行为怪异，或者发狂，那么她的父亲或丈夫一定会毫不迟疑地告发她，说她是“妖巫”。
如此，很多女人就是这样被当众烧死或者绞死。
因而，在所有的人看来，精神分裂症是一种可怕的病，患者对药物有依赖性，大多数精神病患者需要终生服药。
红掌自从二十三年前她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后，就开始了漫长的服药生涯。那些不同形状、不同颜色的药片，她吃过多少？我不得而知。
但我知道，这么多年过去后，她并没有得到真正的痊愈。
她因长期服用带激素类的药品，身材变得蠢胖。她把所有的症状都经历过了：疲倦、迟钝、步态不稳、咽不下东西，开口流利地说话对她来讲是一件困难的事。
而我的家人，常常穿行在精神病院与药店之间，承接周围的人异样的目光，以往的生活，像是被他人的幸福鄙弃一旁了。
其实，抗精神疾病的药物并不复杂，姐姐红掌从入院到现在，一直吃的是氟西酊。这种药主要是起到兴奋作用，因为吃过药后，会让人的思维活跃很多。
不过，要是睡之前吃的话，还会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睡眠。所以，医生把姐姐的服药时间安排到了早上和中午。其他的患者好像也是差不多，主要还是那几种药。
不过，几乎所有的抗精神病的药物都或多或少有一个副作用，那就像是得了帕金森综合征，最严重的就是会导致患者的全身曲弓僵硬，连吃饭都咀嚼不了，很可怕。
除了这些，还会有别的副作用，比如身材发胖、嗜睡、表情呆滞等。
不过，这些症状来得快去得也快，通常是在停药之后的一个月左右就恢复了。
当我的姐姐翕动嘴唇，向我们叙说着身体的种种不适，说着生活的另一种徒劳时，家人的直接反应就是，去帮助她，帮助她缓冲这世界对她的攻击。
因为姐姐红掌的病，我们一家跟医生算是结了缘，关系既亲密又抗拒。
医生，同样是一个需要人隔离的职业，每一次与患者的接触都是亲密的，却又是职业的。这让他们不得不把他们自身的一部分封闭起来，隔绝于他们的患者之外。 隔绝的手段之一就是药片。
即便一直服药，精神疾病也很少有人能够真正痊愈的。人们无法理解这一时期医生们的无助感，无法理解他们将各种案例分类，理成清晰的，行之有效地治愈系统。所以，他们难免要说出一些刻薄的话来：
“医师就是将他所知不多的药，倾入他所知更少的人体的人。”
或者说：“医师就是开出处方，等着病人死亡，或者自然痊愈的人。”
我不相信药能治所有人的病，特别是精神分裂症。
姐姐红掌住院后的某个上午，我到一位值班医生那里去了解她的病情。医生拿着一大串钥匙，态度热情，白大褂却脏得可以，而且很不整齐，一个脱了线的扣子似坠非坠，让我有点怀疑他的医生身份。
不过，听他说起话来，却很有意思。
他对我说：“精神分裂症也是灵魂病。若是有人患了这样的病，那一定是有恶魔从神那里来捣乱。而女人是最容易受到恶魔的诱惑的。而这种病的诱因，一部分是来自外界对患者的影响，但更多的则是来自患者对待世界的方式，或者说，是来自她对待自己的方式。”
“是患者自己创造了自己的病。”
“别的病都有诊断手段，但对于这些患上精神分裂症的女患者来说，X光、B超、CT等仪器都诊断不出来，可以说是无能为力，只能猜测着治，但很少有完全根治的。”
我的母亲似乎比我更脆弱，在最初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她拒不接受医生对女儿的诊断，她甚至撕碎了诊断书，阻止我带姐姐去医院，她甚至打电话威胁医生。
我看着母亲，感觉她比红掌更可怜、可悲。
她与红掌的根本区别就是：她是一个躲避现实真相的患者。
红掌患病的感觉很久以前就存在了，并在这个炎热的夏天里愈演愈热。
在这炎热期的一段时间里，一个中医的大夫给姐姐下了“连环套”的方子，吃药——汤剂和片剂、扎针、拔火罐，等等。
特别是扎针的环节，令我感到恐惧。一根根银针坚硬冰凉，一碰到她的皮肤的那一刻，站在一旁的我，全身的肌肉也会紧张起来，变得僵硬、敏感，好像那针扎在了我的皮肤上。
除了定期带红掌到医院扎针，我的母亲还热衷找各种治病的秘方。凡是秘方总有些奇怪的药引，如吃奶男婴的尿、长翅膀的蚂蚁、黑蜘蛛的头，等等。她说没有药引，再灵验的秘方也会没有效力。
她拿着一根不离手的铁钩子，经常到树林，还有树林边沿河一带的破旧房子转悠，特别留意枯树枝上或者人家屋檐上的蜘蛛网，她到处挑、戳、扯——看到过路人一脸的诧异，我母亲郑重地说：“这对治我女儿的病是很重要的。”
但我始终也没看见，这些古怪的东西在红掌身上发生的那种效力。
看着她整天倒腾这些灰黑色的，令人恶心的虫子，然后晾晒成模样奇怪的尸体，我都想离家出走了。
尽管我心里很抗拒家里有这么个病人，但是，不妨碍我固执地喜欢看母亲煎药。
牛皮纸袋一打开，一股呛人的中药味弥散开来，像被人猛地喷了一口发腐的墨汁，把清晨干爽的空气给搅浑了。它的陈旧的幽闭感让我感觉自己正进入一个陌生的，與正常的事物不能连接的维度，像是另一种载体，把我载往时间的深处。
是的，那段日子里，我每天早上都能闻到一股浓重的中药味，连米缸、花盆、家具、墙上的挂画，都有隐隐约约的药的颜色，使这个家呈现出一种奇异的景象。
闻着这样的味道，我的眼皮开始发沉，吸进去的好像不是空气，而是另一种有重量的，令人窒息的物质。
一股冷汗冒出来，像重浊的物质正穿透我的身体，胃里的东西开始上升，要把体内的一切物质全都挤出来——那是一种与我对抗的力量，我在最后的时刻深呼吸，感到自己的头发在冒烟，就要烧起来了。
我被这样一股气味托举，在空气中上下搅动，看见母亲把一些黑乎乎的东西倒进陶罐，微蓝的火焰舔着罐底，水开始响起来。陶罐细长的嘴开始喷出淡黄色的气雾，像烟。
其实，那不是烟，而是火炉上又苦又黑的汤药冒出的水蒸气。在这样水蒸气中，我感觉自己的头发发黏，要流出又黑又苦的汁液来。
有一次，红掌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我身后，轻轻地说：“你看，黄色的烟。”
趁着母亲在厨房里出出进进，我偷偷地猛舀一勺罐子里又苦又黑的汤药，一口喝下去，苦涩的汤汁在我的肠道里弯弯曲曲地流动，使整个屋子散发出一股药的气味。那气味中有蜈蚣（地龙）尸体的味道、蚂蚁翅膀上的酸涩味道、男婴尿的腥馊味道——
可能是我从小就吸入了过多的中药气味的缘故，成年后的我，时常觉得自己从少女时代就具备了与众人不同的禀赋。
红掌从喝汤药那天起，总有几分浓郁的睡眠气息像水纹一圈圈地扩散，笼罩在整个房间里。
这个敏感易怒的病人，我的姐姐，躺在床上、沙发上，似乎没有什么能够惊醒她的因病痛而生的乖戾，当她开口说话时，话音空洞而沙哑，像是被什么物质给风干了。
我想这也许是中药草的作用，它在扼制疾病的同时也扼制了声音。
现在，她看着我，像在发问：生活啊，到了明天，明天的明天，你将逼我吃下什么样的药片？
味道
大自然早就在我们的身体里安装了复杂而精巧的迷幻系统。而嗅觉则是更为古老的感官，气味通过嗅觉器官非常准确、有力、持续而固执。
女人的嗅觉远比男人灵敏得多。
据说，一位蒙上双眼的母亲，可以在托儿所二十多个婴儿的小衣服当中，拣出自己孩子的衣服。
我不信，特意向一位刚做了母亲的女友求证。
她把婴儿的小衣服的一角放进嘴中轻轻咬嚼，点点头，脸上呈现出一种令人恍惚的幸福感：“这是完全有可能的，我一定会找到我的小宝贝的衣服。”
味觉始于何处？嗅觉又始于何处？实际上，两者是不可分离的。
我看过一幅图片，是在电子显微镜下放大六十倍的舌尖，排序井然的味蕾，看起来像一朵朵野生蘑菇，将味觉传达到中枢神经。 而嗅觉则是更为古老的感官，气味通过嗅觉器官，非常准确、有力、持续而固执。
味道的存在有时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些许麻烦。
很多时候，人体会因疾病而产生异味。
比如，病人口中如有臭鸡蛋般的气味，通过刷牙、牙线清理牙齿、咀嚼口香糖都无法去除的话，那可能是被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了;而呼出的气体或打饱嗝有酸腐味，多是患有消化不良等胃肠道疾病。
糖尿病患者的呼气中会带有烂苹果味。
嘴里若有发霉发馊味，则是肝硬化的最早信号。因肝脏无法完成给血液解毒的工作（如肝硬化），所以呼出来的气体就会有发霉发馊味。
口里若是有小便的气味，闻起来像氨水或尿液的气味，可能是病人肾功能衰竭。
腐烂鱼般的体味——三甲基胺尿症，又称“臭鱼症”。有这个病症的人闻起来像腐烂的鱼或鸡蛋，就像暴晒在阳光下的尿液或垃圾。
这种病虽然罕见，但它确实存在。
比起这些病人身体的味道，我更爱与女人有关的词：轻盈、富有弹性、弧度、透明。
还有香气。
有年轻女子居住的房间都有香的气味，她们有各种香型，苹果香、柠檬香、香蕉香、草莓香、面包香。这种气味是从她们白如凝脂的皮肤上发出的，也从她们的脸、眼睛、嘴唇、脖子、头发上发出的。
我曾看过德国作家本哈德·施林克的《朗读者》，这本书的迷人之处是它的丰富、多义，还有庄重，其中有一个细节就是对女主人公汉娜身体气味的描述。
“以前，我总是特别爱闻她身上的味道，她闻起来是那么的清新，是才洗过了澡，是新洗过的衣服，是分泌出的香汗，是刚刚被爱过的余味……”
回想那时候，他经常在她身边嗅来嗅去，像个小动物似的，甚至她的大腿间有一种水果般的气味，令他迷乱。
是的。在喜爱那个人肉体的味道时，便已经是心的领域了。
美丽而洁净的女人饱含身体的芬芳之气从容飘荡，而现实中世俗女人的身体的味道，却是一片混浊的泥塘。
没有谁会真正愿意赞美一个正在变得丑陋不堪的老女人的身体呢？包括味道。
一个深秋午后，我去看望病人。
还没到集中供暖时间，这户人家的房子里阴冷冷的，有一股发馊稀饭和久泡衣服的气味，一种像被植物肥水沤在盆子里的气味，以及下水管道生锈漏水的混合气味。
这是一种难以描述的气味，墙皮上有陈年的污渍，发着灰黑，没有专门的衣柜，成堆的衣服分春夏和秋冬季，用报纸和塑料袋寒酸地裹起，堆放在床角，那些衣服的颜色有一种古怪的陈旧。
红色的棉秋衣的袖子从床沿的一角耷拉下来，一根棉线从袖口扯出来，软绵绵的。
这种特别的气味一直弥漫在老房子里，过了很多年，我才知道这其实是一种暮年的味道。
老去的人身上都有这种味道。让自己衰老的不是时间，而是人。
是屋子里先有了这股味道人才老的，还是人先老掉然后才有屋子里的这股味道的？
我不知道，屋子里老掉的人也不知道。
再说到前面我正看的这本书：《朗读者》。当书中的女主人公汉娜对生活失去信心，不可抑制地走向衰老时，她肉体的宫殿也在颓败，浑身散发出老女人的体臭。
有专家称，闻不出味道、无法区分气味的可能是精神病患者。
精神病患者分成很多种类，而且精神疾病有时候也很难被检查出来，因为发病的过程可能是漫长而又复杂的。
但专家发现了一个很简单的方法来判别这个人是否是精神病患者。
那就是：精神病患者的嗅觉跟正常人可能会不太一样。这是因为精神病患者的大脑前额叶产生嗅觉的功能有受损的关系。
一天，我在精神病院里，看到一个中年男人，双手交叉，缠了好几道绳子，面对窗户，长时间地一动不动。
听医生说，他一年前在自家的浴室洗澡时滑倒，头部受伤后晕过去了，醒来后，发现他的嗅球受损，失去了嗅觉和味觉。要知道，嗅球是鼻子连接鼻孔和大脑的部分。
他已经无法品尝任何食物的气味。在家煮饭时，饭菜熟了没、会不会煳了，往往都是靠用铲子筷子铲一下戳一下才知道。
香是什么？不知道。
西瓜味是什么？不知道。
草原的味道？海的味道？空气清新？煤气泄漏？
不知道。
到后来，他病情发展到只能感觉到腐肉和粪便的味道。
他热衷收集各类动物的粪便，包括家人的。有时上班，他把装有人粪的瓶子放在电脑前，总是情不自禁地要去闻它们。
他说：“这是我唯一能闻到的东西，证明我是活着的，活在人间。”
单位的人对他避而远之，后来，干脆让他提前病退了。
他在家里，把装有粪便的瓶瓶罐罐摆得到处都是。三伏天，他把冻在冰箱里的肉制品放在太阳下暴晒，一直晒到腐水流出，然后长时间地去嗅。家人实在是受不了了，干脆就把他送到了医院，一了百了。
“病人大脑里的嗅觉神经被切断了，目前还没有治愈的方法。这是一种看不见的疾病，除非你亲身经历过，否则你根本无法理解它的严重程度。”
医生看着他的背影，叹了口气说。
臉
下降：物理学的术语，用来说明一个物体被另一个物体挤压和压迫时发生的下沉。
在外科医学中，同一意义上由于某种外来的原因所产生的下沉。婴儿的颅骨，由于质软，会产生下沉。
精神学是指低落，低头。
气象学指大气压下降后，测压表上的水银柱下降。
从经济学上讲，以消费萎缩，股市下跌，商业贬值为特点的危机。
——（法）彭塔力斯《窗》
这段话，是我从一本有关精神分析学的书中摘录下来的。所有的词似乎都说明了下降、下沉、低落、萎缩、贬值、下跌——除了这些，精神分析学家对他们的患者们还能说出别的来吗？ 哦，我还忘了，这个叫彭塔力斯的法国精神分析学家还说了：从医学上讲，还有一种病态的精神状况，其特点为疲倦、消沉、软弱、焦虑。
如今，有不少人提起自己的“忧郁”。
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也对我提到了她的“忧郁”。她因乳腺癌，刚刚做了乳房切除手术，她的“忧郁”是来自器官的“忧郁”。
出院后的很多天里，因为害怕看见身体健康的女人，她很少出門，但她不停地对家人宣告自己要死去，就要死去，但心里又想尽办法阻止它的到来。
她的身体因为没有两点凸起物的支撑而空荡，那空荡聚集不了在某个点上，而成了一个空洞。她一想到那些健康女人脱掉衣服的样子，她心里的空洞就大而无边，像在下沉——是的，她也说到了“下沉”这两个字，但那已是没有了的器官的下沉，带着沉坠的重量。
有什么比一个下沉的女人更让人忧郁的呢？
“脸是通向无形的门，一道精神屏障。”
当人壮着胆子注视一张脸的时候，不能不感到惊惶不安，因为，脸首先是给神看的。注视一张脸就是在监视神。
比如此刻，我的目光是一种物质，让她不得不转过脸来。
这样，我看见了我姐姐——红掌。
在市精神病院一楼12号病房里，红掌站在窗前，侧身而立，她身旁一棵高大的盆栽植物挡住了我的一点视线，但我还是一眼感到了她的不同寻常：她的脸太长了，险些刺伤了我——真是罕见，怎么说呢？像被谁故意狠狠地扯了一把，线条僵硬、滞涩，只有一些单独的器官孤零零地浮在面皮上。
她的嘴是薄唇，软而尖的鼻梁在出油，在黑暗中凸显出滑腻的光。眼睛如两片破损的叶子凹进眉骨，带来一种暗示，集中了面部器官中最迷信、最无我的东西，如果她恰好覆盖了自己。
她勉强微笑的时候，牙齿比冰块还要冷。那种感觉让人口生寒气。现在，她瘦削单薄的身体竭力向前倾。还不到四十岁，她的脸变得枯黄而松弛，像从不长草的石灰石，露出血管的纹路，还有头发，她的长发早已剪去，发色灰中带白，像枯竭的植物在风中飘荡。
“嶙峋”这两个字突然冒了出来。
用这两个字来形容一个年轻女人好像十分不妥，但其中命运变化的必然性在这张脸上似乎早有预见——没什么道理可讲的，人生的打击是如此的迅猛和出人意料。
“你长得像我。”
少年时，似乎曾经有这么一次，姐姐红掌来学校接我回家，一路上她看着我，这句话脱口而出。那个时候，她还没生病。
“像谁？”我朝她转过脸来。
“太像了。”
她为了证实这一点，把我的脸轻轻地扳过来看，还伸出手捏了一下我的耳垂。我闻到她的手掌有一股不洁的汗酸味儿。
我有点嫌弃地偏过头去。
她扑哧一笑，朝我翻翻眼睛：“你像我，连脾气都像。”
她的声音低缓、沙哑，带着一种不可知的陌生气息，在空气中消散。
回家后，我赶紧照镜子。我看不出自己哪里像她。我觉得我的脸上、身上一丝一毫都没有她的任何痕迹。
我宁愿自己是矮子、驼背、羞涩、丑陋，是个贪图享受，好吃懒做的姑娘，一举一动都像从别人的家里长出来的，我也不愿意是她——红掌。
当时的我并没有意识到，多年以后，她的这句话是一个咒语。
世间只有两样东西能让我们的肉体变形：太阳下的影子，夜里的梦。而忧郁是一种死于经验的先兆。尽管它曾经成就过一些了不起的思想者，但仅仅了解这一点还不够。仰望众多的脸——那凡人的脸被内心的悲欢无数次修改，而早已改变了模样。
法国作家帕斯卡·吉尼亚曾说过一句很要命的话：“孩子们的脸是很没准头的。”这句话道出的是一个人的被毁与易毁，就好像用左手洗右手——说的是一回事。
因此，“我从来不画他们”。
生命的很多方面都像是标本，这只不过是其中一例。
比如红掌。
命运给她的不该是这样一张脸。她的脸确乎有一种生来就被人世、被火热的生活遗弃的模样——那张脸上，永远有一种惩罚性的孤独，顺从了缄默、疑虑、疏离，还有伤害……这些特质都是秘密的、不可分离的，带来一种异质的感官气息，就像身体和影子。
她脖子侧面的线条在长发的掩映下，似乎有什么东西在消失、消耗。
无疑，这就是她，我的姐姐。
这一切，有如暗示。
成年后的我有一段时期，感觉自己冒犯了红掌这张脸。我的没有笑容的脸开始变得窄长，五官收缩——它以前是圆形的呀。难道是长年的忧郁修改了我的面容，让我的心智远远地走在了脸的前面？
白天暗夜，我对自己做过多少次的突围和封锁？但没有人真正洞悉我内心的搏杀史。我渴望拯救我的厌倦，从厌倦中抬起头，和孔雀说话，或者像鱼一样浮在水面上。
现在，脸的弹性、线条、肌理从我的表情突围出去，让我的脸渐渐成为一种变数。
还有什么比一个忧郁的人更让人忧郁的呢？
红掌和我，已成为在这个世界遗世而立的身影。
世界就好像是一艘船，在一个敏感而孤独的眼睛里沉落了。在战栗和摇曳中告别了那种独属于幸福者的新鲜空气，从此相隔两岸，陆地上的一切折射出噩梦一般的阴影残留在他的眼球上。
“你活着，就是对我的惩罚。”
终于有一天，我母亲大哭着拍着墙壁，对我的姐姐红掌说。
惩罚——对如今的我来说又何尝不是呢？
现在，这张脸期待着该用遗忘填补。它们是我命运的遮盖物，但愿有一天，它们不会让我想起你的脸。
只是现在，我俩何以会坐在一起，像两个迟暮的妇人？
我害怕她向我提出一些问题，让我作答。那问题也是她的，让我与她那个并不遥远的世界构成了一体。
我们又将再次变成一个孤零零的人。 “如果有一天我虚构了你的面容，”我好像听见她在说，因为我也曾经说过一些类似的话，“我是不会知道的。”她说。
我默默地看着姐姐红掌的背影。
等待着她像小说中的人物那样朝我转过身来，说：“因为，你就是我。”
我的孩子呢
W市的火车客运站广场上人流稠密得像泥浆，谁都像没长眼睛，你撞我我撞你，大人叫小孩哭，一片黑乎乎的人头的汪洋上，每个人都像袋鼠，像蜗牛一样背着自己的行李，鼓鼓囊囊的，装着被子、衣服。火车站特有的黏糊糊、臭烘烘的气味，让人头晕脑涨。
直到火车像一块巨大的海绵，像吸水似的，把站台上的人都吸干净了。
这时，没有人注意到有一个老妇人满脸悲戚地挤在车站的人流中，来来回回地走，歪歪斜斜地走，她不时触碰到别人的身体，遭到别人的呵斥：“这位大姐，你会不会走路？”
待回头一看，那是一张被泪水泡大的面孔，两只发青的眼袋状如核桃。
只听见她木然地扯着一个陌生人的袖子说：“我的孩子不见了。我的孩子呢？你看见我的大胖小子了吗？”
“疯婆子——”
这个满脸胡茬的男子一把甩开了她，拖着行李箱走出了很远。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是人人都在谈去深圳、去海南的年代。
这两个地名比北京和上海都要时髦一百倍。广播、电视、报纸上都说，它们就是那个时代的神圣之地——“到深圳去，到海南去”。
他们对深圳、海南的了解是通过道听途说，还有报纸及广播里。说那里的夜晚极尽繁华，火树银花，流光溢彩的灯流，整晚地在坚硬的高层建筑的峡谷流淌，像突兀奇异的花朵，带着海洋气息的风暖而湿，咸而微腥——
而且，钱特别好赚——因为遍地都是赚钱的机会。有人去了不到一年，就赚来了小汽车和别墅。
这些传闻，让夸张的更夸张，美的更美。这一切对远在北方城镇的人而言，有如天堂——就是天堂也不过如此了。
“到深圳赚钱去，到海南赚钱去。”
这唯一的目的像一个巨兽，盘踞在空中，它的巨大的翅膀将最偏远最细小的尘土扇起，漫天飞扬。
以至于火车上的厕所、洗手间，硬座底下，列车员室门口，甚至硬座椅背都塞满了人。
这使得一些人目睹到另一些人的灾难。
开往广州、海南方向的列车沿途的每一个站的上下车都是一场战争，上车的人流把列车们紧紧堵住，车门开不了，列车里的人急得想跳窗户下来，而车窗外面的人呢，绝望地想要扒窗上来。突围的和冲鋒的势力均衡，有人疯狂地跳车，就有人疯狂地扒车，彼此在僵持中发现腿、手肘，还有脸被擦破了皮，渗出了血，正热辣辣地疼痛。这疼痛深入他们的内心，脱了一层皮，把他们带到这时代的神圣之处。
传说，在某一辆火车上，一位年轻母亲抱着刚满一岁的孩子去深圳看望孩子的父亲，结果到站后，被人挤在了列车门口，下不了车。
她听从旁人的建议，从列车窗口先跳下去，然后，会有人把她的孩子从窗户递下来。
不想，她跳下车窗后，摔了一个很大的跤，等她忍着全身疼痛从地上爬起时，万般惊恐地发现，火车已经启动了，而她的孩子，在混乱中却没能递到她手中。
火车慢慢地一往无前地向前驶去，这个绝望的年轻母亲号啕大哭，踉跄着追赶列车——这一只冷酷无情的铁皮爬行怪兽。
“我的孩子——谁看到我的孩子了？”
年轻母亲的哭号声在火车站台声嘶力竭地回荡。
没有答案。
从那以后，有很多年，这个女人一次次地在火车站来回走动，不停地询问：“我的孩子——谁看到我的孩子了？”
“我的孩子是个胖小子，有胳膊，有腿，会哭，会笑，会吃奶，谁看见他了？”
她说起话来，像雨天里深深浅浅、远远近近的水洼，它们闪着亮光，给旁人带来惊奇。
她又说：“宝宝你听好了，我是观世音，专门来治鬼的，有个鬼把你的魂抢走了，你还蒙在鼓里，你的魂呢？我来解救你了。”
火车站更加热气腾腾的一日将这个女人的声音全都覆盖住了，像一桩往事，湮没在人流的泥海，只有当时目睹这一事件的人说起这个恐怖的一幕，觉得它像一把利剑，高悬在头顶，令自己悚然心惊。
他们叹了口气说，这是一个可怜的疯婆子。
摸影子
每个精神病患者都有一个无形的玻璃瓶子，那里面只装着他自己。
他们把自己紧紧包裹在瓶子里面。外人看不见这个瓶子，只有他们自己才能感知其存在。
这个关于瓶子的比喻，让我想到一个摸影子的人。
那天中午，我在医院看到一个奇怪的人。
到底有多奇怪呢？只见他弓着腰，身穿皱巴巴的病服，头戴一顶灰黑色鸭舌帽站在窗前，一双瘦长的双手，对着阳光下自己的影子一把一把地抓呀抓的，好像影子里有好多抓得住的东西，比如尘埃，比如某种气味，它们在他的影子中飞来飞去，还沾到他的头发和衣服上。
他在空气中抓了一阵子后，就放到了自己的头顶上，还有衣服口袋里。
过了一阵子，他又从自己的身体里乱扯一阵，然后往外猛甩，嘴里念念有词，说是要把自己影子中的浊气和阴气放掉，一点儿都不能留，否则是要倒霉的——倒大霉的。
他身边围了几个穿着病服的人，一个短头发的女患者朝他的影子猛吐口水，说了句：“这是个疯子。”
“你才是疯子，你是个疯婆子——”这个摸影子的男人急了。
眼看要打起来了，这时，张医生听到吵闹声走了过来，非常温和地对这个男人说：“陈老师，莫激动，莫激动，你先到我办公室坐下来，测个血压、体温，再喝杯水，你就舒服了。”
“别费心了，你治不好我的，因为我根本没有病，也不用治，有病的是别人。”
这个叫陈老师的人脖子一梗。他嗓门很大，口气很冲，让我不得不注意到他。 “你过来坐一会儿嘛，咱们聊聊。没关系，就当咱们之间谈谈心。”
张医生把他推到办公室，拍了下旁边的木凳。
他坐了下来。
我跟着他到医生门口准备离开，张医生朝我点点头说：“你也坐下听听，这是我的病人，他和医院别的病人不太一样，他是个教高三的物理老师。对吧，陈新老师？”
“你要知道，在我们这一行里，很少有医生直接问对方你有什么病之类的话，这是敏感词，一般来说，我们都会问对方有什么心事，最近过得怎么样，顺不顺心之类的。你听听吧，你不是对这个话题感兴趣吗？”
张医生问他：“听你老婆说你经常自言自语，老是摸墙壁、桌面，还像刚才那样抓呀抓呀的，你是有什么心事吗？”
这个叫陈新的老师摇摇头：“没啥心事，习惯而已。”
张医生笑笑：“可是听你老婆说，你有时候整个双休日都在自己的家里抚摸墙面和书桌，一天都不说一句话。这也是习惯吗？”
陳新有些不耐烦了：“就是习惯啊。就像有些人喜欢抱着猫抱着狗，摸猫毛摸狗毛就能摸上一整天一样，我喜欢摸影子，有啥问题吗？”
张医生问：“摸影子？为什么？是强迫症？”
陈新反驳：“你完全想错了，这不是强迫症。影子跟宠物猫、宠物狗一样，是有生命的，不过估计你理解不了。”
张医生摇摇头，他说他的这种说法自己还是第一次听说：“影子有生命？这种说法倒是挺新鲜，你怎么会这么认为？”
陈新说道：“难道你不觉得影子有生命吗？”
张医生反问他：“难道有吗？影子的确是能跟着我们的动作来动，但是那不过是光线被物体遮挡后留下的阴影区而已吧？怎么可能会有生命呢？”
“那是你的看法而已。影子是一种‘随动生命体’，存在形式和你以前理解的主动生命体不一样。生命的形式比你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了。”
我忍不住打断他，插了一句话：“这太玄乎了，影子不过是光线被障碍物阻挡后在物体后面留下的光线缺乏区域而已啊。”
陈新斜了我一眼，开始越来越不耐烦了，视线飘移：“早就说了你们听不懂……哎，你也不懂，跟你们说这个真是费劲！算了，不说了。”
“你想想，地球上所有生命的能源最终都来自哪里？”
我抢着回答：“是太阳喽？”
陈新说：“对！就是来自太阳的光和热！人、动物、植物都从太阳那里获取了能量，固定在自己的身体里，就像太阳能电池一样储备能源，才能够有生命活动。”
张医生说：“生命从太阳那里获得光和热……嗯，是这么一回事。”
陈新笑了：“想通了吧？从某个角度来说，生命就是从热能较多的地方转移到热能较少的地方然后维持住那个形态！有这种特征的东西是啥，你说说看？”
我想了想，不太肯定地说道：“难道是影子？”
陈新点头如捣蒜：“就是影子！我想了很久，最后发现，其实影子也是一种生命，只不过是特殊的生命形态！”
张医生继续问他：“所以你经常摸影子、抓影子，那是因为你在感受影子生命体的新陈代谢？”
陈新点点头：“你可算是明白了，跟你们交流虽然累，但是比其他人好多了。我摸影子，是因为我想感受它们的心情。”
我吃惊地说：“影子还有心情？”
陈新说：“有啊。你去摸影子的时候，如果感觉影子凉凉的，阴影面积很大很浓，那就是它心情好，长得健康。你看它的时候，如果它在强光下变得很淡很细，那就是它生命垂危了。你摸过自己的影子吗？你摸摸看。”
他说自己运气不好，劳碌多愁多病，这把年纪还跟老婆离了婚，一定是影子里充满了一种青灰色的，心情不好的气体，他想摸到心情好的影子，要补一补运气。怎么补呢？抓天地之气，补自身的影子之躯，也就是补运气。
我朝他点点头，又摇摇头。
那次离开后，我在医院里再没见过他。后来我听张医生说，之后，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依然会和墙壁上自己的影子说话，愣愣出神，一耗就是一个下午，不过两个月后，这种情况就基本消失了。
他和影子生命体的故事，让我想起了叔本华说过的一句名言：“每个人都将自身所感知的范围当作世界的范围。”
油菜花开了
“菜花黄，疯人狂，痴子忙。”
这是老人的话。
说是家有疯子的人最害怕油菜花，因为疯癫的油菜花会让很多人睡不着觉。
比如肖一丽。
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
是从前的事，这样写起来，好像每一件事都遥远神秘。
那年，肖一丽刚满三十岁，她与新婚丈夫陈正南第一次从新疆石河子到云南农村看望婆婆。
二月，正是云南油菜花开的季节。
田野很静，正午阳光下，房屋和树木白晃晃地闪着金属光泽。无边的油菜花地如火似焰，开得疯癫，在阳光下伸展它泛着金光的脊梁。像一段燃烧的躯体，近似呼啸着奔涌。
都说油菜花开是精神病发作的季节。
车开了很久，也不见这黄色波浪有退潮的时候。它一半正处在阳光灿烂中，另一半，则涂满了深浓的阴影。
它们周围的空气始终是劲厉的新鲜。
白日之光被远山调暗了，花地的香气热烈而浊重，土路被露水弄得湿乎乎的，所有的花在向天空臣服。
仿佛一个想象中的人，正不动声色地突然降临。
他们为这样大开大合的色彩迷惑，索性下了车，扑到近一人高的油菜花田中，花枝间顿时有衣袖和饰物的喧哗声。
各种枝丫的阴影愈加深浓地投射下来走在花田里的每个人，脸上都是深深的金黄色。
这无边的油菜花地，像一个巨大凹陷的容器，将角角落落溢满。油菜花的黄色之浪在阳光下一览无余地翻滚，并哗然作响，把肖一丽推向一个陌生的孤岛。 肖一丽缩着肩膀站在路边上，一只手插在口袋里，另一只手捏着手绢捂着鼻子，似乎仍掩饰不了四野到处翻腾着的气味。一想到这股可怕的气味钻进了自己的毛孔，将伴随她走进昭苏一年又一年的盛夏，她的身体一下子刺痒起来，感觉她自己瘦弱的身体就要从这片孤岛上飘浮起来了。
她用手拨弄身边的油菜花茎，感觉眼前金色花丛上方飞着无数只小虫子，带着红色和蓝色的光影，密密麻麻地从眼前飞快掠过，让她头晕。
突然，她发出一连串哧哧的笑声，那声音很奇怪，让人觉得像是从花丛中发出来的。
“虫子，你们这儿虫子太多了，快去捉害虫，捉害虫。”
一个细碎的声音贴着她的耳边说。
她丈夫看着肖一丽脸色苍白，神情恍惚地自言自语，仿佛是在梦中浮游，不知该如何回答。
最后，她脸色苍白地抓住丈夫的胳膊，她说：“快看，我浮起来了。浮起来了。”
这个男人和他家亲戚第一次亲眼目睹了有人因油菜花而晕倒的场面。
这一幕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这个女的真的太奇怪了。
他带着嘲弄的语气对堂弟说。
“那种感觉你们不懂，就好像是一场大火把自己点燃了。” 肖一丽后来对丈夫说。她的病时好时坏，好起来跟正常人没两样。
但是，谁的世界一年到头大火熊熊呢？
一定有的。
而且，这大火烧起来是有征兆的。
来内地半个月前，肖一丽没经过医生许可，擅自停了药。她总听见自己的肋骨下面咕隆咕隆响，就像有一条鱼在跳，打算穿过她那层薄薄的皮跳到水里。
还有好多声音在她脑子里打架，那些声音变幻莫测，有时铺天盖地，像来势汹汹的噪音，环绕着自己飞转;有时，它们又像一种窃窃私语，你不知道它们从哪里发出，在说些什么，但是它们从墙壁、窗框、天花板、桌子、床涌出，到处都是它们细碎的声音。无论白天还是晚上，这些声音孜孜不倦地叫，让她异常焦虑。
她说，所有的人都在监视她，议论她。
这些虫子，还有鱼，就是这些人变的。
又一個清晨，阳光洒在云南的红土地上，百万亩油菜花田呈现出金黄的暖色像不断涌动的波浪——啊，怎样的人才配得上这样一个清晨，这样一件昂贵的礼物？
深重，缓慢的原始的花朵的呼吸开始呈现。
在风荡来油菜花的芬芳之前，一个老妇人坐在自家门口，沉默地看着远处。一只猫陪伴她很长时间。
当老妇人发呆时，猫就在她的脚下打盹。
就在这一刻，风荡来了油菜花的香气，老妇人揉揉鼻孔——她断定就是风荡来的，是风在她呆滞得几乎打瞌睡的时候给予了清醒剂。
老妇人深深呼吸着从风中荡漾而来的花香，决定去田野走走。她迈着细碎的脚步，顺着风的方向寻找油菜花。
这时，她听到油菜花地的吵闹声。有人在喊：“脱了脱了，这个女的好白——”
什么脱了？脱什么了？
老妇人想去看个究竟。
她的脚步，因年迈而萎缩的身体没有受到年龄和时光的限制而变得急促。这时，老妇人眼前闪过一道白光，满是尘土的村路上跑过一个全身脱得光光的女人，她身后，有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狼狈地追赶着。
这个脱去衣服的女人，正是她的儿媳妇肖一丽，后面追赶她的人，就是她的儿子及家里的亲戚。路边有几个看热闹的人。
肖一丽的病被公开，想藏也藏不住了。
老妇人活到近七旬高龄，像儿媳肖一丽这样的人，自己也是不陌生的：“她莫不是，那个疯病——那她是翻病了（翻：当地土语，犯病的意思）。”
老妇人眼睛一黑，一屁股坐到了地上，想到今年入春后，原本内向的儿媳忽然变外向，不仅话多、爱吃，穿着也越来越暴露，现在情况更加严重，还痴迷一些男明星，终日抱着男明星的照片不撒手。
老妇人回家后，便给肖一丽的家人打电话。
她的母亲接的电话。一个电话，就说了近一个小时。隔着长长的电话线，老妇人指桑骂槐，说她家刻意隐瞒肖一丽的病情，把她儿子就这么给毁了。
肖一丽的妈妈放下处长的架子，对这个尖刻的农村老太太低声下气。
在她的家族中，有得胃溃疡的，有得子宫肌瘤的，有得肾结石的，还有得高血压的，就是没人得这个病。
可轮到肖一丽，就不一样了。
肖一丽病着，偷偷地病，小区，还有单位的人，对她的病也只知道个大概。在她得病前，他们全是外人，无法知情，也没权利知情。
那是肖一丽全家人的病。
肖一丽的母亲说，女儿小时候好好的，几年前和邻居吵了架，被人用铁锨在头上拍了一下，就成了这样了。
她不发病的时候，平时看上去跟正常人没什么两样，对人有礼貌，尊老爱幼。但这些看似正常的背后，都是靠吃药。
到了女儿该谈婚论嫁时，她家隐瞒了病情。
除了给她嫁妆外，另给男方家八万元，意思是让她再不要回家了，回来丢人。
肖一丽被家人送到医院精神科看病。
医生说，春天油菜花盛开的时节，人体代谢开始增加，神经内分泌系统会发生变化，而那些曾经患过精神疾病的患者，会变得六神无主、坐卧不安，病情复发率极高。也就是说，这个季节，人到了不疯有点疯，疯者更加狂的时候了。
——不但人会发疯，据说狗也会。
一只狗，垂下尾巴，不声不响，无精打采地穿过油得亮眼的油菜地，它伸出的舌头滴着口水，走着走着，它的身子摇晃起来，无缘无故地把一个过路人咬了。
村子里的老人说，油菜花也叫疯狗花。
次年春节过后，又到了 “春风十里频相顾，又是一年菜花黄”的季节。家人提前将肖一丽送到县医院住院，这是一间大厅，不到一人高的隔板隔开十多间小病室，每间病室五六张床，病人或躺或坐，还有的呆立着不动。 她们大睁着失神的眼睛打量访客，脸上没有一丝表情。
肖一丽正在挂吊瓶，护士给她扎了针刚一转身，她竟从床上一下子翻坐在地上，老妇人看她的儿媳这样，问她坐在地上干啥呢？
她咧嘴一笑：“（这样输液）快！”
护士无奈地“责令”她起来，告诉她输液太快不好。
肖一丽嘴里叨叨着，说完“谢谢”后，随即躺在了床上：“我也是护士呢……我爸是公安局局长，我妈是教育处处长哩……”
她说着话不看周围的人，让老妇人一时有些无措。
过了好一会儿，她突然又坐起来，一把抓起墙角桌上的内线电话语气急促地说：“爸，我的病就要好了，你来接我吧，我要回去上班……”
她的脸颊紧贴着电话，等待电话里并不存在的回答。
大家一时无语，病房里静悄悄的，窗外的树叶轻轻摇曳，柔和的阳光透进来，一点儿也不刺眼。
老妇人想到明年的油菜花一定要开，还像以往那样肆意纵横地开，心里便惶恐起来。
环境太复杂了
“我不是精分，你别用这种眼光看我。”
他有些傲慢地看着我。
“精分”是精神分裂癥的简称，现实生活中少有人这么说，这让我不得不注意他。
他整个人蜷缩着，抱腿坐在住院部二楼17号病房角落处的长椅上。
正是盛夏，炎炎烈日晒得人一点力气都没有。可他穿着长裤、厚棉衬衣内套着灰黑色羽绒马甲，脚上却是拖鞋。这种反季节的装扮令人十分诧异。
我问他：“刚才医生叫你去做身体检查，你为啥不去？”
他重复了一遍说：“我不是精分，再说那边各种医疗仪器啊、机器设备啊很不安全，环境太复杂了，我不敢去。”
然后又说：“环境太复杂了。还有呢，医院诊室里的电风扇，在旋转的时候会砸下来把人的耳朵、脑袋削掉。针筒和针头那东西也不安全，你听说过医生打喷嚏的时候针头扎进眼睛里，把眼珠子都给戳穿的新闻吗？”
我看着他，大概知道这个患者的问题所在了，他有很严重的被害妄想症。
“丫头，你经常擦窗户吗？如果不经常擦的话，有时候下大雨雨点附着在窗玻璃上，太阳光照在雨点上，会起到放大镜的效果，把医院里的酒精、纸片什么的给点燃了，也很不安全。”
“所以呢，听医生说，你住了院以后，连病房都很少进，整天一个人待在门诊部这个角落里？”我问他。
“环境太复杂了，我只有待在这里才会觉得安全。”
短短几分钟，他一连说了好几个“环境太复杂了”。
这句古怪的话，就像是一道裂缝，使我从中窥探到他的生活。
“那这么热的天，你为什么穿这么厚的衣服、这么长的裤子，却穿了拖鞋，也是为了安全？”
他点点头：“是啊。你不知道天气什么时候会变冷不是吗？有时候万一突然下暴雨，或者下冰雹，你又一下子回不了家，不是会感冒吗？那会增加你死亡的概率的，穿得多了可以挽起袖子，或者脱下外套来散热，但是穿得少了的话，人在外面就没办法增加衣服了，是吧？”
我点点头：“那你的鞋子是怎么回事？”
他指了指他的拖鞋，说：“我不喜欢穿有鞋带的鞋子，那会增加你绊倒的概率的，我看到过新闻，里面说地球上平均每天都有八百万人摔倒，很多人还从台阶上摔下来，头磕在大理石上，磕得头破血流。绊倒是人类最大的杀手之一。我可不想增加我绊倒的概率。”
“环境太复杂了真是。”他长叹了一口气。
我无语了。
“那你总得出去吧，你不去人多的地方吗？”
他说：“能不去的话，我尽量不出门，就算出去，也是挑晚上车少人少的时候，走的也是小路，绝对不走大路。现在网络方便了，我买东西都是网购的，一次买好几天的分量，在用完之前又订购，这样就可以避免出门了。”
“那工作呢？你总得上班吧？”
“我原来负责人民公园内绿化养护管理，后来他们给我提前办病退了，我拿的是补助金，不用上班。”
“那你平时就在家里闷着，做什么呢？”
“有时候会看看书，或者听听歌，但是不看电视。就算看了，也要保持一定距离。”
“为什么呢？”
“环境太复杂了。我看到过新闻报道，说有人家里电视机爆炸了，那个惨啊，半张脸都没了。啧啧。”
“那你平时玩手机吗？”
“绝对不玩那东西，最危险了。除非不得不打电话，否则我是绝对不会用的。”
“手机也会爆炸？”
“手机当然会爆炸，手机电池充满了电就会不稳定啊，要是继续充电，或者有外界刺激，就会爆炸啊。听说手机爆炸威力不亚于手雷，有些人就是被手机给炸死的。你玩过手机吧？如果你一边玩游戏一边充电的话，手机电板就会变得很热，那肯定是马上要爆炸的征兆啊。”
我下意识地摸了摸我包里的手机说：“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这样的？”
他想了想，说：“有好一段时间了，大概是去年三月份开始的，那段日子我特别倒霉，就像被霉神缠身了似的，做啥啥不顺。我爸两年前被车撞死了，我妈在做针线活的时候被戳破了手指，晚上洗澡的时候也会莫名其妙被水渍滑倒，回家的时候脚趾头磕在门栏上还痛得要命。后来我还被鞋带绊倒过一次，整个人都趴在斑马线上，离我不到十米的地方就是一辆高速冲过来的马自达啊。你不知道那种场面有多可怕，远光灯照得你整片视野都白花花的，耳朵里被叭叭叭的喇叭声填满，大脑一片空白……”
“那段日子里，我想得最多的就是死，后来我去网上，看到了一篇文章，里面讲的就是一千种离奇的死法。那时候我就想，人活着真是不可思议的事啊，身边这么多会让你死的因素，连喝口水、被家里的数据线绊一下都可能会死，我们却能活到现在，真是奇迹。”
他说完，连连叹气。 “这么看来，是你的那段经历导致你精神紧张了？但现实来说，也只是少部分人会碰到意外吧，你犯不着这么杞人忧天不是吗？难道你就打算一辈子这样躲在家里吗？”
他摇摇头，神秘兮兮地告诉我：“是环境太复杂了，我也没有办法呀，因为死亡无处不在啊！不过我现在正在研究灾难概率波的运行规律呢，等我研究出来了，我就不用怕它了。”
因为这位患者的神经高度过敏，在他家人的强烈要求之下，他接受了三个疗程的抗精神病药物治疗。一个月后，他出院了，出院的时候神色好多了，眉宇间的紧张劲也消散了。
那天，我在医院门诊部门口遇见出院的他。
我问他当初对我说的关于灾难概率波的事时，他只是笑笑，悄悄告诉我说他有空还会继续研究那个的。
“因为，环境太复杂了。”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晒太阳的人
秋冬季节，多的是那种透彻、干爽、鲜亮的好天气，天蓝得没有一点儿渣子。
还有好太阳。
我在北疆很少遇见这样铮铮作响，不含一点儿水的黏腻的太阳，好像太阳的光不是从天空倾泻下来，而是从地面涌出。一道金色的屏障，像是把时间也罩住了。
镇公园一棵古树下，有十多个差不多年纪的老人总爱聚在一起，三五成群地晒太阳。他们的身前身后有笔直的新疆杨、梧桐，碎金般的枯叶随风哗哗作响。
粗看上去，这些暮气沉沉的老人的模样乃至举止相似——都是老头儿，高矮胖瘦都有。他们的脸颊深陷，目光迟缓，木讷。灰黑的棉服大多敞着，笼着手，彼此半倚半靠，或蹲或坐，脚插进了疏松的土里，好像再也离不开这个晒暖的窝儿。他们在阳光下眯缝起眼睛，似乎不想辜负大好的太阳，松弛的程度仅次于家里。
等阳光晒透了身体，心里释放满了好阳光，舒坦一点了，手就开始不安分起来，伸进自己的衣领，沿着焦铜的皮肤这儿挠挠，那儿抓抓。偶尔还有老人咳嗽起来，旁若无人地吐出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黏液。
这些个时辰里，太阳是不花什么钱，就能得到的一份美好的礼物。
阳光的味道很好，辽阔无边。这会儿，万物都在阳光之下，被宁静、和谐，以及仁慈的光笼罩着，不偏不倚。秋冬时节的楼舍、树木，以及家禽们，和人们一样摊开了手脚，让阳光穿透自己黏腻的身体。土墙干爽，丝丝缕缕的潮气在看不见的地方消散，小虫从墙缝里探出头来。这个时候，几乎每一家的门都笔直大开，阳光冲进屋子，让积累了几个月的潮气、霉气荡除得干干净净。
到了夏天，他们一早一晚地仍爱聚在镇广场的大榆树下，全穿老头衫，锻炼的时候全跳广场舞，全出汗，全想多活几天——
等他们锻炼结束后，气喘得匀了，便坐在一起晒起了太阳，一起胡聊，过去的事儿才提起来。某某是三八式老革命，某某是九三学社的骨干，某某是镇教育局局长，某某是某院校党委书记——说完了，彼此哈哈一笑，算是添个笑料。
这群晒太阳的老人中，除了笑料，还有不少故事。其中一个故事，是我父亲听这些老人说的。
说是前几年有一个老疯子，经常在镇广场闲逛，他的头发很长，看不清脸，但显然是一位年逾六十的老者了。他虽然是一个疯子，但外表看起来却不肮脏，垂肩的头发倒有一种萧索的感觉。
有那么几年，他经常固执地尾随一个人，一个常在这里扎堆晒太阳的老人。
他叫楊正。
我见过这个老去的人——他七十多岁的样子，黑黑的瘦脸上永远没有表情。他喜欢坐在镇广场西边大槐树下的木椅上，他有一个固定的姿势：一条腿放平，另一条腿屈起，一只手放在腿上，他披着黑色大棉袄呈狭长的三角形披挂下来，从背影上看，有种不威自怒感。
当时的他，颇有实权，连他鼻子里哼出的一声，都带有绝对的权威性。
是的，杨正最具有标志性的词，就是从嘴里——不是，是从微微仰起的鼻孔里喷出来的一个声音：“哼——”
据说，那些年，因一句话、一件事被他“哼——”下去的人多得数不清了。
老疯子也是其中的一个。
听人说，这个老疯子原来是镇二中一位面容清俊的中学历史老师，姓刘，脸白白的，头发是阿拉伯式的天然卷发，浓密地堆在头上，像一顶帽子，人称“小刘老师”。此人略懂诗词，年轻时喜欢在人多处吟自己作的诗。
老疯子总是距离这个面色阴沉的老人不远不近——三五米的样子，嘴里咕咕着什么，声音很低，一遍又一遍。有人说，他念的是一首诗。
据说那年秋季的一天 ，他带班学生参加义务劳动，爬上了一座人工假山的山顶。因山皆为碎石垒成，当地人称“石头山”。他站在山顶上，看到整个镇都在自己脚下，就有了一种豪迈的感觉。他本来就是一个酸腐小文人，平日里爱之乎者也，吟诵几句诗啥的，就来了兴致，沉默半刻后，叉着腰，大声吟诗一首：
“登上石头山，头发刺破天，饥是银河饮，渴是太阳餐。”
吟诵完毕，正在暗自得意之时，哪料到杨正刚检查完毕工作，也陪着工作组的人来石头山的山顶看风景，那几句歪诗被他一字不落地听了进去。
这在当年看来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造就了一个人命运的转变，这个事件成了烙在他心上深深的指甲印，陈年树林里的惊弓之鸟。
在狱中，小刘老师经常想着这件事的起因，及所导致的后果，一想到杨正那张狭长而黧黑的脸，特别是嘴唇下的那道阴影，他的心里顿生冷飕飕的感觉，肉体的磨盘在缓慢的转动中，各种各样血色的幻想一一闪过，他竟有了一种视死如归的念头，据说，在狱中没关两年，这个年轻人就被折磨疯了，老是抑着一张白得发灰的脸，一个人叽叽咕咕地念那几句诗，也没人听得懂，干脆就放他回来了，放回来也没处安置，只好待在父母家中。
小刘老师从狱中出来后，世界依然如故，好像一切都不曾发生，天空依然湛蓝绚丽，人们依然用脚站立，地球依然有引力——他整日在街上游荡，饿了，人家给一口就吃一口，也不伸手讨要。他吃杨树叶子，还吃过柳絮、槐花，他摸到树上的什么，就很吃力地把那东西朝脸上移动，慢慢对准嘴巴，塞进去。 有人看见他翻着灰白的眼珠，很长时间地望着天上的云，眼睛里有一种蓝光。
要知道，对于冤屈，我们大多数人所能选取的是遗忘。但他不。
他不能向整个世界施予报复，因为绝对强大的恨意已吞噬了他，他被自己想象中的仇敌控制，成为那个仇敌的猎物，与一个巨大的虚无格斗，虽然，虚无的力量是无限的。
疯子吃饱了，便经常跟踪，追逐长得像杨正的男人，那个阴沉的，祸害过自己的人——而那些人，也只是长得像他而已，他跟踪错了，别人也没把他怎么着，因为他只是反复对着人念那几句诗，没把别人怎么着。
是个文疯子。
时间长了，所有人都见怪不怪，称他 “刘傻子”。
小刘老师终于变成了“刘傻子”。
这个很宽容的称呼，多少映照着他的人生作为一个孤立事件的徒劳无功。
这是一个弱者为自己所扩写的一部作品——细节完全是卡夫卡式的，充满了厄运，因为太真实了，太像生活本身了，就真的成了生活本身。我们与其怜悯这个不幸者和无辜者，倒不如对人间的全部生活寄予最真的同情。
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杨正因事被“打倒”了。
最后一次，他在镇机关大队部的办公室里，人们听到他拍着桌子大喊大叫，要工作队的人数一数他身上有多少条伤疤。他的声音如山洪般猛烈，最后，他一瘸一拐地回到了家，终日被四堵泥墙围着，陷在莫合烟升起的烟雾中，咳着，喘着，在冬日阳光的笼罩中，以太阳为侣，寻到了一个不受干扰的自我存在的环境中，渐渐成为一个孤独的，没有党籍和职务的老人。
中国式的复仇埋藏在时间的累积中，它从不惧怕时间的洗练，时间也只是一种求证的假借物，直到故事的结尾来临：有一天，杨正被自己曾祸害致疯的“刘傻子”找到——他穿着肮脏的衣衫，眼睛里的双瞳重现那头颅里所容纳的黑暗，经常尾随在自己身后，那时隐时现的埋伏的姿势仿佛拉满的弓弦——
当“刘傻子”向他轻声念诵那几句诗歌，无疑向他缓缓开启了咒语之幕，这个场面像火一样弥漫了本故事的终结处，我们清楚地知道它的形状、颜色、热度、走向，一个曾经被逼疯的年轻人，怎样用假想的雨滴，准备将另一个罪者慢慢杀死。
这世间，总有恶贯满盈的人——他们终究会衰老。
人们看见的他们，只是一些坐在公园的大树下，或者马路边晒太阳的昏昏欲睡的，“卖呆儿”的老人。
我父亲很少凑到他们跟前一起聊天，晒太阳。有一次，他指着那些扎堆晒太阳的老人对我说：“你看到了吗？这群人，当年没几个是清白无辜的。看到树下那个戴眼镜的老头了吗？平时很爱说笑话，他姓李，在那个特殊年代，他带头抄家，把他老师的头打破了，还铺了一地的碎玻璃让老师光脚走过去，那脚啊，全是血——还有，站在他旁边拿扇子的那个瘦高个儿，也是一身泥，曾逼死过一个寡妇——”
温和暖煦的阳光被层层叠叠的树叶所过滤，漏到他们身上，就变成了淡淡的圆圆的轻轻摇晃的光晕，这圆圆淡淡的光晕静止在老人的满头银发上。他们安静地，有一句没一句聊着天，天空又高又蓝，飞虫在头顶的树上细声细气地吟唱。
那一刻，凝滞的时光像含着永恒。
他们在一起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聊，说哪一种活血化瘀，理气止痛，用于胸部憋闷的药最管用，说谁家的孩子孝顺，才给他爹买了按摩椅，说自家的孙子高考上了一本分数线——那些话，也像偶尔落在身上的树叶般不沾身。
他们轻轻笑着，说着，看起来，无一不是仁慈，心平气和的，在这大好的，别人的世界中，安然地晒着人世当中最后的太阳。
“我们的内心都藏着各种有罪的尺度”。
人世间，真的会有最大的饶恕，最大的惩罚吗？
如果有，那谁会真的站出来指认这些苍老者的一生？指证风烛残年的他们在几十年前曾经犯下的罪孽？
但是，要经过多少年之后才能把它的悲剧情节从细枝末节里抽取出来？
就像这段历史，它坚持沉默。
就像白雪，无声地覆盖并消解一切强横的坚硬。那——是不是谁被覆盖了，谁就圣洁了？像真正的雪，给大地穿上洁白的外套？就像电影中躲在断壁后面放冷枪的士兵，把枪口低向地面，呼着嘴里的白气，看着大雪从天而降，他们张开的嘴里，尝到最小颗粒的凉。
雪把仇恨也掩埋了。
但是，真的会掩埋干净吗？我突然想起巴西诗人卡洛斯·德鲁蒙德·德安拉德在《花与恶心》一诗中所提到的情形：
“大地上的一切罪行，怎么可以原谅？
我参与了其中的很多，另一些我做得很隐蔽。”
道义，在看不见的高处，注视着芸芸众生。
一个初秋的下午，我路过这里，看这群围坐在大槐树下的老人晒着最后的太阳。
阳光闪着又亮又硬的光泽，草尖、屋顶、水塘、树木、步行小道等，像都有了烟气。这烟气从地上水上冒出来，似乎看得很清楚，一眨眼却又看不见了。再一看，房屋树木都浮在这热气中，摇摇晃晃有些不稳似的。
这些看似平凡而普通的老人被固定在了这脆亮的太阳下，由他们传达出来的光是那么地单纯，让他们在不觉间接近了神。
这时，一阵风吹过，树叶纷纷响动，透过层層叶片，久远年代的老树凝滞着满眼的浓绿以及一道道凛利的阴影，掠过晒太阳的老人们苍老的面孔，竟让我感到了丝丝寒意。
责编：鄞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