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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武大老同学陈早春，近年来已几度进出医院的重症监护室，所以听到他病逝的消息并不觉得多么突然。但故人远行，毕竟让人感到悲伤，难过。
早春比我大两岁，但入学比我晚，我读的是大本，他读的是现代文学研究生。这样，我在1959年被分配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他却是1965年才到出版社。我们彼此熟悉起来，是1976年至1980年底我奉调到鲁迅著作编辑室从事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编辑、注释工作以后的事。
其时，我们被安排到同一个办公室，他是专业对口的，我却是半路出家。所以难啃的硬骨头往往都是由早春他们去解决的。最让人难忘的一件事便是：《三闲集·序言》注（8）提及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的作者杜荃是何许人也？这是几十年来没有解决的悬案。
鲁迅在《三闲集·序言》中提到的那个骂他为“封建余孽”，判他为“主张杀青年的棒喝主义者”的杜荃究竟是不是郭沫若？《三闲集》的责任编辑陈早春认定：这是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问题，是将近三代人相继在文艺界里寻觅而尚未解决的难题，“我没有权利绕着走，我得尽我所能试一试。”于是，他搜集材料，仔细推敲，深入钻研，从鲁迅的文章和书信，从冯雪峰转述的鲁迅有关谈话，从前期创造社成员张资平指明麦克昂（郭老当年常用的笔名）即杜荃的文章（郭从未否认）中，特别是从署名杜荃和郭沫若本人的其他文章中，引证材料，深入分析，经过论证得出结论：杜荃即郭沫若。他虽然也有过害怕郭老的顾虑，但又想，鲁迅和郭沫若当年都曾用笔墨相讥。在郭沫若化名攻击鲁迅之后，鲁迅也曾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不无偏激地骂郭沫若等为“才子+流氓”。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文坛掌故。早春還想到，郭化名杜荃攻击鲁迅的事，既在《三闲集》中提到，也在《二心集》《两地书》《书信》《集外集拾遗》等集子中涉及，这样在鲁迅著作中多次重复的问题，如若失注，是对不起历史，对不起鲁迅，也对不起读者的。于是，他拿定主意决定向领导写下书面汇报。
此事由他于1979年8月2日写成书面报告，又在此基础上写成万字长文（《杜荃是谁》）投寄《鲁迅研究文丛》，后以“史索”笔名发表在该刊第1期。书面报告则由主持工作的林默涵写信说明情况和意见，转送周扬和胡乔木。1980年3月17日，周、胡分别签署了同意注明杜荃即郭沫若的意见。这样，在《三闲集》正式付印前，一桩延续了几十年的历史疑案终于得到了解决。
我由此深刻体会：探寻历史真相、追求真理，是不但要有学问，还要有勇气和担当的。
后来，我转向当代文学，早春则于1987年8月至1999年3月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
2016年9月我出版了《朝内166：我亲历的当代文学》。知道他在病中，便让与他同住北京方庄的儿子把新书带给他。早春在收到书后便给我打电话，除了感谢赠书还有两个内容：其一是说湖南有人说我写文章披露他作为社长反对出版张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古船》。我立即对他澄清说，这是1986年的事了，当时的社长是孟伟哉，不可能是你。我为此给老孟写了报告，立了“军令状”，坚持我的“《古船》是一部有开拓性成就的优秀小说”的观点，认为不让出书是没有道理的。后来，大概是老孟也对上面做了疏通的工作，《古船》得以在1987年8月出书。另外，我最近也没有在湖南发表文章。总之，这一定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有文章披露人文社社长不让出版《古船》单行本，而辗转传到他那里，便错把所说的“社长”安到自己的头上。他释然，我也庆幸在他生前把此事澄清了。
其二，他告诉我，《白鹿原》在1993年6月出版单行本以来，争议不断的根子，就在上级意识形态领导机关的批评。他说，当时这个部的常务副部长（“正部级”）让该部出版局局长打电话给他，指出《白鹿原》“不但是黄色的，还是反动的”“立即停印停发”……这些，早春都没有告诉我这个《白鹿原》的组稿人、终审人和最早版本的责编之一（当时我也已经是主持当代文学图书出版工作的副总编辑），而是亲自去找新闻出版署图书司，敦请召开当代文学的专家、学者的座谈会，又去找他比较熟悉的老延安评论家陈涌，请他仔细看看，替我们把把关。早春说，这些都是历史了。过去他挡着，没有告诉我们，现在应该公之于众了。
过了几天，我便在我社新出的《新文学史料》2016年第4期上看到了陈静对他的专访文章《“其实他一点也不‘左’”——陈早春深情忆陈涌》，这才恍然大悟。
哦，对《白鹿原》的压力，批评、指责、禁止这样，禁止那样，直到1997年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评奖时，评委会负责人坚持要作者对《白鹿原》修订。原来这一切的根子都在这里，而早春却迟至2016年才把真相披露出来。我们的社长对我这个主管当代文学图书出版工作的副总编辑都不说，让我们可以按自己的理解去写文章，去工作，这是一种怎样的勇气和担当啊！
人无完人，也许陈早春应该专任总编辑，而不必以一介书生去当什么社长，管许多自己并不擅长的行政事务，这样，他的学术成果也会更丰硕一些。但既然当了社长，就有社长的担当。就我经历的《白鹿原》出版、宣传、评奖等等而言，他的担当和负责精神，对我们就是很切实的帮助和支持。我由衷地感谢他。
武大中文系毕业在京工作的同学委托我去送他远行，并草拟挽联和赠送花圈。我以56岁的“高龄”进入出版社的领导班子（早春是“班长”），如今又以真正的高龄（82岁）做同学们委托我的事情。我拟定的挽联是：隆回珞珈京都月，赤子丹心无冕王。早春生于湖南隆回，学成于珞珈山武汉大学，然后几十年没日没夜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不管作为社长他的成败得失如何评价，他作为无冕之王（编辑）是名实相副的。
你在人间确实太累了。愿你在另一个世界好好休息吧。
2018年7月4日 草
8月7日改完
早春比我大两岁，但入学比我晚，我读的是大本，他读的是现代文学研究生。这样，我在1959年被分配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他却是1965年才到出版社。我们彼此熟悉起来，是1976年至1980年底我奉调到鲁迅著作编辑室从事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编辑、注释工作以后的事。
其时，我们被安排到同一个办公室，他是专业对口的，我却是半路出家。所以难啃的硬骨头往往都是由早春他们去解决的。最让人难忘的一件事便是：《三闲集·序言》注（8）提及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的作者杜荃是何许人也？这是几十年来没有解决的悬案。
鲁迅在《三闲集·序言》中提到的那个骂他为“封建余孽”，判他为“主张杀青年的棒喝主义者”的杜荃究竟是不是郭沫若？《三闲集》的责任编辑陈早春认定：这是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问题，是将近三代人相继在文艺界里寻觅而尚未解决的难题，“我没有权利绕着走，我得尽我所能试一试。”于是，他搜集材料，仔细推敲，深入钻研，从鲁迅的文章和书信，从冯雪峰转述的鲁迅有关谈话，从前期创造社成员张资平指明麦克昂（郭老当年常用的笔名）即杜荃的文章（郭从未否认）中，特别是从署名杜荃和郭沫若本人的其他文章中，引证材料，深入分析，经过论证得出结论：杜荃即郭沫若。他虽然也有过害怕郭老的顾虑，但又想，鲁迅和郭沫若当年都曾用笔墨相讥。在郭沫若化名攻击鲁迅之后，鲁迅也曾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不无偏激地骂郭沫若等为“才子+流氓”。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文坛掌故。早春還想到，郭化名杜荃攻击鲁迅的事，既在《三闲集》中提到，也在《二心集》《两地书》《书信》《集外集拾遗》等集子中涉及，这样在鲁迅著作中多次重复的问题，如若失注，是对不起历史，对不起鲁迅，也对不起读者的。于是，他拿定主意决定向领导写下书面汇报。
此事由他于1979年8月2日写成书面报告，又在此基础上写成万字长文（《杜荃是谁》）投寄《鲁迅研究文丛》，后以“史索”笔名发表在该刊第1期。书面报告则由主持工作的林默涵写信说明情况和意见，转送周扬和胡乔木。1980年3月17日，周、胡分别签署了同意注明杜荃即郭沫若的意见。这样，在《三闲集》正式付印前，一桩延续了几十年的历史疑案终于得到了解决。
我由此深刻体会：探寻历史真相、追求真理，是不但要有学问，还要有勇气和担当的。
后来，我转向当代文学，早春则于1987年8月至1999年3月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
2016年9月我出版了《朝内166：我亲历的当代文学》。知道他在病中，便让与他同住北京方庄的儿子把新书带给他。早春在收到书后便给我打电话，除了感谢赠书还有两个内容：其一是说湖南有人说我写文章披露他作为社长反对出版张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古船》。我立即对他澄清说，这是1986年的事了，当时的社长是孟伟哉，不可能是你。我为此给老孟写了报告，立了“军令状”，坚持我的“《古船》是一部有开拓性成就的优秀小说”的观点，认为不让出书是没有道理的。后来，大概是老孟也对上面做了疏通的工作，《古船》得以在1987年8月出书。另外，我最近也没有在湖南发表文章。总之，这一定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有文章披露人文社社长不让出版《古船》单行本，而辗转传到他那里，便错把所说的“社长”安到自己的头上。他释然，我也庆幸在他生前把此事澄清了。
其二，他告诉我，《白鹿原》在1993年6月出版单行本以来，争议不断的根子，就在上级意识形态领导机关的批评。他说，当时这个部的常务副部长（“正部级”）让该部出版局局长打电话给他，指出《白鹿原》“不但是黄色的，还是反动的”“立即停印停发”……这些，早春都没有告诉我这个《白鹿原》的组稿人、终审人和最早版本的责编之一（当时我也已经是主持当代文学图书出版工作的副总编辑），而是亲自去找新闻出版署图书司，敦请召开当代文学的专家、学者的座谈会，又去找他比较熟悉的老延安评论家陈涌，请他仔细看看，替我们把把关。早春说，这些都是历史了。过去他挡着，没有告诉我们，现在应该公之于众了。
过了几天，我便在我社新出的《新文学史料》2016年第4期上看到了陈静对他的专访文章《“其实他一点也不‘左’”——陈早春深情忆陈涌》，这才恍然大悟。
哦，对《白鹿原》的压力，批评、指责、禁止这样，禁止那样，直到1997年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评奖时，评委会负责人坚持要作者对《白鹿原》修订。原来这一切的根子都在这里，而早春却迟至2016年才把真相披露出来。我们的社长对我这个主管当代文学图书出版工作的副总编辑都不说，让我们可以按自己的理解去写文章，去工作，这是一种怎样的勇气和担当啊！
人无完人，也许陈早春应该专任总编辑，而不必以一介书生去当什么社长，管许多自己并不擅长的行政事务，这样，他的学术成果也会更丰硕一些。但既然当了社长，就有社长的担当。就我经历的《白鹿原》出版、宣传、评奖等等而言，他的担当和负责精神，对我们就是很切实的帮助和支持。我由衷地感谢他。
武大中文系毕业在京工作的同学委托我去送他远行，并草拟挽联和赠送花圈。我以56岁的“高龄”进入出版社的领导班子（早春是“班长”），如今又以真正的高龄（82岁）做同学们委托我的事情。我拟定的挽联是：隆回珞珈京都月，赤子丹心无冕王。早春生于湖南隆回，学成于珞珈山武汉大学，然后几十年没日没夜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不管作为社长他的成败得失如何评价，他作为无冕之王（编辑）是名实相副的。
你在人间确实太累了。愿你在另一个世界好好休息吧。
2018年7月4日 草
8月7日改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