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把当代中文诗批评的理想境界形容为：像陈寅恪那样研究，像爱因斯坦那样思想。再概括些，就是两点：专业性和思想性。本来，这也是一句大白话。没有专业的深与精，“思想”在哪儿立足？缺乏尖锐思考的挑战，专业研究又如何突破？但，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搅乱了许多本该不言而喻的常识和共识。专业和思想，曾被简化为“问题”与“主义”，无端一分为二，又恶性循环着由对立而斗争，结果汇合于惨痛：既无专业又无思想。回到诗，在彻底“非诗”的时代，这本该专业门槛最高的“斯文”，曾被逼着满街“扫地”。阴影拖延至今，就是标榜的“诗国”，本质上却仍在贬低诗歌。所谓“诗人”，条件只是识字，写几个分行句子，就足够登堂入室了。所谓“诗评家”，其实与评判无关，全部的需要，无非在小圈子里互相追捧，当个团伙意义上的“权威”。幼稚可谅，油滑难忍。“伪学”昌盛，反衬出的，恰是陈寅恪的“做人”底蕴和爱因斯坦的“深度”追求。要达到理想境界，真诗评家，必须比诗人还信念鲜明、特立独行。
　　
　　这篇文章的主题，是推重“成熟的”中文诗思考。这听起来有些可笑，这么多中文诗人，写了这么久（我们中不少人，早可以用“写了一辈子”之类吓人说法了），而“成熟”一词，竟如此姗姗来迟？！可惜，这是事实。当代中文诗起点之低，几乎像一种命运。“语龄”刚满一世纪的白话文，让我们既披不上古典那张虎皮，又隔绝开西方的海市蜃楼。从创作到思想，只用得上一个动词：摸——摸索我们自己的成熟之路。犹如，当年我站在临潼兵马俑坑边，俯瞰那个近在咫尺、却又被忽略千载的地下世界，一个句子，跳入我头脑、而后跳入长诗《与死亡对称》：“把手伸进土摸死亡。”这里的成熟，是一个完整的概念。既是诗的，更是人的。人领悟诗，诗完成人。职是之故，中国现实的艰难、文化的复杂，不仅不负面，反而正是对人对诗的必要历练。不仅不“漫长”，反而经常太快太匆促，无数的“凌波步”，总是轻功有余捷径有余，宣言口号有余，却来不及沉淀镌刻成作品。于是，我们年复一年，品尝“不成熟”的青涩：挣脱“文革”宣传的朦胧诗，用意象点缀社会批判，仍一派幼稚和浪漫。引发轩然大波的“三个崛起”，与其说是诗学之争，不如说是不彻底的社会观念之争。上世纪八十年代层出不穷的“诗歌群体”，对运动的嗜好远胜过写作，那冗长的青春期，几乎成了中文诗的不治之症。九十年代末，一场“民间”和“知识分子”的辩论，喧嚣而语焉不详，但如果把“中年”一词换成“成熟”，那对自觉的“个体诗学”的呼唤会清晰得多。从那至今，权／利夹击下，诗人落回孤独的实处，这本该是真正的开始，但更触目的，是中文诗思想的弱化。一个“伪学”盛世的有机部分：从无视自身困境的“伪人生”，到等同无聊装饰的“伪文学”，关起门来、总不缺团伙式的“伪价值”，在互相吹捧中沾沾自喜……太低的起点，被后天的发育不良变得更低。突然，朦胧诗人们已白发苍苍，“后朦胧”们近乎知天命，连“七零后”也开始老了，当我们翻看手里挥舞了太久的那几首诗，心里可能泛起一个疑问：这辈子，值吗？
　　
　　我不想给秦晓宇套上“某某代”的称呼。一个特立独行者，不会类同于批量生产的一代人。相反，他的思想，得滋养每一代。我们的初次见面，铆定于林立的啤酒瓶和一本《七零诗话》。后者更鲜明有趣得多。因为“诗人”太多了，而敢把自己定位为诗歌批评家的人很少，拿出第一本论著，就直接冠以古称“诗话”的人，我此前从没见过。我的神经，被“诗话”一词触动，因为那远不止一个古意盎然的标题，甚至不只是中国“传统的”诗论形式。它有意思，是因为特定的形式能包含特定的思想。我面前这个人，肯定仔细思考过“怎么写”，而不仅把一些想法塞进散漫的文字了事。这个感觉，完全被阅读《七零诗话》所印证。一如古典诗话，这本书也由大量片断拼贴而成：诗人趣闻、诗作撷英、古典佳话、舶来思绪、他人之讽议、一己之心得，以至貌似离题的随想漫笔等等，材料从记实到思辨到想象，性质决然不同，却又统一于书写的文学风格。正是我强调过的独特“散文”风格，一种仅存于中文里的传统（见拙文《散文断想》）。“七零”既是他出生的年代，更是一个回溯的角度，让他检视“当代中文诗”招牌下的杂交奇观。我们怀有它们全部，却又不同于其中任何一个。由是，我们的原创性，也是一种不得不。我说过，“当代中文诗”的特征，在其观念性和实验性，因为，它没法因袭任何现成观念，也只能用每一行诗实验存在的可能。我们的尴尬和机遇都在这里。从《七零诗话》起，秦晓宇的一系列精彩文章，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极大注意。对我（我的诗！）来说，更堪称期待已久、终逢知己！他的蒙古大漠生长背景，他理工科学历包含的求“真”执念，他广博的古典学识和化古铄今的能力，他对西方诗学的深入和对自身创造性的自觉，在在成为一种标志：当代中文诗，终于有可能突破过去零积累、甚至负积累的窘境，进入正积累的阶段了。我很高兴，这变化不曾减少思想深度，相反，得之于在深度中的会合。
　　
　　秦晓宇自己的《序序》，已经提到了他写作此六篇大文的缘起。这组文章，是首次对当代中文诗歌的系统研究。它们既是应邀之作，更有其生而逢时的必然性。因为，编辑诗选《玉梯》的初衷，本来就是用冷却下来的目光，审视过去三十年的作品，剥去种种附加值，辨认诗作的真实质地。选择本身就在确立标准。这部诗选，既是一次大扫除，还给我们的创作一个本来面目，又是一次“末日审判”，只允许古今中外的杰作坐在裁判席上。它将用英文出版，其意义，也在于廓清此前若干“当代中文诗选”的粗陋，那些人云亦云“挑选”的原作，那些无须费力就做完的“翻译”，方便了编者，却毁了中文诗的信誉。不，《玉梯》必须吻合当代中文诗的价值，非但如此，它本身也该是一部“极端之作”！就是说，它要比作品走得更远，去“打开”诗人和读者的视野。其方式，就是结构上那个独创：全部入选作品，按六种不同诗体分类。其中，抒情诗是中文诗的最长项；叙事诗堪称最短项；组诗，必须有清晰的结构；新古典诗，一个折磨现代中文诗人的独特噩梦；实验诗，汉字的观念艺术；长诗，曲折地回溯源头（《屈源》）。由是，每个诗人有多少个创作侧面、每个侧面的“完成度”如何也清晰了。这仅是归纳，抑或更在提醒？诗人，反省你自己！从一开始，我就希望这部书能勾勒出一张当代中国的“思想地图”，但这企图，只有当落实为晓宇的“组文”（又一个独创！）时，我才意识到，这“思想”二字的分量有多大；环顾世界，它多么独一无二！它是“叙”，也是“论”。我能感到，思想怎样从命题开始，越来越独立发育，直到突破原定的“序言”概念，长成一本任何诗选都不可能容纳的著作。（诗选的同名孪生兄弟！）但，对诗歌而言，这充分的思想何其必要！形象地说，《玉梯》上眺望到的诗歌风景，获得的不是一本导游手册，而是一部透视地层的地理学。通过它们，个案被剖析，整体被把握，当代内涵，呈现出考古学的丰富。我很清楚，“活儿”的难度决定了，没有外人能完成它，只有我们自己做这件事。它，就，是，中，文，诗，的，自，觉。我喜出望外，仅凭招魂般招来这个收获，《玉梯》也成功了！
　　
　　我在本文开端提到，“像陈寅恪那样研究，像爱因斯坦那样思想”，这组文章，是对那呼吁迄今为止的最佳回应。这里的标准很清楚：专业性和思想性。秦晓宇的“绝活儿”，可以概括成三点：细读，博考，深思。专业性，首先体现于对文本的细读和理解“互文”重要性的博考，一架仪器般的精微观察，加上全方位的智能联想、触类旁通，其结果，常常令被阅读的诗人拍案称奇。例如在讨论实验诗的《璇矶》中，他挑出我的《同心圆》第五环（这首长诗的压轴部分），把我从“诗”字拆解开的言、土、寸，破译成“词与物、言说与不可言说的问题”（言），“汉语里本来就有根之意”（土），“竟然成为一种微妙的、与内心或时间有关的单位”（寸）。且在引用大量与“寸”相连的古典诗句后，结合我“寸”诗里隐隐渗透的《长恨歌》，一举点破“再长的恨与歌，都在寸心之内”。这学问真做得有点儿北京人说的“寸劲”了！是我还是他？或者诗与评一起，从“宛转蛾眉”引申出“挽歌/的挽”、“婉转／的婉”、“宛如的／宛”，犹如一个延长音，“宛”然贯穿起那些同样被一条白绫勒断的句子（“脖子美如一个断句”），连死也如此娇艳的语言，遗下一摊摊空白的血痕。那么，是唐明皇、杨炼，或秦晓宇在听“铃”——听“零”？零声叮叮，断肠人都是领悟“消失就是思想”那人？我无意在此培养读者的懒惰，他们该自己去品尝这艺术的盛宴。我想指出的，是秦晓宇的研究方式，在“神似”意义上创造性转化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形式主义批评传统。请注意，不仅“形式”，而且“主义”！这肯定句，是不是对胡先生“问题／主义”两分法的微微否决？这里的“陈寅恪那样研究”，可以落实到以下各层面：一、文字层面，让我们尽享“训诂”之美，深究诗句的“用字”，详查字的构成、字源学的出处，从而推进和逼近它此处的用法。二、文本关联层面，衔接中文古诗的“用典”，以“考据”学力发掘一件作品内的整个传统，不仅研究其“用法”，更研究其“重写”和“改写”法，因为貌似关联处，常常正隐含着深刻的区别。这样的阅读，并非都以句号结束。相反，越深的探索，在敞开越多的问题，就像陈寅恪文章中，当他最充分地“发人所未发”之后，仍留下无数“待考”、“备考”一样，大家巨匠的存疑，焉能由黄口小儿之“确信”望其项背乎？三、文学形式层面，从“四声八病”到对仗、平仄，中文古诗里视觉和听觉的精美形式，不应该也不会在当代失传。它们必须转世轮回，成为我们作品中的形式意识，且以个人独创性为能源，极力发扬光大之。我说“把每首诗当做纯诗来写”，秦晓宇则深谙“把每首诗当做纯诗来评”之道，差堪告慰古人的是，伟大的中文形式主义传统仍在延续。四、诗学和哲学层面，汉字的空间性是我们的命运，它引申为一种“有界无限”的结构，把时间纳入其中，成为流淌轮回的一个层次。这不仅是停留在群体意义上的“东方时间观”，更是每个诗人“自己的空间／时间观”，而且要能够被“个体诗学”统摄的作品所印证。一个中文文本，是双重的永恒象征：指出人类的根本处境，同时指出人类的精神超越。此中诗意，又哪里限于一国一文？至此，我是不是已经在谈论“思想性”了？正是这样，谁能在专业研究中，主动拒绝空泛、肤浅、煽情，而执著于诚挚、踏实、真本事、硬功夫，就一定会诗、人合一，直抵存在本质。尤其在这个毛糙浮躁、急功近利的世界上，蝇头障目，思想危机掏空了一切，肯（敢！）活得“笨”一点儿，下此“渐悟”功夫的，不得不说是个巨大的异数。但再多一想，我们在谈诗啊。什么时候，诗是走捷径、捡便宜、玩玩顿悟游戏就能捡到的？诗，是世界永远的异数。即使当下，这个社会理想最贫乏、每个人感到最无力的时代，当你自称“诗人”，而又回避诗“个人美学反抗”的本质，写什么写？该问的简单得多：值吗？
　　
　　秦晓宇这本大书，终结于论述长诗的《屈源》，这篇比任何中文长诗都长、占全书三分之二的论文，曲折迂回地上溯了屈原那个“源头”，给“思想性”下了“发出自己的天问”这个最佳定义。我感到荣幸，此文以我的《叙事诗》结尾。让我的“思想——艺术项目”，在他专业性的透镜下，解析成具有普遍意义的光谱。于是，我的诗，所有诗，所有诗评，特别是这部“当代中文诗首次系统研究”，都汇入了思想——艺术的同心圆，“在人心万古苍茫之处，架设那架玉梯，让诗成为超越自身的原型”（同上）。两年前夏季的某个晚上，曾被我写进《现实哀歌》的记忆，不约而同刺痛了我们，在“死者的月亮傍着簇新的牌坊”之处，夜色飘雨的空旷中，他伫立，回家就读到了我从伦敦发来的诗。这种心之契合，才是诗作诗评相遇的前提。归根结底，人有个质地。你写不出你没有的。这让我想起和诗人、收藏家钟鸣通电话时，半开玩笑的说法：“至少得对得起石头！”戏仿训诂，“晓、宇”二字，已包含了“通晓古往今来”之意。我强调“共时”，就是强调这种内心的淡定沉静。从“玉梯”上眺望，我们始终都在“一个人和宇宙并肩上路”。爱上茫茫之美，就是成熟。
　　（《玉梯——当代中文诗叙论》将收在英译当代中文诗选《玉梯》中，由英国血斧出版社〔Bloodaxe Books〕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