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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元好问早年曾接触过理学思想，但并未产生兴趣。金哀宗正大五年至六年，元好问因丁忧罢内乡令而闲居白鹿原长寿村，在某些因素的作用下，期间曾一度发愿致力于研习理学，这在《新斋赋》中有明确的表示。然而，由于其自我定位为诗人，思想上关心民生、重视事功，加上对理学家道统说的排他性和某些理学信徒的言行有所不满，随着复出任职，便很快又将理学弃置一旁。元好问在白鹿原浅尝辄止的理学探索，仅成为其平生思想历程的一段插曲。
关键词：元好问;理学;《新斋赋》
今人论及金元思想史，一般不会提到元好问（1190—1257），尽管他是冠盖金元两代的杰出文学家。但在涉及赵复（1190？—？）时，有时也有人引用以下这则材料，以说明大蒙古国时期这两位著名人物之间的分歧：
（赵）复为人乐易而耿介，虽居燕，不忘故土。与人交，尤笃分谊。元好问文名擅一时，其南归也，复赠之言，以博溺心、末丧本为戒，以自修读《易》求文王、孔子之用心为勉。其爱人以德类若此。①
赵复原为南宋儒士，被俘北上后，在黄河以北地区传播程朱理学，被后人视作蒙元理学的开山祖。清人凌廷堪《元遗山先生年谱》于癸卯年（乃马真后称制二年，1243），据上述引文及元好问杂言诗《赠答赵仁甫》诗意，说“知（赵）复所言者，先生亦未必以为然也”;缪钺《元遗山年谱汇纂》另据元好问《赠答刘御史云卿》诗意，认为“先生推挹韩欧，以为其有功圣道，不让程张。赵复为理学家，宜其与先生不能深相契合也”②。这种看法是颇为有理的。
其实，这种分歧不仅体现在他们二人身上，甚至在蒙元初期“德行派”与“文章派”两个群体的人物交往中也相当常见。③此两派，马积高也分别称作“理学派”和“文士派”。正因如此，考察“文章派”代表人物元好问与理学的接触情况及其所表现出的态度，对我们进一步认识蒙元初期“文章派”士人们的思想观念应该很有帮助。而通观元好问的整部诗文集，最为明显反映其研习理学经历者，是《新斋赋》一文。
《新斋赋》之“新”
据狄宝心先生《元好问年谱新编》：正大五年（1228）秋，元好问因丁嗣母忧，而罢去内乡令。当年十月，出居内乡（今属河南南阳）东南的白鹿原长寿村新居。《新斋赋》作于正大六年（1229），正值其闲居白鹿原之时。《元好问年谱新编》云：“遗山移居白鹿原后，生计较诸隐居嵩山时期更有保障，于是乎潜心于学。赋谓其所学云……按此，是时先生乃潜心于儒家道德之学。”⑤限于体例，《元好问年谱新编》未做出更進一步的阐发。
《新斋赋》小序云：
予既罢内乡，出居县东南白鹿原，结茅菊水之上，聚书而读之。其久也，优柔厌饫，若有所得。以为平生未尝学，而学于是乎始。乃名所居为“新斋”，且为赋以自警。⑥
元好问“平生未尝学”的是什么呢？《新斋赋》赋文云：
新之为说也，在金曰从革，在木曰从斤。丘陵为山而恶乎画，履霜坚冰而致于驯。犹之于人，则齐、鲁有一再之渐，狂、圣由念否之分。唯夫守一而不变者，不足以语化化之为神。⑦
以上赋文开篇几句从训释“新”字入手，然后以丘陵欲成山则不可半途而废、霜阴渐积而终能成坚冰为起兴，引出这样的看法：为人需秉持修德养性而弃狂向圣的信念以不断提升自己，固执不变者不仅难以体会到自我的成长，更无法理解天地化育的神妙。
由此，元好问对自己过去的经历进行了反思：
附陈迹以自观，悼吾事之良勤。失壮岁于俯仰，竟四十而无闻。圣谟洋洋，善诲循循。出处语默之所依，性命道德之所存。有三年之至谷，有一日之归仁。动可以周万物而济天下，静可以崇高节而抗浮云。曾出此之不知，乃角逐乎空文。伥北辕以适楚，将畴问而知津？掩虚名以自夸，适以增顽而益嚚。⑧
在这段赋文中，元好问对于自己年届四十却未闻圣道而颇感痛悔，检讨自己角逐空文以取虚名，与追求圣道背道而驰。因此，他在接下来的赋文中又说：
我卜我居，于淅之滨。方处阴以休影，思沐德而澡身。盖尝论之：生而知，困而学，固等级之不躐;愤而启，悱而发，亦愚智之所均。斋戒沐浴，恶人可以祀上帝;洁己以进，童子可以游圣门。顾年岁之未暮，岂终老乎凡民？已矣哉！孰糟粕之弗醇？孰土苴之弗真？孰昧爽之弗旦？孰悴槁之弗春？又安知温故知新与夫去故之新，他日不为日新、又新、日日新之新乎？⑨
他明确地表示，此次要利用这段闲居时光好好学习、思考，希望践行《大学》所谓日新之功，不断砥砺道德、增长学问。作为儒士，儒家经典自然都是学习过的。而金朝的儒学教育内容基本上都属于汉唐儒学范畴的注疏记诵之学，元好问在青少年时期所学自然也不例外。那么，他“平生未尝学”的是什么样的儒学呢？从赋的具体内容看，显然是两宋理学家的学说，这些学说对于他来说，就是“新”知。
在创作《新斋赋》的前一年，元好问还撰有《行斋赋》一文。其中有云：
戊子冬十月，长寿新居成。仲经张君从予卜邻，得王氏之败屋焉。环堵萧然，不蔽风日。君为之补罅漏，治芜秽，盖十日而后可居。荜门圭窦，故事毕举，取“君子素其位而行”之义，名曰“行斋”，而乞文于予。⑩
《行斋赋》为张澄（字仲经）的“行斋”而作，由其命名之义——“君子素其位而行”而加以阐发。所谓“君子素其位而行”语出《中庸》，表达随遇而安之意，讲求的是“居易而俟命”。元好问在《张仲经诗集序》中又说张澄“是年出居县西南白鹿原，名所居为‘行斋’，取‘素贫贱，行贫贱’之义”?，所引文字虽与《行斋赋》有所不同，但均出于《中庸》同一章，属于上下文，内涵是一致的。《中庸》言君子“素其位而行”“素贫贱，行于贫贱”，等等，故“无入而不自得焉”?。张澄贫困之极，却能静心读书以为乐，所以元好问说他不愧其室“行斋”之名。因而，我们可以看到，此赋的重点不是勉励或赞美张澄，其大部分内容都在阐发“素其位而行之”的道理，仅在结尾略寓对张澄的宽慰之意。
《行斋赋》强调养心的重要性，认为心中有所主，才能从容面对各种人生境遇（尤其是逆境）。此赋注重讲内在的道德性命，而非仅讲外力导致的穷通问题，显示了来自理学的影响。但赋文部分开篇所讲的“赋分在人，如物有常。反鹤与凫，无益短长。力有可乘，胜天不祥。福不盈睫，一败莫偿”?，却是传统命定论的腔调，与文末隐伏励志、待时而动的说法有些矛盾，还不如从二程所讲的“修天爵则人爵至，禄在其中矣”讲起，更为顺理成章。这说明他还不习惯运用两宋新儒学的理路。 元好问笔下的理学痕迹
之所以说《新斋赋》中的新学问是指两宋理学，在元好问的诗文集中是可以找到不少旁证的。元好问在闲居白鹿原之前，即已接触过研习理学者，对理学思想也有一定了解。
早在元好问跟从嗣父元格（？—1210）到陵川（今属山西）时，就完全有条件接触到理学。元好问十四岁时，元格为了更好地培养他，竟不惜选择出任太行山脉偏僻区域的县令，带元好问到陵川师从郝天挺（1161—1217）（元好问：《郝先生墓铭》）?。陵川郝氏家族有洛学渊源（郝经：《宋两先生祠堂记》）?，郝天挺的曾祖父郝从义为程颢门人，叔父郝震（生卒年不详）、堂弟郝天祐（1184—1232）以及郝天挺本人都是名闻遐迩的学者（郝经：《先曾叔大夫东轩老人墓铭》《先大父墓铭》《先叔祖墓铭》）?，其子郝思温（1191—1258）以理学传授门徒（郝经《：先父行状》）?，其孙郝经（1223—1275）后来成为元代著名理学家。元好问虽与郝思温同窗受学于郝天挺（郝经：《遗山先生墓铭》）?，但在当时，他显然没有对理学产生兴趣，以至于后来在《新斋赋》中说“平生未尝学”。这个“未尝学”不是没有接触过，而是没有认真下功夫去研习过。
在《新斋赋》之前，元好问诗文中确实是可以找到一些理学踪迹的。如《赠答刘御史云卿四首（其一）》（1220）云：
舊闻刘君公，学经发源深。骅骝万里气，圣途已骎骎。大梁语三日，副我夙所钦。濂溪无北流，此道日西沉。百年牛山木，不复秀穹林。南风虽寥寥，闻弦犹赏音。独怜夸毗子，一我无古今。共学君所贪，适道我岂任。相酬无别物，徒有好贤心。?
刘从益（1181—1224）是刘祁（1203—1250）之父，因得罪权臣而被罢监察御史，闲居淮阳时，与诸生讲明伊洛之学。刘祁亦由此与刘从益“相与讲明六经，直探圣贤心学，推于躬行践履”?。从上引诗歌来看，元好问虽然钦佩刘从益在理学上的造诣，但从“适道我岂任”“徒有好贤心”等句来看，他对理学仍是持敬而远之的态度。
尽管如此，元好问的诗文仍时不时露出一些受到理学影响的痕迹，显示出理学在金代后期日渐扩散的影响。如《章宗皇帝铁券行引》（1224）这篇应辞科程文讨论“信”的问题，认为《尚书》中誓、诰之作是由于政治衰败、君臣不和，铁券之类更加无益。论调上不仅有传统的修齐治平，还两次出现了“天理”一词，用于指人所秉承自上天的善性?。这在他隐居嵩山时期（1218—1227）不是个案，如《叶县中岳庙记》（1223）、《颍谷封人庙》等也讲到了天理人欲、良心善性、反身而诚等。又如他为尚书左丞张行信（1163—1231）所作的《拙轩铭引》（1224），文中运用了许多排比句，极力颂扬愚拙而批判智巧，并将人们对智巧的追逐与事业之鄙陋、风俗之薄恶联系起来。其中有“天质日丧，人伪日盛”的提法，并引用周敦颐《拙赋》“天下拙，刑政彻，上安下顺，风清弊绝”之语，显示出其文章的核心观点完全是来自周敦颐的话?。值得注意的是，《章宗皇帝铁券行引》《拙轩铭引》这两篇文章的最直接读者对象都是当时政坛、文坛上的高层人物，元好问在写作时不会没有考虑，这说明理学腔调在当时的高层有可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认可和欢迎。
研习理学者方面，在写《新斋赋》之前，除刘从益之外，元好问还接触过王渥、完颜彝。《良佐镜铭》（1226）一文写完颜彝（字良佐，1192—1232）“从诸公授《论语》《春秋》，读新安朱氏《小学》，以为治心之要”?。铭文云：
且夫昭旷粹精，自天降衷。惟不能取诸身而取诸物，此偏暗之所以掩其聪。须眉之不烛，妍媸之不别，与亡镜同;善恶之不明，白黑之不分，与亡视同。岂有衣冠堂堂百夫之雄，挟昭旷粹精之固有，而不得比一物巾帨盘盂之中？?
这段文字以镜为喻，讲人心不能灵明，则其认识能力受到蒙蔽，实际上是在阐发《孟子》反身而诚和《中庸》自诚而明的道理。完颜彝的理学教师是王渥（？—1232）（《赠镇南军节度使良佐碑》）?。元好问在隐居嵩山之时（1218—1227）所作《写真自赞》提及所仰慕的对象中就有王渥，而自认禀赋有限，不及王渥之“明锐”?。
那么，为何元好问突然就下决心研习理学了呢？从《新斋赋》中所谓“失壮岁于俯仰，竟四十而无闻”可知，已届不惑之年，也许是激发因素之一。此外，前此一年（1228），元好问因丁嗣母忧而罢内乡令，出居长寿新居。至此，其嗣父元格、嗣母张氏均已去世，元好问难免生出老之将至的忧思，从而有可能产生在余生认真研习理学一番的念头，这也许是又一激发因素。还有，被时人视为完人的文坛领袖、政坛大佬杨云翼（1170—1228）亦于前此一年去世，元好问应其子杨恕之请为其撰写神道碑铭。从杨云翼为赵秉文文集所作的序，以及赵秉文《和杨尚书之美韵四首》诗来看，杨云翼对两宋理学也是很有了解的。身处金中期以来南宋理学陆续北上并渐生影响的大文化背景，在座师赵秉文大力宣扬理学的情况下，元好问在碑文中高度评价杨云翼时产生见贤思齐的念头，恐怕也是其研习理学的一个激发因素。
在创作《新斋赋》之后，元好问与一些理学家或深受理学影响者如赵秉文（1159—1232）、张特立（1179—1253）、杨天德（1180—1258）、杨奂（1186—1255）、杨弘道（1189—1273？）、赵复（1190？—？）、薛玄（1190？—1271）、李治（1192—1279）、王元粹（？—1243）、麻革（？—1244之后）、曹之谦（？—1265）、姚枢（1203—1280）、王郁（1204—1233）、刘述（1204—1268）、郝经（1223—1275）、杨恭懿（1224—1294）、高嶷（生卒年不详）、赵素（生卒年不详）等继续交往或新交，其作品留下了一些理学痕迹，此处不一一列举。值得注意的是，元好问在《新斋赋》宣称要下决心研习理学之后，其后的作品中理学气息却并无加强。相反，却时不时流露出一种批评的态度，这无疑是值得玩味的。
元好问为何放弃理学 元好问在后来明显放弃了理学，究竟原因何在，其本人并未做过任何直接解释。现有的元好问研究虽未专门就此问题揭示其原因，但也提供了不少值得参考的观点。笔者在前贤成果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理解，对此试做探讨。
笔者认为，元好问放弃继续深入研习理学的原因，可能有如下几点：
（一）自我定位为诗人
元好问七岁能诗，被诗人王中立（字汤臣）称为“神童”;十一岁时，从嗣父官于冀州，名臣路铎（？—1213）“赏其俊爽，教之为文”（郝经：《遗山先生墓铭》）?。十二岁开始学举业，十四岁至陵川师从郝天挺。郝天挺在教授举业之外，还教其作诗。在遭受他人质疑其在不急之务上浪费时间时，郝天挺回应道：“君不自知，所以教之作诗，正欲渠不为举子耳。”（《郝先生墓铭》）?其实，郝天挺不是不重视元好问的举业，而是不唯举业是问，关于这一点，狄宝心先生早已辨之甚明?。我认为可补充的一点是，郝天挺应该还发现了元好问的文学天赋而不忍其被埋没，因为金代儒士在中进士前往往被长辈限制写文作诗，以免妨害举业，乃至造成一些进士文才不足的窘况?。
元好问诗名大振是在金宣宗兴定元年（1217）。元好问《赵闲闲真赞》云：“兴定初，某始以诗文见故礼部闲闲公。公若以为可教，为延誉诸公间。又五年，乃得以科第出公之门。”?郝经《遗山先生墓铭》也记载其“下太行，渡大河，为《箕山》《琴台》等诗。赵礼部见之，以为少陵以来无此作也，以书招之。于是名震京师，目为‘元才子’”，兴定五年进士及第后不就选，“往来箕、颍者数年，而大放厥词，于是家累其什，人嚼其句，洋溢于里巷，吟讽于道涂，巍然坡、谷复出也”?。因此，元好问在闲居白鹿原之前，就已经是一位著名诗人了。
元好问在诗坛上的影响力，是促成其体认自身价值的重要因素。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时间的流逝，元好问的声望越来越大。他虽然一再谦虚地表示“四海虚名只汗颜”（《别覃怀幕府诸君二首（其一）》）?、“四海虚名值几钱”（《己酉四月十七日度石岭》）?、“文字空传海内名”（《十日作》）?、“少微见比吾何敢”（《赠答雁门刘仲修》）?，等等，实际上亦略带一些自矜和自喜。因此，他屡屡直接以“诗人”一词指代自己，如早在隐居嵩山之时，已有“诗人爱花山亦好，幽林穹谷生阳春”（《南溪》）?，到了晚年更是多次以“诗人”自指，如“诗人爱山爱彻骨”（《游承天镇悬泉》）?、“共笑诗人太瘦生，谁从惨淡得经营”（《自题二首》其一）?、“诗人太冷落，愁绝残春雨”（《梨花海棠二首》其二）?，还自述“衰年那与世相关，苦被诗魔不放闲”（《乙卯端四日感怀》）?，甚至梦中所得诗句为“天上近来诗价重，一联直欲换青春”（《感兴四首》其一）?，等等。真可谓无论是醒来还是梦中，无论是年轻还是垂老，元好问一个最重要的自我体认就是诗人身份。当然，元好问还是一位有抱负、有成就的史家，虽因故未修成《金史》，但其《金源君臣言行录》《壬辰杂编》等史著及《中州集》作者小传、诗文集中的碑版志铭等，都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然而，最能说明问题的，还是其墓石上的题字。元好问生前曾对门人魏初、姜彧说：死后不愿有碑志，只需“墓头树三尺石，书曰‘诗人元遗山之墓’足矣”?。后来果然魏、姜二人遵其遗愿，树此墓石。该墓石至今尚存于山西忻州忻府区西张镇韩岩村的遗山墓园内，只是已经极度漫漶。“诗人元遗山”五字，最足以说明他对自我的体认：其天赋在文学，兴趣在文学，成就感也主要来自于文学（元好问诸体皆擅，“诗人”一词实际上可用以指代“文学家”）。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同一年，元好問一边下决心研习理学，一边却又在编《东坡诗雅目录》（《东坡诗雅引》）?。虽意在去其“杂体”，存其雅正，但所致力的对象终究属于文学领域，这似乎预示了其在《新斋赋》中所表的决心难以坚持。
（二）重视事功
元好问是一位关爱亲友、关心民生、关注时世的士人，因而重视事功，积极入世。在中进士的前一年（兴定四年，1220）八月，元好问到汴京参加因局势所迫而异地举办的西京路府试，与来自晋北地区的其他贡士在汴京状元楼宴集，催生了一篇热情洋溢、气势豪迈的文章。其中有这样的灵魂拷问：
然则为吾百人者，其何以自处耶？将侥幸一第，以苟活妻子耶？将靳固一命，龊龊廉谨，死心于米盐簿书之间，以取美食大官耶？抑将为奇士，为名臣，慨然自拔于流俗，以千载自任也？……凡我同盟，其可不勉？（《兴定庚辰太原贡士南京状元楼宴集题名引》）?
其力挽时艰、兼济天下的雄心豪情跃然纸上。这种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加上其自身“卞急”外向的性格，使得元好问很难长时间投入到学术探索之中。且看他在《校笠泽丛书后记》的自我检讨：
向在内乡，信之、仲经尝约予合二本为一。因循至今，盖八年而后卒业，然所费日力，才一旦暮耳。呜呼，学之不自力如此哉！惜一日之功，为积年之负，不独此一事也，此学之所以不至欤？?
其实还是志不在此罢了。元好问闲居白鹿原研习理学的时间不长。据狄宝心先生《元好问年谱新编》考证，当年作《新斋赋》之后，元好问很快就摄任镇平令?。次年春罢镇平令，随后入移剌瑗幕府任从事之职，秋辞职归家。辞职后第二年（正大八年，1231）出任南阳令。任职之初，即撰有《南阳县令题名记》一文。文中有云：
自功利之说行，王伯之辨兴，堕窳者得以容其奸，而振厉者无以尽其力。盖尝疑焉：仁人君子“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与夫“安静之吏，悃愊无华，日计不足，月计有余”者，理诚有之。然唐虞之际，司空则平水土，后稷教民稼穑，司徒则敬敷五教在宽，士明于五刑，虞则若予上下草木鸟兽，伯典礼，夔典乐，龙纳言，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君臣相敕，率作兴事，必于成而后已，谓之不计其功也而可乎？汉宣帝之治，枢机密而品式具，上下相安，莫敢苟且。政平讼理，固出于良二千石德让之风，至于摘奸伏，击豪右，敢悍精敏，砉砉隽快，如刃之发于硎者亦多矣。三代之民治，汉之民亦治，孰王孰伯，必有能辨之者。? 在这篇题名记中，元好问对董仲舒的重义轻利之说以及汉章帝的“息事宁人”之诏颇有看法。他举三代及西汉中兴之主汉宣帝的例子，说明不能纯靠德治。汉宣帝对太子“柔仁好儒”深感不满，而教训他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朱熹曾批评陈亮主张“义利双行，王霸并用”?，而元好问的观点却分明与陈亮一致。元好问研习理学却走向了事功之学，其进路亦与陈亮、叶适相近。
（三）对道统说的排他性及当时某些理学信徒的思想行为有所不满
众所周知，道统概念最早是韩愈为了对抗佛、道二家的法统而提出的。他在《原道》中说：“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1韩愈是把自己放进接续道统的位置上的，不料却和其他汉唐儒学家一起，被两宋理学家们排挤出了道统系列。这对一直以汉唐儒学为学习对象的金朝儒士来讲，不是很容易接受的。
因此，除了对理学有较多批评言论的儒士如李纯甫、耶律楚材等之外，即便如赵秉文等对理学较为推崇的人，也不很接受理学家排他色彩很强的道统说。赵秉文曾对二程后学“以韩欧诸儒为不知道”的轻狂态度表达过不满%2，这对元好问应该是有影响的。其《赠答刘御史云卿四首（其三）》（1220）云：
学道有通蔽，今人乃其尤。温柔与敦厚，扫灭不复留。高蹇当父师，排击剧寇仇。真是未可必，自私有足羞。古人相异同，宁复操戈矛。春风入万物，枯枿将和柔。克己未有加，归仁亦何由。先儒骨已腐，百骂不汝酬。胡为文字间，刮垢搜瘢疣。吾道非申韩，哀哉涉其流。大儒不知道，此论信以不？我观唐以还，斯文有伊周。开云揭日月，不独程张俦。圣途同一归，论功果谁优？户牖徒自开，胶漆本易投。九原如可作，吾欲起韩欧。%3
这首诗作于他下决心研习理学之前，但诗中的认识实际上贯穿了他的一生。他对于理学信徒肆意攻击道统系列之外的先儒十分反感，而认为韩、欧等古文家与程、张等理学家对儒家之道都有倡导和阐发之功。
元好问对于理学持敬而远之的态度，但并非全盘否定。有些学者强调金代儒士口中的“吾道”既与佛道二家相区别，也与理学家之“道”泾渭分明，甚至认为金儒有意抬出王通“河汾道统”来对抗理学家们所认定的道统%4。我觉得，这恐怕不符合元好问等人的本意。上面所引诗句“户牖徒自开，胶漆本易投”，本就表达不宜各立门户、妄生分别之意，又怎会去特意搞出什么完全区别于理学家的另一种“道”来？金儒口中的所谓“吾道”，应是一个泛指儒家思想的大概念，无论是先秦儒家，还是董仲舒、扬雄、王通、韩欧、程张等汉代以来儒士的思想，均不出其畛域之外。这个“吾”也应指不同时代不同区域的所有儒者，而不仅仅由金儒独享。岂不闻元好问说“吾道之在天下，未尝古今，亦未尝废兴。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际，百姓日用而不知。大业、广明、五季之乱，绵蕝不施，而道固自若也”（《赵州学记》）%5？如果把“吾道”看成是金儒“用来称呼自身学术，并借以与南宋理学相区别的一个术语”%6，这种排他性岂非让他们走向了自己的对立面？不管是金儒还是宋儒，恐怕都不会同意儒家有“吾道”“汝道”之分吧。
元好问对理学大家及其思想并无多少批评，可见他还不如王若虚、李纯甫等下过的功夫深。但对于当时某些装腔作势的理学信徒，元好问则给予了辛辣的讽刺和严厉的批评。如《东平府新学记（》1255）有云：
学政之坏久矣！人情苦于羁检而乐于纵恣，中道而废，纵恶若崩。时则为揣摩，为捭阖，……为鬼幽，为怪魁，为心失位。
心失位不已，合谩疾而为圣癫，敢为大言，居之不疑。始则天地一我，既而古今一我。小疵在人，缩颈为危;怨讟薫天，泰山四维。吾术可售，恶恶不可？宁我负人，无人负我。从则斯朋，违则斯攻。我必汝异，汝必我同。自我作古，孰为周孔？人以伏膺，我以发冢。凡此皆杀身之学，而未若自附于异端杂家者为尤甚也。
居山林，木食涧饮，以德言之，则虽为人天师可也，以之治世则乱。九方皋之相马，得天机于灭没存亡之间，可以为有道之士，而不可以为天子之有司。今夫缓步阔视，以儒自名，至于徐行后长者，亦易为耳，乃羞之而不为。窃无根源之言，为不近人情之事，索隐行怪，欺世盗名，曰“此曾、颜、子思子之学也”，不识曾、颜、子思子之学固如是乎？
夫动静交相养，是为弛张之道，一张一弛，游息存焉。而乃强自矫揉，以静自囚。未尝学而曰“绝学”，不知所以言而曰“忘言”。静生忍，忍生敢，敢生狂，缚虎之急，一怒故在，宜其流入于申韩而不自知也。古有之：桀纣之恶，止于一时;浮虚之祸，烈于洪水。夫以小人之中庸，欲为魏晋之《易》与崇观之《周礼》，又何止杀其躯而已乎！道统开矣，文治兴矣，若人者，必当戒覆车之辙，以适改新之路。特私忧过计，有不能自已者耳，故备述之，既以自省，且为无忌惮者之劝。57
在“纵恶若崩”四字后，元好问罗列了世上小人的半百种恶行丑态（文中所列刚好五十种。真可谓世间百态而丑行居半，元好问内心该有多么愤懑），将自己的厌憎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五十种的最后一种“心失位”，或许可以理解为总括性的、达到较高程度的一种。所谓“心失位”，应该是指内心邪而不正，以至于变态的思想行为成为其常态。在不同的人身上，“心失位”也许不表现出前四十九种的某些种，但前四十九种却都是“心失位”在一定程度上的体现。当“心失位”的程度越来越高，加上因心智蒙蔽而导致认识障碍的“谩疾”，则会出现一种病态——“圣癫”，自以为是，极度膨胀，乃至出现某种程度的精神错乱（《忠武任君墓碣铭》（1242）一文亦有类似表述，可参看）。
然而，元好问认为这些恶行丑态乃至病态的危害性还不是最大的，都不如“自附于异端杂学者为尤甚”。我的理解是，元好问也许觉得那些丑恶行径容易被人发现和辨别，反而是“自附于异端杂学”者的言行具有迷惑性，因而危害更大。此文针对某些道士、术士、理学信徒提出严厉的批评，带有明显的时代痕迹。金亡之后，全真教势力大盛，又因在乱世中儒士遁入教门者甚多，而具有强烈的入世色彩，不断尝试介入蒙元初期的政治、教育、文化领域，引起了正统儒士的警惕和反感，所以元好问说“虽为人天师可也，以之治世则乱”。而术士是蒙古统治者所偏爱的一类人物，元好问承认他们算是“有道之士”，但并不赞成任用他们作为政府官员。至于某些理学信徒，元好问则批评他们“窃无根源之言，为不近人情之事，索隐行怪，欺世盗名”。理学较之于传统儒学，思辨性较强，对于不感兴趣者如元好问等来说，难免觉得玄虚，但从其他作品来看，元好问对周、邵、张、程等还是心怀敬意的，之所以会指责某些理学信徒“窃无根源之言”，可能是因为他所指责的某些人本身学问基础就不够好，没有自己的心得，只会搬弄一些概念。然而，更引起其不满的是某些理学信徒“为不近人情之事”，以过分高调的道德主义居高临下去要求他人，自己卻不干实事，不肯承担社会责任，元好问可谓是深受其害，故有感而发。所谓“索隐行怪”出自《中庸》，朱熹章句云：“言深求隐僻之理，而过为诡异之行也。”%8孔子反对这种行为，认为君子必然是“遵道而行”“依乎中庸”的，真正的圣人是“遁世不见知而不悔”%9的。故此，某些理学信徒“索隐行怪，欺世盗名”的行径，元好问当然认为不符合曾、颜、子思之学的精神。 在此之后，元好问又继续批评“强自矫揉，以静自囚”“未尝学而曰‘绝学’，不知所以言而曰‘忘言’”“流入于申韩而不自知”者，联系其《赠答刘御史云卿四首（其三）》（1220）和《通仙观记》（1238）等诗文，可知此处时而批评道士，时而批评理学信徒，又或一起批评，杂糅出之，以见其有异有同，但主要还是批评某些道士。至于所谓“以小人之中庸，欲为魏晋之《易》与崇观之《周礼》”，则的确是针对某些理学信徒而发。“小人之中庸”亦出自《中庸》，原文云：“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0因此，“小人之中庸”，是指小人无所忌惮，违背中庸。万一他们以无所忌惮的态度去模拟魏晋玄谈，去仿效王安石之附會《周礼》变乱旧章，那就不是仅仅祸及自身了，将会祸国殃民。由此可知，出于对程朱学派某些后学的嫌憎，捎带着对王安石及其新学的厌恶，也会影响到元好问对于义理之学的投入程度。
结语
作为金元之际的文坛领袖，元好问在当时的思想文化领域无疑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他对理学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为数不少的北方儒士，体现了理学由金至元在北方的曲折发展，值得关注和探讨。《新斋赋》一文集中并突出地表达了元好问研习理学的愿望，但这种愿望也仅成为其思想历程的一段插曲而已。不管之前还是之后，他对理学的态度都比较疏离（笔者认为，其《郝先生墓铭》一文所流露的对于郝天挺的态度，很值得玩味），甚至还有较为激烈的批评。从现存文献来看，元好问集中研习理学的时间很短，其所下功夫显然不如同时代的赵秉文、王若虚、李纯甫、刘从益、杨奂、郝思温等。因而，他对理学的批评，基本上是针对时人的言行，而不是做学理上的剖析辩难，所以激愤之情有余，而理论色彩缺乏。本文尝试揭示元好问对理学的基本态度和偶发向往，以期丰富对于元好问的认识，但这一插曲究竟对其文学创作和理论、思想方法等有无影响或有何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
①《元史·赵复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4315页。
②缪钺：《元遗山年谱汇纂》“癸卯年”下所引〔清〕凌廷堪按语及缪氏自己所作按语，姚奠中主编：《元好问全集》下册，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441—1442页。
③〔日〕安部健夫：《元代的知识分子和科举》，见《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5卷“五代宋元”，索介然译，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636—679页。
④马积高：《宋明理学与文学》，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6页。另外，两派之争详情亦可参看魏崇武：《元初新旧儒学之争及其特点》，《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第1—7页。
⑤??狄宝心：《元好问年谱新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第134页，第21页，第137—140页。
⑥⑦⑧⑨⑩???????????????55 57狄宝心：《元好问文编年校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70页，第170页，第170页，第174页，第136页，第1390页，第136页，第610页，第30—31页，第83页，第108页，第109页，第2870页，第119页，第610—611页，第453页，第180页，第22页，第328页，第20页，第763页，第1424—1429页。
?58 59 60〔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4页，第21页，第22页，第19页。
??????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四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54页，第445页、第448页、第450页，第373页，第415页，第416页，第416页。
???????????53狄宝心：《元好问诗编年校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50—151页，第903页，第1319页，第1453页，第1501页，第169页，第1388页，第1713页，第1734页，第1463页，第1648页，第155页。
?〔元〕王恽：《浑源刘氏世德碑铭》，杨亮、钟彦飞：《王恽全集汇校》第六册，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568页。
?〔元〕刘祁：《归潜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2页、第80页。
?〔元〕魏初：《书元遗山墓石后》，《全元文》第八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56页。
?《汉书·元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7页。
?〔宋〕朱熹：《与陈同甫》，《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四部丛刊》景明嘉靖本。
51〔唐〕韩愈：《原道》，《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卷十一，《四部丛刊》景元刊本。
52〔金〕赵秉文：《性道教说》，魏崇武、刘畅点校：《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一，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7页。
54 56 邱轶皓：《吾道——三教背景下的金代儒学》，《新史学》20卷4期2009年，第59—111页，第59页。
作者：魏崇武，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辽金元文献整理与研究。参与《全元文》《全元诗》的整理工作，个人成果主要有校点本《儒藏·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儒藏·滹南王先生文集》《李俊民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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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元好问;理学;《新斋赋》
今人论及金元思想史，一般不会提到元好问（1190—1257），尽管他是冠盖金元两代的杰出文学家。但在涉及赵复（1190？—？）时，有时也有人引用以下这则材料，以说明大蒙古国时期这两位著名人物之间的分歧：
（赵）复为人乐易而耿介，虽居燕，不忘故土。与人交，尤笃分谊。元好问文名擅一时，其南归也，复赠之言，以博溺心、末丧本为戒，以自修读《易》求文王、孔子之用心为勉。其爱人以德类若此。①
赵复原为南宋儒士，被俘北上后，在黄河以北地区传播程朱理学，被后人视作蒙元理学的开山祖。清人凌廷堪《元遗山先生年谱》于癸卯年（乃马真后称制二年，1243），据上述引文及元好问杂言诗《赠答赵仁甫》诗意，说“知（赵）复所言者，先生亦未必以为然也”;缪钺《元遗山年谱汇纂》另据元好问《赠答刘御史云卿》诗意，认为“先生推挹韩欧，以为其有功圣道，不让程张。赵复为理学家，宜其与先生不能深相契合也”②。这种看法是颇为有理的。
其实，这种分歧不仅体现在他们二人身上，甚至在蒙元初期“德行派”与“文章派”两个群体的人物交往中也相当常见。③此两派，马积高也分别称作“理学派”和“文士派”。正因如此，考察“文章派”代表人物元好问与理学的接触情况及其所表现出的态度，对我们进一步认识蒙元初期“文章派”士人们的思想观念应该很有帮助。而通观元好问的整部诗文集，最为明显反映其研习理学经历者，是《新斋赋》一文。
《新斋赋》之“新”
据狄宝心先生《元好问年谱新编》：正大五年（1228）秋，元好问因丁嗣母忧，而罢去内乡令。当年十月，出居内乡（今属河南南阳）东南的白鹿原长寿村新居。《新斋赋》作于正大六年（1229），正值其闲居白鹿原之时。《元好问年谱新编》云：“遗山移居白鹿原后，生计较诸隐居嵩山时期更有保障，于是乎潜心于学。赋谓其所学云……按此，是时先生乃潜心于儒家道德之学。”⑤限于体例，《元好问年谱新编》未做出更進一步的阐发。
《新斋赋》小序云：
予既罢内乡，出居县东南白鹿原，结茅菊水之上，聚书而读之。其久也，优柔厌饫，若有所得。以为平生未尝学，而学于是乎始。乃名所居为“新斋”，且为赋以自警。⑥
元好问“平生未尝学”的是什么呢？《新斋赋》赋文云：
新之为说也，在金曰从革，在木曰从斤。丘陵为山而恶乎画，履霜坚冰而致于驯。犹之于人，则齐、鲁有一再之渐，狂、圣由念否之分。唯夫守一而不变者，不足以语化化之为神。⑦
以上赋文开篇几句从训释“新”字入手，然后以丘陵欲成山则不可半途而废、霜阴渐积而终能成坚冰为起兴，引出这样的看法：为人需秉持修德养性而弃狂向圣的信念以不断提升自己，固执不变者不仅难以体会到自我的成长，更无法理解天地化育的神妙。
由此，元好问对自己过去的经历进行了反思：
附陈迹以自观，悼吾事之良勤。失壮岁于俯仰，竟四十而无闻。圣谟洋洋，善诲循循。出处语默之所依，性命道德之所存。有三年之至谷，有一日之归仁。动可以周万物而济天下，静可以崇高节而抗浮云。曾出此之不知，乃角逐乎空文。伥北辕以适楚，将畴问而知津？掩虚名以自夸，适以增顽而益嚚。⑧
在这段赋文中，元好问对于自己年届四十却未闻圣道而颇感痛悔，检讨自己角逐空文以取虚名，与追求圣道背道而驰。因此，他在接下来的赋文中又说：
我卜我居，于淅之滨。方处阴以休影，思沐德而澡身。盖尝论之：生而知，困而学，固等级之不躐;愤而启，悱而发，亦愚智之所均。斋戒沐浴，恶人可以祀上帝;洁己以进，童子可以游圣门。顾年岁之未暮，岂终老乎凡民？已矣哉！孰糟粕之弗醇？孰土苴之弗真？孰昧爽之弗旦？孰悴槁之弗春？又安知温故知新与夫去故之新，他日不为日新、又新、日日新之新乎？⑨
他明确地表示，此次要利用这段闲居时光好好学习、思考，希望践行《大学》所谓日新之功，不断砥砺道德、增长学问。作为儒士，儒家经典自然都是学习过的。而金朝的儒学教育内容基本上都属于汉唐儒学范畴的注疏记诵之学，元好问在青少年时期所学自然也不例外。那么，他“平生未尝学”的是什么样的儒学呢？从赋的具体内容看，显然是两宋理学家的学说，这些学说对于他来说，就是“新”知。
在创作《新斋赋》的前一年，元好问还撰有《行斋赋》一文。其中有云：
戊子冬十月，长寿新居成。仲经张君从予卜邻，得王氏之败屋焉。环堵萧然，不蔽风日。君为之补罅漏，治芜秽，盖十日而后可居。荜门圭窦，故事毕举，取“君子素其位而行”之义，名曰“行斋”，而乞文于予。⑩
《行斋赋》为张澄（字仲经）的“行斋”而作，由其命名之义——“君子素其位而行”而加以阐发。所谓“君子素其位而行”语出《中庸》，表达随遇而安之意，讲求的是“居易而俟命”。元好问在《张仲经诗集序》中又说张澄“是年出居县西南白鹿原，名所居为‘行斋’，取‘素贫贱，行贫贱’之义”?，所引文字虽与《行斋赋》有所不同，但均出于《中庸》同一章，属于上下文，内涵是一致的。《中庸》言君子“素其位而行”“素贫贱，行于贫贱”，等等，故“无入而不自得焉”?。张澄贫困之极，却能静心读书以为乐，所以元好问说他不愧其室“行斋”之名。因而，我们可以看到，此赋的重点不是勉励或赞美张澄，其大部分内容都在阐发“素其位而行之”的道理，仅在结尾略寓对张澄的宽慰之意。
《行斋赋》强调养心的重要性，认为心中有所主，才能从容面对各种人生境遇（尤其是逆境）。此赋注重讲内在的道德性命，而非仅讲外力导致的穷通问题，显示了来自理学的影响。但赋文部分开篇所讲的“赋分在人，如物有常。反鹤与凫，无益短长。力有可乘，胜天不祥。福不盈睫，一败莫偿”?，却是传统命定论的腔调，与文末隐伏励志、待时而动的说法有些矛盾，还不如从二程所讲的“修天爵则人爵至，禄在其中矣”讲起，更为顺理成章。这说明他还不习惯运用两宋新儒学的理路。 元好问笔下的理学痕迹
之所以说《新斋赋》中的新学问是指两宋理学，在元好问的诗文集中是可以找到不少旁证的。元好问在闲居白鹿原之前，即已接触过研习理学者，对理学思想也有一定了解。
早在元好问跟从嗣父元格（？—1210）到陵川（今属山西）时，就完全有条件接触到理学。元好问十四岁时，元格为了更好地培养他，竟不惜选择出任太行山脉偏僻区域的县令，带元好问到陵川师从郝天挺（1161—1217）（元好问：《郝先生墓铭》）?。陵川郝氏家族有洛学渊源（郝经：《宋两先生祠堂记》）?，郝天挺的曾祖父郝从义为程颢门人，叔父郝震（生卒年不详）、堂弟郝天祐（1184—1232）以及郝天挺本人都是名闻遐迩的学者（郝经：《先曾叔大夫东轩老人墓铭》《先大父墓铭》《先叔祖墓铭》）?，其子郝思温（1191—1258）以理学传授门徒（郝经《：先父行状》）?，其孙郝经（1223—1275）后来成为元代著名理学家。元好问虽与郝思温同窗受学于郝天挺（郝经：《遗山先生墓铭》）?，但在当时，他显然没有对理学产生兴趣，以至于后来在《新斋赋》中说“平生未尝学”。这个“未尝学”不是没有接触过，而是没有认真下功夫去研习过。
在《新斋赋》之前，元好问诗文中确实是可以找到一些理学踪迹的。如《赠答刘御史云卿四首（其一）》（1220）云：
舊闻刘君公，学经发源深。骅骝万里气，圣途已骎骎。大梁语三日，副我夙所钦。濂溪无北流，此道日西沉。百年牛山木，不复秀穹林。南风虽寥寥，闻弦犹赏音。独怜夸毗子，一我无古今。共学君所贪，适道我岂任。相酬无别物，徒有好贤心。?
刘从益（1181—1224）是刘祁（1203—1250）之父，因得罪权臣而被罢监察御史，闲居淮阳时，与诸生讲明伊洛之学。刘祁亦由此与刘从益“相与讲明六经，直探圣贤心学，推于躬行践履”?。从上引诗歌来看，元好问虽然钦佩刘从益在理学上的造诣，但从“适道我岂任”“徒有好贤心”等句来看，他对理学仍是持敬而远之的态度。
尽管如此，元好问的诗文仍时不时露出一些受到理学影响的痕迹，显示出理学在金代后期日渐扩散的影响。如《章宗皇帝铁券行引》（1224）这篇应辞科程文讨论“信”的问题，认为《尚书》中誓、诰之作是由于政治衰败、君臣不和，铁券之类更加无益。论调上不仅有传统的修齐治平，还两次出现了“天理”一词，用于指人所秉承自上天的善性?。这在他隐居嵩山时期（1218—1227）不是个案，如《叶县中岳庙记》（1223）、《颍谷封人庙》等也讲到了天理人欲、良心善性、反身而诚等。又如他为尚书左丞张行信（1163—1231）所作的《拙轩铭引》（1224），文中运用了许多排比句，极力颂扬愚拙而批判智巧，并将人们对智巧的追逐与事业之鄙陋、风俗之薄恶联系起来。其中有“天质日丧，人伪日盛”的提法，并引用周敦颐《拙赋》“天下拙，刑政彻，上安下顺，风清弊绝”之语，显示出其文章的核心观点完全是来自周敦颐的话?。值得注意的是，《章宗皇帝铁券行引》《拙轩铭引》这两篇文章的最直接读者对象都是当时政坛、文坛上的高层人物，元好问在写作时不会没有考虑，这说明理学腔调在当时的高层有可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认可和欢迎。
研习理学者方面，在写《新斋赋》之前，除刘从益之外，元好问还接触过王渥、完颜彝。《良佐镜铭》（1226）一文写完颜彝（字良佐，1192—1232）“从诸公授《论语》《春秋》，读新安朱氏《小学》，以为治心之要”?。铭文云：
且夫昭旷粹精，自天降衷。惟不能取诸身而取诸物，此偏暗之所以掩其聪。须眉之不烛，妍媸之不别，与亡镜同;善恶之不明，白黑之不分，与亡视同。岂有衣冠堂堂百夫之雄，挟昭旷粹精之固有，而不得比一物巾帨盘盂之中？?
这段文字以镜为喻，讲人心不能灵明，则其认识能力受到蒙蔽，实际上是在阐发《孟子》反身而诚和《中庸》自诚而明的道理。完颜彝的理学教师是王渥（？—1232）（《赠镇南军节度使良佐碑》）?。元好问在隐居嵩山之时（1218—1227）所作《写真自赞》提及所仰慕的对象中就有王渥，而自认禀赋有限，不及王渥之“明锐”?。
那么，为何元好问突然就下决心研习理学了呢？从《新斋赋》中所谓“失壮岁于俯仰，竟四十而无闻”可知，已届不惑之年，也许是激发因素之一。此外，前此一年（1228），元好问因丁嗣母忧而罢内乡令，出居长寿新居。至此，其嗣父元格、嗣母张氏均已去世，元好问难免生出老之将至的忧思，从而有可能产生在余生认真研习理学一番的念头，这也许是又一激发因素。还有，被时人视为完人的文坛领袖、政坛大佬杨云翼（1170—1228）亦于前此一年去世，元好问应其子杨恕之请为其撰写神道碑铭。从杨云翼为赵秉文文集所作的序，以及赵秉文《和杨尚书之美韵四首》诗来看，杨云翼对两宋理学也是很有了解的。身处金中期以来南宋理学陆续北上并渐生影响的大文化背景，在座师赵秉文大力宣扬理学的情况下，元好问在碑文中高度评价杨云翼时产生见贤思齐的念头，恐怕也是其研习理学的一个激发因素。
在创作《新斋赋》之后，元好问与一些理学家或深受理学影响者如赵秉文（1159—1232）、张特立（1179—1253）、杨天德（1180—1258）、杨奂（1186—1255）、杨弘道（1189—1273？）、赵复（1190？—？）、薛玄（1190？—1271）、李治（1192—1279）、王元粹（？—1243）、麻革（？—1244之后）、曹之谦（？—1265）、姚枢（1203—1280）、王郁（1204—1233）、刘述（1204—1268）、郝经（1223—1275）、杨恭懿（1224—1294）、高嶷（生卒年不详）、赵素（生卒年不详）等继续交往或新交，其作品留下了一些理学痕迹，此处不一一列举。值得注意的是，元好问在《新斋赋》宣称要下决心研习理学之后，其后的作品中理学气息却并无加强。相反，却时不时流露出一种批评的态度，这无疑是值得玩味的。
元好问为何放弃理学 元好问在后来明显放弃了理学，究竟原因何在，其本人并未做过任何直接解释。现有的元好问研究虽未专门就此问题揭示其原因，但也提供了不少值得参考的观点。笔者在前贤成果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理解，对此试做探讨。
笔者认为，元好问放弃继续深入研习理学的原因，可能有如下几点：
（一）自我定位为诗人
元好问七岁能诗，被诗人王中立（字汤臣）称为“神童”;十一岁时，从嗣父官于冀州，名臣路铎（？—1213）“赏其俊爽，教之为文”（郝经：《遗山先生墓铭》）?。十二岁开始学举业，十四岁至陵川师从郝天挺。郝天挺在教授举业之外，还教其作诗。在遭受他人质疑其在不急之务上浪费时间时，郝天挺回应道：“君不自知，所以教之作诗，正欲渠不为举子耳。”（《郝先生墓铭》）?其实，郝天挺不是不重视元好问的举业，而是不唯举业是问，关于这一点，狄宝心先生早已辨之甚明?。我认为可补充的一点是，郝天挺应该还发现了元好问的文学天赋而不忍其被埋没，因为金代儒士在中进士前往往被长辈限制写文作诗，以免妨害举业，乃至造成一些进士文才不足的窘况?。
元好问诗名大振是在金宣宗兴定元年（1217）。元好问《赵闲闲真赞》云：“兴定初，某始以诗文见故礼部闲闲公。公若以为可教，为延誉诸公间。又五年，乃得以科第出公之门。”?郝经《遗山先生墓铭》也记载其“下太行，渡大河，为《箕山》《琴台》等诗。赵礼部见之，以为少陵以来无此作也，以书招之。于是名震京师，目为‘元才子’”，兴定五年进士及第后不就选，“往来箕、颍者数年，而大放厥词，于是家累其什，人嚼其句，洋溢于里巷，吟讽于道涂，巍然坡、谷复出也”?。因此，元好问在闲居白鹿原之前，就已经是一位著名诗人了。
元好问在诗坛上的影响力，是促成其体认自身价值的重要因素。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时间的流逝，元好问的声望越来越大。他虽然一再谦虚地表示“四海虚名只汗颜”（《别覃怀幕府诸君二首（其一）》）?、“四海虚名值几钱”（《己酉四月十七日度石岭》）?、“文字空传海内名”（《十日作》）?、“少微见比吾何敢”（《赠答雁门刘仲修》）?，等等，实际上亦略带一些自矜和自喜。因此，他屡屡直接以“诗人”一词指代自己，如早在隐居嵩山之时，已有“诗人爱花山亦好，幽林穹谷生阳春”（《南溪》）?，到了晚年更是多次以“诗人”自指，如“诗人爱山爱彻骨”（《游承天镇悬泉》）?、“共笑诗人太瘦生，谁从惨淡得经营”（《自题二首》其一）?、“诗人太冷落，愁绝残春雨”（《梨花海棠二首》其二）?，还自述“衰年那与世相关，苦被诗魔不放闲”（《乙卯端四日感怀》）?，甚至梦中所得诗句为“天上近来诗价重，一联直欲换青春”（《感兴四首》其一）?，等等。真可谓无论是醒来还是梦中，无论是年轻还是垂老，元好问一个最重要的自我体认就是诗人身份。当然，元好问还是一位有抱负、有成就的史家，虽因故未修成《金史》，但其《金源君臣言行录》《壬辰杂编》等史著及《中州集》作者小传、诗文集中的碑版志铭等，都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然而，最能说明问题的，还是其墓石上的题字。元好问生前曾对门人魏初、姜彧说：死后不愿有碑志，只需“墓头树三尺石，书曰‘诗人元遗山之墓’足矣”?。后来果然魏、姜二人遵其遗愿，树此墓石。该墓石至今尚存于山西忻州忻府区西张镇韩岩村的遗山墓园内，只是已经极度漫漶。“诗人元遗山”五字，最足以说明他对自我的体认：其天赋在文学，兴趣在文学，成就感也主要来自于文学（元好问诸体皆擅，“诗人”一词实际上可用以指代“文学家”）。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同一年，元好問一边下决心研习理学，一边却又在编《东坡诗雅目录》（《东坡诗雅引》）?。虽意在去其“杂体”，存其雅正，但所致力的对象终究属于文学领域，这似乎预示了其在《新斋赋》中所表的决心难以坚持。
（二）重视事功
元好问是一位关爱亲友、关心民生、关注时世的士人，因而重视事功，积极入世。在中进士的前一年（兴定四年，1220）八月，元好问到汴京参加因局势所迫而异地举办的西京路府试，与来自晋北地区的其他贡士在汴京状元楼宴集，催生了一篇热情洋溢、气势豪迈的文章。其中有这样的灵魂拷问：
然则为吾百人者，其何以自处耶？将侥幸一第，以苟活妻子耶？将靳固一命，龊龊廉谨，死心于米盐簿书之间，以取美食大官耶？抑将为奇士，为名臣，慨然自拔于流俗，以千载自任也？……凡我同盟，其可不勉？（《兴定庚辰太原贡士南京状元楼宴集题名引》）?
其力挽时艰、兼济天下的雄心豪情跃然纸上。这种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加上其自身“卞急”外向的性格，使得元好问很难长时间投入到学术探索之中。且看他在《校笠泽丛书后记》的自我检讨：
向在内乡，信之、仲经尝约予合二本为一。因循至今，盖八年而后卒业，然所费日力，才一旦暮耳。呜呼，学之不自力如此哉！惜一日之功，为积年之负，不独此一事也，此学之所以不至欤？?
其实还是志不在此罢了。元好问闲居白鹿原研习理学的时间不长。据狄宝心先生《元好问年谱新编》考证，当年作《新斋赋》之后，元好问很快就摄任镇平令?。次年春罢镇平令，随后入移剌瑗幕府任从事之职，秋辞职归家。辞职后第二年（正大八年，1231）出任南阳令。任职之初，即撰有《南阳县令题名记》一文。文中有云：
自功利之说行，王伯之辨兴，堕窳者得以容其奸，而振厉者无以尽其力。盖尝疑焉：仁人君子“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与夫“安静之吏，悃愊无华，日计不足，月计有余”者，理诚有之。然唐虞之际，司空则平水土，后稷教民稼穑，司徒则敬敷五教在宽，士明于五刑，虞则若予上下草木鸟兽，伯典礼，夔典乐，龙纳言，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君臣相敕，率作兴事，必于成而后已，谓之不计其功也而可乎？汉宣帝之治，枢机密而品式具，上下相安，莫敢苟且。政平讼理，固出于良二千石德让之风，至于摘奸伏，击豪右，敢悍精敏，砉砉隽快，如刃之发于硎者亦多矣。三代之民治，汉之民亦治，孰王孰伯，必有能辨之者。? 在这篇题名记中，元好问对董仲舒的重义轻利之说以及汉章帝的“息事宁人”之诏颇有看法。他举三代及西汉中兴之主汉宣帝的例子，说明不能纯靠德治。汉宣帝对太子“柔仁好儒”深感不满，而教训他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朱熹曾批评陈亮主张“义利双行，王霸并用”?，而元好问的观点却分明与陈亮一致。元好问研习理学却走向了事功之学，其进路亦与陈亮、叶适相近。
（三）对道统说的排他性及当时某些理学信徒的思想行为有所不满
众所周知，道统概念最早是韩愈为了对抗佛、道二家的法统而提出的。他在《原道》中说：“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1韩愈是把自己放进接续道统的位置上的，不料却和其他汉唐儒学家一起，被两宋理学家们排挤出了道统系列。这对一直以汉唐儒学为学习对象的金朝儒士来讲，不是很容易接受的。
因此，除了对理学有较多批评言论的儒士如李纯甫、耶律楚材等之外，即便如赵秉文等对理学较为推崇的人，也不很接受理学家排他色彩很强的道统说。赵秉文曾对二程后学“以韩欧诸儒为不知道”的轻狂态度表达过不满%2，这对元好问应该是有影响的。其《赠答刘御史云卿四首（其三）》（1220）云：
学道有通蔽，今人乃其尤。温柔与敦厚，扫灭不复留。高蹇当父师，排击剧寇仇。真是未可必，自私有足羞。古人相异同，宁复操戈矛。春风入万物，枯枿将和柔。克己未有加，归仁亦何由。先儒骨已腐，百骂不汝酬。胡为文字间，刮垢搜瘢疣。吾道非申韩，哀哉涉其流。大儒不知道，此论信以不？我观唐以还，斯文有伊周。开云揭日月，不独程张俦。圣途同一归，论功果谁优？户牖徒自开，胶漆本易投。九原如可作，吾欲起韩欧。%3
这首诗作于他下决心研习理学之前，但诗中的认识实际上贯穿了他的一生。他对于理学信徒肆意攻击道统系列之外的先儒十分反感，而认为韩、欧等古文家与程、张等理学家对儒家之道都有倡导和阐发之功。
元好问对于理学持敬而远之的态度，但并非全盘否定。有些学者强调金代儒士口中的“吾道”既与佛道二家相区别，也与理学家之“道”泾渭分明，甚至认为金儒有意抬出王通“河汾道统”来对抗理学家们所认定的道统%4。我觉得，这恐怕不符合元好问等人的本意。上面所引诗句“户牖徒自开，胶漆本易投”，本就表达不宜各立门户、妄生分别之意，又怎会去特意搞出什么完全区别于理学家的另一种“道”来？金儒口中的所谓“吾道”，应是一个泛指儒家思想的大概念，无论是先秦儒家，还是董仲舒、扬雄、王通、韩欧、程张等汉代以来儒士的思想，均不出其畛域之外。这个“吾”也应指不同时代不同区域的所有儒者，而不仅仅由金儒独享。岂不闻元好问说“吾道之在天下，未尝古今，亦未尝废兴。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际，百姓日用而不知。大业、广明、五季之乱，绵蕝不施，而道固自若也”（《赵州学记》）%5？如果把“吾道”看成是金儒“用来称呼自身学术，并借以与南宋理学相区别的一个术语”%6，这种排他性岂非让他们走向了自己的对立面？不管是金儒还是宋儒，恐怕都不会同意儒家有“吾道”“汝道”之分吧。
元好问对理学大家及其思想并无多少批评，可见他还不如王若虚、李纯甫等下过的功夫深。但对于当时某些装腔作势的理学信徒，元好问则给予了辛辣的讽刺和严厉的批评。如《东平府新学记（》1255）有云：
学政之坏久矣！人情苦于羁检而乐于纵恣，中道而废，纵恶若崩。时则为揣摩，为捭阖，……为鬼幽，为怪魁，为心失位。
心失位不已，合谩疾而为圣癫，敢为大言，居之不疑。始则天地一我，既而古今一我。小疵在人，缩颈为危;怨讟薫天，泰山四维。吾术可售，恶恶不可？宁我负人，无人负我。从则斯朋，违则斯攻。我必汝异，汝必我同。自我作古，孰为周孔？人以伏膺，我以发冢。凡此皆杀身之学，而未若自附于异端杂家者为尤甚也。
居山林，木食涧饮，以德言之，则虽为人天师可也，以之治世则乱。九方皋之相马，得天机于灭没存亡之间，可以为有道之士，而不可以为天子之有司。今夫缓步阔视，以儒自名，至于徐行后长者，亦易为耳，乃羞之而不为。窃无根源之言，为不近人情之事，索隐行怪，欺世盗名，曰“此曾、颜、子思子之学也”，不识曾、颜、子思子之学固如是乎？
夫动静交相养，是为弛张之道，一张一弛，游息存焉。而乃强自矫揉，以静自囚。未尝学而曰“绝学”，不知所以言而曰“忘言”。静生忍，忍生敢，敢生狂，缚虎之急，一怒故在，宜其流入于申韩而不自知也。古有之：桀纣之恶，止于一时;浮虚之祸，烈于洪水。夫以小人之中庸，欲为魏晋之《易》与崇观之《周礼》，又何止杀其躯而已乎！道统开矣，文治兴矣，若人者，必当戒覆车之辙，以适改新之路。特私忧过计，有不能自已者耳，故备述之，既以自省，且为无忌惮者之劝。57
在“纵恶若崩”四字后，元好问罗列了世上小人的半百种恶行丑态（文中所列刚好五十种。真可谓世间百态而丑行居半，元好问内心该有多么愤懑），将自己的厌憎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五十种的最后一种“心失位”，或许可以理解为总括性的、达到较高程度的一种。所谓“心失位”，应该是指内心邪而不正，以至于变态的思想行为成为其常态。在不同的人身上，“心失位”也许不表现出前四十九种的某些种，但前四十九种却都是“心失位”在一定程度上的体现。当“心失位”的程度越来越高，加上因心智蒙蔽而导致认识障碍的“谩疾”，则会出现一种病态——“圣癫”，自以为是，极度膨胀，乃至出现某种程度的精神错乱（《忠武任君墓碣铭》（1242）一文亦有类似表述，可参看）。
然而，元好问认为这些恶行丑态乃至病态的危害性还不是最大的，都不如“自附于异端杂学者为尤甚”。我的理解是，元好问也许觉得那些丑恶行径容易被人发现和辨别，反而是“自附于异端杂学”者的言行具有迷惑性，因而危害更大。此文针对某些道士、术士、理学信徒提出严厉的批评，带有明显的时代痕迹。金亡之后，全真教势力大盛，又因在乱世中儒士遁入教门者甚多，而具有强烈的入世色彩，不断尝试介入蒙元初期的政治、教育、文化领域，引起了正统儒士的警惕和反感，所以元好问说“虽为人天师可也，以之治世则乱”。而术士是蒙古统治者所偏爱的一类人物，元好问承认他们算是“有道之士”，但并不赞成任用他们作为政府官员。至于某些理学信徒，元好问则批评他们“窃无根源之言，为不近人情之事，索隐行怪，欺世盗名”。理学较之于传统儒学，思辨性较强，对于不感兴趣者如元好问等来说，难免觉得玄虚，但从其他作品来看，元好问对周、邵、张、程等还是心怀敬意的，之所以会指责某些理学信徒“窃无根源之言”，可能是因为他所指责的某些人本身学问基础就不够好，没有自己的心得，只会搬弄一些概念。然而，更引起其不满的是某些理学信徒“为不近人情之事”，以过分高调的道德主义居高临下去要求他人，自己卻不干实事，不肯承担社会责任，元好问可谓是深受其害，故有感而发。所谓“索隐行怪”出自《中庸》，朱熹章句云：“言深求隐僻之理，而过为诡异之行也。”%8孔子反对这种行为，认为君子必然是“遵道而行”“依乎中庸”的，真正的圣人是“遁世不见知而不悔”%9的。故此，某些理学信徒“索隐行怪，欺世盗名”的行径，元好问当然认为不符合曾、颜、子思之学的精神。 在此之后，元好问又继续批评“强自矫揉，以静自囚”“未尝学而曰‘绝学’，不知所以言而曰‘忘言’”“流入于申韩而不自知”者，联系其《赠答刘御史云卿四首（其三）》（1220）和《通仙观记》（1238）等诗文，可知此处时而批评道士，时而批评理学信徒，又或一起批评，杂糅出之，以见其有异有同，但主要还是批评某些道士。至于所谓“以小人之中庸，欲为魏晋之《易》与崇观之《周礼》”，则的确是针对某些理学信徒而发。“小人之中庸”亦出自《中庸》，原文云：“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0因此，“小人之中庸”，是指小人无所忌惮，违背中庸。万一他们以无所忌惮的态度去模拟魏晋玄谈，去仿效王安石之附會《周礼》变乱旧章，那就不是仅仅祸及自身了，将会祸国殃民。由此可知，出于对程朱学派某些后学的嫌憎，捎带着对王安石及其新学的厌恶，也会影响到元好问对于义理之学的投入程度。
结语
作为金元之际的文坛领袖，元好问在当时的思想文化领域无疑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他对理学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为数不少的北方儒士，体现了理学由金至元在北方的曲折发展，值得关注和探讨。《新斋赋》一文集中并突出地表达了元好问研习理学的愿望，但这种愿望也仅成为其思想历程的一段插曲而已。不管之前还是之后，他对理学的态度都比较疏离（笔者认为，其《郝先生墓铭》一文所流露的对于郝天挺的态度，很值得玩味），甚至还有较为激烈的批评。从现存文献来看，元好问集中研习理学的时间很短，其所下功夫显然不如同时代的赵秉文、王若虚、李纯甫、刘从益、杨奂、郝思温等。因而，他对理学的批评，基本上是针对时人的言行，而不是做学理上的剖析辩难，所以激愤之情有余，而理论色彩缺乏。本文尝试揭示元好问对理学的基本态度和偶发向往，以期丰富对于元好问的认识，但这一插曲究竟对其文学创作和理论、思想方法等有无影响或有何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
①《元史·赵复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4315页。
②缪钺：《元遗山年谱汇纂》“癸卯年”下所引〔清〕凌廷堪按语及缪氏自己所作按语，姚奠中主编：《元好问全集》下册，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441—1442页。
③〔日〕安部健夫：《元代的知识分子和科举》，见《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5卷“五代宋元”，索介然译，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636—679页。
④马积高：《宋明理学与文学》，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6页。另外，两派之争详情亦可参看魏崇武：《元初新旧儒学之争及其特点》，《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第1—7页。
⑤??狄宝心：《元好问年谱新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第134页，第21页，第137—140页。
⑥⑦⑧⑨⑩???????????????55 57狄宝心：《元好问文编年校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70页，第170页，第170页，第174页，第136页，第1390页，第136页，第610页，第30—31页，第83页，第108页，第109页，第2870页，第119页，第610—611页，第453页，第180页，第22页，第328页，第20页，第763页，第1424—1429页。
?58 59 60〔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4页，第21页，第22页，第19页。
??????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四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54页，第445页、第448页、第450页，第373页，第415页，第416页，第416页。
???????????53狄宝心：《元好问诗编年校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50—151页，第903页，第1319页，第1453页，第1501页，第169页，第1388页，第1713页，第1734页，第1463页，第1648页，第155页。
?〔元〕王恽：《浑源刘氏世德碑铭》，杨亮、钟彦飞：《王恽全集汇校》第六册，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568页。
?〔元〕刘祁：《归潜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2页、第80页。
?〔元〕魏初：《书元遗山墓石后》，《全元文》第八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56页。
?《汉书·元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7页。
?〔宋〕朱熹：《与陈同甫》，《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四部丛刊》景明嘉靖本。
51〔唐〕韩愈：《原道》，《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卷十一，《四部丛刊》景元刊本。
52〔金〕赵秉文：《性道教说》，魏崇武、刘畅点校：《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一，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7页。
54 56 邱轶皓：《吾道——三教背景下的金代儒学》，《新史学》20卷4期2009年，第59—111页，第59页。
作者：魏崇武，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辽金元文献整理与研究。参与《全元文》《全元诗》的整理工作，个人成果主要有校点本《儒藏·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儒藏·滹南王先生文集》《李俊民集》等。
编辑：杜碧媛[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