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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晴的午后，斜阳照进我家廊子里头。我靠着一只旧藤椅，拿一本书，纸片与钢笔散漫在木桌上。一杯新沏的绿茶，是淡淡的龙井，有浅浅的碧绿，杯口一柱热气，袅袅腾腾。这是我吗?
我有这样的老实，这样的安分，这样的悠闲，这样的疲惫，这样的慵懒，这样的无心事，这样的无斗志吗?是什么时候?我的生命忽然进入了现在?现在我仿佛是—个头一次遭遇换牙的孩童，在经历了惊愕、疼痛、流血以后，终于知道了换牙的代价与换牙的必然，于是踏实了我还仿佛是一只受伤的成年狗，被最后的一场恶战结束了少年意气，太阳出来以后，找到一块土地一躺下，为自己接地气，于是也踏实了。真的这是现在的我吗?
此前的我，人生几十年，何曾有一刻这样稳稳地坐过?我的童年，劈面遭遇了文化大革命，这场大革命将父母的黑色涂抹到我的身上，并且把一个黑色的前途摆放在我的脚下。这种极端侮辱人格的涂抹和摆放，激起了我强烈的斗志。我是决不屈服的，我是精力充沛野心勃勃的，且那野心又是这样空旷浩渺：惟一就是要洗净自己的黑色显露自己的红色。我不懂这种证明之艰难，更不懂这种证明之荒诞，我宏大的野心纯粹是出于效法，当时社会上有一大批我的同类，他们坚信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便以自己全部的生命力量进行搏击。我以孩子的懵懂和无所畏惧，拼命地行动，劳动中抢最累的干，生活上拣最苦的吃，积极参与各项政治活动，在这样一些活动中真诚地请罪，终于，我得以在高中毕业之前被批准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这个时候，学生时代已经结束，全班同学差不多都是共青团员了，而下放农村以后，贫下中农对共青团员这个称号没有任何反应，他们对于知青的认可与判断，完全是另外的标准。
于是，我又一次重新开始行动。我才17岁，单薄瘦弱，但是我赤脚跳进早春寒冷的秧田里去插秧，我不戴口罩不采取任何防护措施，日夜奔忙在灰灶弥漫的打谷场上。我当了小学教师以后也从来不享受星期天和寒暑假，只要在课堂之外，我总是投身于农田的劳作。最终。我又是以自己优秀的表现，被贫下中农推荐选拔到医学院，成为了一个光荣的工农兵大学生——然而，历史的翻脸又快又无情，我的自豪感仅仅持续了几个月，一个时代就过去了。因毛泽东的去世和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新的时代开始了。中国的高考制度即将恢复，我立刻就变成了中国最后一届工农兵大学生。在门第森严的医学界，工农兵大学生因其生源素质和教学质量，公然地遭到了冷眼。此前，我以为，以自己数年的卧薪尝胆，已经改写了自己黑色的前途——不再是无休止的劳改与欺侮，而将是一个受人尊重的医生。事实上我们还没有毕业，就听说了将来最多只会有十个名额分配在武汉市，其余的全部下放到最基层的工厂和矿山。
立刻又是一场马不停蹄的奔跑。我一定要把自己证明到底：我是最好的!我把自己所有的时间，精力和经费——国家提供给工农兵大学生的基本生活费压缩到每顿只买一角钱以内的菜肴：买书!读书!背书!考试!
考试!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地，就这样循环。我要自己任何科目都考出最好成绩，我要让各科老师都目瞪口呆!我要在毕业分配的时候，让他们不得不把我留在武汉市，否则他们的良心就要受到谴责。尸体、鲜血、死亡、排泄物，几乎没有过程地被我接受，在我眼里，它们完全超越它们的客观具象而成为我的医学文本。第一次的外科和妇产科实习，连男同学都有看见鲜血就要晕倒的，我把风油精递给他们涂抹太阳穴，自己却可以牢牢站在手术台上，聚精会神，手脚麻利，令许多德高望重的资深老大夫对我刮目相看。最后果然，我当之无愧地成为被留在武汉市的十个学生之一。可是再也想不到的是：中国文学的春天却忽然到来了!我惊愕地发现，我与自己真正的理想与目标失之交臂。本来，从小对于文学的酷爱应该理所当然地支配我所有的奋斗，我的每一个行为应该都是为作家这个职业而发生的，而我，居然一直傻乎乎地流俗于时代。
忽然间，这么多作家突然出现了，人家怎么就懂得在冰封雪盖之中蛰伏呢?那时候，中国的职业选择只能绝对服从组织分配，就算做梦都不可能出现择业自由的幻景。毕业分配一旦公布，个人档案、城市户口、单身宿舍、福利待遇以及专业工资级别，都被所在单位确认与管理，此生此世，掉换专业就比登天还难了。
我的其他九个同学，他们是这样的高兴，都穿着崭新的硬梆梆的白大褂，就像过年的小孩子穿上了新棉袄。大家欢喜雀跃，在医院大门口拍照留念，惟独我怏怏不乐，满心怅然，任人摆布，欲哭无泪：一个应该成为作家的女人却成为了医生——一个刚刚报到就已经后悔当初学医的初级医士。
也就是从这个悲伤的时刻开始，我以对新时期所有作家的佩服与羡慕，意识到了自己的幼稚和糊涂。我怎么就如此自作聪明地随波逐流呢?假如我不进行徒劳的红色证明，我的学生时代就不会是一个自取其辱的时代；假如我做一个疏远主题的知青，我不仅不会付出健康受损的沉重代价，还有许多时间进行写作训练，还可以在高考恢复的时候，名正言顺地报考自己喜欢的文学专业，而不是作为在校大学生被严禁报考。我这个人，怎么就没有一颗自己的心呢?
我很羞愧我没有自己的心。我的人生，如果不是这样地缺乏自己的心，肯定会是另外的一种。至少在后来，我不会因为需要一间自己的房间，而在头脑发热的时候把自己轻易地嫁人，这是我更加羞愧直至恼怒自己之所在。我没有自己的心到了冥顽不灵的程度。我总是要等到榜样出现之后，才会有意识上的清醒，而且，一方面的清醒还不能唤起另一方面的清醒，因此我的人生错误总是此起彼伏，因此我总是自己人生里一个急急忙忙的消防队员，不停地来回奔波，累都要把自己累死。
因婚姻是没有榜样的，故而我好比“始终一幅香罗帕，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我又被自己热爱的文学误导了。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英，她的思想一进入中国，立刻就俘虏和震撼了我，她的女人需要“一间自己的房间”，对于我的威力，几乎相当于当年的毛泽东思想之于中国人民。一场思想革命，在我的灵魂深处爆发：是啊!姑娘，你苦苦奋斗了，你把自己从出身论中提拔出来了，你获得了终身有饭吃的职业了，但是，姑娘，作为女性，你有一间自己的房吗?没有!国家不给你，政府不给你，社会不给你，单位不给你，任何人都不肯给你!中国的住房制度是以男性为主的分配制度，也就是说，一个女子，如果没有男人娶她，她就得一辈子在集体宿舍当众换内衣内裤!这是多么残忍多么可悲的事情啊!尽管我从小就希望拥有自己个人的房间，但这种希望仅仅只是作为美梦存在，仅供观赏，而对于未婚者居住集体宿舍，我从来以为这就是一种天经地义的生活方式，然而一夜之间，伍尔芙让我觉悟了。可怕的是，一旦觉醒，我就再也不能忍受集体宿舍了。我的书着不下去了，我的笔也写不下去了，我狂热地行动起来，用各种理由，通过各种渠道，找到方方面面的朋友，为的就是寻求一间单独的住房，所有的朋友都万 分不理解，吃惊地问：为什么?为了写作和健康。朋友们更加诧异于这种不着边际的理由，不过出于友谊，还是有朋友把房子借给了我。我每一次的独居完全等于一次次起义，很快都因为镇压而天折。一个年轻姑娘单独居住，总是要引起邻居的高度怀疑和警惕，他们的检举揭发，不仅惊动了单位，甚至连警方都被惊动了。我惟有落荒而逃，返回集体宿舍之后，姑娘们个个视我为异类，我是愈发不能待下去，一个女子往哪儿走呢?惟有婚姻这一条小路了。从表面上看，我当年的婚姻似乎还是小于爱情，那是因为当事双方都很主观地用爱情色彩去笼罩事物。
年轻的时候谁能够逃脱爱情的幻想与幻觉呢?不过有一点我始终非常清楚，这就是：我一定要尽快逃离集体宿舍!我需要一间自己的房!尽管婚姻是两个人的房间，不完全符合伍尔芙思想，但是在中国只能这样退而求其次了。我相信在两个人的房间里，很容易分割出自己的空间。最重要的是，婚姻是女人的保护伞。进入婚姻之后，再也不会有革命群众的怀疑与举报了。就这样，我把自己嫁给了两个人的房间，因为是一个男人用他的房间娶了我，很自然地，崭新的宽大的书桌属于男人，我则很知趣地在床沿上安营扎寨，一只小板凳，一方床沿，稿纸下面垫一块木板，四周安安静静无人打搅，我觉得幸福备至，文思泉涌，小说就一篇一篇地写出来了。亲爱的伍尔芙使得我一步一步接近着自己的理想，使得我在短期内丝毫没有怀疑自己对伍氏思想的肤浅实用的理解。婚姻本身的问题很快就显露了出来，我竟然还以为那是婚姻固有的问题，并以“有所得必然有所失”的理论说服自己继续维持婚姻生活。忙忙碌碌的十几年过去．有一天我发现自己不仅拥有了一间书房，还拥有了自己的一间卧室——这是我一个人的卧室了——我在这个婚姻中找不到男人了。直到这个时候，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伍尔芙并不是“房间”的意思!而这个时候，女人已经是“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了”不是怕老，只是遗憾老得不值我怎么就没有一颗自己的心呢!女人是需要自己的房间，女人是需要男人，可女人更需要一颗自己的心，乃至这颗心的纯粹性应该完全超越具象，房子、婚姻、男人一律无涉。
中国对于孩子的教育，从小都是强调一个“乖”字，尤其是女孩子，说你乖就是你的最高赞誉。乖孩子就比较容易丧失自己的心了。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乖女孩，从小听父母的，听老师的，听社会潮流的，从来都没有一颗自己独立的完整的心、我的盲从狂热争强好胜，那是一颗少年心；我的焚膏继晷钻仰终身，那是一颗文人心；我的也嫁为妇，那是一颗妻子心；我的生儿育女，那是一颗母亲心；我的孝顺父母，那是一颗女儿心。几十年来，我为我所有的心分裂着、焦虑着、奔忙着、顾此失彼着，直至精疲力竭。
某一天，在只有命运事先知道的某一个时刻，透澈明净的阳光照耀着我家廊子，悠蓝的天空高远平和，我安坐在我的旧藤椅上，命运之神翩然光顾，让我了解丁自己四分五裂的心——这种自我了解令人醍醐灌顶，又欢欣鼓舞，所谓明白之日就是重生之日了。现在我能够肯定，这副模样的我就是现在的我了。因此，我的确是一个刚刚换牙的孩子，也的确是一只正在接地气的狗呢。到这里，我定睛再看：面前绿茶已凉，院子里银杏黄透，书本闲搁膝头却一字未读，夕阳渐渐归山，晚霞万朵波澜壮阔，各种车辆扎扎作响，狗在雀跃欢叫，远近响起呼儿唤母之声，晚饭香了——天地人间就是这样气象大方百川归海——还需要什么证明呢?
我有这样的老实，这样的安分，这样的悠闲，这样的疲惫，这样的慵懒，这样的无心事，这样的无斗志吗?是什么时候?我的生命忽然进入了现在?现在我仿佛是—个头一次遭遇换牙的孩童，在经历了惊愕、疼痛、流血以后，终于知道了换牙的代价与换牙的必然，于是踏实了我还仿佛是一只受伤的成年狗，被最后的一场恶战结束了少年意气，太阳出来以后，找到一块土地一躺下，为自己接地气，于是也踏实了。真的这是现在的我吗?
此前的我，人生几十年，何曾有一刻这样稳稳地坐过?我的童年，劈面遭遇了文化大革命，这场大革命将父母的黑色涂抹到我的身上，并且把一个黑色的前途摆放在我的脚下。这种极端侮辱人格的涂抹和摆放，激起了我强烈的斗志。我是决不屈服的，我是精力充沛野心勃勃的，且那野心又是这样空旷浩渺：惟一就是要洗净自己的黑色显露自己的红色。我不懂这种证明之艰难，更不懂这种证明之荒诞，我宏大的野心纯粹是出于效法，当时社会上有一大批我的同类，他们坚信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便以自己全部的生命力量进行搏击。我以孩子的懵懂和无所畏惧，拼命地行动，劳动中抢最累的干，生活上拣最苦的吃，积极参与各项政治活动，在这样一些活动中真诚地请罪，终于，我得以在高中毕业之前被批准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这个时候，学生时代已经结束，全班同学差不多都是共青团员了，而下放农村以后，贫下中农对共青团员这个称号没有任何反应，他们对于知青的认可与判断，完全是另外的标准。
于是，我又一次重新开始行动。我才17岁，单薄瘦弱，但是我赤脚跳进早春寒冷的秧田里去插秧，我不戴口罩不采取任何防护措施，日夜奔忙在灰灶弥漫的打谷场上。我当了小学教师以后也从来不享受星期天和寒暑假，只要在课堂之外，我总是投身于农田的劳作。最终。我又是以自己优秀的表现，被贫下中农推荐选拔到医学院，成为了一个光荣的工农兵大学生——然而，历史的翻脸又快又无情，我的自豪感仅仅持续了几个月，一个时代就过去了。因毛泽东的去世和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新的时代开始了。中国的高考制度即将恢复，我立刻就变成了中国最后一届工农兵大学生。在门第森严的医学界，工农兵大学生因其生源素质和教学质量，公然地遭到了冷眼。此前，我以为，以自己数年的卧薪尝胆，已经改写了自己黑色的前途——不再是无休止的劳改与欺侮，而将是一个受人尊重的医生。事实上我们还没有毕业，就听说了将来最多只会有十个名额分配在武汉市，其余的全部下放到最基层的工厂和矿山。
立刻又是一场马不停蹄的奔跑。我一定要把自己证明到底：我是最好的!我把自己所有的时间，精力和经费——国家提供给工农兵大学生的基本生活费压缩到每顿只买一角钱以内的菜肴：买书!读书!背书!考试!
考试!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地，就这样循环。我要自己任何科目都考出最好成绩，我要让各科老师都目瞪口呆!我要在毕业分配的时候，让他们不得不把我留在武汉市，否则他们的良心就要受到谴责。尸体、鲜血、死亡、排泄物，几乎没有过程地被我接受，在我眼里，它们完全超越它们的客观具象而成为我的医学文本。第一次的外科和妇产科实习，连男同学都有看见鲜血就要晕倒的，我把风油精递给他们涂抹太阳穴，自己却可以牢牢站在手术台上，聚精会神，手脚麻利，令许多德高望重的资深老大夫对我刮目相看。最后果然，我当之无愧地成为被留在武汉市的十个学生之一。可是再也想不到的是：中国文学的春天却忽然到来了!我惊愕地发现，我与自己真正的理想与目标失之交臂。本来，从小对于文学的酷爱应该理所当然地支配我所有的奋斗，我的每一个行为应该都是为作家这个职业而发生的，而我，居然一直傻乎乎地流俗于时代。
忽然间，这么多作家突然出现了，人家怎么就懂得在冰封雪盖之中蛰伏呢?那时候，中国的职业选择只能绝对服从组织分配，就算做梦都不可能出现择业自由的幻景。毕业分配一旦公布，个人档案、城市户口、单身宿舍、福利待遇以及专业工资级别，都被所在单位确认与管理，此生此世，掉换专业就比登天还难了。
我的其他九个同学，他们是这样的高兴，都穿着崭新的硬梆梆的白大褂，就像过年的小孩子穿上了新棉袄。大家欢喜雀跃，在医院大门口拍照留念，惟独我怏怏不乐，满心怅然，任人摆布，欲哭无泪：一个应该成为作家的女人却成为了医生——一个刚刚报到就已经后悔当初学医的初级医士。
也就是从这个悲伤的时刻开始，我以对新时期所有作家的佩服与羡慕，意识到了自己的幼稚和糊涂。我怎么就如此自作聪明地随波逐流呢?假如我不进行徒劳的红色证明，我的学生时代就不会是一个自取其辱的时代；假如我做一个疏远主题的知青，我不仅不会付出健康受损的沉重代价，还有许多时间进行写作训练，还可以在高考恢复的时候，名正言顺地报考自己喜欢的文学专业，而不是作为在校大学生被严禁报考。我这个人，怎么就没有一颗自己的心呢?
我很羞愧我没有自己的心。我的人生，如果不是这样地缺乏自己的心，肯定会是另外的一种。至少在后来，我不会因为需要一间自己的房间，而在头脑发热的时候把自己轻易地嫁人，这是我更加羞愧直至恼怒自己之所在。我没有自己的心到了冥顽不灵的程度。我总是要等到榜样出现之后，才会有意识上的清醒，而且，一方面的清醒还不能唤起另一方面的清醒，因此我的人生错误总是此起彼伏，因此我总是自己人生里一个急急忙忙的消防队员，不停地来回奔波，累都要把自己累死。
因婚姻是没有榜样的，故而我好比“始终一幅香罗帕，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我又被自己热爱的文学误导了。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英，她的思想一进入中国，立刻就俘虏和震撼了我，她的女人需要“一间自己的房间”，对于我的威力，几乎相当于当年的毛泽东思想之于中国人民。一场思想革命，在我的灵魂深处爆发：是啊!姑娘，你苦苦奋斗了，你把自己从出身论中提拔出来了，你获得了终身有饭吃的职业了，但是，姑娘，作为女性，你有一间自己的房吗?没有!国家不给你，政府不给你，社会不给你，单位不给你，任何人都不肯给你!中国的住房制度是以男性为主的分配制度，也就是说，一个女子，如果没有男人娶她，她就得一辈子在集体宿舍当众换内衣内裤!这是多么残忍多么可悲的事情啊!尽管我从小就希望拥有自己个人的房间，但这种希望仅仅只是作为美梦存在，仅供观赏，而对于未婚者居住集体宿舍，我从来以为这就是一种天经地义的生活方式，然而一夜之间，伍尔芙让我觉悟了。可怕的是，一旦觉醒，我就再也不能忍受集体宿舍了。我的书着不下去了，我的笔也写不下去了，我狂热地行动起来，用各种理由，通过各种渠道，找到方方面面的朋友，为的就是寻求一间单独的住房，所有的朋友都万 分不理解，吃惊地问：为什么?为了写作和健康。朋友们更加诧异于这种不着边际的理由，不过出于友谊，还是有朋友把房子借给了我。我每一次的独居完全等于一次次起义，很快都因为镇压而天折。一个年轻姑娘单独居住，总是要引起邻居的高度怀疑和警惕，他们的检举揭发，不仅惊动了单位，甚至连警方都被惊动了。我惟有落荒而逃，返回集体宿舍之后，姑娘们个个视我为异类，我是愈发不能待下去，一个女子往哪儿走呢?惟有婚姻这一条小路了。从表面上看，我当年的婚姻似乎还是小于爱情，那是因为当事双方都很主观地用爱情色彩去笼罩事物。
年轻的时候谁能够逃脱爱情的幻想与幻觉呢?不过有一点我始终非常清楚，这就是：我一定要尽快逃离集体宿舍!我需要一间自己的房!尽管婚姻是两个人的房间，不完全符合伍尔芙思想，但是在中国只能这样退而求其次了。我相信在两个人的房间里，很容易分割出自己的空间。最重要的是，婚姻是女人的保护伞。进入婚姻之后，再也不会有革命群众的怀疑与举报了。就这样，我把自己嫁给了两个人的房间，因为是一个男人用他的房间娶了我，很自然地，崭新的宽大的书桌属于男人，我则很知趣地在床沿上安营扎寨，一只小板凳，一方床沿，稿纸下面垫一块木板，四周安安静静无人打搅，我觉得幸福备至，文思泉涌，小说就一篇一篇地写出来了。亲爱的伍尔芙使得我一步一步接近着自己的理想，使得我在短期内丝毫没有怀疑自己对伍氏思想的肤浅实用的理解。婚姻本身的问题很快就显露了出来，我竟然还以为那是婚姻固有的问题，并以“有所得必然有所失”的理论说服自己继续维持婚姻生活。忙忙碌碌的十几年过去．有一天我发现自己不仅拥有了一间书房，还拥有了自己的一间卧室——这是我一个人的卧室了——我在这个婚姻中找不到男人了。直到这个时候，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伍尔芙并不是“房间”的意思!而这个时候，女人已经是“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了”不是怕老，只是遗憾老得不值我怎么就没有一颗自己的心呢!女人是需要自己的房间，女人是需要男人，可女人更需要一颗自己的心，乃至这颗心的纯粹性应该完全超越具象，房子、婚姻、男人一律无涉。
中国对于孩子的教育，从小都是强调一个“乖”字，尤其是女孩子，说你乖就是你的最高赞誉。乖孩子就比较容易丧失自己的心了。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乖女孩，从小听父母的，听老师的，听社会潮流的，从来都没有一颗自己独立的完整的心、我的盲从狂热争强好胜，那是一颗少年心；我的焚膏继晷钻仰终身，那是一颗文人心；我的也嫁为妇，那是一颗妻子心；我的生儿育女，那是一颗母亲心；我的孝顺父母，那是一颗女儿心。几十年来，我为我所有的心分裂着、焦虑着、奔忙着、顾此失彼着，直至精疲力竭。
某一天，在只有命运事先知道的某一个时刻，透澈明净的阳光照耀着我家廊子，悠蓝的天空高远平和，我安坐在我的旧藤椅上，命运之神翩然光顾，让我了解丁自己四分五裂的心——这种自我了解令人醍醐灌顶，又欢欣鼓舞，所谓明白之日就是重生之日了。现在我能够肯定，这副模样的我就是现在的我了。因此，我的确是一个刚刚换牙的孩子，也的确是一只正在接地气的狗呢。到这里，我定睛再看：面前绿茶已凉，院子里银杏黄透，书本闲搁膝头却一字未读，夕阳渐渐归山，晚霞万朵波澜壮阔，各种车辆扎扎作响，狗在雀跃欢叫，远近响起呼儿唤母之声，晚饭香了——天地人间就是这样气象大方百川归海——还需要什么证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