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严家炎老师的寿辰，我自己觉得也像过生日一样。按照刚才说的，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自己烧进去？我这几年参加过几次严老师的讨论会，我觉得在学术方面，我们赞佩老师，跟随老师。他的贡献，刚才孙老师、钱老师已经说得比较全面了。所以我想换个话头。我建议咱们北大中文系搜集各种各样典故，其中就可以把“严加严”收录进去。因为刚才我们发言的各位，有一半以上都提到。
　　我们研究生复试的时候，在文学史楼，我就感觉到严老师的“严”。因为当时王先生问的是文学史的问题，而严老师问的是文艺理论的问题。我一听到文艺理论问题就非常紧张。后来一了解我们两次考试，入学考试和复试的题目是王瑶先生、严老师二人出的，严老师可能出的更多一点。那些题目出得多好，现在想起来，以后再没有看到这么好的题目了。那样的题目是又宽又严，你知识稍微窄一点不行，你不说深一点也不行。比如问：“你对《新民主主义论》怎么看？”到现在都是很尖端的问题。复试有好几环，先问你对“五四”的看法，瞿秋白和胡风对“五四”的看法与后来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看法是不是一样？后面的题目就拐到了《新民主主义论》对我们现代文学研究有什么意义？中间拐好几个弯，很难答，记得我在答复试题的时候，有三分钟脑子是一片空白。怎么答呢？后来我在河南大学，他们要我出题，我一直按照严老师的风格出问题，这令学生们很头疼。有同学问我说，吴老师，能不能不要出了，什么十个知识题，一个题一分。我说不行，非出不可，这是考知识面，少一点都不行的。
　　我们当时还有十个外国作家的题，都是一分一分的。每个题要答出这个外国作家是什么时候进入中国的，对中国作家影响最大的是谁？我在河南大学那边始终坚持，觉得严老师的题出得好。后来我问了一下别的学校的题，都和北大不一样，他们的题是什么情况？要是你有所准备，你可以答得很好;你要没时间准备，很偏的题目根本答不上来。北大出题的话，谁都能答上来，谁都不一定答得好，更不容易答成高分。所以钱理群进校的时候，他以为考得很差，七十多分，后来结果公布，他却是考得最高的那个。王先生和严先生告诉我们，研究生前两年不做论文。用王先生的口气说，就是不许做论文。严老师也并不鼓励我们马上写论文。我们大概前两年还是继续读书。严老师给我们开了个书目，这个书目我现在还保存着。我们这一届研究生一开始就读原始报刊，这在全国是比较早的。1978年就开始读原报原刊了，这是因为严老师的书目里面有。
　　后来严老师“严”的一面在我们面前很快就消融了。到严老师家去拜年，严老师居然会和我们论年岁，我第一次知道严老师比我大不太多，我一下子就感到亲切了。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已经是一个老学生了，有时一篇文章，我写得稍微有点問题或者稍微好一点，严老师都会给我打电话。我还记得我的第一篇文章刚刚发出来，严老师就说这文章写得还行，就这么一句话，让我非常感动。
　　我现在还记得这样两件事，都和湖南有关。一个是我们到湖南去开地域文化的讨论会。会开完以后到张家界，我们大部分都在一辆车上。我们先唱中国歌，然后唱外国歌，先唱革命抒情歌曲，后来抒情歌曲唱完了，你没得唱了，就唱文化大革命歌曲，一路高歌前进。我们的严老师呢？他拿了一本书从头到尾都在看，严老师这个功夫可是不得了。我不管你唱，他看他的书，丝毫不受影响。还有一件事，有一年开完了长沙年会以后，我们几个到怀化去，赵园、钱理群、凌宇都在。路上，我们和严老师一块儿玩，一起打扑克，这是第一次和严老师玩。从来没有玩过，怎么敢和老师玩呢？打扑克的时候，严老师完全是非常温暖的一个老师、一个朋友。所以我想把这个印象写到回忆录里去。
　　我这两天想了，要给老师祝寿，我送什么呢？真没有东西可送。我七十岁以后开始写旧体诗，为庆祝严老师八十华诞写了一首，不是全部符合平仄，但是也没法改，一改意思就不对了，这里就念一下：
　　燕园受教文史楼，
　　今日师生双白头。
　　文卷辨色严上严，
　　待家七五柔外柔。
　　天颤武陵歌中仙，
　　十里怀化牌为友。
　　蟠桃寿匾虽诚意，
　　一声珍重浪拍舟。
　　最后说一句，这个“舟”叫作“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号”。
　　（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主要从事20世纪30年代小说、海派文学以及市民通俗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