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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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知识从哪里来?从实践中来。不论任何人，都是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从而不断吸纳知识。 实践中最普遍的是维持人类生存的生产实践。后者是一种社会行为，因为靠个人劳动解决日益增长的衣食住行多样化的需求，是不可能的。必须在全社会范围，实行分工，各守一行，精益求精，不断发展与改进生产技术，通过市场交换，求得满足。经过漫长的探索，一切先进民族都创造了自己的文字和印刷术。就有了书籍作为知识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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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知识从哪里来?从实践中来。不论任何人，都是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从而不断吸纳知识。
实践中最普遍的是维持人类生存的生产实践。后者是一种社会行为，因为靠个人劳动解决日益增长的衣食住行多样化的需求，是不可能的。必须在全社会范围，实行分工，各守一行，精益求精，不断发展与改进生产技术，通过市场交换，求得满足。经过漫长的探索，一切先进民族都创造了自己的文字和印刷术。就有了书籍作为知识载体，成为更有效的相互沟通工具。
我国古代书籍《易经》有一句话：“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意思是鼓励人们通过读书，接受前人经验教训，变得更聪明，懂得端正人品，提高认识能力。 我们今天提倡读书，有利于使我国变成学习型社会，人人好学，天天向上，向着社会主义追求的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共同富裕目标前进。
当代世界先进国家，已完成从工业社会向服务业社会过渡，正在由服务业社会向知识社会过渡。这反映人类进步的足迹，也是历史的一个大趋向，我国不应排除在历史演变过程之外，也应急起直追，准备迎接社会主义制度下知识社会的到来。
书海无涯，人生有限。《博览群书》二十年来向读者推荐了一些好书新书和有关信息，功不可没，望照此办下去，越办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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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三星堆文化大猜想》心里只觉得很“堵”，作者提出了中华民族是古犹太人的后裔等等，对这样的设想，我不想多说什么，中华民族是哪个民族的后裔还是中国土著甚至是天外来客，人们都可以去自由想象、任意猜想。但这本书在历史知识、语言知识和逻辑论证方面的常识性错误，让你不能不“堵”啊。 先说历史知识方面的常识性错误吧。该书说，三星堆文化大约在3000年前，而该书在讨论三星堆文化的历史来源的时候，更多是运用几
《当代课程问题》中讨论的若干课程问题，都可以落实为教学问题，而教学过程中师与生教学智慧的被充分发掘、充分尊重是学校、课程等良好运作的前提。第二编和第四编中的数篇论文有一个相似的主题，那就是深切关怀现实处境中的教师与学生的教学生活状态。不论作者倾向于认为教学是科学还是艺术、支持人本主义的教学还是其他，以往常见的争执与辩驳在文中化作相互支撑的力量，共同构成了这场交织着科学与人文光辉的教学智慧之盛宴。
我是因喜欢相声，倾慕侯宝林才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走近这位大师的；也是因为倾慕他而有《论侯宝林的相声艺术》论文发表，才在八十年代初晋升为副教授；还是因为他的提携、推荐，我的专著《中国的相声》得以出版，此后不久我便升为教授。侯宝林对他的儿女们总是耳提面命地说：“别忘了你们吃的每一粒米穿的每一布丝儿都是相声给的。”故也鹦鹉学舌地向我的儿女们重复着粒米寸布和相声的干系。 “反右”以后，我的“作家梦”破灭，
译事艰难，关于这一点，认真从事过翻译工作的译者与认真从事过翻译著作编辑工作的编辑最有体会。翻译之所以艰难，有内外两方面的原因。从“外因”上讲，“理解的通天塔”和“翻译的通天塔”不可搭建，“译不准原理”似乎具有普遍必然的“先天综合”性质；从“内因”方面讲，生有涯而知无涯，更何况当今之世知识和信息随时都在发生“爆炸”，不但像亚里士多德、黑格尔那样的“百科全书式”的古典学者已无“复活”可能，即便精通一门
乙酉年伊始，《博览群书》欲开一新栏目，曰“社长荐书”。 “社长荐书”，所见多矣，无非自吹自擂，王婆卖瓜之类也。余以王婆为鄙，乃请曰：“社长荐书，当以不荐本版书为约，取其公正也。唯此，方可见真好书。”主事者同意，并邀余开篇。不才愚钝而好事，乃欣然允诺，愿效抛砖之劳焉。 《狼国腾》 姜戎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我有一个坏脾气——不看畅销书，越畅销的书越不看。复旦的社长贺圣遂哂曰：朱某人血统卑微，不能
康濯同志病重的时候，从医院里打电话给我，说给我一个惊喜；他告诉我，在伪满洲国发表作品的一些作家，经过实事求是地审定，不能一概定位为汉奸文人，应以文章为具。以往那种情绪化的定位不科学。还嘱咐我一定要找到那个时代很有名望的女作家吴瑛。他主编的新中国文学大系(1937～1945)选入了吴瑛的作品。 中国新文学大系出版了，康濯同志却去了。我未能完成他的嘱托，我没有找到吴瑛，那项关怀对我们曾生活在沦陷区的
西南大学张守广博士编著的长达四十万字的《卢作孚年谱》增订版(以下简称《年谱》)已由重庆出版社出版。这部《年谱》是在作者三年前出版的同名年谱的基础上，进行了大幅度的增补和订正而成的。增订后的《年谱》无论在史料的占有和鉴别，或是在内容的整理和扩充上都有了很大的进步。这不仅是卢作孚研究进程中的一件大事，相信也将引起史学界及出版界的关注。 一 增订版《卢作孚年谱》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作者占有相
最近二十余年以来，国门打开，中国的学者得以全面、直接接触国际学术。不夸张地说，最近国内社会科学的发展几乎是彻底的翻译导向，甚至在某些人文学科(如哲学)中，翻译的学术著作也成为引领国内学者注意力的标志。在这种情况下，中译本质量就显得非同小可。最近几年来屡见媒体对学术翻译进行批评，一些有严重错误的译作被曝光。不过，似乎很多被曝光译作的出版机构都是不那么有学术品位的，严肃的学者几乎不会去引证这些作品。我
2002年秋冬之际，北大国际关系学院聘陈乐民先生来给本科生讲“欧洲文明史论”，当时我和另外一个同学有幸担任先生的助教，于是每周都能听到先生的教诲，而印象最深刻的是他讲的两个话，都是针对当下国际问题研究状况的评论。第一他说，现在做国际问题研究的人，基本上都跑去摘美国问题，而其中绝大部分又只对中美关系感兴趣，但“这是很浅层次的学习”。在他看来，不了解欧洲的话，很难说你了解这个世界；而假如不了解美国，那
1975年在邓小平领导下的全面整顿，是“文化大革命”那个灰暗笼罩中国年代里的一片耀眼光芒，是一声震撼亿万民众心灵的春雷，是开启希望之门的曙光，也是“文革”史研究中可以充分肯定的大亮点。因此，很自然地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引起史学工作者巨大而经久不衰的研究兴趣。二十多年来，从不同的角度和方面研究论述这段历史或其中某一事件和问题的文章、著述颇多。特别是 2000年出版的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