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朱熹是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其所创立的理学体系庞杂，涉及哲学、伦理学、教育学等领域。理学的建立，有利于弘扬传统文化，传承中华文明。关于其理学思想体系的成因，见仁见智，本文以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为突破口，旨在探讨合力助推形成理学思想体系。
　　关键词：理学思想；成因分析；合力
　　朱熹是南宋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其所创立的理学体系内涵丰富、影响深远。理学的构建，有利于复苏儒学，传承传统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理学的创立，是时代使然、环境使然、是当时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沉重的历史重托
　　春秋末年，孔子问世，创立儒学；战国之际，百家争鸣，非儒即墨，儒学重大发展，成为乱世之中重要的思想流派；秦朝，焚书坑儒，儒学遭受沉重打击；汉初，道家扶摇而上，“无为而治”备受推崇；武帝执政，“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迎来重大转机，成为治国思想；魏晋之际，乱世之秋，社会动荡，佛教传入，道教盛行，儒释道三家并行；隋朝，国家统一，三教合一；唐代，三教并行，儒学主体地位受到挑战；北宋，佛教盛行，道教广泛传播，儒学优势逐步丧失，复兴儒学成为时代主题，二程、张载等思想家应运而生。面对时代需求，朱熹不辱使命，敢于担当，在继承二程“洛学”与融合佛道精华的基础上，创立了理学。朱熹理学思想体系博大精深，涉及哲学、教育、政治、历史、天文、地理、生物、地质、气象、自然科学等，主要成就为理是万物的本源，万物皆有理，是形而上的，无影无形，无法把控，过渡到气；气是形而下的，容易理解把握，理气表面分离，实则为一统一体，过渡到“性”；“性”有“天地之性”“气质之性”，天地之性人人有之，是善的来源，“气质之性”由于受到物欲的蒙蔽，表现为恶，必须去恶向善，回归人性；“格物致知”“读书穷理”是其方法论；维护纲常伦理道德、“复人性”“明人伦”重视道德教化是其最终目的……理学思想体系的创立，既是对儒学的弘扬，又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更重要的是无愧于时代的呼唤、历史的重托、人民的期盼。
　　二、 宽松的政治氛围
　　宋初，以史为鉴，吸收安史之乱与唐末藩镇割据的经验教训，处处设防，宋朝的政治思想是“防”，“如何消除存在于各地的割据势力，如何防范文武大臣篡夺之祸；如何抵御北方强大帝国契丹王朝的侵袭等等。这种种错综复杂的问题，使得北宋最高统治者们实在没有余力再去对文化事业的各方面实行其专制主义。”这样一来，北宋建国之初，将主要精力放在了防大臣以下犯上、防武将陈桥兵变黄袍加身、防地方威胁中央上面，对文人墨客的束缚限制相对较小，政治氛圍相对宽松，知识分子的作用日益突出，在朝廷政治事务中的作用举足轻重，先后涌现出了包拯、欧阳修、王安石等著名士大夫代表，这种宽松的政治现象降低了政治对文化的干预、减少了文化发展的阻力，为新的思想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理学应运而生。
　　三、 富庶的经济环境
　　唯物史观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同样，一定时期的文化是当时社会经济政治高度集中的反映，任何文化模式必定有其存在的经济基础，经济是文化的基础，文化是经济的集中反映，两者相辅相成，成为统一整体，到了后世，教育的中心，在重要的书院。书院里的发达，又是靠地方上担负的能力。地方上越富庶，教育越振兴，人物自然也越多。江苏、浙江两省在南宋以后，变成中国文化中心，与两省的经济史总有关系。魏晋之际，中原动乱，民不聊生，引发移民浪潮，拉开经济重心南移的序幕。北方移民带去了先进的生产经验、耕作技术等，极大地推动了南方的开发，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唐末五代，中土动乱，社会动荡，民众颠沛流离，举家南移，推动了南方的经济发展、文化革新、社会进步。南宋王朝，金兵入侵，定都临安，政治重心南移，为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南宋之际的南方大地，农业发展、工商业繁荣、外贸发达，经济欣欣向荣，在国家财政体系与税收结构之中地位突出，“国家根本，仰给东南”“苏常熟，天下足”“国家财富，东南十居其九。”南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对文化的需求日益增加，社会强烈呼吁新的文化形式问世，朱熹在继承二程思想的基础上、融合佛道精华，躬行实践，创立了理学，迎合了时代所需、社会所唤。
　　四、 自由的文化空间
　　黑格尔指出，文化的勃兴以思想自由为条件，“唯有当思想不去追寻别的东西而只是以它自己——也就是最高尚的东西——为思考的对象时，即当他寻求并发现它自身时，那才是它最优秀的活动。”北宋建国之初，由于将主要精力放在了“防”武将、权臣以及地方势力上，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文化自由发展的空间。自魏晋之后，儒释道三教在中华大地并存，到两宋之际，以儒教为核心，佛道并行的思想体系逐步形成，文人墨客，其思想体系有的以儒学为主，有的侧重于佛道，纵观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在治世之时思想如此开放、文化氛围如此浓厚的并不多见，这种相对自由开放的文化氛围为新的思想体系的建立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宋王朝，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派别林立，先后出现了濂学、蜀学、临川学、永嘉学、胡湘学等思想体系，他们之间相互争辩、互相切磋，如朱陆吕的鹅湖之会，使朱熹对心学的思想体系有了深刻的认识，朱熹与张栻的以“中和”为中心的辩论，使朱子对太极、乾坤有了深入的理解。学派之间相互交流争辩，对学派本身也是一种发展，有力地助推了朱子思想体系的建立。总之，在朱熹理学问世之前，不论是执政者的为政理念还是当时的三教并存的文化现实抑或是学派争辩的文化氛围，均对朱熹思想体系的建立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任何一种思想体系的形成都是一种合力的作用，朱熹的理学也不例外。当时的宋王朝，经济富庶、政治清明、文化勃兴等，共同促成了朱子理学思想的问世。正是这种合力，造就了朱熹、成就了理学。
　　参考文献：
　　[1]邓广铭.邓广铭治史丛稿[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2]梁启超.《历史统计学》《饮冰室合集·文集》[M].中华书局，1989.
　　[3]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M].商务印书馆，1959.
　　作者简介：张维虎，甘肃省白银市，甘肃省白银市平川中恒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