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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传奇一定会留在相声史里，它的名字尽人皆知—— 《虎口遐想》。
说它传奇并不为过。哪个相声在数亿人中爆红之后，被两代人高高兴兴地记住了？
三十年，如今忽然焕然一新，居然再一次在亿万人中引起笑声，而且这亿万人中还多了一代新人，谁能造出这样一个相声的奇迹？
姜昆。但姜昆靠的不是他的名气，他靠的是异想天开的创造性，对生活的的敏感，天生的幽默感，锐意的批评，如果再往深处说，就是对社会的责任感了。三十年前如此，今天更如此。
以上文字出自我国当代著名作家、画家、文化学者冯骥才为相声表演艺术家、作家姜昆先生编著的《<虎口遐想>三十年》（以下简称《三十年》）一书所写的序言《一个相声传奇的档案》。一段相声以及这段相声的作者、演绎者被称为“一个传奇”，在中国相声史上难得一见。
确实，1987年央视春晚留下经典一笔的语言类节目，非姜昆同梁左创作，和唐杰忠表演的相声《虎口遐想》莫属。然而，“虎口”并未到此为止，在整整三十年后的央视春晚上，姜昆再次演繹经典，加上一个“新”字，辉煌延续，《新虎口遐想》再次引起海内外观众的关注和喜爱。从春晚直播过程中互联网上对此节目的评论中可以看出，节目受欢迎的原因至少是因为开物成务。继而，众多对新、老“三十年”的评论掀起热潮。评论者中，不乏曲艺理论工作者，分别从艺术观乃至人生观、价值观以及社会意义等多方面对新、老“虎口”进行研究，《三十年》一书应运而生。
有研究者对姜昆在演绎《虎口遐想》三十年后，梁左早已仙逝的情况下，再推出《新虎口遐想》的原因抱有疑惑。对此，姜昆撰写了《“虎口遐想”三十年》一文，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先分析：“三十年前，正统的太多，社会呼唤娱乐精神，无厘头大受欢迎，《虎口遐想》应运而生。”然后说：“可今天，正儿八经的相声不行了，现在相声已经被大量的无厘头喜剧、小品，甚至活报剧的形式取代了。坐在观众席里的大部分是蓝领、白领，他们每天的压力太大，他们需要在这里放松，他们不愿意在业余时间里还玩儿命地动脑筋。歌曲《时间都去哪儿了》、神曲《感觉身体被掏空》，都是现实生活的写照。现在，娱乐产品的消费者正在用情节虚构的电影，虚假误会情节的外壳加生硬煽情的小品，以打闹、嬉戏、出丑、搞笑吸引眼球的真人秀等娱乐产品填补身体被掏空的那部分。更让人不解的是，我们的主流媒体对这些也趋之若鹜。春节晚会为迎合年轻人努力地改革，尽量‘新’，不能‘老’。努力的成果是：老的全不顾，走了；新的没拢住，没来。我们的快乐不能依赖于对现实的遗忘呀。搞笑的人，从卓别林那儿就没有离开过生活呀！我们相声不能在娱乐成为一种文化精神的时候失去自我呀……我确实是一遍一遍在想，我忽然有一种感觉，新的《虎口遐想》应该有一种回归，要拿起过去创作的笔，找一种回家的感觉。”
姜昆说自己的感觉是“忽然”出现的，他的“忽然”也是“必然”。一个相声人无时无刻不在想，想自己所从事的相声事业应该如何应对“无厘头喜剧、小品，甚至活报剧的形式”乃至“三俗”的所谓艺术形式的冲击，那就必须要“拿起过去创作的笔，找一种回家的感觉”。“回家”，所体现的是让“新的《虎口遐想》应该有一种回归”，更是要在“失去自我”的扭曲现象中找回自我。《新虎口遐想》在“回归”的同时，更是在姜昆身上体现出一种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自觉是一种主动驱使，是责任的担当；自信则是一种坚韧、挺拔、无往而不胜的精神。正是因为有了如此的自觉和自信，才有了姜昆从“老虎口”跳进“新虎口”，这也是“相声艺术领域中一个十分出色的时代创新。”
冯骥才所讲的“时代创新”，可以认为姜昆是这一创新的代表。笔者曾在20年前提出“一部中国曲艺史就是一部曲艺改革史”的观点，不断改革创新，曲艺必前进，反之，必后退乃至衰亡。而姜昆的创新就是对笔者这一观点的最佳诠释。早在20世纪八十年代，曲艺理论家刘梓钰在听了姜昆创作、表演的《如此照相》《诗·歌与爱情》等十几段新相声后，撰写了《演员姜昆论》，这也是社会上第一篇研究姜昆的理论文章。刘梓钰从演员、作者的角度论姜昆的作品和表演，明确指出姜昆的作品贴近时代，贴近生活，贴近百姓。用今天的话讲，就是与时俱进、接地气。作品的结构、包袱的设计、人物的塑造等多是新鲜的、大胆的、他人难以想象的。
姜昆从没停止前进的脚步，他与文人梁左的合作使他迈开了更大的步伐。论及文人与演员的合作，姜昆和梁左不是先驱者。比他们早的何迟与马三立合作，推出了《买猴儿》《开会迷》等经典作品。较之何迟，笔者认为梁左创作的荒诞特征和文学性更胜一筹。曲艺理论家薛宝琨分析得很透彻，他在提到文学性时说：“艺术家笔下的生活应该把历史背景转换成‘关系、条件、界限’下规定的艺术情境。”《虎口遐想》便是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反映的是那个时代的生活，但绝不是直白、旁观的，而是有一定倾向性的，更是经过过滤后精心甄选的。再有，梁左、姜昆二人合作的作品看似“悖理”的一些情节，薛宝琨认为：“作者是有意在凹凸镜下显微人们的真切意识流动，不是为了夸饰而是旨在透析，是一种具有理性价值的暗示。”应该说薛宝琨的分析和评论是精准、精到的，并站在恰如其分的理论高度。
文化部原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名誉主席王蒙说：“有些大家对文学的态度是非常严肃的，也许是太严肃了吧，他们不大喜欢相声，他们把说相声等同于耍贫嘴。有一位可敬的大作家大师长就不无遗憾地批评我的某些小说段落在那儿‘说相声’。还真说对了。”显然，王蒙认为“贫嘴还是要耍下去的，哪怕给深文周纳的豪勇们提供了方便。连贫嘴都不耍，岂不闷气乎？连贫嘴都耍不出来了，岂不没劲乎？贫嘴耍到姜昆、梁左这个份上，您做得到吗？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果您读完了、听完了这些相声，除了贫嘴，还是贫嘴，再得不到旁的启发，并从而抱怨这些相声、抱怨相声这种形式，并为喜爱这种形式的人感到遗憾，那就是‘接受美学’的问题了。您能怨谁呢？”王蒙用通俗语言给姜昆、梁左的相声下了个定义，相声貌似“耍贫嘴”，所蕴含的却是美学，是接受者的“审美”，而不是“审丑”。 相声是艺术，艺术离不开时代。对新、老两个“虎口”，曲艺评论家常祥霖认为：“粗看似同一题材的复制，细想则发现‘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同一‘虎口’，同一情节，世态人情却大相径庭，不能同日而语。显然，两个‘遐想’反映了两个时代。”
相声是文艺门类之一，文艺是时代的产物。文艺与时代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即时代赋予文艺以鲜活的生命，而文艺因适应时代的发展而繁荣。“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历史的长河中，“三十年”只是“一瞬间”。然而，在华夏大地，这三十年虽也是“一瞬间”，却是由改革开放初期到各个领域取得辉煌成果的三十年。三十年社会的变化如何反映，需要讴歌。然而，讴歌只是表现时代的一种热情，一种创作手段。在时代发展的过程中，总会有一些不和谐甚至阻碍社会前进的绊脚石。所以，哪怕是很小块的石子，都应该将其踢开。而“踢开”的前提是把石子晾在光天化日之下，绝对不能讳疾忌医。须知，晾了出来不是给社会抹黑，只有晾出才能辨识。继而，进行必要的讥刺和嘲讽。
关于什么是讽刺，鲁迅先生说：“一个作者，用了精炼的，或者简直有些夸张的笔墨……但自然也必须是艺术的，写出或一群人的或一面的真实来，这被写的一群人，就称这作品为‘讽刺’。”“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不是曾有的事实，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从新老“虎口”来看，无论是讥刺还是嘲讽，尽管夸张离奇甚至很怪诞，对象却是“真实”的。“虎口”的夸张与怪诞几近极致，这种创作手法不但不会使“真实”变得模糊，反而会更加清晰，自然大大加强了讽刺的力度，讽刺的目的也就更加明确。不能否认，新老“虎口”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它有一定的规律可循。其规律的生成和作用的最大发挥，均与时代相关。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认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这句话无疑是说时代决定着文艺的命运。且不论老的《虎口遐想》，《新虎口遐想》的出现绝非偶然。它是在近年央视春晚相声观众大量流失的情况下出现的。不能说《新虎口遐想》是对相声的彻底救赎。但是，它对相声的创作至少有所启示，具体表现在：观众所喜爱的并非是“三俗”的东西；相声完全可以反映宏大的主题；讽刺是相声的本质与核心，而这种讽刺是对正能量的弘扬。
老“虎口”出现在央视春晚舞台三十年之后，新“虎口”再上春晚，是量变到质变的体现，是一种飞跃。虽然是“旧瓶装新酒”，可重新充实的却是艺术家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提升。多位曲艺理论家、评论家分别从“三观”以及多个方面评价了新老“虎口”，几乎篇篇有独特的观点。常祥霖说：“在两个‘遐想’之间诞生的几乎所有作品，起点高，立意新，讲究文学性，体现艺术性，开阔了相声人的视野，提升了相声作品的趣味，跳出市井俚俗的狭隘题材，走向关注国家大事、参与并思索家国情怀的新台阶。在这里，人物社会地位不高，却又用常人之情表达了观念的变化，反映了时代的变迁，无论是在相对狭小的曲艺空间，还是在广阔的文化艺术领域，均有着无可争议的地位和无与伦比的影响。”据此，常祥霖提出了一个新的说法—— “姜逗时代”。
吴文科认为，相声艺术需要繁荣。然而，是繁荣还是走向反面，有一个不可或缺的硬件—— 作品。由此深入分析，通过姜昆一系列的作品，吴文科得出一个结论：“姜昆是中華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继马季之后相声艺术创作表演的重要代表性人物。”对此，笔者也在论文《姜昆—— 相声艺术的勇敢捍卫者》中提出：作为一个时代相声的代表人物，为繁荣相声，使其得以健康的传承，姜昆可谓鞠躬尽瘁。《新虎口遐想》的面世又是一个有力的例证。
笔者又从姜昆艺术观的形成对其进行剖析，认为：“相声表演者成千上万，又有多少名副其实的艺术家呢？相声演员欲取得成功，与其天赋及后天努力有关，更关键的是艺术观。每一位真正的艺术家都有着自己的艺术观，也正是艺术观的形成，才造就了艺术家，还因为每一位艺术家有着自身独特的艺术观，才使其有了不同的表演风格，才有了相声艺术百花园的姹紫嫣红。”姜昆艺术观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他对艺术的认识是和他的价值判断紧紧联系的，他对艺术的观点，正是价值因素、实践因素、反映方式、艺术方式等多方面的有机联系体，而这一切就是他进行艺术实践的基本前提，是他的价值观，也是他在艺术实践中的方法论。如果只靠当年的《如此照相》等几个作品说话，就会“时过境迁”。姜昆所以获得成功，在于他大半生的多方面、不遗余力的打拼。
孙立生认为：新老“虎口”所体现的是姜昆坚守的健康、纯正的说唱文学传统。他坚持的说唱文学传统包括：家国情怀、传奇色彩、诗性演绎。正因为这方面的坚持，姜昆的作品才有了“审美高境界”，而这些来源于他的能力和素养。
除此，崔琦从对新老两个“虎口”的比较，鲍震培从艺术传播学角度看新老“虎口”的本体呈现，王大胜从相声中领悟出的本体论、题材论、创新论，蒋慧明从对相声的态度，即大众口味、民间立场、时代印记、价值判断、婉而多讽、谑而不虐，秦珂华从新“虎口”表演的前瞻性、包容性与开放性，贾振鑫从新老“虎口”的社会价值，刘雷从相声的精神：讽刺精神、时代精神、现实精神，刘文赟从两个“虎口”的现实意义……全方面地站在较高理论高度对两个“虎口”及姜昆进行了恰如其分地评价。这些评价从宏观上看，也是对相声艺术诸多方面进行研究，为其繁荣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薛宝琨曾说：“如张寿臣先生的《小神仙》等相声段子，可与莎士比亚的作品相媲美。”的确如此。作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喜剧艺术形式，相声应该走向世界。姜昆在多个国家表演、讲授相声，他是一位功不可没的相声艺术在全世界的传播者。《三十年》中，将“虎口”翻译成英、法、德、日、西班牙五种文字，是他传播精神的延续。
此外，《三十年》里还收录了姜昆创作的手稿，弥足珍贵。
总之，多位理论家、评论家对一段相声进行剖析，并撰辑成书，难能可贵。《三十年》在中国相声史上占据了应有的一页。
（注：本文几处“笔者”均指本文作者之一高玉琮。）
说它传奇并不为过。哪个相声在数亿人中爆红之后，被两代人高高兴兴地记住了？
三十年，如今忽然焕然一新，居然再一次在亿万人中引起笑声，而且这亿万人中还多了一代新人，谁能造出这样一个相声的奇迹？
姜昆。但姜昆靠的不是他的名气，他靠的是异想天开的创造性，对生活的的敏感，天生的幽默感，锐意的批评，如果再往深处说，就是对社会的责任感了。三十年前如此，今天更如此。
以上文字出自我国当代著名作家、画家、文化学者冯骥才为相声表演艺术家、作家姜昆先生编著的《<虎口遐想>三十年》（以下简称《三十年》）一书所写的序言《一个相声传奇的档案》。一段相声以及这段相声的作者、演绎者被称为“一个传奇”，在中国相声史上难得一见。
确实，1987年央视春晚留下经典一笔的语言类节目，非姜昆同梁左创作，和唐杰忠表演的相声《虎口遐想》莫属。然而，“虎口”并未到此为止，在整整三十年后的央视春晚上，姜昆再次演繹经典，加上一个“新”字，辉煌延续，《新虎口遐想》再次引起海内外观众的关注和喜爱。从春晚直播过程中互联网上对此节目的评论中可以看出，节目受欢迎的原因至少是因为开物成务。继而，众多对新、老“三十年”的评论掀起热潮。评论者中，不乏曲艺理论工作者，分别从艺术观乃至人生观、价值观以及社会意义等多方面对新、老“虎口”进行研究，《三十年》一书应运而生。
有研究者对姜昆在演绎《虎口遐想》三十年后，梁左早已仙逝的情况下，再推出《新虎口遐想》的原因抱有疑惑。对此，姜昆撰写了《“虎口遐想”三十年》一文，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先分析：“三十年前，正统的太多，社会呼唤娱乐精神，无厘头大受欢迎，《虎口遐想》应运而生。”然后说：“可今天，正儿八经的相声不行了，现在相声已经被大量的无厘头喜剧、小品，甚至活报剧的形式取代了。坐在观众席里的大部分是蓝领、白领，他们每天的压力太大，他们需要在这里放松，他们不愿意在业余时间里还玩儿命地动脑筋。歌曲《时间都去哪儿了》、神曲《感觉身体被掏空》，都是现实生活的写照。现在，娱乐产品的消费者正在用情节虚构的电影，虚假误会情节的外壳加生硬煽情的小品，以打闹、嬉戏、出丑、搞笑吸引眼球的真人秀等娱乐产品填补身体被掏空的那部分。更让人不解的是，我们的主流媒体对这些也趋之若鹜。春节晚会为迎合年轻人努力地改革，尽量‘新’，不能‘老’。努力的成果是：老的全不顾，走了；新的没拢住，没来。我们的快乐不能依赖于对现实的遗忘呀。搞笑的人，从卓别林那儿就没有离开过生活呀！我们相声不能在娱乐成为一种文化精神的时候失去自我呀……我确实是一遍一遍在想，我忽然有一种感觉，新的《虎口遐想》应该有一种回归，要拿起过去创作的笔，找一种回家的感觉。”
姜昆说自己的感觉是“忽然”出现的，他的“忽然”也是“必然”。一个相声人无时无刻不在想，想自己所从事的相声事业应该如何应对“无厘头喜剧、小品，甚至活报剧的形式”乃至“三俗”的所谓艺术形式的冲击，那就必须要“拿起过去创作的笔，找一种回家的感觉”。“回家”，所体现的是让“新的《虎口遐想》应该有一种回归”，更是要在“失去自我”的扭曲现象中找回自我。《新虎口遐想》在“回归”的同时，更是在姜昆身上体现出一种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自觉是一种主动驱使，是责任的担当；自信则是一种坚韧、挺拔、无往而不胜的精神。正是因为有了如此的自觉和自信，才有了姜昆从“老虎口”跳进“新虎口”，这也是“相声艺术领域中一个十分出色的时代创新。”
冯骥才所讲的“时代创新”，可以认为姜昆是这一创新的代表。笔者曾在20年前提出“一部中国曲艺史就是一部曲艺改革史”的观点，不断改革创新，曲艺必前进，反之，必后退乃至衰亡。而姜昆的创新就是对笔者这一观点的最佳诠释。早在20世纪八十年代，曲艺理论家刘梓钰在听了姜昆创作、表演的《如此照相》《诗·歌与爱情》等十几段新相声后，撰写了《演员姜昆论》，这也是社会上第一篇研究姜昆的理论文章。刘梓钰从演员、作者的角度论姜昆的作品和表演，明确指出姜昆的作品贴近时代，贴近生活，贴近百姓。用今天的话讲，就是与时俱进、接地气。作品的结构、包袱的设计、人物的塑造等多是新鲜的、大胆的、他人难以想象的。
姜昆从没停止前进的脚步，他与文人梁左的合作使他迈开了更大的步伐。论及文人与演员的合作，姜昆和梁左不是先驱者。比他们早的何迟与马三立合作，推出了《买猴儿》《开会迷》等经典作品。较之何迟，笔者认为梁左创作的荒诞特征和文学性更胜一筹。曲艺理论家薛宝琨分析得很透彻，他在提到文学性时说：“艺术家笔下的生活应该把历史背景转换成‘关系、条件、界限’下规定的艺术情境。”《虎口遐想》便是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反映的是那个时代的生活，但绝不是直白、旁观的，而是有一定倾向性的，更是经过过滤后精心甄选的。再有，梁左、姜昆二人合作的作品看似“悖理”的一些情节，薛宝琨认为：“作者是有意在凹凸镜下显微人们的真切意识流动，不是为了夸饰而是旨在透析，是一种具有理性价值的暗示。”应该说薛宝琨的分析和评论是精准、精到的，并站在恰如其分的理论高度。
文化部原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名誉主席王蒙说：“有些大家对文学的态度是非常严肃的，也许是太严肃了吧，他们不大喜欢相声，他们把说相声等同于耍贫嘴。有一位可敬的大作家大师长就不无遗憾地批评我的某些小说段落在那儿‘说相声’。还真说对了。”显然，王蒙认为“贫嘴还是要耍下去的，哪怕给深文周纳的豪勇们提供了方便。连贫嘴都不耍，岂不闷气乎？连贫嘴都耍不出来了，岂不没劲乎？贫嘴耍到姜昆、梁左这个份上，您做得到吗？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果您读完了、听完了这些相声，除了贫嘴，还是贫嘴，再得不到旁的启发，并从而抱怨这些相声、抱怨相声这种形式，并为喜爱这种形式的人感到遗憾，那就是‘接受美学’的问题了。您能怨谁呢？”王蒙用通俗语言给姜昆、梁左的相声下了个定义，相声貌似“耍贫嘴”，所蕴含的却是美学，是接受者的“审美”，而不是“审丑”。 相声是艺术，艺术离不开时代。对新、老两个“虎口”，曲艺评论家常祥霖认为：“粗看似同一题材的复制，细想则发现‘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同一‘虎口’，同一情节，世态人情却大相径庭，不能同日而语。显然，两个‘遐想’反映了两个时代。”
相声是文艺门类之一，文艺是时代的产物。文艺与时代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即时代赋予文艺以鲜活的生命，而文艺因适应时代的发展而繁荣。“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历史的长河中，“三十年”只是“一瞬间”。然而，在华夏大地，这三十年虽也是“一瞬间”，却是由改革开放初期到各个领域取得辉煌成果的三十年。三十年社会的变化如何反映，需要讴歌。然而，讴歌只是表现时代的一种热情，一种创作手段。在时代发展的过程中，总会有一些不和谐甚至阻碍社会前进的绊脚石。所以，哪怕是很小块的石子，都应该将其踢开。而“踢开”的前提是把石子晾在光天化日之下，绝对不能讳疾忌医。须知，晾了出来不是给社会抹黑，只有晾出才能辨识。继而，进行必要的讥刺和嘲讽。
关于什么是讽刺，鲁迅先生说：“一个作者，用了精炼的，或者简直有些夸张的笔墨……但自然也必须是艺术的，写出或一群人的或一面的真实来，这被写的一群人，就称这作品为‘讽刺’。”“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不是曾有的事实，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从新老“虎口”来看，无论是讥刺还是嘲讽，尽管夸张离奇甚至很怪诞，对象却是“真实”的。“虎口”的夸张与怪诞几近极致，这种创作手法不但不会使“真实”变得模糊，反而会更加清晰，自然大大加强了讽刺的力度，讽刺的目的也就更加明确。不能否认，新老“虎口”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它有一定的规律可循。其规律的生成和作用的最大发挥，均与时代相关。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认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这句话无疑是说时代决定着文艺的命运。且不论老的《虎口遐想》，《新虎口遐想》的出现绝非偶然。它是在近年央视春晚相声观众大量流失的情况下出现的。不能说《新虎口遐想》是对相声的彻底救赎。但是，它对相声的创作至少有所启示，具体表现在：观众所喜爱的并非是“三俗”的东西；相声完全可以反映宏大的主题；讽刺是相声的本质与核心，而这种讽刺是对正能量的弘扬。
老“虎口”出现在央视春晚舞台三十年之后，新“虎口”再上春晚，是量变到质变的体现，是一种飞跃。虽然是“旧瓶装新酒”，可重新充实的却是艺术家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提升。多位曲艺理论家、评论家分别从“三观”以及多个方面评价了新老“虎口”，几乎篇篇有独特的观点。常祥霖说：“在两个‘遐想’之间诞生的几乎所有作品，起点高，立意新，讲究文学性，体现艺术性，开阔了相声人的视野，提升了相声作品的趣味，跳出市井俚俗的狭隘题材，走向关注国家大事、参与并思索家国情怀的新台阶。在这里，人物社会地位不高，却又用常人之情表达了观念的变化，反映了时代的变迁，无论是在相对狭小的曲艺空间，还是在广阔的文化艺术领域，均有着无可争议的地位和无与伦比的影响。”据此，常祥霖提出了一个新的说法—— “姜逗时代”。
吴文科认为，相声艺术需要繁荣。然而，是繁荣还是走向反面，有一个不可或缺的硬件—— 作品。由此深入分析，通过姜昆一系列的作品，吴文科得出一个结论：“姜昆是中華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继马季之后相声艺术创作表演的重要代表性人物。”对此，笔者也在论文《姜昆—— 相声艺术的勇敢捍卫者》中提出：作为一个时代相声的代表人物，为繁荣相声，使其得以健康的传承，姜昆可谓鞠躬尽瘁。《新虎口遐想》的面世又是一个有力的例证。
笔者又从姜昆艺术观的形成对其进行剖析，认为：“相声表演者成千上万，又有多少名副其实的艺术家呢？相声演员欲取得成功，与其天赋及后天努力有关，更关键的是艺术观。每一位真正的艺术家都有着自己的艺术观，也正是艺术观的形成，才造就了艺术家，还因为每一位艺术家有着自身独特的艺术观，才使其有了不同的表演风格，才有了相声艺术百花园的姹紫嫣红。”姜昆艺术观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他对艺术的认识是和他的价值判断紧紧联系的，他对艺术的观点，正是价值因素、实践因素、反映方式、艺术方式等多方面的有机联系体，而这一切就是他进行艺术实践的基本前提，是他的价值观，也是他在艺术实践中的方法论。如果只靠当年的《如此照相》等几个作品说话，就会“时过境迁”。姜昆所以获得成功，在于他大半生的多方面、不遗余力的打拼。
孙立生认为：新老“虎口”所体现的是姜昆坚守的健康、纯正的说唱文学传统。他坚持的说唱文学传统包括：家国情怀、传奇色彩、诗性演绎。正因为这方面的坚持，姜昆的作品才有了“审美高境界”，而这些来源于他的能力和素养。
除此，崔琦从对新老两个“虎口”的比较，鲍震培从艺术传播学角度看新老“虎口”的本体呈现，王大胜从相声中领悟出的本体论、题材论、创新论，蒋慧明从对相声的态度，即大众口味、民间立场、时代印记、价值判断、婉而多讽、谑而不虐，秦珂华从新“虎口”表演的前瞻性、包容性与开放性，贾振鑫从新老“虎口”的社会价值，刘雷从相声的精神：讽刺精神、时代精神、现实精神，刘文赟从两个“虎口”的现实意义……全方面地站在较高理论高度对两个“虎口”及姜昆进行了恰如其分地评价。这些评价从宏观上看，也是对相声艺术诸多方面进行研究，为其繁荣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薛宝琨曾说：“如张寿臣先生的《小神仙》等相声段子，可与莎士比亚的作品相媲美。”的确如此。作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喜剧艺术形式，相声应该走向世界。姜昆在多个国家表演、讲授相声，他是一位功不可没的相声艺术在全世界的传播者。《三十年》中，将“虎口”翻译成英、法、德、日、西班牙五种文字，是他传播精神的延续。
此外，《三十年》里还收录了姜昆创作的手稿，弥足珍贵。
总之，多位理论家、评论家对一段相声进行剖析，并撰辑成书，难能可贵。《三十年》在中国相声史上占据了应有的一页。
（注：本文几处“笔者”均指本文作者之一高玉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