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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8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十年一度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从中体现的涉及国家经济发展与稳定的人口增长速度、老龄化、男女结构比例失衡，以及城镇化问题再次成为关注焦点。专家认为，此次人口普查结果给中国经济敲响了一记警钟。
“未富先老”
根据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总人口为13.39亿，其中，65岁以上人口占比8.87％，比10年前上升了1.91％：而根据此前国家统计局的抽样调查数据，65岁以上人口比率为8.7％，联合国的人口展望数据为8.2％，表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显然比预期快了不少。
对此，美国“深表担心”。《华尔街日报》在一篇题为《中国人口迅速老龄》的报道中写道，“中国正在加速的老龄化进程会拖累目前活力四射的中国经济。劳动力总量的缩减可能会让未来的中国走向‘制造业蓬勃发展’的反方向，並给薪酬支付带来压力，进一步导致通胀率上涨”。美国在上世纪40年代步入了老年国家之列后，70多年过去了，老龄化问题让美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耗费着美国的大量财力。
“目前中国14岁以下的人口只有16.6％，而10年前，这一数字是23％。老龄化的问题使得中国未来工人的储备显出不足态势。”《华尔街日报》报道称。文中还引述了清华一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丰的观点，称中国目前人口增长並不均衡，越来越低的人口增长率会使得中国经济发展的引擎——劳动力总量受到影响。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占报》则从不同的角度表达了相同的担忧。在一篇题为《人口报告：中国会在变富前变老》的文章中评论道，儿童的数量在急剧减少，但领退休金的人却在急剧增加。而独生子女家庭正令许多子女越来越感到他们被困在了“倒金字塔式”的家庭结构中，即一名子女要赡养照顾自己的双亲和四位祖父母。而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
中国人口的老龄化却让印度媒体找到了“赶超中国”的突破口。《印度斯坦时报》说，因为印度拥有更年轻力壮的劳动力，所以印度未来的发展更有动力。在对中印人口进行一番比较后，该报指出，到2020年，当印度能够给国际劳动市场贡献1.36亿劳动力的时候，中国只能有2300万的劳动力。那时候，印度的平均劳动力年龄是29岁，而中国是37岁。
与“老龄化”这一切肤之痛相伴的，则是中国男性人口比例趋高的现象。日本《每日新闻》报道称，由于中国农村，传统思想依然根深蒂固，想要男孩传宗接代的观念依然盛行，导致中国男性人口比女性人口高3％。日本《新秦新闻网》则指出，男女比例不平衡或许成为中国社会不稳定的一个隐患。
生育政策不变
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亦表示，过去10年，人口净增长7390万人，年均增长率是5.7‰；这与1990年到2000年的10年间，人口净增长1.3亿，年均增长是10.7‰，不可同日而语。除了人口增速大幅下降外，中国14岁以下人口的数量也比预期的还低，占总人口的比重比10年前下降了6.3％。以此计算，中国的妇女平均只生育1.4个孩子，大大低于中国政府此前所预计的1.8个孩子的生育率。
按照人口学的规律，全国总和生育率只有保持2.1，人口总数才会保持稳定。小于2.1过多，将意味着未来劳动人口的萎缩，尤其是14岁以下人口占比的锐减，将导致未来劳动力储备减少。为此，中国领导层正面临着放松“计划生育”政策的压力。
目前，中国的计生政策只允许以下几类人群生育二胎，比如少数民族，头一胎为女孩的农村夫妇；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夫妻。违反者，很多(但並不是全部)将面临相当于数月工资的罚款，如果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甚至可能丢掉工作，堕胎和绝育亦由此成为合法化。
据知情人士透露，国家计生委可能考虑在五六个省份进行一项试验计划，在原有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放开，即夫妻双方只要有一方是独生子女即可生育二胎。这至少也要两年才能看到试验计划的结果，之后还要进行全国性的试验，这意味着2015年前中国是不可能放开二胎政策的。
另据新华社报道，中国高层已经决定将坚持並完善计划生育政策，继续将人口生育率稳定在较低水平。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解释说，这是一个政治上很敏感的问题。他说，专家和官员的看法不同，官员们的主张从很大程度上依赖的是1798年马尔萨斯提出的理论，认为中国没有充足的土地和自然资源来支撑庞大的人口。
从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一直在研究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哈佛大学教授考夫曼也说，计划生育政策不是一项基于证据做出的决策。中国政府目前规模庞大的计划生育机构，如果成为多余之物会给政府添麻烦。此外，作为一种条件反射式的感觉，政府仍觉得如果取消人口控制措施，所有人都会敞开来生孩子。
“红利”期结束
按常住人口计算，广东已超过河南，成为中国第一人口大省，山东、四川和江苏则紧随其后。而东部人口占比在过去10年从35.57％升至37.98％。中部地区下降1.08个百分点，西部地区下降1.11个百分店，东北地区下降0.22个百分点。这—变化表明，中西部以及广大农村作为廉价劳动力的源头活水也许正日渐枯竭，中国的“人口红利期”即将结束。
所谓的“人口红利期”，是指人口总抚养比(14岁及以下少儿人口与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之和除以15岁-64岁劳动年龄人口)小于50％的一段时期。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防指出，在1983年-2000年间，由“人口红利”对人均GDP增长的贡献率在26.8％。这段时期，中国农民大量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大规模向城市和沿海地区转移，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廉价劳动力。
但从2006年开始，最先从珠三角开始，然后蔓延到沿海其他一些地区，中国原来被认为是可以源源不断且无限供给的农村劳动力竟然出现“荒芜”的现象。于是，有学者提出，作为与“人口红利”对应的概念，“刘易斯拐点”已经来临。这意味着，中国农村未来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逐步转移将面临枯竭，长期廉价的劳动力成本迎来抬升的转折点。此次人口普查的结果似乎证实了这一点。
研究结果表明，随着2013年后人口抚养比呈不断下降趋势，预计中国的“人口红利”期只剩10年左右。在“十二五”后的某一年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速即可能下降2％-4％。
对此，复旦经济学院教授强永昌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这还要具体来分析。他说，伴随中国快速的城镇化，农村可提供的劳动力数量虽然相对减少，但是总的数量还是非常大的。此外，此次人口普查基于居住地标准统计出的城镇化率，也许过高估计了中国农村人口的城镇化。虽然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长期居住在城市里，但他们中的大部分还是“候鸟型”的农村劳动力。而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业升级，过去简单廉价的农村劳动力是否还能够适应需求，需求数量是否还那么大，显然也值得考虑。因此，总的来说，中国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内还不至于出现农村劳动力枯竭的现象。
“未富先老”
根据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总人口为13.39亿，其中，65岁以上人口占比8.87％，比10年前上升了1.91％：而根据此前国家统计局的抽样调查数据，65岁以上人口比率为8.7％，联合国的人口展望数据为8.2％，表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显然比预期快了不少。
对此，美国“深表担心”。《华尔街日报》在一篇题为《中国人口迅速老龄》的报道中写道，“中国正在加速的老龄化进程会拖累目前活力四射的中国经济。劳动力总量的缩减可能会让未来的中国走向‘制造业蓬勃发展’的反方向，並给薪酬支付带来压力，进一步导致通胀率上涨”。美国在上世纪40年代步入了老年国家之列后，70多年过去了，老龄化问题让美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耗费着美国的大量财力。
“目前中国14岁以下的人口只有16.6％，而10年前，这一数字是23％。老龄化的问题使得中国未来工人的储备显出不足态势。”《华尔街日报》报道称。文中还引述了清华一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丰的观点，称中国目前人口增长並不均衡，越来越低的人口增长率会使得中国经济发展的引擎——劳动力总量受到影响。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占报》则从不同的角度表达了相同的担忧。在一篇题为《人口报告：中国会在变富前变老》的文章中评论道，儿童的数量在急剧减少，但领退休金的人却在急剧增加。而独生子女家庭正令许多子女越来越感到他们被困在了“倒金字塔式”的家庭结构中，即一名子女要赡养照顾自己的双亲和四位祖父母。而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
中国人口的老龄化却让印度媒体找到了“赶超中国”的突破口。《印度斯坦时报》说，因为印度拥有更年轻力壮的劳动力，所以印度未来的发展更有动力。在对中印人口进行一番比较后，该报指出，到2020年，当印度能够给国际劳动市场贡献1.36亿劳动力的时候，中国只能有2300万的劳动力。那时候，印度的平均劳动力年龄是29岁，而中国是37岁。
与“老龄化”这一切肤之痛相伴的，则是中国男性人口比例趋高的现象。日本《每日新闻》报道称，由于中国农村，传统思想依然根深蒂固，想要男孩传宗接代的观念依然盛行，导致中国男性人口比女性人口高3％。日本《新秦新闻网》则指出，男女比例不平衡或许成为中国社会不稳定的一个隐患。
生育政策不变
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亦表示，过去10年，人口净增长7390万人，年均增长率是5.7‰；这与1990年到2000年的10年间，人口净增长1.3亿，年均增长是10.7‰，不可同日而语。除了人口增速大幅下降外，中国14岁以下人口的数量也比预期的还低，占总人口的比重比10年前下降了6.3％。以此计算，中国的妇女平均只生育1.4个孩子，大大低于中国政府此前所预计的1.8个孩子的生育率。
按照人口学的规律，全国总和生育率只有保持2.1，人口总数才会保持稳定。小于2.1过多，将意味着未来劳动人口的萎缩，尤其是14岁以下人口占比的锐减，将导致未来劳动力储备减少。为此，中国领导层正面临着放松“计划生育”政策的压力。
目前，中国的计生政策只允许以下几类人群生育二胎，比如少数民族，头一胎为女孩的农村夫妇；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夫妻。违反者，很多(但並不是全部)将面临相当于数月工资的罚款，如果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甚至可能丢掉工作，堕胎和绝育亦由此成为合法化。
据知情人士透露，国家计生委可能考虑在五六个省份进行一项试验计划，在原有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放开，即夫妻双方只要有一方是独生子女即可生育二胎。这至少也要两年才能看到试验计划的结果，之后还要进行全国性的试验，这意味着2015年前中国是不可能放开二胎政策的。
另据新华社报道，中国高层已经决定将坚持並完善计划生育政策，继续将人口生育率稳定在较低水平。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解释说，这是一个政治上很敏感的问题。他说，专家和官员的看法不同，官员们的主张从很大程度上依赖的是1798年马尔萨斯提出的理论，认为中国没有充足的土地和自然资源来支撑庞大的人口。
从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一直在研究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哈佛大学教授考夫曼也说，计划生育政策不是一项基于证据做出的决策。中国政府目前规模庞大的计划生育机构，如果成为多余之物会给政府添麻烦。此外，作为一种条件反射式的感觉，政府仍觉得如果取消人口控制措施，所有人都会敞开来生孩子。
“红利”期结束
按常住人口计算，广东已超过河南，成为中国第一人口大省，山东、四川和江苏则紧随其后。而东部人口占比在过去10年从35.57％升至37.98％。中部地区下降1.08个百分点，西部地区下降1.11个百分店，东北地区下降0.22个百分点。这—变化表明，中西部以及广大农村作为廉价劳动力的源头活水也许正日渐枯竭，中国的“人口红利期”即将结束。
所谓的“人口红利期”，是指人口总抚养比(14岁及以下少儿人口与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之和除以15岁-64岁劳动年龄人口)小于50％的一段时期。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防指出，在1983年-2000年间，由“人口红利”对人均GDP增长的贡献率在26.8％。这段时期，中国农民大量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大规模向城市和沿海地区转移，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廉价劳动力。
但从2006年开始，最先从珠三角开始，然后蔓延到沿海其他一些地区，中国原来被认为是可以源源不断且无限供给的农村劳动力竟然出现“荒芜”的现象。于是，有学者提出，作为与“人口红利”对应的概念，“刘易斯拐点”已经来临。这意味着，中国农村未来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逐步转移将面临枯竭，长期廉价的劳动力成本迎来抬升的转折点。此次人口普查的结果似乎证实了这一点。
研究结果表明，随着2013年后人口抚养比呈不断下降趋势，预计中国的“人口红利”期只剩10年左右。在“十二五”后的某一年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速即可能下降2％-4％。
对此，复旦经济学院教授强永昌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这还要具体来分析。他说，伴随中国快速的城镇化，农村可提供的劳动力数量虽然相对减少，但是总的数量还是非常大的。此外，此次人口普查基于居住地标准统计出的城镇化率，也许过高估计了中国农村人口的城镇化。虽然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长期居住在城市里，但他们中的大部分还是“候鸟型”的农村劳动力。而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业升级，过去简单廉价的农村劳动力是否还能够适应需求，需求数量是否还那么大，显然也值得考虑。因此，总的来说，中国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内还不至于出现农村劳动力枯竭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