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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职务犯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不履行职责、不正确履行职责或者利用职权谋取不法利益，妨害国家对职务行为的管理活动，损害公众对于政府的信赖感，依法应受刑事处罚的行为的总称。职务犯罪，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就其性质而言，有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经济犯罪和渎职侵权以及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的犯罪。
一、职务犯罪的根源
职务犯罪并非今日中国特有的现象。纵观古今中外，任何国家都不能根除这一顽疾，只不过表现形式、严重程度有所不同而已。腐败活动制造社会矛盾，引发社会冲突，对经济建设和政局稳定起着严重的破坏作用，而腐败现象最极端的表现就是职务犯罪。职务犯罪究其产生和发展的根源，有微观层次上个人素质方面的，也有宏观层次上制度结构方面的。
(一)从微观上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
一是政治素质低。
二是法制观念淡薄。
三是特权思想严重。
四是工作机制和管理方式不完善。
五是监督制约机制松懈，制度流于形式。
六是价值观念错位。
(二)从宏观上看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思想根源。
二是政治根源。
三是经济根源。
二、职务犯罪的危害
职务犯罪造成的危害与其他刑事犯罪相比更为严重，腐败问题已给我国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和政治后果。职务犯罪的危害，其严重程度已经成为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其主要表现为：
一是在政治上，它破坏了国家政治和法制的统一，引发和激化社会矛盾，破坏政治稳定。现代化建设的过程是一个国家实现政治整合的进程，它要求有统一的法制实践和稳定的政治局面。而国家工作人员的腐败行为使统一的权力体系陷入了被各种私欲分割隔离的境地，导致法制权威的极度削弱。各种滥用权力的行为侵犯着公民的合法权益，刺激社会矛盾和冲突的爆发，破坏政治稳定。
二是在经济上，它制造了分配不公，刺激不正当竞争，催发经济利益的恶性冲突。腐败分子以权创收，以权获利，直接破坏了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遭到破坏，造成经济局面的混乱以及整个社会健康的经济机体的毁损。
三是在思想上，它助长了腐朽没落思想，瓦解人民群众对现代化事业的信心，滋生对执政党政府的离心离德倾向。
三、职务犯罪的预防与控制
我国法律对职务犯罪实行惩戒与教育相结合、打击与预防相结合的方针，打击是手段，预防是目的。打击是惩治职务犯罪的治标措施，预防才是治本之策。根据职务犯罪复杂多样的特点，对不同类型的职务犯罪，我们应根据其具体特征分别采取有针对性的预防与控制对策。这里我们是在总体上探讨各种职务犯罪的共同对策。
(一)职务犯罪的道德控制
道德控制，是指通过加强对国家工作人员的思想道德教育，提高其抵御外界各种致罪因素的免疫力，以达到所谓的使人“不想犯”的境界，这是预防职务犯罪的第一道防线。强化思想建设，加强党性教育，以德倡廉，筑起“不想腐败”的思想道德防线。不少事实证明，“千腐败、万腐败，都是思想先腐败。”，我们必须从思想上强化预防职务犯罪建设，加大思想教育力度，把党性、党风、党纪教育作为培训党员干部的必修课，突出教育的广泛性和教育方法的多样性，既要讲实效，又要有声势，在广大党员和领导干部的思想上筑起预防职务犯罪的坚固堤坝，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想道德观。预防职务犯罪的最佳对策应是“软硬兼施”，即把道德的“软约束”同法制的“硬约束”有机结合起来，使二者功能互补，而不是厚此薄彼。
(二)职务犯罪的社会控制
社会控制，就是“把社会生产和生活组织到尽可能高的有序状态”，“控制犯罪的最优方案就是社会控制。”
一是深化体制改革。
二是强化权力监督。要通过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党的组织生活制度，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的民主评议制度，来强化党委内部的监督和纪委的监督；要强化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切实发挥对同级党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作用；加强对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的经济活动，以及国家工作人员的经济行为进行监察和督促，特别要加强财务监督制度，用法律制度保证财会监督人员依法独立行使经济监督权；要完善权力的外部体系监督。即以权利制约权力，通过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推进，大力培育公民的权利意识、纳税人意识和参政议政督政意识；要实现权力监督的全程、动态运作，即从权力的授予、权力的运行到权力滥用的责任追究一系列过程，都纳入权力监督网络之中，尤其要严格监控权力授予环节，避免权力落入腐败分子手中。
三是完善廉政法制。必须重点抓住两个方面：一是立法；二是执法。一方面必须切实加强预防职务犯罪的立法工作。另一方面要克服执法中的“软骨病”，排除各种干扰，刚正不阿执法。要坚决杜绝以言代法，以权代法，以权压法，以罚代刑，以及贪赃枉法的职务犯罪问题发生。一定要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特殊公民。
(三)职务犯罪的司法控制
司法控制，是指国家刑事司法系统通过惩罚犯罪与改造罪犯对犯罪实行控制。司法控制是控制职务犯罪的最后屏障，其目标是借助于刑罚的强大威慑力，达到使潜在犯罪人“不敢犯”的效果。
一是严密立法。我国于1997年修订了刑法典，有关职务犯罪的规定有很大完善，但法网粗疏的问题未得到根本解决。一方面，我国刑法具有“厉而不严”的特点。而国外立法多采取“严而不厉”的模式。仅以贪污贿赂罪为例，我国刑法规定的最高刑为死刑，而国外除泰国、韩国等极个别国家外，一般没有判处死刑的规定，甚至很少有判处无期徒刑的，通常是判处lO年以下有期徒刑。另一方面，从贪污贿赂罪的构成条件来看，我国刑法却显得过于宽松，例如贿赂范围仅限于财物，贪污、受贿罪的起刑线同盗窃罪相比悬殊过大，而且刑种单调，缺乏罚金刑、资格刑这样针对性强的惩罚措施。因此，“严而不厉”应是我国刑法今后改革的方向。
二是严格司法。这主要体现在提高定罪概率上，长期以来，犯罪黑数高、定罪概率偏低是我国刑事司法实践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据有人测算，我国的总体定罪概率低于5％，而职务犯罪由于隐蔽性强等原因，实际定罪率还远低于这个数字，正是由于因犯罪所获取的利益同受惩处的风险相比，存在着巨大的反差，促使许多国家工作人员陷入犯罪的泥潭，严厉刑罚的震慑力往往被法网疏漏所导致的侥幸心理而抵销。为了有效控制职务犯罪，必须提高刑事司法的效能，“严打”的“严”字，应着重体现在强化刑罚的确定性和及时性上来。为此应当从两方面着手：一是要促使司法人员秉公执法，加强刑事司法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坚决制止“以风挡罪”、“以官抵刑”等不良现象；二是要努力提高破案率，鉴于职务犯罪案件侦查难度大的特点，应专门立法，对此类案件的查处程序、侦查措施、证据规则及举报制度等作出特别规定，还可考虑在刑法上设立知情不举罪等，以促成职务犯罪案件的侦破。
三是严惩有方。首先要实现“严打”的法制化，使“严打”从实体到程序，都不能逾越法律的界线，尤其要坚持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等刑法基本原则；其次要注意“严打”的策略化，“严打”也要遵循“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做到宽严相济，不能因为“严打”而水涨船高，不适当地加重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最后要强调“严打”的持久化，不应把“严打”仅当作一种应急措施，到了“非抓不可”的时候，才“集中精力抓一批大案要案”，一旦初见成效，便有所松懈，致使犯罪又迅速“反弹”。应当把“严打”活动常抓不懈，避免“运动化”倾向。
一、职务犯罪的根源
职务犯罪并非今日中国特有的现象。纵观古今中外，任何国家都不能根除这一顽疾，只不过表现形式、严重程度有所不同而已。腐败活动制造社会矛盾，引发社会冲突，对经济建设和政局稳定起着严重的破坏作用，而腐败现象最极端的表现就是职务犯罪。职务犯罪究其产生和发展的根源，有微观层次上个人素质方面的，也有宏观层次上制度结构方面的。
(一)从微观上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
一是政治素质低。
二是法制观念淡薄。
三是特权思想严重。
四是工作机制和管理方式不完善。
五是监督制约机制松懈，制度流于形式。
六是价值观念错位。
(二)从宏观上看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思想根源。
二是政治根源。
三是经济根源。
二、职务犯罪的危害
职务犯罪造成的危害与其他刑事犯罪相比更为严重，腐败问题已给我国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和政治后果。职务犯罪的危害，其严重程度已经成为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其主要表现为：
一是在政治上，它破坏了国家政治和法制的统一，引发和激化社会矛盾，破坏政治稳定。现代化建设的过程是一个国家实现政治整合的进程，它要求有统一的法制实践和稳定的政治局面。而国家工作人员的腐败行为使统一的权力体系陷入了被各种私欲分割隔离的境地，导致法制权威的极度削弱。各种滥用权力的行为侵犯着公民的合法权益，刺激社会矛盾和冲突的爆发，破坏政治稳定。
二是在经济上，它制造了分配不公，刺激不正当竞争，催发经济利益的恶性冲突。腐败分子以权创收，以权获利，直接破坏了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遭到破坏，造成经济局面的混乱以及整个社会健康的经济机体的毁损。
三是在思想上，它助长了腐朽没落思想，瓦解人民群众对现代化事业的信心，滋生对执政党政府的离心离德倾向。
三、职务犯罪的预防与控制
我国法律对职务犯罪实行惩戒与教育相结合、打击与预防相结合的方针，打击是手段，预防是目的。打击是惩治职务犯罪的治标措施，预防才是治本之策。根据职务犯罪复杂多样的特点，对不同类型的职务犯罪，我们应根据其具体特征分别采取有针对性的预防与控制对策。这里我们是在总体上探讨各种职务犯罪的共同对策。
(一)职务犯罪的道德控制
道德控制，是指通过加强对国家工作人员的思想道德教育，提高其抵御外界各种致罪因素的免疫力，以达到所谓的使人“不想犯”的境界，这是预防职务犯罪的第一道防线。强化思想建设，加强党性教育，以德倡廉，筑起“不想腐败”的思想道德防线。不少事实证明，“千腐败、万腐败，都是思想先腐败。”，我们必须从思想上强化预防职务犯罪建设，加大思想教育力度，把党性、党风、党纪教育作为培训党员干部的必修课，突出教育的广泛性和教育方法的多样性，既要讲实效，又要有声势，在广大党员和领导干部的思想上筑起预防职务犯罪的坚固堤坝，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想道德观。预防职务犯罪的最佳对策应是“软硬兼施”，即把道德的“软约束”同法制的“硬约束”有机结合起来，使二者功能互补，而不是厚此薄彼。
(二)职务犯罪的社会控制
社会控制，就是“把社会生产和生活组织到尽可能高的有序状态”，“控制犯罪的最优方案就是社会控制。”
一是深化体制改革。
二是强化权力监督。要通过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党的组织生活制度，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的民主评议制度，来强化党委内部的监督和纪委的监督；要强化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切实发挥对同级党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作用；加强对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的经济活动，以及国家工作人员的经济行为进行监察和督促，特别要加强财务监督制度，用法律制度保证财会监督人员依法独立行使经济监督权；要完善权力的外部体系监督。即以权利制约权力，通过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推进，大力培育公民的权利意识、纳税人意识和参政议政督政意识；要实现权力监督的全程、动态运作，即从权力的授予、权力的运行到权力滥用的责任追究一系列过程，都纳入权力监督网络之中，尤其要严格监控权力授予环节，避免权力落入腐败分子手中。
三是完善廉政法制。必须重点抓住两个方面：一是立法；二是执法。一方面必须切实加强预防职务犯罪的立法工作。另一方面要克服执法中的“软骨病”，排除各种干扰，刚正不阿执法。要坚决杜绝以言代法，以权代法，以权压法，以罚代刑，以及贪赃枉法的职务犯罪问题发生。一定要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特殊公民。
(三)职务犯罪的司法控制
司法控制，是指国家刑事司法系统通过惩罚犯罪与改造罪犯对犯罪实行控制。司法控制是控制职务犯罪的最后屏障，其目标是借助于刑罚的强大威慑力，达到使潜在犯罪人“不敢犯”的效果。
一是严密立法。我国于1997年修订了刑法典，有关职务犯罪的规定有很大完善，但法网粗疏的问题未得到根本解决。一方面，我国刑法具有“厉而不严”的特点。而国外立法多采取“严而不厉”的模式。仅以贪污贿赂罪为例，我国刑法规定的最高刑为死刑，而国外除泰国、韩国等极个别国家外，一般没有判处死刑的规定，甚至很少有判处无期徒刑的，通常是判处lO年以下有期徒刑。另一方面，从贪污贿赂罪的构成条件来看，我国刑法却显得过于宽松，例如贿赂范围仅限于财物，贪污、受贿罪的起刑线同盗窃罪相比悬殊过大，而且刑种单调，缺乏罚金刑、资格刑这样针对性强的惩罚措施。因此，“严而不厉”应是我国刑法今后改革的方向。
二是严格司法。这主要体现在提高定罪概率上，长期以来，犯罪黑数高、定罪概率偏低是我国刑事司法实践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据有人测算，我国的总体定罪概率低于5％，而职务犯罪由于隐蔽性强等原因，实际定罪率还远低于这个数字，正是由于因犯罪所获取的利益同受惩处的风险相比，存在着巨大的反差，促使许多国家工作人员陷入犯罪的泥潭，严厉刑罚的震慑力往往被法网疏漏所导致的侥幸心理而抵销。为了有效控制职务犯罪，必须提高刑事司法的效能，“严打”的“严”字，应着重体现在强化刑罚的确定性和及时性上来。为此应当从两方面着手：一是要促使司法人员秉公执法，加强刑事司法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坚决制止“以风挡罪”、“以官抵刑”等不良现象；二是要努力提高破案率，鉴于职务犯罪案件侦查难度大的特点，应专门立法，对此类案件的查处程序、侦查措施、证据规则及举报制度等作出特别规定，还可考虑在刑法上设立知情不举罪等，以促成职务犯罪案件的侦破。
三是严惩有方。首先要实现“严打”的法制化，使“严打”从实体到程序，都不能逾越法律的界线，尤其要坚持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等刑法基本原则；其次要注意“严打”的策略化，“严打”也要遵循“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做到宽严相济，不能因为“严打”而水涨船高，不适当地加重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最后要强调“严打”的持久化，不应把“严打”仅当作一种应急措施，到了“非抓不可”的时候，才“集中精力抓一批大案要案”，一旦初见成效，便有所松懈，致使犯罪又迅速“反弹”。应当把“严打”活动常抓不懈，避免“运动化”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