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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交汇融合的地区,战乱频仍,军事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历代中原王朝对其边防建设都非常重视。明朝,大同地处北部边防线上,与蒙古部族毗邻而居,为了加强大同镇的军事防御能力,有明一代,明廷一直致力于加强大同的边防建设。嘉靖时期,蒙古最强的一支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兴起。其“在大同边外大青山昭君墓丰州滩住牧,西至河套,东至宣府洗马林一带,离边三百余里”。俺答由丰州道不断南下,侵扰大同、浑源、灵丘,及至太原,并东入宣府,进犯京师,给明朝带来巨大压力。而大同镇形势尤其严峻,惨遭荼毒。蒙古骑军连岁而下,烧杀抢掠,大边、二边“俱失守,弃为虏地”,镇城“孤悬极边,与胡虏共处一地,无寸山尺水之隔”,完全暴露于外。为了加强防御能力,明廷不仅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大修边堡,而且也选派得力将领驻扎大同。周尚文在此情势下任职大同镇总兵,其为大同镇边防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对于周尚文的研究,学界鲜少,本文就总兵周尚文与大同镇边防建设做一细致探讨,旨在对周尚文有更全面的了解。
总兵周尚文简介
周尚文(公元1475——1549年),字彦章,陕西西安后卫人,自幼读书,多谋略,精通骑马射箭。十六岁的时候,开始当任指挥同知。嘉靖元年(1521年),又调任宁夏镇作参将。嘉靖三年(1524年),充任凉州卫副总兵。嘉靖十六年(1537年),任山西副总兵官。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以六十七岁高龄又担任东官厅总兵官兼后军都督府,镇守老营堡,当年秋天,充任大同总兵。
周尚文在担任大同总兵期间,虽然励精图治,一心专为边务,但是“事常锐于有为,心每灰于牵制”。究其原因是总兵地位降低、权力变小。在明初总兵权力极大,地位极崇。随着明朝“重文轻武”政策的推行,总兵权力逐渐被巡抚、镇守太监等文官分割,及至成为总督、巡抚命令的执行者,失去了独立的话语权。但是,领兵打仗主要还依靠总兵。在此种情况下,有抱负、有能力的总兵就要试图打破这种尴尬局面。因而周尚文在上任不久就“奏请粮饷马匹,并乞停止近募新军,其词颇激。”面对周尚文的直接呈奏,兵部却认为:“尚文陈请边务,乃不关白督抚大臣,桀肆不可长”。虽然奏请粮饷马匹本是巡抚之责,但周尚文关心边政,在别人都尽力保全自己的时刻,他却不顾自身安危,僭越职权,擅自奏请粮饷,受到兵部谴责。
周尚文一生清白廉洁,节俭朴实,爱惜士卒,善于用兵,为此部下都愿意随军誓死出战效力。他任职大同总兵期间,多次击败蒙古军的进攻,使得蒙古军不敢轻犯大同边界,为保卫明朝做出了突出贡献。其因战功卓著,兼任太子太傅,并增加赏赐。当时,严嵩父子对他百般排斥,谗言佞语,但因周尚文高超的武艺,卓著的战功,嘉靖帝要依靠他严守边防,严嵩父子的百般阻挠也就失效。直到周尚文去世后,又因为严嵩专权的缘故,再加上两人旧日的隔阂,使得朝廷不予恤赏。给事中沈束曾为周尚文鸣不平而上疏,严嵩故意惹怒嘉靖帝,从而使给事中沈束禁锢在牢狱之中长达18年之久,直到明穆宗即位后(1567),才追封周尚文为太子太傅,谥号为武襄。
周尚文与大同边防建设
嘉靖年间,大青山以南地区蒙古俺达部强盛起来,其因所处之地贫瘠,“以故最喜为寇抄”,几次经由大同南下大肆抢掠,给明王朝造成极大的威胁,大同镇形势益加严峻。故此,加强镇城防御能力刻不容缓,修边建堡缘此而兴。
周尚文与大同军堡的兴建
明代,为了加强边防建设,形成了镇——路——军堡分层管理体系。每镇都有总兵镇守,路由参将分管,路下又设城堡,这些城堡由守备、操守负责防守。城堡是最基层的防守单位,在边防体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筑堡成为加强边防建设的重要举措之一。
周尚文任职大同总兵期间(1542年——1549年),分别在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二十三年(1544年)、二十四年(1545年)、二十五年(1546年)、二十七年(1548年)共修筑军堡26座。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翟鹏凿长堑于五堡东西,尚文督师,逾月而就”。长堑修成后“总兵官周尚文议于堑内城灭虏、靖虏、破虏、威虜、宁虏五堡,招募边人为军,垦地资养。堡置把总指挥统之”。靖虏堡位于内五堡之东,其它四堡位于内五堡之西。这五堡在弘赐五堡左右,实为五堡两翼。嘉靖《山西通志》亦载:“(嘉靖)二十二年,总兵周尚文复增筑靖虏五堡以翼弘赐。”这是继毛伯温修筑内五堡之后的大规模兴建。随后于嘉靖二十三年,总兵周尚文又督修了灭胡九堡。灭胡九堡指破胡堡、杀胡堡、灭胡堡、败胡堡、阻胡堡、残胡堡、威胡堡、拒胡堡、迎恩堡。它们位于靖虏五堡之西,一字排开一直到威远路。嘉靖二十四年周尚文又修筑了镇羌、助马、拒墙、拒门、保安五堡。这五堡均在二边外,军事地理位置极为重要。但是正因为这五堡地势凶险,总督翁万达不是很支持。据《云中郡志》载:“初,尚文城据墙五堡在长城外,督府难之” 。严从简在《殊域周咨录》亦言:“嘉靖二十三年十月,弘赐诸堡既立,镇城赖以藩障,至是巡抚大同都御使詹荣、总兵周尚文复议于弘赐诸堡之北添设军堡,以相犄角。城废水口堡,改名镇羌。废宣宁县,改名拒墙。废乱草营堡,改名拒门。又于灭胡堡北增筑拒(助)马堡”。此五堡位于内五堡之北,处于长城之外,成为蒙古部族南下的前沿阵地。嘉靖二十五年,周尚文又率人修建了镇口、镇门、新平、平远、保平堡。嘉靖二十七年,又修筑了得胜堡。镇口、镇门、新平、平远、保平几堡与弘赐内五堡、靖虏五堡、灭胡九堡成一条线,由宣府西阳河一直延伸至偏关一带。这些军堡的修建,使大同镇的防御体系更加巩固。特别是周尚文于嘉靖二十四年所修镇羌五堡,位于大同镇最外围,战略地位尤其突出。
周尚文任职大同镇总兵期间,共修建弘赐五堡、靖虏五堡、灭胡九堡、镇羌五堡、再加上得胜堡等军堡。这些军堡的修建,在大同镇北部形成了两道有力的军事防御线,有效地抵御了蒙古骑兵的进攻,使大同边界安宁数年,老百姓安居乐业,为中原王朝经济、农业进一步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周尚文与大同边墙建设
明初的边墙是极其简陋的,防御功能有限,很容易就被蒙古军摧毁。成化年间,蒙古诸部定居河套地区,频繁入侵明朝。在与强势的蒙古骑兵作战中,明朝失败居多,直至弘治年间的大打大败、小打小败局面出现。为了应付蒙古骑兵的入侵,明廷始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大修边墙。成化、弘治时,大同的两道边墙修缮完毕,号称“高深形势,如冈如川,而保障复固矣”。 然而至嘉靖年间这两道边墙俱倾圯,其内成为蒙古诸部驻牧之地。尤其是嘉靖十七年(1538年)以后,俺答频繁南下侵略,直抵山西南部,大同镇的防御能力甚弱,为了加强防御,增强抵御蒙古骑兵的能力,挑壕修边之举遂再次兴起。
嘉靖十八年,内五堡修成后,明政府即在东起阳和、西至高山“西北一带,深挑壕堑一道,沿边筑立墩台,各设旗军哨守。”在五堡之外又形成一道藩篱。嘉靖二十二年,翟鹏出任宣大总督,与总兵周尚文一起继续深挑壕堑,“自镇边堡东自阳和,自镇河堡西至老营堡凿为长堑。遂于堑内城灭虏、靖虏、破虏、威虏、宁虏五堡,后复城灭胡、破胡、残胡、败胡诸堡,布列堑内。”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八月,又“自大同左卫二边马头山起,东由黑山门、宣宁、水口至榆沟,补修过边墙一百五十余里,旧有墩台三十一座,添筑新墩八十二座,补修水口、宣宁乱草营旧堡三座。”这一段时期主要是以挑壕堑为主,壕堑东起阳高西至老营堡,跨度四百余里。嘉靖二十三年(1543年)十二月,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翁万达出任宣大总督,与巡抚詹荣、总兵周尚文集议,认为:“堑可填渡,且不利拒守,故必城长城,长城必有台,利于旁击,台必置屋,以处戍卒,近城必筑堡,以休伏兵,城下留数暗门,以便出哨。”因此,为了更加有效的防御蒙古骑兵,修边提上了日程。
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总督宣大、山西侍郎翁万达奏:“大同东路自阳和口暗门起,至宣府李信屯堡红山台边界止,延长一百三十余里,中有铁里门、鹁鸽峪、瓦窑口等处,悉通贼要路,未有墙堑,拟于山南二三里许,添筑边墙一道,浚濠、建堡增设墩哨,使宣大声势联络,且可以南护紫荆,包为外堑,通计经费约用二十九万余金。请下户部趣发帑缗,期以三月初,土脉融动,及时兴作,其督视之任,当一付之总兵官周尚文,俾如中、西二路一体悉心料理。”这一时期主持和参与修边的主要有两个人物,一是大同总兵官周尚文,一是宣大总督翁万达。翁万达主要是主持修边,对修边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对于修边的“督视之任”,翁万达则“一付之总兵周尚文”。总兵周尚文主要是参与具体修边事宜。当时,二人商榷修筑边墙,自宣府西阳和一直延伸大约一百三十八里,到大同开山口,这段边墙都由周尚文親自率领士卒完工。另外,总兵尚文又督修了中西路边墙。这条边墙从大同迤北东路新建的靖虏堡起,经由弘赐五堡、左右威平、朔州,接至山西丫角山墩,继修完边墙,又添墩建堡。至九月镇守大同总兵周尚文奏:“东自宣府西阳河起,由天城、阳和、左、右、威、平、井、朔至山西丫角山止,修筑边墙六百五十余里。”尚文担任大同镇总兵期间,亲自督修边墙六百五十余里,其功不可没。
有明一代,多数总兵“因循懦怯,袭于不振,一遇警发,遂观望退缩,远为自守,……保身之念重,故报国之意轻,有生之乐,无死之心”,像周尚文一样果敢有谋、能征善战专注边防者非常少。周尚文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至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七年时间里“一凿堑,一筑堡,一筑长城;大小十余战,而石柱、弥陀之捷尤著,大有声”。对大同镇边防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正如《宣大山西三镇图说》载:“后拓地置堡,修筑墩墙,总兵周尚文之功居多”。 这一时期修建的边、堡防御层级分明,地势险要,目标明确,形成一套严密的防御体系,加强了大同镇抵御蒙古骑兵的能力。而这一切的形成,与周尚文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