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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至2018，无论对于整个国家，还是对于我个人来说，都是不可复制的40年。这40年里，中国的工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通过我们摄影人的努力，那些饱含责任和温情的影像，成为一个时代最珍贵的历史记忆。
1978年，我由《阜新日报》调入中国摄影家协会辽宁分会，从事专职摄影组织和摄影创作工作，至今整整40个年头。我经常跟同行们说：“我是一名从矿山走出的摄影人。祖辈们身上的忠厚、老实、执著、坚韧、热情、善良，深深地融入我的生命，静静地流淌在我的血液里。”正是由于这个基因，从40多年前我拿起相机的那一刻起，就把镜头始终聚焦产业工人这个群体，把镜头对准工人兄弟，而且从未改变。
專注摄影40年，我用镜头聚焦工人兄弟。在我拍摄的工业题材作品中表现的不只是每个个体情感的自然流露，还有：炼钢炉前高温作业的工人脸颊、臂膀上滚动的汗珠;那些在千米地下矿井中手上、脸上沾满煤灰，只露出一口白牙的矿工憨实的笑容;那些机器轰鸣的厂房内，已经打开饭盒还没来得及吃便聚集在一起讨论技术攻关的师徒们的专注神情，等等。我总会把这些鲜活的个体放入大变革的工矿环境当中，使画面牢牢地打上时代的印记。
1978年，辽宁阜新发电厂，维修冷却塔
思考40年，我用相机记录了中国工业的伟大变革：从工厂到矿山，从油田到海港，从钢铁冶炼到造大船，留下了不懈追求的艰苦足迹。在辽宁老工业过去的辉煌、改革的阵痛、重新振兴各个时期的关键节点上，凭借敏感的捕捉、精准的把控，这些影像几乎完整地记录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别是辽宁工业发生的历史性巨变。
新中国工业战线上有无数精彩瞬间，共和国工业长子所走过的“艰苦创业”“艰难转型”和“再创辉煌”的历史印记，传统大工业生产方式的坍塌和转型升级后新一代工人的新变化扑面而来。这些具有文献意义、反映人民心声和时代底色的摄影作品，凝聚一代工业人的集体记忆。而我也听到这样的评论，感到十分欣慰：“这些影像让人感受到工业纪实摄影强烈的人文色彩，也彰显了一位中国工业摄影人的家国情怀。”
作为曾经的新闻摄影记者，我牢牢把握住新闻摄影的真实性这一最根本的核心，保有一份对工人兄弟情感上的理解和尊重。“相机是素描本，是直觉与自发性反应的工具，是我对疑问与决定同时发生的瞬间驾驭。必须永远秉持对被摄者与自己的最大尊重。”正如布列松所说，始终“把自己变成为照片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才有我酷暑寒冬、节假日里，或是结伴同行，或是单骑独往，奔走于炼钢炉前、矿山井下、铁路沿线、钻井台边，造大船的平台旁，用镜头写下了工人完成任务的喜悦、井下作业的危险、下岗后的失落、冲出困境的欢欣。
在拍摄往事中，让我印象深刻的人和事就是和工人的沟通和交流。与老一代工业摄影家关注工业场景和大机器不同，我的工业摄影创作最主要的就是关注人，而不太刻意强调形式感，不喜欢用大的近景、用低角度或高角度夸张，不喜欢太表面化的拍摄。我爱镜头中的工人，把他们当成了自己的亲人。虽然纪实摄影讲究真实，但它不是纯记录，需要深厚的审美修养和瞬间捕捉的敏感。
在拍摄过程中，我特别注意人物之间的动势和场景之间的关系。在纪实摄影中，拍摄人物是最难的。不是简单地把人物放在你的画面框架里，而是在这个框架里，人物和整个环境、背景，以及要告诉读者的信息都要结合得尽量完美，让人看了以后有一种很自然、很朴素、很生动的感觉。在拍摄中，中国产业工人身上那种无私奉献的精神打动着我。建国初期，作为东北老工业为共和国作出贡献的老一辈产业工人把自己最好的年龄、最旺盛的精力都献给了东北老工业、献给了共和国。记得有一位劳动英雄叫李瑞，曾经是国家掘进行业的一面旗帜，却因为工作得了矽肺病，这种病人的肺像石头一样硬。直到因病离开这个世界时，他也没有一句怨言，令人无法忘却。我经常说，我拍的每一张照片都是自己一段生命体验，在观看这些照片时常常会百感交集、思绪万千，被一张张工人兄弟的面孔感动，也被一帧帧写进历史的影像感动，更被这个承载责任与使命、光荣与梦想的时代感动。
1990年，辽宁本钢，炼钢工人的午餐 
1997年，辽宁沈阳，沈重铸钢车间 
1998年，辽宁阜新，棚户区 
2000年，辽宁本钢，炉前工 
2000年，辽宁阜新，老道口
王玉文：拍摄工业题材很难。拍摄工厂，尤其是老工业，环境不好，还有危险。2003年，我在本钢集团创作，不小心腿骨折了。那是在五一勞动节放假，在本钢炼钢厂炼钢车间，我在拍摄中接到一个同行电话，他说他也要来，问我路怎么走。我就赶着拍完最后一个镜头，当时我的头顶有很多烧红的钢锭，很高很长，转来转去的。这时候它和底下人距离还很远，但拍着拍着，我下意识抬头一看，这钢锭就过来了。不巧，我右脚一下插在钢板里拔不出来，往后一仰，抱着相机就摔倒了，右脚被两个钢板的夹缝给别折了。
还有一个问题我一直在思考，就是工业摄影如何突破？工业摄影有一个致命难题：枯燥。大家拍着、拍着很容易就千篇一律了，比如有很多辽宁的摄影师跟我拍的照片非常像，我也非常着急。在辽宁，我在各种场合跟他们说，我们可以选择同一个题材，但在具体表现上一定要有所区别，找到自己的路子。现在，摄影理念、手段、方式在不断发生变化，相应的也对工业摄影创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关于工业摄影的影像语言还要进一步探索。但有一点是不变的，那就是坚持、深入地拍摄，要保持创作的冲动和激情，因为艺术创作需要注入不竭的活力源泉。所以，我会一直拍下去。
王玉文：我自己有一件很痛苦的事儿，有些人对我的作品理解上可能有点偏，我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问题。起初有看过我作品的人说，这些照片看着拍摄过程很容易，很轻松，感觉上是信手拈来。经过这几年，有人重新和我谈论这些照片，他会觉得这些照片“挺耐看的”。我希望自己拍摄的照片中，每个细节、每个动作、每缕光线，都经得起细读，我不要求自己作品的完整度，但希望作品耐读。
王玉文：是摄影人肩上一份沉甸甸的社会责任和内心深处难以割舍的情感。我是一名从工人家庭里走出来的摄影人，摄影人就要拍摄身边的人和事。同时，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摄影工作者，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走进生活深处，用相机、用光影、用情怀记录好这个时代，为时代存照、为人民画像。
王玉文：艺术是我们给自己创造的一面镜子，用有形的图画显示无形的梦想。对我而言，摄影就是我的生活方式，摄影作品就是我个人情感心路历程的记录与追忆。在记录真实的前提下，表达情感，表达你对世界的认识。作为工业纪实摄影者，我要传递的就是责任与担当，要成为一个时代的追寻者、参与者、记录者和创作者。镜头就是思想的眼睛，要尽可能地用手中的相机将朴素的情感定格，将之升华成为时代的画面，以最自然生动的画面、最平实流畅的视觉语言，多视角、多层面、真实、艺术地去表现中国工业和中国工人，去呈现工业影像所具有的见证现实、振奋人心、推动时代、改变世界的特殊力量，给未来留下一部展现中国工业进程和辉煌成就的影像画卷。
2010年，辽宁大连中远造船厂，工人上早班
王玉文：我个人觉得，大工业的兴衰史，我拍得远远不够。比如说沈阳铁西区的改造，我记录的就不太多。那时只注重煤矿、钢铁这种大的资源型企业，对机器制造业注意得不够。沈阳是机器制造业的摇篮，这些机器制造业企业有些成功转型，建立了新型企业，初步实现了现代化。后来当我重视起来，时间就有点晚了。
1978年，我由《阜新日报》调入中国摄影家协会辽宁分会，从事专职摄影组织和摄影创作工作，至今整整40个年头。我经常跟同行们说：“我是一名从矿山走出的摄影人。祖辈们身上的忠厚、老实、执著、坚韧、热情、善良，深深地融入我的生命，静静地流淌在我的血液里。”正是由于这个基因，从40多年前我拿起相机的那一刻起，就把镜头始终聚焦产业工人这个群体，把镜头对准工人兄弟，而且从未改变。
專注摄影40年，我用镜头聚焦工人兄弟。在我拍摄的工业题材作品中表现的不只是每个个体情感的自然流露，还有：炼钢炉前高温作业的工人脸颊、臂膀上滚动的汗珠;那些在千米地下矿井中手上、脸上沾满煤灰，只露出一口白牙的矿工憨实的笑容;那些机器轰鸣的厂房内，已经打开饭盒还没来得及吃便聚集在一起讨论技术攻关的师徒们的专注神情，等等。我总会把这些鲜活的个体放入大变革的工矿环境当中，使画面牢牢地打上时代的印记。
思考40年，我用相机记录了中国工业的伟大变革：从工厂到矿山，从油田到海港，从钢铁冶炼到造大船，留下了不懈追求的艰苦足迹。在辽宁老工业过去的辉煌、改革的阵痛、重新振兴各个时期的关键节点上，凭借敏感的捕捉、精准的把控，这些影像几乎完整地记录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别是辽宁工业发生的历史性巨变。
新中国工业战线上有无数精彩瞬间，共和国工业长子所走过的“艰苦创业”“艰难转型”和“再创辉煌”的历史印记，传统大工业生产方式的坍塌和转型升级后新一代工人的新变化扑面而来。这些具有文献意义、反映人民心声和时代底色的摄影作品，凝聚一代工业人的集体记忆。而我也听到这样的评论，感到十分欣慰：“这些影像让人感受到工业纪实摄影强烈的人文色彩，也彰显了一位中国工业摄影人的家国情怀。”
作为曾经的新闻摄影记者，我牢牢把握住新闻摄影的真实性这一最根本的核心，保有一份对工人兄弟情感上的理解和尊重。“相机是素描本，是直觉与自发性反应的工具，是我对疑问与决定同时发生的瞬间驾驭。必须永远秉持对被摄者与自己的最大尊重。”正如布列松所说，始终“把自己变成为照片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才有我酷暑寒冬、节假日里，或是结伴同行，或是单骑独往，奔走于炼钢炉前、矿山井下、铁路沿线、钻井台边，造大船的平台旁，用镜头写下了工人完成任务的喜悦、井下作业的危险、下岗后的失落、冲出困境的欢欣。
在拍摄往事中，让我印象深刻的人和事就是和工人的沟通和交流。与老一代工业摄影家关注工业场景和大机器不同，我的工业摄影创作最主要的就是关注人，而不太刻意强调形式感，不喜欢用大的近景、用低角度或高角度夸张，不喜欢太表面化的拍摄。我爱镜头中的工人，把他们当成了自己的亲人。虽然纪实摄影讲究真实，但它不是纯记录，需要深厚的审美修养和瞬间捕捉的敏感。
在拍摄过程中，我特别注意人物之间的动势和场景之间的关系。在纪实摄影中，拍摄人物是最难的。不是简单地把人物放在你的画面框架里，而是在这个框架里，人物和整个环境、背景，以及要告诉读者的信息都要结合得尽量完美，让人看了以后有一种很自然、很朴素、很生动的感觉。在拍摄中，中国产业工人身上那种无私奉献的精神打动着我。建国初期，作为东北老工业为共和国作出贡献的老一辈产业工人把自己最好的年龄、最旺盛的精力都献给了东北老工业、献给了共和国。记得有一位劳动英雄叫李瑞，曾经是国家掘进行业的一面旗帜，却因为工作得了矽肺病，这种病人的肺像石头一样硬。直到因病离开这个世界时，他也没有一句怨言，令人无法忘却。我经常说，我拍的每一张照片都是自己一段生命体验，在观看这些照片时常常会百感交集、思绪万千，被一张张工人兄弟的面孔感动，也被一帧帧写进历史的影像感动，更被这个承载责任与使命、光荣与梦想的时代感动。
您一直在拍摄工业题材，这么多年最深的感触是什么？
王玉文：拍摄工业题材很难。拍摄工厂，尤其是老工业，环境不好，还有危险。2003年，我在本钢集团创作，不小心腿骨折了。那是在五一勞动节放假，在本钢炼钢厂炼钢车间，我在拍摄中接到一个同行电话，他说他也要来，问我路怎么走。我就赶着拍完最后一个镜头，当时我的头顶有很多烧红的钢锭，很高很长，转来转去的。这时候它和底下人距离还很远，但拍着拍着，我下意识抬头一看，这钢锭就过来了。不巧，我右脚一下插在钢板里拔不出来，往后一仰，抱着相机就摔倒了，右脚被两个钢板的夹缝给别折了。
还有一个问题我一直在思考，就是工业摄影如何突破？工业摄影有一个致命难题：枯燥。大家拍着、拍着很容易就千篇一律了，比如有很多辽宁的摄影师跟我拍的照片非常像，我也非常着急。在辽宁，我在各种场合跟他们说，我们可以选择同一个题材，但在具体表现上一定要有所区别，找到自己的路子。现在，摄影理念、手段、方式在不断发生变化，相应的也对工业摄影创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关于工业摄影的影像语言还要进一步探索。但有一点是不变的，那就是坚持、深入地拍摄，要保持创作的冲动和激情，因为艺术创作需要注入不竭的活力源泉。所以，我会一直拍下去。
虽然中国工业40年发展非常不易，但您的镜头语言却非常朴实，并不会过分煽情。您是怎么考虑的？
王玉文：我自己有一件很痛苦的事儿，有些人对我的作品理解上可能有点偏，我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问题。起初有看过我作品的人说，这些照片看着拍摄过程很容易，很轻松，感觉上是信手拈来。经过这几年，有人重新和我谈论这些照片，他会觉得这些照片“挺耐看的”。我希望自己拍摄的照片中，每个细节、每个动作、每缕光线，都经得起细读，我不要求自己作品的完整度，但希望作品耐读。
从事摄影工作40多年，让您坚持下去的动力是什么？
王玉文：是摄影人肩上一份沉甸甸的社会责任和内心深处难以割舍的情感。我是一名从工人家庭里走出来的摄影人，摄影人就要拍摄身边的人和事。同时，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摄影工作者，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走进生活深处，用相机、用光影、用情怀记录好这个时代，为时代存照、为人民画像。
摄影最重要的社会功能是记录，您最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传递怎样的讯息？希望为社会、为后人留下什么？
王玉文：艺术是我们给自己创造的一面镜子，用有形的图画显示无形的梦想。对我而言，摄影就是我的生活方式，摄影作品就是我个人情感心路历程的记录与追忆。在记录真实的前提下，表达情感，表达你对世界的认识。作为工业纪实摄影者，我要传递的就是责任与担当，要成为一个时代的追寻者、参与者、记录者和创作者。镜头就是思想的眼睛，要尽可能地用手中的相机将朴素的情感定格，将之升华成为时代的画面，以最自然生动的画面、最平实流畅的视觉语言，多视角、多层面、真实、艺术地去表现中国工业和中国工人，去呈现工业影像所具有的见证现实、振奋人心、推动时代、改变世界的特殊力量，给未来留下一部展现中国工业进程和辉煌成就的影像画卷。
在您的职业生涯中，有过什么遗憾吗？
王玉文：我个人觉得，大工业的兴衰史，我拍得远远不够。比如说沈阳铁西区的改造，我记录的就不太多。那时只注重煤矿、钢铁这种大的资源型企业，对机器制造业注意得不够。沈阳是机器制造业的摇篮，这些机器制造业企业有些成功转型，建立了新型企业，初步实现了现代化。后来当我重视起来，时间就有点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