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看了《中国青年报》(2007年11月7日)上刊载的题为《竺可桢：“浙大保姆”》一文，感触颇深。1936年，气象学家竺可桢受命担任浙江大学校长。在竺可桢的带领下，浙大的教育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审视竺可桢的管理故事，笔者看到了学者型校长的魅力。
　　
　　学者的心胸：用人唯才，使才尽其用
　　
　　竺可桢校长，身材瘦削，举止优雅，戴着圆圆的眼镜，看上去颇有苦行僧的味道。但是他留给人们的印象，却是“温厚光辉”，心胸如日月山川般开阔坦荡。
　　在竺可桢的眼里，人才是教育成功的关键，所以他爱护人才，容纳人才。当时浙大聘请的毕业于牛津大学的政治学教授费巩，说话尖刻。在一次教务会上，费教授指着竺可桢的鼻子说：“竺校长是学气象的，只会看天，不会看人。”竺可桢听了，含笑不语。后来，竺可桢不顾“只有党员才能担任训导长”的规定，认定费巩“资格极好，于学问、道德、才能为学生钦仰而能教课”，请他做训导处长。
　　物理学家束星北很有侠气，但脾气暴躁。浙大因战争西迁，束星北对竺可桢不满，于是一路跟在竺校长后面，细说其种种不是，竺可桢总是一笑而过。后人回忆，竺可桢虽然并不欣赏束星北这种做法，与他私交也不深，却力排众议，将他聘为教授，并为保护这位有才华的教授费尽心神。
　　用人是校长最大的学问，手下有一批强将，才能开拓天地。强将是靠心胸去发现与培植的。聘用冷嘲热讽的训导长、脾气暴躁的教授，折射出学者校长宽阔的心胸。学校管理者只有具备开阔的心胸，才能认识人才、培养人才、用好人才。
　　
　　学者的品性：心中唯才，使人才云集
　　
　　竺可桢在就任声明中指出，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因此，在生活中，他总是把教授放在第一的位置。
　　抗战期间，竺可桢带领全校师生700多人初迁浙西天目山、建德，后西迁江西。此时，其夫人张侠魂、次子竺衡患病，因缺医少药，相继去世。尽管日子如此艰难，但他仍然作出了这样的举动：把工资分给教员们，自家却在新年之夜吃霉米。数学教授苏步青每每提及这位老校长，总反复叨念：“他真是把教授当宝贝儿，当宝贝儿啊。”正是这样，在竺可桢手下，有一批“听听名字就令人神往”的教授：王季梁、胡刚复、梅光迪、张其昀、束星北、张荫麟、苏步青、贝时璋……这些人大多性格独特，气度不凡，却都对竺可桢钦佩有加。
　　今天，我们要传承的不是“分工资，吃霉米”的做法，而是学者校长“看淡得失，重视人才”的品性。只有在尊崇学问的环境里，才会有人才云集的盛况。学者的坚守：学研为本，促学术发展
　　抗战期间，竺可桢一心处理师生的生活、学习、搬迁、防空等杂务，事情千头万绪。在公务繁忙之余，竺可桢依然坚持学者不可以远离学术研究的思想。1943年，他着手研究二十八星宿起源这一重大问题。仅3个月，他阅读了近百部中外古籍、近著，涉及天文气象、古诗词、算学、甲骨文、梵文等，而后动笔起草《二十八星宿的起源》一文。他在日记中写道：“余历来作文无此次之苦者，因时间太局促，只有偷闲于批公文及写信之外，始有时间，以此常于8点后写至子夜始止。”此论文发表后，立即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英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欲将此文编入《中国天文史》中，竺可桢应约改写成英文后，又在美国《大众天文》中刊出。
　　时局动荡，校内政治力量复杂。竺可桢却始终坚持学术独立、教育独立，力排政治干扰，维护学术和教育的尊严。就任校长时，他曾与相关部门约法三章，第二条就是“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党之干涉”。他关注学生长远的发展，告诫学生必须有“明辨是非、静观得失、缜密思虑、不肯盲从”的习惯，认为学生的首要任务是读书。竺可桢自身的学术意识，促动了整个学校的良好学术氛围的形成；竺可桢以学生发展为本的办学思想，为学生营造了一片学习的净土，最终使浙大人才辈出。
　　书评家马勇曾感叹，在当时动荡的时局下，中国的大学教育并没有就此垮台，相反却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为民族复兴保留了难得的读书种子，毫无疑问是因为那时的中国还有一批有见解、有能力的大学校长。
　　独立的思想是个体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没有独立思想的学者不是真学者，没有独立思想的校长不是合格的校长。校长是否有坚持教育主见的意识与实践教育理想的态度，是一名事务性校长与学者型校长的分水岭。
　　
　　(编辑　许丽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