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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环保诉讼案，一审居然以原告胜诉告终，这在“民告官”的案件里颇为罕见。尤为难得的是，这也是广东省首起状告环保局信息公开的案件。
3月19日上午，北京环保爱好者、民间组织“自然大学”成员陈立雯起诉广州市环保局信息公开一案在越秀区法院宣判，法院认定广州市环保局逾期答复原告的信息公开申请，行为违法。
事件的缘由要从广州垃圾反焚烧运动说起。
坐落在广州市白云区永兴村一侧的李坑垃圾焚烧发电厂，承担着全广州1/12的垃圾处理量。一度被形容为“引进了日本先进的垃圾处理技术”让人满怀希望。如今，这里却被挥之不去的恐惧所笼罩。
终日吐着烟气的大烟囱，让全村19个社的癌症病人在2006年垃圾焚烧厂正式运营后全部上升。距离焚烧厂不超过800米的14社尤其严重，全社300余人中，在2006-2009年间已有10人死于癌症。除一人死于肝癌外，其他均死于肺癌和鼻咽癌这两种呼吸道疾病。
实际上，早在2000年当广州市决定在此选址时，村民一度反应激烈，也曾有过短暂抗议，但由于态度并不坚决，抗议很快被“平息”下来。退让的代价便是赶不走的噩梦。时隔多年后，80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环保志愿者陈立雯才算是第一次帮助村民发出了声音。2012年9月，她因向广州市环保局申请公开广州李坑生活垃圾焚烧厂4项信息，未被给予满意答复，便一纸诉状将对方告上了法庭。
当广州北部因垃圾焚烧引发的民间抗议愈演愈烈时，广州打算在城市的偏南一隅——番禺再建一座垃圾焚烧站的消息一传开，立刻引爆了此处的民意情绪。
一群不愿意重蹈覆辙的业主决定团结起来、抗争到底，一场“邻避冲突”也就在所难免。
阻击垃圾焚烧站
2009年3月，广州市市容环卫局局长吕志毅向媒体表态“番禺已无地再建垃圾填埋场，只有建垃圾焚烧发电厂。” 但直到半年后的9月24日，这条消息才吸引了网友Kingbird的注意。他第一次发现，自己居住的小区附近要建一个占地365亩、日处理垃圾能力2000吨的垃圾焚烧厂。
作为先行者Kingbird尝试着起草一份法律文件，并且通过和业主们的讨论修改，试图诉诸法律来解决问题。很快这种形式的弊端便显现出来——缓慢单一，难解燃眉之急。如何让更多的人来参与和支持成了他们的讨论焦点，Kingbird、姚姨和居住于广州碧桂园的阿加西等几名较早知道此事的业主，开始盘算着做更广泛的动员。
业主们有意识地分为两个团队，一部分人负责起草《反对兴建垃圾焚烧处理厂倡议书》，另一部分人则负责宣传和收集反对签名。当网络攻势无法覆盖全面时，地面攻势成了有效的宣传手段——他们自发出资、设计并制作了大量传单，在各小区人流密集处派发，向路人一一解释垃圾焚烧厂的危害。广州本地的媒体也开始纷纷跟进，作为华南地区新闻媒体大本营的广州，此时充分显示了自己媒体重镇的实力。
但是，很快政府方面做出了回击。当年10月30日，番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召开情况通报会。通报会持续2个小时，番禺区市政园林局局长周剑辉和请来的4位专家来证明垃圾焚烧的合法合理性。焚烧产生的气体含有二恶英，被列为一级致癌物的二恶英是多氯甲苯、多氯乙苯等有毒化学品的俗称，被称为“毒中之毒”。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二恶英研究室主任郑明辉2007年曾在《人民日报》上称二恶英是“定时化学炸弹”。但政府出面组织的座谈会却更名为“可以控制的老虎”。
11月6日，长期关注该维权活动的本地媒体也开始集体沉默。
面对外部环境的迅速变化，这些代表着新兴中产阶级的业主在大众面前展现出了令人震惊的理性和节制。他们开始有意识地把起初对自身利益损害的诉求扩展为倡导广州、乃至全国都不要建设垃圾焚烧站，并呼吁从源头下手，倡导垃圾分类——遭受威胁的“我们”不再是特定的“番禺华南板块的业主”，李坑的村民和所有广州市民都纳入了他们的同盟。
他们深知民意对政府能造成影响，于是不断通过发帖和友好地派发传单，努力把事实展现给更多的人。甚至还发掘出一个个热点引导媒体关注，如对工程背后的利益关系穷追猛打，以及披露广州市规划在近期内将要建设八座垃圾焚烧厂等内容。
这种将自己的诉求和环保议题相联系，并对外寻求认同的策略收到了效果。媒体已不再满足于关注业主集体维权行动本身，转而向倡导政府民主决策上来，并将其视为民意的体现，也促使政府正面应对。
关键时刻，业主们适时退让，并创造机会，提供和政府协商的平台。12月15日，意见领袖“巴索风云”在“江外江”上发表了一封“邀请函”，公开邀请番禺区区委书记谭应华与区长楼旭逵于12月27日亲赴丽江花园，与业主面对面交流。随后，他又将邀请函送交番禺区信访办及区政府收发室，希望能够转交给区长。这封邀请函得到了网友们的一致附议，并被广州市各大媒体纷纷报道。
谭应华随即公开表态：“业主邀请我27日来，我想能不能早点，越快越好。”会后，谭重申，大石镇会江村的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已经“正式停建”，相关的重新选址项目会于2011年再行启动。自此一场持续3个月之久的反垃圾焚烧运动，终于较为圆满地告一段落。
政策改道
实际上，业主闻之色变的二恶英并非与垃圾焚烧密切相伴。上世纪40至70年代，二恶英主要来源于化学药品和杀虫剂。直到1976年，荷兰人第一次在焚烧炉里发现了这一物质。人们才逐渐意识到，二恶英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垃圾处理的问题。
垃圾焚烧必须以减少产生二恶英、烟尘和重金属污染为前提，因此能够被投入焚烧炉的只有保鲜膜类超薄无氯塑料、餐纸、木竹、织物、草席、坚果壳、一次性尿布和卫生巾等。而含氯塑料、印刷纸张、金属、厨余、园林废物、玻璃、灰土和砖瓦则应尽量避免焚烧。但随着聚氯乙烯生产和消费的增加，越来越多的有毒生活垃圾被投进了焚烧炉。换句话说，能够有效减少二恶英排放的主要障碍在于工业生产模式和社会消费模式。 垃圾分类是被发达国家证实用于减少有害垃圾焚烧的有效方法。但是这种缺乏内在动力的方式需要政府建立一套完善的分类体系做支撑。
早在2000年左右，广州就与北京、上海一同作为首批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城市。几乎在一夜之间，广州的主干道、机关大院里，色彩鲜艳的黄绿垃圾桶被并排放在了一起，有些地方还放了不锈钢的三桶箱。垃圾分类就这样从一个概念变成了实物。到了2007年，广州市的分类垃圾桶在累计投放7000对后，这个数字就停止了增长。由于居民家庭推广餐厨垃圾分类进展缓慢，广州市环卫部门只能将餐厨垃圾分类的重点转向餐饮企业。也就两三年里，垃圾分类在中国的试点城市无一例外地全军覆没。
历史似乎有意在给决策者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尽管垃圾焚烧依然被视为一种最有可能的选择依然像幽灵一样挥之不去。但反焚事件后，自下而上的民间努力，使广州有了再次向代表最现代城市生活理念发起冲锋的理由。
2010年，广州市番禺区政府举行新闻通报会，宣布推广垃圾分类将分“三步走”——“从6月开始到今年年底，是推广阶段，垃圾分类将走进机关、校园和社区；从2011年起，将建立和完善相应的管理制度和机制，力争2012年实现垃圾资源回收利用率达30%。”
2011年4月，广州首开先河，实施了中国国内首部垃圾分类地方法规——《广州市城市生活垃圾暂行管理规定》，强制居民对生活垃圾进行分类。
履新不久的广州市长陈建华，主抓垃圾分类工作后，被人私下里叫做“垃圾市长”。听到这个封号，陈很大度地表态，如果能把垃圾分类搞好，我愿意当这个“垃圾市长”。陈建华曾就“垃圾围城”一事问计于民，并让广州地区的新闻媒体就此问题组织全社会讨论。“壮士断腕、破釜沉舟、背水一战、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置之死地而后生。”面对公众的怀疑，他试图用一连串的成语表达自己向垃圾宣战的决心。
在他的动员下，广州市领导从9月起分组挂点联系各区、县级市的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工作，每月至少督查一次，督查情况直接向市委报告。市直机关各部门、市属企业也被分别安排至全市166个街镇督导帮扶，每月需撰写督导报告，报市固体废弃物工作办公室。陈建华还为垃圾处理编了句“顺口溜”：能卖拿去卖；有害单独放；干湿要分开。
绕过与焚烧炉相关的种种邻避冲突，改道从垃圾减量着手，提倡分类。这是官方和民间互动后，一个双方都乐见其成的结果。
只有公民能清理垃圾
当然，移风易俗的现代生活理念，最需要的便是“全民动员”，仅仅依靠行政命令，必然受到体制内的钳制。来自基层的工作人员抱怨：广州生活垃圾分类主导者是城管部门，但具体掏钱就落到街道、小区物管公司甚至个人身上。没有资金支持、没有群众参与、没有监督。上面鼓动再厉害，执行到基层就没了下文。
反焚事件中脱颖而出的巴索风云，一度成为官民互动代表，走进了广州人的生活，也走进了政府视野。为了督促城管部门尽快落实承诺，他给对方送了六袋垃圾，跟踪记录这六袋垃圾的去向，并向公众公布结果。而后，他又送去了一个挂钟，在对方接受的时候挂钟刚好走到十点一刻，预示着广州市成为全国垃圾分类试点城市已经过去了十年零一个月，时间在流逝，已经不能浪费。
这些行为艺术固然达到了吸引眼球的效果，但是“被敲醒”的巴索风云已经不再满足于官方自上而下的努力。他决定自己先行动起来。2012年2月，巴索成功申请注册了宜居广州生态环境保护中心。办公室就租在海珠客运站附近一个写字楼里，包括巴索风云在内的三名全职员工，立志要在全市范围内推广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的理念。今年1月，“宜居广州”率先发布了一份《广州市垃圾分类A类先行推广实施街道调查报告》，引发热议。事后，广州市城管委官方微博还转发了相关报道，表示支持。
这可能是广州市第一个直接与垃圾相关的环保组织。而这个组织的背后，是2009年番禺反焚运动的热心业主们，经过3年多的探索，终于为自己关注的议题和公益行动找到的一条出路。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博士陈晓运观察研究垃圾分类问题多年，他感慨道：“时势造英雄，业主从最初被迫走上台前，到如今却被时势推着往前走。”
无独有偶，来自台湾的慈善团体慈济，也正在内地探索一条全新的回收产业链。身着统一制服的志工们唱着“十指分类口诀”走进社区，向居民耐心讲解厨余垃圾变酵素、塑料瓶变成环保围巾的全过程。这些鲜活有趣的台湾经验和丰富多样的倡导方法，连当地街道工作人员也按捺不住跑来取经。
连万科这样的地产巨鳄也成为国内率先推广垃圾分类的企业公民。其旗下的金色家园是广州第一个由物业主导垃圾分类的小区。为了能让厨余垃圾车经过小区大门，物业经理张宝昌主动去找城管委协调。在物业公司的努力下，两年时间里，该小区的垃圾分类准确率已飙升至61%。
此情此景，不由让人想起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的一句话：只有最大限度地满足公众的知情权与参与权，中国的环境问题才能获得真正的解决动力。
“我们正是希望通过诉讼，推动中国环保部门在信息公开方面往前走一步。”尽管赢得了官司，陈立雯并不准备就此止步，“环保局逾期答复当然是违法的，但法院没有要求环保局应该做出什么样的回复，这方面来说我是不满意的。”她表示需要回去和同事商量，再决定是否上诉。
3月19日上午，北京环保爱好者、民间组织“自然大学”成员陈立雯起诉广州市环保局信息公开一案在越秀区法院宣判，法院认定广州市环保局逾期答复原告的信息公开申请，行为违法。
事件的缘由要从广州垃圾反焚烧运动说起。
坐落在广州市白云区永兴村一侧的李坑垃圾焚烧发电厂，承担着全广州1/12的垃圾处理量。一度被形容为“引进了日本先进的垃圾处理技术”让人满怀希望。如今，这里却被挥之不去的恐惧所笼罩。
终日吐着烟气的大烟囱，让全村19个社的癌症病人在2006年垃圾焚烧厂正式运营后全部上升。距离焚烧厂不超过800米的14社尤其严重，全社300余人中，在2006-2009年间已有10人死于癌症。除一人死于肝癌外，其他均死于肺癌和鼻咽癌这两种呼吸道疾病。
实际上，早在2000年当广州市决定在此选址时，村民一度反应激烈，也曾有过短暂抗议，但由于态度并不坚决，抗议很快被“平息”下来。退让的代价便是赶不走的噩梦。时隔多年后，80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环保志愿者陈立雯才算是第一次帮助村民发出了声音。2012年9月，她因向广州市环保局申请公开广州李坑生活垃圾焚烧厂4项信息，未被给予满意答复，便一纸诉状将对方告上了法庭。
当广州北部因垃圾焚烧引发的民间抗议愈演愈烈时，广州打算在城市的偏南一隅——番禺再建一座垃圾焚烧站的消息一传开，立刻引爆了此处的民意情绪。
一群不愿意重蹈覆辙的业主决定团结起来、抗争到底，一场“邻避冲突”也就在所难免。
阻击垃圾焚烧站
2009年3月，广州市市容环卫局局长吕志毅向媒体表态“番禺已无地再建垃圾填埋场，只有建垃圾焚烧发电厂。” 但直到半年后的9月24日，这条消息才吸引了网友Kingbird的注意。他第一次发现，自己居住的小区附近要建一个占地365亩、日处理垃圾能力2000吨的垃圾焚烧厂。
作为先行者Kingbird尝试着起草一份法律文件，并且通过和业主们的讨论修改，试图诉诸法律来解决问题。很快这种形式的弊端便显现出来——缓慢单一，难解燃眉之急。如何让更多的人来参与和支持成了他们的讨论焦点，Kingbird、姚姨和居住于广州碧桂园的阿加西等几名较早知道此事的业主，开始盘算着做更广泛的动员。
业主们有意识地分为两个团队，一部分人负责起草《反对兴建垃圾焚烧处理厂倡议书》，另一部分人则负责宣传和收集反对签名。当网络攻势无法覆盖全面时，地面攻势成了有效的宣传手段——他们自发出资、设计并制作了大量传单，在各小区人流密集处派发，向路人一一解释垃圾焚烧厂的危害。广州本地的媒体也开始纷纷跟进，作为华南地区新闻媒体大本营的广州，此时充分显示了自己媒体重镇的实力。
但是，很快政府方面做出了回击。当年10月30日，番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召开情况通报会。通报会持续2个小时，番禺区市政园林局局长周剑辉和请来的4位专家来证明垃圾焚烧的合法合理性。焚烧产生的气体含有二恶英，被列为一级致癌物的二恶英是多氯甲苯、多氯乙苯等有毒化学品的俗称，被称为“毒中之毒”。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二恶英研究室主任郑明辉2007年曾在《人民日报》上称二恶英是“定时化学炸弹”。但政府出面组织的座谈会却更名为“可以控制的老虎”。
11月6日，长期关注该维权活动的本地媒体也开始集体沉默。
面对外部环境的迅速变化，这些代表着新兴中产阶级的业主在大众面前展现出了令人震惊的理性和节制。他们开始有意识地把起初对自身利益损害的诉求扩展为倡导广州、乃至全国都不要建设垃圾焚烧站，并呼吁从源头下手，倡导垃圾分类——遭受威胁的“我们”不再是特定的“番禺华南板块的业主”，李坑的村民和所有广州市民都纳入了他们的同盟。
他们深知民意对政府能造成影响，于是不断通过发帖和友好地派发传单，努力把事实展现给更多的人。甚至还发掘出一个个热点引导媒体关注，如对工程背后的利益关系穷追猛打，以及披露广州市规划在近期内将要建设八座垃圾焚烧厂等内容。
这种将自己的诉求和环保议题相联系，并对外寻求认同的策略收到了效果。媒体已不再满足于关注业主集体维权行动本身，转而向倡导政府民主决策上来，并将其视为民意的体现，也促使政府正面应对。
关键时刻，业主们适时退让，并创造机会，提供和政府协商的平台。12月15日，意见领袖“巴索风云”在“江外江”上发表了一封“邀请函”，公开邀请番禺区区委书记谭应华与区长楼旭逵于12月27日亲赴丽江花园，与业主面对面交流。随后，他又将邀请函送交番禺区信访办及区政府收发室，希望能够转交给区长。这封邀请函得到了网友们的一致附议，并被广州市各大媒体纷纷报道。
谭应华随即公开表态：“业主邀请我27日来，我想能不能早点，越快越好。”会后，谭重申，大石镇会江村的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已经“正式停建”，相关的重新选址项目会于2011年再行启动。自此一场持续3个月之久的反垃圾焚烧运动，终于较为圆满地告一段落。
政策改道
实际上，业主闻之色变的二恶英并非与垃圾焚烧密切相伴。上世纪40至70年代，二恶英主要来源于化学药品和杀虫剂。直到1976年，荷兰人第一次在焚烧炉里发现了这一物质。人们才逐渐意识到，二恶英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垃圾处理的问题。
垃圾焚烧必须以减少产生二恶英、烟尘和重金属污染为前提，因此能够被投入焚烧炉的只有保鲜膜类超薄无氯塑料、餐纸、木竹、织物、草席、坚果壳、一次性尿布和卫生巾等。而含氯塑料、印刷纸张、金属、厨余、园林废物、玻璃、灰土和砖瓦则应尽量避免焚烧。但随着聚氯乙烯生产和消费的增加，越来越多的有毒生活垃圾被投进了焚烧炉。换句话说，能够有效减少二恶英排放的主要障碍在于工业生产模式和社会消费模式。 垃圾分类是被发达国家证实用于减少有害垃圾焚烧的有效方法。但是这种缺乏内在动力的方式需要政府建立一套完善的分类体系做支撑。
早在2000年左右，广州就与北京、上海一同作为首批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城市。几乎在一夜之间，广州的主干道、机关大院里，色彩鲜艳的黄绿垃圾桶被并排放在了一起，有些地方还放了不锈钢的三桶箱。垃圾分类就这样从一个概念变成了实物。到了2007年，广州市的分类垃圾桶在累计投放7000对后，这个数字就停止了增长。由于居民家庭推广餐厨垃圾分类进展缓慢，广州市环卫部门只能将餐厨垃圾分类的重点转向餐饮企业。也就两三年里，垃圾分类在中国的试点城市无一例外地全军覆没。
历史似乎有意在给决策者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尽管垃圾焚烧依然被视为一种最有可能的选择依然像幽灵一样挥之不去。但反焚事件后，自下而上的民间努力，使广州有了再次向代表最现代城市生活理念发起冲锋的理由。
2010年，广州市番禺区政府举行新闻通报会，宣布推广垃圾分类将分“三步走”——“从6月开始到今年年底，是推广阶段，垃圾分类将走进机关、校园和社区；从2011年起，将建立和完善相应的管理制度和机制，力争2012年实现垃圾资源回收利用率达30%。”
2011年4月，广州首开先河，实施了中国国内首部垃圾分类地方法规——《广州市城市生活垃圾暂行管理规定》，强制居民对生活垃圾进行分类。
履新不久的广州市长陈建华，主抓垃圾分类工作后，被人私下里叫做“垃圾市长”。听到这个封号，陈很大度地表态，如果能把垃圾分类搞好，我愿意当这个“垃圾市长”。陈建华曾就“垃圾围城”一事问计于民，并让广州地区的新闻媒体就此问题组织全社会讨论。“壮士断腕、破釜沉舟、背水一战、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置之死地而后生。”面对公众的怀疑，他试图用一连串的成语表达自己向垃圾宣战的决心。
在他的动员下，广州市领导从9月起分组挂点联系各区、县级市的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工作，每月至少督查一次，督查情况直接向市委报告。市直机关各部门、市属企业也被分别安排至全市166个街镇督导帮扶，每月需撰写督导报告，报市固体废弃物工作办公室。陈建华还为垃圾处理编了句“顺口溜”：能卖拿去卖；有害单独放；干湿要分开。
绕过与焚烧炉相关的种种邻避冲突，改道从垃圾减量着手，提倡分类。这是官方和民间互动后，一个双方都乐见其成的结果。
只有公民能清理垃圾
当然，移风易俗的现代生活理念，最需要的便是“全民动员”，仅仅依靠行政命令，必然受到体制内的钳制。来自基层的工作人员抱怨：广州生活垃圾分类主导者是城管部门，但具体掏钱就落到街道、小区物管公司甚至个人身上。没有资金支持、没有群众参与、没有监督。上面鼓动再厉害，执行到基层就没了下文。
反焚事件中脱颖而出的巴索风云，一度成为官民互动代表，走进了广州人的生活，也走进了政府视野。为了督促城管部门尽快落实承诺，他给对方送了六袋垃圾，跟踪记录这六袋垃圾的去向，并向公众公布结果。而后，他又送去了一个挂钟，在对方接受的时候挂钟刚好走到十点一刻，预示着广州市成为全国垃圾分类试点城市已经过去了十年零一个月，时间在流逝，已经不能浪费。
这些行为艺术固然达到了吸引眼球的效果，但是“被敲醒”的巴索风云已经不再满足于官方自上而下的努力。他决定自己先行动起来。2012年2月，巴索成功申请注册了宜居广州生态环境保护中心。办公室就租在海珠客运站附近一个写字楼里，包括巴索风云在内的三名全职员工，立志要在全市范围内推广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的理念。今年1月，“宜居广州”率先发布了一份《广州市垃圾分类A类先行推广实施街道调查报告》，引发热议。事后，广州市城管委官方微博还转发了相关报道，表示支持。
这可能是广州市第一个直接与垃圾相关的环保组织。而这个组织的背后，是2009年番禺反焚运动的热心业主们，经过3年多的探索，终于为自己关注的议题和公益行动找到的一条出路。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博士陈晓运观察研究垃圾分类问题多年，他感慨道：“时势造英雄，业主从最初被迫走上台前，到如今却被时势推着往前走。”
无独有偶，来自台湾的慈善团体慈济，也正在内地探索一条全新的回收产业链。身着统一制服的志工们唱着“十指分类口诀”走进社区，向居民耐心讲解厨余垃圾变酵素、塑料瓶变成环保围巾的全过程。这些鲜活有趣的台湾经验和丰富多样的倡导方法，连当地街道工作人员也按捺不住跑来取经。
连万科这样的地产巨鳄也成为国内率先推广垃圾分类的企业公民。其旗下的金色家园是广州第一个由物业主导垃圾分类的小区。为了能让厨余垃圾车经过小区大门，物业经理张宝昌主动去找城管委协调。在物业公司的努力下，两年时间里，该小区的垃圾分类准确率已飙升至61%。
此情此景，不由让人想起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的一句话：只有最大限度地满足公众的知情权与参与权，中国的环境问题才能获得真正的解决动力。
“我们正是希望通过诉讼，推动中国环保部门在信息公开方面往前走一步。”尽管赢得了官司，陈立雯并不准备就此止步，“环保局逾期答复当然是违法的，但法院没有要求环保局应该做出什么样的回复，这方面来说我是不满意的。”她表示需要回去和同事商量，再决定是否上诉。